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位置、身份定位与21世纪中美关系的演进——兼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应对

叶晓迪 乌凌翔

【内容摘要】在中美建交四十周年的历史节点与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明显强硬转向这两大因素影响下，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与动态性进一步凸显。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虽然从不同角度切入，总结出中美关系的发展具有“冲突论”“合作论”“不确定论”与“竞合论”等若干种不同的特征和结局，但是它们更多地存在单一归因的缺陷，无法兼容与自洽地解释中美关系的多维度面向，从而导致理论推论大都陷入“线性逻辑”困境。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在批判性继承既有理论与结合现实政治的基础上，以权力位置转换的速度与身份定位变化为两大主次自变量，构建能够解析中美之间“非线性关系”的解释模型。本文认为，在面对美国对华采取逼迫式战略定位时，中国尝试创造中美合作的诱因是能够缓解自身战略压力的潜在途径。同时，中国的外交应对还需把握“内部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与“明确外交原则”两大基本点，才能在特朗普时期的中美策略互动中实现更多的利益交换目标。

【关键词】 权力位置 身份定位 中美关系 中国外交

复杂性与动态性是当今中美关系的核心特质。但是在现实政治中，中美关系并非如现实主义者所认为的敌对关系，自由主义者所提倡的合作关系，亦非建构主义者所倡导的朋友关系。这说明，复杂性与动态性致使仅采用任何一种主流理论来解释中美关系都可能存在偏差。当下的时代背景也为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与动态性平添不少不确定性因素。在体系层面，虽然美国仍旧占据霸权国的地位，但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大国的快速崛起，加速美国权力的流散速度，加快了单极体系向多极化转换的速率。^①在国家层面，面对单极衰弱现实，美国必然会做出战略调整，减缓权力流散，维持霸权地位。^②作为崛起大国，中国既被视为霸权地位的主要挑战者，也成为美国战略转向的首要承压者。^③因此，在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中美建交已历经40年的重要节点，如何正确地解析中美关系的本质，如何有效地解读中美之间的策略互动，中国应该采取何种外交选择予以应对，这些问题不仅凸显了单一理论解释中美关系的局限性，更是中国在新时代所需面对的关键问题。

考虑到既有理论的缺失，本文在修正地位焦虑论的基础上，以权力位置与身份定位两大变量构建理解中美关系的新解释模型，并提出两个假定。第一，当中美权力位置差距快速缩小，且美国因战略利益无法调和而对华采取逼迫式战略定位时，中美关系的对抗性升高。第二，当中美权力位置差距快速缩小，美国因战略可调和而对华采取和缓式战略定位时，中美关系的合作倾向更容易产生。辅之以小布什、奥巴马与特朗普三任政府时期中美关系的互动演变作为实证案例，本文试图解释权力位置与身份定位在影响双边关系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结论部分将进一步把理论框架与现实政治相结合，提出新时代中国的外交应该采取何种应对措施，才能推动塑造更为成熟与健康的中美关系。

一、文献回顾：中美关系的既有研究与不足

总体而言，既有对中美关系的研究可以被归类为（新）现实主义视角下的冲突论、（新）自由主义视角下的合作论、建构主义视角下的不确定论以及折中视角下的竞合论。^④

甲维盐原药为淡黄色固体，易溶于甲醇、二甲基甲酰胺及醋酸仲丁酯等溶剂，溶剂所起的作用是将甲维盐制成低温下也能稳定的有机溶液．根据甲维盐的物化性质以及制作微乳剂的基本要求，研究各溶剂的用量对微乳剂的影响，以保证甲维盐的充分溶解．

（一）新现实主义视角下的冲突论

现实主义阵营大都对中美大国关系的发展与走向持悲观态度，但中美关系步入冲突的预期强度存在不同，由强到弱分别是权力转移理论、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奥根斯基（A.F.K. Organski）与库格勒（Jacek Kugler）强调，当崛起强权的相对实力增长接近成为支配强权时，支配强权会为了维持霸权地位而大概率对崛起国发动预防性战争。^⑤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总结出大国权力博弈的“铁律”，即权力最大化意味着安全最大化，因此，中国的快速崛起不仅挑战美国的权力地位，更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这导致中美间大国关系陷入“大国的政治悲剧”^⑥。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则认为，国家在国际体系中以安全作为首要目标，而非权力的竞逐。^⑦例如，查尔斯·格莱泽（Charles Glaser）就指出，中国与美国有足够的理由认为自身获得了足够安全保障，可以在一个趋向于两极体系的环境中共存，因此，安全困境的假定可能根本就不存在。^⑧尽管对中美冲突的悲观程度有所不同，但现实主义总体而言依旧偏向冲突论的结局。^⑨

[28]Anthony Giddens,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52-53.

（二）新自由主义视角下的合作论

其次，新自由主义者认为，中美之间的合作空间要大于冲突空间。其中，能够影响中美关系最重要的两大变量是绝对利得（absolute gains）与国际制度，前者使国家的利益计算不再是零和思维，后者则为国家间合作构建了桥梁。^⑩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由于安全感在当今国际社会并非稀缺品，因此国家利益重要性排序出现变化，非安全利益成为国家的优先追逐目标。国家之间的利益计算是绝对利得，这使“双赢”的局面成为可能。^⑪同时，国际制度成为国家间合作的关键桥梁。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国际制度能够发挥提供信息渠道与确立行为规则等功能，诱导国家行为体进行合作，达到利益最大化的目的。^⑫联系到中美关系，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国际制度不仅使中美两国逐步发展为互为对方的最大出口国，创造了经贸相互依存的基础，还将使这种深度的经贸相互依存关系成为管控中美潜在冲突点的“安全阀”。^⑬概言之，新自由主义者总体认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更具合作性而非冲突性。

然而，自由主义学者对中国融入国际秩序的研判过于乐观。比如，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加大了对国际秩序与国际制度的创新力度，在经济领域建立了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金砖新开发银行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金融机制安排。但这些具有明显替代性的国际金融事物及制度对西方主导的传统国际秩序造成了一定冲击，从而使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国际制度层面存在竞争。^⑭此外，新自由主义者也夸大了中美经贸相互依存的“安全阀”作用，这一局限在特朗普政府推动中美关系走向“脱钩”的趋势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三）建构主义视角下的不确定论

建构主义视角下的中美关系依旧处于互动的过程中，因而没有一个确定的结局。以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为代表的建构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可以演变出三种文化结构的逻辑，亦即：霍布斯、洛克与康德，分别对应着敌人、对手与朋友三种国家间的角色。^⑮在当今国际体系已经进入洛克文化结构逻辑的背景下，国家之间是在保证国家生存权的前提下开展权力竞争与合作。在此基础上，秦亚青以“关系本体论”为核心，提出过程建构主义，并指出“关系”作为事物发展的动力可以确定国家身份的建立，而身份决定利益，利益最终形塑国家的行为。^⑯相较于温特的观点，秦亚青的过程建构主义更具动态性，有助于分析复杂与多变的大国关系。联系到中美关系，由于过程建构主义强调过程中两个大国之间的互动所建构的身份与角色，所以对中美关系的未来持开放态度。

