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文艺批评机制的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批评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批评机制指推动批评活动开展的驱动力，也包括推动批评家进行批评活动的动力机制和批评物态化产物——批评本文生产与消费的动力机制。也就是说，批评机制有两方面涵义，一方面是将批评视为文学活动和审美创造活动的一种方式，批评机制就在创作和接受的层面表现为批评家的创作动机和批评受众乃至社会的接受动机；另一方面是将批评视为文学生产和文学消费活动的一部分，批评不仅作为精神产品是精神化产物，而且作为特殊的精神产品还具有物态化形式，具有一定的物质载体。因此在生产—消费的活动中也需要有生产机制和消费机制去驱动其运作和发展。根据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精神最终由物质决定并以物质作为动力和运作机制，批评不仅受制于精神领域，诸如政治、道德、历史、文化等因素的驱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经济决定并以经济作为动力和运作机制的。
新中国的建立，使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时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文艺和批评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作的，它带有与以往机制不可替代的优点和特点。但这种体制对文艺和批评的发展也有一定的抑制和消极作用，不利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利于艺术个性、自由性、想象性、理想性发挥。随着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批评机制和批评管理体制的改革和转换就成为必然。
一
进入本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坚定不移地实现了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文艺和文化也正逐步加大、加快实施转换的步伐。诸如文化市场、艺术市场、电影市场、电视市场的建立；艺术家纷纷“下海”；艺术家脱离政府行政管理机关，成为职业艺术家或自由“撰稿人”；作家手稿的拍卖，艺术品的竞卖，艺术项目的招标；政府与艺术家进行创作签约；电影制片与政府投资脱钩，寻找制片商和社会赞助；歌唱家、舞蹈家委托了经纪人来进行演出策划和运作；演员脱离单位成为了个体户演员、演员明星制、演员“走穴”及其高报酬等等。市场经济中不仅产生出艺术明星，而且产生出文化商人、文化大亨、文化“暴发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无疑为文化市场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文艺和文化的“生产—消费”机制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文化市场是指将文学、艺术为核心的文化视为商品的生产和消费机制，它承认文化在具有精神性、人文性的同时，也因市场化和市场机制而具有商品性。正如阿诺德·豪泽尔指出的：“商品的交换价值不再仅仅取决于它的美学质量或作者的艺术地位，而且决定了特定艺术家、艺术风格或种类在艺术市场上的经济价值。”（注：阿诺德·豪泽尔《艺术社会学》，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页。）市场经济创造了文化的繁荣和多样化，也创造了文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萌生的特点、优点和缺点。
批评作为文艺活动中最带有政治思想性、意识形态性、文化性的一种形式，无疑大大落后于文艺和文化的市场经济化进程。当批评面对着五光十色的市场和流光溢彩的市场经济中的文艺便张惶失措，往往以计划经济的口吻来评论市场经济文艺以致造成“误读”或“错位”，此时，它才发现转型的必要和必需。例如对王朔的批评，一味地咒骂他是“痞子文学”、“流氓文学”，还是吹捧他为“解构主义文学”、“世俗文学”、“大众文化”的代表，都未能从市场经济中的文学的角度去评论，也未能看到其中的文学转型、文化转型对王朔小说的影响和给他提供的机遇。批评在这种类型的文学面前不转换观念、机制不行。同时，当市场经济的大潮也吞噬批评赖以生存的基础时，批评内部也萌发出转型的需要和愿望，批评机制转换的内因和外因条件均已成熟。一切都在轰轰烈烈地突变，一切也都在潜移默化地渐变，批评也在悄悄地转换机制。