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企改制中崛起的东北民营企业——对吉林省通化市48家民营企业的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化市论文,民营企业论文,吉林省论文,国企改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C912.8[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257-2834(2006)04-0118-08
一、问题提出和研究假设
东北发展滞后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国有经济比重大，民营经济发展缓慢，但是，在吉林省通化市民营经济却发展的比较快。截止到2004年，通化民营企业的数量在工业企业中所占的比例已经达到91.53％，民营经济占GDP比重达到57％，安置就业24.7万多人，占全部从业人员的80.6％。① 目前通化的工业及总产值已由原来居吉林省8个地区的第五位，上升到第三位。为了探索通化民营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笔者于2004年7月下旬至8月初到吉林省通化市，对48家民营企业进行实地访问和问卷调查。与企业经营者、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和政府官员等进行个案访谈13人次，通过问卷访问调查55户民营企业，实际收集有效调查问卷48份。
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是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府都通过对国有企业资产关系的多元化，让国有企业转向非国有化的模式来灵活地支配和管理国有资产。20世纪80—90年代在英国出现的非国有化运动，提供了国有企业摆脱困境、走向坦途的国际经验。从国内的情况来看，1990年代初，山东诸城出现了把原来的国有和集体企业改造成内部职工持股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提供了国有企业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的国内经验。国内的一些学者在研究国有企业的非国有化时，主要从产业结构或行业的角度来研究，认为国有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产权结构与产业结构错位，国有企业应从相关领域退出(包括民营化)；[1] 国有企业是否民营化不是企业自身的行为而是改革当局决定的，中央改革当局根据国企民营化前后整个行业对社会福利的贡献决定是否民营化。[2] 从地域化的角度特别是东北地域环境的角度对国有企业的非国有化进行研究，却很少有人涉足。
通化作为吉林省的老工业基地，其民营企业发展不可能脱离原有工业化基础和通化国企改制的现实背景凭空产生。在通化地域范围内的区域环境中，将会孕育出独特的民营经济发展形式，这种发展形式不是简单的用其他模式能够说明的。由此，本文提出国企改制对通化民营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假设，由这一总体假设出发，还可分出四组具体假设，以分析国企改制对通化民营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影响，即：机会假设、高起点假设、加速度假设和负担假设。
二、资料分析
在调查中，关于国企改制对通化民营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用民营企业形成途径、民营企业产生时间、企业组织形式、企业规模、企业人力资本状况、企业家的受教育程度和社会来源(任职前的身份、任职前的工作单位)、企业的经营状况等多个指标来测量。
(一)机会假设
温州等地的民营企业起步比较早，大部分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第一次机遇中诞生的，有些企业甚至在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体制的缝隙中就开始创业了。这些企业绝大部分发端于分散的、家庭作坊式的手工劳动企业，绝大多数是依靠家族起步的。而通化的民营企业却与温州等地的民营企业不同。
调查中发现(见表1)，通化民营企业绝大多数是以国企改制为基础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在所调查的48家民营企业中，通过国企业改制途径，即通过承包、租赁、公开出售、发行上市股票、兼并收购、投资参股等形式建立的民营企业有35家，占总数的72.9％；个体自发设立并独立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有13家，占总数的27.1％。从数量上看，通化市绝大部分民营企业不是自发成长起来的，而是利用国企改制提供的机会，在原来国有企业的母体中诞生的，这种“改制”民营企业的比例多于单纯自发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本文把从国企改制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统称为“改制”民营企业，下文同)。