然而，建构主义在实际操作层面却存在明显的缺陷，即研究者无法确定“观念”和“关系”的客观指标。更为重要的是，虽然过程建构主义强调的是双边关系的互动建构，但在分析过程中更聚焦于国家行为体自我认知对其对外行为产生的影响，从而忽略了他者对自我认知的关键维度，进而导致其尚未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能够解释中美关系如何互动变迁的理论模型。换言之，尽管中国并不将美国视为对手而继续强调“和平发展”与“不谋求霸权”的外交诉求，但美国却刻意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这种源自于他者对自我的认知定位也势必对中美关系的稳定造成巨大冲击。

（四）折中视角下的竞合论

由于三大主流理论对中美关系发展的认知存在较大分歧，有学者提出“折中视角”作为一种更为务实分析中美互动的途径，即竞合论。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强调，在全球经济与非传统威胁等领域，中美关系呈现更多的合作态势；而在安全与联盟等议题上，中美则更具竞争的姿态，因此视之为“竞合”关系。^⑰埃德尔斯坦（David M. Edelstein）在此基础上引入了时间因素，将长期战略利益与短期战略利益作为影响中美竞合策略选择的自变量，进一步发展了沈大伟的观点。他认为，如果美国基于短期利益来考量，而中国以长期利益规划为主，那么中美两国的合作倾向将明显升高；但如果中美两国都基于长期利益的谋划，那么冲突态势将上升。^⑱

沈大伟与埃德尔斯坦分别以领域与时间解释中美的竞合关系，但他们恰恰忽略了国家权力位置变化对两个大国策略选择的影响。例如，在冷战结束的初期，美国便兴起了第一波“中国威胁论”，但当时的辩论并未形成广泛的政策现实效力，从而使美国继续实施“接触战略”。然而，到了2015年的新一轮对华战略辩论中，情况却明显不同，其现实效力明显加强，美国传统的接触战略出现实质性的转向。

强龙压不过地头蛇，茶园泼了化学水他工厂不赔能脱身。谈到后来还不是松了口。不赔可以啊，你把那些泼出去的污水收回去。

为了更好地呈现各学派理论的不同，本文从理论类型、分析层次、核心变量、行为体、因果机制与中美关系结局六个方面对不同理论关于中美关系的判定进行梳理（见表1）。

表1 关于中美关系的理论总结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2018年。

二、理论框架：权力位置与身份定位的解释模型

②有研究认为，美国这种调整的实质是在进行“战略筑底”，尽量延长占据霸权地位的时间，请参见：叶晓迪：《霸权战略筑底与中国外交选择：一霸四强论的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8年第1期，第32—33页。

（一）结构现实主义中的“权力位置”

考虑到进入21世纪以来中美之间策略互动的本质是权力的竞争，因此，权力位置仍然是分析中美关系不可忽视的变量。在沃尔兹（Kenneth N.Waltz）看来，相对实力的变化将改变单元行为体（主要指国家）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而位置的不同对行为体造成的安全压力也有所不同。^⑳正因为行为体对权力位置的关注，格里科（Joseph M. Grieco）才将国家称为“位势主义者”，而施韦勒（Randall L. Schweller）则将权力位置描述为一种稀缺的资源，从而导致国家陷入“位势竞争”。^[21]米尔斯海默将权力位置因素发挥到极致，强调只有当国家赢得霸权地位时，才能完全保证本体的安全，最终转变为现状偏好的大国。^[22]换言之，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大国是“权力位置”的捍卫者，它们要避免因权力位置恶化而导致国家安全压力增大。^[23]因此，相对实力较强，国家所具有的权力位置就较高；在尚未取得霸权地位前的位置变换过程中，相对实力上升的国家将对“上位国家”形成挑战，从而引发位置保卫战，并对“下位国家”的安全与生存造成结构性的压力，进而有可能引发“下位国家”的制衡。国家间策略互动的选择与结果皆归咎于国家相对实力的强弱所取得的权力位置。换言之，在结构现实主义学派看来，国际政治的现象类似于斯诺克球台上“球与球之间的互动”，决定政治后果的只有由相对实力排序所决定的位置，此谓之“位置决定论”。

约4片叶时进行如下处理：①常规温湿度(CK)，温度25/20 ℃，湿度75%；②高温高湿(HTH)，温度38/28 ℃，湿度100%；③高温(HT)，温度38/28 ℃，湿度75%；④高湿(HH)，温度25/20 ℃，湿度100%。于20 d后调查热害湿害症状并统计热害湿害指数。

然而，这种“位置决定论”却也导致结构现实主义陷入自然主义、非历史性、理论僵化等问题，无法解释两极瓦解的体系变迁与美国在成为霸权后仍表现得像修正主义国家的重大问题。^[24]事实上，对于权力位置的过度关注正是造成现实主义陷入线性逻辑推论的最主要原因。联系本文所试图解释的现象，如果我们仅仅沿用结构现实主义的逻辑，必将难以解释为何中美关系自进入21世纪以来便呈现出的磕磕碰碰的状态。因为根据位置决定论，权力位置是稀缺资源，具有强烈的零和性，而美国在面对中国崛起对其霸权地位造成挑战的状况时，应该将“遏制战略”贯彻到底。但现实政治却表明，进入21世纪以来的中美关系并未如结构现实主义所预期的，因陷入零和位势竞争而长期处于对抗状态，小布什政府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前后对华态度的转变与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的竞合状态便是明显的例子。这意味着，中美关系中应该存在另一种变量，协调与缓和两者的状态。正如有学者所提出的那样，尽管物质实力与权力位置密切相关，但权力位置的高低还是根植于体系内其他成员国心目中的一种社会属性，即他国对某国位置的感知与认定。^[25]该论述为我们探索中美关系中存在的另一种关键变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作为掌握体系主导权的单极霸权国对崛起国的身份定位或将对中美关系的状态产生影响。

[21]Joseph M. Grieco, “Realist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 Michael W. Doyle and G. John Ikenberry eds., 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 167; Randall L. Schweller, “Realism and the Present Great Powers System: Growth and Positional Conflict Over Scarce Resources,” in Ethan B. Kapstein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 Unipolar Politics: Realism and State Strategies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8.

