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雯[1]2002年在《亚里士多德“幸福论”研究》文中认为在希腊强盛时期人本主义空前繁荣的基础上，亚里士多德批判地吸取苏格拉底等前期思想家有关幸福论述的思想资源，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而又独特的“幸福论”体系。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幸福论”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就是以“德性”为中心的“幸福论”。亚里士多德强调幸福就在于“善行”，力图实现善与幸福的一致。而由于“善行”以“中道”为原则，故对于幸福的追求须以守“中道”为基础。在此基础上，亚里士多德对流行的关于“幸福”的世俗观念，如“幸福”就是快乐、“幸福”就是财富、“幸福”就是荣誉等，一一进行了批驳。在一般的幸福之上，还有一种最高的幸福，即亚里士多德所推崇的“思辨的、静观的生活”。亚里士多德不仅就幸福本身展开了较为全面且深入的论述，而且以其政治学理论表明了实现幸福需要什么样的政体和社会制度，这样，就把个人幸福与作为社会整体的城邦国家的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对中世纪及近代西方的幸福观念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针对现代西方社会由于德性的边缘化而造成的对幸福观的扭曲，麦全太尔试图通过重述亚里士多德的幸福理论而使西方道德走出困境。但是，在亚里士多德“德性论”的社会背景条件已经消失的情况下，要解决现代社会的幸福问题，不能简单地回到亚里士多德，而必须对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思想进行必要的现代转化。
丁万华[2]2016年在《亚里士多德幸福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亚里士多德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对幸福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人,其《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政治学》两部着作,更是被看成是有关人类幸福的实践科学。亚里士多德以灵魂论为基础,从人的理性功能出发,论证了幸福是灵魂的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并依据潜能和现实理论,指出幸福不仅仅是拥有德性,更重要的是德性的实现活动,而且要持续一生。他把幸福划分为两种,即沉思的幸福与德性的幸福,并认为沉思的幸福是最大的幸福,是最类似于神的幸福,但只有少数人可以达到;而属人的道德德性的幸福是第二好的,但却是大多数人可以实现的幸福。亚里士多德对幸福的探讨,是以属人的幸福为核心,围绕着如何实现道德德性的活动而展开。他认为,德性幸福的获得必须以中道为原则,因为与情感和实践相关的道德德性是一种选择的品质,存在于相对于我们的中道之中。对中道的正确把握,需要具有实践智慧的人。实践智慧是幸福生活的保障,没有实践智慧也就不可能有幸福。亚里士多德又指出,人天生是政治动物,趋于城邦的生活,公民的幸福只有统一于城邦的幸福才可最终实现,从而完成了其幸福理论大厦的构建。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幸福论,尽管历经几千年的洗礼,但至今依然具有现实的价值,为解决当代社会道德建设的困境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钟婧[3]2008年在《亚里士多德幸福理论及其现代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幸福是一个古老而又常用常新的话题,古今中外,几乎每个思想家都论述过幸福,亚里士多德便是其中的一位对幸福问题洞察全面而深刻的哲学家。这位古希腊德性幸福论的集大成者,在古希腊城邦生活的背景下,通过批判地吸取柏拉图等前期思想家有关幸福论述的思想资源,提出了以至善为起点,通过德性的完满实现而达到的幸福观,将德性幸福论完善并发展到了一个顶峰。迄今为止,国内外对亚里士多德幸福理论的研究较多,且大多数研究者是从《尼各马可伦理学》来解读亚里士多德的幸福理论的。国外学者较多的是对其是涵盖论还是理智论这两种观点上的争论。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亚里士多德对于幸福的理论没有一个前后一致的观点。就国内研究而言,也多是对《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翻译和解读。在国内许多哲学史的着作中,对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多是直接转述其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相关论述,没有深入具体分析。而国内各类期刊资料对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研究则多是从德性入手将亚里士多德幸福观定位在德性幸福观上,其《政治学》及“实现活动”这一极其重要的概念还没有在理论上引起重视。