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克服的难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难题论文,生态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党的十七大精神的指引下，中国人民已走上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征途。以建设生态文明作为我们的基本发展战略，就意味着必须对当前涉及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些全局性的举措做出新的反思，并相应地加以改变。如果这些举措不能按照实施“生态导向的现代化”这一新的战略加以相应的调整，那么在中国建设生态文明将变成缘木求鱼。所以，落实建设生态文明的新战略，我们绝不能把目光仅仅停留在一些“表面文章”上，而是要直面那些深层的、真正对建设生态文明产生影响的重大问题。尽管经过数10年的传统式现代化的建设历程，一些人对这些问题可能已形成了思维定势，但我们应当向这种思维定势发出挑战。当今中国人民是不是真的有决心建设生态文明，以及是不是真的有决心实施“生态导向的现代化”作为基本战略，主要就是看是不是敢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直面这些重大问题，是不是敢于对一些思维定势发出挑战。
一、如何对待资本：既要利用又应限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成果是与充分利用资本联系在一起的。所谓“改革”，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给予资本在中国存在的“合法性”，而所谓“开放”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迎合国际资本流入中国。资本在我们中国像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正在用其无坚不摧的力量，布置、安排、摆弄我们周围的一切，与此同时清洗异己、他者。当今中国资本的拥有者深得资本之利不消说，就是作为资本拥有者对立面的雇佣劳动者也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从资本那里得到好处。人们都把近30年中国取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归结于实施改革开放的结果，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把功劳记在资本的账上。正因为有着这么一个背景，当今许多中国人对资本产生了一种盲目崇拜的情绪，以为中国的现代化已经取得的成果靠的是资本，中国要进一步推进现代化，也离不开资本。
为了建设生态文明，为了实施“生态导向的现代化”这一新的发展战略，需要我们对目前所正在从事的一切做出反思的时候，这些人是不太可能去思索目前严重的生态危机与资本的扩张究竟有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从而也不会去思索为了达到我们新的目标，我们究竟应当对资本的态度做出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实际上，资本在当今中国尽管有着带来经济增长、物质财富增加等有目共睹的正面效应，但与此同时，它也有着与日俱增的负面影响。在资本的所有负面效应中，最明显的是对自然环境的损害。资本的基本原则是增殖原则，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乃是资本的本性之所在。资本如果不以获取利益为动力和目的，就不成其为资本了。而且资本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是不择手段和贪得无厌的。只要经济的运行由资本作为主体，那么它就必然不会顾及生态环境的保护。在一定意义上，资本乃是贪婪和恐惧的化身。我们原先可能实在不能理解，一些人在从事经济活动的过程中，为什么会如此的置污染生态环境等于不顾，为什么如此的把人们保护生态环境的呼声置若罔闻，现在想想其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是“人格化的资本”，他们只能受一个原则所驱动，这就是实现资本利益的最大化。我们可以说，对自然的损害与掠夺，是资本增殖原则的必然结果。回顾中国的这近30年，我们中国人确实感受到：资本的运营和扩张大大促进了生产力，导致了财富的大规模的积累和社会的进步，但无论在动力上还是在运行机制上都是一个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过程。资本本质上确实是与生态文明相对抗的。资本确实有着自身不可克服的界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就是对资本的批判，而他进行批判时紧紧地抓住资本的限度加以展开。按照马克思的论述，资本即使在当今具有合理性，并不意味着它永远具有合理性，也就是说，并不意味着它永远是不可超越的，而这正是由资本自身的界限所决定的。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摧毁一切界限的力量，但它只有在自身的界限内是自由的，是没有限制的，资本的发展最终将受到自身的限制，并且实际上它也在不断创造打破自身限制的条件。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值，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①资本的限度就是使获取利润成为生产的动机与目的，资本有了这样一个限度，它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这样，在我们面前出现了这样一个难题：现代化事业离不开资本的支撑，没有资本的作用现代化事业就成了空中楼阁，但是，资本的本性就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它必然置破坏生态环境于不顾，那么我们究竟如何对待资本呢？关键在于，我们必须时刻牢记，我们所要实施的现代化不是传统的现代化，而是“生态导向的现代化”，实施传统的现代化必然一味地利用资本，而实施“生态导向的现代化”就不能完全拜倒在资本的脚下，在利用资本的同时还应限制资本。