（二）建构主义中的“身份定位”

建构主义对身份的强调为我们构建影响中美关系的另一个关键变量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温特指出，身份的存在不仅确定了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类属，还决定了该国家所追求的利益方向，从而影响不同国家之间的互动模式，即究竟是敌人、对手还是朋友。^[26]此外，强调不同身份属性而产生的互动模式使温特所认为的身份还具有“共构性”（mutually constructed），这同时包含两方面意涵：第一，行为体主观认定“我是谁”（自我）的问题；第二，行为体“自我”与“他者”互为主观的互动产物。^[27]换言之，自我的身份并不是单纯由自身决定的，还需要在互动中获得其他成员国的认可，获取“资格”。^[28]建构主义关于身份“共构性”的观点与上述学者关于位置与感知的看法不谋而合。

然而，建构主义在实际运用中却过度强调身份的“自我认知”维度，从而忽略了他者对自我的认知好坏会对两者互动关系造成的影响。这点缺失在分析中美关系中显得尤为重要。例如，就现实层面而言，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历届政府都会以《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或《中美联合声明》等重要官方文件的形式表述对中国的战略定位，而这种战略定位的不同在相当程度上将影响一段时间内的中美关系的走向。同时，我们也可以在理论层面找到一定的依据。由于我们假定国家是理性行为体，所以几乎所有的霸权国对权力地位都有着恒久性的追求，这导致霸权国对其优势地位有着超乎一般国家的敏感度与焦虑感。^[29]例如，都铎·奥尼尔（Tudor Onea）在基于英法争霸与英德争霸两大案例检证的基础上指出，取得权力优势的霸权国往往比崛起国更担心权力地位的丧失，也使其更具攻击性。奥尼尔认为，霸权国的焦虑表现在经济、军事与尊严等方面被崛起国超越的不安全感，最终导致霸权国为了护持其权力地位而更愿意承担冲突的风险。^[30]韦宗友将霸权国对地位的敏感与焦虑归纳为“地位焦虑论”，认为霸权国对位置捍卫的焦虑心理将极大地影响它对其他大国，特别是崛起国的认知与定位。^[31]

总体而言，既有的理论经历了从“位置决定论”、“身份认知调和”到“地位焦虑论”的递进式修正。地位焦虑论作为此过程的集大成理论，为我们观察和理解中美关系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借鉴。

（三）递进式理论修正的不足

尽管既有的理论已进行了递进式修正，但地位焦虑论却仍未摆脱“线性逻辑”的理论困境（见图1）。这种线性推论预示着位置竞争之间的大国关系只有持续恶化一种情况，显然与中美关系的现实情况不符。尽管霸权国因自身焦虑有可能加剧与其他大国的冲突，但霸权国看待与其竞争的大国的身份并非总是负面的和不可调和的。进而言之，即便两个大国间互为敌人或对手，两者之间的战略利益仍具有调和的可能，从而演变成几种组合，如竞争或合作的敌人、对抗或合作的对手。^[32]事实上，中美关系在建交40年来的岁月中，都在经历着这种转变。例如，在1972年关系破冰前，中美是意识形态对抗的敌人，但是，自中美关系正常化到冷战结束，中美两国在身份定位上虽仍互为对手，但却可以在反对苏联扩张中找到战略合作的基础，成为合作的伙伴。同样地，在奥巴马时期，中美在权势差距进一步缩小的前提下仍然能够在经济、非传统安全与气候变化等重大议题上具有合作基础，成为合作的伙伴。中美关系的前后转变展现出明显的“非线性”逻辑。换言之，地位焦虑论单向式的线性逻辑使其忽略战略利益存在调和的可能性，而这部分的缺失却恰好反映在霸权国对他国的身份定位上，导致它仍无法较为全面地理解“非线性式”的中美动态博弈关系。

图1 地位焦虑论逻辑推论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四）本文的解释模型

基于上述讨论，我们可以提炼出两个影响中美关系的自变量——中美权力位置转换的速度与美国对华战略定位的变化。^[33]此外，我们还需要对上述两大关键概念进行操作，使其成为分析中美关系起伏与波动的有效变量。由于影响一个国家权力位置的最主要因素是相对实力的变化，所以权力位置可以根据相对实力的强弱而操作为：“中美权力位置差距缩小的速度快慢”。美国对华的身份定位可以操作为和缓式与逼迫式。和缓式与逼迫式是以“对抗”与“合作”作为光谱两极的美国对华身份战略定位的两种强度（见图2）。前者认为中美之间存在可调和的战略利益，具有合作的基础，虽然中国与美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无法消除，但两个大国的互动方式为“竞争与合作并存”，且合作意向强于竞争意向；后者则认为中美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战略利益与日益加深的结构性矛盾，即便具有合作的利益基础，但仍以对抗作为两国的主要方式。

图2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对华战略定位光谱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上述两大自变量可以组合成表2中的解释模型。这两个自变量之间的因果作用并非完全等同，而是有主次之分，其中权力位置的作用大于身份定位的作用。换言之，中国首先因为相对实力的增强，权力地位提升，进而对美国的霸权造成巨大压力，从而导致美国对华身份战略定位的变化。正如潘晨星所指出的，美国的自我定位是建立在“绝对确定”与“绝对安全”（absolute certainty and security）两大核心之上的，而中国实力的快速增长与看似无法融入美国所引导的国际秩序进程则形塑了美国对华的认知，将中国视为对美国绝对安全的“威胁”。^[34]这也从美国的角度说明了美国对华认知变化的前提是中国权力位置的改变。基于变量的操作化与解释模型，我们可以得出两个假定。第一，当中美权力位置差距快速缩小，而美国对华主观认知趋向负面，则中美关系对抗性升高。第二，当中美权力位置差距快速缩小，而美国对华的主观认知趋向正面，中美合作倾向则更容易产生。^[35]

中美战略利益的不可调和进一步表现在特朗普政府的具体对华政策中。特朗普政府自2018年3月开始对华实施“贸易战”，接连对中国出口美国价值500—2 0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10%—25%不等的关税。在经济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下，防止中美滑入“修昔底德陷阱”的经贸“压舱石”作用大幅下降，导致中美关系紧迫程度进入螺旋式上升的轨道。^[56]这种紧迫感直接反映在中美关系的分值波动上。如图4所示，2017年特朗普政府对华采取逼迫式战略定位后，中美关系的年均分值回落至负1.45。进而，随着中美经济贸易摩擦进入白热化阶段，2018年前7个月所录得的平均分值仅为负2.8，是自进入21世纪以来中美关系分值的最低点。

表2 权力位置与身份定位的解释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此外，我们还需进一步说明新的解释模型的运作逻辑（见图3）。延续地位焦虑论的逻辑，新的解释模型承认权力位置差距的明显缩小（或有快速缩小趋势）将对霸权国的地位造成压力。然而，与地位焦虑论不同的是，本文解释模型认为地位焦虑并不必然导致霸权国全然将崛起国视为敌人，相反，对崛起国的战略定位很大程度取决于两国之间的战略利益是否可调和。如可调和，那么霸权国将对崛起国采取和缓式的战略定位，此时两者的互动关系为“合作的对手”，因而两国的关系将趋于平稳；如不可调和，霸权国则将对崛起国采取逼迫式的战略定位，此时两者的互动关系为“对抗的对手”，因而两国的关系将趋于动荡。^[36]相较于地位焦虑的逻辑推论，新的解释模型的运作逻辑有两个优势。第一，补充了既有理论在“他者对自我定位”方面的缺失，特别强调了霸权国对崛起国身份定位对两国战略关系的影响。第二，兼顾符合中美在现实政治中互动的两种主要类型，展示了中美关系中的“非线性”互动关系，可以更准确地理解与分析中美关系的变动。

图3：本文解释模型的运作逻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案例检证：进入21世纪以来的中美关系波动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经历了小布什、奥巴马与特朗普三任总统，这为我们检证本文的解释模型提供了良好的实证素材。因为，第一，中国的权力位置在美国三任总统中呈现上升的趋势，对美国造成的战略压力也随之增大，这为美国采取不同的对华战略定位提供了有效的诱因；第二，就方法论而言，在中国保持强势崛起趋势的前提下，如不同美国政府所采取的战略定位对中美关系的波动幅度的影响与本文的理论假设相符，那就有利于验证本文的假设。