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德性”是具有更为深刻内涵,对人的全面发展具有指导作用的德性。因此对亚里士多德的幸福理论的研究,即要继承前人对其德性幸福论的深刻理解,又需要我们进一步对其“实现活动”这一重要概念进行深入探讨,全面把握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丰富内涵及其现实意义。与此同时,结合我国自古至今的幸福观传统,以及现代社会存在的各种幸福观现状及相应的问题进行探讨,以求从中获得塑造和谐社会下幸福观的启示。本文追根溯源,通过阅读有关叙述古希腊哲学发展历程的着作,研究亚里士多德幸福理论产生的现实前提和理论前提并通过解读亚里士多德文本(主要是《尼各马可伦理学》《政治学》)了解其幸福理论的基本内容及深刻内涵。此外对不同时期的幸福论思想着作以及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深入把握亚里士多德幸福理论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将亚里士多德的幸福理论与我国古代幸福理论进行比较,并结合我国现状塑造和谐社会幸福观。全文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亚里士多德幸福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这个部分包含对亚里士多德幸福理论产生的现实来源和理论来源的探讨;在此基础上分析亚里士多德幸福理论中幸福的内涵和特征,提出亚里士多德认为的幸福的根本观念是至善,快乐、财富、荣誉不等于幸福等观点,这是文章的第二部;第叁部分主要分析亚里士多德幸福理论的基本内容:包括幸福在于完全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幸福的实现必须坚持中道原则,个人幸福与城邦幸福的关系等内容;在分析研究这位伦理学大家从人性出发,追求幸福在于德性完满实现的幸福观基础上,探寻其德性幸福理论对后世产生的深刻影响。这便进入了本文的第四部分。第四部分,分别研究了亚里士多德德性幸福理论对古希腊晚期主张“善即是德”的斯多亚派,到中世纪主张“幸福是人的最完善的境界、同时也是所有人都想达到的善的顶峰”的经院哲学代表托马斯·阿奎,直至近现代主张回归亚里士多德德性论——德性既是幸福的条件又是直接目的的包尔生,和在物欲横流、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盛行的当今,为解决社会道德危机状况,而重新倡导亚里士多德德性传统复归的巨人麦金太尔的影响;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寻求亚里士多德在我国的当代价值,通过我国古代幸福观与亚里士多德幸福理论的比较,分析我国幸福观现状,思索如何塑造我国新形式下的和谐社会幸福观。我国有寿、富、安宁、攸好德、考终命的传统幸福观,以儒家的重义轻利注重德性幸福观;道家的自然无为,顺其本性幸福观;佛教灭贪念,修行念佛的幸福观为代表。儒家的幸福观在这其中占有统治地位,也是我国古代的主流幸福观。相较于我古代的幸福观,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幸福观更注重德性的实现活动以及个人幸福的体现。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我国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转变,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和西方文化这叁种有着巨大差异的文化系统在我国同时交汇,我国现代幸福观呈现出多元化。同时,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极端物质主义幸福观也在其中滋生,这不利于我国社会与个人的和谐发展。面对我国的幸福观现状,通过扬弃亚里士多德的幸福理论,从中获得在中国和谐社会背景下,塑造物质与精神幸福和谐统一;个人、家庭、社会幸福和谐统一;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统一;目标与手段相统一的幸福观的启示,便是本文的创新及主旨所在。
关素华[4]2015年在《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研究》文中认为古今中外,幸福本身就是一个全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而在当前的中国,对幸福的研究又显得尤为紧迫。亚里士多德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好的思想资源,但他的幸福思想的形成也并非偶然。希腊城邦的特质与城邦中公民的生活状态与精神气质都一定程度上塑造着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同时,亚里士多德也批判性的继承了他之前的哲学家们的幸福思想,尤其表现为对苏格拉底与柏拉图思想的继承。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以他对人性的认识为基础:人具有动物属性、人具有理性、人是政治的动物,由此奠定了其幸福思想的基础。