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性耦合创新与创新范式的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创新是企业集群的一个重要特征，其实现的基础在于集群主体间基于共同的地理、共同的社会文化以及行业之间的联系所形成的接近性。目前学者对地方文化知识溢出（LKS）对区域企业集群创新实现的重要作用认识比较一致，但对地方化知识溢出的条件，即接近性的构成和接近性在创新实现中的作用认识不一。以欧洲学者为代表的新产业地理学派通过对硅谷和意大利产业区的研究[1]，强调地理接近性对生产地理聚集的重要作用，认为正是地理聚集产生了地方化知识溢出，基于知识的地方公共品特性，地理聚集有利于主体间的互相学习和创新。新经济地理学则把生产的地理聚集归因为马歇尔外部性，强调生产结构的重要性，认为地理接近性等概念过于宽泛，边界无法确定，因而难以测度。有些网络没有接近性，同样可以实现顺畅的知识溢出和交流，因此并不一定需要地理接近性，而且还提出地理聚集究竟是因还是果的问题。这一争论反映人们在思想方法上对创新的认识和研究还囿于构成论层面，尚未实现由构成论向生成论的提升。
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了科学研究的范式概念，所谓范式是指某一科学家集团对某一学科所具有的共同信念，这种信念给予他们共同理论、观点和基本方法，为他们提供共同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框架，从而形成学科的一种传统并为该学科的科学家规定了方向。范式是科学活动的实体和基础，科学发展过程表现为范式的运动过程。今天人类的科学研究正经历从笛卡尔和培根所开创的分析范式向以自组织理论、复杂性科学等为代表的系统范式的转变。这一范式转变同样给社会经济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方法。基于此，我们认为单有一种接近性都无法生成区域企业集群创新系统，区域企业集群的形成是多种接近性相互嵌套相互促进的结果，即主体的接近性耦合，这种主体接近性耦合生成了以地方化知识溢出为核心的区域集群创新网络。主体接近性耦合这一概念的提出具有深刻的创新范式转换意涵。
1 创新的系统生成式理解及对旧有范式的超越
创新活动是一个具有动态化、集成化和综合化特征的复杂的经济社会过程，创新的系统化理解突破了传统上创新活动仅局限于企业，创新产生单纯依赖企业家个人创新精神，以及创新过程中从知识生产到应用的单链线性模式。以伦德沃尔、弗里曼等人为首倡的创新系统研究，开创了创新认识和研究的“范式”转换过程。这种“范式”转换传达了这样的含义：创新是由不同参与者和机构的共同体大量互动作用的结果，理解创新中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改进创新绩效是关键性的，创新和技术进步是行动者在生产、分配和应用种种知识中的复杂相互关系的产物，创新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行动者作为要素在系统中的相互作用[2]。
创新的系统范式萌芽于人们对社会经济现象理解的生物学隐喻。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就曾指出，经济学的目标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引导经济发展的种种力量它的基调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但当时提出一门基于生物学的经济理论非常困难，使他又回到均衡框架中去。熊彼特开创了创新理论的研究，在经济周期的解释中，他提出了基于“循环流转”的渐变过程和基于集群创新的突变过程的演化机制。他的“创造性毁灭”非常类似于生物学中古尔德等的“间断均衡”进化理论。
现代系统科学的发展为我们更好地理解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方法。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CAS）给我们以启示，复杂性研究首推美国圣菲（Santa Fe）研究所的贡献，1994年霍兰德（Holland ）正式提出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与传统上“自上而下”的还原分析方法不同，复杂性研究“自下而上”的集成方法，实现了对诸多自然及社会现象的理解由构成论向生成论的根本转变。它使我们看到整体的规律是自发地来自主体间的交互网络，而不是由一个凌驾于所有个体之上的整体的“代表”协调产生的。
