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比较哲学角度考察on（Being，有／在／是）问题（下）——on(Being)在德、俄、日、阿拉伯语中的具体体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阿拉伯语论文,角度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1)02-0024-06
一、德语中的on（Being，有／在／是）
在德语中，与on(Being)相对应的是Sein。由于德国哲学处于由古希腊哲学而来的西方哲学之中，而且成为西方哲学的重要核心，因此，Sein也一直处于德国哲学的本体论核心，从经院哲学、新经院哲学到海德格尔哲学，都是如此。
Sein是指“有”／“在”／“是”本身。如果西方哲学把宇宙中的一切分为意识和物质两个部分的话，Sein就是“指意识和物质的现成(Vorhanden)之存在”[1](P1524)。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因此，作为本体论存在的Sein概念是指客观的现实的物质存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如果把Sein定义为不受其他规定限制的“有”／“在”／“是”本身，那么，它不但超越于精神的“有”／“在”／“是”，而且超越于物质的“有”／“在”／“是”，这就“模糊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2](P290)。当马克思主义哲学把Sein定义为物质存在，而物质存在有其自身的存在（是其所“是”）方式和发展变化规律的时候，Sein已经不能等同于as，而只能等同于bhu，变成了与印度哲学中的四大（地、水、火、风）相同的属于现象而非本体的概念。
在经院哲学和新经院哲学中，Sein是一种本体的“有”／“在”／“是”，也等于一种普遍的、最根本的、包罗万象的至尊／神(Gott)。在这里，不妨将其与印度哲学作一比较。在印度哲学中，as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有／在／是，但既不是最高的哲学概念梵，也不是最高的神梵天，而只能是梵或梵天之“在”／“是”。由此可以看到，印度哲学与中国哲学相同，而与西方哲学相异。
在海德格尔哲学中，Sein仍是一种基本的“有”／“在”／“是”，但在西方现代科学和现代逻辑的大举演进之中，Sein被遮蔽了。这时，让Sein敞开，真实地呈现自己的任务就落在了人身上，人在本质上与Sein相关，而在现象上处于易于迷失这一相关的境况之中。由于人与Sein的相关与迷失的二重性，人成为了Dasein，其汉译有三：亲在／此在／缘在。译为亲在，突出了人作为独特个体的个体性；译为此在，突出了独特的个人在具体而独特的时空中的存在；译为缘在，突出了个人在世的偶然性和走向本质的机缘性。由于Sein的被遮蔽，人作为“被给予状态”(Gegebensein)中的缘在(Dasein)和在世界之中(In-der-Welt-sein)的此在(Dasein)，具有了走向本真的存在而让Sein敞开的同时自己也向Sein敞开的使命。这样，Sein（有／在／是）和Dasein（此有／此在／此是）形成了本体与现象之间的一种哲学性的关联，一种意义上的互动。在这里，不妨将其与印度哲学再作一比较。Sein相当于as，Dasein相当于bhu。只是——第一，Dasein主要落实在具体的实体的“人”上，而bhu却主要表示有／存在／是某人的那一具体的有／存在／是；第二，印度的as与bhu是严格区分开来、不能互通的，而Sein与Dasein却是密切相关的。
在德国哲学中，由Sein而来的基本结构是Sein（有／在／是）和Seiende（有者／在者／是者），相当于英语中的Being和beings。“Sein是包罗万象的、无限的、完美的。不能说在Sein之外或者Nichts-Sein（非有／非在／非是）”，因为“就连非此是(Nichts-Sein)，以及非(Nichts)也只有借助Sein，才可以理解。……Sein与Seiende的关系被规定为参与关系(Partipation/Teilhabe)，但在此过程中，Sein本身未参与。就这一点而言，Seiende只有在参与Sein，针对Sein时，才是Seiende。”[3](P598)如果再把Sein（有／在／是）和Seiende（有者／在者／是者）与印度的as和bhu作一比较，其差别与as、bhu和Sein、Dasein的差别是一样的，但Dasein与Sein的联系比Seiende与Sein的联系更紧密。
