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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思想影响了几代中国人，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许多层面都深深地打上毛泽东的印迹。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一直是中国理论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特别是1993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掀起毛泽东研究热。1998年以来，国内毛泽东研究平稳健康发展，出现了一些高水准、有价值的专著和资料，形成了几个研究热点，本文试简要叙述。
一、重要成果
重要专著。范守信的《走历史必由之路》，分析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肯定了社会主义改造主流的健康性，80年代的改革是其合乎逻辑的发展，纠正和弥补了50年代改造的缺点和遗留问题。刘利华的《两个里程碑——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思想异同论》，系统比较了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思想，概括出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规律，对二人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局限性和尚待发展完善的方面发表自己的见解，提出了后继者如何超越毛泽东和邓小平的问题。唐振南、王文珍、贺正的《刘少奇与毛泽东》，阐述了毛泽东与刘少奇的革命实践、理论、思想关系，考察了他们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特点、规律认识上的异同。易严的《毛泽东与鲁迅》，探讨了毛泽东和鲁迅这两位未曾谋面的20世纪伟人在文学、思想、精神上相通和契合之处。肖浩辉的《毛泽东决策思想研究》运用系统工程的原理，对毛泽东决策思想体系进行了综合概括，注重毛泽东决策思想的可借鉴性一面；王立胜的《重新认识毛泽东》对“毛泽东学”的基本理论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思考；顾龙生的《毛泽东经济评传》较全面地向我们展示了建国后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全貌。此外，还有张树德的《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决裂前后》；杨奎松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余飘主编的《中外著名人士谈毛泽东》；宋镜明等人的《毛泽东建党科学体系发展史》；谢武军的《毛泽东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
原始资料和史料类的著述。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文集》（6-8卷），收集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著作，至此《毛泽东文集》出齐。这是继《毛泽东选集》（1-4卷）之后又一部体现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多卷本综合性的毛泽东著作集，是《毛泽东选集》的补充和延伸。吴冷西的《十年冷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为了解毛泽东在中苏论战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中的活动提供了可信的材料。此外，中央文献出版社还出版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2-13卷）、《毛泽东和他的卫士们》、《我做毛泽东卫士十三年》，林克、徐涛、吴旭君的《历史的真实》。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陈长江、赵桂来的《毛泽东的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等。
二、热点问题
(1)关于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学者认识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有相通之处，逐步重视研究新民主主义理论。认为新民主主义是指像中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在民主革命胜利转入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存在的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发展时期，以便补上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这一课。多数人认为，过渡时期总路线不该超越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一历史时期。近年来，一些学者就新民主主义社会问题有了更深的思考。
王智在《试析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与实践中断的原因》（载《毛泽东思想研究》1998年第3期）一文中，分析了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原因：1、新民主主义理论提出适应了当时团结各方抗日的形势，带有策略性，使得这一理论具有不稳定性。在夺取政权以后，毛泽东更看重于提出时客观环境赋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以及理论本身所具有的策略性，对较长时期进行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践的必要性认识不够。2、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认识不成熟。3、苏联模式在实践中取得巨大成就，其弊端并未充分显现，促使毛泽东倾向苏联模式。4、毛泽东具有大刀阔斧式的工作作风，而新民主主义理论难免束缚其手脚。魏宪明在《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充分发展的嬗变》（载《毛泽东思想研究》1999年第6期）一文中，也强调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观发生、发展有着以美苏为主体的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和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双重背景。三年国民经济恢复之后，毛泽东改变了最初设想，压缩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充分发展期。中共有着独立领导革命斗争的历史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了消除苏共和斯大林的疑虑，尽快融入社会主义阵营，毛泽东主动放弃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设想。
