生态现代化理论与绿色变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般地说，环境政治理论是关于人类如何组织它与维持其生存的自然环境的适当关系的理论。① 现代意义上的环境政治理论于20世纪60年代首先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且往往基于理论家各不相同的观察与认识视角而形成迥然不同的理论流派。在笔者看来，现代环境政治理论自诞生以来在研究主题和理论取向上已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② 一是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生存主义理论”阶段。以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寂静的春天》和“罗马俱乐部”经典之作《增长的极限》的观点为代表，整个70年代对于激进环境主义的支持者和批评者来说可谓是“世界末日的十年”。在他们看来，除非发生根本性变革，现代类型的发展与增长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生态崩溃。二是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可持续发展理论”阶段。以1987年发表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和1992年举行的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大会为标志，一种旨在通过建立世界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国家和人类不同代际之间的需求平衡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理念占据了主流。三是90年代中后期以来渐趋盛行的“生态现代化理论”阶段。以2002年召开的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为标志，生态环境问题的认知与解决思路日益与绿色经济(工商企业)与科技结合在一起。本文的目的是较为系统地阐述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形成发展过程和主要观点，以及它对于当代社会绿色变革所带来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一、从“生存危机”到“生态现代化”：理论范式的转变
环境议题的出现甚至被列入政治议程有着更悠久的历史，比如1865年在英国成立的“公地、公共空间和步行路协会”和1892年在美国成立的希拉俱乐部，以及20世纪初开始的关于保护跨界水源和渔业资源的多边谈判等等。但是，这些环境关切的政治表达及其相关性团体的活动大都是旨在自然资源或景观的保持，而且终究是个例性的。环境问题只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才第一次被理解为一种总体性的环境危机，促成了环境著述的大量涌现和大规模的社会政治运动。从1962年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开始，对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后果的悲观解读构成了直到70年代末的环境主义支持者和批评者的主题。其他著作比如《地球的毁灭》(1970)、《末日书》(1970)、《末日综合症》(1972)、《明天的死亡》(1972)、《即将到来的黑暗时代》(1973)和《人类的最后时刻》(1974)等等，也都充满着对工业文明未来的深切忧虑。
这些著作所着力阐发的都是现代工业社会所面临的严重生存危机，比如资源耗竭、物种灭绝与人类健康威胁和对发达工业化国家中现代经济生活实践的严厉而全面的批评，尤其是对土地与资源的掠夺性利用、污染和各种类型的废弃物的处理。他们的基本论点很简明：现代经济生活假定增长和扩张可以没有限制地继续，但实际上地球是由受到威胁的有限资源和因我们过度使用而处在危险之中的承载能力系统组成的。因而，在他们看来，如果不发生根本性改变，现代类型的发展与增长将导致生态崩溃的毁灭性后果。爱德华·戈德史密斯(Edward Goldsmith)主编的《生存的蓝图》(1972)可以说集中代表了这些思想家的基本观念：“如果目前的趋势得以持续，这一星球上社会的解体和生命支持系统的不可逆转的破坏很可能在世纪末、至少肯定会在我们孩子们的有生之年发生，这将是不可避免的。”③
这样一种“生存危机论”被“罗马俱乐部”发表的经典之作《增长的极限》(1972)(以及它在1992年的更新版本《超越极限》)等所强化与张扬。这份文件并不是那时代表性的环境主义活动家的作品，而是一个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为基地的国际研究小组使用复杂的计算机模型技术完成的学术报告。但是，它的科学主义研究方法特色即试图通过借鉴或重新引入几何级数增长的概念、论证环境难题在人口增长和自然资源耗竭方面的迅速扩展特征和明确的研究结论即极限即将到来——或者现存的工业化和增长模式导致生态系统的崩溃，或者我们需要形成对自己行动的自我强加的限制以避免这样一种灾难，使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与政治影响。
