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环境变化与中国国家安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家安全论文,中国论文,化与论文,环境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1—8166（2006）04—0346—06
人们已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以全球变暖为突出标志的全球环境变化正在发生，未来继续变暖的气候趋势及与此相关而增加的极端事件，对生态系统和人类的影响程度将进一步增大，其后果从总体上看对人类社会将是不利的[1]。考虑到气候变化所引发的连锁式破坏，全球气候变化将造成的损失，可能远远超出人们早先的估计[2]。人类社会如何应对全球环境变化的挑战，满足人类对可持续发展的追求，是全球环境变化研究必须回答的问题[3]。这个问题不仅是科学问题，而且是政治和社会问题，其根本是人类安全问题。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HDGEC）研究对人类安全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4]。2005年10月9～13日在德国波恩大学召开的第六届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研究团体开放科学大会的主题即为“全球环境变化、全球化与国际安全：21世纪面临的新挑战”；同时，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IHDP）强调开展针对现实社会所面临问题的研究，并把其中一个全会主题定为“全球化与国际安全：立足于现实世界的人文因素研究”。
中国作为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在经济高速发展、和平崛起的进程中，不但要与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共同应对威胁全人类生存发展的全球性环境资源问题，更必须高度重视国家内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2005年IHDP中国国家委员会（CNCIHDP）年会的主题为“全球环境变化与区域安全”，旨在强调一个观点：安全应纳入全球变化研究之中，期望中国的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特别是HDGEC 研究能够密切关注全球环境变化对我国国家安全和区域安全可能造成的影响，为我国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做出应有的贡献。
1 全球环境变化与安全
1.1 传统安全概念的扩展
安全（security）源自拉丁语（securus,securitas,secura），是由古罗马时期的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43年）和卢克莱修（Lucretius，公元前99？—55年）提出的，最初指人类哲学和心理的精神状态，或者是人们从悲痛中解脱出来的主观感受[5]。在现今社会中，“安全”一词的使用十分广泛，如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国家安全、食品安全、生物安全、环境安全、生态安全、局部安全、整体安全、生产安全、公共安全等。安全的定义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总的讲，安全是“系统”维持稳定、保持功能正常的状态范围或“阈值”，它涉及的要素包括安全的对象、安全的影响因素、安全的范围或程度。当安全受到某种威胁而改变了系统原有的本质，则安全状态可能被打破，发生危害、损失、直至崩溃等不安全的情况。
安全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始于奥古斯都（Augustus，公元前63—14年）时期，其具体内涵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展变化。二战期间，美国提出了“国家安全”学说，用来解释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冷战期间，以对来自敌对方军事和政治威胁的关注为出发点，国内的、国家的、同盟的与国际的安全概念对维持两极化的国际秩序、阻碍核战争方面起到了主导作用。进入20世纪90年代，安全概念的内涵从冷战时期以国家为中心的军事和政治（强权至上），扩展到将经济、社会和环境也包括在内（致力于防止冲突，强调国际准则和人权以及合作的重要性）；同时，安全的对象也从“国家安全”扩展到“以人为本”的安全，除传统的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外，还出现了社会安全（Societal Security）、人类安全（Human Security）、环境安全（Environment Security）、 性别安全（Gender Security，表1）等。当前，安全以及导致不安全危险的“威胁”、“挑战”、“脆弱性”和“风险”等基本概念已为致力于全球环境变化、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和灾害研究的许多学科和团体所广泛使用[4，5]。
安全概念的重新构建与以下3方面因素密切相关。 一是冷战的结束与恐怖主义和反恐战争的出现，前者结束了世界的两极化阵营，随之而来的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进程；而后者则警示人们在和平时期新凸现的脆弱性；二是社会科学从实证主义向构建主义的转变，以及（世界）风险社会概念的提出；三是“全球环境变化”在自然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兴起，全球环境变化作为对人类安全的重要威胁日益受到重视，需要人类来应对[4]。
1.2 全球环境变化与国家安全