张静如、朱志敏在《关于20世纪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对话》（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年第1期）中谈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对经济发展要达到什么程度才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问题缺乏深入思考。毛泽东考虑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时更多地注重政治因素，不太注意全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毛泽东忽视经济基础的认识倾向导致新民主主义事实上被看作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似乎表明了政治矛盾的尖锐化和敌我力量对比对于革命起因和过程有决定性影响，不是经济高度发展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可以推动经济高度发展，这种认识直接影响中共领导层的决策。王也扬的《历史地看待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及其变化》（载《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3期）一文认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具有政纲和政策两重性质，是以“我们的力量”和“力量对比”为尺度来制定和决定政策的，这是新民主主义论的重要特点。新民主主义可以是较长的时期，也可以较短；可以说它是一种稳定的社会或者国家制度，也可以说它只是一个时刻，在变动之中的过渡而已。要看其时的政治形势，要看“我们的力量”和“力量对比”是否对我们有利。王敦琴的《毛泽东缘何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载《毛泽东思想研究》2001年第3期）一文，较为全面地分析了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原因。根本原因在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本身的缺陷，尤其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社会主义革命的起点等几个重大理论问题上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直接动因在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在实践过程中遇到难题；内在动因在于毛泽东对资本主义高度警惕；外部压力在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未能被苏联认同；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也是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重要因素。
(2)关于毛泽东思想比较研究
中共十五大确立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这成为对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进行比较研究的理论依据，推动了业已出现的比较研究的深入。近几年来，较高质量的毛泽东比较研究的文章近百篇。这些文章不局限于毛泽东、邓小平两个理论体系之间比较，而且深入到专题中，涉及面很广，思想观念的比较研究仍占主体，涵盖了民主、自由、开放、发展战略、实事求是、忧患意识、农民、反腐败、价值标准、领导方略、民族团结等诸多方面。也出现了不少关于个性特征、思维方式、思维特征、生活习惯等方面的比较。不仅在于毛泽东和邓小平之间进行比较，而且扩展到毛泽东和其它革命家、领导人之间，诸如：恩格斯、列宁、陈独秀、周恩来、刘少奇、江泽民等。
郭道晖的《毛泽东邓小平治国方略与法制思想比较研究》（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2期）一文，在比较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治国方略和法治思想后提出，毛泽东并非把“法治”当作治国的基本方略、作为准则与价值目标，当个人意志与法冲突时，就实行个人专权的人治。毛泽东的人治是个人专权与群众专政相结合，领导的绝对权威与群众运动、大民主相结合的“一人之治”，实质上是人治底下的“群治”或“群众形式的人治”。而邓小平强调制度的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在法的价值观上，改变了毛泽东时代以阶级斗争的法律观和单纯以意识形态和道德教条来判定国家决策与人们行为是非得失的标准，提出了以“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现实主义法的功利观。在治国路线上，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治国理念上，毛泽东是敢想敢干的理想主义，邓小平是实事求是的功利主义；治国方略上，毛泽东主张以党治国，邓小平提倡依法治国。白明政的《毛泽东与邓小平法制思想的一致性与不同点分析》（载《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4期）一文，认为毛泽东和邓小平法制思想在立法理论出发点、法制目标、执法守法观点上有广泛的一致性，而对法制本身的理解、对实现法制所采取的方式则不同。郭德宏的《毛泽东、邓小平治国方略比较研究》（载《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3期）一文，比较了毛泽东、邓小平治国方略后，认为他们的指导思想、治国道路、治国目标、政治方略上有许多相同之处。在经济方略、军事方略、思想文化方略、外交方略、党的建设、统一祖国的方式上也有许多相似点。但是，在治国的指导思想上对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的认识不同；治国方式上对改革开放的态度不同；在治国途径上对民主和法治的重视程度不同；在治国目标上理想和现实的成分不同。导致这些不同的原因在于所处的时代、回答的主要问题和面临的主要任务不同，对国情、“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不同。
成保良的《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关于利用资本主义思想的比较研究》（载《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1期）一文，比较了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某些思想之间的关系。毛泽东从理论上全面阐述利用资本主义问题，奠定了中共利用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对刘、张有重大影响。刘少奇阐发和补充了毛泽东的利用资本主义思想，有独到见解。毛泽东、刘少奇在对待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及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的认识是一致的，即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后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社会，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不要对资本主义全线进攻或采取社会主义政策，等到时机成熟再向社会主义转变，在刘少奇看来，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只不过后来毛泽东的想法改变了。张闻天论述了革命各个时期必须利用资本主义问题，特别是关于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来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思想在党内有首创意义，并被毛泽东、刘少奇接受，丰富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利用资本主义理论。
针对“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的思想理论的基本方面是相似的”观点，韩健鹏在《关于20世纪中国发展道路历史反思的对话》（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9年第4期）中认为，邓小平和毛泽东的思想继承性要稍多些，内在逻辑上也合理，而把三者放在一起来看，差异始终是主要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历史发展阶段性的反映和产物，它们具有明显的中国和国际条件的时间阶段性和质的差异性，孙中山的思想主要是沿着反封建的惯性，全方位搬借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架构；毛泽东的思想主要是看清了中国革命实质和农民问题的特殊性，借重马克思主义的理性原则，关注中国的政治选择和在政治基础上的经济文化选择；邓小平理论主要解决中国的现实走向和发展途径问题。孙中山和邓小平虽然都讲民主、民本，但其背景和主要内涵已有很大区别。
