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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095（2002）04－0024－06
本文试图将美国学者亨廷顿著名的“现代化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同时引发非稳定”理论（注：塞缪尔·P ·享廷顿蓚：《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译本），北京：三联出版社，1988年，第46、54－56页。）放到中国社会经济转型这一宏观背景上加以研究，指出这一悖论的重要性，但又在论证中弥补亨氏没有详尽分析类似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社会非稳定现象的体制特征和缺陷。建立在对中国社会经济艰难转型过程中的种种非稳定现象的观察和分析，本文作者的结论是：建立一个廉洁而又高效的政府是必须的，唯其如此，才能根除国内政治社会非稳定因素，才能使中国社会长治久安，才能保证中国现代化进程顺畅进行。
一、变化社会稳定性的经验性论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面对新兴国家走向现代化道路上的种种问题，西方学者，主要是欧美学者，纷纷提出了正统现代化论和现代化修正论。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在其《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的名著中，他提出了“现代化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同时引发非稳定”的重要命题。这一命题的一个基本立论是，战后许多新兴国家在经济上有了长足进步，但都未能在政治上发生同步进展，这些国家的社会出现了非稳定局面：大批人涌进新发展的城市地区，群众运动蜂起。（注：On the "Erosion of Democracy"and political Instability,see Rupert Emerson,From Empire to Nation,Cambridge,Harverd University Press,1960,Chap.5; and Micheal Brecher,The New States of Asia.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3,Chap.2.Conroe,"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PP.65-73,86-87.）为了论证上述命题，他将1953年至1962年间67个国家的8个现代化指数（小学和小学后教育、卡路里消耗量、生活费用、收音机、婴儿死亡率、城市化、识字人口比例和国民收入）的6个综合变化率与1955年至1964 年间这些国家发生的动乱进行了统计学意义的路径分析，得出的结果为正相关系数（0.647）。
社会非稳定之所以在20世纪亚非拉地区蔓延，很大程度应归咎于现代化进程过快，其速度远远超过了早期业已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国家。亨廷顿解释道，世界上第一个实行现代化的英国，经历这一阶段从1649年到1832年共183年；美国从1776年到1865年共花费89年：拿破仑时代（1789～1815年）进入这一阶段的13个国家，平均所费时间为73年。然而，那些后进的发展中国家从1925年到60年代共26个国家，有21个国家平均经历的年份仅为29年。
亨廷顿甚至认为，转型期经济本身就是一个造成社会非稳态的重要变量，这是因为，持续高速增长：（1 ）破坏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家庭、阶级、种姓），从而增加了“失去社会地位的人数……这些人在某种情况下会助长社会非稳定局面”；（2 ）使新产生的暴发户难以适应现存秩序，他们希冀得到与新经济地位相匹配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而这些要求又是政府难以满足的；（3）促使地区性流动人口急剧增加， 特别是促使农村人口向城市非常规地流动，从而产生动态型的非稳定性；（4）迅速拉开贫富之间的距离；（5）使增加绝对收入而不是相对收入的老百姓对现存秩序不满；（6 ）加剧了投资和消费分配领域或地区之间的冲突。总之，转型期经济促进了物质福利的提高，也同时造成了社会怨愤。（注：塞缪尔·P·享廷顿蓚：《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译本），北京：三联出版社，1988年，第46、54－56页。）
显然，腐败是社会非稳态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腐败现象几乎是所有在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的共有现象，但腐败程度却和转型期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有关，即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一方面开辟了新财富和新权力源；另一方面，社会原居统治地位的传统规范却没有对新财富和新权力作出相应定义，在如何规范新财富和新权力问题上也没有在社会新旧利益集团中达到普遍共识。于是，利用现存政体上的一些漏隙，一些如贸易、海关、税收等牵涉面广而又有利可图的管理部门就成为滋生腐败的集中地。（注：塞缪尔·P ·享廷顿蓚：《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译本），北京：三联出版社，1988年，第46、54－56页。）
