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和制造业企业法人绩效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企业法人论文,服务业论文,绩效论文,制造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近年来服务业发展问题受到广为关注。如程大中(2003)认为，中国与其他经济体相比，“服务业的增加值比重偏低、就业比重偏低和人均增加值偏低；以人均产值增长率衡量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相对滞后”。江小涓等(2004)也认为，我国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服务业有悖规律地在低水平上徘徊。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个原因是服务业统计当中存在若干低估因素(江小涓等，2004；许宪春，2004；岳希明等，2002)。Griliches(1992)也指出现有统计办法低估了服务业产出和生产率水平。2004年经济普查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我国在上述统计方面的问题：按照普查结果，2004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为65018亿元，比原快报增加了21297亿元，增加了32.76％。普查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0.7％，比原来快报统计的比重增加了8.8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2006)。经济普查结果一方面验证了文献对中国服务业低估的判断，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人们对我国服务业比重过低的担心。
不过，目前的情况也仍然会诱导人们提出以提高服务业比重为目的的产业结构“升级”主张：即使按照普查后数据，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也比同年美国的水平低36.12个百分点，比日本低31.91个百分点，甚至比印度低10.50个百分点。①
与这个主张相应的是，最近不少研究把提高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途径。其理由有几个方面。首先是认为服务业发展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制造业乃至国民经济整体效率。比如，吴敬琏(2006，第70页)认为，“现代经济增长中效率提高的另一个重要源泉，是服务业的发展。这对成本降低，特别是交易成本降低起了重要的作用。”再比如，华而诚(2002)认为：“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升级与结构调整有赖于投入更多、更有效率的与‘知识经济’内涵相吻合的各类服务，如研发、电子商务、商业、物流、电信、金融、教育等。”其次，还有大量的研究则强调服务业是资源消耗强度、污染排放强度较低的产业，应该通过发展服务业促进增长方式转变。② 再次，不少研究认为服务业人均资本装备量低于工业，所以扩大服务业比重有利于促进就业。
我们认为，对上述通过发展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的认识，需要进行更加全面的分析。“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在考虑发展服务业的收益的同时，必须考虑发展的成本。后面基于我国经济普查数据进行的分析表明，目前我国服务业企业法人与制造业企业法人相比，前者装备一个劳动力所需资产量比后者多；前者财务和经济效益比后者差；进入前者的投资门槛不比后者低。尤其是所谓生产性服务业部门和现代服务业部门，这些特征更加明显。这个有悖于流行认识的重要经验证据表明，我国目前国情之下，大量资金投入服务业企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企业的机会成本，大于投入制造业企业的机会成本。所以，服务业企业发展应该分门别类、实事求是地推进。这是本文的实践意义。
本文的理论意义是，从另外的视角对Baumol(1967，1985)和Fuches(1968，1969)关于服务经济的研究提供新的经验证据。Baumol(1967，1985)提出服务业生产率停滞论之后，学术界对服务业生产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变化机制、服务业是否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等方面，远未达成共识。黄少军(2000)的研究对此有很好的综述。Baumol(1967，1985)强调，服务业生产率增长速度低是服务业本身的特点，尽管他不认为所有服务业部门生产率和生产率增长率都低。程大中(2004)的研究发现中国的经验证据和Baumol的假说相容。本文是一个时间截面上的比较，因而无法估计服务业生产率在长历史时期上的增长情况；但可以在和制造业企业比较的意义上分析服务业企业特征。当然下文比较的角度不是劳动生产率(增加值除以就业人数)，而是与生产率有关联的其他特征。
