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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371-1351(2003)06-0004-04
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认识不断深化，逐步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新概括，并将其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并列，视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部内容。江泽民同志曾就此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进程，是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建设的进程。”[1]党的十六大报告又郑重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一思想把我党对社会主义文明进步的认识突破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阐明了政治文明之于社会主义的极端重要性。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政治文明的建设最终取决于社会整体的共同努力，在这一进程中，大学具有独特的价值和功能，有效发挥大学的批判功能，对于推进我国政治文明的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一、民主政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文明是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它与愚昧和野蛮相对应，反映着社会进步的状态。在不同历史阶段里，代表和反映着进步潮流的意识与行为也就是那个时代的文明。与人类一切文明现象相一致，政治文明也是一个历史概念，是人们从事政治生活、进行政治建设的进步状态，反映着政治主体、政治关系、政治制度、政治运行、政治参与和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发展进步的内容。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伴随人类社会的递次前进，人类的政治生活也在不断进步，呈现出了不同时期的政治文明。进入近代社会以来，政治生活逐步向民主化方向发展，出现了诸多不同于以往政治生活的民主政治形态。这股潮流反映了人类随着社会进步而在科学合理地配置政治权力和规范有效地运作政治权力方面的探索在不断臻于理性和成熟，反映了人类对政治发展规律的自觉认识和把握，体现和代表了人类政治生活进步与前进的方向。正因为如此，民主政治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也成为衡量政治生活是否文明的分水岭。一种政治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践行民主化要求，则在多大程度上实现着政治文明。
政治活动本质上是一种公共权力，是公共权力的形成、分享和应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治权力的所有制问题成为政治活动的首要问题。”[2]在人类历史上，自有国家以来，政权所属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政治权力被认为是私有的，是属于某一帝王的所有物。近代以来，这种观念被民权思想所取代，政治权力不再被认为是私人的所有物，而是广大人民共有的权力，只有人民才是一切政治权力的最终所有者。近代以来奠定的这一观念，成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石，所谓民主政治从根本上来说，即是政治权力属于人民的政治。以此为起点，一切民主政治形态大都包含了以下主要内容：一是权力平等，即人民的所有成员完全平等地拥有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力；二是权力委托，在每个个体的人不可能全部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的情况下，由人民自下而上选举代议机构，将权力委托这一机构代为行使；三是权力监督，作为接受委托权力的代议机构是否履行了委托人的要求，必须受到人民的监督；四是权力公开，代议机构行使权力的过程必须是公开的，人民有知情权和参与讨论权。以上诸方面反映了在民主政治观念下，政治权力的合理配置、规范运作和有效制约的基本过程。
民主政治进入实践领域的根本要义在于人民是否有能力行使政治权力。人民如何重视自己的政治权力并自觉参与国家管理，怎样保证委托后的权力不会丧失，真正成为代议机构的主人，这些问题解决不好，民主政治便无从谈起。通过权力委托而构成的代议机构实际上与由人民构成的社会形成两个实体，代议机构本身也有自己的利益，正如孟德斯鸠所讲：“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移的一条经验。”[3]实现民主政治单靠人民选举的代议机构的善良意志是不可能达成的。“以控制政府权力为直接目的的民主政治不可能期待完全通过政府的力量完成，它是社会力量和国家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4]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基础还在于整个民众政治能力的强大，在于社会政治能力的发育程度，在于社会有能力捍卫委托的权力不会丧失。
二、我国在推进民主政治进程中的主要问题
我国的民主政治程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与更先进的民主政治和人们更高的民主生活期待之间，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在透析这一问题的原因上，人们多从制度上着眼，归结为制度本身的缺失。这固然不错，但还不是事物的根本原因。制度是由人制定的，也是由人执行和监督的，如果人本身出了问题，再好的制度也没有价值，并且本身就不可能产生好的制度。既然民主政治的根本在于社会政治能力的发育程度，那么寻找我国民主政治不足的始因也应从社会政治能力的不足入手。
