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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童编号：1002—2929（2008）01—0013—07
国内对渔业发展问题的研究真正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这以后的短时间内，我国学者翻译了一批国外经典理论著作，如周勤学、丘兆福于1983年翻译了加拿大学者C.W.克拉克的专著《数学生物经济学——更新资源的最优管理》，它是我国第一本有关更新资源开发与最优管理理论的书籍。张相国教授于1995年翻译了挪威学者Hannesson的专著《渔业生物经济分析》，1996年王强华、李艺民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清光照夫和岩崎寿男的著作《水产经济学》。这些著作系统、科学地介绍了国外关于渔业发展的研究成果，从而把我国对渔业发展的研究带入了一个新时期。伴随我国渔业发展历程，学者们的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
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是涉及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各方面的综合性问题。叶昌臣、黄斌等（1900）编写了《渔业生物数学——资源的评估与管理》，该书根据国内外研究成果和资料，从生物、经济、社会等角度出发，介绍了渔业资源的开发利用、评估和管理。这本书是我国较早系统研究渔业问题的著作。
在渔业资源利用研究方法上，陈新军、周应祺创造性地运用系统论、灰色相对关联分析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构建以BP模型为基础，包括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三个方面的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预警系统，提出了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综合评价方法和步骤[1]。这种方法比传统的生物经济模型更为全面，可量化地反映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各个方面。梁仁君、林振山、任晓辉运用非线性理论建立了海洋渔业资源二次非线性捕捞的动力模式，研究了渔业资源生物量（资源量）增长与增长率和捕捞强度的关系。结果表明，海洋渔业资源生物量与其增长率成正相关关系，与捕捞强度成负相关关系。在相同的资源生物量下，渔业资源的捕捞强度越大，所要求的资源生物量增长率就要越大。为了保证海洋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必须把捕捞强度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上，采用合理的捕捞策略，才可以得到持续的最大产量，才能避免海洋渔业资源的过度利用、枯竭[2]。林光纪以“公地悲剧”理论，讨论了渔业公共资源的市场配置导致的悲剧现象，指出了当前公共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着极多相类似的渔业公共资源过度开发的问题，并从博弈论的视角提出了合作博弈、产权安排、配额流转、税收与管制、制度与监督等五点应对策略[3]。
此外，一些学者针对我国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提出了建议，如陈力群、张朝晖、王宗灵认为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海洋牧场模式，可以同时有效地解决资源的数量与质量问题[4]。
二、渔业产业结构研究
（一）捕捞业
王海峰、刘大海、姜军通过应用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制度要素对我国海洋捕捞业发展的影响，认为除了“入世”制度要素以外，其他制度要素对我国海洋捕捞业的发展都起到了应有的效果[5]。綦振奕、赵志宏、于志新从渔业资源、污染、生产成本、作业区域、产品价格几个方面分析了捕捞业面临的问题[6]。有的学者通过原因分析，提出政策建议，如慕永通认为我国海洋捕捞业现存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现有管理制度与海洋渔业资源的生物物理和经济特性以及渔民心理和行为不相匹配，要使我国海洋捕捞业彻底摆脱过度投资和过度利用的宿命，就必须依靠制度创新，而构建基于产权的渔业管理体制，是确保我国海洋捕捞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制度屏障[7]。
（二）养殖业
