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创新战略的确立与文化管理体制的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管理体制论文,战略论文,文化论文,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文化创新”作为我国文化发展中的主题话语在当代建设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语境下不断得到重新审视和解释，①“文化创新”体现了新时期国家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代表了新时期我国文化发展的新阶段和新的发展模式。
一、国家文化创新战略的确立与意义
(一)国家文化创新战略构想的提出与确立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文化发展模式经历了文化事业战略——文化产业战略——公共文化服务战略——文化创新战略的演变过程，并共同构成了我国国家文化发展的战略演进路径。
新中国成立之初，按照强化国家能力和尽快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战略构想，中央政府将各种文化资源纳入到国家计划体系之中，并逐渐定型为一种文化事业发展战略，从而成为国家文化事业发展的历史起点。②1979年以来，针对传统事业管理方式的弊端，中央政府主导进行了以重新界定政府与企事业单位关系、重建企事业单位市场主体地位的文化体制改革，经营性文化行业的市场化运营模式不断被引入文化行业，在1998年以后的10多年间逐步形成了国家战略层面上文化事业战略与文化产业战略并行的局面，文化产业战略开始作为国家文化发展的战略路径被纳入到国民经济的整体体系之中，推动了我国文化由单一事业发展模式向事业与产业相结合的综合发展模式转型。
21世纪初，我国提出了建立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理论构想。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200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06年《政府工作报告》、2006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和2007年《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文件和政策确立了建设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战略目标和内涵。国家文化事业战略逐渐过渡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战略，这种转变不仅仅是内涵和外延的演变，而且蕴含了我国文化发展道路从计划体制模式向市场体制模式、从政府管制型向政府服务型转型的深刻意义。
从1980年代开始，由技术创新引发的“国家创新体系”(NSI)理论推动了我国确立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架构，③“文化创新”议题逐步成为党和政府的重要议程，我国在国家发展战略层面上经历了由“技术创新到文化创新再到创新型国家”的演进过程。2001年7月，江泽民同志在纪念建党80周年重要讲话(“七一”讲话)中提出，要积极进行文化创新，努力繁荣先进文化；2002年5月，江泽民同志发表“五三一”重要讲话，强调积极进行文化创新，不断增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将文化创新与理论创新、科技创新以及其他各个方面的创新作为我国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文化创新战略架构得以初步确立。2006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则进一步明确了文化创新战略的地位和作用，确立了文化创新战略的具体任务和要求。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目标，要求“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确立了文化创新作为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由之路的重要地位，“文化创新”作为国家战略首次在国家发展规划中得到明确规定，成为继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产业发展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战略之后又一个重要的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并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确立文化创新战略的意义
发展层面上，国家文化创新战略的确立代表了我国文化建设进入到一个计划体制阶段之后的新型发展阶段；改革层面上，国家文化创新战略的确立体现了继文化事业体制改革、文化产业体制建设之后的新型文化发展模式；管理层面上，国家文化创新战略的架构代表了继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双轨”管理模式之后的综合型文化建设管理模式。
1.文化创新战略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文化支撑
党的十六大以来，增强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成为我国的重要文化发展战略。2005年10月，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构想。2006年1月，胡锦涛同志又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提出，我国到2020年要建成创新型国家。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提升我国综合国力的整体性国家目标，体现在文化领域即是国家文化创新能力建设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构建。建设国家文化创新体系、推进文化创新能力建设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5月，李长春同志在广东考察工作时强调，文化创新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方面，要紧紧围绕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大力推进文化创新，加强传统文化产业改革，加快新兴文化产业发展，不断增强我国文化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贡献。④
