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学在20世纪中国的多舛命运——百年逻辑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逻辑学论文,中国论文,逻辑论文,命运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1.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735(2003)01-0014-07
一、逻辑学在20世纪中国的三起三落
源于西方的逻辑学，早在1631年，就由李之藻、傅汛际翻译、刊行了《名理探》，但几无影响。自严复翻译的《穆纳名学》190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逻辑学逐步引起国内学界的重视。1920年，罗素在北京大学作“数理逻辑”报告。20世纪20年代学人谈逻辑是一种时髦。中国逻辑史的研究，也提上日程。到30年代，黑格尔创立的、马恩列肯定的辩证逻辑，又在上海引发一场近十年的逻辑论战。后由于抗日战争与国内战争，逻辑话题冷落下来。
1952年，苏联的逻辑论战波及新中国，50年代中期，逻辑论战在全国以空前规模展开。这与毛泽东对逻辑的喜爱与关心分不开。逻辑论文在各地大报刊上发表有数百篇，出版了3大本《逻辑问题讨论集》，重印了11本《逻辑丛刊》，出版了多种个人的逻辑论文集。后因文化大革命，又沉寂了十多年。
1978年全国逻辑讨论会后，逻辑学重又活跃起来：逻辑学会建立；逻辑学各分支的学术活动、图书出版都十分活跃。逻辑普及工作遍及全国：通俗读物出版有数十种，讲习班纷纷举办，逻辑知识写进中学语文课本，逻辑考试遍及自考、电大。但好景不长，不论在中学，还是在高校，自学考试，形式逻辑被视为难教、难学、易忘、无用，引来许多非议。在逻辑知识从中学浯文课本退出后，逻辑热迅速降温，高校逻辑课时削减，或由必修改为选修，逻辑教师转行，逻辑论文发表也少了。唯一的逻辑刊物——中国人民大学的《复印报刊资料·逻辑》，由月刊改为双月刊。到90年代初更跌入低谷，陷入困境。逻辑界惊呼：狼来了。
逻辑学在中国刚刚一个世纪，经历了三起三落，前两次的衰落明显是政治原因，后一次的衰落特别发人深思之处在：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发展一日千里，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焕然一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进入全面繁荣，而唯有逻辑学一蹶不振，这难道不值得逻辑界的深刻反省吗？
与逻辑学在中国的命运不同，西方逻辑学的地位显赫，发展蓬勃。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七大基础学科的排序中，数学第一，逻辑学第二。在形式逻辑基础上，又发展出非形式逻辑，辩证逻辑在科学哲学中，从科学发明的角度，也就是认识论角度，得到新的发展。数理逻辑的繁荣就不必说了，可谓百花齐放，一派繁荣。
二、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百年演变述评
（一）形式逻辑：形式逻辑的概念、判断、推理（演绎、归纳、类比）、规律、论证的体系，百年无大变化，特别在近50年。“形式逻辑向何处去？”一直困扰着逻辑界。有人主张总结新的思维形式发展形式逻辑，有人主张用数理逻辑取而代之，有人主张适当引进数理逻辑，有人主张形式逻辑要发展到辩证逻辑（或曰统一逻辑、综合逻辑、认识逻辑），有人主张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数理逻辑的“三统一”。争论可以追溯到30年代，但多是纸上谈兵，莫衷一是，唯在形式逻辑基础上适当引进数理逻辑，有所进展。