从批评机制转化来看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其一，政府和领导的批评意识逐渐淡化，文艺管理机关职能逐渐转化，批评机制进行了改革，使批评的独立性、自主性、主体性意识强化。批评机制的变化首先必须是观念的变化。批评不再被视为政治、运动的工具，不再被视为领导或政府的声音，不再在批评中加入权力、权威、行政命令和领导意志。各级政府中的文化管理部门也不再对批评进行简单粗暴的行政命令和干预，淡化其官方组织性，而强化其群众团体、群众组织的组织性。过去由政府供养的职业批评家，现在也由大学教师构成的学院型批评家和作家型批评家、读者型批评家所代替。政府不再行使批评的职能，也不再承担批评行为和效果的责任，不承担指挥批评组织机构和构建批评活动运作机制的责任。但我国的市场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而带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和特征；我国的市场经济也不同于西方的市场经济而带有中国特色。因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文艺和批评就既带有市场经济性，又带有社会主义性，既是全球一体化的、世界性的，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既体现出物质文明建设的成果，又体现出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正如主张“主旋律”、“精品”、“重大题材”、“五个一工程”及其社会宣传在政策扶持和经济投入上应倾斜一样，对重大的批评和理论成果也应给予扶持和资助，使其具有导向和典范作用。但更重要的是，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应逐步与文艺和批评的运作脱钩，应使批评机制逐步市场化，在市场经济中转换批评机制。当然，目前还是转型的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完善，批评机制的运作也不健全，因而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还会保持政府投入、民间赞助、群众团体组织、批评家自由撰稿等多种形式和方式以作为批评活动的运作机制，还会保留多种因素、多种成分共存的构成局面，还会有多种筹措批评活动经费的途径。但总体思路明确，市场经济替代计划经济，批评在市场经济中自由运转以代替政府投入和干预的趋势不可逆转。
其二，批评不再通过指令性计划来运作，而是随着文化市场、艺术市场、批评市场的需要来运作。市场经济是“生产—消费”经济，也就是依赖于市场需要、消费需要来调节生产的经济，而不能再搞指令性计划的盲目生产，或供不应求或供过于求的生产，更不能按领导意志、好恶来生产。艺术和文化进入市场，就会出现“百花齐放”的多样化局面，才会繁荣艺术和文化市场。批评的职责，一方面应从精神文明建设的角度去确立批评标准和批评的价值取向，同时也需要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角度评论和揭示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并随之而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由此使文艺和文化更吻合市场规律和特点，也使文艺和文化在市场经济中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特殊性，从而在提升文艺和文化的品位的同时提升市场的品位，更好地完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批评走入市场，而不能仅仅站在市场外评论市场。批评走入市场首先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即“生产—消费”规律、价值规律。应使批评能占领市场，获得消费者，取得批评效果，就必须在如何提高批评质量和水准的同时也研究市场和消费者，研究批评效果和反馈。批评“断奶”后必须考虑生存、造血和发展，必须考虑批评投入和回报，必须考虑使批评运转的内驱力和外驱力的关系的协调，考虑批评体制和机制的改革。
其三，批评借助大众传媒为载体，使批评的运作机制和活动方式发生转化。传统批评为单一型的本文批评，是以文字语言为媒介和载体从而使批评作为一种话语存在或符号化、物态化的存在物的。现代社会高科技的发展和信息网络社会、大众传媒的发展以及知识经济时代以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知识创新发展，为批评提供了多种选择的表现形式或载体。批评借助报纸、广播、电视、电脑、电子信箱等大众传媒形式，既传播批评信息，又扩大批评形式；既有文字，又有图像；既有听觉效果，又有视觉效果。同时又使批评本文与文学本文、影视艺术、音乐舞蹈艺术、新闻通讯、经济广告、娱乐游戏交错穿插，在它们之间发生联系和间距，从而产生文本间性；又使它们共同营造了一种多元、宽容、自由的空间和氛围，从而扩大批评的内涵和外延，扩大批评的影响和受众面。