作为国际社会首次共同政治回应的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就是在这样一种以“生存危机论”为基础的环境主义的氛围下召开的。环境恶化被广泛认为是一种严重的人类社会生存或现代文明危机，而现代化的经济生产生活方式与社会组织形式应该为其承担责任，并且必须做出深刻的变革以便实现一种“没有破坏的发展”。应该说，这样一种环境政治共识并不具有真正的普遍性，比如，随后被证明是环境政治与政策中重要角色之一的工商界并没有能够出席大会。尽管如此，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及其《原则声明》构成了国际社会关于环境事务的最早的“软法律”基础，并成为世界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未来20年左右环境保护实践的行动指南。不久，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独立的政府环境管理部门，环境立法包括国际环境规约也开始迅速扩展，城市环境污染、工业废弃物排放、跨国污染物转移等成为环境立法与政策最先关注的目标。
这种灾难性生态崩溃的观点进入80年代以后逐渐失去了其环境政治主流的地位④，但它的真正理论遗产是关于环境保护与现代经济生产生活存在内在矛盾或不相融性的生态主义思维范式、“意识形态”或“话语”⑤，而这构成了几乎所有激进环境政治理论与运动的根基。当然，由此提出的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便是，这种“生存危机论”何以能够在20世纪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成为环境政治思维的主导性范式并产生那样大的社会与政治影响？具体回答这一问题并不是本文讨论的目的，但可以明确的是，正是对这一理论范式的回应与挑战促成了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兴起。
对“生存危机论”环境主义的理论批评最早出现在科尔(H.Kole)等1973年出版的《末日模型：对增长极限的批评》等论著中。但是，立场最为严厉的应当是以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和伯约恩·洛姆伯格(Bj
rn Lomborg)等为代表的所谓“普罗米修斯主义者”(Prometheans)和“丰饶论者”(Cornucopians)。⑥ 他们认为，生存危机论者既低估了人类社会协调自身活动包括经济生产与生活的能力，也忽视了科技发展及其应用对人类未来经济活动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因而，在他们看来，生存危机论者的理论模型是不准确的、过于简化的和主观性的，而各种世界末日式的生态崩溃预言都是荒谬的或不现实的。环境问题就像它们的历史性产生一样也会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日趋合理化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而得以彻底解决。
“普罗米修斯主义者”和“丰饶论者”对“生存危机论”的理论批评已经蕴涵着人们对环境保护与经济繁荣目标之间关系的另外一种思维视角。但是，从“生存危机”向“生态现代化”理论范式转变的主要推动力来自工商业及其政治代表的理论努力。严格地说，这种理论努力也开始于20世纪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只不过最初是作为生存危机论的一种弱势对立面，因而它的声音在很大程度上被淹没了。但是，它的社会与政治影响在80年代初后呈现为日益上升的态势，而国际合作组织或区域一体化组织比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欧洲联盟(EU)和联合国等在其中发挥了主导性作用。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起源于1947年为落实美国支持的“欧洲复兴计划”而成立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它直到1960年进行组织重建之前并没有实质性介入环境议题，而且早期的相关性努力也只限于科学与技术研究方面。为了回应部长理事会提出的深入研究“现代社会面临的难题”的要求，它自1969年起开始吸纳环境议题，并在1970年和1971年先后设立了下属的“环境司”和“环境委员会”(后者在1992年改为环境政策委员会)。经过70年代的组织建设和80年代的议题拓展阶段，到90年代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具有重要环境政治与政策影响的“论坛性”国际组织。⑦
作为一个主要致力于促进成员国经济合作的国际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介入环境议题的主要动力之一就是如何重新界定和解决已经被“生存危机论”大众化了的环境保护压力与经济繁荣目标之间的矛盾。为此，它积极参与了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的筹备过程并促成了各参与国政府达成如下原则共识：“如果采取适当的政策和拥有充足的财政与技术资源，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并不是不相融的。”⑧ 在70年代初，它通过其新组建的“环境委员会”和“经济专家分委员会”组织主办了大量学术论坛和小型研究项目来探讨环境政策与经济目标成功结合的经济、技术可能性及相应的政策建议。比如，它1972年出版的《环境经济学中的难题》对当年举行的人类环境会议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同年由理事会通过的《环境政策中涉及国际经济方面的指导性原则》则明确阐述了“污染者支付”、“环境标准一致化”、“环境政策与关贸总协定规则相协调”、“促进产品标准一致化”等环境政策基本原则。进入70年代末后，西方国家经济形势的恶化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致力于如何保持已经确立的环境管治政策与法规的同时，更加关注环境保护目标与经济效益结合的经济机制与技术性条件，包括如何通过健全的环境政策及其实施来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
