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化文明的形成、影响与古代诸文明的交叉渗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希腊论文,古代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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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化文明”(Hellenistic Civilization)与希腊古典文明有着天然的、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但前者并非后者的纯粹延续。首先，它是一种混合文明，尽管希腊因素在其中起着一定的重要作用。其次，它在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文化生活诸方面具有统一特征，虽然各地各方面发展不一，呈多样性形态。最后，它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周边世界，从而最终沟通了欧亚非大陆古代各主要文明的源流。笔者认为，古代诸文明的孤立、封闭、阻隔只是暂时的、相对的，相互碰撞、交叉、渗透则是必然的。同时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军事征服或商业冒险常会加快这一进程。而且在这一进程中，新文明的悄然兴起与前文明的黯然隐退同样不可避免。然而，旧的文明不会死去，它的血流仍在新的文明中涌动。“希腊化”文明的形成与影响就提供了这样的启示与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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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化”文明的形成是古希腊文明与埃及、巴比伦甚至包括印度在内的古代东方文明相互碰撞、交叉渗透的结果。亚历山大东侵及其帝国的建立，特别是希腊——马其顿人对横跨欧亚非之地长达3个世纪的统治，为这种交叉渗透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在亚历山大之前，希腊人对东方文明并非毫无所知。埃及、西亚是希腊人的经商与游历之地，印度曾是波斯帝国的东端而有希腊人涉足。（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82页。）希腊人向埃及、西亚学到了宗教、天文学、文字等方面的知识，印度的哲学也在希腊的早期哲学中有所反映。（注：Chaturvedi,Foreign Influx and Interaction with Indian Culture,New Delhi,1985,P73～75）然而，这一切都是表面性的、零散的、个人的接触，充其量只能增加相互间的了解和传闻，不可能使诸文明大规模地相通。至于远东的中国，希腊人除了对丝(Ser)与丝国有点耳闻外几乎一无所知。（注：最早提到Seres（赛里斯，丝国）的希腊人是曾于公元前416～前398年间担任波斯宫廷医生的克泰西亚斯。见张星烺编著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7页。）因此，在亚历山大以前，欧亚非诸主要文明独立发展，相对阻隔，但在亚历山大之后，局面大为改观。希腊—马其顿人是统治民族，背负的是希腊古典文明的传统，力图保持自己的希腊性，并将自己的文明强加于被统治民族之上。但面对具有数千年传统的埃及、巴比伦、印度文明，面对地域辽阔、人数远远超过他们的被统治民族，他们又不由自主地陷入了当地文明的氛围之中。为了保持他们的有效统治，推行希腊文化是必要的，但在某种程度上接受当地文化也是难以避免的。于是，两种文明的交流、渗透发生了。这个过程具有突变与渐进的特点。突变是指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骤然降临，渐进是指各种文明因素的交流渗透经过了长期的努力。
