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道德发展的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二十世纪论文,道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在对20世纪我国传统道德回顾的基础上，指出新时期的道德正在发生着创造性的转换，但这种转换不能割裂道德的传统性与时代性的关系，因为道德的传统性是时代性的基础，而时代性是传统性的发展。文章同时还指出了21世纪我国道德发展的趋势与特点。
关键词 道德发展 传统性 时代性
在即将迈向21世纪的时候，中国的社会道德正发生着剧烈的嬗变，其变化的根基就是中国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转型。那么中国道德将走向何方？前景怎样？将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因为当前中国社会道德出现的“失范”状态，已成为人们焦虑的问题。对此，“世风日下”的“滑坡”说，“经济转轨”之必然的“爬坡”说，各执己见。理性告诉我们，对道德变化的认识必须建立在冷静思考的基础上：一是社会的结构，经济体制转型的走向；二是道德传统是否具有通过自身调适实现绵延的可能。但这又似乎要陷入认识的矛盾之中，因为如果道德传统具有通过调适而实现自身的绵延，那么当代中国道德变化的前景，就是道德传统的自身调适；反之，就是道德传统的创造性转换。而当前问题的要害在于，前者已无法对当前出现的道德“失范”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而后者也无法窥其端倪。事实清楚地表明，在社会的飞速发展中，道德传统面临自身绵延的危机。社会道德不能长期处于“失范”状态，道德建设又不能脱离道德传统。那么，如何走出危机，是通过道德传统的自身调适？还是它的创造性转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对道德传统作些分析，在此之下，要分清当前道德的“失范”状态究竟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还是人为的？从而才能对未来道德发展的前景作出展望。
一、对道德传统的简单回顾
中国文明社会绵延五千年，社会道德始终囿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状态，道德规范是儒家和程朱理学的要义——“三纲五常”，它的执行过程是寄于“良心”的发现，即从“致良知”——“知行合一”的“慎独”过程。梁漱溟先生指出，“孔子的教训总是指点人回头看自己，在自家本身上用力，唤起人的自省（理性）与自求（意志）”。〔1〕尽管朝代不断地更替， 但这种寄于“良心”的道德却始终变化不大。道德传统成为历史发展的巨大阻力。
到了近代，道德传统才遇到了真正的挑战。这就是戊戌时期维新派同封建顽固派、洋务派的论战和辛亥时期革命派同保皇派的论战，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三次思想解放潮流有两次发生在本世纪初，其中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帝王的统治；而以思想斗争最激烈，人们思想最活跃为标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结果却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毛泽东曾说过：“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2 〕新文化运动“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斗争，无论是从深度、广度来说，都远远超过戊戌、辛亥两个时期，它在中国近代伦理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尽管如此，从辛亥时期始，伦理思想只是在对旧道德的产生、内容、存在的合理性等方面提出了挑战，而在修养即践行的方法上，却仍然没大的突破，仍在“诉诸良心”上运行，以下我们稍作分析。
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它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以鲜明的革命民主派立场，同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是革命民主派的旗帜。他的伦理思想也很丰富，一生提倡博爱、平等、自由，他的经历证明了他是封建纲常的破坏者。他在论述道德与经济的关系以及道德的作用时，曾提出过一些正确的看法。如他认为，以“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相比较，物质文明是基础，“中国近代物质文明不进步，因之心性文明之进步亦为之稽迟”。〔3〕他还明确指出，“其实经济问题不是道德心和感情作用可以解决得了的”。这些思想都具有唯物主义因素。但是，他的历史观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他认为“夫心也者，万事之本原也”，把“人心”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他认为“政治之隆污，系乎人心之振靡”。因而他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步骤，认为修身乃是治国的根本，他说“只要先能够修身，便可来讲齐家、治国”。〔4〕在这点上，他继承了儒家的思想，夸大了道德的作用，但他以通过修身来“造成顶好人格”的思想，目的还是为了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并在客观上产生了积极效果。不可否认的是他虽然重视并强调道德和道德教育，但对道德修养的途径问题却难有新的见解，这是局限之一；局限之二是他虽然是“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拥护者和提倡者，并将其与三民主义相联系，但对“自由”的理解却留下了极大的遗憾，他认为造成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是因为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很有充分的自由”，〔5 〕故而“中国人用不着自由”。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反映了孙中山先生对中国的封建制度的本质，以及对中国人民争平等、争自由的斗争的意义认识不足。从这点上来说，这也是造成辛亥革命不彻底的思想理论根源之一。