从80年代初开始，随着成员国环境保护的重点从“清洁与修复”转向了“预测与预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环境议题的关注更多地转向了国际层面，特别是对全球性气候变化、臭氧层破坏、生物多样性保护、酸雨等全球性环境议题的国际多边谈判的政策性研究。在环境与经济关系方面，它一方面继续致力于研究“污染者支付”及其他环境政策指导性原则的制度化设计与实施；另一方面开始探索自然资源比如水资源收费的选择性工具手段和全球性环境问题的经济回应手段等问题。值得提及的是，它在1985年发表的《面向未来的环境资源宣言》中明确宣称：“不断的环境改善和持续的经济增长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根本性的、相互联系的和相互促进的政策目标。”而它1984年组织的一个专家会议则得出结论说：环境政策措施实施带来的收益大于其代价。
自80年代中期起，一系列国际事件再次促成了环境议题政治重要性的突显，而最具影响力的事件当然是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和1992年召开的人类环境与发展大会。此时，可持续发展理论已经取代生存危机论成为国际环境政治的主导性理念。其基本思路是通过确定走向“可持续发展”这一国际社会认可的共同目标，来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人类不同代际之间、经济目标与环境、社会和政治目标之间的矛盾或利益冲突。为了回应1985年部长理事会提出的“强化可持续发展议题研究”的要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环境委员会次年通过的工作报告集中于三个议题：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预防与控制、环境信息和成员国观点，而它1989年通过的中期纲领则明确地将“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作为其五个主题之一。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政策文件既体现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报告及其“可持续发展”理论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政府、因而对该组织本身的重要影响，也表明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试图在“可持续发展”概念中注入特定的“经济学”内涵的不懈努力。比如，1989年，经济专家建议、环境司选定并得到环境委员会支持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未来十年的九个主要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促进世界范围的经济增长、一体化经济与环境政策、商品与资源收费以体现环境代价、促进技术变化以支持绿色增长、将独特资源置于全面管理之下、控制过度人口增长、强化有利于全面环境管理的因素、扩大国际合作、促进趋向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步。⑨
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除了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持续影响，经济全球化和成员国经济竞争力日益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环境议题思考的主导性框架。一方面，它积极支持消除阻碍经济要素全球性自由流动的各种民族国家政府规制和补贴性政策，以便尽快创建一个全球性的统一大市场；另一方面，它又不希望废除或大幅度削减过去几十年来已在成员国范围内制度化的各种环境规制措施，反而希望非成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也能够最终接受这些措施。为此，它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环境政策与全球化贸易和投资、经济竞争力关系方面的经济与技术性政策研究。比如，它在1998年通过的未来两年行动纲领确定的具有战略定向意义的活动是：以经济为基础的环境观点与战略的发展、应对“资源效率”的概念框架的发展、与非成员国一起实现一个内在一致的、面向未来的环境纲领。其他九项活动包括：经济和环境政策的一体化、全球化与环境(贸易、竞争和投资)、可持续消费类型、气候变化和环境可持续交通、化学物质和生物技术数据的相互帮助、废弃物管理、成员国环境绩效评估、环境数据和信息制度、环境指标。⑩ 这些举措尽管依然有着相当程度的可持续发展理论色彩，但对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工商业界在环境政策考虑与实施中的重要性的认可已十分接近于南非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关于“建立环境利益关切者与工商业之间的伙伴关系”的主题。