刘丛力（2001），郑贵斌等（2002），刘晴（2004）指出中国水产养殖在养殖方式、品种、饲料、经营、宏观管理上的五大误区，提出水产养殖业发展的思路，即应建立和完善我国海水养殖业的法律体系，合理调整养殖水域的布局和品种结构，依靠科技进步，培养和造就人力资源，改造传统养殖方式，促进水产养殖业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李健华在总结我国水产养殖业发展主要成就及基本特点的基础上，指出现阶段水产养殖业发展值得关注的四个突出问题：水产养殖对资源环境影响日益严重；水产养殖病害增多；水产品药残问题突出；养殖渔民权益保障不力。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树立科学发展观，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水产养殖业的总体建议[8]。刘佳英、黄硕琳从网箱养殖对环境的污染、网箱养殖从业人员的违法行为、网箱养殖对捕捞渔民生产的影响和网箱养殖给水域生态环境带来的风险等方面分析了我国网箱养殖存在的问题，并从政府支持、法律完善、管理规范等方面提出了加强网箱养殖管理的对策[9]。
（三）远洋渔业
乐美龙着重分析了《执行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徊游鱼类种群规定的协定》主要规定、国际上正在推行的“产地证明书”和“生态标签”等制度及其发展趋势，并从规划、国际渔业关系、管理、观念等方面探讨了发展我国远洋渔业的若干问题[13]。
（四）休闲渔业
李季芳（2006）、苏昕、王波认为休闲渔业对于调整渔业结构、合理利用渔业资源、促进渔业增效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海洋休闲渔业是渔业向第三产业的延伸，在我国拥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他们对我国海洋休闲渔业在发展中存在的诸如“缺乏统筹规划、设施差、规模小、短期行为严重”等问题，提出了科学规划我国海洋休闲渔业，发展城镇郊区的垂钓娱乐项目，开发黄金海岸休闲旅游项目，发展沿海渔区旅游业，开办海上旅游观光活动等措施[11]。闵宽洪简要分析了休闲渔业的四种现有类型：生产经营型、休闲垂钓型、观光疗养型、展示教育型，对休闲渔业的社会经济效益进行了分析，对促进休闲渔业进一步发展提出四点建议：增加经营种类，选择合适品种，政府鼓励及协调，规范服务[12]。勾维民则认为休闲渔业属体验经济性质，在大力扶持和推进产业开发的同时，重视开发与管理并重，促进这一新兴产业快速、健康、持续发展[13]。
在分析产业结构基础之上，部分学者对我国渔业产业结构的优化进行了研究。王淼、权锡鉴提出我国海洋渔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实施策略，即改革经营机制，发展二、三产业，优化渔业组织结构；保护渔业资源，优化海洋捕捞结构；改革养殖制度，优化渔业生产结构；依托特色渔业，全面规划品种结构[14]。笔者认为调整、优化渔业结构是提高产业素质、保证渔业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并提出三大产业的不同优化策略。在第一产业内部，拓展养殖业，压缩近海和外海捕捞强度，大力发展远洋渔业；在第二产业内部，提高渔业加工和产业化水平；大力发展第三产业[15]。
三、水产品贸易研究
对于我国水产品出口贸易中的技术壁垒，韩云峰、杨宁生、李大海、韩立民、杨桂云、陈学刚认为虽然目前我国出口水产品的价格逐渐上升、深加工程度不断加强、市场结构不断优化，但是，技术性贸易壁垒和反倾销仍制约着我国水产品贸易的进一步发展[16]。肖利华、黄硕琳认为中国水产品出口国（日本、美国、欧盟和韩国）基本上都对进口水产品制定了严格的技术性标准，我国的水产品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些国家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限制，这对我国水产品贸易会产生不利影响[17]。
贸易顺差并不总是好的，阎彩萍、杨子江在分析我国水产品国际贸易状况的基础上，分析了水产品贸易顺差对我国渔业经济发展可能产生的有利与不利影响，提出了市场多元化、外贸增长方式转变、企业做大做强、产业政策调整等建议，以降低巨额贸易顺差带来的短期冲击[18]。
关于如何发展我国水产品的对外贸易，郑德雁、韩立民认为在水产品对外贸易中，各级政府应有效利用WTO规则，充分发挥政府导向棒的作用，并围绕政府对内和对外的六项工作，提出了我国如何突破水产品出口壁垒的对策建议[19]。刘向东则从提高我国水产品国际竞争力的角度，提出了提高我国水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对策和建议[20]。
四、行业协会研究
对于我国渔业行业协会的发展现状，许多学者进行了概括。宋文丽分析了我国渔业行业协会产生的背景和目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形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提出了我国渔业行业协会发展的思路与建议[21]。邓云锋通过分析行业协会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政府、市场和行业协会之间的关系，阐释了渔业行业协会在我国渔业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并结合我国渔业行业协会的发展，提出了促进我国渔业行业协会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22]。杨正勇、沈雪达、吴发华首先从交易成本的视角对渔民协会在实现海洋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理论分析，然后以江苏海安县老坝港镇捕捞协会为对象，对理论推演的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23]。