(3)对毛泽东思想形成标志的不同看法
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标志一直是学术界争论较大的问题，有多种不同的看法。1987年以前，多倾向于毛泽东思想形成于二三十年代。之后，倾向于40年代。近几年来，虽然没有新的观点出现，但是研究者们提出了更多的理由支持自己的观点。从总体上看，倾向于毛泽东思想形成于30年代。
沙健孙认为，大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提出标志着毛泽东思想萌芽，在《土地革命战争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98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制定了建党、建军、作战、土地革命等纲领、原则、路线，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已学会系统地独立解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沙健孙更多地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一个逐步成熟完善的过程。许德波等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没有形成毛泽东思想》（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1期）一文，提出了毛泽东思想形成的两条相互依存的标准：一、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思想的提出和初步阐述；二、毛泽东成为党的主要负责人，毛泽东的思想理论为全党所接受。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虽然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内容，但在土地革命时期，这一思想并未成为全党的共识，并未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而六届六中全会肯定了毛泽东的思想理论，首次肯定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袖地位，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标志。刘喜发、李亮在《毛泽东思想形成标志之我见》（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5期）中提出，要区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等不同层次的问题。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指毛泽东思想的主体部分和“活的灵魂”已经形成，应该以是否具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形态作为判断毛泽东思想是否形成的标志。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形态应包括两个方面：毛泽东思想的主体部分，包括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的分析，纲领和政策的制定，“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开辟与理论的阐述，以及与此相关的土地革命路线，新型人民军队建设和在农村环境中建设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等问题的基本解决；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方面主要内容的形成。而后者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最根本标志。由此判定，1930年5月毛泽东发表的《反对本本主义》标志毛泽东思想基本形成。可见，毛泽东思想形成标志这一认识上的差异，关键还在于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概念的理解以及形成标准的理解不同。
除以上三个方面以外，胡绳在1998年第6期的《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前瞻》一文，认为毛泽东在建国以后曾染上民粹主义色彩。接着又发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进一步阐发了上文观点，引发了关于毛泽东的评价问题的争论。有关这次争论的综述不少，此处不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在毛泽东研究过程中，我们要正确认识研究毛泽东所犯错误与科学评价毛泽东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过程中，邓小平曾指出，对于重大问题，要从大处着眼，宜粗不宜细，对于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我们要结合邓小平提出这种观点的背景完整地理解这句话。历史唯物主义要求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必须坚持以史实为依据，我们不能不顾实践的发展变化制造人物评价上的“两个凡是”，特别是对毛泽东这样重要的历史人物，更要放眼未来，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党的文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都是结论性的，不可能详细具体的论述进一步展开是学术界义不容辞的责任。只要把握住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定位，就应该大胆深入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有些问题即使提得很尖锐，也应该平等切磋，以理服人，简单地贴标签的方法无益于学术的发展，无益于理论和学术队伍的健康发展。
总之，近几年的毛泽东研究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有所发展，论文数量也呈逐年递增趋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1998年中央批准高校“两课”课程设置方案，以《毛泽东思想概论》代替原有的中国革命史，显示了毛泽东思想在马列主义与邓小平理论之间的承前启后作用，作为毛泽东研究主体的高校教师更加关注毛泽东问题。在回顾了毛泽东研究取得的成果之后，我们也要看到，毛泽东研究在以下几方面需要特别注意：一是要力避研究课题重复，一些文章观点雷同，引用的材料也大同小异，大大降低了文章的学术价值。二是要采用新方法，在大胆采用其它学科研究方法的同时，西方学者在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中的思维方式、论证方法，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拿版本考证来说，为了保持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完整性、前后一致性，毛泽东的许多文章在收入选集时作了一些修改，有些修改是本质性的，已不能反映毛泽东写作时的真实想法，对研究者来说，就失去了史料价值。而国内很少见到毛泽东著作各种版本的考证和比较的文章。三是要提出新观点，虽然在一些问题上有争鸣，但总体上说有新意的文章较少，许多研究者还是就已有的结论去组织材料进行论证。这很大程度上是囿于毛泽东研究很难和现实政治相分离，很多有价值的档案资料尚未公布。观点创新有待于学术界进一步解放思想，敢于突破禁区，同时，处理好学术和现实政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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