我们虽然不能改变资本的本性，但可以采取种种限制措施，例如对资本运行进行伦理约束，使资本对自然界的伤害降到最低程度。如果我们的目标只是建设工业文明，我们有理由不去考虑对资本的限制问题，按照工业文明自身的要求，我们目前对资本的利用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们对资本的发展不是太快而是太慢。但是，倘若我们的目标不仅是工业文明，还有生态文明，或者说是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结合，那么我们就不能只是去利用资本，还要限制资本，在利用与限制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当然，为了实现生态文明，仅仅限制资本也还是不够的，还得最终超越资本。只要资本存在一天，它对生态文明的破坏也就存在一天，采取限制措施仅仅是降低破坏的程度，而无法根绝这种破坏。真正的生态文明建成之时，很有可能也是资本完全被超越之日。所以，为了建设生态文明，我们不仅要把利用资本与限制资本结合在一起，还要把利用资本与超越资本结合起来。这里还须说明的是，资本在当今中国的存在肯定还有其合理性，但不能认为，只有等到资本的合理性完全丧失殆尽以后再去考虑超越资本。正如异化的生成与异化的摒弃是同一个历史过程，资本的利用与资本的超越也是同一个历史过程。既然我们已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当下的一个奋斗目标，那么我们就应把超越资本也提上议事日程。纵观我国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事实上不完全是在贯彻资本原则、充分地利用资本的，有许多政策已经属于超越资本、扬弃资本的范围。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为了实施“生态导向的现代化”，我们在利用资本的同时还要限制资本、超越资本，使资本为了利润的最大化而不惜伤害自然环境降到最低的程度。
二、如何对待科技：既要发展又应驾驭
自从现代化降临到这个世界以来，科学技术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正如赛尔日·莫斯科维奇所指出的：“对很多人来说，从正面来讲，科学‘永远正确’，从反面来讲，‘科学永远不会犯错误’，正是这一专断信条使科学容不得半点批评。”②人们如此崇拜科学技术确实是有理由的，因为伴随科学技术进步的是现代化的飞速发展，它不仅带来了高效率的生产、充裕的物质财富，而且也带来了丰富的精神生活，带来了人性解放的希望，被马克思誉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的伟大的科学家培根在近代科学的曙光刚在地平线上升起的时候，就洞察到了科学是“伟大的复兴”的最好的工具，并且喊出了“知识就是力量”这一传颂至今的时代强音。随着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它对现代化和人类进步事业的推动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家现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把国家的繁荣寄托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上是完全正当的。问题在于，科学技术对人类事业的影响是完全正面的吗？因为现代化本身对人类的作用是双重的，所以科学技术对现代化的推动所带来的对人类的影响也是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实际情况是，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它一方面给人类带来了幸福和欢乐，另一方面却又给人类制造了痛苦和烦恼。问题在于，当今一些中国人根本看不到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科学技术在他们眼里只是“天使”，而无视它有时候还是“魔鬼”。莫兰曾经尖锐地指出：“这个释疑的、致富的、征服性的和硕果累累的科学也愈益使我们面临严重的问题，……这个解放人的科学同时也带来奴役人的可怕的可能性，这个生机勃勃的认识也产生着消灭人类的威胁”，“科学造福的方面的进展与它有害的甚至致死的方面的进展相关联”。③
那么科学技术这种“有害的甚至致死的方面”究竟主要表现在哪里呢？主要表现在通过违背自然规律和扭曲自然进程，造成与日俱增的、难以根除的污染，以及核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的广泛运用对人类的生存构成威胁等。我们在科学技术对自然带来伤害的情景中看到了科学技术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严重对立。与我们这里一些人不愿正视科学技术对人类的负面效应相一致，他们也不屑谈论科学技术在当今中国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我们还是看一看赫伯特·豪普特曼等对科学技术破坏生态环境的严重性的尖锐揭露：全面的科学家“每年差不多把两百万个小时用于破坏这个星球的工作上，这个世界上有30％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员从事以军事为目的的研究开发”，“在缺乏伦理控制的情况下，必须意识到，科学和它的产物可能损害社会及它的未来”。“一方面是闪电般前进的科学和技术，另一方面则是冰川式进化的人类的精神态度和行为方式——如果以世纪为单位来测量的话。科学和良心之间、技术和道德行为之间的这种不平衡冲突已经达到了如此地步：它们如果不以有力的手段尽快地加以解决的话，即使毁灭不了这个星球，也会危及整个人类的生存”。④一些科学家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工作对自然界和人类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于是自己起来抵制自己的行动。1988年，近一百名声名显赫的科学家签署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誓言》，向世界做出庄严承诺：不再参与任何干扰和破坏生态的科技活动，并呼吁科学技术的绿化。