苏联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形式逻辑即遭扼杀，书不能出，课不能开。直到40年代末，形式逻辑才获得平反。在语言的阶级性被斯大林否定后，形式逻辑的阶级性在逻辑论战时也被否定，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正因此，主张形式逻辑要发展到辩证逻辑、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是统一的逻辑的大多数苏联逻辑教师的主张，被斥为最危险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折中主义：没有阶级性的形式逻辑，与作为有阶级性的马克思主义一部分的辩证逻辑（当时，辩证法与辩证逻辑基本是同一概念），从极左观点看，当然不能统一。逻辑论战的结论：苏联《哲学问题》编辑部的《逻辑问题讨论总结》[1]引进中国后，在“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年代，代表苏联官方的逻辑观点，就是中国逻辑研究的新的起点。形式逻辑被肯定后，“形式逻辑辩证化”、“辩证的形式逻辑”、“形式逻辑是形而上学方法的产物”，都是忌语。由于认识论中只讲感性、理性，不讲知性，形式逻辑的知性性质，也不存在了。
形式逻辑的体系明显是思维成品（如一篇论文）的解剖学研究，是概念、判断、推理、论证的分解或组合，形而上学方法的性质是不容置疑的。追根溯因，问题出在中国哲学界。哲学界只讲世界观与方法论的一致性，有什么样世界观，就有什么样方法论，不讲不一致性，不讲方法论的反作用，在世界观与方法论间画了等号，这明显不合辩证法。（文学理论中还讲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可以克服世界观的局限性，忠实反映生活呢！如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有人承认，唯物辩证法出现前形而上学方法的认识作用，此后，“形而上学方法成了自然科学发展的严重障碍”[2](P1028)，甚至说是“应当抛弃的反动的东西了。”[3](P52)难道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不论说的是什么，一出口都达到辩证的理性高度了吗？真如此，辩证法岂不太廉价了吗？曲解了形而上学方法，就不能正确理解辩证法。在此背景下，逻辑界如承认形式逻辑的形而上学方法性质，就等于彻底否定形式逻辑，故有“形式逻辑不是形而上学”的结论。形式逻辑既然不是形而上学，就不必接受辩证化的改造了。从此，形式逻辑处于被封闭状态，何去何从，莫衷一是。《哲学问题》总结文章，是中国逻辑学发展的大祸根。这是极左思潮通过哲学再影响逻辑的结果，至今没有引起哲学界、逻辑界的重视。人类认识始于实践基础上的本能感知，运用的是感知方法，获得的是感觉、知觉、表象等感性认识。感性认识再经分析、综合、抽象即形而上学方法，才获得知性认识。知性认识成果一定积累基础上的再整合，才是辩证方法，才进入理性认识。所谓理性认识与辩证方法，仅是相对于知性认识与形而上学方法而言的。人类认识世界是以万计年的接力赛，从任何一门科学发展看，都是认识的点滴积累（贡献大的才是名人），知性认识与理性认识都有无数级。
形而上学方法的知性成果不仅是唯物的，正确的，也有辩证的因素，因为后人只有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才能有所创造；但又确有片面性、表面性、静止性的缺点，而世界上本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呀！只有将这些缺点绝对化，才转化为形而上学世界观。但这不是抽象的形而上学方法之过，是我们人类之过呀！
没有形而上学方法的知性成果积累，辩证法不能整合空气。今日中国人民面对的改革开放中的种种新问题，重视从感知的调查研究入手，“摸着石头过河”，能避开形而上学方法吗？即使你获得了高深的理性认识，要表达，还得将观点分解开来，遵守同一律，运用推理去说服读者或听众，用的还是形式逻辑与形而上学方法，只是说的理更辩证、更透彻一些而已。不该忘记的教训是：在我们人人讲、天天将辩证法的岁月，由反右派发展到文化大革命：说你对你就对，不对也对，说你不对就不对，对也不对。辩证法被极左思潮异化为变戏法、诡辩法。而西方科学执着于形而上学方法，却一步一个脚印进入既唯物又辩证的现代科学。
结论只能是：形式逻辑是形而上学方法的产物必须接受辩证法的改造。
（二）辩证逻辑。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关系问题，是创建辩证逻辑中遇到的根本难题，这也正是30年代上海逻辑论战的中心问题。论战有两大派：辩证逻辑派与反辩证逻辑派。反辩证逻辑派不承认唯物辩证法，张东荪说：“唯物辩证法是一个牵强附会，与混淆不清的东西。可以说是牛头不对马嘴。”[4](P478)牟宗三说：“辩证逻辑不能成为一个逻辑”。[4](P480)
辩证派则相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家，向形式逻辑发难，有的人是说了过头话以至错话：