2.文化创新战略是新时期推动文化与经济、社会均衡协调发展的基本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出现结构性不均衡。30多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年均8％以上的增长速度业已解决了我国物质类产品的“短缺问题”，广大人民群众的消费水平不断提升。与物质类产品的丰富程度相比，我国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供给能力已经大大落后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我国文化产品出现“结构性短缺”。⑤文化发展成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中的“短板”。
文化产业总量不足和有效供给不足，要求改革文化生产、供给和管理体系。基于行业分工和专业分类理念之上的传统文化生产和管理体系，被证明是一种低效率的生产和组织体系，同时也被证明是一种以鼓励“闲暇”、以“领导者个人政治安全”为最高目标、不鼓励创新的生产组织体系。⑥落实国家文化创新战略，以创新型生产和组织体系替代具有计划体制色彩的文化生产型体系，成为推行国家文化建设与经济、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3.文化创新战略是推进我国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基础力量
国家文化创新战略架构包括了文化理论创新、文化科技创新、文化内容和形式创新、文化体制机制创新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国家文化创新战略的确立作为一种统领国家文化建设的宏观部署，在某种程度上蕴含了国家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发展目标、发展道路等战略性安排，体现了新时期国家文化发展模式和策略的总体设计，能够从体制和政策层面上为包括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内的文化建设提供动力机制。如包括文化产业理论、公共文化服务理论、文化体制改革理论等在内的文化理论创新与发展，能够发挥独特的价值引导和解放思想的作用；文化科技成果的更新与发展在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资源开发等方面的应用，将直接影响到公共文化服务的普及程度和实践效果。
4.国家文化创新战略的确立体现了现阶段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
继1990代以来的文化产业(独立)化、21世纪以来的文化权利(福利)化以后，⑦我国文化领域业已进入到一个从设计理念到基本结构整体性重构的历史性转折时期。当前，基于行业分工和专业分类这一设计理念之上的政府文化职能体系，在总体框架上仍然是一种计划型和以生产为中心的组织和执行体制。⑧文化领域以生产为中心的文化组织执行体系与市场体制所要求的效率型功能结构的错位，使我国文化领域生产型文化体系逐渐失去了存在的社会性前提和制度性基础。当国家宏观层面的文化建设战略目标由“战略模糊阶段”转向“战略清晰阶段”之后，也就要求国家文化建设执行体系要从“战略被动阶段”进入到“战略主动阶段”，即要求根据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目标的要求，来研究和重组我国文化生产、分配和管理系统。我国文化体系正面临一个重构基础理念和基本结构的历史性任务。
新的历史时期，文化创新战略的确立进一步明确了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独特作用和价值指向。长期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作为一种文化发展的手段，在许多情况下并没有体现改革目标的规定性，也很难包含改革成效评估的规定性。文化体制改革作为手段本身不是终极目标或终极价值，而只具有工具价值。由于缺乏系统性价值评价体系和目标约束体系，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实践中以边缘性突破替代核心制度改革、以功能性(机制)改革替代整体性结构(体制)改革、以手段方式的“零散创新”替代文化体系“结构性创新”的价值评价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主导着文化体制改革的实践，导致了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中的“实践困境”。因此，在文化体制改革实践中引入国家文化创新战略架构，以建立国家文化创新体系的目标替代对传统文化生产和组织体系的功能性调整、局部改革和“零散创新”，推动国家文化体系由生产型体系向创新型体系的整体转型，体现了现阶段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
5.国家文化创新战略的确立构成了现阶段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基本路径
进入21世纪后，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西方早发现代化国家利用其信息、市场和产业上的优势地位，建立了以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为核心的国家战略优势，这就迫使后发现代化国家加快建立国家创新体系，增强文化软实力，提升国家竞争力。因此，我国国家文化创新战略的提出，正体现了我国政府充分把握世界新的竞争格局、确立自己发展道路的战略构想。
2008年，我国国际文化竞争力的现实状况是：“从国际上看，我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与我国国际地位不相适应，与我国五千年文明积淀的丰厚文化资源不相适应。迫切要求我们尽快从文化资源大国转变为文化发展强国，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⑨中华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不足，其根本原因是中华民族文化创新能力不足，基于古老农耕文明和计划体制之上的国家文化生产和组织体系，“与全社会快速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相适应，与日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与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新要求不相适应，与现代科学技术和传播手段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的新形势不相适应。”⑩