自1922年社会学家斯梅尔（Simmel）不经意地创造出“网络”一词以来，社会网络分析逐渐成为社会学的经典分析方法，而今天基于复杂系统的复杂网络研究已涉及图论、统计物理学、计算机网络、生态学、社会以及经济系统等许多领域，同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一样，企业集群网络就是一个典型的复杂社会网络，具有同样的复杂性特征[3]：①集群中的创新是由不同主体间的一些分散的、 并行的交互行为决定的，任何一个主体的行动都与其他一些主体的行动相关，系统的整体表现由主体共同产生。②系统的控制机制由主体间的竞争与协作来完成，在分散的环境下呈现出有秩序的状态。③主体具有适应性，当某个主体积累了经验后，它的行为、策略和产出也随着不断变化。而由这些不同的适应性主体共同产生的环境也在不断地进行适应。④不断产生创新，适应性主体对外生刺激的不断反应，又会产生一个令人惊奇的新世界，产生系统原本不具有的一些特质。随着创新的不断产生，系统表现为不断演化的特征。企业集群创新的复杂系统范式也是对早年马歇尔社会经济系统研究的生物学范式的回归。它要求我们从生成论角度而不是从构成论角度来理解企业集群创新问题，进而挖掘创新形成背后复杂的经济及社会原因。
2 接近性耦合的含义及在创新形成中的作用
（1）接近性耦合的含义 区域企业集群内的接近性特征表现为主体间的耦合，物理学上耦合是指两个齿轮或其他机械组合满足一些结构方面的关键性要求，如模数、齿形或一些配合参数。如中心距、传动夹角是否相切等，能够满足顺利传动或运转方面的要求。企业集群中的耦合就是指主体间表现在地理、社会和行业接近性方面的相洽和匹配。基于此，企业集群才能形成联结紧密互动频繁，有利于隐含知识转移的创新网络，进而实现集群创新。
接近性英文为“Proximity”，也称为邻近性。简单地说，它是指网络中不同主体间具有共性的“类”或“群”特征。集群创新主体的接近性归纳起来可分为三种：即地理接近性、社会接近性和行业接近性。地理接近性的含义相对简单，它是指区域创新主体间在地域或空间上的距离很近，能够保证其实现顺利交流，使其不成为障碍的特性。大量的研究证明生产和创新活动都有很强的地理聚集特征。
社会接近性的内涵相对丰富，理解起来也容易产生歧义。它与社会嵌入性概念有关，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认为行为和制度是紧密相联的，人们的经济行为同社会行为一样，是深嵌于社会的共同文化和制度环境的。社会嵌入性反映的经济行为和后果受主体的相互关系及整个网络结构影响。社会接近性可细分为组织接近性、制度接近性和文化接近性等方面。
行业接近性指网络主体处于相同或相近生产领域的特征，他们可以利用相似的工艺生产相同的产品，呈现一种横向的竞争关系；也可以位于同一产业链的不同阶段，表现为一种相互合作的纵向关系。
地理接近性与社会接近性和行业接近性是相互联系的。就创新网络来说，由于不同接近性的结合，网络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一般说来，单有一种接近性是不能形成具有良好互动关系的网络的，网络存在必须具有两种以上的接近性。实践中具有地理接近性和社会接近性而缺乏行业的接近性，尽管也可能有相互合作网络存在，但这种网络只能是松散的地方生产综合体；而有了地理接近性和行业接近性，由于缺乏应有的社会接近性或嵌入性，使有些地方形成的开发区互动不足，创造成效不彰；国际间的科学家协会类网络虽然没有地理接近性，但它还是有极强的共同的主导价值观和专业特征，表现为另一种形式的互动网络。与以上不同，区域企业集群则同时具有地理接近性、社会接近性和行业接近性三种接近性形式，因而具有更优异的知识交流和学习特性。
（2）接近性耦合生成区域集群创新网络 接近性耦合与集群创新网络密不可分，其内生地存在于互动网络的结构—关系—行为之中，而不是游离于主体的网络活动过程之外。企业集群的本质就是区域互动创新网络，它的形成及创新实现的基础是网络主体之间良好的地理、社会及产业上的接近性。
1）地理接近性为集群创新网络提供了共用资源 地理接近性反映了企业集群创新的区域属性和空间特征，它赋予了集群企业共有的外部资源，这是区域企业集群创新实现所必需的最为基本的物质联系，集群企业共享特定区域带来的物质资源的外部性；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可以共享知识和信息资源的外部性。研究表明知识及信息的生成与传播具有明显的空间不均等性，呈现出强烈的随着地域扩散而衰退的特征。王铮等人2003年通过对以“可持续发展”和“知识经济”为关键词的论文的例证分析，结果表明其在我国不同区域间的传播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别，且知识溢出的强度在空间上的衰减是指数的[4]。