王特夫说：“形式论理学不但是主观的唯心的思维方法，并且是事物之外观形式的理解的形式主义。”[4](P190]“是最适合于封建贵族制度时代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4](P181)但他又说：“当它被辩证论理学所克服时构成为辩证论理学底思维法则底一部分时，是不能予以否定的。”[4](P191)他还说形式论理学要“逊位于辩证论理学”。[4](P179)
一鸥说：“形式论理学”，是形而上学底世界观之当然的方法论”。[4](P500)但他又说：“如果不能彻底地克服它，是再危险没有的！”[4](P502)他也主张用辩证法去“克服”形式逻辑。
叶青说：“要竖出革命旗子来打倒形式逻辑”。[4](P467)但他又说：“思维需要形式逻辑。”[4](P309)“我们对于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二者都应该承认其真理性。”[4](P302)
艾思奇说过：“我们早巳宣布了形式论理学的死刑”[4](P241)但又说：辩证法“能够把形式逻辑包撮、‘吸收’、扬弃。”[4](P488)要把形式论理学“有用的东西吸收和溶化在辩证法论理学里，使它成为高级的思想方法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要用辩证论理学来‘否定’了它。”[4](P245)
辩证派的确说过许多错话，但基本主张是一致的，即在吸收形式逻辑精华基础上，创建辩证逻辑，故形式逻辑作为学科没有必要存在了。（这也不妥：有了高等数学，初等数学也存在；有了辩证逻辑，形式逻辑也可独立存在。）所谓“打倒”、“判处死刑”的内涵如此而已，不可望文生义。
辩证派都批评形式逻辑是静态的逻辑，共同理想是从认识论、方法论角度，用辩证法扬弃它、克服它，以建立辩证逻辑。对如何吸收形式逻辑，辩证派内有程度不同的分歧：
林仲达著《综合逻辑》。他认为各种逻辑间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4](P276)，“相辅相成，相互为用”[4](P275)的，“形式逻辑蕴涵于辩证逻辑之中，而辩证逻辑也是孕育于形式逻辑之内。”[4](P283)他对综合逻辑的定义是：“逻辑是研究正确认识客观世界，指示人生正轨之思维活动规律底方法的科学。”他对定义的闸释有七条：(1)思维与物质的统一，(2)形式与内容的统一，(3)主观与客观的统一，(4)历程与结果的统一，(5)自然法则与规范法则的统一，(6)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统一，(7)科学与技术的统一。[4](P276-277)这定义与阐释说明，他是企图从辩证法、认识论与方法论统一的角度，创建综合逻辑。
林仲达还说过：“数理逻辑主精严，辩证法主活实；数理逻辑重解析，辩证逻辑重综合。二者合一始两益，而且合一乃合辩证之理。这两者合起来，真是明宇宙，活学问的无上利器。”[4](P283)
叶青著《论理学问题》，“主张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统一。换句话说，即用辩证逻辑去吸收形式逻辑。”[4](P299)因为“形式逻辑之中有辩证逻辑。”“辩证逻辑之中有形式逻辑”。[4](P304)他认为论理学既是认识学，也是方法学，“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统一于整个的认识过程。”[4](P305)
叶青也说过：“依我看来，它（引者按：指与形式逻辑统一后的辩证逻辑）还可以继着形式逻辑之后来取数学形态，变成辩证法的数理逻辑。”[4](P310)叶青与林仲达早就主张形式逻辑、辩证逻辑与数理逻辑的三统一呢！
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中，批判了林仲达、叶青等人的观点，但他也主张“辩证逻辑扬弃了形式逻辑”。[4](P318)他说在《逻辑与逻辑学》中，“把形式逻辑中所有有用的东西通通收编到这里了。”[4](P322)但他收编的，“只是把它推翻了以后所挑选出来的一些尚有用处的残砖断栋”。[4](P323)
李达批评林、叶是“折中主义”，说“这类错误见解的根源，存在于不理解辩证论理学如何扬弃形式论理学一件事实之中，这里所说的‘扬弃’，是说辩证论理学从形式论理学的形式（中）把它的内容解放出来，在辩证法上加以改造，使变为辩证论理学的一个契机”。[4](P355)
一鸥也说：“凡是企图调和形式论理学和辩证逻辑东西对立，想在其两者之间找出一个折中立场，并不见得是很合理的办法。”[4](P502)