可以预见的是：在信息技术一体化、市场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国际文化市场将逐步形成统一的市场体系。西方文化产业发达国家借助国际文化贸易体系，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国际文化市场体系之中，并在国际文化产业分工体系占领产业链的高端位置。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已经通过“全球服务外包”的形式被纳入全球文化产业分工体系之中，但是基本上被“锁定”在低端位置，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文化产业制造大国和文化产业内容原创小国，在全球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态势中的劣势局面已经显现，在国际文化竞争中我国将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处于战略劣势。(11)中国要成为与经济实力和文化资源相匹配的世界文化大国，如果甘心居于世界文化产业分工体系中的低端位置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借助于文化创新提升原创能力，才能从被西方发达国家“锁定”的全球文化产业分工体系中的低端市场“突围”。针对这一问题，国家确立了文化创新战略：始终把文化创新作为文化发展的战略基点和前进动力，积极推进文化与经济、科技融合发展，大力提高我国文化自主创新能力。文化创新俨然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
二、落实国家文化创新战略的主要障碍
(一)国家文化创新战略决策在最高层形成，战略执行遭遇体制“瓶颈”
国家文化创新战略必须在国家相关职能体系中加以贯彻才能转化为现实的文化生产力。因此，国家文化管理职能体系的执行力如何就成为影响国家文化创新战略效率的关键因素。实践经验表明，国家宏观文化管理职能体系架构的局限业已限制了政府部门的执行力：一是以“树结构”为基点的文化体制架构与条块分割的管理职能设计，使得文化领域政出多门，部门“博弈”促成权力与责任之间的越位与错位。由于行业部门作为国家利益体现者、行业管理者和系统利益代理人三重角色的重叠，导致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系统化、系统权力单位化，在这一给定的条件下，国家宏观战略决策要受到行业偏好的制约，国家文化战略的执行效率势必受到行业和部门利益的影响而有所降低；同时，以“分税制”为基础的中央与地方权责体制没有将“文化权利”纳入政策或法律体系的规范约束之中，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文化发展权利的“缺位”，在地方领导不科学的政绩观的“激励”下，国家文化战略决策因受到地方偏好的影响而难以得到正确贯彻，从而降低执行效率。
(二)国家文化创新与文化体制改革进程的结合日益紧密，文化体制改革滞后抵消了我国文化领域进入战略机遇期的潜在价值
通过建立健全文化创新体系，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提升国家的文化国力是实施文化创新战略的基本目标，而文化体制机制创新是文化创新体系的基础和核心部分，是文化创新得以实施的制度环境和先决条件。“回顾30年来文化发展道路，改革创新是其最鲜明的特征。30年来，改革开放对中国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为文化的改革创新和繁荣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氛围。”(12)30年来，由于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渐进性道路的限制，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呈现出“非均衡”的特征，文化行业的外层制度改革和基层单位管理体制改革是改革的主流，但这种外层制度改革和基层文化单位的改革都只是一种技术层面上的“改良”，都只是一种“边缘突破”(13)，总体上并没有发展到用整体制度创新来替代文化体制中的核心制度框架的程度。国有文化单位的体制缺陷和能力缺陷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如资源配置非竞争性与约束软化，机构的激励机制、效率机制缺失，文化单位运营成本扭曲，等。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总体上仍然处于一个初中级发展阶段。(14)
经过近30年的艰苦努力，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我国文化建设进入到一个战略机遇期。(15)“中国的大城市也可以做到像好莱坞和伦敦那样成为国际创造力的集聚中心，并成为本国家的显著象征。中国具有成为一个新的全球性媒体和娱乐中心的潜力。”(16)凭借改革开放30年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所形成的基础环境，我国文化发展进入到历史性战略机遇期，但是，我国文化发展具有从长期的“短缺经济”体制中解放出来后的“恢复性增长”或“补偿性增长”的特征，文化行业领域出自行业本身的、具有“内生发展”特点的文化发展模式还没有普遍出现。区域分布和行业发展不平衡，文化市场体制分割、文化市场建设滞后、公权力进入文化市场并形成新的垄断等体制性因素正在诱发企业对政府的“不良博弈”，使我国文化行业无法把握战略机遇期的潜在价值，在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竞争中处于整体劣势，我国传统的文化发展模式和管理体制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三)政府通过提供政策成为文化创新的决定性力量，但政策目标弹性与政策工具不足所导致的“不良博弈”使国家文化创新战略目标难以贯彻落实
近年来，中央政府通过提供基本的文化政策和经济政策，掌握了文化体制改革的领导和控制力量。但是，由于我国渐进式进程的非整体性均衡，我国文化领域区域差异、行业差异和层级差异持续扩大，导致中央政府无法在全国实施“格式化管理”，这就要求作为主导力量的中央政府在设计改革方案、出台改革政策方面保持一定的“制度弹性”。国家层面的政策目标不得不实行弹性目标，反映在政策目标选择上，就是具体改革目标的可变性；反映在政策路径的选择上，就是路径选择的多样性；反映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弹性目标管理同时体现为由中央整齐划一的管理方式向中央放松管制、鼓励地方发挥主动性、探索地方改革道路的改革试验，但同时这又从另一个方面导致了地方与中央政府“博弈”的产生。由于中央政府的公共资源有限，无法完全满足地方的所有要求，加上国家文化发展的政策工具不充足，如文化法律稀缺、公共文化经费不足、文化绩效考评不到位等，这就为地方政府提供了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地方政府利用这种“政策缝隙”与中央进行“不良博弈”，主要体现为：在“分灶吃饭”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转移文化支出责任；地方利用不对称信息，按照地方领导偏好而不是政策目标安排使用国家公共文化资源；强调地方文化的特殊性，要求国家提供更多的公共政策资源，推动公共资源的地方化、部门化和小团体化，等等。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在各个层面上展开，使文化体制改革进展艰难，也使国家文化创新战略目标难以在地方基层贯彻落实。