地理接近性对于企业集群的特殊意义就在于某些类型知识的区域专有特征，这与知识本身的内在特性紧密相关。马歇尔最先注意到人类的经济聚集活动中的创新现象。他称之为“产业空气”。他指出：“如果一个人有了一种思想，就会被别人所采纳，并与别人的意见结合起来，因此，他就成为更新的思想源泉”。在企业集群中“行业的秘密不再成为秘密，而似乎是公开的了，连孩子们也不知不觉地学到了许多秘密。”不能不说对于区域企业集群的创新来说，这些“秘密”是不可多得的资源。在波兰尼的对明示知识（explicit knowledge）与隐喻知识（tacit knowledge）的划分的基础上，柯林斯（Collins）和布莱克尔（Blacker）把隐喻知识进一步细分为[5—6]：与个人身体技能有关的知识，与个人认知能力有关的知识，组织实践中的惯例化知识，以及有关组织基本假设、信念、规范相联系的文化类知识。这一划分更突显知识转移中地理接近的重要性，对于创新实现的基础知识流动来说，正是集群企业的空间接近使他们实现了对创新极有价值的区域隐含知识共享。
2）社会接近性促成区域集群创新网络的社会交换 社会交换不应狭隘地理解为有形物质实体的交换，知识和信息的交换是社会交换的重要内容。社会接近性是区域企业集群内创新主体实现知识的顺利转移的必备条件，它提供了基于共同文化和认知结构的相洽性。这种相洽性反映知识转移双方各自既有的文化背景、认知结构、技术领域以及知识存量等方面所具有的相容或匹配程度，无论接受主体是个人或是组织，它们先前的禀赋决定了对知识的搜寻倾向、选择方案、学习强度和理解效率。一般说来，双方的文化背景、认知结构和技术领域越接近，知识转移就越顺利。实践中有些地方的高科技企业集群，尽管有很好的外部学习环境，但学习效果并不理想，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企业自身与外部知识源缺乏共同的文化背景和认知结构，相容或匹配程度过低。知识转移双方知识存量的差距表现为知识“势差”，正如地势的高下之差带来水的流动一样，知识的高下之差也为知识的流动创造了客观条件。但知识的“势差”不是越大越好，马基林（Marjolein）等的研究表明[7]，知识的高效转移依赖于双方是否有适度的知识“势差”，“势差”过小会造成可以转移的知识流量过少，而“势差”过大，落后一方则无法学习，从而无法实现知识的有效交换。
其实，企业集群中存在的或隐或显的知识活动可以看成一种市场行为。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奥斯汀分校的达文波特（Davenport）在其《Working Knowledge》一书中提出知识市场理论，他认为企业的知识活动和传统的有形商品并无二致，知识可以交易、购买、交换、寻找与制造；知识市场的主要定价机制是基于互惠性，也就是期望自己付出知识商品后，可以得到有价知识的期待，由此看来区域企业集群是一个典型的知识交易市场。在这一市场中，各方所交易的知识既通过实物流动的供应者——需求者的交易过程实现，也通过主体间的人员流动、新企业衍生、集群内共同的专业化培训教育，共同的信息研究和技术支持机构等实现。显然，知识和信息的交流与溢出比实物更加多样、经常和频繁。
3）行业接近性形成区域集群创新网络的组织界域 多样性主体互相联系结网而存是区域企业集群的组织特征，如同生存于同一生态系统的居于同一食物链或营养链的生物群落一样，作为具有共同要素和共同市场的集群企业，从产业链和价值链来说，也居于同一商业生态系统（business ecosystem，BES）之中，每个企业都有属于自己的生态位（niche）。而且由于生存的需要，在相互之间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中努力争取自身的学习进化。学习进化反映了企业对外部环境的抗争和适应，（对于集群中的一个企业来说，集群中其他企业同样是它的外部环境）。而就进化方式来说，有基于企业自身实现的自适应进化，也有由企业之间相互作用导致的互适应进化[8]。互适应进化其实质是集群企业间的协同创新行为。
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分析只是区域企业集群的外在形式，既然区域互动创新网络是企业集群的本质特征，那么作为集群企业间知识和信息传输纽带的知识链应该是企业集群组织形式的核心和“骨架”。在区域企业集群中，企业、大学、研究部门、中介机构以及政府等各类主体构成集群内知识网络上的一个个节点或单元，这些节点或单元之间存在着多元的、交互的、非线性的、强耦合的相互作用关系[9]。正是企业集群的知识网络特点，大大地方便了知识的共享和转移，减少了企业进行交易的成本。由于知识所具有的显性与隐性的两重性特征，现实中的集群知识转移也具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具有明显交易特征的知识转移，如技术转让。另一种则是不具有明显交易特征，以隐性知识的人际传播为表现形式的知识溢出。
3 接近性耦合创新的复杂性意蕴