表1 通化市民营企业形成和发展的途径及建立时间 (N：48) 单位：个、年、％
民营企业形成及发展的途径 民营企业建立时间
类 别 在国企改制中诞个体自发设立并 13年以上13—7年7年以下
生或发展起来的独立发展起来的
(1978—1991)(1992—1998)
(1999—2005)
数 量
3513
1 20 27
百分比
72.9 27.1 2.041.7
56.3
注：企业建立平均时间为7.5年。
调查结果显示(见表1)，从时间和速度上看，通化民营企业建立和发展的步伐与国企改制的进程同步。通化最早的一家民营企业成立于1984年，直到1992年之前，通化民营企业的数量仅占目前总量的2.0％，1992年之前通化民营企业一直处于低增长、缓慢发展的状态。但是到了1992年以后，通化民营企业的数量快速递增，仅1992—1998年6年的时间，就比1992年之前的13年增加了41.7％，在1998年以后又呈现出一个快速递增的态势，1999—2005年也是6年的时间，民营企业的数量上升了56.3％。
这些数据说明通化的民营企业起步晚，大多数民营企业是在1992年“南巡讲话”，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后，国有产权民营化，国企改制进入法律化的阶段，特别是在1998年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向纵深发展阶段以后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尽管错过了1978年改革开放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第一次大好机遇，但是，国有企业实施的承包、租赁、公开出售以及破产、兼并、重组、股份制改造等战略性的改制措施，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提供了空间。通化民营企业是在国企改制提供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第二次极好的机遇中发展起来的，通化的民营企业建立和发展的步伐与国企改制的进程同步。
(二)高起点假设
家族资本是民营资本的创业常态，温州等地的民营企业绝大多数是依靠家族企业起步的，他们常常是夫妻创业、兄弟打拼、或家族内部人员的合伙，因而在企业组织、规模、管理、技术、人才等方面存在先天不足，较难适应企业规模不断扩大、投资领域不断拓宽和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要求。与温州等地的民营企业不同，通化的民营企业一开始就是从高起点起步的，调查资料证实了这一点。
“改制”民营企业的企业组织形式现代化程度较高。调查中发现(见表2)，通化的民营企业，大都采取了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公司法人组织，其中在改制基础上形成的民营企业，采取股份有限公司制的组织形式的比例高于自发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15.2个百分点。民营企业采取不同的组织形式对于企业长远发展是具有重要影响的。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形式，优越于家族式的企业，是一种更现代化、规范化的组织体制，产权多元化、股份分散化、股权社会化，这种现代的企业组织形式为通化民营企业不断走向成熟、不断发展壮大提供了组织基础。
“改制”民营企业人力资源较为充足。调查中发现(见表2)，“改制”民营企业员工的平均人数、员工受教育程度以及企业内部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具有高级职称人员的比例均高于“非改制”民营企业。这说明在国企改制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直接承袭或接受国企中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源数量较多，质量较高，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改制”民营企业的企业家素质较高。企业经营者的文化程度是决定企业家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调查中发现，“改制”民营企业的企业经营者大专和本科文化程度的占了80％，高于“非改制”民营企业61.6％的比例，达到18.4个百分点；“改制”民营企业的经营者任职前在政府机关工作以及是党政干部的比例均为40％，均高于“非改制”民营企业的比例，达到16.9和9.2个百分点(见表2)。