综上所述，Sein是一个本体概念，在宗教的世界观中，它可以等同于最高神；在唯物的世界观中，它可以等同于作为世界本体的物质。其所在（或所是）的方式，可以如理性主义那样，是明晰的；也可以如存在主义那样，是隐藏的。Sein的具体体现，普遍而言，就是Seiende（具体的有／具体的在／具体的是）。对于强调人的作用，特别是单个人的自觉而言，要在全部Seiende之中，专门提出Dasein（作为单个人的亲在／此在／缘在）。这样，在德国哲学中，关于Sein的哲学主要变成了Dasein，即作为Seiende之一，在由众Seiende所构成的具体环境之中，在所谓的“被给予状态”(Gegebensein)中，“在世界之中”(In-der-Welt-sein)去体悟Sein，而Sein正是在Dasein的目击里呈现自身。正是在这一目击里，Dasein成为了本就内在地蕴有Sein，而在这时真正觉悟到Sein的Da-sein。
二、俄语中的on（Being，有／在／是）
在俄语中，与on(Being)相对应的是Бытиé。俄语虽然属于印欧语系，但并不属于印欧语系中的西方语系，而是属于斯拉夫语系。on(Being)的古印欧语词根es可能对原始俄语并未产生重要的思想影响。在印欧语系分立之后，俄罗斯文化与西方文化相距甚远。这从古代俄语中可能没有系词这一点透露了出来。在《hic leo》中，“здесь лев”（这里（有）狮子）就没有系词，其含义与增加了系词的“здесь есть лев”（这里有狮子）是相同的[4](P59)。在现代俄语中，БЫТЬ主要在主语和名词谓语之间当作系词使用，但在现在时形式中通常省略。当古俄罗斯标准语在与教会相关的书卷斯拉夫语和作为民间口头俗语的大众标准语的结合中产生时，俄罗斯与西方才有了间接的关联。以后在俄罗斯与西方的联系不断增强之后，从东正教中的希腊语的影响，到西方现代化之后西方哲学（特别是法国哲学和德国哲学）的影响，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使俄语在与西方的交流中具有了西方型的哲学思想，同时也有了表达西方式的哲学思想的语汇。本来在印欧语系中就有的es在新的文化氛围中当然会复活起来。
在俄语中，БЫТЬ有如下含义：其一，有／是，即关于事物和思想存在的肯定判断。其二，在，主要用于所处的空间场所，也用于衣着、行为、状态。其三，发生，完成。以上三项是作为独立动词。然后，作为助词，其四，在主语和名词谓语之间当作系词使用。其五，Быть чему：一定，必定发生某事。这五项语言学上的词义和语法功能都与on(Being)有一种意义上的相同。但很显然，其意义和功能，用英语来说，是在beings上，而不是在being上的；用梵语来说，是在bhu上，而不是在as上的，而且也不存在一种beings与being或bhu与as的关联。可以说，其正如汉语里的“是”，具有一种引向哲学的内蕴，但却并未引向哲学。然而，俄罗斯哲学是在与西方哲学的交往中形成的，on(Being)既然是西方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也会成为俄罗斯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在其哲学话语中，当然也会有关于on(Being)。俄罗斯的哲学辞典基本上是把整个俄罗斯哲学发展各阶段的关于Бытиé的思想都综合在一起的，而且主要引证当代西方哲学中对Бытиé论述得较多和较深的思想家（如哈特曼与海德格尔）的观点。当然，这种引证是在俄罗斯哲学的框架中进行的：
这是一个哲学范畴，首先是指存在，在世界上的存在，该存在（例如，句子中的“我在”）。同时，必须区分现实的存在和理想的存在。现实的存在通常被称作存在，而理想的存在则被称作本质。现实的存在是告知事物、过程、个性、行为等的那个东西，是它们的现实；它有时空性，是个别的，具有不可重复性。而理想的存在（在思想意义上说）缺乏时间性、现实性和经验性，它不是事实，是一成不变的（被冻结了的），永恒存在的（尼·哈特曼语）[4](P59)。
在这里，第一，本体上的有／在／是与现象上的有／在／被区分出来了，这类似于印度哲学中的as和bhu的区分。然而，第二，这又把本体与现象的区别变成丁具体存在物与具体物本质的区别，类似于西方的existence（存在）与essence（本质）。但这与印度哲学已经不同，在印度哲学中，as和bhu是有严格区别的，而在西方哲学中，existence与essence却有密切的互动互通关系。第三，俄国思想进一步把existence与essence等同于“现实”的和“理想”的。这虽然有柏拉图的影响，但带有较强的俄罗斯的思想特色。俄罗斯从皈依东正教到高扬共产主义旗帜，都有一种理想主义在其中。而从这三个维度的合一来解释Бытиé也是饶有趣味的。作为一个在现代性进程中后起的民族，俄罗斯注意到了Бытиé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多重含义：