威廉·沃尔福斯（William Wohlforth）与斯蒂芬·布鲁克斯（Stephen Brooks）为我们测量国家权力位置的差距提供了有效指标，他们认为，21世纪衡量国家权力位置高低主要源于三个物质力量指标，即军事、经济与科技力量。^[37]韦宗友将上述三个指标进一步细化为军费开支、国内生产总值、研发费用以及国际专利数四个项目，用以衡量中美权力的差距。^[38]类似地，宋泓将人口、面积、国内生产总值、贸易额、军费支出、专利数、工业化进程等指标纳入考量。^[39]由此，我们也可以大体沿用上述学者的观点，选取国内生产总值（GDP）、军费支出、研发费用、国际专利数等，作为衡量进入21世纪以来中美之间的权力位置差距大小的主要指标（见表3、表4、表5）。

表3 2001年中美实力对比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军费统计、世界知识产权统计数据中心等资料整理所得。

表4 2009年中美实力的对比

资料来源：同上表。

表5 2017年中美实力的对比

资料来源：同上表。

为了能更好地把握中美权力位置差距变化的现实，我们根据中美在表3与表5中的数值比较，先对2001—2017年中美权力位置差距的概况进行总体性的描述。首先，在GDP方面，中国在2001年的GDP总额为1.34万亿美元，仅占同一时期美国总额10.62万亿美元的12.6%，而到2017年，中国GDP总额快速增长将近10倍，上升至11.963万亿美元，占同期美国总额的61.7%。其次，在军费支出方面，美国在2001年的军费支出就已达4 239亿美元，同期中国的数据仅为499亿美元，占美国军费的11.8%；进入2017年，中国的军费支出增长近4.6倍至2 282亿美元，达到同年美国的38.2%。再次，在研发费用方面，美国2001—2015年的研发支出从2 803亿美元提高至5 063亿美元，增长了约80%。同一时段，中国的研发支出呈现爆发式的增长，从2001年132亿美元上升至2 286亿美元，增长了约17倍。最后，中美在国际专利申请数方面的收窄幅度最为明显，美国在2001年的专利申请数就达到40 003件，而同年中国仅有1 670件。然而，进入2017年，中国的专利申请数已增长至48 882件，而美国则为56 624件，中国已占到美国的86.3%。

我说：“其实这也意味着你前期就已经做好了很多。”“也许是这样，顶尖的定义很难说，但是至少从其他行业来看，可能拿到MS在葡萄酒行业是比较顶尖的。当你在某一个行业比较顶尖的时候，你有更多的机会去认识其他行业顶尖的人。至少是那个行业的人认可的，这对我来说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抛开葡萄酒不说，这让你的眼界更宽广一点，让你想东西会更多一点，层次感会更强一点。这可能是拿到MS比较重要的一个变化。其实生活和工作没有什么变化，忙会更忙。但工作还是那些工作，还是我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物质实力层面的衡量，目的并非证明中国已经超越美国，而是展示权力位置差距不断缩小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造成美国的对华战略定位变化乃至中美关系波动的最主要原因。同时，为了更好地呈现中美关系的波动，本文还援引了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长期追踪所做的“中美关系分值”（见图4）。

图4 2001年以来中美关系历年分值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提供的《中美关系分值》整理与计算所得。原始资料请参见：http://www.tsinghua.edu.cn/publish/iis/7522/index.html。

（一）小布什时期

尽管在小布什任内，中国在实力方面仍未达到崛起国对霸权国挑战的门槛，但是中国崛起却是美国无法回避的政治现实。根据表3与表4中美四项指标所显示的数值，与2001年四项实力指标平均比值仅占美国的约8%相比，在小布什卸任时，中国与美国在四项指标上的比值已出现大幅的增长，其中，GDP比值成长了近3倍，占美国GDP总量的35.4%；军费支出与研发支出的比值分别增长了5.8%与16.2%，而国际专利数的比值则大幅增长至约69%。正是基于对中国迅速崛起趋势对美国霸权地位挑战的担忧，小布什政府在最初就认为中美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利益追求，因而采取逼迫式的战略定位，对华战略转向遏制。例如，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2000年在《外交事务》发表的文章被视为对华强硬的序曲，她认为中国并非一个“现状国家”，而是一个利用自身实力改变亚洲权力格局的大国。^[40]在正式执政后，小布什迅速推翻了由克林顿政府提出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战略定位，转而认为中国是与美国匹敌的“战略竞争者”，后续一系列事件也表明，中美对抗态势上升。

根据本文的解释模型，美国因权力地位被快速下降并遭受到压力，且认为战略利益不可调和时，便会对华采取逼迫式的战略定位，这时中美关系的波动幅度将升至最高。小布什执政初期对华战略与中美关系的态势和本文解释模型的论述相符。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长期追踪的中美关系分值表也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数据支持。如图4所示，与克林顿在1997年提出“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之后中美关系的分数的峰值（1998年的平均分为2.8）相比，小布什执政初期（2001年9月11日前），中美关系的分值快速回落至均值负0.5，处于“不和”状态。^[41]

然而，突如其来的“9·11”恐怖袭击事件迫使美国不得不重新思考战略利益的排序。美国的战略重心转向保卫国家本土安全，打击全球恐怖主义，并为此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小布什任内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美国面临的最严重威胁在于极端主义与技术的结合，指明了美国在这一阶段将以反恐作为主轴进行战略布局。^[42]由于美国意识到单凭一国之力无法有效地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反恐, 所以小布什政府试图通过大国合作和加强与传统盟友安全合作的方式减轻战略负担，这使中美可调和的战略利益基础逐步形成。在反恐战略布局的驱动下，美国更积极地对中国释放善意。2002年小布什访华时，进一步确定了双方将加强高层战略对话、同意双方在经贸、能源与科技等方面的合作，确立了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具体互动方式。^[43]为了进一步创立中美的共同战略利益，美国时任副国务卿佐利克（Robert Zoelick）先在2005年9月21日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上正式提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responsible stake holder）概念，希望中国能够对现有的国际秩序做出更大贡献。进而，小布什政府在2006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正式纳入此概念，作为新的对华战略定位。

小布什政府的对华战略定位从战略竞争者、建设性合作关系到利益攸关方的转变，展现了此阶段美国对华身份战略定位逐步由逼迫式转向和缓式的过程。在中国依旧保持良好的崛起势头的前提下，美国对华战略定位的转变直接为中美关系注入了稳定的因素。仍如图4所示，“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的中美关系分值不仅“由负转正”，并在后续的几年中保持着总体上升的趋势，保证了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因此，此阶段的中美关系甚至被一些学者视为两国双边关系的最好时期。^[44]