辩证派之间的分歧，或说综合，或说统一，或说收编，或说折中，只是扬弃的程度不同而已。《哲学问题》总结文章批评统一逻辑是“折中主义”的观点，原来是师承中国的。
应该说，辩证派是黑格尔奠基、马恩列肯定并发展的逻辑理想的继承，大方向是不错的。
50年代后，“中国对辩证逻辑的研究也可以说是在前苏联50年代初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关系问题的讨论的影响下开始的。”[5](P29)辩证逻辑家据马克思的观点，将思维分为两大阶段：从具体上升到抽象思维阶段，再从抽象思维上升到具体思维即辩证思维阶段。辩证逻辑界主导的看法是，辩证逻辑是“关于辩证思维的形式、规律和方法的科学。”[5](P23)金岳霖主编的《形式逻辑》说：“形式逻辑是一门以思维形式及其规律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也涉及一些简单的逻辑方法的科学。”[6](P1)辩证逻辑的定义明显是套形式逻辑的，形式逻辑的思维解剖学性质，说明它确实是形而上学方法的产物，辩证逻辑的研究方法能是辩证方法吗？
问题的实质在，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从逻辑学发展史看，明显是有时分化，有时合流的过程：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不仅是逻辑，有认识论、修辞学等内容，后人从中抽取关于概念、判断、推理、论证的内容，形成形式逻辑的基本框架，这是分化或曰纯化。到莱布尼兹，他的理想是演绎的数学化，这更是纯化了。培根后，有人加进归纳，以及类比，这是合流或曰泛化。再到黑格尔，他企图用辩证法改造形式逻辑，追求辩证法、认识论在逻辑学基础上的统一，更是泛化了。黑格尔逻辑思想是得到马、恩、列肯定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数理逻辑不是抛弃而是扬弃演绎，故能够成功。辩证逻辑理应扬弃而不是抛弃形式逻辑。抛弃就不是辩证法。正是《哲学问题》为代表的极左思潮，误导中国的辩证逻辑研究进入歧途。辩证逻辑只有整合形式逻辑，才是发展的坦途。别开分店后的辩证逻辑，白手起家，用的只能是形而上学方法，名辩证实不辩证了。抛弃了形式逻辑基础后的辩证逻辑，虽然别有建树，但与逻辑无缘了。难怪《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不把辩证逻辑列入逻辑。
辩证逻辑在80年代后，也有过短暂的热潮，现正在歧路上徘徊，也难以为继了。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一样，都深受《哲学问题》总结文章之害。
（三）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间的关系，在黑格尔是明确的：“思辨逻辑内包含有单纯的知性逻辑，而且从前者中就可抽取出后者。我们只需要把思辨逻辑中的辩证的和理性的成份排除掉，便可得到知性逻辑。”[7](P182)黑格尔的公式是：
知性逻辑＋辩证法＋理性＝思辨逻辑
思辨逻辑—辩证法—理性＝知性逻辑
周礼全说：“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是思维形式的辩证法，是以辩证的方法来研究思维形式在认识过程中的内容、联系和发展。”[8](P3)他还说：“康德先验逻辑和黑格尔辩证逻辑，都是从认识论角度来阐明思想形式的性质。它们都不是研究思想形式本身的正确性，而是要研究思想形式的真理性。它们都是不同于形式逻辑的认识论逻辑。”[8](P27-28)在“主观性”一章，黑格尔用他创立的辩证法，将形式逻辑的思想形式，按认识过程作了一条龙编排，“由第一个思想形式一步一步地辩证发展到最后一个思想形式。”[8](P180)遗憾的是，唯心主义使黑格尔老人的编排“头足倒立”了，后人难于接受，更难以为继。恩格斯有高等数学与初等数学之喻，高等数学没有抛弃初等数学，“本质上不外是辩证法在数学方面的运用”。[9](P132)毛泽东不同意恩格斯的比喻。他说：“形式逻辑好比低等数学，辩证逻辑好比高等数学，我看不对……”[10](P131)不承认形式逻辑的形而上学方法性质，不主张辩证法在形式逻辑方面的运用，只能不同意恩格斯观点了。
恩格斯还把两种逻辑的差别归结为编排问题：形式逻辑是把“各种不同的判断和推理形式列举出来和毫无关联地排列起来”，辩证逻辑是“由此及彼地推出”“互相隶属，从低级形式发展出高级形式”。[11](P201)