本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介绍用于分析的资料情况，并界定本文的分析对象。第三部分从四个角度分析服务业企业相对于工业企业，特别是相对于制造业企业法人的特性。第四部分评估第三部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第五部分讨论本文实证结论对转变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启示。第六部分是结论。
二、分析对象：服务业和制造业企业法人的绩效
2004年我国对第二和第三产业经济活动在同一个时点上的状况，按照比较一致的口径进行了全面普查，为服务业和制造业企业的比较创造了条件。在展开分析之前，首先介绍资料的大致状况。
经济普查划分了三种经济主体：法人单位(包括企业法人、行政事业法人、社团法人和其它法人)；法人单位所属的产业活动单位；个体经营户。③ 普查公报公布了第二和第三产业企业法人的比较系统的统计资料，包括企业数量、就业人数、年末资产、年末负债、年末所有者权益、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等几项主要指标。本文以第二和第三产业企业法人为分析对象(就是表1中黑框内的资料)，主要目的是比较这个范围内的工业(主要是制造业)企业法人和服务业企业法人④ 的一些重要的经济绩效特征。
纳入分析范围的第二和第三产业企业法人户数为324.68万户，就业人数16816.33万人，年末占有资产⑤ 总额88.23万亿元，主营业务收入43.13万亿元，分别占第二和第三产业所有法人单位的62.81％、78.95％⑥、86.08％和93.68％。从这些资料来看，本文的分析对象基本上能够代表国民经济第二和第三产业经济活动的主要部分。
在发布的普查公报中，各种法人单位的资产、就业人数、营业收入等，包括了其附属产业活动单位的资料，导致下面三种情形：(1)第二产业部门法人举办的从事第三产业的附属产业活动单位的就业、资产、收入等，都记入第二产业；(2)同理，第三产业部门法人举办的从事第二产业的附属产业活动单位的就业、资产、收入等，都记入第三产业；(3)行政事业社团法人等举办的附属产业活动单位的就业、资产、收入等，都记入行政事业社团法人。这会对下面的分析产生一定影响。但没有可以用来调整资料的其它先验依据。所以，只能直接用公布的企业法人资料进行分析。后面第三部分将评估这种因素对结论的影响。
经济普查公布的第二产业资料中，给出了各两位码行业的情况。而第三产业资料中，只有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房地产业、教育等给出了两位码行业的资料；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它服务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第三产业部门只报告了一位码行业资料，本文下面的分析只能把这些一位码行业视同为两位码资料使用。下面详细分析。
三、服务业与制造业企业法人的绩效比较⑦
(一)服务业企业法人装备一个劳动力所需资产⑧ 比制造业企业法人多
2004年末，我国第三产业企业法人年末总资产为609989.7亿元，就业人数为4381.1万人。⑨ 资产-劳动比率为139.23万元/人。其中，金融业为912.3万元/人，扣除金融业之后其它第三产业企业法人资产-劳动比率为71.3万元/人；扣除金融、铁路运输、管道运输和航空运输等资本密集的服务行业后的企业法人资产-劳动比率为71.16万元/人。
而工业企业法人年末总资产为240706.8亿元，就业人数为9643.8万人，资产-劳动比率为24.96万元/人。其中：采矿业为19.1万元/人；制造业为21.63万元/人，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为115.87万元/人。⑩ 四个建筑业部门企业法人年末总资产为31628.7亿元，就业人数为2791.43万人，资产-劳动比率为11.33万元/人。
运用统计学上的累积分布曲线，可以全面刻划服务业和制造业的特性。图1(a，b)是制造业和服务业各部门资产-劳动比的累积分布曲线。每图共有两条曲线，分别是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图1(a)中的服务业包含所有服务业部门；图1(b)中的服务业不包含资产-劳动比最高的部门(航空运输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管道运输业和金融业)。图的横轴为单位劳动力资产装备量(资产-劳动比，单位为万元/人，记为k)的自然对数值，纵轴为小于等于各该资产装备量的劳动力累积数量占本产业全部就业量的百分比(记为
，i=M或S；其中M代表制造业；S代表服务业)。
图1 服务业和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劳动力资产装备量比较
图1(a，b)表明：对劳动力资产装备量的任何水平k而言，总是有
。经济含义是：资产装备量小于等于k的制造业就业数量占制造业总就业数的比例，总是大于等于资产装备量小于等于k的服务业就业数量占服务业总就业数的比例。以图1(a)为例说明。