这表明，“改制”民营企业经营者的普遍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素质还是比较高的，他们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来自于政府机关并且曾经是党政干部，他们视野开阔、见识较广、领导能力和工作经验较为丰富、整体意识和全局意识相对较强。这为突破家族意识，扩大交往联系，培养企业家精神，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改制”民营企业有一定的经营基础。老工业基地的国有企业经过长期的发展和积累，在管理经验、技术水平、市场网络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基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管理成本越低，在企业内部组织资源的比较优势越大。”[3] 在改制基础上形成的民营企业低成本地承袭这些资产，其经营基础必然要高于“非改制”民营企业。调查资料证实了这一点(见表2)，“改制”民营企业在企业管理、技术开发与产品设计、市场开拓与发展以及企业近三年的经营绩效方面，均高于“非改制”民营企业。
(三)加速度假设
温州等地的民营企业大都经历了长时间的积累，“至少都有15年以上的奋斗历史”[4]。民间资本的分散性和民间资本积累的渐进性，制约了民营经济总量的扩张和规模的扩展。通化的民营企业大多数都是通过国企改制，在短时间内爆发似的崛起的，大多只有8年左右的创业历史(见表1)，国企改制加快了通化民营经济的发展速度。
在验证国企改制对通化民营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时，本文把企业利润和企业产值作为因变量，由于二者均为定类变量，采取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把关于利润和产值的五级量表转换成了两分变量1和0，来检验事件发生与不发生的概率之比。在具体的验证过程中，把作为因变量的企业利润和产值分为两组分别与作为自变量的一组国企资源，进行逐一回归分析(见表3)。
表3 国企资源对“改制”民营企业绩效影响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N：35)
国企资源企业产值企业利润
(自变量) 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Exp (B)非标准化回归系数Exp (B)
企业信息网络化程度3.366***28.975 2.766***
15.892
技术开发与产品设计1.711*** 5.535 1.146***3.146
市场开拓与发展1.351** 3.860 0.859** 2.361
与用户的关系 1.206** 3.339 1.186** 3.274
与供应商的关系1.157** 3.182 0.934** 2.558
企业管理 1.155** 3.174 1.001** 2.720
企业家任现职的时间0.349** 1.148 0.229** 1.257
企业家的文化程度 0.6051.830 0.578
1.783
企业工程技术人员 0.023*
1.024 0.017* 1.018
企业管理人员 0.031*
1.032 0.021* 1.021
企业员工总数 0.004*
1.004 0.001
1.001
股份有限公司 0.9932.700 0.214
1.238
注：Sig:*p＜0.1 **p＜0.05 ***p＜0.01
分析结果显示(见表3)，企业产值和企业利润两组回归分析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并且具有较好的拟合度。从各变量回归系数的显著度来看：
(1)企业原有的信息网络化程度对企业产值和利润影响最显著，信息网络化程度每提高一个层次，企业提高产值可能性是原来的28.975倍，企业提高利润的可能性是原来的15.892倍。
(2)企业原有的技术开发与产品设计程度对企业产值和利润的影响也特别显著，技术开发与产品设计每提高一个水平，企业提高产值可能性是原来的5.535倍，企业提高利润的可能性是原来的3.146倍。
(3)企业原有的市场网络，包括企业的市场开拓与发展、企业与供应商的关系、与用户的关系对企业产值和利润影响也比较显著。其中企业市场开拓与发展对企业产值影响比对利润影响更明显，企业市场开拓与发展每拓展一步，企业提高产值的可能性将是原来的3.860倍，企业提高利润的可能性是原来的2.361倍。与用户和供应商建立良好关系的企业，企业产值和利润提高的可能性将会大大增强，其中与用户建立良好关系的企业，提高产值的可能性是其他企业的3.339倍，提高利润的可能性是其他企业的3.274倍；与供应商建立良好关系的企业，提高产值的可能性是其他企业的3.182倍、提高利润的可能性是其他企业的2.558倍。
(4)企业管理代表国有企业长期积累的管理经验，它对企业的产值影响比对利润的影响更显著。企业管理水平每提高一个层次，企业产值提高的可能性将是原来的3.174倍，企业利润提高的可能性将是原来的2.72倍。