（二）奥巴马时期

这一时期中国强势崛起的势头不减，美国则遭遇金融危机而进入相对衰弱期。^[45]中国在奥巴马任期内的GDP年均增长率约为8.2%（同期美国年均增长率仅为1.52%），在2010年正式超越日本正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2016年达到了美国GDP总量的60%左右，构成权力转移的门槛。[46] 此外，仍如表5所示，中国在军费、研发与国际专利数等三项指标上也都明显提升，分别达到了美国总额的38.2%、45.2%以及86.3%，几乎每项指标都出现20%以上的增长，中美的权力位置差距在奥巴马任内进一步缩小。

奥巴马急于从战争中抽身并实现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的转移与摆脱金融危机阴霾的双重需求使中美战略利益的可调和具备了基础。因此，面对中美权力位置差距的缩小，奥巴马第一任期中的对华战略定位却大体延续了小布什政府中后期的基调，从一开始就对华就采取“和缓式”的身份战略定位。在竞选期间，奥巴马谈到中美关系时便表示：“美国将与中国在一些领域竞争，但在另一些领域将会采取合作。”中美间的竞合关系在奥巴马正式执政后得到良好的延续。首先，2008年11月8日，在回应胡锦涛的贺电中，奥巴马强调中美的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还有利于世界，并希望在安全、气候和地区热点问题上与中国协作。其次，在涉及中美敏感议题方面，奥巴马政府也事先通过传递美国不会让一些敏感问题的分歧阻碍两国在其他更为广泛的领域进行合作的信息，有效地避免了中美关系因敏感议题上的共识缺失而陷入动荡。再次，在奥巴马任内首次访华时，两国元首共同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将中美关系定位于“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2010年以后，中美关系虽然因为中日钓鱼岛争端、南海争端等问题出现一定的动荡，但奥巴马政府的对华认知并未出现大幅的改变。相反，在2011年1月胡锦涛访美期间，两国元首再次签订联合声明，将中美关系进一步提升至“互相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因此，在奥巴马第一任期前后，中美关系分值依然保持增长的趋势，并在2013年达到平均分的最高值2.06分。

从表4可以看出，不同处理的青稞产量均有差别，各处理折合产量在3 750～4 339.5 kg/hm2。其中，A5处理的产量最高，折合产量达4 339.5 kg/hm2，较A1增产15.72%；A4处理的产量居第二位，折合产量4 122 kg/hm2，较A1增产9.92%；A3产量居第三位，折合产量4 102.5 kg/hm2，较A1增产9.4%；A2产量居第四位，折合产量4 081.5 kg/hm2，较A1增产8.84%；对照处理产量最低，折合产量3750kg/hm2。从产量变化趋势来看，在氮肥和磷肥施用量固定的情况下，随着钾肥施用量的增加，青稞产量也不断增加。

然而，这种对华采取和缓式的战略定位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已经消除。相反，随着权力位置距离的缩小，中美之间战略利益的不可调和性增强，致使奥巴马政府对华战略中的对抗性明显上升，这也说明国家在体系内权力位置高低仍然是影响中美策略互动的最主要自变量。奥巴马政府后期对华战略的对抗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2015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涉及中国的部分体现得最为直观。这份报告强调了中国军事实力增长的问题，反映出美国政府要继续监督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同时也“注意”中国“使用武力恐吓解决争端”的可能性。^[47]其次，在具体策略方面，除了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而产生的战略效应以外，奥巴马政府在一些中美敏感的领域也取强硬姿态。^[48]例如，2013年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时，美国便刻意以战机进入识别区作为回应。同样地，2015年在两岸领导人进行历史性会面时，奥巴马政府随后便对台军售，有意平衡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利益天平。^[49]再次，在美国国内层面，继2010年的“对华强硬论”后，美国政治精英阶层出现新一轮对华战略的反思潮，其辩论的核心在于“传统的接触战略是否失败？”进而要求美国政府重新思考对华战略转向强硬的可能性。^[50]美国对华对抗性上升直接反映在中美关系的年均分值的变动上：从2015年的1.51大幅回落至2016年的约0.33。

综上所述，aEEG是一种简易可行且准确性高的神经监护方法，急性胆红素脑病的足月新生儿aEEG监测结果有异常表现。联合aEEG及BIND评分可为评估足月新生儿重度高胆红素血症脑损伤神经系统预后的评估提供参考价值，协助胆红素脑病分级，早期指导临床进行神经系统干预，并对其远期神经系统不良预后有较大的预测价值。

（三）特朗普时期

中美位置差距逐步缩小与美国国内政治精英的对华战略反思等因素构成特朗普执政的外部与内部环境，致使新一届美国政府逐步形成“传统的接触战略已然失败”的“共识”，并认为中国利用美国多年的接触战略已成长为能够威胁到美国霸权地位的对手，对华采取逼迫式战略已是主流趋势。^[51]事实上，早在竞选伊始，特朗普便表明中美之间的战略利益是不可调和的。首先，在经贸领域，特朗普认为中国是“汇率操纵国”，在关税的各项目上都占尽美国的便宜，因而主张对所有中国输往美国的商品都加征45%的关税，以平衡中美贸易赤字。其次，在安全领域，特朗普的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与亚历山大·格雷（Alexander Gray）强调要“以实力促和平”，以强大的实力而非规则重塑美国在西太平区域的军事影响力。^[52]再次，在台湾问题上，特朗普将“一个中国”政策与经贸议题挂钩，不仅与台湾当局领导人互通热线，还进一步声称“一个中国”政策是可以谈判的，打破了中美建交40年来的互动默契。^[53]

特朗普正式执政后延续了他对华采取逼迫式战略定位的决心。在2017年12月18日发表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根据学者统计，这份报告提及中国的次数为21次，远高于奥巴马时期的3次；同时，涉及竞争性词汇的总数达到40次，而奥巴马时期则为2次，显示美国对华战略的重大转变。^[54]更为重要的是，报告首次直接指称中国为“修正主义国家”，并在随后发表的《国防战略报告》中，特朗普政府更是强调，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与繁荣造成威胁的，主要来自“修正主义大国”。^[55]如果小布什政府的战略导向是“从权力政治逻辑转向国家安全逻辑”，那么特朗普政府则是对“大国权力政治的回归”，意味着中美已进入全面、体系化的大国战略竞争时代。根据现实主义的观点，权力竞争是具有高度零和性的，这也从另一个维度显示特朗普认为中美战略利益是不可调和的。

选择2017年1月—2018年1月期间我院收治的64例腰椎间盘突出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在收治前对所有患者都进行了磁共振成像与CT诊断。参与此次研究的64例患者中有男性患者38例，女性患者26例，患者年龄范围22～61岁，平均年龄为（53.9±2.7）岁，患者病程时间差异较大，6个月～5年，平均病程为（18.7±3.1）月。此次所有参与者都属于自愿行为，并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

四、结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应对

进入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与动态性应会逐步加深，这使研究者如仅用单一变量来解释中美关系的变与不变，将会产生解读上的偏差。有鉴于此，本文在修正地位焦虑论的基础上，以中美权力位置的转换速度和美国对华战略定位变化构建了一个新的分析中美关系波动幅度变化的解释模型，并进一步厘清了两大自变量之间的主次关系。基于小布什时期、奥巴马时期与特朗普初期的三个案例检证，本文发现，尽管中美的权力位置差距逐步缩小，但美国如认为双方战略利益可调和而对华采取和缓式的战略定位，那么中美的合作倾向较强且中美关系较为稳定。然而，美国对华认知趋于正面并不能解决中美间的结构性矛盾，因为这主要是由两大国的“位势竞争”造成的。换言之，当中美权力位置差距缩小到一定程度，中国对美国霸权地位产生战略压力逐步增大时，美国便会认为中美之间的战略利益不可调和，从而导致对华战略的逼迫式转向。