IHDP（1999）将全球性环境问题归纳为3种类型[6]：第一，真正的环境系统的问题，如臭氧层的损耗、气候变化、全球生物多样性和／或资源的衰竭。第二，人类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累积作用而发展为全球环境问题，如水资源缺乏、水污染、富营养化、酸化、土地退化、森林砍伐和地下水污染。第三，因地区环境问题引发的摩擦冲突随时间的推移而发展为全球环境问题，如因环境问题导致的地区政治不稳定、引起疾病的产生进而在全球蔓延传播、或发生环境难民的问题。这3种问题都与全球环境变化引起的资源和灾害变化相联系，是全球变化威胁人类安全的基本方式。由此所引发的国家安全问题涉及人类社会的诸多方面，在各个地区、各个领域、以多种方式表现出来，如导致生态恶化甚至威胁生存环境安全，由资源、环境短缺威胁经济安全，造成紧缺经济影响社会安全，影响基础设施威胁公共安全，加剧自然灾害威胁生命和财产安全，引发跨国性问题而影响政治安全。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上述问题归纳为两大类。一类直接与由全球环境变化所产生的、对人类构成威胁的全球性环境问题相联系。当全球环境变化的不利影响达到足以改变社会政治文化平衡的程度时，就可能导致重大生命损失、社会矛盾的激化、社会秩序的破坏、区域冲突加剧，直接威胁到国家安全。另一类则是通过国际事务中的冲突表现出来的。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的全球环境问题的“外部性”特征（外部性是经济学上用来指个人的经济行为不可避免地给第三者带来的损失或收益），发生在一个国家内的环境问题，已不单单是其主权领土范围内的问题，而是牵涉到其他地区乃至整个世界。一个国家一旦被认定对全球环境变化负有责任，它有可能受到来自受害者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外交等各种手段的制裁，甚至受到战争的威胁；而几乎所有承担责任的行为都是以损失经济效益为代价的，如果一个国家或政府所需承担的责任超出其承受能力，则可能引发政治危险。这种由造成全球环境变化的责任者与全球环境变化的受害者之间所产生的矛盾与冲突将是未来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方面。
传统国家安全的概念是指保护一个国家对领土、财产等方面的主权不受侵犯，它和受到的威胁密切相关，而这种威胁往往与战争等军事行为相联系。全球环境变化不仅改变生态系统，威胁到环境安全，而且对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乃至人类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常规”国家安全而言，全球环境变化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是一种典型的“非常规”威胁，因此它至少具备以下3方面特征：第一，无处不在，随时都可能发生；第二，往往可以成为“常规”威胁所凭借的理由；第三，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累积性，处在潜伏期时很容易被人们忽视，而当其显示作用时，往往产生重大的危害。
2 全球环境变化与安全研究在中国的着眼点
全球环境变化问题总是与特定利益关系相结合。如碳问题已成为国家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同样其在生态功能问题上也存在着国家利益。全球环境变化研究要考虑国家安全，没有政治经济基础，科学基础就十分薄弱了。因此，我国全球变化研究的出发点需要提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中国安全问题的研究应着眼于国家应急体系的支撑上，解决安全管理体系的缺陷。而安全支撑体系需要以科学为依靠，需要进行充分的研究。全球环境变化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提出了严峻挑战，这种挑战既来自国内，也来自国外。
从国内状况讲，自20世纪后半期起，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处在快速变化的时期，经济快速增长建立在环境超负荷的增长模式之上，巨大的人口数量、日益突出的老龄化问题与不断增长的消费水平使人口压力有增无减，区域间发展水平的差距日益拉大，目前我国正处在各种安全问题的频发期、高发期。目前，我国水、土地、能源、矿产等资源的开发利用潜力已接近极限，资源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对国际资源市场的依存度越来越高，这些问题已经演变为威胁我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7]。受复杂的自然环境条件影响，以类型多、频率高、强度大为特征的自然灾害自古至今一直是威胁我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这种威胁将随着全球环境变化的加剧而进一步增大[8]。同时，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将面临能源结构性匮乏、矿产资源短缺、水危机、耕地与粮食风险及环境质量进一步恶化等诸多挑战，全球环境变化引起的资源和灾害变化将使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7]。
从国际角度看，人类活动引起的全球环境变化问题正在成为我国外交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环境问题在国际的压力越来越大，并可能影响到我国的国家安全，其中以下3个方面在我国表现尤为明显。
第一，作为经济快速增长的人口大国，我国温室气体排放的总量和增长速度均引人注目。随着后京都时代的到来，我国受到的承担减排责任的压力将越来越大。然而，限于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及技术和设备条件落后，温室气体减排对未来我国经济发展势必产生严重的影响，如何解决中国特殊的利益问题，在环境外交中争取主动，需要科学的解释[9]。
第二，近年来，我国的污染物排放、国际河流水资源的开发已引起下游国家的质疑。预计未来我国与邻国之间因区域环境资源问题而产生的争端会不断增多，如何避免冲突需要深入研究。
第三，我国对国际贸易的依赖日趋加大，一方面，是国际上的“绿色贸易壁垒”将使我国的某些食品、机电、纺织、皮革、陶瓷、烟草、玩具、鞋业等行业的产品在出口贸易中受到限制；另一方面，由于国际市场对中国的矿产、石材、药用植物、农产品、畜牧产品的大量需求，可能会加重我国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破坏。
由于近期俄罗斯的批准，《京都议定书》在2005年2月16日生效。 随着“后京都时代”的临近，中国将再一次不可避免地参与到这场事关中国发展的全球利益博弈之中。《京都议定书》的减排履行方式必然会成为“后京都时代”的谈判重点。在承担义务的前提下，谈判会围绕“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来确定发展中国家承担多大的义务。因此，在进行“后京都时代”的下一轮谈判之前，我国面临的迫切任务是科学全面地评估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状况和能源利用效率。为了在环境外交中争取主动，我国的全球变化研究必须承担起为我国温室气体减排国际谈判提供科学支持的重任，准确提供我国碳收支的基本情况，评价减排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可能影响，为在新一轮谈判中争取一个不损害我国发展利益的公平减排义务目标而提供决策依据。
3 全球环境变化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的几点建议