三、推动国家文化创新战略实现的对策思路
(一)总体思路上，推动我国文化建设体系由行业分工—专业分类—生产型管理特征的传统文化生产和组织体系向业务建设—全景架构—创新型文化生产和组织体系转型
《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和十七大提出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国家目标，确立了我国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和目标的规定性，对于国家战略管理部门和学界而言，国家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已经到了不能脱离文化建设目标、文化政策、文化管理架构这样具象的文化管理方式去抽象地谈论文化繁荣发展的历史新阶段。在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文明形态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我国民族文化的发展，只有获得了市场体制所要求的效率结构和功能结构，并借助于国家文化创新体系这样一种管理和执行系统的保障机制，才能实现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国家目标。因此，必须建立健全“国家文化创新体系”，以国家文化发展体系的整体创新替代对传统文化生产和组织体系的功能性调整、局部改革和“零散创新”，推动国家文化体系由生产型体系向创新型体系的整体转型。
(二)实践层面上，以国家文化管理体制创新为逻辑出发点与内源力推动国家文化创新战略的实现
1.加强国家文化创新理论研究，推动文化创新从市场自发向战略自觉演进
我国文化创新战略是我国政府在东西方文化发展落差压力下提出来的历史性任务。理论准备不足、政策准备不足、管理准备不足是文化创新战略提出和确立的基础背景。随着全球文化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文化战略竞争的进一步加剧，我国文化发展将要面临前所未有的战略压力和战略机遇。文化理论界和决策者必须站在历史和时代的制高点上，科学地回答有关国家文化创新的一系列重大战略理论和实践问题，推动国家文化创新的理论与实践由民间“自为”、市场“自发”转向国家战略“自觉”。
当前，在国家文化创新战略甫定之际，推动文化创新理论研究，必须提供文化创新理论研究项目的资金保障，建立良性的学术研究、应用机制；举办高水平的国家文化创新高峰论坛，建设政府、学界、业界理论创新的交流平台；面向全社会完善文化创新奖励机制，引导社会进行文化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科学设立国家文化创新工程的项目体系，如文化创新理论研究项目、文化创新工程培育项目、文化创新工程促进项目等。
2.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现文化管理体制的制度创新，推动文化体制由“边缘改革”向“系统改革”转变
新时期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必须以核心制度创新为突破口，立足于“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推进各个部分的协同改革，大力推进文化创新战略目标系统与执行体系改革的配套，最终建立健全国家文化创新体系。
加快文化立法，完善文化法律体系，是文化体制改革系统整体推进的制度基础。应全面掌握我国文化法律法规的现状及缺陷，结合文化事业产业发展实际，研究文化立法规律，确立我国文化法律体系的基本内容，研究制定完备的文化法律法规体系，大力完善文化行政执法体系，提高执法效能。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应在宏观体制框架上完成“党委领导、政府管理”的文化领导管理模式的建构。在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化阶段，政府公共文化管理职能不应削弱而是应当不断强化和转型，在制定文化发展的战略规划、完善文化发展的法律法规、加大财政投入完善保障机制、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完善文化市场监管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文化职能框架，真正发挥政府的作用。
区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制度边界，发挥政府和社会两个积极性，以体制外增量改革的方式建立以国家相关部门提供制度激励、国家引导社会中介组织提供经费和机会激励、文化市场提供市场竞争激励和市场收益激励、国家为个人提供道德荣誉激励的“四位一体”的文化创新综合激励机制，这是推动文化管理体制转型和实现文化创新战略的关键性路径。
3.建立新型文化科技、文化人才和文化创意的服务型管理体制，推进文化要素的融合创新
文化人才、文化科技是文化生产力的核心要素，通过提升文化人才队伍的素质结构和文化科技应用水平，形成文化创新的基础。
加大公共经费投入，引导建立文化科技创新的投融资机制；编制文化行业技术标准体系，完善文化服务标准体系，推进文化行业标准化建设；推进文化重点和核心技术突破，拓展和加深文化科技应用的广度与深度；推进舞台、图书馆、博物馆等领域的科技创新，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技术支撑体系。
增加对文化系统人才队伍的投入，设立文化艺术人才荣誉制度，建立文化人才培养、使用和奖励的财政保障机制；深化文化事业单位内部人事制度改革，实现人事管理向人力资源管理的转变；深化文化艺术教育体制改革，发挥高等院校的人才资源和知识资源优势，进行文化艺术人才队伍的培养与再教育；建立健全统一有序、运行规范的文化人才市场体系，促进文化人才合理流动，优化文化系统人才队伍结构。
增加对民族文化艺术资源数据库、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的投入，加大对高校和其他文化研究机构的应用型研究项目的支持力度，扶持文化创意研究机构的发展，促进各种文化创意资源的有机融合。