这样，在实施“以生态为导向的现代化”的过程中又遇到了如何对待科学技术的难题。现代化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展，但科学技术又常常被作为破坏生态环境的工具而起作用，我们能不能做到使其成为只对生态环境，对人类有益的而不会有害的工具呢？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实施“以生态为导向的现代”、建设生态文明才是有希望的。这里关键在于，必须认识到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它可以成为有益的工具，也可以成为有害的工具，就看使用科学技术的人带着什么样的价值观念，为着什么样的目的去加以使用。像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后现代主义思想家那样，强调科学技术具有“原罪”，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自然的破坏之间必然成正比固然不可取，但像一些科学技术盲目的崇拜者那样，认定科学技术天然是进步的，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与生态文明的方向必然是一致的，也属片面之词。这两种意见都是错误的，实际上科学技术本身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在这一点上，科学技术与资本有着很大的区别，资本本身并不是中性的，并不是“自在之物”，资本本身就体现了一种生产关系。也就是说，资本按其本性是与生态文明相对立的。而科学技术在一定意义上是“自在之物”，它在现实生活中，如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并不是由自身所决定的，而是由使用它的人所作用的。这样，我们为了实施“生态导向的现代化”，我们对资本的基本态度应是在利用的同时加以限制和超越，而对科学技术的基本态度应是，在发展的同时加以驾驭和监督。我们对资本持这一态度所带来的只是限制它对自然界损害的程度而已，而对科学技术持这种态度所带来的是：有可能使科学技术在与自然发生关系时只成为对自然有益的工具而不当有害的工具。签署《布宜诺斯艾利斯誓言》的近百名科学家提出，他们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科学技术工作者不仅能够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技能在治理污染、开发替代能源方面作出贡献，而且也能为揭示生态危机的科技思想根源、进而树立生态的科技思想、实施绿色科技作出贡献。这些科学家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信心，就在于科学技术只要在正确的价值观念指导下加以使用，它就能成为不是那种传统的现代化，而是那种特殊的新的现代化，即“生态型的现代化”的强大的正面推动力。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为了实施“生态导向的现代化”，我们必须不仅发展科学技术，还要驾驭科学技术，从而使科学技术最大程度地成为建设生态文明的有益工具和强大手段。
三、如何组织生产：既要扩大又应改变
“发展是硬道理”，有些人从这句话引申出“经济发展是硬道理”，他们把发展视为主要是经济的发展，并且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做出推论“扩大生产是硬道理”，他们把经济的发展归结为主要是生产的扩大，通俗地说就是“把蛋糕做大”。现代化的推进过程就是生产的不断扩大的过程，这是毫无疑义的。即使我们现在要实施的现代化是“以生态为导向的现代化”，不断地扩大生产、发展经济仍然是一个既定方针。问题在于，我们从实施传统的现代化变为实施“生态导向的现代化”，在生产方式的组织等方面，我们是否也应当做出相应的改变。
按照传统现代化的模式，生产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增长财富的过程，而且期望生产的财富越多越好，多多益善。早在1925年，利奥波特就批判了这种“多多益善”的组织生产的方式，他把此比喻为拼命地盖房子，而全然不顾空间的有限性：“盖一幢、两幢、三幢、四幢……直至所能占用的土地，然而我们却忘记了盖房子是为了什么……这不仅算不上发展，而且堪称短视的愚蠢。这样的‘发展’之结局，必将像莎士比亚所说的那样：‘死于过度’。”⑤他认为，人类要在大地上安全、健康、诗意和长久地生存，就必须改变这种组织生产的方式。艾比则把这种组织生产的方式称为“为生产而生产”，“为发展而发展”，他认为，这种“为生产而生产”，“为发展而发展”是“癌细胞的疯狂裂变和扩散”，将会促使现代文明从糟糕走向更加糟糕，导致“过度生产”和“过度发展”的危机，并最终使人类成为其“牺牲品”。⑥
这里我们所要解决的难题是，在实施“以生态为导向的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既要使生产不断地扩大和发展，又要使这种生产不会变成“过度生产”，从而不会像“癌细胞”一样危及生态环境和人自身的生存。我们的生产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我们的生产方式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以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有必要回忆一下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论述。
