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备生产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军备论文,经济危机论文,资本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1－008－06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军备生产或军费开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结构性危机有着十分微妙的联系。尽管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们对此所言甚少，[1]但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不少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已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军国主义及军备经济的关系发表了颇为深刻的见解。
卢森堡在1913年出版的《资本积累论》中就提出，军国主义不但“在资本的历史上，完成一种十分确定的任务，它与积累的每一个历史阶段相伴随”，而且它本身就是资本积累的一个领域，是“实现剩余价值的一个卓越的手段”。[2]365她还指出，军国主义实质上就是将向工人和农民征税所得用于军需品生产，一方面“保证资本能够维持常备军，即资本主义统治的工具，另一方面它能取得资本进一步积累的广大领域”。[2]374卢森堡对资本主义军备经济的分析，显示出了作为革命家和理论家的远见卓识，她的某些具体观点对其后的曼德尔(E.Mandel)和比莱斯(R.Beilais)等人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布哈林也在其《过渡时期经济学》中提到，军事生产吸收了剩余价值并妨碍了扩大再生产。[3]152
二次大战后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军费开支水平与战前相比有了一个“质的变化”。[4]321冷战格局，相对繁荣的经济和高昂的军费开支并存，使得不少马克思主义者、凯恩斯主义者以及其他非正统学派经济学家，包括斯威齐(P.Sweezy)、巴兰(P.Baran)、曼德尔、韦斯科普夫(Weisskopf)、莫斯利(Moseley)、基德隆(M.Kidron)和罗恩·史密斯(R.Smith)等，开始重新审视并深化对军备问题的探讨，所谓“永久军事经济”学说，也形成于这一时期。这些观点在当时和后来，在不同经济学阵营里引起了一些争论(包括80年代在一些后凯恩斯主义杂志上的交锋)。1980年代后，资本主义进入新自由主义时期，其军备经济与军费开支也表现出了一些新特征，由此催生出了一些与传统阐释不同的“替代理论”，这些理论多来自法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如杜梅尼尔(G.Duménil)、列维(D.Lévy)、比莱斯和塞法蒂(C.Serfati)等。事实上，在热衷于对现实的美国经济危机进行分析阐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阵营中，也有部分学者重新提出军费开支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相关性的问题；[5]还有学者认为，80年代以来，非生产性支出(如军费开支)降低了资本有机构成对利润率的向下压力，从而延缓了利润率危机，等等。[6]这些理论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阵营就当前危机进行争鸣的一个环节，也应引起我们的充分关注。
一、马克思主义传统军备经济理论中的“供给”与“需求”
1.军备生产的特殊性质
军备生产，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有着颇为特殊的地位。首先，军备生产被视为是“非生产性”的，因为军需品一旦生产出来，便不再进入再生产过程。生产资料的消耗需要一定时间，但这种消耗是再生产过程的一部分，而军需品的使用则不是生产性的，也可以说，要么闲置，要么毁灭现存资本。其次，军备生产和销售在很大程度上不受一般市场和竞争机制约束。购买者国家和军工企业缔结军备生产合同，而绝大部分军需品有着唯一指定的用途，不进入市场自由流通。军事采购中还存在有利于生产者的信息不对称，因而军备生产者可能获得超额利润，或者回避市场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最后，军备生产在国家和军工巨头的高研发投入下，往往形成技术革新，新技术在转为民用后，将给经济提供刺激；曼德尔就将战后持续的技术革命和经济繁荣，称为军事技术革命的“副产品”。[7]57,58
2.马克思主义传统军备经济理论中的“需求派”
军备产品也有需求和供给两方面。二次大战后直到19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军备经济理论，正是分别从这两方面来解读军备生产的经济学意义的。重视军备经济的需求方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有斯威齐、巴兰、韦斯科普夫、马格多夫(Magdoff)等，此外还有卡莱茨基(Kalecki)和莱赫(Reich)等。其中，巴兰和斯威齐的理论较有代表性。巴兰在《增长的政治经济学》(1957年)中提出了“经济剩余”诸概念。其中，“潜在经济剩余”被界定为“一定自然条件和技术条件下，利用可获得的生产资源所可能生产出来的产品和可认为必需消费品之间的差额”，[8]108它可表现为“非生产性劳动”的存在，“包括为了满足在资本主义特定条件和生产关系下产生的产品和劳务需求而从事的全部劳动”，即从事制造军备、各种奢侈品和炫耀品的劳动，还有政府官员、军事设施人员、教士、律师等。[8]118又因军备生产要求政府较多干预，这种“军备导向的政府管理”制约着大企业的研发，因而也造成社会总福利的损失。[8]123