这一消极的思想因素，却被后来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所利用，成为其压迫中国人民的思想理论根据。但不管怎样，辛亥革命后，中国的道德、礼俗确实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皇帝被推翻，证明“君为臣纲”不是天经地义的，平等、自由上了南京临时政府的《临时立法》，虽然它只是纸上的东西，可对于在封建统治下生活过的中国人民来说，毕竟还是有重大意义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犹如一股强劲的东风，吹响了对旧的伦理道德战斗的号角。它的宗旨是反对专制和迷信，提倡民主和科学，其倡导者们是想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他们认为，要达此目的，就必须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主义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彻底地批判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为此，他们向封建的政治法律、伦理道德、学术思想、鬼神迷信，特别是孔子和儒教发动了全面和猛烈的冲击，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其中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斗争尤其震动巨大。五四运动的旗手陈独秀认为：“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这是因为“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吾华尤甚”。〔6〕由此他更进一步认为， 中国的封建纲常伦理造成社会道德的堕落，而社会道德的堕落又导致了国家削弱衰微和独裁者的专权，因此，要振兴中国，就必须进行道德革命，提高全民族的道德水准。我们认为，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认识到封建旧道德、旧文化对维护封建制度的反动作用，认识到思想革命、道德革命对建设民主共和国制度的重要性，是难能可贵的，他们对旧道德、旧文化的冲击和对中国人的思想解放无疑具有重大作用，对于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新道德在中国的传播起了扫清道路的作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他们却夸大了道德革命的作用，具有道德决定论的倾向，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他们的历史观基本上还是唯心主义的。因此，他们在批判旧道德，“打倒孔家店”的同时，难以提出符合历史潮流的新道德及其规范，在道德修养上还会陷入“诉诸良心”的范畴。
在1927年建立的蒋介石为首的反动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其政权主要是靠暴力维持的。但同时，他们也十分重视道德的社会作用，提出了“道德为立国之本”的口号，宣扬所谓“心理建设”与“伦理建设”的重要，鼓吹“复兴固有道德”。为此，蒋介石特别强调，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是外来思想，它们不仅“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7 〕而只有他们的“伦理建设”才是以“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为根据的。他们炮制了一套以“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核心的虚伪道德，发起了所谓“新生活运动”，强迫人民“依照准则，切实施行”。〔8 〕然而理论与实践的完全脱离使的“新生活运动”很快成为过眼烟云。正如周恩来指出的：“在伦理建设方面，蒋介石强调四维八德的抽象道德，若一按之实际，则在他身上乃至他领导的统治群中，真是亡礼弃义，寡廉鲜耻！”“抗战不勇，内战当先，还说什么忠孝！捆上疆场，官逼民反，还说什么仁爱！抗战业已六年，还和日寇勾结，对德既已宣战，还有信使往还，这那能说到信义！挑拨日本攻苏，飞机轰战民变，这那能说到和平！”〔9〕
五四运动后，买办资产阶级的奴化伦理思想和封建复古主义伦理思想成了我国地主资产阶级伦理思想的两股思潮。以胡适、吴稚晖为代表的买办文人狂热鼓吹“全盘西化”论，公然诬蔑中华民族是个“又愚又懒”，“一分象人九分象鬼的不长进民族”，“百事不如人”。〔10〕因此要“虚心的去接受西洋的优美的文化”，以“适应整个世界同化的趋势”。〔11〕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胡适提出了“实用主义”的道德观，吴稚晖鼓吹“人欲横流的人生观”，这些反动主张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也使的中国的道德传统发生了严重的扭曲。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人民陷于内忧外患的水深火热之中，无论哪种道德观都深深地刺激着人们的神经。但封建的复古主义者的道德论，却成为空中楼阁，这充分说明，中国的社会道德传统呼唤着转型，而不是自身的调适，这是社会制度变化的先兆。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极大地唤醒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边区政府以全新的政治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创造性地进行中国社会的道德建设。他们提出道德是阶级的道德，无产阶级的道德是以集体主义为核心，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爱人民、爱劳动、爱公共财物、爱科学、爱祖国为基本规范。其中爱人民是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前提，在这个前提下能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爱劳动，是无产阶级社会道德与一切剥削阶级道德的本质区别之一；爱公共财物是尊重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是无产阶级社会道德的本质体现；爱科学才能坚持真理，实践第一，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与伦理学的密切统一；爱祖国，坚持国际主义，是无产阶级战略胸怀的重要表现。