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有许多论述，最基本的有两个方面：一是体现社会主义生产按比例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他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⑦马克思的这段话告诉我们，按比例协调发展是社会生产的客观要求和一般规律，但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其实现的程度则有着重大区别，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能够更好地实现社会生产按比例协调发展。其二是实行对生产过程有意识的社会调节。马克思指出，没有一种社会形态能够阻止社会所分配的劳动时间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调节生产，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⑧，而后者则是“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⑨。按照马克思的论述，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对生产过程实行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必须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两大特征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基础之上的。按照马克思的论述，社会主义生产是自主的联合生产和直接的社会生产，与此相应，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不再是价值和剩余价值，而是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用以直接地、更好地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生活需要。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经提出过“全面生产”这一概念，我们可以借助这一概念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按照马克思的论述，人的生产与动物的生产完全不一样，这一区别就在于人的生产的全面性，也就是说，人的生产不能像动物那样，只是按照自身肉体的需要来进行生产，即“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⑩。而是要按照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组织生产。马克思还指出，人的生产全面性的根本标志就是“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11)，人在生产过程中不仅要关注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而且要关注其他自然生存物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也就是说，要保证人类以外的自然生命体正常运动的需要，使自然生态生产正常进行和发展。人类的生产活动过程，应当包括再生产自然界的过程。人的生产必须以全面建设自然界，恢复自然界的良性循环为己任。马克思还强调，人的全面生产将实现人的尺度与自然界的尺度的统一。在人的全面生产的实践中，应当总是两种尺度同时在起作用。所谓人的尺度，主要是指把人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和利益，作为人的生产实践的终极目的和价值尺度；而所谓自然界的尺度，主要是指把非人类生命物种生存发展的需要和利益，作为人的生产实践活动的终极目的和价值尺度。如果把这两种尺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就能够保证社会生产和自然生态生产协调发展。马克思还提出，人在进行全面生产的过程中，“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12)大自然具有审美价值，自然环境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相互协调本身就是自然的生态美。而大自然的这种美不仅为了人类，也为了自身。当人类按照自然生态规律和美的规律去开发、加工和塑造自然之时，将会使原生自然的生态美更加完善。因此应当使人的全面生产活动成为遵循美的规律美化自然的过程。(13)在马克思看来，只有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才能实现这种人的生产的全面性。
马克思所说的那种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所说的那种人的生产的“全面性”，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全面加以推行。但是，它们却能为我们解决在实施“生态导向的现代化”的过程中究竟如何组织生产这一难题，提供有益的启示。看来，既然我们已下决心从传统的现代化模式中走出来，实施“以生态为导向的现代化”，那原先的组织生产的方式也非得改变不可了，也就是说，我们在实施“以生态为导向的现代化”的过程中，不能单纯地去扩大生产、发展生产，还得不断地改变生产、调整生产。需要改变和调整的首先是生产的目的。为了实现“以生态为导向的现代化”而实施的生产就不能“为了生产而生产”，更不能仅仅为了“价值和剩余价值”而生产，这种生产应当明确地首先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这种需要必须是人的真正的需要，也就是说，是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在一起的需要，不仅如此，为了实现“生态导向的现代化”而实施的生产还要有“自然界的尺度”，即还应当不断地满足非人类生命物种生存发展的需要和利益。这种生产应当尽可能地成为马克思所说的“全面的生产”。关键在于，这里所实施的生产必须限制在“生态系统的承载力”范围之内，传统现代化进程中的生产与“生态导向的现代化”进程中的生产，其重大区别就在于，前者往往不考虑“生态系统的承载力”，而后者必须限制在“生态系统的承载力”的范围之内。这正如向前奔腾的汽车，它应当既有油门又有刹车。传统现代化进程中的生产就如一辆只有油门而没有刹车的汽车，“生态导向的现代化”进程中的生产则是一辆既有油门又有刹车的汽车。只有油门而没有刹车的汽车无异于直奔死亡，传统现代化模式的最终结局必然是死亡。我们实施“生态导向的现代化”实际上就是给原先那辆车装上刹车，也就是说给原先的生产模式加以生态的限制，从而让原先那辆汽车能既有油门又有刹车，使其一往无前地行进。