（1）接近性耦合创新体现了对创新的生成式整体性理解 传统上我们对复杂事物的通常解决办法是，首先将其分成可以分析的简单组成部分，分析每一部分并合成结果，但这种构成式的分析方式往往把重要的因素丢失了。正如大量的消费者联系在一起会创造时尚一样，企业集群创新作为由人组成的集体行为，它不是一个可以被分解成部分的简单集合式的系统，因为在它被分解成部分的那一刻已经失去生命力，只有在整体性理解的情形下，我们才能发现在个体与个体、个体与整体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中形成的共同进化，而且这种共同进化是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个体是整体的基础，并非指孤立的、单独的个体是整体的基础，个体的相互作用才真正是整体的基础。
接近性耦合创新说明，人的集群创新行为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它反映了人们对创新由构成式向生成式理解的转向。企业集群创新作为一个复杂的经济社会现象。把它放到一个更加现实和更为广阔的背景下进行分析，就会发现它背后的支撑是区域经济、社会和文化多种要素的系统化耦合。这种接近性的耦合缩短了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距离，这是形成互动创新网络的基本条件。
（2）接近性耦合反映了创新集群的自组织特性 凡是朝向结构和有序程度增强方向演化的过程和结果为组织，自组织是指其无需外界特定指令而能自行组织、自行创生、自行演化，从无序走向有序，进而形成有结构的特性。复杂系统自组织强调把系统中的成员看成是具有适应性的主体，它能够与环境及其他主体进行交流，在交流过程中能够“学习”或“积累经验”，并且根据学到的经验改变自身的结构和行为方式，由此复杂适应系统把主体的适应性提高到系统进化基本动因的位置，宏观的变化和个体分化都可以从个体的行为规律中找到根源。
正是基于自组织方式的系统演化，系统产生了原来没有的特性、结构和功能。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自组织也意味着创新，自组织能力是系统的内源性发展能力。区域企业集群是其主体基于浓厚的接近性通过相互作用演进形成的复杂创新网络。其优异的不断创新特性，正是来源于其自身的自组织能力。
与自组织相对的是他（被）组织。一般说来，他组织系统是缺乏自我成长、自我繁衍能力的。市场经济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其具有自组织功能，而计划经济则是他组织的，因不具备内源性成长能力而缺乏生命力。浙江的小商品市场从早期的“走村串巷”和“政府打压”，到全国性集群式大市场的形成，有力地说明了集群网络形成中的自组织特性。
（3）创新表现为集群涌现现象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把经济系统看成一个由主体依据一定的行为规则而连接在一起的“结点”网络所代表的互动主体群[10]。它强调系统中主体具有的能动性，即他们有自己的目标、取向，能够在与环境的交流互动中有“目的”有“方向”地改变自己原有的行为方式和结构，以更好地适应环境，且构成整体的各部分的性质和存在是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的。
涌现（emergence）是复杂系统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它是一个“秩序形成”或“无中生有”的过程，复杂系统的涌现是指构成系统的各个主体（子系统）依据一定的规则进行相互作用并最终形成稳定的系统整体结构的过程，涌现是系统的自组织特征的体现。复杂系统正是在内部大量单元智能体的交互作用过程中，从系统整体状态上产生出单个智能体所不具有的行为模式，并且是难以预料的。创新成为企业集群的一种涌现就在于，它是主体在共同的相互作用的基础上，随机自发产生的结果。是系统对外部环境做出的适应性反应，由此产生的新的活动形式和外部规则，这些新的活动形式和外部规则反作用于系统内部，促成原有系统规则的调整和新规则的形成。由此使系统远离原来的稳态而达到一个新涌现的稳态。
浙江的义乌小商品市场，从最早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到小商品制造中心、信息中心、研发中心的过程，每一代市场的出现都可以看成是一种涌现，把这一连串的涌现连接起来，可以洞察系统的演化轨迹。整个经济系统的演化是以一次又一次新结构的涌现作为自己的阶梯的，因此演化也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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