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总结，郑德雁、韩立民通过对国外行业协会定位、作用的分析，并结合我国水产行业协会的现状，提出了进一步发挥行业协会作用的建议[24]。傅崐成、褚晓琳则对两岸渔业协会制度进行比较，指出台湾渔业协会发展时间长，建立了系统的渔业协会法律法规，拥有完善的组织体系，并确立了经济、服务和金融三大职能。相比之下大陆渔业协会发展尚不成熟，应有选择地借鉴台湾渔业协会的经验，建立健全渔业协会法律体系，完善渔业协会组织机构，扩展渔业协会的职能，以促进渔业向规模化、多元化方向发展[25]。
五、渔业制度研究
（一）个别可转让配额制度
在海洋资源有限准入实践与“海洋自由原则”长期冲突的历史背景下，伴随着各沿岸国普遍要求对海洋拥有更大管辖权的愿望实现以后，个别可转让配额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完成了其理论建构。该理论的形成曾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制度变革之一，其本质是在国家管辖权范围内对海洋共有资源进一步实施“圈海运动”和“私有化运动”。慕永通、马琳娜从起源与发展、作用机理与制度优势方面对个别可转让配额理论进行研究，通过比较我国现行渔业管理体制同个别可转让配额制度在作用机理、理论优势以及可能产生的制度效果方面的差异，分析了个别可转让配额制度的优势[26]。杨正勇指出通过引入个体可转让配额制度来保护已持续衰退的海洋渔业资源是我国目前正在探索的思路。他从Williamson的视角出发，分析了我国引入个体可转让配额制度时交易成本的影响因素。并指出，由于我国海洋渔业的兼捕性强、渔民众多、渔区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等原因，在引入个体可转让配额制度时不确定性比较大、信息传递的同声系数比较小、资产专用性比较高，因此会具有比较高的交易成本。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应当在大的渔区首先实施该制度，同时通过转产、转业来降低捕捞渔民的数量[27]。
（二）渔业补贴制度
渔业补贴对我国水产品竞争力的提升作用明显，但渔业补贴倾向于导致捕捞能力过剩，极易引发渔业资源过度利用。目前，全球海洋捕捞业大多处于危急状态，这一问题引起了公众越来越多的关注。鱼类资源衰退不仅对沿海各国的沿海地区经济有影响，而一旦其处于“商业绝种”状态，与其有关的生态系统也会发生连锁反应。近十几年来，人们意识到渔业补贴对全球鱼类种群和鱼品国际贸易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许多国际组织、研究机构和一些知名学者开展了系列相关研究[28]。
（三）渔业保险制度
渔业生产、特别是捕捞生产是一个高危产业，在中央高度重视生产安全工作的重要时期，准确把握生产中船员生命与财产损失，为国家制定相应政策提供参考是十分重要的。所以渔业保险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保障渔业生产经营活动稳定性的有效途径。孙颖士基于长期渔业船保的实践和经验，就我国渔业船员的死亡数作了较为准确的评估，对国内重点高危行业死亡率进行了分析与比较，提出了要尽快研究制定渔业船员死亡控制标准，并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中国政策性渔业保险制度的模式选择[29]。胡家辉、王晓波从中国渔业保险的经营现状着手，指出中国目前还没有适合自身的渔业保险模式，在分析对比世界上存在着的六种渔业保险模式和参考中国保监会提出的五种农业保险模式的基础上，首次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模式，即渔业相互保险公司经营渔业原保险，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渔业再保险的渔业保险经营模式，并对该模式的构建进行了初步探索[30]。
六、渔业信息化、现代化研究
渔业信息化是应用信息技术对渔业科技、生产和流通领域进行提升和改造的动态过程。我国渔业信息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杨宁生阐述了渔业信息化的意义、渔业信息化的主要内容和促进渔业信息化的主要措施。针对渔业信息化存在缺乏总体规划和远景目标等问题，提出我国今后一段时间渔业信息化研究与建设的战略重心应是渔业信息基础平台建设、渔业资源环境监测研究、实用渔业信息系统构建等。并且探讨了渔业信息化与渔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指出实现渔业信息化就有可能从根本上避免现代化给资源环境带来的重大压力[31]。