该隧道的围岩分为三种：即V级、IV级与III级。进口处覆盖层实际埋深相对较浅的位置存在V级围岩，土质主要为红黏土，而其他洞段主要为IV级围岩或V级围岩，对于IV级围岩，主要是页岩夹砂岩，少见土石交界与红黏土，而III级围岩以砂岩及页岩为主。V级围岩分布在DK501+826—DK502+076段落，该段覆土层厚度相对较小，且隧道整体埋深也很小，局部不超过3m，建有大量房屋。现围绕本隧道实际情况，对其浅埋段地表深层注浆加固技术进行深入分析。

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本文的解释模型虽然纳入了两大主次变量用以理解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但也仅讨论了“在中美权力位置差距缩小的背景下，美国对华战略定位的不同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的维度，依旧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前所述，身份定位的概念具有同构性，这意味着，权力位置的改变理应也影响到中国自身定位的变化。进而，中国自身战略定位的变化又将如何影响中美关系的发展？这个问题不仅为本文的解释模型留下了一定的理论补充的空间，还有可能是中国崛起过程中所需要进一步应对的现实问题。

⑲事实上，也正是这种“非线性”的互动关系造就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与动态性。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进一步扩大开放和推动全球化成为新时代的主旋律。^[57]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强势崛起仍然是主要趋势。然而，在与霸权国权力位置差距不断缩小的同时，中国面临“崛起困境”的战略压力也将随之增大，不可避免地需要直面美国对华强硬战略的转向。为此，除了尝试主动创造中美的合作诱因以外，中国的外交应对还应当重点把握对内保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与对外确立明确的外交战略原则这两个基本点。

首先，国内经济领域。中国的国内经济增长势头是否强劲且可持续，是中国保障自身权力位置的必备物质条件。就理论层面而言，不论是霸权稳定论还是权力转移理论，国家的经济能力所能提供的物质性力量都受到了格外重视。因此，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对中国所采取的预防性遏制策略的重点明显地转向了破坏中国经济的持续积累，试图迫使中国最终因实力不足而放弃与美国争夺国际领导权。然而，由于权力转移理论过度关注安全领域的议题，导致大多数讨论焦点集中在“中美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问题上，从而低估了中国所要面对的“经济压力陷阱”。^[58]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正反案例可以充分说明国内经济发展对崛起国的重要性。例如，英美的特殊关系（1865—1945）被普遍视为权力和平转移的典范，但根据学者的统计，美国的相对实力早在1897年时就完成了对英国的超越，此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中，美国在前期经济实力积累的基础上进入了“赶超时期”，最终才完成了英美权力的和平转移。^[59]此为经济实力积累完成权力转移的正面案例。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与美国和西方签署的《广场协议》下，经济泡沫破灭，进入长达30年的经济停滞时期。由此可见，在核武器恐怖平衡下的大国战争克制时代，美国不一定要借助军事手段或霸权战争才能阻止中国的崛起，没有硝烟的经贸战争也是有效的途径。因此，利用进一步扩大开放以积累自身的经济实力，达到“内部制衡”的战略效果，仍是中国崛起的最基本保障。

其次，中国的外交战略原则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采取与自身权力位置相符的渐进战略原则，即不挑战霸权国在核心利益区域的优势地位，进而寻求与霸权国之间的合作。^[60]如前所述，中国目前就经济总量而言构成权力转移的门槛，与冷战时期的苏联与日本相似。但苏联与日本都过早地挑战美国核心利益，从而导致崛起的失败。第二，不论是继续韬光养晦还是转向奋发有为，中国的外交战略都应确立实力与利益的导向，这点在特朗普时代的中美关系中尤为重要。相较于奥巴马时期“接触+遏制”的对华战略，特朗普更强调“实力原则”，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并不避讳大国以实力划分势力范围的做法。^[61]换言之，如果被美国视为竞争对手的大国能够展示出对周边势力的有效控制，那么特朗普政府则会在一些议题上有所退让，避免过度对抗。2018年6月特朗普在朝核问题上的突破与在台海问题上的妥协便是具体的表现。同时，与实力相匹配的还应是利益导向原则。2011年，中国政府已对国家的核心利益予以明确界定，为外交战略的制定打下了基础，而目前所需要的则是贯彻维护核心利益的意志与提升外交的执行力。以国家的核心利益作为直面中美关系负面走向的底线，经营好亚太区域的周边关系，不仅有助于中国将经济实力转换成区域政治的影响力，更能塑造中国的政治大国的身份。因此，在国内经济发展保障与外交坚持实力与利益导向的两大基础上，中国才能实现与特朗普政府更多的利益互动。

The Power Position, Identity Orient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ino-U.S. Relations

YE Xiaodi and WU Lingxiang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has come to a historical crossroads when Washington and Beijing marks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turning more hostile toward China. The common shortcoming regarding the existing theories that have predicted four different eventualities for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namely, conflict, cooperation, uncertainty, and cooperation-competition nexus, is their narrow focus on only one factor, thus failing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multiple dimensions of the U.S.-China dynamics. This article tries to apply two independent variables—power position and identity orientation—to construct an explanatory model to elaborate the non-linear relational property in Sino-U.S. relations. This article further recommend that China create the cooperation basis and incentive for the United State to alleviate the growing strategic pressure on China. China’s foreign policy should adhere to two fundamental points: domestic sustained economic growth and an articulate foreign policy, which may be help increase exchanges of interests with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Keywords: power position, identity orientation, Sino-U.S. relation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①张东冬：《美国国家实力衰弱与国际权力格局的变化》，《国际展望》2018年第2期，第36—37页。

通过前述批判性的文献回顾，我们不难发现，既有的研究在提供丰富理论借鉴的同时却无法较为完整地解释进入21世纪以来中美关系的复杂性。理论缺失的主要原因是上述几大主流理论都存在单一归因的问题，导致其逻辑推理陷入“线性思维”，而中美关系却存在更多的“非线性关系”。^⑲这也为本文的理论推进留下了一定的空间。

③关于美国对华强硬的讨论，请参见：陶文钊：《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1期，第26—28页；李海东：《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选择与走势分析》，《美国研究》2016年第4期，第9—36页。

④有学者总结了中美关系研究的议题主要试图回答如下几个问题：中美关系的本质是具冲突性还是合作性的？改变中美关系互动方式的驱动力为何？中美关系的走向将对国际秩序造成何种影响？请参见：陈定定：《合作、冲突与过程建构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0期，第60页。

⑤A. F. K.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and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⑥此外，阿隆·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与米尔斯海默具有同样的观点，他更是直接将中美关系的未来称为“霸权之争”（Contest for Supremacy）。请参见：Aron L. Friedberg, A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11; and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pp. 29-30。

⑦由于沃尔兹理论中关于安全最大化与追求均势的核心论点，因而常常被视为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代表。请参见：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as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 105；国内学者也有相似的分类方式，请参见：刘丰、张睿壮：《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流派辨析》，《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4期，第112页。

课程采用的开卷考试可以避免使学生将过多的精力花费在记忆上,而更多地侧重于知识的应用。考卷情况分析表明,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略显薄弱;对材料选择和应用方面的成绩较好,但由于题目形式单一,并不能全面反映学生的掌握情况。以此考核的结果为基础,提出不断改进教学质量的方法。

⑧Charles L. Glaser, Ration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272-281.