列宁曾明确指出：“逻辑学是认识的学说，是认识的理论。”[12](P167)指出辩证逻辑是辩证法、认识论与逻辑的统一。
恩格斯、列宁的逻辑思想与黑格尔是一致的，批评的仅是他的唯心主义。所有的辩证逻辑著作，无不引用黑格尔、恩格斯、列宁的有关论述，包括《逻辑问题讨论总结》，但多被误解以至曲解了。
是《哲学问题》的“总结”把水搅浑了，无情的极左一刀砍下去，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分道扬镳了，与逻辑无缘了。
（四）就是在50年代时，中国逻辑家主张统一逻辑的也大有人在：
1953年，刘丹岩发表《论逻辑学与唯物辩证法》，批评《哲学问题》“总结”是反对用辩证法修正形式逻辑，主张“修改形式逻辑与创造辩证逻辑是一回事。”[13]
1959年，周礼全在《形式逻辑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大力修正》中，提出用辩证唯物主义去修正形式逻辑，还说：“假如有人硬说这样去修正形式逻辑就是将形式逻辑辩证化了，那么，我们认为，这样的辩证化是正确的，形式逻辑必须这样辩证化。”[14](P688)
在《新建设》1961年第1期上，金岳霖发表《关于修正形式逻辑和建立统一的逻辑学体系问题》，提出建立“不单独是形式逻辑体系，这个体系是既有辩证逻辑因素在内，又有形式逻辑因素在内的而又以前者为主的统一的逻辑学体系。”
30年代就参与逻辑论战的李达，在他1965年主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中曾指出：“有一种意见认为：认识论的研究对象是全部认识过程，而逻辑学的研究对象则仅仅是理性认识阶段，因而断言逻辑学只是认识论的一部分。这种意见，是同上述列宁的指示不相符合的。”[3](P410)
1981年，马玉珂提出了“三合一”的设想：“在保留形式逻辑一切合理、有用的内容和充分吸收、引进数理逻辑成果的基础上，以辩证逻辑为统率，建立一门统一的逻辑学，或者简称为逻辑。”[15](P1)
30年代也参与逻辑论战的胡曲园，在1987年8月17日《光明日报》发表《略论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一致》。他说：“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两者是互相渗透、不可分离的，没有必要把它们看作两种不同的专门学科。”
1991年，邹化政在《吉林大学学报》第5期发表：《重建逻辑原理的基本内涵》，提出“应以思维与存在统一性的真谛为基本原则，将逻辑原理与直觉—体验原则，知与情、非审美之知与审美之知、形式逻辑、语义逻辑、范畴逻辑都统一于一个原理系统，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地揭示人知。”他称这“原理系统”是“逻辑大全”。
1994年，邓晓芒在《逻辑与语言学习》第6期发表《辩证逻辑的本质之我见》，说“亚氏形式逻辑也仍然具有某种辩证理解的性质。……只是经过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纯粹化，逻辑才成了单纯的抽象工具。”他认为：“形式逻辑潜在地包含着辩证逻辑，辩证逻辑扬弃地包含着形式逻辑……恩格斯所谓‘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比喻在这一点上却是精当的：并没有两种不同的数学，而只有同一数学发展的不同阶段。”他提出：“辩证逻辑正是形式逻辑自否定（自我破坏）及否定之否定（自我重建）的成果，因而两者不过是同一个逻辑在自我运动的上升过程中的两个阶段”。
张盛彬在《论辩证法、认识论在逻辑基础上的统一》[16]中，从十个方面对形式逻辑作了贯通与整合的研究。他认为，同一律(A=A)的展开，就是定义：A=B+C，C是属概念，B是种差。定义来自建类归纳（有a属性事物，归为A类。A类中，据有无b属性，又可分为B类与非B类。为B类定义，就是b+A)。归纳是类比的发展，演绎是归纳结论的检验、修正与完善，从类比发展到归纳，再发展到演绎，是一条推理链。推理链就是认识链，是科学发现的逻辑基础；而命题逻辑的整合，是科学发明的逻辑基础：整体是部分的合取关系（联言），整体（或部分）与功能间是蕴涵关系（假言），部分或功能间，还可能有析取关系（选言）。
在《〈认识逻辑学〉纲要》[17]一文中，张盛彬提出了一个研究提纲。作者认为，在事物、思想与语言间，有两个三角关系：事物→思想→语言间，是认识世界的，发现的，唯物的；反过来，语言→思想→事物间，是改造世界的，发明的，辩证唯物的。该文认为形式逻辑是论证逻辑，是说与写的表达（输出）逻辑，可引申于听与读的接受（输入）逻辑。在输入与输出间，缺少的正是信息整合的，也就是发现与发明的逻辑。认识可分为类的、条件的、整体的与数的。因为数的方面有了数学，作者为另三类提出了各自的推理链。他还从文字、工具、方法、文学创作等方面，讨论了发明的逻辑问题。