在巴兰看来，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在任何既定情况下，投资量总是小于在充分就业条件下产生的经济剩余量，它最终导致就业不足或生产过剩。”[8]170虽然最初资本主义可通过向非垄断部门投资或者发展新行业来吸收剩余，但当这些手段渐次耗竭后，它只好依靠“外部力量”的刺激，即以推进充分就业为名的各种政府行为，如转移支付、公共消费开支、少量生产性投资等，最后，诉诸各种非生产性的政府行为和帝国主义政策：对外贸易、投资、在世界范围内争夺市场等。这不可避免再次引出军备经济的问题——“为‘保护’海外领土或推行海外政策所必须的军事机构方面的开支，以及为它所支配的一些地区和在其他一些竞争性或‘不确定’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宣传、颠覆和进行间谍活动而设置的庞大机构方面的支出——所有这些都达到了惊人的数字”。[8]204,205巴兰在后来与斯威齐合著的《垄断资本》(1968年)中则专辟了一章：“剩余的吸收：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研究了“军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提出“美国寡头统治集团之所以需要有一个庞大的和日益增长的军事机器，是它遏制、压缩和最后摧毁竞争的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个目标所产生的逻辑的必然结果”。[9]179,180
3.马克思主义传统军备经济理论中的“供给派”
另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更加注意军备生产的供给面，即军备生产或军费开支对于平均利润率的影响。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提出了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作为资本积累的重要动力和指标，利润率长期下降趋势将引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这一原理为基础，美国托派学者埃德·沙德(Ed Sard)、基德隆和后来的克里斯·哈曼(C.Harman)提出并发展了“永久军事经济”学说。其中，基德隆和哈曼的观点具有代表性。基德隆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封闭的循环体系，而军备生产则是该系统的一个“渗漏机制”。[4]334这样，高水平军事支出起到了抽走资本积累的作用，并渗漏了大量的剩余价值。其后，哈曼在经验证据和国际政治理论层面对这一理论体系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曼德尔本人的军备理论似可划归“重视军备经济的供给面”一类，但其观点有一个演变过程。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简论》立场与巴兰等颇为接近，认为军费开支的重要性表现为：“总需求分为两个部分：对消费品的需求和对资本品的需求(机器和设备)，社保基金的增长保证了危机爆发后对消费品的需求不致猛降，而公共开支(特别是军费开支)则使得对于资本品的需求不致出现猛降……这样，新资本主义便……至少是暂时地，缓和了(危机的)广度和深度。”[7]67直到在《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晚期资本主义》等著作中，曼德尔才在批判“持久军事经济”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晚期资本主义之所以求助于军备生产，是因为在腐朽的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不能‘通过正常途径’为所积累的全部资本找到有利可图的使用方式”。[10]521军备经济正是起到了一个使用剩余资本进行“经济扩张”的作用：“投资的资本总额增加了，商品生产总量及其价值也增加了；已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也增加了；就业提高了；而且，国民收入也较以前为高。”[4]340不过，需依靠闲置储备的军备生产最终无法挽救资本主义，反而会造成持久的通货膨胀，并加剧阶级斗争和国际关系的紧张，战争爆发的风险也大大提高。[10]525～534;[4]346～354
4.马克思主义传统军备经济理论评析
19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军备经济学说的“需求派”和“供给派”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质疑，哥特海尔(Gottheil)就直接将“需求派”斥之为“非马克思”的思想。西曼斯基(Szymanski)和罗恩·史密斯均从经验证明方面提出了质疑：例如，需求派理论假设的国民财富以及资本积累速度与军备开支的增长之间的积极关联无法从经验分析得到验证。西曼斯基的结论是：“军费开支一般说来似乎不能减少衰退，即便它在缓解就业方面效果显著。”[1]207蔡特林(Zeitlin)甚至认为，巴兰和斯威齐显然是作了“太多的假设和太少的解释，其论证方式是前后脱节和极为拖沓的，常常感情用事且过分夸张。”[1]208