⑨例如，尽管格莱泽认为安全困境不存在，但她也强调放弃军事竞争转向容纳中国（accommodation with China）是一个艰难的选择。请参见：Charles L. Glaser, “A U.S.-China Grand Bargain? The Hard Choice between Military Competition and Accommod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9, No. 4, 2015, pp. 49-90。

⑩在“新新融合”的经典书籍中，鲍德温总结了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无政府状态、国际合作、相对与绝对利得、国家优先目标、意图与能力以及国际制度六大方面存在的程度差异。请参见：David A. Baldwin, “Neoliberalism and Neore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in David A. Baldwin eds.,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4-11。

⑪Charles Lips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Economic and Security Affairs,” in David A. Baldwin eds.,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60-85; Robert Axelrod and Robert O. Keohane, “Achiev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Strategies and Institutions,” in David A. Baldwin eds.,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86-116.

⑫[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3页；门洪华：《霸权之翼：美国国际制度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39；李巍：《制度之战：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57—65页。

⑬Alastair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⑭“二十国集团”（G20）与“七国集团”（G7）的中国与西方国家制度性竞争便是现实的例子。请参见：崔志楠、刑悦：《从“G7时代”到“G20时代”：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变迁》，《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1期，第134—154页。

⑮[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45页；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 Makes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 1992, pp. 391-425。

⑯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1—69页。

⑰David Shambaugh eds., Tangled Titan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U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ing Group, 2013, pp. 19-22.

下面以教材第一册第一单元“College Life”为例来详细解释一下我们的课堂教学流程。本单元的教学内容包括三个文本：Text A:My first week at Harvard；Text B Wish for the Freshman Year；My dream University(补充文本)。这三篇文章都是同一类型的文章，都是expository writing.

⑱David M. Edelstein, Over the Horizon: Time, Uncertainty,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27-28.

基于本文新构建的解释模型所做出的推论，对思考当前中国的对美政策与外交战略也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本文的解释模型与案例检证显示，当中美之间存在一定的战略合作基础时，美国对华的和缓式战略就具备形成的诱因。例如，“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的小布什政府因反恐战略布局、奥巴马政府因金融危机与急于摆脱战争泥潭而需要中国的支持，从而创造中美合作的基础，也使美国对华战略定位趋于和缓。在特朗普执政初期，美国因在新一轮的朝核问题上有求于中国而使中美关系在短期内有所缓和。换言之，在应对美国对华逼迫式战略定位时，中国如何主动在美方关切的重要议题上创造合作的诱因，可能成为缓和中美关系紧张程度的潜在途径。

⑳一般而言，当国家的实力增强时，其安全压力就会下降；相反，当国家的实力下降时，其安全压力便会增大。同时，由于国家所处的是自助体系，因此安全压力的大小促使国家对于权力位置的竞争需求大于意识形态偏好与内部政治压力。请参见：Kenneth N. Waltz, “Reflections o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329。

具有分泌功能的上皮被称为腺上皮，腺则是由一个或多个腺上皮细胞构成的，具有分泌功能的结构单位。生物体在胚胎时期所生长出的腺上皮属于原始上皮，原始上皮向其深层的间充质增生，通过细胞的分裂增殖形成细胞索，长入深层的结缔组织中即分化为腺。在演变的过程中，如果深陷的上皮细胞与表面上皮的联系消失，腺体没有导管，其分泌物直接进入腺细胞周围的毛细血管或淋巴管，这种腺体即被称为内分泌腺，如甲状腺和肾上腺；如果细胞索与表层上皮的联系被保存下来，并发育成导管，腺的分泌物可以经由导管排出到身体表面或器官腔面，即称为外分泌腺或导管腺，如唾液腺和汗腺，如图1。

[22]Glenn H. Snyder, “Mearsheimer’s World-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Security: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1, 2002, pp. 153-154.

[23]张登及：《理论改良还是理论缺口？新现实主义与冷战后中美地缘竞争的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3期，第6—18页。

[24]对于结构主义的相关批评，请参见：John G. Ruggie, “Continuity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World Polity: Toward a Neorealist Synthesis,” World Politics, Vol. 35, No. 2, 1983, p. 261-285; John Braudel, “Waltz, Durkhei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s an Abnormal For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9, No. 3, 1995, pp. 669-680;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David A.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Barry Buzan and Mathias Albert, “Differentiation: A Sociological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6, No. 3, 2010, p. 30; Kratochwill Friedrich, “The Embarrassment of Change: Neorealism as the Science of Realpolitik without Politic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9, No. 1, 1993, pp. 63-80; and Randall L. 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Under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2, 2004, pp. 159-201。国内学者薛力，从整体性、非实体性、共识性/历时性、单元功能（互动）等维度评述了以沃尔兹为代表的国际关系结构观的局限性，请参见：薛力：《从结构主义到国际关系理论：一项系统的考察——兼论华尔兹结构观的局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10期，第38页。

[25]蒲晓宇：《霸权的印象管理：地位信号、地位困境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9期，第40—41页；Xiaoyu Pu, “Controversial Identity of a Rising China,”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0, No. 2, 2017, pp. 131-149.

热力除氧器的主要功能是利用物理方法（道尔顿分压定律和享利定律）对给水进行除氧，同时加热给水。根据电厂腐蚀检查规程规定，对除氧器筒体进行取样，样品经过烘干处理，利用公式，换算成单位面积沉积率，计算出电厂在本次燃料循环周期的单位面积沉积率为3.17g/（m2.y）,根据电厂检查规程规定，轻微沉积＜30g/（m2.y），而本次单位面积沉积率3.17g/（m2.y）＜30 g/（m2.y），因此除氧器在本次燃料周期的沉积程度较轻。

[26]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20—226页。

[27]张登及：《“再平衡”对美中关系之影响：一个理论与政策的分析》，《远景基金会季刊》2013年第4期，第64—65页。

现实主义理论所强调的权力博弈的零和性使其能够在中美竞争性的领域，如军事安全方面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然而，在现实政治层面，中美关系却表现出合作大于冲突的特点，这意味着中美关系不仅存在竞争性的领域，还存在合作性的领域。以21世纪以来的中美关系为例，现实主义就很难解释小布什为何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前后的对华态度区别如此之大，同时也无法完整解释在相对实力差距进一步缩小的奥巴马时期，中美之间仍在气候变化与经济领域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基础。换言之，现实主义仅聚焦于权力竞争的单向逻辑，使其无法兼顾中美关系中的合作维度，这也导致现实主义无法更为深入地解释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与动态性。

[29]关于霸权国不会禅让其优势地位的研究，请参见：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 Trap?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2017；李开盛：《容纳中国崛起：世界秩序视角下的美国责任及其战略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11期，第93—94页。

[30]Tudor, Onea “Between Dominance and Decline: Status Anxiety and Great Power Rival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0, No. 1, 2014, pp. 125-152.