亚里士多德把幸福定义为最高的善、灵魂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并且沉思的生活最幸福。幸福的实现需要一定的条件:首先,幸福的实现需要依赖外在的善,如财富、荣誉等;其次,幸福的实现需要遵守中道,培养德性;最后,公民个人的幸福只有在城邦当中才能实现,所以城邦中好的立法与好的政体非常必要。随着当代美德伦理的复兴,学者们越来越重视对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研究,由此也引发了一场关于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争论。涵盖论者主张亚里士多德幸福的概念包括了所有的善,而理智论者主张幸福仅仅意味着沉思。然而争论的实质在于,两派都脱离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来研究其伦理学。实际上,亚里士多德之所以提出不同的幸福观,在于他面对的受众不同。一方面,这是他作为一个教育家所采取的教育方法;另一方面,也是他解决“哲学与政治”冲突的理想途径,也即通过“中道原则”来调和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内在冲突。在对亚里士多德幸福观进行评价时,既要看到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不足,但更应该看到里士多德幸福思想的光芒之处,它对我们当代认识财富与幸福的关系、感觉主义幸福论和主观主义幸福论等都有着重要的启示。
杨念斯[5]2015年在《亚里士多德幸福论的反思与重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幸福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东西,古往今来人们对于幸福的争论和讨论不计其数,而幸福是什么却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或形成一定的定论。在人类文明的中心之一的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深刻地探讨过什么是幸福。他在在继承和发展古希腊的智者派幸福论思想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幸福论思想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思想,认为幸福不是简单的快乐,而是要靠学习和训练才能够获得。本文沿着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哲学家探讨有关幸福内容的轨迹,探讨出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思想的实质,再系统地论述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思想,最后重构幸福论思想。古希腊的智者派所追求的幸福大多是感官上的快乐,如吃饱喝足和在辩论上赢得他人的快乐感。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幸福论思想谈到了幸福是善,是要依靠德性才能获得,苏格拉底提出德性即知识,柏拉图提出了四元德的学说都是对于幸福论思想的阐述。亚里士多德对幸福论的思想内容也有明确、系统的阐述。首先分析的是善和幸福的关系,认为人的每一项活动都是以善为目的,善就成为人做一切事情的内在标准。而幸福就是人的最高的善和最高的目的,活得好和过得好则是幸福的表现,进而提出过有德性的生活或灵魂的合于德性的实现活动就是幸福。其次是幸福的判断标准。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通过学习和训练获得的,不是靠心理活动就能获得的,幸福是需要在实践中进行理性的判断,进行中道的抉择或遵循中道的原则才能够很好地获得的。再次是论证了幸福和快乐的关系及对于最高的幸福的阐述。亚里士多德认为快乐是容易获得的,而幸福是不容易获得的,幸福是高于快乐的,因为它难以获得,而且比快乐更持久和高尚。特别是亚里士多德比较了人类的享乐生活、政治生活和沉思生活,认为沉思生活是最高的、最值得过的生活,是人类最高的幸福。最后是对于幸福的实现条件的阐述。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的获得需要身体的健康,德性,理性,朋友,品行高尚等才能获得,其中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还需要是古希腊的公民,小孩、奴隶、妇女等是没有资格获得幸福的。综上所述,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思想既具有一定的价值,同时存在一定的局限。幸福就是过有德性的生活或幸福就是灵魂的合于德性的实现活动,其理论贡献在于就把幸福的获得和德性的培养结合起来。提出德福问题,从理性的角度来谈论幸福的内容,对于后来的功利主义思想和康德的德福理论以重大的思想启示。其局限在于城邦的幸福大于个人幸福,将沉思的幸福认为是最高的幸福,就使得幸福具有了神秘主义的色彩,幸福的对象是古希腊的公民,其他的人没有资格和条件获取。基于此,对于幸福论的重构,从人的整体上来理解,幸福就包含着感性方面和理性方面的因素,感性方面包括吃、穿、住、行和性的快乐和幸福,理性方面是运用理性去争取和把握。幸福的实现条件包括平等自由、身体健康、知识文化、理性能力、德性素养、社会工作环境等因素。幸福应该同时包括理性和感性的内容才是对于幸福的真正的理解,这也有利于反驳当前对于幸福观的简单的理解。