大众传播媒体虽然具有十分浓厚的意识形态性，不仅传播意识形态，而且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物态化的具体表征。但是，大众传播又是最普及的、最大众化的，最富于群众性、社会性、公众性的传播形式，甚至也是一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民主、自由、平等、交流、对话的文化交流形式。批评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形式，也具有十分浓厚的意识形态性。因而批评以大众传媒为载体实施意识形态的宣传和传播是十分自然和必然的。同时，批评借助大众传谋具有大众性、通俗性、社会性的特点和受众面广、传播快、地域宽、直观性强等这些传统批评所不具备的优势。因此，批评一旦借助大众传媒，虽淡化其精英、经典、权威、权力意识，但增强了社会化、大众化、通俗化、形象化的意识，同时也使其运作机制开始转化。大众传媒的运作虽具有意识形态性，直接由国家、政府来控制，但其运作机制和“生产—消费”过程还是按市场经济规律来设定。大众传媒的经济投入基本上由它自身的运转回报来偿还，其中的广告费是一笔维持自身运转的可观收入。批评被纳入大众传媒中，也就被纳入大众传媒的运作轨道。大众传媒批评目前虽然还必须依靠广告收入来弥补其投入，但批评一旦大众传媒化就为受众所接受和青睐，批评具有自身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同时批评也因大众传媒的载体特征而使自己转型为大众传媒批评，除具有通俗、大众、贴近生活、关心焦点等特征，诸如信息、广告、艺术、文化、知识、科技、教育，或多或少地渗透于批评中，增加了批评的内容和内涵，扩大了批评效果和影响。因此，大众传媒中的批评也必须走向市场经济，也必须运用市场经济来确立批评机制。再有，批评利用大众传媒后也会逐渐改变批评者形象和批评队伍构成。一方面批评家会改变由文本写作式批评，即以文字代替语言的“沉默”式批评为现场直播、对话讨论、声像皆备的直观式批评，更能呈现批评的氛围和环境，呈现批评家的语态和表情，呈现批评作为一种活动的存在形式。而且，大众参与批评，不仅提供了批评与大众对话的机会，而且也构成了不亚于职业批评的大众批评及其大众批评队伍。
其四，批评队伍的扩大，批评家团队意识和集体意识增强，批评的理论建设和学科建设加强，有利于批评对自身独立性和自身发展规律的认识，也有利于提高批评家的素质、修养和水平。批评家队伍的骨干和重心逐渐由领导型批评家向学者型批评家转移。现在非常活跃的批评家大多是高校教师，称为学院派批评家（包括一些社科院和社科所的研究者）。批评家学者化，一方面有利于加强批评的理论建设和学科建设，另一方面也使批评逐渐脱离政府机构和作家圈子，使批评家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和旁观性，批评既不政治化、道德化，成为领导型批评家，也不文学化、作者化，成为作者型批评家，当然也不会世俗化、大众化，成为公众型批评家。批评家学者化也使高校关注文学、关注批评、关注社会。高校以其教育的手段，一方面可培养和造就批评家和批评受众，另一方面也可通过批评来实施大教育的目的，将批评与教育结合起来，不仅注重从文学史的研究中去加强批评，而且也注重从当下的文学批评和对批评的研究中去加强批评。高校也提出“教育产业化”的思路，高校体制改革和高校教育运作机制的转换都会对作为批评家的高校教师是一个冲击和机遇，随之也会影响批评机制的转换和批评机制的改革。在体制和机制改革和转换的过程中，可能还会呈现出多种形式共存的现状，还会有多重机制、多种体制在发挥作用。就拿批评家队伍来说，也有可能会出现职业批评家的发展趋势，也有可能出现大众批评家发展趋势。不管如何，都是对传统的批评机制和批评体制的挑战和进行新的尝试，多元代替单一，个性取代共性，对话消解了指令，这或许是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的优势之一吧，也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最大区别，这也是批评转型、批评机制转换和批评体制改革的原因之一。
总之，批评由过去的政治、伦理机制和计划经济机制到市场经济机制的转化，尽管不完善，不健全，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困惑；但总体上看，还是有利于批评改革和发展的，也是批评发展的必然趋势。批评机制和机制的改革和转化是一个艰难、曲折和痛苦的过程，还必须面对困难和困境，甚至挫折，但前途是光明的。
二
批评机制的转化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批评机制的建立也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即使已经建立起批评机制，但在运作和建设上还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因此用发展的眼光看，传统的批评机制是需要改革和转换的；现在正在运作的批评机制也是不完善的，也需要改革和建设，我们必须将视野投向未来，将思路推向改革和创新，寻找最佳的批评机制来推动批评发展。