亨廷顿著名的“现代化孕育稳定，现代化过程引发非稳定”理论，为广大正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第三世界各国所正视，对正在致力于探索新型现代化道路的中国来说同样不无启示作用。然而，没有像社会主义体制和大国模式特征的中国作为“现代化非稳定论”的经验性论证，亨廷顿的理论是不完整的。本文就是对中国经济转型和社会稳定性的论证，为亨廷顿的理论假设提供重要案例补充和修正。
二、转型期中国社会的非稳态现象
我国在传统体制下经历了长期矛盾、冲突与调整之后，一切均已按设计到位，人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社会也形成了一种相对和谐与有序局面。1978年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先是在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4后又在城市进行了经济结构和管理体制上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政策的重新调整，它必然牵动整个社会经济关系，造成如物价、就业、分配、地区差异等一系列的社会变动，由此产生中国社会非稳态现象。
1.劳动力大规模从农村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增加了人口地理和职业大流动，也出现了欠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城市过度膨胀、城市贫民窟和城乡盲流人口的社会现象。1992年春节过后百万农民下广州就是人口地理大迁移的直接后果。
2.对过去长期来扭曲价格体系的调整，以及经济增长引致的固定资产大规模投资，都产生出社会非稳态来：物价上涨，货币贬值，消费者实际生活水平下降；引起消费心理恐慌和消费紧缩，转而制约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这正是我国在1993年至1996年期间社会的真实写照。
3.随着劳动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下岗和失业不可避免。而新增劳动力的迅速增加又加剧了社会劳动力的失业现象。较高的失业率（包括隐性失业）造成更多的贫困和犯罪现象，从而给家庭、社区乃至整个社会稳定带来冲击。
4.“允许一部分个人和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在过去一二十年里迅速扩大了东部地区与内地中西部地区的差异，从而造成了社会的巨大贫富差异。市场机制不健全、择业和竞争机会不均等情况，更加剧了这种社会的不合理现象。
5.在经济建设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腐败也在迅速滋生：官倒、私倒盛行，洗黑钱，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贪污受贿成风，党风、社会风气滑坡。同时公务员素质下降，导致国家经济政策走样，阻碍生产力发展，破坏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直接影响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6.中央控制的社会权力在向地方和部门转移过程中，出现了新经济利益大小集团和地方经济“诸侯”的迅速崛起，他们必然要求与其新经济地位相适应的社会和政治权力资源。于是，各级地方、部门根据自身利益需要，不是对中央的政策意图贯彻大打折扣，就是向中央漫天要价。而中央政府又不具备满足所有这些需求的能力和资源，其结果恐将发生尾大不掉的严重后果，对社会稳定形成冲击波。
三、社会非稳态的体制原因
社会结构作为各结构要素的结合是相对稳定、协调和均衡的。但在社会变迁，尤其是社会出现剧烈变动时，原来稳定关系不复存在，相互间关系出现失衡与失调。这是我国转型期社会不稳定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我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原因是新旧体制转型。例如，经济体制的转换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由政府控制价格到价格放开的转变。价格一放开，就有一个群众心理承受和社会经济承受的能力问题。又如，随着我国农村经济体制的转型，商品生产发展、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释放出来并转移到城镇。而城镇服务性功能不全，企业设备陈旧、效率低下、开工不足，导致原住居民的大量失业和隐性失业，更遑论吸收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城乡庞大的剩余劳动力如不加疏通引导，或处置不当，长期不能有序纳入社会生产行列，将可能使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变为现实。