渔业现代化对于保障粮食安全、拓展就业门路和推进渔业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钱志林、吴力夫指出渔业现代化的目标是推动经济增长、增强渔业综合生产能力和提高渔业综合经营效益，实现渔业现代化就是要实现资源配置、物质装备、生产技术、产品流通、经营管理和渔村、渔民六个方面的现代化[32]。王淼、权锡鉴提出推进海洋渔业现代化的投资融资、产业经营、内部利益、科技进步、服务保证、风险保障、政府推动等十大有效运行机制[33]。刘大安、吴万夫从我国渔业的实际出发，选择了渔民收入与消费、渔（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渔业生产水平、基础设施建设、科学技术与文化教育、组织建设与经营管理、自然资源和环境条件等七项主体指标及二十五项群体指标组成渔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34]。
七、渔业发展战略研究
许多学者运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对我国渔业发展战略进行研究。或者把我国的渔业发展置于加入WTO背景下研究。如王淼、权锡鉴把我国入世后的海洋渔业发展战略归类为科技兴渔战略、依法治渔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开放式发展战略、立体式发展战略和名牌发展战略[35]。于会国以我国渔业为研究对象，以变化的企业战略管理中的SWOT分析理论为基础，从我国整个渔业发展的现状出发，以定性分析的方法，研究了我国整个渔业发展所存在的内在资源优势与劣势，外部环境所存在的机会与威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发展水产养殖业、捕捞业、水产品加工业以及水产品贸易应采取的战略选择[36]。笔者在对我国渔业经济发展潜力评价基础上，从资源、环境、经济、市场等方面提出了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具体实施对策[15]。
此外，还有很多学者针对某一领域的渔业发展战略进行具体研究，如柳富荣提出我国内陆渔业的战略发展思路[37]，邴绍倩、张相国在分析当前我国休闲渔业的发展状况基础上提出发展战略等等[38]。这些研究不仅探讨了我国渔业发展的战略思想、战略方针、战略目标以及战略要素等理论问题，而且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历史阶段我国渔业的发展战略进行了比较和反思，提出了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和战略目标，而且深刻阐述了渔业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在国民经济中特别是农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八、循环经济研究
对于循环经济与渔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系，戴桂林、步娜在对可持续发展与循环经济理论的内涵及演化历程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分析了可持续发展与循环经济的理论脉络关系，并立足于循环经济标准对我国海洋渔业现状做出了评判。认为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问题不断加剧的矛盾促进了可持续发展的形成，而循环经济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正被越来越多的国家研究和应用。海洋渔业发展也具备循环经济的特征，因此，我国海洋渔业要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将循环经济理念与原则贯彻于其发展的观念、技术、制度、资源利用、消费、国际合作等各个方面[39]。陆忠康着重阐述循环经济基本涵义，遵循循环经济3R原则，并探讨传统经济与循环经济各自的特征与渔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40]。杨宁生则归纳了我国现行渔业发展的模式的特征，即系统的开放性、物质资源的高投入、生产的高效率和高产量，并提出要树立循环经济的渔业发展观[41]。
关于循环经济的其他方面研究，王奎旗、韩立民从大农业视角剖析中国水产业与循环经济，从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角度出发，在分析了我国水产业的现状与问题的基础上，阐述了“紧缺资源替代”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提出了我国水产业实施“循环经济”的“社会大循环”、“企业间循环”、“企业内循环”三个可供选择的基本模式[42]。杨正勇、黄文芳认为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循环经济，就必须保证循环过程中的价值链不会发生断裂，而诚信体系的缺失将会从多方面造成价值链的中断。通过博弈模型的构建，论证了完善监管体系对于诚信体系建设、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43]。