以任意取一个资产劳动比k的自然对数为3的情形为例。就制造业而言，资产装备量小于等于3的制造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制造业就业人数的比例大约为0.6(60％)；而在服务业这个比例大约仅为0.1(10％)。可以任意选取资产装备量为4或者5或者2，上述关系都成立。
这意味着：服务业企业法人装备一个劳动力需要的资产量比制造业企业法人多。
从最有利于本文对立观点的角度出发，图1(b)中的服务业是不包含资产劳动比最高的部门(航空运输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管道运输业和金融业)的情形。上述关系仍然成立。
(二)服务业企业法人的财务效益不如制造业企业法人好
总资产利润率和权益资本利润率是衡量财务效益的两个主要指标。普查数据表明，服务业企业法人的财务效益也不如工业和建筑业。
2004年工业企业法人的资产利润率为5.43％，其中采掘业为15.07％，制造业为5.26％，电力燃气和水行业为2.27％；建筑业企业法人为2.61％。而服务业企业法人该指标为1.47％，扣除金融业后的服务业为2.81％，再扣除铁路、航空和管道运输业后为2.89％。
2004年工业企业法人权益资本利润率为12.57％，其中采掘业为29.40％，制造业为12.62％，电力燃气和水行业为4.91％；建筑业企业法人为6.98％；服务业企业法人为6.56％，扣除金融业后的服务业为6.60％，再扣除铁路、航空和管道运输业后为6.96％。平均而言，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财务效益不如工业和建筑业。
图2(a，b)是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法人资产利润率的累积分布曲线。图2(a)中的服务业包含所有服务业部门；图2(b)中的服务业不包含亏损的服务业部门(邮政和住宿业)。图的横轴为资产利润率(记为r)，纵轴为获利程度小于等于各该资产利润率的资产的累积数量占本产业全部数量的百分比(记为p(r[，i]≤r)，i=M或S；其中M代表制造业；S代表服务业)。
图2 服务业和制造业企业法人资产利润率比较
该图表明：对资产利润率的任何水平r而言，总是有p(r[，M]≤r)≤p(r[，S]≤r)。经济含义是：获利率小于等于r的制造业资产量占制造业总资产的比例，总是小于等于获利率小于等于r的服务业资产量占服务业总资产的比例。这意味着：服务业企业法人的财务效益，不如制造业企业法人好。
从最有利于本文对立观点的角度出发，图2(b)中的服务业是不包含两个亏损的服务业部门的情形。上述关系仍然成立。
图3(a，b)是制造业和服务业权益资本利润率的比较。图3(b)中的服务业和图2(b)中的范围相同。呈现出来的结果也表明服务业企业法人的权益资本收益率比制造业企业法人差。
图3 服务业和制造业企业法人权益资本利润率比较
(三)服务业企业法人经济效益不如制造业企业法人好
对服务业和工业绩效更全面的比较，还应该涉及经济效益。经济效益与上面的财务效益的不同是：前者是收入扣除所有生产要素的机会成本后的余额。通常经济效益小于财务效益，因为计算财务效益时自有资本(即权益资本)的机会成本没有从收入中扣除。
按照这个思路，我们首先估计各行业企业法人的经济效益。估算办法是：把各行业企业法人自有权益资本，乘以2004年法定长期贷款(5年以上)的年利率6.12％之后得到的结果作为权益资本的机会成本。从会计利润中减去该机会成本得到经济利润估计结果。据此进一步计算出总资产-经济利润率和权益资本-经济利润率。
结果表明，2004年服务业企业法人的总资产-经济利润率为0.099％，扣除金融、铁路和航空、管道运输业后的服务业为0.349％。工业部门为2.786％，其中采掘业为11.929％，制造业为2.709％，电力燃气水行业为-0.559％。建筑业为0.322％。
2004年服务业企业法人的权益资本-经济利润率为0.443％，扣除金融、铁路和航空、管道运输业后的服务业为0.841％。工业部门为6.452％，其中采掘业为23.277％，制造业为6.497％，电力燃气水行业为-1.207％。建筑业为0.861％。
图4(a)和(b)分别是服务业和制造业企业法人的资产-经济利润率比较和权益资本-经济利润率比较。图的横轴为资产或权益资本的经济利润率(记为e)，纵轴为获利程度小于等于各该经济利润率的资产累积数量或权益资本累积数量占全部数量的百分比(记为p(e[，i]≤e)，i=M或S；其中M代表制造业；S代表服务业)。该图揭示的信息是：服务业企业法人的经济效益不如制造业好。
图4 服务业和制造业企业法人经济利润率比较
(四)建立服务业企业法人的资金门槛至少不比制造业企业法人低
2004年我国服务业企业法人平均资产规模为3657.95万元；扣除金融业后为1744.85万元，扣除平均资产规模最高的航空运输业、金融业、管道运输业和铁路运输业后为1657.99万元。而工业企业法人平均资产规模为1685.90万元，其中，采掘业为2070.22万元，制造业为1365.67万元(11)，电力燃气水行业为10558.33万元。建筑业企业法人平均资产规模为2467.14万元。
图5(a，b)是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平均资产规模的累积分布曲线。图5(a)中的服务业包含所有服务业部门；图5(b)中的服务业不包含平均资产规模最高的部门(航空运输业、金融业、管道运输业和铁路运输业)。图的横轴为每个企业平均资产规模(以万元为单位)的对数值(记为t)，纵轴为小于等于各该平均资产规模的企业累积数量占全部数量的百分比(记为p(t[，i]≤t)，i=M或S；其中M代表制造业；S代表服务业)。该图表明：对平均资产规模的任何水平t而言，p(t[，M]≤t)和p(t[，S]≤t)之间没有确定的关系。