作者认为，黑格尔的思辨逻辑、恩格斯的辩证逻辑（三路认为，应译为“辩证的逻辑”，是笔记中语，不是学科命名）、林仲达的综合逻辑、以及统一逻辑，实质是相通的。科学多从研究对象命名，整合后的形式逻辑，实是认识逻辑。作者第一次提出了一个较完整的综合的或统一的逻辑体系。
（五）对30年代上海逻辑论战的不公评价。
周云之主编的《中国逻辑史资料选·现代卷（上）》，较全面、客观地汇集了30年代上海逻辑论战双方的观点。那些资料多数难见，上文所引都来自该书。主编所加述评，多为客观的概述，也有少数评语，这是最早的研究了。遗憾的是，作者的批评有不确，如对郭湛波《辩证法研究》的评语，说作者“实际上是把二者（引者按：指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视作互相对立和互相否定的世界观。”[4](P93)而所选郭著中，明明是“我们知道对于思维的方法，约有两种：一种是形式逻辑，一种是辩证法。”[4](P95)混淆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是周先生。再如对《综合逻辑》的评语是：“作者极力把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中的‘矛盾’概念加以调和与结合，结果使自己在理论上陷入了混乱。”[4](P274)这大约是批评前文所引的林仲达提出的七条。辩证法的信徒，想做的就是将对立（矛盾）双方统一起来，反对者才视为“调和”，也就是“折中”。主编是站在“总结”的立场编选此书的。
在《逻辑百科辞典》中，“关于中国20世纪30年代辩证法对形式逻辑的‘批判’”词条，亦是周先生撰写的。他的结论性评语是：“一些人由于对形式逻辑的误解，……把形式逻辑等同于形而上学世界观，进而对形式逻辑进行一场错误批判。”[5](PP173)周先生在误解、曲解基础上，对上海逻辑论战作了否定的评价。这是不公的。
赵总宽主编的《逻辑学百年》，“是一部概述20世纪中国逻辑学发展的重要成果并探讨其发展基本脉络的学术专著”。[18](P1)该书关于传统逻辑（形式逻辑）一章，明显是在《哲学问题》编辑部总结文章与周先生观点的影响下写作的，亦难免不公。
该章作者说：“某些学者认定形式逻辑是哲学上同辩证法相对立的世界观与方法论。”[18](P88)引文第一个就是艾思奇。引文中没有“世界观”一词，引者的理解不确。艾思奇在1936年撰写的《思想方法论》中，明明白白写着：“形式论理学和形而上学方法是分不开的。有了形而上学的方法，才会有形式论理学，有了形式论理学，形而上学方法才具有了确定的形式。”[4](P432)
作者说：“更有一些学者，在批判的调门越升越高的情况下，公然喊出了打倒、消灭、处死形式逻辑的极左口号。……在这些批判者眼里，形式逻辑即形式论理学非但一丝益处也没有，而且成了十恶不赦、应当彻底打倒和清除的东西。”[18](P89)作者的批评不仅是望文生义的，而且乱加发挥，辩证派都是主张扬弃形式逻辑的呀！谁反对过归纳、演绎？谁说过形式逻辑“一丝益处也没有”，“十恶不赦”？
作者将论战分为三派：综合派、扬弃派和否定派。辩证派间确有很大分歧，但只是扬弃与否定的程度不同而已。
作者说：“由于批判者们理论上存在的混乱，以及自身观点与主张的自相矛盾随处可见，这场声势浩大的批判不得不于1939年收场。”[18](P91)作者忘记了1939年的上海以至中国是怎样的岁月，令人惊讶！
令笔者惊喜的是，《逻辑学百年》的主编赵总宽在他撰写的“结语”部分，其预言的“21世纪中国逻辑学三大发展趋势”的第一个就是“逻辑系统由分化向互补整合转型”。说“20世纪也有少数中国著名学者倡导‘统一逻辑’。这可以看作主张互补整合的先声。”[18](P404)
三、发人思考的历史教训
（一）极左思潮的长期干扰是现实根源
提起极左思潮，中国人可谓深恶痛绝。极左思潮几乎断送中国的革命大业。没有想到，革命成功后，极左思潮又逐步抬头，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是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新的生机。拨乱就是批判极左思潮，不拨乱就不能反正，不能解放思想；反正就是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拨乱反正才能为改革开放奠基。2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科学发展，文化昌盛，举世瞩目。而唯逻辑学经过短暂繁荣后，走下坡路，陷入困境，逻辑界不应该深思吗？