很可惜，“永久军事经济”理论的有效性同样遭到了质疑。首先，军备经济对资本积累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迟滞作用，关键在于假设即第III部类(军备生产)有机构成和利润率独立于其他两大部类。曼德尔、霍华德和金都指出，这一假设来自于博特凯维茨的再生产图式，而军备生产部类则类似“奢侈品”生产部类。[4]335,336曼德尔在《晚期资本主义》中指出，博特凯维茨，进而基德隆错误地理解了马克思平均利润率形成的理论，生产军备的第III部类同样参与平均利润率的形成，而其有机构成的提高也会造成平均利润率的下降；[4]334～349军备生产若要缓解利润率下降趋势，只有以下可能：军备生产部类的资本密度比其他两大部类低，因而降低了总资本的有机构成。曼德尔也认为，军备生产部类只有在获得比平均水平更高的剩余价值的情况下才可能阻止利润率下降，而超额剩余价值既不能源于相对剩余价值，那么只可能是在战争或奴隶劳动条件下，对从事军备生产的劳动力支付极低的报酬而得到的，但这已经不是“正常”的资本主义再生产。因而，曼德尔倾向认为，就利润率趋势而言，军备生产的影响是“中性”的：“它以提高平均资本有机构成的方式加速了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但是，它又以通过对工资课税的提高和消费品价格水平的提高而确定剩余价值的增长方式，阻碍了同一个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这两种影响可以相互抵消”。[4]332
二、金融全球化时代的军备生产与当代新自由主义危机
1.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军备经济体系的演变
事实上，即便不考虑上述理论模型在一致性和经验验证方面的种种不足，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军备经济理论，由于偏重单一要素(有效需求或利润率)阐释力，还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适应性演化过程。“永久军事经济”等学说的理论背景主要是战后至70年代的“凯恩斯妥协”(也称“福特主义时期”)。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管理自治程度加强，国家较多地干预经济，广泛实施管制，抑制金融资本的利益，对自由贸易和资本国际流动施加了限制；工人工资购买力有所增加，政策向充分就业倾斜，建立了战后的所谓“福利国家”。经过70年代的滞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即新自由主义时期，这一时期的特征是更加严酷的工作条件、工人购买力的停滞(或倒退)、社会保障体系的侵蚀，等等。企业是为了股东的独占利润而经营的，政府热衷于严格控制通货膨胀，而不关心充分就业，还有大规模的去管制化、自由贸易和资本的国际自由流动，构成了金融全球化时代的主旋律。
在新自由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军备生产是否也有不同于前一阶段的转变？如果有，这种转变对于资本主义体系及其危机有何影响？对这些问题，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军备理论未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法国学者塞法蒂在与马姆帕伊(L.Mampaey)合著的论文《军工集团与金融市场：走向“无限战”协约》中提出，要超越那种仅将军备生产视为单一工业部门的陈旧观念，而将其视作“一个由各种独立要素构成的、有自身再生产逻辑的整体”。[12]223美国军工体系(伴随着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层面的相应调整)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了股权结构、技术和与国家的关系等方面的重大转变：首先，机构股东和“金融共同体”在军工大集团的重组及战略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以构成ADI(Amex Defense Index)指数的15大军工集团为例，机构投资者控制其净资本的比例，要高于其控制生产普通资本品的企业的比例，还不包括金融机构间接控制的资本。此外，1986年美国大幅削减军事预算后，为了提高军工企业的绩效，在国防部支持和鼓励下，美国军工体系内部开始了一系列合并，主要以纵向并购为主。其次，军事技术和民用技术(特别是在信息通讯技术领域)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有利于军工集团的转变。“安全”在信息通讯技术领域(TIC)中地位日益重要。早在1980年代，美国就利用自身信息技术优势，发展出了“制信息权”概念；美国国防部上马了一系列与TIC和航空航天相关的研发项目，这些项目不但在1986～1998年美国军事预算削减中拥有豁免权，还在种种幌子下为保护军工巨头设置了市场壁垒。最后，政治机构特别是行政机构加强了与军工集团的联系。“9·11”事件之后，美国成立了国土安全部(DSN)，这一举措反映了美国史无前例的以政府为中心的政治集中化。DSN下属22家行动机构，享受380亿美元的预算。DSN的建立是与美国霸权紧密联系的，它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战后的地位，是“政府军事化”的重要组成。
2.军备生产：前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资本积累