当然，实施“生态导向的现代化”在组织生产方面需要改变的不仅是生产的目的，还有生产的形式。马克思赋予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有意识地加以调节和按比例协调地进行的特征。在“生产导向的现代化”的背景下，我们所从事的生产必须向“有意识地加以调节”的“按比例协调地进行”这一方面努力，否则就达不到我们给社会主义生产所预定的目标，也不可能建成生态文明。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可以排斥政府对生产过程的有意识的调节，也不等于生产就不需要按比例协调地进行。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社会主义”这一修饰词，就意味着我们的市场经济模式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那种极端市场经济模式是有区别的，区别就在于我们使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使市场原则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结合在一起，也就是使市场原则与“有意识地加以调节和按比例协调地进行”的原则结合在一起。这样说来，我们为了实施“生态导向的现代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做出改变的，不是从根本上否定和从整体上推翻它，而仅仅要求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内含的一些社会主义的成分得以充分地展现。
为了实施“生态导向的现代化”，不仅要进一步扩大生产，更要着眼于改变和调节生产，从而使生产真正能达到既为满足人的真实需要服务，又为满足非人类生命物种生存发展的需要服务之目的。
四、如何组织消费：既要刺激又应引导
当今许多中国人都把中国经济的发展寄托于“扩大内需”上。他们认为，“内需”、投资和出口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个主要“轮子”，当前两个“轮子”不可能以更高的速度转动之时，剩下能够做的就是使“内需”这个轮子更快地转动。所谓“扩大内需”，实际上就是刺激国人的物欲，让大家尽可能地去消费。“扩大内需”不失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有效途径。传统的现代化以不断地促使经济增长，不断地增加GDP为目的，所以它总要刺激消费，甚至通过制造“虚假的需求”来刺激消费。我们现在实施的不是传统的现代化，而是“以生态为导向的现代化”，对消费的这种一味地加以扩大和刺激的方针，是不是需要改变，以及如何改变，这正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本来对此不难做出回答，但由于“生态导向的现代化”并不是不要人们享受丰富的物质生活，相反的它也以富裕的物质生活为前提，它也需要用消费来拉动生产，创造出丰富的物质生活资料，所以造成人们在消费面前失去了方向，从而也使这个本来不难回答的问题成了一个难题。
现在全世界都走上了消费主义的道路，我们中国实际上也在朝这一方向发展。有的人认为中国所实施的已经是消费主义，还有的人则强调中国注重消费，但消费主义还没有在中国通行。即使我们赞同第二种人的判断，但是心里十分明白：把经济发展主要寄托于消费的刺激和扩大上，走上消费主义的道路是早晚的事。在实施“生态导向的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究竟能不能继续把扩大内需作为基本战略，究竟能不能推行消费主义的路线，全部取决于这种基本战略。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时，把“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消费模式”作为生态文明的主要标志、基本内涵和建设目标。如果我们目前的消费模式与生态文明已经相吻合而没有冲突，如果形成这种“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消费模式”对建设生态文明并不是关系重大，我们相信胡锦涛同志也就不会这样论述了。所以，胡锦涛同志的这段话既隐含着对目前消费状态的批评，又隐含着对形成他所说的那种消费模式对建设生态文明意义的肯定。
这里，回忆一下马克思当年如何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对清醒我们的头脑或许是有益的。有些人总认为，马克思之所以要批判和推翻资本主义，只是因为这一社会中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处于贫困状态、物质需求得不到满足，只是因为这一社会的财富分配不公正。这样去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有一定的根据，但肯定带有肤浅性和片面性。实际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在于，这一社会一方面使人的劳动堕落成为被迫的、异化的、无意义的劳动，另一方面又把人引向成为一种只知道物质消费的“残废的怪物”。他这样揭露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在别人身上唤起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做出新的牺牲，把他置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促使他进行新花样的享乐”，在这一社会中，“产品和需要的范围的扩大，成为对不近人情的、过于讲究的、违反自然的和想入非非的欲望的精心安排的和总是考虑周到的迎合”，为了达到自己增加财富的目的，“工业的宦官投合消费者的卑鄙下流的意念，充当消费者和他的需要之间的皮条匠，激起他的病态欲望，窥伺他的每一个弱点，以便然后为这种亲切的服务要求报酬”。(14)再看一段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人的需求遭到歪曲的更为精辟的揭露：“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性行为，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15)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在于造成了这样的颠倒：吃、喝等明明是动物的功能，可人却完全专心致志地享受，把此当作人独有的功能来对待，而劳动明明是只属于人的功能，可人却偏偏不加重视，只是把此作为一种手段，实际上已把此视为动物的功能了。人从动物脱胎而来，因此必然具有双重性，即既有动物性，又具有人性。问题在于，表现为动物性一面时人们却误当作人所独有的东西加以享受，而真正要表现为人性的一面时，他却像动物一样地运作。这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悲哀。