4.设立超越体制鸿沟、面向全社会的综合性公共经费资助渠道与管理体制，激发市场主体创新的积极性，建立国家文化创新政策引导和激励体系
传统的公共经费管理体制存在行业体制内循环的局限，本质上不是一种面向社会的公共资助渠道。借助于“基金会”开放式的管理模式，超越体制鸿沟、贯通体制内与体制外，动员和整合社会力量，以促进社会文化创新活动的开展。“文化创新”活动本质上是一种高风险和高回报的活动，要求在政策层面保证文化资源的高流动性，并分散创新的高风险，这就要求政府和社会组织为文化资源的流动、竞争、整合提供激励机制和渠道，而文化创新基金会正具有这种优势。美国的经验证明，尽管“基金会”组织不是政府部门，没有行政管辖权，但通过推动文化资源的流动衍生出成千上万的合作机会，由此形成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坚实基础。
同时，在法律和制度上明确国家文化创新基金会的非营利组织性质，设立相对独立的管理体制。20年来我国文化类基金会发展的历程表明，缺乏政府背景的基金会在募捐上存在极大困难，导致大多数文化类基金会发展不足，动员社会的能力不强，运作能力较弱。因此，必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整合资源，引导社会，并建立基金会相对独立和公开、透明、竞争、契约管理的运作机制。
注释：
①参见邓显超著：《中国文化发展战略》，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王文章、陈飞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求是》2007年第17期；杨怀林：《关于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思考》，《黑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毛少莹：《关于文化发展战略的思考》，《特区理论与实践》2003年第3期；邓显超：《关于构建新时期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思考》，《理论建设》2007年第1期；王列生：《和谐文化观与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人民日报》2006年11月9日；高长江：《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发展战略》，《青海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刘晓芳：《全球化与我国文化发展战略的选择》，《学术交流》2003年第11期；任俊英：《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战略选择》，《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等。
②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认为，我国计划体制的确立表面上看是苏联模式的示范，实质上是一种“强国家能力、尽快实现民族现代化”的制度架构，是中国近代百年积弱以求振兴的民族情绪在制度层面上的反映。参见周翼虎、杨晓民：《中国单位制度》，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③从1987年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R.纳尔逊和英国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弗里曼在《技术进步与经济理论》中首次提出“国家创新体系”(NSI)的概念以来，国家创新体系就成为研究探讨的热点，并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我国也在这时开始广泛探讨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课题，并逐渐演化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思路。
④李长春：《推进文化创新，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贡献》，人民网2006年5月22日。
⑤参见张晓明等主编：《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总报告)》(2006-200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008年。
⑥参见蒋昌忠、宋丹娜主编：《转型期艺术表演团体改革模式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⑦参见毛少莹：《文化发展：在经济化和福利化之后》，《中国文化报》2008年3月21日。
⑧在完全计划经济体制下，文化行业只是整个国家这个“大工厂”中的一个“文化生产车间”。相关论述参见杨晓明、周翼虎：《中国单位制度》，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
⑨⑩李长春：《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求是》2008年第22期。
(11)胡惠林：《关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的思考》，《东岳论丛》2009年第2期。
(12)蔡武：《坚持改革创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求是》2008年第14期。
(13)杨步国：《传媒体制创新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5页。
(14)本文对文化体制改革进程的定性判断借鉴了以下学者的研究成果：陈昌盛、蔡跃洲：《中国政府公共服务：体制变迁与地区综合评估》(报告摘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章建刚等：《2007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总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张晓明等：《2008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总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15)孙家正：《关于战略机遇期的文化建设问题》，《文艺研究》2003年第1期。
(16)《默多克在中央党校谈传媒产业》，《学习时报》2003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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