图5 服务业和制造业企业法人平均资产规模比较
经济含义是：平均资产规模小于等于t的制造业企业法人数占制造业全部企业法人数比例，和平均资产规模小于等于t的服务业企业法人数占服务业全部企业法人数的比例之间，没有确定的相对大小关系。
平均资产规模可以作为产业进入的资金门槛(12) 的衡量指标。上述事实意味着：建立服务业企业法人的资金门槛至少不比制造业企业法人低。
四、影响上述结论可靠性的若干影响因素的评估
尽管本研究充分利用了已公布的经济普查数据，但仍需要评估若干因素对上述结论的影响。
(一)分析对象的口径的影响
本文分析对象是企业法人。前文交待过，企业法人的就业、资产、负债、收入、利润等指标中包括附属产业活动单位的相关资料在内，造成工业和服务业企业法人交叉包含对方产业活动单位的情况。不过这种影响不会使结论发生逆转。这是因为：第一，工业和服务业交叉包含对方产业活动单位，所以，相互有一个抵消效应；第二，附属产业活动单位的就业、资产、权益资本、主营业务收入等，远远小于其所归属的企业法人的相应指标。
但是，如果把每个附属产业活动单位都视为一个“企业”的话，进入服务业的投资门槛会比公布的普查数据显示的情形低。这将影响到前文对进入服务业和制造业的投资门槛的分析结论。不过这种影响仅仅限于服务业的较低端部门，进入各种现代服务业部门和生产性服务业部门的资金门槛受这种因素的影响较小。
前文分析也没包括“个体经营户”的情况。纳入个体户后，可以肯定的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资产-劳动比，以及每个(每户)经济主体平均资产规模均会降低；但无法确定两个产业财务效益和经济效益会怎样变化。也无法先验地判断制造业相对于服务业的资产-劳动比、财务和经济效益以及进入门槛的相对状况会怎样变化。不过，“通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来提高国民经济整体效率”的政策主张，也仍然难以获得经验证据上的支持。因为这些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显然不是以个体户为主，而是以企业法人为主。而后者正是前文分析的对象。
(二)政府干预的影响：观察到的情形与均衡结果之间的差距
前面所有分析基于实际观察到的情形而展开。这些观察到的结果并不总是等同于均衡情形。观察到的情形，既有市场竞争的影响，也有政府干预的影响。所以必须评估政府干预对观察到的情形的影响。
政府干预的第一个效应是提高了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的绩效：“中国服务业的特征是垄断经营”(华而诚，2002)。“目前我国经济中存在进入管制和垄断问题的行业主要在服务业中，如金融业、电信业、铁路运输、教育、卫生、文化、信息媒体等行业”(江小涓等，2004)。服务业当中除餐饮、住宿、零售、居民服务等生活性服务行业外，其它行业的准入限制比制造业严格。准入限制使得服务行业的实际价格高于均衡水平；也使得服务业实际平均资产规模大于均衡水平。政府干预的第二个效应是提高了制造业相对于服务业的绩效：观察现实，土地价格、贷款优先权限、水电气价格等，工业部门受到的优惠更多一些(来有为，2005)。各种优惠政策使得制造业实际成本低于均衡情形；也使得制造业实际的平均资产规模大于均衡水平。综合起来，两种效应相互抵消后，并没有先验的依据断言前文关于服务业和制造业对比结论会产生逆转性的影响。
(三)分析时点所处的经济周期位置的影响
通常制造业和服务业效益具有顺周期特性，但两者顺周期趋势的强度是相同或比较接近，抑或存在较大差异，需依靠长时间资料进行实证研究。
与此相关，反周期的宏观政策对前文结论的影响也值得关注。比如，大量建设电力、交通、通讯等网络性基础设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直接带动制造业和服务业资产量上升，而短期内这些基础设施行业的财务和经济效益可能不会改善，甚至有可能因为一个阶段的密集投资而背负较重的财务成本，反而导致效益下降。扩张性财政政策也会通过乘数效应对制造业和服务业有关部门的投资和价格产生带动作用。但这些影响都难以定量刻画。另外，即使能定量刻画，也仍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解释这种影响的方向：比如，可能有些人认为扩张性财政政策压低了服务业的实际绩效；也有人会认为扩张性财政政策是服务业发展的“补课”，进而是对均衡状态的回归。
2004年是我国经济周期中的一个高速增长年份，制造业效益好于服务业是否因为制造业效益的顺周期趋势更强？前文的结果在多大程度上是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国内积极财政政策的影响？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导致了对均衡状态的背离，还是对均衡状态的回归？很难找到有力的经验证据来定量分析。
(四)发展阶段的影响