新旧体制转型是一项在13亿人口大国进行的、没有任何直接经验可资借鉴的改革，这就难免出现决策上的失误，一旦在重大决策上出现失误，就可能造成宏观面失控，经济过程混乱，部分甚至大部分社会成员利益受损。这种不正常状况如不能及时纠偏，人民生活不但下降，甚至难以为继，群众不满甚至怨恨会直接引发社会非稳定。
新旧体制转型又是在各种矛盾相对集中的时期展开的。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起飞、90年代至今的经济加速，是在没有真正完成近代工业化起飞的历史前提下借助现代科技革命、全球一体化和后发优势直接展开的。经济体制改革本来应当是现代化起飞助跑阶段的历史任务，而我国则是在缺少直接助跑期而将体制改革期、经济发展起飞期和社会现代化临界期三大经济转型结合在一起实现起飞的，这就构成了我国经济起飞过程的特殊性、复杂性和综合性，使得起飞过程特别猛烈、各种矛盾特别集中、特别复杂、特别深刻，有时一些矛盾还表现得特别尖锐和突出。而当矛盾表现为尖锐和突出的时候，也正是社会非稳定之时。
值得指出的是，在我国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实施的“实时体制”。所谓“实时体制”，就是在新旧体制并存转换之时，由旧制度的某些未经改动的部分和新体制某些部分结合而成，它是新旧两种体制的一种交叉过渡形式。例如，价格管理“双轨制”是新旧价格管理的一种不得已形式，但价格“双轨制”下的“一物多价”却为握有分配权力的人利用差价牟取暴利大开了方便之门。这不但严重腐蚀了我们政府的肌体，大大加剧了社会分配不公，更严重的是，它扰乱了社会经济正常发展的秩序。又例如，从80年代中期开始在市场经济发育不完全的情况下实行向企业让利放权，实行企业承包制和工资同“效益”挂钩的分配制度，其改革本意是使企业获得自主权，努力改善企业管理的竞争压力。但改革的结果却适得其反，出现了以包代管，负盈不负亏，工资及资金侵蚀利润，利润侵蚀生产基金，国民收入向个人倾斜等一系列现象。于是，除一部分利润上缴财政或以留利形式留在企业外，大部分都被截留在公共消费和增加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上了。在国营大中型企业，“挤成本、冲折旧、吃基建、加福利”现象成为普遍行为。但是，职工的积极性并没有因此调动起来。
总之，在“实时体制”下，政府计划调控软化，市场混乱，投机猖獗，不正当竞争泛滥，企业外部环境恶化，企业内部机能也必然恶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动同时引发了群体利益差异及冲突。
传统常态中我国的社会组织严密、结合有序，其各组成部门之间关系的协调和谐可以说是严丝密缝。但是当我国社会面临体制转型，社会结构的平衡也随之逐渐失去，一些部门甚至丧失了组织功能，表现为社会凝聚力和团结精神衰退，舆论控制作用降低，原有规范和价值观遭摒弃。而新规范又一时无法建立，建立起来的也一时无法完善。另一方面，原来对社会具有稳定功能的家庭、社区等正在日益失去了昔日作为社会稳定器的重要功能。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幅员广大且边缘的农村基层组织的削弱，使已解体的传统社会群体（包括宗族、种姓、黑社会势力等）重新获得聚合，且在社会生活中地位不断冒升。许多农村地区帮会组织不断勃兴膨胀，黑社会、邪教、流氓、娼妓、赌博、人贩子、乞丐等次生社会团体重新滋生为患，成为社会非稳定中不容轻视的问题。这时，社会控制机制——法制等却因正处在建立而没有建立或建立了但还没有健全的“真空阶段”。
这就是体制转型下我国社会结构变化引发的社会解组现象，即社会生活正在失去传统意义上的规则，正处在不同程度的无序状态，大量社会问题在无序或失序状态下产生，许多社会越轨行为和犯罪行为利用社会法制上的“断层”和“真空”期大行其道，给社会稳定带来了危害。
四、社会非稳态的“文化示范效应”
现代化引发的社会经济变革迟早会引起思想文化领域的变化，对外开放及由此带来的西方文化的异质思想、观念和价值观等大大加快了这一变化进程，造成西方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冲击，中国当代文化同传统文化的冲突，社会成员价值观、民族心理和政治文化的深刻嬗变。特别是西方跨国公司在经济援助、技术转让和企业管理的同时，也将西方文化示范（即西方的人权思想、西方的多党制、西方的私有制以及西方的意识形态等）引入中国。
西方文化的辐射是多重的，有西方社会经济转型历史的经验教训，有西方社会现阶段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文明，它包含了一系列准则、观念、价值取向，丰富多样的物质成就，一整套管理模式、体制，但同时也泥沙俱下夹杂着西方精神思想中的糟粕，这一切都对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形成了强烈的冲击波。这是一种全面的西方文化展示，不带任何外在强制，它通过正常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通过双方共同认可的交往和交易准则，借助高新技术手段和无孔不入的大众传媒（包括网络、电子邮件、影视和报刊杂志等）得以实现。