(5)企业家作为企业的能动因素对企业利润和产值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企业家任现职时间的长短显示，企业家任职时间越长其领导经验越丰富、能力水平越高，因此企业家任职时间每提高一年，企业提高产值的可能性将是原来的1.148倍，提高利润的可能性将是原来的1.257倍。
(6)作为企业人力资本的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企业员工数量对企业利润和产值的提高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显著性略低。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关于企业家的受教育程度与企业利润和产值的关系未得到证实，产生这一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是在国企改制的过程中引发了企业的“人力资本失灵”？还是国有企业中固有的一些不利因素的滞留，如体制、观念等因素，阻碍了民营企业中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对此问题，本文没有证实，此外，作为现代企业组织形式的股份有限公司制与企业利润和产值的关系也未得到证实，有待于今后的研究进一步完善。
(四)负担假设
经改制而诞生和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在形式上已经不是国有企业了，但实际上仍然是国企的遗留和延续，与个体自发设立和成长起来的“天然成活”的民营企业相比有着诸多差异。它们承接的，不仅有国企的资产、人才和躯壳，还有短时间难以消化的观念、机制甚至是债务等负担。在通化调查的资料证实了这一点。
调查数据显示(见表4)，在关于文化观念主观评价的五项指标的比较中，前三项，即“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淡薄、有等政府靠政策的思维习惯、缺乏生存压力和危机意识”，这些落后观念在“改制”民营企业中比在“非改制”民营企业中表现程度更明显。但在“官商不分没关系网难办事”这一观念的比较中，“改制”的民营企业却低于个体自发设立和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这说明“改制”民营企业得到政府支持的机会比较多，并且很多企业家任职前曾在政府机关工作过，与政府的关系较为密切，或者说他们本人就是“官商”兼具，上通下达，有很多关系网，因而这一点不构成影响其发展的主要因素。关于“缺乏创业的群体文化氛围”这项指标的主观评价中，“改制”民营企业与“非改制”民营企业都处在东北地域环境中没有多大区别。
在关于社会环境方面主观评价的五项指标调查中(见表4)，“市场机制不健全”这一项，排在首位，并且“改制”民营企业中市场机制的不健全程度高于“非改制”民营企业20个百分点。这说明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制，不可低估旧体制的弊端和影响。旧体制弊端很多，比如权利配合资源、保护垄断、平均主义、大锅饭等等。国企的民营化本意是弱化或取消计划机制的激励作用，强化市场机制的激励作用，但民营化本身并不意味着企业相关激励机制的健全，在前一种激励机制退出，后一种机制没有及时弥补的情况下，降低成本的激励下降也就不足为奇了。
企业包袱重是困扰民营企业的一大难题，“改制”民营企业的包袱覆盖率达到48％，多于“非改制”民营企业达到10个百分点(见表4)。这说明在国企改制基础上形成的民营企业它的负担更重。因为在国企改制中，一要解决“人”的问题，包括退休职工、下岗职工、从国企中脱离的转换身份的职工以及贫困职工；二是要解决“钱”的问题，民营企业承包、租赁、收购、兼并国有企业和卸掉企业的债务包袱需要钱，解决职工劳动关系补偿金需要钱，国有企业离退休职工进入社会保障体系也需要钱，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给新兴的民营企业带来了负担。
三、结论与讨论
从上述数据资料的分析中，基本上可以验证前面提出的假设，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进行探讨。
(一)双重承袭：“改制”民营企业的“得”与“失”
国企改制为东北民营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机会、提供了空间，抬高了发展起点，加快了发展速度。积极参与国企改制，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这是东北民营企业的发展方向。但也要注意可能存在的不利因素，在国企改制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仍然残存着旧体制遗留下的观念、体制和包袱等负担，进一步提升发展的后劲略显不足，妥善处理好国有企业遗留下来的人、财、物以及观念、机制等各种问题，使转制后的民营企业能够平稳地过渡，这些几乎是所有已经或正在尝试进行国企改制的民营企业需要破解的难题。在国企改制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得”与“失”并存。
(二)政策引导：一种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型的发展模式