上述结论仅仅是较低发展阶段上的规律，还是所有发展阶段上的普遍规律？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是，随着收入水平和发展阶段的提高，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产品的价格会提高，服务业就业和产出比重相对于制造业而言会上升。如果说本文的发现的确反映了我国目前较低发展阶段上的情形的话，那么，更高发展阶段上制造业企业和服务业企业的相对特性是否会因服务价格提高和产出比重上升而逆转？
由于资料限制，无法对更高级发展阶段上的发达国家进行分析。不过经济普查结果提供了另外的分析渠道。为分析发展阶段对产业特性的影响，并验证上述结论的可靠性，我们选取了三个发展水平不同的省市的资料进行了分析，分别是上海市(大都市经济形态)、浙江省(较发达的省份)和贵州省(较落后的省份)。总体的结果和前述基本一致。但贵州的表现不是非常典型。(13) 如果说同一时点上我国不同发展水平的省份之间呈现出来的规律，能够代表同一个经济体在不同时点上的规律的话，那么可见，随着发展阶段提高，上述结论发生逆转的趋势不明显。(14) 这个结论和Baumol(1967，1985)的观点在一定意义上是相互支持的。
(五)部分服务业资产承担公共物品职能的影响
上面的分析没有考虑不少服务业资产作为公共物品的外部效应。市政工程公司管理的过街天桥免费提供服务，这显然会降低这些服务行业的财务和经济效益。中低等级的公路虽然可以通过养路费等方式获得收入，但并不能像制造业那样让受益者“准确”付费，到底对道路交通业的效益影响是正还是负，取决于养路费征收标准高低。这类因素会对前文结论造成多大影响，也难以量化。这实际上是当今经济学面临的一个重大的难题。与此相关的是下面更深层次的问题。
五、对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若干启示
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讨论中，人们也常常把服务业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变增长方式联系起来。本文的经验发现与这些观点有紧密的关系。为此下面讨论这些问题。
(一)不同发展阶段服务业与国民经济其它产业部门的生产率关联
本文一开始提到，不少研究强调服务业对制造业生产率的正向外溢效应(如华而诚，2002)，也提到了服务业中一些资产承担公共物品的职能；而前面又得出了服务业企业的财务和经济效益低于制造业的结论。这些综合起来的政策含义似乎是：应该补贴那些生产率外溢效应大的服务业部门的私人投资者，以及承担公共产品职能的服务业资产的私人投资者，否则这些部门市场供给会低于社会最优水平；或者应该由政府投资于所有这些部门。但事实上这样的政策含义恰恰是笔者反对的。
现实当中，承担公共产品职能的服务业部门大部分是政府投资建设的。对此本文不再进一步讨论。下面将围绕不少研究强调的服务业对制造业的生产率外溢效应进行分析。
如果在各个发展阶段上，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存在由前者到后者的单向的而不是相互的正向生产率外溢效应，那么，考虑到服务业效益比制造业低的属性，应该补贴服务业的私人投资者，或者由政府直接投资于这些服务业。但仔细分析，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生产率关联，有几种类型：(1)服务业中的研发(15)、勘探、教育、医疗等活动本身就是产品设计、工艺知识等“产品”的生产部门，对制造业部门有生产率外溢效应，有时甚至是巨大的外溢效应；(2)一些服务业产品本身的发展和升级，会为相关制造业产品开拓巨大市场。如地理信息系统产品的发展，医疗理念的变化，会对相关硬件提出需求，或为硬件开拓市场。(3)制造业中投入资本或者技术密集的服务业产品，替代其他生产要素，促进了制造业生产率提高。比如，许多流程性管理环节用信息传输和集成处理系统替代人力，有利于提升大型制造业企业管理水平。如吴敬琏(2006，第79页)引用Romei对法、德、意、英、美1911到1970年代的投入产出表的研究结果表明，“服务业产出中作为中间投入品售予其他生产者的部分在全部生产投入中所占的比重……，是不断增加的”。(4)服务业发展促进了分工深化，从而促进了生产率提高。比如，物流业发展使制造业当中相应环节分离出来，从而由制造业企业的内部协调变为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市场交易，从而物流业和制造业各自因为更加专业化而提高了效率。如李善同等(2002，第82页)认为，制造业企业活动外置(outsourcing)可以使组织集中力量培养和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并使组织减少成本等好处。不过，只有当效率增进和组织内部协调成本降低的好处大于由此带来的市场交易费用的增加时，这种分工深化才对生产率产生正向作用。
第(1)和第(2)类关联效应，事实上并不是由服务业到制造业的单向效应，而是相互的促进效应。现代意义上的技术研发主要是控制性实验，需要制造业提供设备支持；而且许多技术本身就是物化在制造业生产的资本品当中的。所以，离开了发达的制造业，诸如研发、勘探等服务业部门发展也动力不足。目前大量出现的制造业服务化的趋势，更是离不开制造业本身提供的多样化、更便捷和更优质的产品。比如，通过手机提供的增值服务，离不开手机功能的升级。从这个角度看，除非能够识别制造业和服务业相互的生产率外溢效应有多大，否则政府的任何补助都可能造成扭曲。