西方文化示范一旦生成，便出现不断扩大、不断加深、不断加速的“倍乘效应”。可以相信，西方文化示范效应在我国社会将持久存在并还将不断产生新的传递效应。接受西方文化的人和保持民族传统文化的人在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政治主张上都有很大不同，因而会在社会生活中出现隔阂乃至冲突，加剧社会不稳定因素。
西方文化示范还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产生政治参与要求，以实现其影响政治进程的愿望。然而，这种愿望与我国政府对民主形式调整、稳健型发展要求发生矛盾，从而使部分社会成员产生“不民主”的错误思想。如果社会成员意志表达渠道不畅通，或者对这一矛盾引导处置不当，便会加剧群众的不满情绪，成为局势不稳定的又一重要因素。
西方文化示范会渐渐地从经济生活现代化扩及政治生活现代化，即社会成员对民主化诉求上来。社会成员现代化意识、民主观念、对部分公职人员腐败现象（例如官僚主义、效率低下、裙带关系、玩忽职守、以权谋私、滥用权力等）的不满、将进一步演变为要求尽快克服或改变传统政治体制弊端的种种意识。然而，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却造成了与上述种种意识的矛盾冲突现象。如果政府不能正确引导社会成员，同时对官僚主义、腐败现象惩治不力的话，也有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诱发因素。
五、社会非稳态的国民心态失衡
转型期的中国，文化意识上的变革和冲突异常广泛而深刻，集中表现为西方价值观和东方农业文明时代价值观的冲突，在上述基本层次上又直接表现为传统工业文明价值观与新兴工业文明价值观的冲突，已有的马克思主义观与新马克思主义观的冲突，计划经济条件下价值观与市场经济价值观的冲突等。
在社会结构层面，转型意味着旧有的结构关系、秩序、运行状态被打破，其背后的基本准则、规范、价值尺度也随之发生巨大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到国民心理状态层面，便出现了确定性丧失现象。本来在传统文化中具有合理性的一切事物现象，现正在丧失合理性；原来某体制所保障的社会生活秩序，正变得荡然无存；过去奉为至理要义的一些基本准则，正受到普遍的怀疑和抛弃；一切原来确定的习以为常的东西，都开始变得不那么确定，甚至干脆就不确定。
促成心理失衡的动力有两个：一方面，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某种行为选择在过去是符合准则、规章、规范的，受到客观社会因素结构性支持。但到了现在，当社会结构转型了，进入了一个更新阶段，这种支持被撤除，人们现实行为选择失去了合理依托。这使国民感到失落，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另一方面，社会成员主体的需求期望、利益取向与价值准则在社会经济转型期中也发生了从形式到内容的广泛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过程至今没有完结，还在向纵深发展。社会经济转型给人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主体需求、满足期望的机会，但如何合理地确定这些需求、期望值，又如何找到获得需求、满足期望的合理手段，人们在眼花缭乱的急速变化中却至今无法找到现成满意的答案。转型期我国社会展示给社会成员无限多满足需求期望的途径和手段，却往往又不能为他们确定哪一种是更为合理的。况且，刚刚从以前转型过来的人，其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准则难免仍受制于传统文化的羁绊，只是他们受社会经济转型大潮的推搡，人已经在一个全然变化了的社会里了，但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却仍跟不上发展的形势。他们对旧的情景、旧的准则和旧的规范还有怀恋，对新的情景、新的准则和新的规范还抱着怀疑，心态的失衡于焉产生。
六、结论
1.亨廷顿著名的“现代化孕育稳定，现代化过程引发非稳定”的理论假设无疑对正在致力于探索新型现代化道路的我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我国的经济起飞、社会变革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行进，由此导致社会的急剧变化和剧烈动荡。但是，中国的现代化战略又必须在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才能进行，保持政治稳定、社会安定既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也是我国顺利实现经济起飞的前提条件。亨廷顿的“强大政府政策导向”也提供了一条消除国内社会非稳定现象的建设性经验。亨廷顿认为，国家必须建立起强而有力的政府，必须令行禁止，言出行随。受亨廷顿“强大政府政策导向”的政策性建议的启示，本文进一步认为：一个社会政治稳定局面的出现是与一个高效而稳定的政府的存在紧密相连的。在社会矛盾还处在可调控范围内时，政府是否已成熟到认清自己当前和今后的任务，是否具备驾驭各种社会矛盾的能力，以及自身是否稳定，所有这一切都对社会政治局面的稳定起到决定性作用。