既然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军备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都产生了新的变化，也就有学者不满足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军备经济理论而另辟蹊径。雷诺·比莱斯在1990年代末发表的《军费开支与资本主义的动力》一文，并未满足于对“永久军事经济”学说的单纯批判，而是着手建立一个更加接近马克思原典思想的阐释模型：“原始积累”模型。他提出，将军备生产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消极反应是不确切的，它是部分资本家实现其“历史使命”即资本增值的一种手段。“个体资本家全然不关心总利润率；相反，如果部分资本家形成了一个能够实现高积累的、拥有决定性势力的中心，他们的资本就能比平均水平增殖更快”。军费开支对于部分资本而言就构成了这样一个积累领域，这些资本垄断了比其他资本更优越的增殖条件，并造成了其他资本的贬值。
在上述前提下，比莱斯提出，原适用于特定历史现象的“原始积累理论”，也可用于理解军备生产的本质——“原始积累”不仅助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和扩张，也为部分资本作为支配者进入其他领域提供了条件。为了进入这些新活动领域，资本家需要至关重要的原始资本，因为军备生产拥有较高或者较有保证的利润，且得益于军事研发合同，能够以低廉成本发展新技术，它就为资本家提供了积累准备。这一模型用来解释1980年代后军费开支的下降趋势亦是有效的。有许多因素构成了这一下降趋势的背景，如军工利益集团与其他资本家集团的博弈，70年代以来不断下降的经济增长率对军工企业利润率的影响等，军备生产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摆脱危机的权宜之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自然也在军备生产过程中展开。另一方面，随着生产发展，出现了新的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结果，部分资本家逐渐退出军备生产，转向新的积累领域。
3.新军国主义与美国霸权
新自由主义时代军备生产的另一个模型，或者说另一个“理论解构”，是由杜梅尼尔和列维提出的。在他们看来，“新军国主义”自有其重要性——“尽管全球资本主义面临严峻考验，但美国新军国主义的抬头似不能视为面对严重危机的一种逃避手段，却可视为建立一个美国霸权支配下的全球秩序、即新自由主义秩序的战略新步骤”。[13]78以《新自由主义与新军国主义》(2003年)等著作为代表，杜梅尼尔和列维对于新自由主义时期军备生产和军费开支的看法可以归纳为如下两点：军费开支增长趋势的“自主性”和军备生产的“边缘化”。何谓军费开支增长趋势的自主性？就是说军费开支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和危机关联性较弱。以朝鲜战争为高峰，美国军费开支虽然总量较大，却一直呈下降趋势。至20世纪初，军费开支的增长与家庭消费和企业投资的波动和总量相比，微不足道——单是家庭部门的支出，就占到了2001年美国GDP的77％。除了占GDP份额极小外，军费开支的增长与2000年开始的经济衰退几乎同步，因此，认为美国会为了摆脱危机而投入战争(遵循“战争的铁律”或军事凯恩斯主义)，或者美国会因为遭遇危机而无法为军费融资，在杜梅尼尔和列维看来都不得要领。事实上，新军国主义路线对于美国的宏观经济路线拥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性”。[13]89～91那么，何谓军备生产部门的边缘化？即美国军工复合体“虽有相当的势力，但已经不再是美国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13]91以美国国防部10家最大供货商为例，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订单总额近150亿美元，营业收入240亿美元；波音公司订单总额近130亿美元，营业收入580亿美元；通用电气订单总额17亿美元，营业收入1260亿美元。这些公司确为巨型企业，但却只代表大型企业体系中的很小一部分。除通用电气外，全美最大的企业大多是石油公司、大型超市、金融机构、保险公司和制药厂，其中尤以金融保险和医药卫生领域的企业为雄。上述企业通常与军备生产没有特殊联系。杜梅尼尔和列维强调，金融部门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其利润率也超过美国国内不景气的制造业部门；军备制造业的利润虽难以准确估算，但统计显示，1999年美国本土生产(军用和民用)机动车、飞机、船舶和火箭发动机的工业实现的利润，尚不足总利润的2.1％。[13]93
在杜梅尼尔和列维看来，新自由主义时期国际经济的主导因素是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因而，在开拓全球资本逐鹿场和保障外债偿还方面，直接的军事威胁——与外交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解等手段相比——只能退居其次。不过，虽然反抗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力量尚不足以形成威胁，虽然尚不能将美国军国主义简单直接地视为保证美国和其他中心国家经济利益的要求的体现，但是军备开支对于统治阶级确保掌控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之外的世界秩序，还是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13]97