极左思潮对逻辑学有没有干扰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极左思潮是无孔不入的，难道逻辑学是唯独的一方净土，没有被极左思潮染指吗？
形式逻辑没有阶级性，辩证逻辑也同样没有阶级性，因为逻辑是人类思维的客观的普遍的规律的总结，不同阶级的人都能运用。三大古老的逻辑比较研究说明，虽然体系与术语迥异，而基本理论相通，也就是说，逻辑是中外共同的；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完全适用于今日中国人的思维，说明逻辑还是古今不变的、中外共有的、超稳定的。世界上有数千种语言，不同语言之所以可以对译，就是因为人类的逻辑相同。语法是语言的逻辑，逻辑是语言的语法。语言中，如汉语中，音、形、义各方面的变化都极大，唯语法变化极小，逻辑使然。
逻辑有潜逻辑与显逻辑之分，数理逻辑是不学不会不能的，是显逻辑。显逻辑是在潜逻辑基础上的发展。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都是潜逻辑。没有学过逻辑，甚至不知逻辑为何物的人众矣，全世界任何一个正常的人，他们在学习语言，明白事理的同时，就掌握了逻辑，说话或写文章都会合逻辑。即使有人有意或无意地违背了逻辑，进行诡辩，也会被没有学过逻辑的人指出来。
人类认识世界的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才有可能由感性进入知性再进入理性，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可能有人提出形而上学方法进而提出辩证方法。逻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能发展出形式逻辑进而提出辩证逻辑。《资本论》《论持久战》达到相对的理性高度，运用的是辩证逻辑，但论证时，“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逻辑，《资本论》也要用。”[10](P131)
一切科学成果说明，它们既符合形式逻辑，也符合辩证逻辑。逻辑正是在科学成果的研究基础上建立的，包括例证。辩证方法与辩证逻辑，就是综合、整合、整理知性认识的方法与逻辑而已。一个个元素的发现，是知性认识，也有理性的因素；元素周期表是理性认识，但也有知性的尾巴，还要发展到高一级的理性。
发现元素周期表的也不是门捷也夫一人，他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如果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信徒才能创造、接受、运用辩证逻辑，辩证逻辑只是少数人的专利，资本主义科学家都不能掌握辩证方法或辩证逻辑，科学（包括社会科学）能有今日的繁荣吗？
今日看来，《哲学问题》编辑部的总结文章，明显是极左思潮的表现，文革前奉为神圣，可以理解，今日仍然死守着深信不疑，就说不过去了吧？不批判《哲学问题》编辑部总结文章，形式逻辑的封闭状态与辩证逻辑的徘徊状态就不可能终结。
（二）中华民族不重视逻辑有深远的历史根源
逻辑学在中国的不景气的更深的历史根源，是中华民族有不重视逻辑的传统。
翻开中国逻辑史，值得一提的主要是先秦的名辩学，因明本是引进的。名辩学并非一家的学说，战国中期后，诸子百家间互有非难，儒家、名家、墨家间思想有激烈交锋。在西方形式逻辑的有关理论参照下，将不同学派的有关论辩的思想挑出，再加诠释、梳理、组合后，才有所谓名辩学。名辩学不是一家之言。最值得称道的是《墨子·小取》：“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仅18字，就总结了论辩要领，概括了形式逻辑的概念、判断、推理、归纳、演绎的基本内容。
中国进入封建统治后，帝王的话是金口玉言，一言九鼎，大臣多察言观色，不敢顶撞，基本不存在说理问题；如魏征的敢于直谏唐太宗者，屈指可数。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一花独放，百家凋零，墨辩几成绝学。儒家《论语》本是没有论证的观点表述，继起的经学，奉四书五经为万世不移的经典，只可注与疏的传承，谨慎发挥，不可擅越雷池，有违教条。师长对孩子的至今要求是“乖”、“听话”，告诉你或教你什么，信什么，别问为什么，否则会家法或戒尺上身。普通人之间的争辩，俗语说是“抬扛”，喜欢争辩的人，被封为“杠头”，至今是贬义词。总之，在中国，自汉代至清代，需要说理论证的场合很少，对说理论证的逻辑研究不被学人关心，就不难理解了。