上述第(3)和第(4)种关联效应，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通过市场交易内化为服务业自身的收益。而且这两种效应实际上和发展阶段有关系。制造业发展的早期阶段，人力便宜，用技术和资本密集的服务产品替代人力，未必合算。同时，制造业发展的早期阶段产品不复杂，制造工序简单，由制造业企业内部组织若干诸如运输物流等服务环节，更合算。况且，这个阶段往往也是市场机制和法治环境比较薄弱的阶段，制造业企业通过市场向服务业企业外包服务环节带来的交易成本水平也是比较高的。国际上有研究甚至认为，一些服务业的独立仅仅是工业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和实际物质产品生产过程的延伸，而不是所谓的服务经济的发展。(16) 而且实际情况是不少企业日益成为制造业务和服务业融合的企业，具体业务流程无比复杂，政府想基于服务业对制造业的生产率外溢效应补贴服务业投资者，不仅不必要，在操作上也不可行。
笔者想进一步强调的是，除了上述生产性服务业之外，诸如餐饮、住宿、生活服务、演艺等类型的服务行业，与其说对制造业具有正向的生产率促进效应，(17) 倒不如说“分享了制造业生产率提高的红利”。(18) 发达国家这类服务行业的“货币意义上的劳动生产率”(统计出来的营业收入除以就业人数)绝对水平，及其相对于制造业的水平，都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其原因之一是运用了更好的设施和硬件(19)。但远不是主要原因。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业的“实物意义上的劳动生产率”(物质意义上的业务量除以就业人数)，并不比发展中国家高多少；也不比发达国家历史上的水平高多少。(20) 但是，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无论是货币意义还是实物意义)，却比发展中国家高许多，比它们历史上的水平也高许多。
上述餐饮等服务业部门货币意义上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其实主要依靠的是下面三个机制综合作用导致的服务价格提高效应：第一，社会对这些生活性服务业需求的价格弹性低，而收入弹性却高；第二，这些服务业部门劳动力的保留工资水平(也就是他们在这些服务业部门就业的机会成本)随着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进而制造业工人工资提高也提高了；第三，劳动力总是具有从低报酬部门流向高报酬部门的可能。考虑到这些服务业部门不可贸易的性质，上述三个机制的逻辑结果是：这些服务业部门的均衡工资水平会随着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进而制造业工人工资水平的提高而相应提高。如果在制造业生产率进而制造业工资率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生活性服务业价格水平维持不变，那么服务业就业人员必然会流动到制造业，社会对服务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最终结果是：制造业生产率提高的成果当中的一部分，必然转化为生活性服务业价格水平的提高，而这种提高并不必然以生活性服务业实物意义上劳动生产率的相应提高为基础。这表明，这些行业与其说对制造业有正向生产率促进效应，倒不如说分享了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外溢效应。Baumol等在1991年的研究中阐明了类似观点。(21)
(二)产业结构和增长方式的内生性质
有学者主张通过发展服务业来“提升”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吴敬琏，2006，第148—153页)。(22) 对此提出几点商榷意见。按照我们的理解：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都是内生的，而政府的不当干预会导致实际结果和均衡情形之间的背离。
首先，产业结构是内生的。如果产品和要素价格没有受到扭曲，那么市场竞争导致的产业结构无论是什么形态，都是无可厚非的。上一小节讨论服务业和制造业生产率关联效应表明：制造业发展为服务业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并对服务业提出需求；上一小节讨论的生活性服务业的“货币意义的生产率”提高机制也表明：发展阶段提高了，服务相对于制造业产品的价格就会提高，服务业产出比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产业结构)自然就会升级。所以，产业结构是内生的。江小涓等(2004，第10页)的跨国研究表明：“如果一个国家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增长，人均GNI从一个收入组别迈入另一个收入组别，则服务业的发展会实现一个台阶式的跨越，占经济总体的比重会显著上升”。黄少军(2000，第7章)的跨国经济史分析也揭示了服务业占GDP比重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演变规律。