徐喜滚[6]2012年在《以人为本视阈下的亚氏幸福观研究》文中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幸福思想是对他所处的时代及之前时代的杰出思想家的幸福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它最为优秀地体现了以人为本思想，是古希腊人本思想的集大成之论，是西方马克思之前的人本幸福论的一个不可企及的高峰。人本思想精髓渗透在亚里士多德的幸福思想探讨的各个部分里，渗透在幸福内涵讨论里，也渗透在幸福实现途径的探讨里。在对幸福内涵讨论的第一个范畴“最高善”即“至善”时，论证出幸福是人的一切有目的的活动的最高追求目标；论证出幸福的善是具体的善，是人的灵魂的内在善，并通过对叁种主要的生活的评价，初步显示了自己的人本思想。在对幸福内涵的本质规定的探讨里，从五个层面显示了亚氏幸福思想的精髓：幸福是静态幸福与动态幸福的统一；“幸福”定义显示了人的本质，幸福理论是实现论；幸福的可能的拥有者是所有的“人”、“公民”；幸福是本性的快乐；幸福是完满的、自足的。在对幸福实现的探讨里，人本思想落实得相当具体。中道原则的探讨，无论是在内涵的界定还是最终的落脚点上，都显示着人本思想。外在善的讨论，显示了亚氏的主客观统一的幸福思想，是辩证唯物的思想体现。在朋友、财富、闲暇、法律、政体、教育等的探讨里，始终贯穿的是关心人、关注人的德性实现、幸福获得的人本思想。在对亚里士多德之后幸福思想对比探讨里，彰显了亚氏幸福思想里的人本因素，使我们看到亚氏幸福思想的传承和人本精髓的可贵。希腊化时期的幸福思想，是偏于关注个人而且走极端的要么享乐至上的快乐主义，要么崇德禁欲的德性主义。中世纪的幸福观是反人性的幸福观，崇神轻人，压制人们的幸福追求，把幸福寄托于来世，忍受现世的包括压迫与剥削在内的一切苦难，是麻痹人民追求幸福、反抗压迫的精神鸦片，是反动的，是开历史倒车的思想。马克思前的幸福论，是在批判中世纪反人性幸福论基础上的幸福论，显示了其历史的进步性。马克思的幸福思想是目前幸福论思想史上最为科学、最为伟大的幸福思想，是对历史上所有幸福观的合理的扬弃，他以理论对象的最广泛性、对人的本质的最深刻把握、对劳动与人的本质实现的深刻论述，显示了最为深刻彻底的人本思想。亚里士多德幸福思想的人本精髓，对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传统幸福思想博大精深，有光耀古今的精华部分，然而，其局限性也很明显，道家自由观的消极存世、儒家幸福观的“愚忠”“愚义”、佛家幸福观的否今追幻，都是对人本的轻视甚而忽略。亚氏的德性实现幸福论；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统一的幸福论，给我们提供了正确扬弃我国传统幸福论和现当代幸福论的有力武器。这是亚氏幸福思想积极方面对我们的启示。而亚氏幸福思想的局限性，也更提醒我们扬长避短，构建更科学的幸福观，使我们的和谐社会更好更快的发展。
张琴[7]2008年在《对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思考》文中研究说明在伦理学领域,幸福是一个古老的重要课题。亚里士多德作为一个着名的哲学家、伦理学家,早在几千年前就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在他的伦理学着作当中,大量篇幅都提到了幸福的问题,甚至他的伦理思想体系起于对“幸福”的追问,其落脚点和归宿还是“幸福”。因此,应深入了解和认识其幸福观之后进行分析和反思。第一章为文献综述,主要介绍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研究现状,指出其中的不足,并查阅了当前对“幸福”的研究现状。第二章为绪论,主要介绍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方法和内容。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时期对幸福问题论述最深刻、系统的人,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以获得借鉴和启示。本文即要挖掘其幸福观的有益启示,揭示其缺陷,在反思之后提出对幸福的认识,对幸福进行界定,论述其特征,探寻幸福的规律,阐明何谓幸福。第叁章介绍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理论基础,包括理论渊源和哲学前提。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是在从梭伦到柏拉图等前人的思想上综合考察整合而成的。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哲学前提为他如何看待“人”的基本观点,他认为人性具有丰富的内涵。第四章论述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主要思想,分别从其幸福观的确立、论证和实践叁个方面进行论述。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思想非常丰富,从多个方面论述了幸福的问题。