当前市场经济中的批评机制已开始转换和改革，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在三方面。
其一是批评机制与市场经济机制在运作中并不完全协调，还有待进一步从深层次改革。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初版序言中说到：“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领域各自拥有相互矛盾的轴心原则：掌管经济的是效益原则，决定政治运转的是平等原则，而引导文化的是自我实现（或自我满足）原则。由此产生的机制断裂就形成了一百五十年来西方社会的紧张冲突。”（注：（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第1版，第41-42页。）贝尔指出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就是经济、政治、文化三者之间的矛盾，矛盾的原因在于三者之间的关系不协调和各自的运作机制不同。经济的运作机制是效益原则；政治的运作机制是平等原则；文化的运作机制是自我实现的原则。各自运作的机制不同，绕着轴心运转的原则不同，从而造成资本主义运转的机制断裂，以此形成资本主义的深刻矛盾。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并非完全陷入三者矛盾之中，三者关系经协调是可以统一、和谐的；但也不是完全消除矛盾，因为三者的运作机制确实有别。因此，作为文化构成因素的批评，其运作机制就会与经济和政治有所不同，如果协调不好，也会发生矛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一般的经济，如资本主义经济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共同点就是都必须遵循经济规律，诸如“生产—消费”规律、价值规律、效益原则。不同点就在于经济前面加上了“社会主义”的定语，从而规定了市场经济的性质、特征和功用，在物质文明的基础上加入了精神文明的内容，在市场经济中规定了导向、指导思想、方针和政策，也就是说必须使经济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社会主义也就是要发展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作机制中既体现经济效益原则，也体现政治的平等和文化的自我实现的原则。当经济、政治、文化三者发生矛盾时，应通过调节运作机制来协调矛盾和协调关系。因此，批评作为文化以自我实现作为运作机制和活动原则，就不能仅仅局限在批评自身的内部机制和原则上，而且应适合市场经济的发展，建立合理的协调的批评外部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运用经济的效益原则来激活批评的改革和转型。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批评机制还必须充分考虑自身的内部机制的作用，还必须考虑如何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持守批评原则、批评精神，以抵制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和单纯经济效益原则。批评不能完全用经济规律来运作，也不能违背经济规律来运作；同时更不能因经济规律而忽略批评的独立性和自身规律，也不能用批评的独立性和自身规律来抗拒经济规律。总之，批评应正确处理好内部规律与外部规律的矛盾，处理好文化机制与经济机制的矛盾，从而使批评既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又适应文化的发展。其实，马克思主义早已告诉我们，经济虽然不是决定文学发展的唯一力量，但却是最终力量、最根本的力量。批评的内部规律也不是批评发展的唯一规律，还有诸如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等因素构成的外部规律。但批评的内部规律是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是直接导致批评发展和变化的内因。因此，我们在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批评机制时既要充分考虑市场经济的规律和原则的作用，又要充分考虑批评的自身规律和原则；既要适合市场经济需要与变化而建立和建设市场经济机制和原则，又要警惕以经济机制和原则来代替批评的内部机制和原则的偏向；既要适合批评自身的需要和发展规律，从而坚持批评的精神和自我实现的原则，但也要警惕批评固守传统，封闭自我，以致违背经济规律的偏向。