中国是一片承受着巨大压力，但又拥有无限希望的土地。它人口众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而这些正是引起全球环境变化的其中两个因素。与此同时，中国已经成为亚洲发展的动力源泉，而亚洲地区在确定人类与环境之间关系的问题上，最终很可能要起决定性的作用[10]；而中国的国家安全对世界安全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建议中所指出的，目前我国正处于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21世纪头20年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十一五”则是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需要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取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阶段性进展。中国的HDGEC研究要立足于现实世界，积极地开展全球环境变化与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密切关注全球环境变化所可能引发的风险与国家安全问题，为确保“十一五”规划的落实，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科学支持。为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3.1 积极寻找可能对中国国家安全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环境变化问题
对全球环境变化问题的科学认识是采取行动的科学基础，没有对全球环境变化问题的科学理解和知识，就谈不上对全球环境变化影响的真正了解，更谈不上应对全球环境变化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中国科学家需要积极寻找与国家发展密切相关的全球环境变化，针对亟须解决的安全问题的性质，组织力量，进行科学部署。其中，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主要包括：
● 全球环境变化背景下，极端灾害事件频率、强度和空间范围增大的可能性。
●我国不同地区蠕变性环境问题的检测与识别，及其可承受的全球环境变化与人类活动影响的生态安全警戒水平。
●中国的环境变化和资源环境问题引发与邻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及可能的规避途径。
●与全球环境变化事务国际谈判相关的全球环境变化科学问题。
3.2
科学评估中国自然和社会经济系统对全球环境变化影响的脆弱性与适应能力
以全球变暖为标志的全球变化已是客观事实，其对未来人类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受到密切关注，迄今人类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所做的种种努力收效有限。在此情况下，如何去适应包括全球变暖在内的全球环境变化是人类响应全球环境变化策略的明智选择。而适应的核心是通过改变人类社会的脆弱性而减轻全球环境变化的不利影响、增强其有利影响，规避全球环境变化带来的风险[11，12]。
安全是人类系统所具有的内在特性之一。正如致灾因子（hazard）只有在造成人类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时才能称之为灾害（disaster）一样，外在的全球环境变化“威胁”只是国家安全的一个方面。“威胁”是否会导致一个国家不安全状况的发生，还与该国家自身的脆弱性密切相关，国家安全是外在的威胁与国家内在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的脆弱性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在HDGEC研究中， 把人类安全理解为一种能力，即人类所具有的避免暴力冲突、克服脆弱性和积极应对全球环境变化的能力。
在全球环境变化与国家安全的问题上，重点是如何改善社会、经济和环境系统的脆弱性以适应全球环境变化，降低国家安全的风险，建设安全的社会。因此研究的重点应放在对各种脆弱性的辨识、评估和归类方面，建立国家及亚国家尺度上的全球环境变化风险和脆弱性的指标体系，提出科学的适应预案，以便决策者评估全球变化对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影响，并将结果传递给决策者、公众及处在风险中的人群。其中，对全球环境变化影响的脆弱性大的高风险地区（如农牧交错带、海岸带、大城市群）和高风险行业（如水、粮食、资源保障系统）要给予特别的重视。
3.3 认真研究应对与全球环境变化相关的安全威胁的方法，积极推动中国国家风险管理体系建设
人类已进入了“世界风险社会”（World Risk Society）[13]，到了与“风险共存”（Living with Risks）的境地[14]。不仅重大风险的性质在变化，而且风险发生的背景条件以及社会管理风险的能力也在变化。在全球环境变化的背景下，如何管理风险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巨大挑战。作为一个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和人口大国，中国在风险管理（Risk Governance）方面所面临的挑战更为艰巨，国家需要通过有效的国家政策和制度建设、建立国家风险管理体系来应对这些挑战[15]。
全球环境变化研究者应针对中国的具体环境变化与安全问题，重新组织力量，构建队伍，把地理学等学科的方法和手段落实到解决安全问题上，有效地开展应对与全球环境变化相关的安全威胁的方法的研究，在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挖掘中国古代人与环境思想和应对灾害事件行为方面宝贵遗产的同时，更要注重原始创新。与此同时，全球环境变化研究应积极推动中国国家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将全球环境变化问题作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纳入国家风险管理之列，给予高度重视。需要组织起一支具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学科背景的全球环境变化研究队伍，对全球环境变化可能引发的国家安全问题进行监测和预警，对公众开展有关全球环境变化及其区域适应的宣传和教育，建立社会对全球环境变化影响的快速响应机制，在国家安全需求问题上做出快速反应。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攻关计划“中国风险综合管理战略研究”（编号：H02110）；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青藏高原环境变化影响的适应对策研究”（编号：2005CB422006）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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