存在就是：(1)或者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即外延最广泛（因为它涵盖了任何单个的存在），但它的内涵最贫乏，因为它除了“存在”这个标志以外不具有任何其他的标志；(2)或者一个完全相反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它仅仅指向一种物质，一切统一，它的内涵因此是无限的；它具备可能具有的一切标志。在神学思想中，上帝是这个存在的永恒的创造者（见创造）；在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的思想中，精神被宣布为存在；在唯物主义思想中，物质被宣布为存在；在唯能论的思想中，能量被宣布为存在[4](P59)。
Бытиé（有／在／是），第一，是包罗万象的概念，这是西方哲学的基本思想；第二，等同于物质，这是唯物主义哲学的思想；第三，等同于精神，这是唯心主义哲学的思想；第四，等同于能量，这是唯能论哲学的思想；第五，上帝是其中心。在以自己的方式陈列了关于Бытиé的各种思想之后，在进一步的叙述中，可以看到，有三种不同的思想被凸显出来：第一，即亚里士多德的“存在就是存在，因为它是存在的”。但这一Бытиé一定会在世界上体现出来，因此，第二，Бытиé是物质的全部多样性中的一致。这是从统一性上讲，从区分性上讲呢，第三，Бытиé就其本身而言，在它作为Бытиé的特性之中，因而直到它被切分成单个的物质或物体，有两种存在方式：现实的和理想的，而在它们当中有三种存在的形态（样态）：可能性、现实性和必然性[4](P59)。
这样，俄罗斯哲学对Бытиé的理解基本上呈现了出来：一是在思想的综合上是三个对子（本体／现象，本质／存在，现实／理想）的合一；二是在整体思考上是一个统一体（Бытиé本身）、二种方式（现实与理想）、三种样态（可能性、现代性、必然性）。因此，俄罗斯哲学对Бытиé的思考，基本上是对西方思想的综合，但使用了一种俄罗斯的方式。
三、日语中的on（Being，有／在／是）
在日语中，与on(Being)相对应的是そんざい。在日本的哲学辞典中，关于“そんざい”的解释既十分接近于西方原典，又是在对西方on(Being)的历史作总体考察之后而得出的。其首先作了一个定义的总括，即そんざい是总括了一切“有”的事物，表示最普遍意义上的存在物。然后，其列出了该词的主要词源：on（希腊语）、ens（拉丁语）、das Seiende（德语）。这样定义是精准的，但也显示了日本文化的特点。希腊文on和拉丁文ens不是译为存在，而是译为存在物，当然，可以说，当eimi(be)被名词化之后成为了“物”，而eimi(be)被名词化的目标又正是不要成为具体的“物”。在要成为“物”才可以被把握，又不要成“物”才可以超越一切“物”这两点的统一中，日本人选择了对“物”一面的强调，这透出了日本思维和日本思想的特点：具体化和精致化。但对そんざい的进一步定义则显示了日本人对这一概念的透彻理解：
存在物不仅包括了实际存在物，还包括了非实际存在物。……而且，“不存在的事物（非存在物）”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存在物的一种，因为“不存在的事物”在“不存在的事物”这一思维中（作为这种事物）是存在的[5]。
“不存在”（非“有”／不“是”）也是用“存在”（“有”／“是”）来表示的，因此，“不存在”（非“有”／不“是”）也是“存在”（“有”／“是”）。这是对そんざい非常深刻的认识。因此，“存在物是对世间万物的总括。哲学作为一门研究世间万物的学问，被亚里士多德规定为‘关于存在之所以为存在的原理、原因的知识’”[5]。
日本人之所以对そんざい(on/Being)要强调“物”的一面，是要从抽象的／超越的on(Being)进入到具体的物的on(Being)：
存在表示的是存在物的“存在性质”einai（希腊语）、esse（拉丁语）、das Sein（德语）。一切存在的事物都是“什么”，并在“什么”的范畴内被我们认知。这个“什么”是各存在物所固有的东西，并根据存在物所属种类的不同被特殊化了。根据“什么”的特殊性，存在物就与它不同的其他存在物区分开来（人是人，铁是铁，都是“什么”的体现）。“什么”规定了其本身“是什么”，是其本身的“存在本质”ousia（希腊语）、essentia（拉丁语）、das Wesen（德语）[5]（《存在》）。