总体而言，环境议题对于欧盟来说经历了一个大致相似的应对、吸收和预占的演变过程。换句话说，欧盟以类似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甚至更强有力的立场(特别是1987年《单一欧洲协定》以后)参与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重新理论界定。(11) 欧盟关于环境与经济目标相互制约与促进的理论观点主要体现在它自1973年开始制定实施的各个环境行动纲领中。比如，它1983年通过的第三个行动纲领认为，环境政策基于“环境资源是经济与社会进一步发展和生活条件改善的基础、同时也构成对其制约的观念”。到第四个行动纲领时，这样一种观点就为更清楚了。它提出，欧盟的政策建议“基于对一种普遍事实的承认，作为经济决策中的一个关键因素，环境保护政策和严格的环境保护标准不再是一种选择性的外部强加物，而是共同体公民期待的生活质量的内在部分”。(1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欧盟对环境议题关注的上述简要回顾表明，它们的确在环境政治思维范式或“意识形态”从“生存危机”经由“可持续发展”向“生态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通过政界商谈、学术论坛、概念阐发、政策建议和数据搜集整理等手段，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欧盟等其他国际或区域合作组织一起，提供了一种对环境政治与政策的经济向度的较为系统的阐释。经过它们的这种持续努力，可持续发展已经系统化为一种较为完整的绿色经济发展理论，更为重要的是，环境议题本身已经全然没有了70年代初“生存危机论”学派所渲染的那种悲观气息。另一方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欧盟的环境经济政策主张通过成员国政府的具体实践产生了许多令人信服的实际效果，西方国家的生态环境状况随着环境政策与法律体系的迅速建立而在70年代实现了相当程度的改善，而这方面的实际进展也为构建政府、环境政治运动与团体和工商界之间的一种良性互动关系奠定了现实基础。
二、生态现代化理论：生态挑战的另一种阐释
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不相融性假定的理论反思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德国的马丁·杰内克(Martin J
nicke)和约瑟夫·胡伯(Joseph Huber)、荷兰的格特·斯帕加伦(Gert Spaargaren)、马藤·哈杰尔(Maarten Hajer)和阿瑟·摩尔(Arthur Mol)、英国的阿尔伯特·威尔(Albert Weale)和约瑟夫·墨菲(Joseph Murphy)等社会科学家，先后提出将一种生态现代化理论作为解决环境难题的替代性思路，将理论关注的重点从环境问题的政策法律监管和事后处理转向了如何实现环境问题的预防和通过市场手段克服环境问题。(13) 这一思路一经提出，就迅速被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欧盟等国际机构接受为核心理念，并得到了不太激进的环境非政府组织比如自然保护国际联盟(IUCN)和世界自然基金(WWF)等的支持。比如，1987年《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所着重强调的一个理论要点就是，环境关注对于经济繁荣目标来讲并不是边缘性的而是核心性的，从而将经济增长、社会福利和生态可持续性在一个统一的三维框架下联系在了一起。
除了前文阐述的来自环境政策实践方面的推动，生态现代化理论还受到了来自其他三个方面理论成果的启发与影响。
一是对“生存危机论”环境政治思维的方法论反思。斯德哥尔摩会议所达成的环境政治共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基于“生存危机论”思维范式的理解。即，自然环境的日益恶化表明了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在应对外部环境或公众环境福利上的失败或“无能”，因而需要一种独立的政府环境监管政策(包括法律)。在这一认知框架下，经济目标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在相当程度上被解释为一种对立性或“零和关系”：环境保护难题是自由市场制度失败的一种具体表现，而环境政策的基本任务就是由政府从外部来纠正这种市场失败。结果，这种解释不仅产生了一个环境政策制定与实施的成本问题，而且突显了环境保护目标与工商业活动之间的必然对立性质。