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社会主义道德观既继承了人类优秀道德遗产，又创造了伦理理论发展的未来，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宝库。这是道德传统创造性转换的成功标志。刘少奇同志于1937年7 月发表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1939年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以及1944年的《为人民服务》等著作，成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光辉文献。其中《修养》一书中专门对“慎独”作了阐述，并给以马克思主义的改造，这就是要求理论的人与实践的人应是有机的统一，从而防止了唯心主义的弊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中国的实践于三四十年代在根据地就放射出耀目的光辉。毛泽东诗曰：“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土不黄金”，就是生动的写照，它代表着中国革命的方向和历史的未来。随着革命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很快传遍祖国大地，古老的中国焕发了青春。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的社会风气至今为人们所称颂，所怀念。
理论的反思昭示着我们：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前后的一个时期内，它的修养途径也无回避“诉诸良心”的“慎独”，但为什么却获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功？主要地是它强调了实践第一的观点，舆论导向与政策的统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躬身实践，即理论的人与实践的人的有机统一。
令人痛惜的是十年“文革”完全打乱了道德传统自身调适的发展步伐。在反封、资、修的口号之下，评法批儒，批判了“道德继承论”，《修养》一书成了大毒草，“打、砸、抢”的造反派成了时势的英雄，社会道德风尚发生了严重的逆转和扭曲，道德传统无法通过自身调适以求漫延，而却发生了恶劣的转型。随着“文革”的结束，这种道德的被否定也就成了伦理界乃至整个社会的重要课题，同时也预示着道德“诉诸良心”的退出主位。
二、新时期道德的创造性转换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党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种转变意义巨大，历史终于回到它应有的基点上，它预示着中国社会在阔步前进。但这时人们对未来道德的企盼在一定程度上是希望恢复50年代初那样一种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然而历史不会重复。为了尽快跟上世界潮流，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以求尽快改善人们的生活状况，我们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首先确认中国仍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从计划经济变为在计划指导下的商品经济，再到党的十四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说是跳跃式的发展，攻克了世纪性的难题。这一伟大的飞跃远远走在了道德转换和人们认识的前头。一些过去人们习惯的道德越来越不适应，而新的道德体系又还未形成，再加上对理想、信念教育的不够和一个时期内舆论导向的失误：“为钱正名”甚嚣尘上，“老黄牛”精神受到嘲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严重泛滥。一些久已绝迹的丑恶现象死灰复燃，人们因惑了。这究竟是“文革”的遗毒没有肃清还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是否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于是乎“道德滑坡论”与“爬坡论”出现了，“重建道德”的呼声震颤着。但理论的反思和现实的呼唤使我们冷静地思考：这些绝不是社会道德的主流。因为广大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人及一切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人们，总是在默默无闻地辛勤劳动着、战斗着、奉献着。消极的道德意识行为与腐败只能腐蚀那些意志薄弱者和无视法律、法规的人。社会道德传统是由社会的主体阶层所实践、运作和承载的。在这些主体的人们中，诚实劳动、勇于奉献，再加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平等竞争、公平交换、公正守法意识，就是道德传统转型中的创造性转换的结果。因为市场经济作为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社会交换的主体人格都是平等的，而生活在这种社会体制中的人要参与生活，都离不开交换，而等价交换作为价值规律的内在要求，就是交换双方人格的平等，那怕是作为法人资格出现的企业也是如此。人格的平等决定了交换的自由。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等价交换是平等、自由观念的现实基础。〔12〕而市场经济又是法制经济，法制经济又决定了交换规则的公正。这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自由、平等、公正就以崭新的内容被输入到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的领域，构成人们交往的新道德而与传统的“诚实”、“守信”、“正义”相结合，特别是与经济领域里的公平和政治领域里的公正相结合，以鲜明的道德时代性展现在人们面前。在这个意义上，新时期的公民主体道德是中国社会传统道德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体制转型而创造性转换的结果，是由新的经济基础决定的新的上层建筑中新的社会意识形态——伦理道德的新风尚，这种道德的时代性对于有着数千年封建社会传统习惯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跨世纪的进步，是飞跃性发展。