[31]韦宗友：《中美战略竞争、美国“地位焦虑”与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调整》，《美国研究》2018年第4期，第63—64页。相似地，威廉·沃尔福斯（William Wohlforth）也指出，单极霸权国对权力位置竞争的焦虑与身份定位的维系（identity maintenance）将有可能激化与第二梯队大国的冲突。请参见：William C. Wohlforth, “Unipolarity, Status Competition, and Great Power War,” World Politics, Vol. 61, No. 1, pp. 56-57。

[32]刘丰：《类型化方法与国际关系研究设计》，《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8期，第60页。

[33]其中，考虑到美国作为霸权国拥有最具优势的权力位置，使其获得在体系内最大的自由活动空间，能够主动定义其他国家的身份定位；同时，中国作为崛起国基于理性与长远利益的考量，并不会贸然将美国认定为敌人且做出具有攻击性的行为，因此，本文选取美国对华战略定位作为身份定位中的分析视角，更符合理论与现实。

采用SPSS 20.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4]Chenxing Pan, “The ‘China Threat’ in American Self-Imagination: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Other as Power Politics,” Alternative, No. 29, 2004, p. 325.

[35]由于本文所限定的讨论时间为21世纪以来的中美关系波动，因此，本文的两大假定主要源于解释模型中的左上与右上两种情况。

[36]事实上，自冷战结束以来，意识形态的对抗有所弱化，美国更多地将中国视为“对手”而非“敌人”，这在后冷战时期历届美国政府的对华战略定位中有所体现。同时，将中国视为“对手”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后冷战时期的大国关系并非如地位焦虑论所述的具有强烈的“冲突性”。

[37]沃尔福斯与布鲁克斯进一步强调，军事、经济和科技三个方面虽然无法完全覆盖国家权力的所有方面，但是三者之间的相互补充却可以充分展示它们对国家拥有权力资源多少的支持。例如，经济力量是军事力量的前提，而科技力量则是军事力量的补充；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可以进一步转换为国家谋取经济利益的手段。简言之，他们认为，军事、经济与科技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请参见：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hina’s Rise and the Fate of America’s Global Posi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0, No. 3, 2015/2016, p. 16.

[38]韦宗友：《中美战略竞争、美国“地位焦虑”与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调整》，第55页。

[39]宋泓：《一超多强格局下的大国合作与纷争》，《当代亚太》2016年第4期，第18页。

[40]Condoleezza Rice, “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Vol. 79, No. 1, 2000, p. 56.

[41]根据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赋值标准，0到-6为双边关系的“不和”与“紧张”阶段；0到6则相应为双边关系的“普通”与“良好”阶段。因此，在克林顿时期，中美关系一度接近“良好”的状态。而在小布什时期，中美关系则从一开始便陷入“不和”状态。相关数据请参见：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与大国关系数据库使用方法》，清华大学，2012年5月22日，http://www.tsinghua.edu.cn/publish/iis/7522/index.html。

[42]The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 of America, September 2002, https://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63562.pdf.

[43]事实上，小布什与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2001年10月的首次见面中便释放出了战略定位转向的善意，他强调：中国并非美国的敌人，而美国也愿意与中国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请参见：《2001年10月19日江泽民与布什首次会晤》，《中国网》，2001年10月19日，http://www.china.com.cn/aboutchina/txt/2009-10/17/content_18718775.htm。

[44]李开盛：《容纳中国崛起：世界秩序视角下的美国责任及其战略选择》，第100页。

[45]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美国在奥巴马任期内的GDP增长率分别为：-2.776%、2.532%、1.601%、2.224%、1.677%、2.569%、2.862%、1.482%。年平均增长率为1.522%。相关资料请参阅：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 /NY.GDP.MKTP.KD.ZG?locations=CN-US。

[46]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在奥巴马任期内的GDP增长率分别为：9.4%、10.636%、9.536%、7.85%、7.758%、7.298%、6.9%、6.7%。同时，2016年中国GDP总额（现价美元）为11.191万亿美元，而同年美国GDP总额（现价美元）为18.624万亿美元。因此，这段时期中美GDP总额的比值为60%左右。相关资料请参阅：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locations=CN-US。

[47]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ebruary 2015, http://nssarchive.us/wp-content/uploads/2015/02/2015.pdf.

[48]关于四海联动的论述，请参见：叶晓迪、杨佳龙：《中国外交转型的困境：“体系—单元”的双层结构解析》，《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7年第1期，第54页；关于奥巴马政府对华消极因素的论述，请参见：达巍：《美国对华战略逻辑的演进与“特朗普冲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5期，第29—30页。

[49]叶晓迪：《中美大国权力竞争视域下的台湾地区地缘角色再思考：一个理论与政策的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8年第5期，第1—23页。

[50]关于这场对华战略大辩论的综述，请参见：李海东：《当前美国对华政策辩论、选择与走势分析》，《美国研究》2016年第4期，第9—36页；陶文钊：《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第19—28页。

[51]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17年中美GDP的增长率分别为6.9%与2.273%，而中美GDP总量的比值已经达到61.7%，其中中国GDP总量为11.963万亿美元，美国GDP总量为19.390万亿美元。

[52]Alexander Gray and Peter Navarro, “Donald Trump’s Peace through Strength Vision for the Asia-Pacific,”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7, 2016.

[53]叶晓迪：《美国“弃台论”的理论辨析：兼论特朗普时代美国对台政策可能的走向》，《台湾研究》2018年第3期，第14—25页。

[54]王建伟：《中美关系进入全面战略竞争“新时代”？》，《国际关系研究》2018年第1期，第42—43页。

[55] “Summary of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 of America: Sharping the American Military’s Competitive Edge,”The White House, https://www.defense.gov /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p.2.

[56]随着中美经贸“压舱石”作用的衰减，有学者提出，中美的经贸相互依存状态应该逐步向“脱钩”转变，请参见：王悠、陈定定：《中美经济与战略“脱钩”的趋势及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8期，第1—8页。

[57]戚易斌：《习近平博鳌演讲说了什么？这些扩大开放的举措值得关注》，《中国网》，2018年4月10日，http://news.china.com.cn/txt/2018-04/10/content_50858496.htm。

[58]高程：《中美竞争视角下对“稳定发展中美关系”的再审视》，《战略决策研究》2018年第2期，第18—20页。

[59]王日华：《崛起国与霸权国无直接战争的根源》，《国际政治科学》2016年第1期，第50—51页。

[60]孙学峰：《中美战略竞争时代的中国安全战略》，《战略决策研究》2018年第2期，第33页。

[61]达巍：《美国对华战略逻辑的演进与“特朗普冲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5期，第21—37页。

【作者简介】叶晓迪，来自广东深圳，目前为台湾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乌凌翔，台湾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822.3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9)01-0072-26

【DOI编号】10.13851/j.cnki.gjzw.201901006

[责任编辑：孙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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