事实上，批评作为文化具有自我实现的机制和原则也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考虑市场需求和在市场经济中如何实现自我的现实问题，也会去协调经济、政治和文化三者的关系的；同时也应该去寻求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最佳契合点。但换一个角度看，经济、政治和文化因其各自的运作原则和运作机制不同，矛盾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绝对的。一方面，我们应正确协调矛盾，使三者尽可能统一起来；另一方面，矛盾是对统一的一种要求和补充，三者在互为依赖的同时也需要有对立面或矛盾一方的监督和反馈，从而具有活力和革新性。再者，批评作为文化机制也有其自身的独立性、自主性、主体性，也需要与经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它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虽有矛盾性和统一性来说明其紧密关系，但也会因之而产生一定距离；或者说，只有保持一定距离，批评才有可能发展。但距离应适中，太近太远均不可，寻找距离的合适位置也是批评机制转换和调节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其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批评操作问题。市场经济陆续将文学、艺术、文化都推向了市场，不断有诸如文化市场、电影市场、艺术市场等名称和事实出现。甚至连最为稳定、保守和谨慎的教育，也提出“教育产业化”的主张，从而将教育推向市场。批评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应直面市场选择从而真正进入市场，真正使批评能在文化市场、电影市场、艺术市场以及还将出现的文学市场（其实畅销书早已市场化了）担当批评的职责，是否也能在文化市场中确立批评的位置、价值、功用的同时建立“批评市场”。虽然，这并不等于提出批评市场化、批评商品化；但并不能否认批评机制因市场经济而转换的事实和发展趋势。社会主义的市场和社会主义的文化市场、艺术市场、影视市场确实需要适应其发展和正确引导其发展的批评，也确实需要批评机制发生转化才行。那么，批评在市场经济中除按自身规律和内部机制来运作外，还能否按市场经济机制来运作，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在解决了批评走向市场的可能性问题之后，还必须继续解决批评的可操作性问题。批评本身就是一种运用理论来解决实践问题的方式或形式，批评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实用性和运用性。要解决批评机制转换的实践性问题，首先必须放手让批评适应市场，走向市场。现在批评及其文本所依赖的媒介和载体大都已走向市场，诸如报纸、刊物（包括纯文学、纯理论批评刊物）、电台、电视台、书籍均已先后走向市场，按市场经济运作来出版、发行，这就会对批评提出适应市场的要求。批评要运用这些已走向市场的报刊、书籍、电台、电视台来作为载体和媒介，势必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向市场。况且，从批评对象、批评内容、批评接受、批评功用等方面的转型来看，批评也必须走向市场。批评走向市场，不惟是社会对批评的要求，而且也是批评内在的需求。其次，批评的管理体制应该改革。一方面，批评应该脱离狭隘单一管理模式，尤其是行政管理、人事管理、计划管理模式，对批评实施行政命令、领导意志，实则是对批评的限制和误导；另一方面批评应该转换运作机制，从计划经济管理向市场经济管理转化。市场经济并非是无序的、任意的、杂乱的经济行为，而应该既是规范的，又是自由的；既是法治的，又是自律的。因而市场经济也需要管理，市场经济机制也包括管理的因素在内。当然，市场经济管理应不同于计划经济管理，批评的管理模式和运作机制也就会有所不同。再次，批评家必须准确定位。批评家是实施批评活动的主体，批评运作机制很大程度上就是对批评家发生作用的。因此，批评家依靠什么作为动力来推动其批评欲望的产生和批评活动的开展，应成为研究批评运作机制的一个焦点。批评家的批评活动动力一方面来自批评需要和批评欲望，是批评发生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来自社会需要，包括意识形态、政治、文艺发展、读者需求等等，作为批评发生的外在动力。过去我们在这两种动力之外缺乏对批评家的职业定位、精神需求之外的其他需求的关注，易于导致批评家依附于政治、道德、文学，从而使批评失去自己的本体和主体性。因此，应该使批评家十分明确职业性质，并使用市场经济规则来作为运作机制和批评动力，充分调动批评家的积极性。最后应建立批评市场和扩大批评接受队伍，使批评获得充分“消费”的同时又使批评获得各种社会效益和精神效益。当然，全部放开批评市场，让批评到市场经济大潮中去生存和发展的时机还不成熟，即使时机成熟也不可能完全是市场经济一种模式，还应有多种模式存在，还应由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在政策上、策略上保证批评这种较高、较纯的精神产品能更好的生产和发展。同时，也能保证批评在市场经济下的效益原则和物质利益原则中坚持人文精神立场和批评原则。