九、渔业管理研究
（一）渔业社区管理
唐建业认为传统的渔业管理强调了政府的直接控制管理，忽视了渔区在其中的作用。渔业社区管理是随着市场经济和政府管理的发展而被作为一种解决传统渔业管理困境的途径提出。他们认为渔业社区管理是解决目前我国渔业管理中存在诸多问题的一种合适方案，且当前国家政策和渔区实际也为其提供了良好实施环境[44]。
（二）渔业共同管理
就如何优化我国渔业管理体制而言，目前我国学者还大多停留在对如何完善管理措施的研究上。这与国际社会特别是渔业发达国家的管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不仅重视管理措施是否有效，也重视管理过程是否合理。
近二十多年来，共同管理机制之所以在许多国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正是日益重视管理过程的一个结果。慕永通、马琳娜介绍了共同管理的基本理念及其优势，建议在我国渔业管理制度建设中应重视建构这样一种机制[26]。曹宁、高健运用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的方法，介绍了东海竹荚鱼的典型洄游性、波动性和共享性资源特征，围绕中国和日本对东海竹荚鱼资源的利用状况和未来的管理趋势，讨论了对东海竹荚鱼资源实施区域共同管理的必要性及未来努力的方向[45]。
（三）基于产权的渔业管理
作为一种共有财产资源，渔业资源具有非排他性和消费竞争性两大特征，导致渔业资源利用出现短期化行为，增加了渔业管理的难度。陈艳、慕永通在分析渔业资源经济学特征的基础上，主要从渔业资源的产权形态和资源租金的角度，对基于产权的渔业管理制度进行了经济学理性思考，充分论证了基于产权的渔业管理制度是实现渔业经济绩效提高和渔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制度安排[46]。
综上所述，我国渔业发展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但随着渔业产业发展和理论的发展，需要对我国渔业发展进行深入研究，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研究体系
渔业发展的研究基本上建立起了研究体系，但是很多地方还比较粗，今后的研究可以从理论的实证检验、理论转化为实践等领域来进行。
2.创新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更多的是理论说教与归纳，缺少借助计量分析、关联分析等进行的定量研究，渔业发展程度的评价上问题比较突出。对渔业发展的研究要摆脱简单的数据汇总，尽快建立起科学的指标评价体系。
3.夯实研究理论
在研究理论基础上，从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学科角度研究的比较多。但在每一个学科内部的研究视角需要进一步拓展。如从市场营销角度来分析水产品市场的市场容量、供求状况，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探索完善我国渔业产权制度的路径等。
4.“三渔”研究体系化
渔业发展同渔民增收、渔区和谐的三位一体研究不多。渔业、渔区、渔民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有非常强的关联性。只有把对三者的研究体系化，才能产生正协同作用。
5.支持系统研究深入化
渔业发展的配套支持系统研究不够，如金融、物流、科技等对渔业发展的作用，如何调整支持体系才能实现渔业发展的新跨越，以及渔民的社会保障问题等。
6.政策研究细致化
伴随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一步推进，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支农、惠农的政策措施到底会给渔业发展产生什么影响，值得做细致研究。
7.国际关系研究成熟化
渔业是一个国际化程度很高的产业，渔业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世界各国的影响。诸如我国同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的外交关系在渔业发展中的体现，以及如何推动有利于渔业发展的国际关系等，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要课题。
收稿日期：2007—11—06
基金项目：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05—0594）；山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
标签：渔业论文; 海洋污染论文; 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论文; 可持续发展目标论文; 三农论文; 循环经济论文; 渔民论文; 第一产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