这种认知倾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追溯到庇古在其《福利经济学》(1920)中所确定的理论传统(14)，即认为污染是社会与私人代价相偏离的结果，尽管这一观点在具体理论体现上有所不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欧盟一方面都接受了庇古的基本观点，即认为环境污染产生于经济活动中对资源优化配置原则的偏离，或者说“内部经济性”导致的“外部非经济性”或“破坏功能”。也就是说，它们对环境问题的理解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市场失败的观念，因而同意采取必要的外部性环境政策矫正。但另一方面，它们都没有接受庇古理论传统蕴涵着的另外一个观点，即由污染受害者而不是污染者来支付治理成本。这种观点认为，既然污染代表的是社会与个人代价的偏离，那么，减少污染就具有经济价值。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欧盟自70年代初起都明确坚持了“污染者支付”的原则，前者主要依据的是平等和效率理念，而后者更多地是基于对社会财富和福利公正分配的关心而不是资源的优化组合。比如，欧共体第一个环境行动纲领中规定的宗旨就是，“改进欧共体人民的生活环境与质量、居住环境与条件”。(15) 这其中的明确意蕴是，传统的经济管理没有给予经济增长的负面效果尤其是污染以充分重视，因而需要政府通过环境政策目标来补充和纠正经济管理。
因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欧盟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需要采取环境公共政策措施来纠正市场失败的理论假定。但是，独特的观察视角和现实实践需要使它们并没有被大多数环境运动分子和工商业人士接受，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目标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矛盾或对立，相反，它们通过自身的环境政策实践和理论解释提供了一种瓦解生态与经济之间“两极性对立”的现实基础。结果，“生存危机论”环境政治思维的方法论缺陷到80年代初时已清楚地暴露出来。也就是说，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至少从方法论意义上讲存在着多种可能的关系形式，其中包括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
二是可持续发展理论所展现或蕴涵的对一种合生态的社会经济模式的解释。布伦特兰委员会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从其环境政治战略与政策意蕴来说，明显地包含着两个向度的含义。(16) 一方面，地球自然环境构成了人类全部经济社会活动的物质基础和生态前提，因而，生态可持续性是可持续性发展所应当追求的优先目标。相应地，人类面临的当务之急是依据生态可持续性原则或尺度重建现存的经济社会活动方式与组织结构。这正是环境激进主义者对可持续发展理论及其1992年里约热内卢大会的解读。
但是，可持续发展理论本身显然还存在着另外一个向度。既然经济要素是一个更广阔视野下的三维目标“经济、社会和生态相统一”的内在组成部分，那么，经济增长就不是一个被动必需的而是一个应主动追求的目标，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增长的方式或手段而不是经济增长本身。也就是说，真正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完全可以是与可持续的社会福利与生态环境相一致的。按照这种理解，逐渐推广的和日趋严格的环境标准或生态可持续原则不仅是必要的，否则，这将会带来环境代价的“异地转移”(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或者相反)或“代际转移”(从当代人转向子孙后代)，而且是积极的，因为它们将会直接促进经济活动的可持续性程度或水平。因而，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完全可以在可持续发展的理论视角下得到一种新的解释。
三是新形成的经济全球化或区域一体化共识所展现或蕴涵的对一种生态与经济正向结合方式的阐释。自90年代初开始，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逐渐以一种冷酷无情的“绝对命令”方式成为国际社会特别是政治精英的共识。与70年代初截然不同的是，工商界经济精英引领了这次政治风潮的转向。依据这样一种共识，各民族国家或某一更大范围的地理区域将别无选择地主动介入或被动卷入一种超出传统民族国家管治范围的统一性经济过程，而这将带来国际社会在经济结构和产业劳动分工上的一次具有前所未有影响的深刻重组。结果，如何消除各种区域性或民族国家的行政规制和干预手段以保证资本要素的全球性自由流动与结合成为了国际政治的主题，而70年代初以来西方国家逐步建立起来的环境政策与法律体系也就成为了被冲击的对象。
但是，正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核心性论点即“经济竞争力”使得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在另一种视野下结合起来成为可能。这种观点认为，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产品可接受标准将由那些具有最严厉环境标准的国家来制定，因而，一种后工业经济的未来将取决于它能生产出符合环境标准的高价值、高质量产品。依据这种观点，全球化时代未来经济的发展将依赖于更高标准的污染控制和环境安全产品的生产。也就是说，严格的环境标准和政策管治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并不只是消极的因素，而是可以成为促进性的方面。比如，国内较高的污染控制标准将会促进与清洁技术相关的新兴工业的发展，而这些工业可以从一个不断扩大的国际环境产品需求中获益。因而，这其中先进环保技术的经济潜力变得尤其重要。