其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批评如何提高品位和质量的问题。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批评面临着种种冲击和考验。市场的价值规律、自由竞争原则、等价交换原则、生产—消费原则对批评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批评走向市场，使批评搞活，也使部分批评的品位、质量下降。因此，批评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还必须依赖批评机制的作用，引导市场、提高市场、监督市场。这就需要批评首先必须完善自身，发展自身，保持优良传统和批评精神，自觉抵制市场经济的消极因素影响。批评应注意坚持人文精神。批评作为一种人文活动和社会活动，应集中体现人文精神传统和人文精神、新理性精神。钱中文先生指出：“文学艺术意义、价值的下滑，人文精神的淡化与贬抑，是一种相当普遍性的现象，虽然它并不代表文学艺术的全部精神。看来，20世纪文学艺术意义的日益失落，与人的生存质量、处境密切相关。今天，一些人文知识分子正在寻找一个新的立足点，重新理解与阐释人的生存与文学艺术、价值的立足点，新的人文精神的立足点，这就是新理性精神。”（注：钱中文《新理性精神》，风《钱中文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批评只有坚持新理性精神，坚持人文精神，才能提高质量和品位。批评应该坚持批评精神。所谓批评精神就是指批评作为文学和社会的一种监督、评价、指导力量，应该具备的超越性、批判性和革新性。批评要真正成为批评，就必须有直面人生、直面真实的勇气，必须敢于批评、敢于创新，使批评从一味的歌功颂德，一味的媚俗畏权的泥淖中超脱出来，既保持自身的高洁，又保持对世俗和权势的批判。批判应坚持多样化、多元化原则，批评决不能再像计划经济中搞大一统，而应该是在市场经济中坚持搞多样化、多元化。这既有利于发挥批评的个性、风格、独创性，也有利于推动社会营造多元化、多样化，重个性、重创新的氛围，有利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批评应保持自身的传统。批评与文学一样，进入市场经济时期，如本杰明指出的就如进入了“机器复制时代”。本杰明一方面肯定经济对文学的作用，肯定文学在大工业生产条件下的转型和发展，但又指出，“在机器复制的时代消殒的东西就是艺术品的韵味。这是意义超越了艺术范围的症状过程。”（注：[德]本杰明《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品》，见《现代艺术和现代主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批评亦如此，批评借“机器复制时代”而有了转型和更新的机会；但又会因此而“消殒”了“韵味”。机制的转换应该促使批评在继承中创新，使批评在“机器复制时代”保持“韵味”，更应该促使批评努力去解决新形势下的新问题。批评在机制转换中应该不失批评“韵味”，不失批评精神，从而提高批评品位和质量。因此，批评机制应有一个正确的导向和动力，因为批评机制不仅是推动批评开展和批评活动的动力，而且也是推动批评自身改革和转型的动力，是使批评不断提高品位和质量的动力。
总之，批评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必须转换运作机制，必须寻找新的动力来推动批评发展，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宗教、家庭、国家、法律、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形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1页。），因而，我们从市场经济角度探讨批评的运作机制的转换是十分必要的。当然，我们从市场经济机制角度去探讨批评运作机制只是一个重要方面，还可以从社会精神活动需要、意识形态需要和个体精神需要等方面去探讨这一问题。事实上，批评作为精神活动确实是最终由经济杠杆、市场规律来驱动的；但对批评具有直接作用的还有精神领域的其他因素，还有意识形态的其他形式，还有批评的自身规律和批评家的人文精神，都应综合为批评运作机制的构成因素，从而对批评和批评家发生动力作用，驱动批评活动运转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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