毋庸赘述，改革开放以来，道德建设是“爬坡”的趋势。因为道德的时代性与传统性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13〕这就清楚地说明：第一，道德的传统性是时代性的基础，没有传统现代道德是不存在的。第二，道德的时代性是传统性的发展，时代的道德把传统的道德推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境界。因此，新形势下社会道德领域里出现的诸多问题特别是腐败，决不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更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也难以在“文革”结束20多年后再说成是其“遗毒”的影响，因此，它绝不是必然的，而是人为的，是在社会体制转型的过程中，由“人治”走向“法制”的过程中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再加上教育的失误，一些人乘机钻法律空子的结果。但也不可否认的是，正是这些因素为丑恶现象的死灰复燃提供了相对适应的气候和土壤。当然，一些丑恶现象的死灰复燃对于拥有优良道德传统的中华民族来说，不能不是一定范围里的道德“滑坡”，我们必须予以正视并坚决地通过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来予以纠正。所以，中共中央在十四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中指出：“看不到18年来精神文明建设的主流就会丧失信心，是错误的；看不到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就会丧失警惕，是危险的。”可谓一言九鼎！
由此我们认为，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有人认为“传统不能生出现代化”，因而再一次提出了“重建道德”的口号，这就不仅割裂了道德的传统性与时代性的关系，而且忽视了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已经取得的成就。80年代末出现的“全盘西化论”思潮，要由“海洋文明”来否定“黄土文明”，只不过是30年代胡适的思想的余波而已，它再次表明西化的尝试不是中西文化融合的正确之路。至于有些人为了抵制西方伦理思想的影响，又提出“恢复传统”的口号，大叫“世风日下”，大有“非古不取”之势的新儒学的一些观点，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德也是不利的，容易限制人们的思想，阻挡人们的视野，羁绊改革开放的步伐，从而在思想理论上造成混乱。当然，历史不会倒退，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不会出现真正的复古。道德的运作规律是由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决定的。伟大的时代必将展现辉煌的道德。在这一点上，道德传统不再是“诉诸良心”型的简单复制，而是对其否定，它诉诸的是“基于规范”基础上的政治上的民主和社会公正的支持以及法律的保障。因为道德离不开公正。道德当然是公民的自觉，但没有社会公正，没有社会对道德行为的公正评价（在某些情况下是补偿），就形不成道德风气。道德虽不是交换，其行为并不图报偿。但在整个社会的道德环境尚在建设中的今天，个体的道德行为的确经不住不公正的摧折。人们呼唤公正，从点滴起步的道德建设更需要公正的呵护。在一定意义上，人们对公正的呼唤其实就是对道德的呼唤；对公正的热烈期待的背后，就是人民群众直接实践道德行为的愿望与热情。就是说，道德建设所需要的社会环境，至少应该使人感到道德行为是“安全”的，是受到社会称赞和鼓励的。而公正的实现要靠政治体制中民主和法律的支持。由此可见，新时期的道德不再希冀“良心”的发现，而与民主、公正、公平、法律等等融为一体。公正、公平成为既是道德规范，又是政治和经济范畴的共同载体，新时期道德建设还预示着，它将在实现创造性转换后在新轨道上展开新的自身调适。可以相信，道德变化的走向，最终由社会变革的走向决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通过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的道德建设和教育，一种全新的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基础，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的新局面一定会到来。
三、对道德发展趋势的展望
在世纪转换之际，人们不禁要问，21世纪的道德状况将会怎样？鉴往可以知今，前瞻性思考的真理性往往即深藏于对往昔的回顾之中。特别是一个民族的伦理思想，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之光，特定时代道德精华的凝聚，往往蕴藏着超越特定时代的最大信息量。通过以上站在伦理史的角度回观20世纪的中国，也许更容易获得理性的展望，这就是21世纪的道德发展趋势将呈以下特点：
1.道德建设将与教育和法制相结合。加强道德建设，形成、巩固和发展社会道德风尚，正如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的：“要靠教育，也要靠法制”。这个论断体现了邓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也是长期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因为人类文明的演变充满矛盾与对抗，道德进步从来就不是经济发展的直接和必然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承认恶的历史作用，认为历史本身就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驱驰其凯旋车的残酷女神。资本主义工业化曾伴随着道德进步与退化的二律背反。资本主义物质进步是以道德沦丧为代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不同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特征。但实践也向我们提出，我们能够跨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道德沦丧的极端恶果这一陷阱吗？改革给中国大地带来的不仅是道德的进步，也出现了低下的道德水准抬头的现象。拜金主义正越来越大胆地牵动一些人的衣襟。