三、军费开支与新自由主义的危机
在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军备经济理论和替代理论模型的分析基础上，我们尝试对下述问题进行初步探讨：美国政府的军费开支与2007年爆发、其影响至今未衰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关系如何？或更广泛地说，进入新自由主义阶段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军备生产是否仍具有传统马克思主义学说赋予它的那种重要的结构性地位？
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军备经济学说看来，军备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结构性地位，或来自对有效需求的支撑，或来自对利润率下降趋势的抑制作用。但实际上，80年代末以来，军费开支对于美国经济的需求刺激，远不如之前那么大。
分析1947～2011年间美国国防开支占GDP份额的变化趋势，即可发现，以朝鲜战争为高峰，美国国防开支自60年代以来就一直呈下降趋势，在2000年前后达到谷底。2001年后美国推行全球反恐战略，陆续投入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军费开支才开始攀升。70年代以来，军费开支份额从未上升到GDP的8％以上。当然，这还不能说明全部问题。杜梅尼尔在新近出版的经验研究中指出，一般而言，虽然“政府创造的需求和债务，其效果确实可能与家庭部门创造需求和债务相同，但前者在2000年后就不是主要方面了”。[11]143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家庭消费在GDP中所占的百分比大幅增长。[11]148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罗伯特·瓦德(R.Wade)在2009年发表的一篇题为《从全球失衡到全球重组》的论文中也指出，如果某国对外负债，那么债务或来自公共部门(财政)，或来自私人部门(家庭和企业)；若外债保持不变或增加，而财政债务下降了，那么必然意味着私人部门的债务增加；2003年后，美国的公共债务在GDP中的份额实际下降了，而私人部门债务(入不敷出)激增，私人部门的信贷周转又以资本流入的形式进入抵押贷款市场，从而造成了房地产过热。[14]可见，将军费开支和危机联系起来，至少在支撑需求方面确实不够显著。
那么，利润率趋势如何呢？学界一般认为，195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利润率显著下降，自80年代初以来则存在一个上升趋势(至于是否完全恢复到其前一阶段水平，学者之间还存在分歧)。依据杜梅尼尔对1952年到2009年间美国非金融公司部门利润率的变化趋势的研究，可以发现，利润率和军费开支的变化并无明显的正相关关系。1955年至2001年间，美国军费开支呈稳步下降趋势，而80年代至今，利润率呈上升趋势。这意味着传统的假定，即增加军费开支缓解了利润率长期下降趋势，很难得到本阶段经验数据的充分证明；而认为将资源用于军备生产的机会成本很高，或军备生产构成了对民间资本的挤出，因而对长期增长不利，这样的一般性观点，反倒似乎能对上述趋势作出某种解释。
鉴于传统军备学说的有效性似难得到经验数据的支撑，我们最终还是必须回到后起的诸替代理论上来。事实上，塞法蒂、比莱斯和杜梅尼尔等人虽不曾像斯威齐和基德隆那样提出过相对完整的理论模型，但其观点对于我们在新形势下发展军备经济理论的启示甚大。例如，比莱斯的“原始积累”论是建立在如下观察基础上的：在90年代初许多军工企业陆续地退出军备品生产领域而另谋他就。当然，这种退出可能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如塞法蒂指出的军工企业纵向购并，此外，军事支出削减引起投资军备生产的资本的贬值，80年代产能过剩和市场集中程度过高，都可能为这一趋势推波助澜。不过，这一现象也很可能与在新自由主义种种机制下金融资本和虚拟剩余的迅速膨胀有关。这种解释思路也与曼德尔的设想暗合。
以上的探讨只是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分析思路。美国外债的积累是不可持续的，由于美国国内日益尖锐的政治分裂造成的美债上限危机，仅是这种宏观经济路线不可持续性的表现。在日益膨胀的赤字压力之下，美国国防部长盖茨于2011年初推出了一揽子裁军方案，计划在未来5年内逐步降低军费增速，并在2015年完全冻结军费增长。这种军费开支的削减，伴随着新兴国家(如中国)军事实力的相对提升，会给美国的军事战略和霸权带来何种影响？金融化对于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控制与渗透，保护主义在美国军事采购中的抬头，这些都是值得新军备学说探讨的问题。对“永久军事经济”理论和其他传统马克思主义军备理论的扬弃，不等于抹杀军备生产本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演化过程中的作用，传统理论的一些基本假设在当前的不合时宜，并不等于在将来不会重新获得活力。对于新自由主义时代和后危机时代的军备理论研究而言，除了固守萨贡罗·波索在其文章中所指出的某些所谓“理论支柱”外，还有许多事情可以做，此即是本文用意之所在。
收稿日期：2011－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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