欧盟委员会特别是其所属的环境司一再强调的就是环境政策对欧盟经济竞争力的提升而不是限制作用。欧盟委员会现任环境委员斯塔夫洛斯·迪玛斯(Stavros Dimas)在2005年10月欧洲议会举办的一次会议上所着重阐释的就是“绿色竞争力”概念。他列举了以下三个方面的理由：严格环境标准有助于更新和清洁生产、环境技术是新的高速增长的产业部门、环境政策的实施可以创造工作，并重申好的“环境规制”有助于经济增长与就业机会的创造。(17)
生态现代化这一概念的含义可以从社会学和政治学两个不同方向上来理解。但就其与环境政策的关系而言，正如阿尔伯特·威尔指出的，它指的是一种日益被欧洲政策精英所接受的环境意识形态或价值信念，用以辩护特定类型的环境政策。(18) 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核心之点是，环境保护不应被视为对经济活动的一种负担，而应视为未来可持续增长的前提。它的基本目标是试图转变人们对环境政策难题的看法，从而使清洁环境和经济活力的关系不再像70年代那样被视为是矛盾或冲突的。具体来说，它包括以下三个理论要点：
一是环境保护与经济目标的协调性。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是相互支持和促进的，而不是相互抑制和冲突的。正是由于技术更新过程中包含着日益增加的环境目标考量，经济增长在数量上已经与过去有了很大不同。因而，经济增长与环境目标的政策一体化完全可以导致一个环境、经济和商业“三赢”的理想结果。欧盟自第五个环境行动纲领(1992)开始，环境向度被明确要求融合进所有政策领域，并且将这一原则纳入了1997年签署的《阿姆斯特丹条约》。“环境保护要求必须一体化进所有共同体政策和活动的界定与落实……尤其是坚持一种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观点。”(第6条)而它的第六个行动纲领则明确阐明：“环境高标准也是创新的一个发动机：创造新的市场和就业机会……如果我们能够支持和鼓励一个更加绿色市场的发展，那么，工商业和民众将会回应以技术和管理创新，而这会刺激增长、竞争力、利润和工作创造。”(19)
二是技术中心主义或“技术预防”。坚持革新和技术可以同时带来增长和环境改善，这是一种舒佩特经济学关于“通过技术革新和市场规模提高竞争力”的观点。相应地，严厉的环境标准和政策不再被视为工业界的一种支出负担，而是视为实现其技术更新与竞争力的动力。对于这一论点的实例论证是哈佛大学学者米切尔·波特(Michael Porter)提出的所谓“波特假设”。他在90年代初的研究表明：不但经济增长和环境主义是相融的，经济竞争力也依赖于二者之间的成功连接。在他看来，环境主义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促进经济竞争力，环境标准的不断提高将使那些优先采用这些标准的企业具有更强的国际竞争力，同时使这些企业具有更高水平的资源使用效率。(20)
三是市场的优先性。强调市场作用是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关键性特征。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强调的并不是纯粹的市场力量——消除国家或其他政府部门的作用，而是通过干预纠正市场的失败和创造一个使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可以良性互动的框架。这显然体现了对早期环境政策中采取的限制与规范商业活动的严厉行政监控规范与标准的拒绝。依据这种观点，环境政策决策者日益把他们的作用视为市场的促进者和保护者，并且更多地使用经济或以市场为基础的工具比如税收、生态商标和排放交易计划来实现其目标。欧盟自第五个环境行动纲领开始，大量引入了与“生态现代化”理念相一致的、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性工具比如环境税费来抑制污染与废弃物。它对此论证说：“环境税在适当条件下是可以十分有效的——同时在支出和环境意义上……它们同时可以提供企业在更加环境友好或较少资源耗费技术方面研究与投资的动机。”(21) 当然，这种对市场作用的器重使得生态现代化理论与支撑着众多经济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措施的主导性新自由主义经济哲学相兼容，并因而走向了激进生态主义者所要求的根本性变革的反面。
总之，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核心之点是对人类当代社会面临的生态挑战做了另外一种解释，认为市场经济压力刺激和有能力国家推动下的更新可以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减少环境破坏，而不必对现行的经济社会活动方式和组织结构做大规模或深层次的重建。它宣称的这种“双赢”或“共赢”特征使其受到了很多人特别是工商界及其政治代表比如欧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的欢迎，同时也为比较温和的国际环境保护组织比如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或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比如自然保护国际联盟和世界自然基金等所接受。一方面，生态现代化理论使得环境保护对于工商业来说不再像以前那么具有威胁，而且鼓励它们将更严格的环境保护视为一个促进竞争力和利润的因素，从而使工商界有可能成为环境保护事业中的一个促动性角色。另一方面，生态现代化理论将环境争论从一种对抗转向了一种共识和合作，它在使得更激进的对现状的批评边缘化的同时，吸纳了那些温和性的批评——寻求对环境难题的技术性和实用性解决和把环境议题带入主流政治。