在这里，关于on(Being)的论述从Being（有／在／是）与beings（有者／在者／是者）的关系转到了essence（本质）和existence（具体存在物）的关系，从形而上的本体论(ontology)走向了形而下的本质论(essentialism)。这一转折，一方面表现了日本对西方本体论演进历史的深刻把握，另一方面透出了日本思维重具体性与精致性的民族特征。西方人由形而上的本体论转入形而下的本质论而产生的科学起飞同时是对形而上本体的遮蔽，这一点也被日本人所洞见，因此，在“存在”辞条的最后，其把海德格尔对“on(Being)”被遮蔽的呼唤，以一种逻辑而理性的方式提了出来：
表述所有存在物的“有”这个术语，是所有的存在物所共有的。与存在本质有固定种类的限定不同，“有”这个术语超越了种类的限定。所以，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它不是种类，而是跨越了种类的“超越者”。所有存在物共有的“有”所表示的“存在性质”就是“存在”。存在物均是由特殊的存在本质与共有的存在性质所构成的。当我们面对不同的存在物，问“这是什么”时，我们对于存在物的认识就会最先转向特殊的存在本质。于是，我们的认知被特殊化，产生了特殊科学的知识。存在物在存在物这一限定内所共有的“存在”被掩盖，“存在”的问题被遗忘。在对特殊存在物的追问中，被遗忘的作为存在共有根源的存在本身的问题，亦即哲学的问题诞生了[5]。
研究具体事物本质的学问同时会遮蔽超越具体事物的宇宙本体之问。对于这一问题，西方人并未得出结论，日本人当然也只是对西方哲人的呼唤予以精确的传达而已。
四、阿拉伯语中on（Being，有／在／是）
当伊斯兰思想与古希腊思想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交流，特别是进入希腊思想的核心on(Being)的时候，面临着两大困难，一是语言上的，二是思想上的。在语言上，希腊文的系词极为发达，特别是系词“eimi（是）”在语言中占有重要地位，而阿拉伯语则没有系词。于是，面对希腊以“eimi（是）”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伊斯兰思想家在阿拉伯语的相似词中去寻找对应，被找出来的有
(kana)、
(hnwa)、
(inna)、
(yujad)等。
在抽象性和普遍性上最接近to be，作为完全动词，它具有“发生”、“存在”、“有”的含义；作为残缺动词，它具有“是……的”、“如此这般”的含义，可起系词作用。但从语言学角度看，“这个词在句子中并非是必需的，没有它同样可以完整地表达句子的意义”[6]，因此，这个词未能在表达on(Being)的竞争中获胜。(hnwa)本是一个代词，在语义上有将主词和谓词分开的作用，在逻辑上起到了系词的作用。因此，它的抽象派生名词al-huwiyyah(
)也被用来翻译on(Being)。“(inna)原为表强调的虚词，可以置于名词句句首，或者它和代词组成
(innahu)置于主谓词之间，在逻辑上起到系词的作用。”[6](hnwa)和(inna)都以代词功能与on(Being)相关联，类似于古汉语中的“是”。也许，二者与on(Being)的同异正如古汉语中的“是”与on(Being)的同异，在性质上有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因此，也未能在诸词的竞争中胜出。胜出的是由
(yujad)而来的
(wujud)。
(yujad)是动词
(wajada)的现在时被动式，其作为系词联结主词和谓词，完全是从逻辑功能上讲的。不过，希腊语的eimi（是）的展开一定表示存在，但其本身又不是一个专门的存在(exist)之词，而(yujad)这个词在阿拉伯语中就表示存在(exist)。正因其已表示存在，故不能与希腊系词的诸多能动体现相比。但阿拉伯思想家“一方面保留了这个词在自然语言中的存在意义，另一方面又增添了对这个词的人为解释，认为它有系词功能和断真功能。因此，由
派生的被动名词
(al-maujud)本义指存在者(existent)，但也可以表示‘所是、是者(being)’，或者作系词用；而其词根(wujud)不仅指存在(existence)，而且也表示‘是(Being)’”[6]。这样，(wujud)成为兼eimi（to be，是）和to be something（是某物）的being（某之为某物的是）。虽然(wujud)包含了“是（什么）”的现象和本质，但从阿拉伯语的语汇总体来说，它在词性上偏重于具体之物。在伊斯兰哲学体系中，具体的存在物不能像古希腊哲学那样，从具体现象的to be something（断真意义上的“是”某物）直接达到事物本质的being，进而达到本体论的Being。因为在伊斯兰哲学中，最高的真主作为“绝对者(the Absolute)”在一切限制之上，同样也“位于‘存在(Being)’之上，它是‘非存在(Non-Being)’，或者‘超存在(Beyond-Being)’，因为它超越了一切限制，甚至超越了‘超越一切限制’这一规定”[7]。在这样的哲学结构中，wujud主要用于具体的存在，虽然它可以内蕴着being，但在与希腊语的对应中，其本质的味道不够。这样，伊斯兰哲学家在希腊文eimi系统中选出了ousia（substance，作为本体的实体），用