2.政府有效推进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高效率现代政府，既可发挥维持社会政治稳定作用，又可起到规划经济发展、优化资源配置作用，从而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在急剧变化、充满矛盾和冲突的市场化过程中保证政府权威性，防止由于社会剧变可能导致的社会非稳定性；在市场化过程中保持政府公务员的廉洁和公正，克服党内自身的腐败现象；随着经济多元化，稳步有效地扩大群众的政治参与度，实现政治民主化；谨慎地选择社会变革方式，渐进改革，以稳健改革促进长治久安，在长期稳定中求得持续发展，逐步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
3.我国现代化过程是一个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和传统封闭落后的农业大国向现代开放的市场经济过渡的历史性大转变，中外古今都找不到同样的式样。（注：（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中译本），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87页。）实现这种历史性转变，政府应当在改革与走向现代化进程中有意识地提高自身在逐步建立新体制和政策作用新机制基础上的主导作用；在紊乱与秩序、浑沌与协调并存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激烈冲突与不平衡中积极引导和精巧驾驭、协调冲突和不平衡，并将其转变为加快发展的动力；追求社会总体利益最大化，包括有效控制总人口增长，保护整个民族生存的自然基础，为持续发展创造安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包括自觉调控变革速度，协调国内与国外、中央和地方、政治与经济、意识形态与实践、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等各种关系，保持民族传统与现代化统一，保持国家统一与稳定等，所有这一切，都将对中国社会的稳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4.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是保持和创造稳定政治环境的基本途径，也是执政党作为领导核心的内聚力和吸引力的必要条件。健全各种民主制度包括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废除国家领导人的终身制，切实实行多党合作制，新闻监督制等。由于经济起飞阶段中各类矛盾冲突主要来自社会各利益集团，这些集团必须有反映自身意见和要求的手段，以便在政府进行重大决策时能考虑到他们的利益。通过民主手段、对话协商方式，调节社会各利益集团的矛盾和利益，适当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利益冲突，以便将经济增长和体制改革的各类成本降到最低。
5.坚持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解决决策失误的一个主要途径。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进行社会经济转型的过程是十分复杂和充满风险的巨大工程。政府必须组织最优秀的精英从事长期、系统、综合的研究，提出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进行充分论证和反复比较，唯其如此，才能在多种发展方式上作出符合我国国情的较佳选择，才能充分把握有限的、稍纵即逝的历史机会，卓有成效地推进我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本文的结论是，我国必须在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程序过程中建立和维持一个高效、透明和强有力的民主政体，以根除国内政治，社会、经济等非稳态状况。这正是我国转型期社会经济得以持续高速发展的最大体制保障。（注：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2页。）③On the "Erosion of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Instability,see Rupert Emerson,From Empire to Nation,Cambridge.Harverd University Press,1960,Chap.5; and Micheal Brecher,The New States of Asia,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3,Chap.2.Conroe,"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PP.65-73,86-87.④Cyril E.Black.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New York,Harper and Row,1966,PP.9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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