三、生态现代化理论与绿色变革
从环境政治学的立场来看，生态现代化理论通过重新界定技术、市场、政府管治、国际竞争、可持续性等基础性要素的作用，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做了一种良性互动意义上的阐释。由此，它不仅在环境政治思维范式或“意识形态”层面上为各种形式的环境改良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且可以为欧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的成员国从而为国际社会提供环境政策创新与改革的政策指导。更为重要的是，它明确阐述了人类社会实现环境保护目标过程中工商企业界的积极性角色，从而论证了当代社会绿色变革进程中除社会动力、政治动力和文化动力之外的经济动力的重要性。就此而言，这一理论视野下可以形成最为广泛的绿色变革政治力量同盟，从而可以较好地解决甚或避免激进生态主义者长期为之困惑的“代理人难题”。因而，生态现代化理论无疑是一种主张与推动绿色变革的理论，尽管也许只能称得上是一种“浅绿色”的渐进主义理论。(22)
但是，生态现代化理论至少存在着以下两个层面上的新难题。一方面，从理论层面上说，它还没有、也未必能够被普遍接受为一种主导性的环境政治思维范式。在激进的生态主义者看来，实质性减少现有物质消费数量和培养一种自足意识才是人类唯一可靠的长期性可持续选择，而生态现代化理论则会从根本上消除人们合法的环境关心从而取消任何必要的制度性变革和对导致环境破坏的经济生产生活方式进行根本性评估。有的左翼环境主义学者比如斯蒂芬·扬(Stephen Young)甚至提出，生态现代化理论可以理解为“一个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适应环境挑战并强化自身的战略”。(23) 这一理论的要害之处是，它通过重新肯定技术与市场在实现环境保护目标中的积极作用，从根本上否定了所有在环境视角下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提出的批评及其变革要求。因而，他们认为，“生态现代化理论”不是增加了绿色变革的现实可能性，而是取消了绿色变革的内在必要性。
另一方面，在实践层面上，生态现代化理论也面临着来自内外两个向度上的挑战。就内部向度而言，虽然生态现代化的理念自80年代初以来就在欧洲政策精英中广泛传播，并体现在欧盟及其他国际组织的大量政策文件、讨论和决定中。但正如阿尔伯特·威尔分析指出的，受各国政治制度、环境决策层构成及其规则、工商业传统、公众价值取向等具体因素的影响，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不同要素即使在不同欧盟国家中也有着程度不一的发展。(24) 比如，预警(precaution)原则在德国、荷兰等“新组合主义”政治背景下比在英国发展得更充分。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那些处于环境政策与技术革新前沿的“先行受益者”(工商业企业、国家)和被动卷入这些环境政策规制的“随从加入者”，对生态现代化理念及其政策实践会有着十分不同的理解。而相比之下，更为严重的挑战来自外部向度方面。这些先行实践生态现代化理念的国家或区域集团既担心来自同属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同伴不及时采取同样的环境规制措施，也担心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迅速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大国借口历史责任来进行“环境不正当竞争”(所谓“污染天堂”)。90年代末以来全球气候变化公约谈判实施的艰难过程已经证明，上述两种担心并非多余，而且由此带来的矛盾也不易解决。
因而，生态现代化理论所表明的是，环境保护未必注定会成为90年代初以来日益强化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区域一体化趋势的牺牲品，就像生态激进主义者所批评或担心的那样。相反，我们有理由期待世界范围内环境政策和法规监管的日趋严厉并带来某种程度上的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广大发展中国家(但不包括那些不发展或低发展国家)很可能会成为这一进程的真正受益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一定会达成与“生态现代化”理念的三重合唱(25)，更不用说导致激进生态主义者所想像的那种经济与社会重建式的绿色变革。笔者的基本看法是，像可持续发展理论一样，生态现代化理论由于国际社会的等级化分裂和被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强化的相互间竞争，仍难以提供一种可操作意义上的共同行动指南。而且，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相比，生态现代化理论似乎更加缺乏了全球性绿色变革所必需的环境政治想像与实践空间。如果这一观察能够成立，那么，我们对生态现代化理论及其实践的未来前景必须持一个合理而谨慎的预期。(26)
注释：
①John Dryzek and David Schlosberg( eds.) ,Debating the Earth:The Environmental Politics Reader(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p.2.