(jawhar)与之对应，又选出了to ti en einai（今译为“是其所是”），以一个人造语
(mahiyyah)与之对译，该词由疑问句合成，本义为“它（是）什么(what it is)”。由于强调具体存在物的本质意义的mahiyyah的出现，阿拉伯哲学中关于由希腊语eimi(to be)而来的being系统就出现了两个基本词：(wujud)和(mahiyyah)，而这个对子及其关系成为伊斯兰哲学的重要问题。当西方哲人将其回译到西方语言中时，就成了existence（wujud，具体的存在）和essence（mahiyyah，本质）。一方面，这一回译为西方哲学创造了essence，使古希腊哲学的on(Being)系统有了三个三而一又一而三的表述：being、substance、essence；另一方面，existence（具体的存在）和essence（本质）成为西方哲学的一个对子。但existence和essence在成为西方哲学的对子的时候，又把wujud和mahiyyah这两个概念在语义上狭隘化了，在思想上西方化了。在阿拉伯语中，“就术语wujud的词源而言，这是一个与词根wjd有关的阿拉伯语术语。wjd的基本含义是‘发现’或‘开始认识’到某物。wujud在词源上不仅与术语wijdan有关，后者意味着‘意识(consciousness)’、‘知晓(awareness)’或‘认识(knowledge)’；而且也与wajd有关，后者意味着‘出神(ecstasy)’或‘极乐(bliss)’……在伊斯兰传统哲学中使用的wujud一词，在英语中不能仅仅译为existence（实存）。相反，它同时表示Being、being、Existence和existence，而其中的每一个在伊斯兰形而上学的背景下都有其特定含义。术语Being意指绝对者(the Absolute)或必然存在（者）(Necessary Being/wujib al-wujud)；being则是一个包含所有实在层次的普遍概念，既包括受造物的层次，也包括必然存在者本身的层次。大写的Existence则指从纯粹或绝对的Being中的第一次流溢或流出的东西，即那个在后期伊斯兰哲学中被称作‘最神圣的流溢(al-fay·al-aqdas)’的东西；而existence指必然存在者之外的一切事物之实在”[7]。另外，在伊斯兰哲学中，概念认知的方式也是不同的，如果说mahiyyah要回答的是“它（某物）是什么”，与某物的本质相关，那么，wujnd要回答的则是“它存在／是吗”，与此相关的是存在（是）还是不存在（不是）。wujud不是也无法像西方哲学那样，根据通常的逻辑定义即种加属差的含义来界定。
再从思想的角度讲on(Being)在伊斯兰哲学中的变异。伊斯兰哲学不能将on(Being)转化为真主。在清真寺中看不到真主的形象，也就是说，真主是“无”，超越于一切的有。on(Being)是“有”，它再本质也只能进入作为与真主之无相对的有的范畴。在这里，可以看到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区别。基督教的上帝是有，对于这个有如何区别于古希腊哲学的有，基督教不是从on(Being)入手，而是从logos进入。这样就把宇宙分成了三个层面：具体的存在(beings)，具体存在中的本质(being)，决定一切本质的上帝。《新约》说，上帝即logos。据海德格尔说，logos在希腊文中的初义不是逻辑，而是神话(moth)，但希腊的哲学化运动将其变成了逻辑。上帝成为终极逻辑的logos，一是要把极终存在(God)与普遍的存在(Being)区别开来，二是要坚持上帝是有而不是无。正是对logos的引入，把犹太教的希伯来的性质变成了基督教的希腊的性质，决定了基督教的西方路线。而正是这一点，使基督教上帝的“有”(logos)区别于伊斯兰教真主的“无”。在伊斯兰教的思想中，一方面，真主是“无”，不能用有来定义或描述，真主创造一切存在，而要把自己与这一切存在区别开来，因而它不能是“有”；另一方面，宇宙中的一切“有”又有现象与本质的区别，“有”的本质就显得重要起来。如何体现“有”作为上帝创造物的本质性呢？于是就有了wujud（existence，具体的存在）和mahiyyah（essence，本质）。就二者作为一种对子而言，前者是现象上的有，即多样性和具体性的存在；后者是本质性的有，决定这一现象之为这一现象的本质。这样，在伊斯兰哲学中，宇宙是由三个层次所组成的，宇宙的本源和本质是真主，宇宙的现象是wujud，wujud（具体存在）的本质是mahiyyah。真主创造了宇宙一切事物的本质和现象，人对事物的认识是从现象到本质，从本质到真主。事物的本质是有(mahiyyah)，而真主是无，从现象到本质是从常识到知识，从本质之有到真主之无是从知识到信仰。