主要观点有:幸福是至善,是人生的终极目的;幸福是灵魂合于德性的现实活动;思辨是最高的幸福;幸福的生活必定快乐;幸福的实现必须遵循中道原则等。他还提出城邦幸福对个人幸福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五章主要论述对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评价,认识其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从中挖掘其借鉴价值,以获得更多的有益启迪;同时,还要指出其缺陷和矛盾,以便更客观地对待其理论。第六章是对亚里士多德幸福观进行反思,第一节通过人的存在理解幸福,界定幸福是人们在为理想奋斗过程中以及实现了预定目标和理想时感到满足的状况和体验。第二节是探讨幸福的特征。提出:特征一,幸福与人的主体评价相关。人在创造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实践中总要追求一定的理想目标,在为理想奋斗的过程中以及理想得到实现的时候,会作出主观性的评价,得到自我愉悦和欣慰的感受。特征二,幸福具有层次性。幸福与人的需求关系紧密,人的需求呈现层次性结构,一般来说会从较低层次向较高层次发展,相应地幸福也会构成一个逐级递进的层级。特征叁,幸福具有时效性。主体在某种目标实现后将得到极大的满足,但不久之后就会产生厌倦感,幸福的程度会逐渐下降,呈递减趋势,此时主体将产生新的欲望,幸福的内容发生了变化;当新的欲望或需求得到充分满足后,又将再次出现递减趋势。第叁节是探讨幸福的规律。提出:规律一:幸福符合正态分布规律。在某一阶段,或者相对于某一需求客体,在主体还没有得到最大的满足时,越接近理想目标,满足度越高,呈上升趋势。但是一旦到达了欲望的顶点,实现了最大的满足,幸福的感觉会逐渐下降,但不会为零,即不会与底线相交。规律二:幸福符合幸福度评价规律。幸福方程式可以表述为:幸福=效用/欲望+恐惧感(恐惧感一般为负值)。在恐惧感一定的条件下,幸福程度与效用成正比,与欲望成反比。在另两个变量一定的情况下,效用越大,幸福值越大;欲望越小,幸福值越大。第七章为结语部分,总结主要研究结论,并提出有关问题讨论。
杨彦菲[8]2014年在《亚里士多德的幸福思想研究》文中认为追求幸福是人类的永恒课题。每个人都把拥有幸福、享受美好幸福的生活,当作自己的人生追求和理想。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至善和幸福的问题是其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的第一卷就开始讨论至善和幸福的问题,在本书的末卷又回归到至善和幸福问题的探讨。在他的《政治学》中则进一步论述了城邦的善和幸福,以及实现至善和幸福的原则和条件。因此,至善和幸福的问题,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全文分为五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是介绍本文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关于亚氏幸福思想的研究概况及文献综述、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第一章主要是介绍亚里士多德幸福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理论渊源和逻辑起点。独特的城邦生活,人本主义思潮的发展是亚里士多德幸福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快乐主义幸福论和德性幸福论是亚里士多德幸福思想产生的理论渊源；而人是理性的动物和人是政治的动物是亚里士多德幸福思想产生的逻辑起点。第二章是本文的主要部分,主要介绍亚里士多德幸福思想的内涵规定,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至善、幸福是灵魂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思辨是最高的幸福。第叁章主要是关于幸福的实现的过程及其途径。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以灵魂的善为本质之规定；以外在的善为实现之手段；幸福的实现以贯彻中道为原则；幸福的实现以城邦幸福为前提。第四章是文章的结尾部分,主要是对亚里士多德幸福思想的评析,认识其理论意义和局限性,从而得出其对我们的借鉴意义,以获得更多的思考和启发,指引我们对幸福方向的把握。