②郇庆治：《环境政治学：从西方到东方》，载《文史哲》2005年第6期。
③Edward Goldsmith,et al.,A Blueprint for Survival (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2) .
④但是，这种观点并没有绝迹。比如，威廉姆·卡顿(William Catton)的《过分行动》(1980)和《全球2000年总统报告》(1981)仍然弥漫着生态崩溃的气息，而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以及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年度性《世界状况报告》则不断提供一些关于生态灾难的连续性指标。此外，生存主义者罗伯特·希伯朗(Robert Heilbroner)的《人类未来探讨：对90年代的再思考》(1991)和加勒特·哈丁的《有节制地生活：生态学、经济学和人口》(1993)仍然集中在这一主题，而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的论文《经济增长、承载能力和环境》(1995)则再次表达了新兴起的生态经济学对经济增长和地球承载能力关系的关切。
⑤Albert Weale,"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European Environmental Policy" ,in Duncan Liefferink,Philip Lowe and Arthur Mol( eds.)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 London:Belhaven Press,1993) ,pp.196-216; John Dryzek,The Politics of the Earth:Environmental Discourse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pp.169-72.
⑥John Dryzek,The Politics of the Earth:Environmental Discourses,pp.51-70.
⑦Bill Long,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the OECD 1950-2000: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 Paris:OECD,2000) ,pp.27-115.
⑧Ibid,p.12.
⑨Ibid,p.73.
⑩Ibid,pp.104-5.
(11)Debra Johnson,"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Globalization and Europeanization" ,in John Barry,Brian Baxter and Richard Dunphy( eds.) ,Europe,Globa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ondon:Routledge,2004) ,pp.161-4.
(12)EC,The Official Journal( Brussels:1983) ,p.5; The Official Journal( Brussels:1986) ,p.3.
(13)Debra Johnson,"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Globalization and Europeanization" ,in John Barry,Brian Baxter and Richard Dunphy( eds.) ,pp.155-9; Albert Weale,"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European Environmental Policy" ,in Duncan Liefferink,Philip Lowe and Arthur Mol( eds.),pp.204-9.
(14)A.Pigou,The Economics of Welfare ( London:Macmillan,1920) .
(15)EC,The Official Journal( Brussels:1973) ,p.5.
(16)郇庆治：《可持续发展：生态主义向度》，载《文史哲》1998年第3期。
(17)Stavros Dim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Competitiveness" ,Brussels:14 October 2005.
(18)Albert Weale,"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European Environmental Policy" ,in Duncan Liefferink,Philip Lowe and Arthur Mol( eds.) ,p.206.
(19)EC,Environment 2010:Our Future,Our Choice-The sixth Environmental Action Programme( Brussels:2001 ) ,pp.9-11.
(20)M.Porter and C.Van der Linde," Green and Competitive:Ending the Stalemat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73( 1995) ,pp.120-34.
(21)EC,Environment 2010:Our Future,Our Choice-The sixth Environmental Action Programme,p.15.
(22)Susan Baker,et al.,The Politic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Theory,Policy and Practice within the EU( London:Routledge,1997) ,p.102.
(23)Stephen Young( ed.) ,The Emergence of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Integrating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Economy ( London:Routledge,2000) .
(24)Albert Weale,"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European Environmental Policy" ,in Duncan Liefferink,Philip Lowe and Arthur Mol( eds.) ,pp.209-12.
(25)Debra Johnson,"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Globalization and Europeanization" ,pp.164-5.
(26)Jon Burchell and Simon Lightfoot," The EU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the Long Road from Rio to Johannesburg" ,in John Barry,Brian Baxter and Richard Dunphy ( eds.) ,Europe,Globa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pp.182-4.
标签：可持续发展论文; 生态环境论文; 环境经济论文; 组织环境论文; 环境保护论文; 变革管理论文; 环境保护措施论文; 经济学论文; 会议议题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经济论文; 欧盟论文; 工商论文; 环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