其次，经济增长方式也是内生的。学术界通常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贡献份额高低，作为衡量增长方式好坏的标准(23)。我们认为，不能简单地以份额高低作为评判标准，因为这个份额是内生于发展阶段的(刘培林等，2006)。林毅夫和任若恩(2006)对东亚增长模式的进一步分析也阐明了相同的观点。内生的含义是：既不能被已经超越的发展阶段的经济规律所局限，也不能指望高于我们发展阶段的经济规律提前发挥作用，不能因为和发达国家使用相同的历法，就指望发达国家今天的故事在今天的中国发生。(1)不能简单地用我国今天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增长的贡献份额和今天的发达国家的水平相比。处于技术前沿的发达国家必须依靠技术进步抵消资本边际报酬下降的效应，因此其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份额就相对较高。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即使悲观地假定没有技术进步而仅仅靠人均资本量提高而实现经济增长，也不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在人均收入水平达到稳态之前，人均资本增长是收敛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过资本的配置结构不应该受到扭曲，否则增长绩效就会降低。在这个问题上，我国学者郑玉歆(1999)的理解要比克鲁格曼的观点(1994)更加准确。况且，发展中国家通过引进技术推动增长的前景并非像这里的假定那样悲观。事实上，大量的权威研究表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和发展中国家甚至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都不差(Bosworth and Collins,2003)。(2)在和发达国家历史上的全要素生产率相比时，也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发达国家历史上以较低的价格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大量能源和大宗原材料，这表现为附加价值的比例较高，进而表现为高水平的全要素生产率。但是，今天发展中国家面对的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和发达国家早期工业化时相比，高出许多，导致附加价值比例降低，进而表现为较低水平的全要素生产率。(3)即使在发达国家，许多新技术研究出来之后，必须配套以相应的新设备，上马新的生产线，最典型的例子是芯片的研发和生产线投资。所以，新技术研发推动的增长从来就是和相应生产要素投入相伴随的，一概排斥要素投入推动的增长是不合理的。(4)全要素生产率的源泉是多方面的，包括生产经营环节管理水平提高、要素配置结构优化、规模经济效应和技术进步。在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上，通过深化改革、建立统一市场而充分挖掘要素配置结构改善的潜力，正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源泉。如果无视增长方式的内生性质，人为地加速发展某个产业，则反而会扭曲要素配置结构，与转变增长方式的初衷南辕北辙。当然，这些分析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反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正相反，我们的观点是：只有认识到这个贡献份额的内生性质，并消除各种干预造成的扭曲，这个份额才能够达到潜在的最高水平。
由此看来，与此相关的一种代表性观点也值得深入讨论。这种观点认为“衡量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志是经济增长靠投入增加还是靠效率提高，如果主要靠投入增加，这叫粗放(或外延)增长；如果靠效率提高，则称集约(或内涵)增长。”(吴敬琏，2006，第196页)我们认为：(1)不能片面认为凡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增加而实现的增长就是粗放增长；而应该说：通过密集投入稀缺要素推动的增长是粗放增长。比如，在我国国情下，转变增长方式不仅不应该排挤劳动力，相反，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带动就业增加(24)。而在发达国家的国情下，依靠增加劳动力投入推动增长，就是相对粗放的。(2)按照这种观点本身的前后逻辑，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部门恐怕很难成为集约增长的途径。因为前面分析表明，建立这些服务业部门的企业所需的资金门槛并不比制造业低，而服务业法人企业绩效又比制造业法人企业差，从提高整个社会资金使用效率的角度看，恐怕难以断言我国当前发展阶段大力发展服务业就是集约的增长方式。
六、结论