通化“国退民进”的进程之所以比东北的其他地方快一步，主要是由于地方政府政策出台的比较早，国有企业改革开始的比较早，地方政府引导人们转变思想观念，突破东北地域文化保守、封闭的思想障碍以及计划体制价值观念的影响，形成市场意识和创业意识。“地方政府经济调控力度的增加无疑为地区经济发展与企业组织的正常运行提供一套基本的保证”。[5]
为使“国退民进”的过程能够平稳地进行，通化市政府制定了很多政策，在调查中，笔者收集到从1984年以来，通化市政府发布的有关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民营经济的各种文件200余份。严格规范和管理，使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稳妥、有序地进行。政府的干预和推动，使通化的国企改制超常规的发展，并直接推动了通化民营经济的超常规发展；政府的干预和推动，也激活了创业主体，形成全民创业、人人创业的局面。国有企业的退出、为通化民营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三)发展定位：一种非国有化和市场化的工业化模式
通化在国企改制中产生和壮大民营经济的过程，实质上也是国有企业通过改革，逐步走向市场化的非国有化(denationalization)过程。这种非国有化是引进市场激励以取代对经济主体的随意干预，从而改进地区的国民经济。这意味着政府将取消对无端耗费国家资源的不良国企的支持，从国企撤资、放松规制以鼓励民营企业家在竞争的市场中经营。这种非国有化是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控制权和收益权从国有控制向民营部门的转移，或在国有企业中吸收非国有的成分，从而将一部分国有企业或国有资产改造成为民营企业或民营资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角色是掌舵，而不是划桨”[6]，非国有化使政府回到掌舵者的位置上，依靠民营企业来划桨减少企业对政府的依赖。这种非国有化意味着以政府高度介入企业为特征的某种制度安排向较少政府介入的另一种制度安排的转变，这与20世纪80—90年代在英国出现的非国有化运动有许多相似的特征。具体比较如下：
(1)实施非国有化的原因相似。都是为了减轻国家财政负担，改变国有企业经营效益不断下降的被动局面，转换企业的经营机制，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实施非国有化的起点都是竞争性行业。实施非国有化的主要途径都是通过出售方式将国有资产转变为非国有资产。但是，由于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经济制度、国有化道路及国有企业性质等存在很大的不同，因此，两国的非国有化也有很大的不同。
(2)实行非国有化的基本前提不同。英国的非国有化运动是在市场力量已在资源配置方面起了基础性的作用，工业化与自由市场制度完善的条件下进行的。东北的非国有化运动是在市场化程度比较低和工业化没有完成的条件下进行的。
(3)实行非国有化的对象不同。英国的非国有化主要对象是国有大型企业，东北非国有化主要对象是国有中小企业，但不包括垄断性行业的、基础产业的、事业性单位的国有中小企业。
(4)实行非国有化的途径不同。英国的非国有化主要是通过向私人垄断资本出售股份的方式将国有企业转变为私人垄断资本主义企业的过程。通化市的非国有化主要是通过承包、租赁、出售、发行上市股票、兼并收购、投资参股等方式将大多数国有中小企业或集体企业转变为民营企业。在这里，非国有化的过程就是从国有经济向民营经济转变的过程。
从中国和英国非国有化比较中我们得到了启示：首先，非国有化问题是个世界性问题，各国非国有化存在许多共性特征，中英两国的非国有化也不例外。东北在推行非国有化过程中，应当认真借鉴英国非国有化的成功经验，推行非国有化要遵循客观规律要求，符合和服从于社会经济发展战略需要，而不是临时的权宜之计。其次，英国的非国有化是在市场制度和工业化比较完善的条件下进行的，东北国有企业的非国有化过程却要与市场化过程和工业化过程同时进行，这个进程应该是长期的、渐进的过程，而不是短期的、激进的过程，需要一个过渡，一个从大锅饭式的封闭静态的体系向一个更开放、更具活力的市场体系的过渡。
如果说，“苏南模式”、“珠三角模式”和“温州模式”，主要是以改革开放提供的第一次发展机遇为契机，是一种农村地区从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的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民营经济，它类似于“欧洲古典市场经济工业化早期的发展阶段”，是“一种新古典区域工业化模式”，那么，东北的民营经济则应该以国企改制提供的第二次发展机遇为契机，是一种城市经济进入“后工业化和市场化”[7] 发展阶段的民营经济，它类似于20世纪80—90年代在欧洲出现的非国有化运动，是一种非国有化和市场化的工业化模式。
注释：
①根据通化统计局、经贸委2005年最新统计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