在伊斯兰思想对古希腊思想的推进中，两者在性质上有相同的一面。在古希腊，本体性的概念有四：毕达哥拉斯的数、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柏拉图的理式、巴门尼德和亚里士多德的Being。基督教不选Being而选逻各斯作为上帝的等同概念，强调的是与数和理式一样的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区别，或者说是抽象世界与具象世界的区别。虽然Being和beings也有理想与现实、抽象与具体的区别，但由于Being和beings在词性上的紧密关联，其不如逻各斯（数、理式）那样，更强调和突出理想与现实、抽象与具体的质的不同及绝对的等级差别。因此，基督教、逻各斯以及相关的数和理式成为西方思想的一种主导方式。西方思想从文艺复兴、实验科学、启蒙运动、宗教改革开始现代性起飞，主要与逻各斯、数、理式这一概念理路相关联。只有当西方思想进一步发展，从西方自身来讲，是从现代走向后现代，从全球范围来讲，是各种文化的对话有了本质上的突破，Being和beings由海德格尔这一同时向古希腊思想及东方思想寻找突破的思想家高调地提了出来，existence和essence由萨特这位对西方古典思想及现代思想进行激烈反叛的思想家高调地提了出来。在这里，西方思想回到对Being的重思，这一点已经被改革开放后的汉语学术界意识到了。但更为重要的是，从世界文化和不同语言的比较中可以看出，这是回到了由Being而来的三位一体：Being，substance，essence。这一点尚未被汉语学术界完全意识到，而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推进汉语学术界对Being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五、on(Being)的问题对世界哲学的提醒
西方文化在历史进程中演进为世界的主流文化，西方哲学的根本问题on(Being)也在西方文化向世界的扩展过程中逐渐地世界化，而与之接触、交流、对话的各大文化体系也开始考虑on(Being)的问题，最初是伊斯兰，其后是俄罗斯，然后是印度、中国和日本。这些文化在面对on(Being)时都有三个问题：一是如何正确地理解on(Being)，即按照on(Being)在西方文化中的原意去理解；二是如何用自己的语言去正确地转述on(Being)；三是如何把世界主流文化的on(Being)安置在自己的文化体系和语言体系之中，建立一种面对世界的民族哲学。
第一个问题看起来容易，但其实不易，关键在于第一个问题与第二个问题是紧密相关的，这里印欧语言体系内部也会产生问题，如上面所讲的梵语、俄语与西方语言的差异。而非印欧语言与印欧语言之间有更大的问题，如伊斯兰语、汉语、日语都没有从eimi(be)上升到哲学概念的语言传统和思想传统。因此，对于这些文化而言，不仅是把非哲学的概念变成哲学概念的问题，还有一个如何用自己本有的哲学概念去与之对应，与之互动，从而在跨越双方的基础上达到更大的视域的问题。
一个重要的现象是，在东方世界，无论是印欧语言体系中的印度，还是非印欧语言的伊斯兰和中国，第一，都不是从eimi(be)上升为哲学的根本问题，其哲学套路和哲学理念与西方有本质上的不同；第二，其哲学的核心理念和基本思路与西方哲学不同。西方的on(Being)如何进入这三大文化的哲学核心，这三大文化又如何在自己的哲学体系中给on(Being)安排位置，是一个虽然一直都在进行，但远未解决的问题。从这一角度来看，西方哲学与东方三大文化的哲学对话，仅仅从学理上讲就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也许，正因有这种“艰难”的提醒，这种哲学对话会进行得更加有质量。
当从这一角度去考虑问题的时候，也许，我们要问两个问题：第一，中国、印度、伊斯兰的非on(Being)的哲学路径意味着什么？第二，本来没有on(Being)的中国、印度、伊斯兰，在当代的哲学语境中，是否应该沿着西方on(Being)的路径去研究哲学？
［收稿日期］2011-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