马克思在这里针对的是他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可实际上，他所说的把人变成只知道物质消费的“残废的怪物”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而在像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消费主义所带来的危害不仅造成人性的扭曲，也体现在对生态环境的巨大伤害上。在消费主义的驱使下，人们信奉的是“越多越好”和“越奇越好”的原则。在整个社会的消费中有三多：多买、多用、多扔。衡量一个人生活得好与不好的唯一标准是他拥有多少东西和消费掉多少东西。“好”不仅与多联系在一起，而且与“奇”联系在一起。人们不仅追求多，还追求奇。追求多和奇，这正是消费主义的主要标志。那么，这些又“多”又“奇”的东西从哪里来？当然是向自然界索取。被消费的大量物品是建立在通过大量消耗自然界的资源、能源的基础之上的。20世纪下半叶，地球上的这一代人所消费掉的东西，即向自然界索取的东西，比所有的前辈所消费、所索取的东西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消费主义实施的过程也就是损害生态环境的过程。人对物质的贪婪的被唤起与被刺激同对自然界的伤害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正比关系。印度圣雄甘地说，我们这个世界满足人的需要绰绰有余，却不能满足人的贪婪。当一个社会人的贪婪被大量唤起和刺激以后，这个社会就成了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而这个社会一旦处于这样一种状态，那么它就必然不顾一切地冲向生态容量的底线。这样的社会还有什么“本钱”去谈论生态文明呢。
胡锦涛同志强调从改变人的消费模式入手来建设生态文明确实是极其正确的。我们应当毫不犹豫地去改变目前那种与生态文明不相容的消费模式。具体地说，对待消费我们既要刺激，又要引导，即按照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去引导消费。首先要引导人们全面地满足自己的需求，特别是精神和文化方面的需要。人的消费既有物质方面的消费，也有文化方面的消费，应当加大文化消费活动在整个消费活动中的比重。文化消费是一种高层次的日常活动，它能较好地满足我们的精神文化需求，而这种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通过有形的物质消费过程对人的生理需求的补偿作用。其次要引导人们在物质消费领域打断“更多”与“更好”之间的联结，使“更好”与“更少”结合在一起。只要我们生产更多的耐用品以及更多的不破坏环境的东西，或者生产更多的，但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东西，那么，消费得越少，但生活得更好，这是可能的。只要在消费领域真正能打断“更多”与“更好”之间的联结，按照生态文明的要求去引导消费是一场改变人的需求结构的革命，即要建立一种把消费的质、生活的质放在第一位的需求结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为了实施“生态导向的现代化”，我们不仅要刺激消费，用扩大消费来促使经济发展，而且更要引导消费，让消费不至于突破生态容量的底线。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78页。
②赛尔日·莫斯科维奇：《还自然之魅：对生态运动的思考》，三联书店，2005年，第7页。
③埃德加·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95页。
④赫伯特·豪普特曼：《科学家在21世纪的责任》；保罗·库尔兹编：《21世纪的人道主义》，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3、4页。
⑤转引自王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当代西方生态思潮的核心问题》，载《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⑥转引自王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当代西方生态思潮的核心问题》，载《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0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1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5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6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7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7页。
(13)参见刘思华：《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9-240页。
(1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85-86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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