我国是—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历史的国家，专制统治的文化极其深厚。以推行民主政治为根本目的的辛亥革命，在其政权建立后所出现的多次反复，充分反映了这一点。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我们在推行民主政治的过程中，又有意无意地延续了不少专制统治的东西。正是这种历史背景的影响，我国政府与社会的权力格局明显以“强政府、弱社会”[5]为特征，政府对社会有着绝对的控制和干预的权力。在这种格局下，社会的政治能力表现出以下特点：社会高度依赖政府和政府控制下的单位，各级“单位”依赖从政府那里获得的按计划分配的资源，个人依赖从“单位”那里获得的资源；社会组织结构呈现一种“蜂窝式状态”，社会的自治能力和自组织能力很不完善；社会缺乏中间阶层的作用，政府直接面对民众，社会秩序完全依赖于政府的控制能力，显得脆弱而不稳定；整个社会呈现出政治化、行政化的倾向，社会各系统间的功能严重雷同，甚至被纳入政府体系之中，缺乏独立运作的条件；社会中“身份制”壁垒森严，社会结构比较僵硬；政府与社会缺乏流畅的沟通机制，民众的利益表达和利益聚合缺少必要的组织形式和组织沟通；缺乏社会精英阶层，社会的抗拒运动水平低。
以上这些特点尽管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中有了重大改进，但根本问题依然没有改变。这一现实，一方面是我国传统政治所导致的后果，另一方面又是推行民主政治的最大障碍。从民主政治的机理来说，民主政治是社会觉醒与政治能力增强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社会政治能力的发育，也就没有民主政治的发展。在我国虽然民主政治的逻辑起点不同于西方民主政治的这一机理，其直接动因是党和国家而不是社会，但要最终解决这一问题，还是要取决于社会的政治能力成熟程度。因为担负着推进民主政治使命的国家，同时也是民主政治的客体，国家既要让社会享有更多的权力，又要控制权力，其自身不可能有效地解决好二者间的深层矛盾。在现实社会中，一方面我们强调要依法治国，推进民主，另一方面又在不少方面因领导人的意志而牺牲法律的严肃性与稳定性，这一二律背反式的现象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另外，从政治文明本身的要求来看，任何一种文明进步都意味着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也就是说，只有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能溶入这一文明进步的潮流之中，才能谈得上真正的文明进步。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文明本身就包含着社会政治能力提高的内容。没有社会参与或离开社会民主政治精神高涨、民主政治能力增强的政治文明建设，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实现。因此，如果说在我国政治文明的建设过程中，推进民主的主导力量在国家，那么根本力量则依然在社会。能否提高社会政治能力的发育程度，是我国推进民主政治的最大问题。
三、大学的批判功能在提高社会政治能力中的价值和作用
大学是一种社会组织，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学者集合体。近代以来，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和大学在社会发展中价值作用的提高，大学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讨论社会政治行为，大学自然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内容。大学由于其自身组织的特性，衍生出了特有的社会批判功能。大学的社会批判是指大学从学术活动的本质和特点出发，对社会问题所进行的独立的、客观的和具有前瞻性的意见表达。这一特殊行为使大学在提高社会政治能力方面具有了重要的价值和作用。
首先，产生于学术自主性的独立意见表达，体现了民主政治所强调的社会意志思想。作为构成社会的每一个个体都平等地具有自主表达意愿的权力，这是民主政治的一个法则。民主政治所强调的这一点，与大学的学术自主性所体现的精神是一致的。所谓大学的学术自主是指人在学术活动中始终处于主动的、平等的和自觉的状态。一切学术活动都起始于人的自觉思考，一切学术成果都是学者个人或团体独立思考、独立研究的结果，一切学术意见都具有平等的地位。发扬这种精神，本身就是营造民主政治所倡导的政治文化，就是提高社会政治能力的一个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不仅是民主政治的坚强堡垒，而且是民主政治文化的重要营造者。
其次，产生于学术性本质的大学自治要求，体现了民主政治所强调的政治契约关系。民主政治是建立在权力委托认识基础上的，通过权力委托而建立的国家权力机构与委托人，即社会之间的关系，实际是一种契约关系。这种契约关系能否良好地运行，关键在于社会能否独立于权力机构，并有足够的能力成为与权力机构相对应的力量。在这一点上，大学的自治性无疑对于壮大社会力量具有重要的价值。大学的学术性特点，本质性地规定着大学必须是一个具有充分自治的机构，必须拥有契约规定的自主权力，使大学在处理与政府和社会其它组织的关系上，能够维护组成大学的学者们的自由权力，以免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干预。正是基于这一特点，人们广泛地认为“大学既不能远离社会，也不能完全消融在社会之中，大学应当和外界社会保持适当的距离。”[6]当然，这里所指的“社会”包括政府。大学要在平衡自身与社会和政府间的关系中求得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当，大学就发展。大学的这一特点不仅在维护大学自治的过程中使大学作为社会构成的一分子，有力地壮大社会力量，而且为民主政治下的政府与社会关系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模型。
第三，基于学术性特点的社会批判的客观性与前瞻性，体现了民主政治所强调的政治管理价值。民主政治之所以是进步的政治活动，在于其能够有效地代表和反映着广大民众的利益，而不是某个人的利益；在于其能够代表和反映人民中进步的、前进的利益，而不是落后的利益。在这一点上，大学的社会批判有助于体现民主政治的精髓。大学的学术活动以探求未知世界为动力，以追求真理为目标，这一内在要求使源于这一活动的大学社会批判具有了三个特点：一是客观性，即客观准确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在这一要求下，即使批判意见有所偏见，也是据于认识领域，而非功利领域，从而使大学的社会批判行为成为值得依赖的社会意见；二是不竭性，即持续不断地、无禁区地探求问题，这一要求使大学的社会批判行为有可能成为可靠的、稳定的社会意见来源；三是前瞻性，基于对未知世界的探求特点，大学的社会批判具有站在知识前沿、能够理解和把握社会发展方向的基础。这种前瞻性的认识与意见，无疑是民主政治在国家管理中最具有价值的内容。