因此，为了保障道德的健康发展，必须将道德建设与教育和法制紧密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文明的商品经济，更是法制经济。道德和法律都是规范人们行为和调整社会关系的准则。因此，在道德建设中，一方面要加强正面教育，紧密结合实际，大力提倡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另一方面要抵制和消除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思想影响；同时还必须加强法制教育，因为没有法律保障的道德规范是无约束力的，所以要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严格依法办事，自觉地用法律来规范、引导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以利于打击破坏社会文明的违法犯罪行为，纠正不正之风，形成全新的社会风尚。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扶正祛邪，扬善惩恶，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2.道德调适将在“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运行。90年代以来，寻求一条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既能满足当代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的发展构成危害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已成为全世界紧迫而又艰巨的任务，也成为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可持续发展不仅提出了一个经济问题，而且包含了非常浓厚的伦理意蕴，揭示了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忽视的伦理因素，即我们应对全球和子孙后代负责，确立生态伦理和经济伦理的观念，就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运作的必然要求。第一，可持续发展以人类整体与长远利益为最终目标。它要求人们在追求眼前的、局部的物质利益时必须兼顾长远的与整体的利益，这样的发展行为才是可持续的，才符合人类道德。第二，可持续发展要求尊重、实现和维护自然价值，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进。这就要求人们重新认识自然的内在价值，重新规范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建立一种人与自然互利共生、和谐发展的新型关系，并通过完善社会经济活动，制定自然资源的价格政策等经济手段，确立包括道德判断在内的综合性社会发展观，在新的观念上实现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伟大思想。总之道德调适只有在“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运行，才能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
3.道德发展要与强大的社会舆论——追踪报道相结合，才能帮助人们坚持道德信念，恪守道德规范，从而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保持社会稳定。社会舆论作为道德评价的重要手段，它通过对人们的善行的赞扬和恶行的谴责，深刻地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我们的社会舆论是在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的，它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全体劳动人民的意志和愿望，表现着管理国家的劳动者的意志，因此，坚决贯彻“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要求，就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近几年发展起来的对一些人和事的新闻性的“追踪报道”，发挥着越来越大的震撼、鞭策、督促、教育和激励的作用，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这种普遍的意志采用超强度、宽区域、大压力的外在力量和方式，对扬善惩恶、净化风尚、维护社会秩序起到巨大作用。因此，道德发展要与强大的社会舆论——追踪报道相结合，就会形成良性循环和创造性发展。
总之，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但也是一个世界现代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的改革开放走的是一条渐进式的道路，社会道德的建设与发展也必须兼收并蓄地“基于规范”，为振兴中华，迎接新世纪的到来做好精神上的准备。
注释：
〔1〕《梁漱溟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205页。
〔2〕《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天津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660页。
〔3〕〔4〕〔7〕〔8〕〔11〕张锡勤、饶良伦、杨忠文编著：《中国现代伦理思想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4页、第182页、第224页、第225页、第227页。
〔5〕《孙中山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88页。
〔6〕《陈独秀文章选编》（上），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8页、第109页。
〔9〕《周恩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7页。
〔10〕《胡适作品集》（2）、《胡适文选》， 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1页。
〔12〕参见《光明日报》1997年7月18日。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