嵇菲菲[9]2015年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幸福论及其现代价值》文中研究说明在当今中国,人们的经济生活得到了极大地改善,但是,随着经济生活的改善人们的“幸福”生活却并没有随之到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生活幸福并不是只与经济条件相关。那么,幸福生活到底是有哪些因素所决定的?而这些因素之间又是什么关系?人们应该怎样安排自己的现实生活才能实现幸福???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尤其需要得到解答。幸福是一个古老的重要课题。亚里士多德作为一个着名的哲学家、伦理学家,早在几千年就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在他的伦理学着作《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大量篇幅都提到了幸福的问题,他在古希腊城邦生活的背景下,通过批判地吸取柏拉图等前期思想家有关幸福论述的思想资源,提出了以至善为,通过德性的完满实现而达到幸福的幸福理论,他的这一理论将德性幸福论完善并发展到了一个顶峰。论文《<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幸福论及其现代价值》通过对当前中外学者对《尼各马可伦理学》研究的梳理,对《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所阐释的幸福论思想进行了概述,进而对《尼各马可伦理学》幸福论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认为《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幸福论是典型的德性幸福论,亚里士多徳在该着作中一再强调“幸福才是最高的善”,“只有符合德性的生活才能得到幸福”。尽管《尼各马可伦理学》幸福论思想“超越了理性和感性两维把幸福论建构在现实生活基础之上”,但是他的这一幸福思想也存在其矛盾的一面,即他有些情况下强调幸福生活实现是有条件的,而在有些情况下却又认为幸福生活的实现是自足的,不需要条件的。其实,这种矛盾的思想恰好体现了亚里士多徳幸福论思想的阶级性偏向,即平民幸福生活的实现是有条件的,而贵族幸福生活的实现是自足的,无条件的。尽管存在这一不足,但是《尼各马可伦理学》幸福论思想对当代中国人们幸福生活的达成仍然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它警示人们:群体幸福生活的实现是个人幸福生活达成的保证;个人幸福生活达成起决定作用的是个人心灵合于德性的实现;个人基本的物质生活水平是个人幸福生活达成的物质基础,而富裕的生活,乃至奢侈的生活则与个人幸福生活的达成无关。
王晓慧[10]2013年在《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幸福论》文中研究表明当下社会人们幸福观多元，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幸福理论，构建了城邦幸福的实现方式，为我们探寻实现社会整体幸福和个人幸福的提供了一种路径。本文主要从城邦幸福的伦理学源头出发，梳理城邦幸福概念，分析优良城邦构建要素和方式。并将其与科学发展观理论相关思想对比，得出城邦幸福论对我国政治社会生活的启示意义。亚里士多德城邦幸福论，是在古希腊城邦的日益衰落的时代背景下，通过对古希腊城邦政治制度分析和论证的基础上提出的，对政治哲学发展具有很大的贡献价值。个人“至善”，即幸福，而政治“至善”的目的，就是城邦幸福。而想要达到政治“至善”就必须遵循两个核心原则——中道原则和公正原则。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幸福实现，就是构建最佳的优良的城邦政体。遵循“中道”原则，优良的城邦政体应是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混合政制即共和政体，在经济上以财富中产为社会主要支柱，在人文上主张注重德性教育。将亚里士多德理论城邦幸福论与我国科学发展观的相关理论进行对照，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城邦幸福论的局限性，更全面的认识科学发展观理论要义。同时，亚里士多德城邦幸福论仍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对当代中国政治建设有启示意义，主要表现为叁个方面：构建公平正义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经济发展，应以提高中产阶级比重为导向；重视德性教育，提高市场经济下的德性涵养。
参考文献：
[1]. 亚里士多德“幸福论”研究[D]. 周雯. 中南大学. 2002
[2]. 亚里士多德幸福思想研究[D]. 丁万华. 黑龙江大学. 2016
[3]. 亚里士多德幸福理论及其现代影响[D]. 钟婧. 广西师范大学. 2008
[4]. 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研究[D]. 关素华. 华侨大学. 2015
[5]. 亚里士多德幸福论的反思与重构[D]. 杨念斯. 西南大学. 2015
[6]. 以人为本视阈下的亚氏幸福观研究[D]. 徐喜滚. 河南大学. 2012
[7]. 对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思考[D]. 张琴. 西南大学. 2008
[8]. 亚里士多德的幸福思想研究[D]. 杨彦菲. 南京大学. 2014
[9]. 《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幸福论及其现代价值[D]. 嵇菲菲. 中国矿业大学. 2015
[10]. 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幸福论[D]. 王晓慧.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