基于大学社会批判行为的这些特点，人们在总结20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时，突出强调大学要为人类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在1998年联合国组织的世界高等教育大会所发表的主题报告《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世界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大学应该加强自己的批判和前瞻功能，为社会提供预测、报警和预防信息”[7]的观点。这一观点充分表达了大学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由此，不少学者们预测，社会批判将成为大学继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后的第四大功能。[8]这一潮流反映到政治领域，则预示着今后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方向和内容。
四、充分发挥大学的批判功能，有效推进我国政治文明的进程
在推进我国政治文明的进程中，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有效地监督、约束公共权力的运作，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公共利益、公众利益和公共秩序，是政治文明的根本目标，而培育一个自由而有序、充满活力、健康稳定、既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而又有较高的行使政治权力能力的公民社会是政治文明的基础。在这一进程中，当前的关键问题，并不在于如何还政于民，而在于如何使社会具有行使政治权力的能力。处于我国特殊的历史背景，充分认识和发挥大学的批判功能的价值和作用，对于解决上述问题、推进我国的政治文明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从政治生态的角度来讲，任何一种政治权力模式都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相关，改造政治权力模式，需要首先改造社会文化。按照文化传播主义的观点，一种社会文化改造，最有效的方法是引入异质文化，“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源泉是外来文化的影响。”[9]大学的批判功能基奠于大学学术性本质所决定的自主、自由精神，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同我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大相径庭的，是一种异质文化。倡导这一文化，无疑对于冲破和改造传统政治文化具有重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文化从本质上讲，与民主政治文化是相一致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倡导大学批判文化，就是倡导民主政治文化，就是积极地改造传统政治文化。追溯我国的民主化进程，五四时期的新青年运动无疑是一个里程碑，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营造了一种民主文化。而推进这一进程的主力，则是大学。这一历史充分反映了大学在改造传统文化中的特有价值。通过发挥大学的批判功能，大学可能成为改造传统政治文化的有生力量。
其次，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社会力量的壮大，总是从社会精英阶层开始的，正是在他们的带动下，社会才逐步形成了可与权力机构相对应的力量。培育社会政治能力的先决性问题在于社会必须是具有自主能力的行为主体，并改变对政治权力的过度依附。这一要求的实现，不可能直接从构成社会的全部开始，而必须借助于先导力量的带动。这一带动力量，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会精英阶层。马克斯·韦伯在分析社会阶层理论中曾提出了三因素观，即形成社会分层的因素主要来自于财富、权力和声望，在这里，如果将社会视为政治权力的对应方面的话，那么，构成社会精英阶层的因素则主要是财富和声望。而在这二者中间，就我国的现实来看，声望阶层才是社会精英阶层的主要力量。在声望阶层中，大学无疑是重要的一支力量。一方面，在于大学在整个社会阶层构成中具有较高的声望，而且随着社会发展对知识的不断依赖，这种声望度将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在于在整个声望阶层中，大学阶层的数量与规模是相对较大的。这两个方面使大学有可能通过发挥批判功能，成为壮大社会力量的重要方面。
第三，大学本身是一个教育机构，是社会骨干力量的培育之地。社会政治能力的基础是人的文化素质，而人的文化素质的提高取决于教育。大学在这一方面的价值，不仅同其它教育机构一样，在于提高人的文化素质。更重要的是：一方面，它能将自己特有的批判精神传递到受教育者中去，使民主文化的精神在更大的范围里得到传播；另一方面，它所面对的培养对象是整个社会发展的骨干力量。这一特点，使大学能够通过发挥批判功能，成为民主政治力量的重要培育者。
综观上述讨论，我们认为，大学批判功能不仅具有直接的社会政治行为价值，同时还具有培育整个社会政治能力的价值。在讨论解决如何培育社会政治能力的问题中，当前人们过多地是从政府方面提出意见的，也就是过多地强调政府应如何培育社会的政治能力，而较少从社会自身的培育上考虑问题，这一倾向显然是不足的。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生命有机体，从生物有机体的生长规律来看，外因只是条件，内容才是根本。如果将政府的培育视为社会政治能力发育的外在条件的话，那么，无疑社会自身的培育和成长才是内在根本。在这个意义上，讨论社会政治能力的培育问题，首先应关注自身发育和自身培育。本文作为一种视角，不仅关注大学在推进政治文明进程中的直接作用和价值，也期待通过这一讨论，能够使人们更多地关注社会政治能力的自我发育问题和自我培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