服务业和制造业企业法人相比，前者装备一个劳动力所需资产量多于后者；前者的财务和经济效益比后者差；进入前者的投资门槛不比后者低。当然，本文既无意为鼓励制造业发展的产业政策提供理论依据；更无意为鼓励现代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产业政策提供理论支持。事实上经济学家的职责根本就不在于推荐此种或彼种具体的产业政策；而在于鼓呼“让价格起作用”；在于鼓呼理顺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严格社会性管制标准。因为只有在具备这些条件之后，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全要素生产率占经济增长的份额才能够达到潜在的最优水平。
注释：
①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数据根据联合国统计署数据推算。网址：http://unstats.un.org/unsd/snaama/SelectionQuick.asp。
②事实上，交通运输业是耗能强度比较高的行业。
③三种主体的定义，以及下面将要涉及到的资产、主营业务收入的定义，请参见经济普查指标解释。
④经济普查规定，诸如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大学这样的法人，属于事业单位，因而不在本文分析范围内。
⑤固定资产是以净值而不是原值形式记入总资产的。
⑥经济普查公报(第一号)表1.6报告的法人单位就业人数中包括第一产业161.7万人。这里计算比例资料所用的分母当中不包括之。
⑦已经公布的数据中只有主营业务收入，接近于总产值，用该指标固然可以计算劳动生产率。但考虑到劳动生产率的理想指标应该用增加值计算，而制造业中间投入占总产值比重远远大于服务业的水平，所以下文未分析劳动生产率。
⑧资产不同于资本。诸如折旧率之类的问题也会影响各产业资产量的统计。本文的分析基于一个简单而合理的假设：占有资本多的行业，会计意义上的资产量也比较多。
⑨这里仅仅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的资料，不包括行政事业和其它非企业法人单位141950.8亿元的总资产和4440.5万的就业人数。
⑩电力行业部分资产，其实从职能上讲应该归入服务业。如三峡公司的资产统一归入电力行业。但船闸应该属于交通运输业。如果考虑到这种效应，服务业的资产-劳动比例应该更高。
(11)计算工业和制造业每个企业平均资产时，包括了烟草制造业资产3020.8亿元，但普查公报中企业数量单位是万，而烟草业企业数量因不足小数位数而报告为0。制造业资产规模累积分布图中省略了烟草业。
(12)进入制造业还有技术和产品营销、管理经验等门槛；同样，进入服务业也需要一定的专业经验门槛。
(13)这三个省市的有关指标的累积分布图形可以向作者索取。
(14)顾乃华等(2006)的研究表明，我国区域之间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差别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服务业技术效率水平的区域差距。
(15)事实上，发达经济体中，除了高校和专业研究机构外，最重要的研发主体实际上是制造业企业。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表现就是原来的制造业大公司越来越专注于研发和营销，而制造环节则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16)参见黄少军(2000，第20—21页)。
(17)这些行业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人们心情愉悦、身体健康，提高人力资本水平。
(18)这些部门在Baumol(1967，1985)的研究中被认为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停滞部门或者渐进停滞部门。
(19)这也是这些行业分享制造业生产率提高成果的一个方面。
(20)英国理发师和中国理发师的手艺和理发速度不会有系统差别，厨师、宾馆服务员、出租车司机的情形也基本类似。今天英国这些行业的服务水平和手艺、速度和几十年前的情形也不会有太大的差距。
(21)参见黄少军(2002，第226—227页)。
(22)事实上，2004年经济普查结果表明，服务业企业法人占有的总资产为61万亿元，扣除金融业为28.71万亿元，再扣除铁路、道路、航空和管道运输业之后为26.35万亿元。除此而外，服务业当中的行政事业和社团法人还占有资产14.27万亿元。而所有工业部门的资产只有24.07万亿元，其中制造业的全部资产为仅18.15万亿元。
(23)不少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简单套用发达国家的生产函数分析发展中国家的情形。正确的参数设定规律应该是：发达国家的生产函数中资本所占份额相对小于劳动所占的份额；而发展中国家的情形正好相反。
(24)当我国学者羡慕印度服务业发达的同时，印度不少学者却主张像我国一样通过发展制造业带动印度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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