佛学在中国也没有古印度的激烈论战传统，故因明不仅对社会没有影响，就是在寺院里，也不被重视，不久就失传了。禅宗在中国兴起后，更重视自身的参悟，个人的修养。直到逻辑学引进，因明才由日本倒输回来。
如再深究，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局限于朴素辩证方法，局限于直观与经验，抽象的程度较低。汉字较之拼音文字如此，中医较之西医如此，中国的典籍即使学术性较强的，较之西方的有严密逻辑体系的理论亦如此，包括当代大学者钱锺书的《管锥篇》。直接受亚里士多德三段论影响，欧几里得在《几何原本》中，就建立了公理体系，而中国数学著作，止于经验，多为计算的实例。我们祖先的许多发明，做得出来，但讲不清楚，如指南针、火药的磁学、化学原理，谁也不清楚。关于中国古代有没有逻辑、哲学、科学，以及有没有思想家，学界都曾有争议，根子在此。以西方学术为标准的话，可以说没有，广义而言，当然有。
鸦片战争后，西学与西方人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跟随坚船利炮，侵入中国。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争论激烈。“严复1877-1879年留学英国，在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过程中，发现能转变国人思维方式的西方逻辑利器，尽力从事译介。”[10](P14)废私塾？办学堂，是中国人全面接受西学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转变标志。严复的理想，就是希望国人的朴素辩证方法转变为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可惜国人不甚理解，反被长期误解了。
这不是妄自菲薄。我们祖先在汉字与朴素辩证方法基础上，在15世纪前，创造了长期领先世界的科学奇迹，值得中华子孙骄傲。西方是在文艺复兴后，在哥白尼、伽利略后，借助仪器与实验，才兴起形而上学方法。没有显微镜与望远镜揭示不了微观与宏观的奥秘，不明白“为什么”。即使知道“当然”，也不知道“所以然”。是形而上学方法，助西方现代科学迅速崛起，中华大帝国才被西方赶超了。
作为一个教师，从我自身到我的同事、同学、学生，多怕抽象，多不习惯读大部头原著，怕啃理论，怕伤脑筋。文科学生尤其是中文系的学生，读形象思维的文学作品，与读理论思维的科学著作，大异其趣。在中文系，逻辑课是比较抽象的，有符号，有一点形式推演，有一些学生就觉得太抽象了，难于接受。
当然，不是中国人不能接受形而上学方法与抽象，而是不习惯。数千年历史积淀的习惯，要改变是不易的。如从容闳1847年第一个走出国门留学美国计，也只有150年。中国人有所谓“诺贝尔情结”，杨振宁等华裔科学家的成就说明，中国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是能够接受形而上学方法的。但要使中华民族的思维习惯普遍提升，根本改变，还需要时日。闭关自守如清末，如1949年后，中西方的科学距离只会拉大。随着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大业的继续推进，江泽民倡导的创新思维的发展，中国与西方的科学差距已经在缩短。
批判极左思潮是逻辑学振兴的起点，是必要条件，否则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振兴是空话。思维习惯与思想方法的改变也是必要条件，只有掌握形而上学方法与观察、实验手段，在知性认识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进入辩证方法，获得理性认识。中华民族过去有可以骄人的名辩学，将来必然可以为逻辑学以至一切科学，作出巨大的贡献。
本文所说的对20世纪中国逻辑学的看法，似乎否定多于肯定，逻辑界许多人可能听不入耳，不以为然。我的立意是本着实事求是精神。我以为，如果承认《哲学问题》的总结文章是极左思潮的代表作，就会同意我的基本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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