有些史家将“希腊化”文明的起点定于亚历山大之死，但从文明交流的角度看，亚历山大东侵之始，即是希腊文明与其他古代诸文明的大规模碰撞之始。公元前334年，应是“希腊化”文明的发韧之明。亚历山大东侵的目的表面上是报波斯侵略之仇，或许还为了解杀父之恨（据传腓力被刺与波斯人有关），但实际上却是到东方掠夺财富。他临行前的倾囊赠予和对波斯金库的抢劫，就是这一动机的很好说明。只是随着征服的扩大，帝国的逐步建立，他才感到要想征服、统治这广袤之世界，就必须对形形色色的当地民族作出让步。征服是目的，让步是手段。但让步在客观上造成了不同民族文化上的交流融合。亚历山大到埃及以阿蒙之子法老自居，在波斯接受威严赫赫的宫廷礼仪、服饰，在中亚娶当地贵族女子为妻，在印度向裸体智者求教，在苏萨举行希腊——马其顿将士与东方女子的集体婚礼，在欧皮斯为希腊、波斯两个民族的和谐友好祝酒祈祷，其目的就是要使自己的统治地位得到当地民族的认可。10年远征，西起地中海，东到印度河的大帝国的建立，标志着希腊文明与埃及、巴比伦、印度等东方文明交叉碰撞格局的形成。只要这种格局不变，交流、渗透乃至新文明的诞生将成必然。
公元前3世纪是希腊化文明的形成期。在亚历山大帝国废墟上建立起的托勒密、塞琉古、马其顿王国以及后来从塞琉古王国分离出去的拍加马、巴克特里亚，这时进入了稳定发展、相互竞争的“治天下”时期。希腊文明与当地文明交流的渠道进一步开通，希腊化世界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文化生活都呈现出了混合主义的特征。
希腊化诸王国与亚历山大帝国一样，实行君主制统治。各王国建立之初，似乎要抛弃亚历山大的“东方化”政策，这些王国恢复了古朴的马其顿宫廷传统，着马其顿服装，也不要求臣民行匍匐礼。但实际上，他们的专制程度比亚历山大有过之而无不及。亚历山大时，马其顿将领们还敢向他公开表示不满，亚历山大要处死叛逆分子，还须召开将领会议审判。（注：参见阿利安：《亚历山大远征记》，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29～136页，第185页，第113页。）到此时，这种情况已不可能再出现了。经过几十年几代国王的苦心经营，到公元前3世纪后期，希腊化王国的政治制度臻于完备，王权神化、王位世袭、二王共治、内部通婚、王友集团、希腊—马其顿人居统治地位、行省城市分而治之是其基本特征。王权神化是东方君主制的一大特色，但希腊—马其顿人对此观念并不陌生。在希腊人看来，神人同形同性，神除了永生不死外与人没有多大区别，在希腊早就有将伟人视为神的先例。（注：斯巴达的统帅吕山德、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叙拉古僭主狄奥尼苏斯和狄昂都曾被给予神的光荣。Plutarch,Lysander.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N·G·L·Hammond,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C,Oxford,1984.P650;Plutarch,Dion;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VII,1954,P13）亚历山大的父亲腓力自认为是赫拉克力斯的后裔，亚历山大也坚信自己的神性。因此，这些自封为亚历山大继承人的将领们登上王位之后，很快就接受了东方的王权神化观念，建立了以此为目的的国王崇拜、王朝崇拜。托勒密一世先为亚历山大设立官方崇拜，有专门的祭所与祭司。托勒密二世不仅宣布死去的双亲为神，而且将自己与妹妹王后称为“兄妹神”（注：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Vii.Part I.1984,P97），塞琉古王朝的安条克三世也为他本人、王后及祖先建立了国王崇拜。（注：M·M·Austin,The Hellenstic Word form Alexander to the Roman Conquest,Cambridge.P262～263）拍加马的国王与王后生前受崇拜，死后称为神。马其顿受东方影响较少，也把国王与神等同。巴克特里亚及后来统治印度的希腊人国王把自己与希腊神或印度神相联系。希腊的宙斯、阿波罗、赫拉克力斯、雅典娜，印度的太阳神苏利耶、湿婆的神牛、大象甚至佛陀的标志（注：M·Edwards,East-West Passage.London,1971,P19）都出现在他们的币上。对于地方的控制，这些王国基本延续了当地传统，托勒密朝实行州、县、村三级管理，塞琉古王朝与波斯朝一样，对地方分权治之，巴克特里亚、印度的希腊—马其顿国王只直接控制行省。建立希腊式城市是希腊化国王统治的一项重要举措。塞琉古朝因统治地域最大，难于控制而建城尤多。这些城市是国王治下的行政单位，表面上的城邦外壳（议事会、公民大会等）并不能掩盖它受国王左右的实质。各王国的统治网中，希腊—马其顿人居绝对统治地位，当地人只有在文化上希腊化了，才有可能担任一些重要的地方官职。王位世袭，长子继承，昔日的马其顿选举制度名实皆亡（唯马其顿王国偶而走点形式）。为保持血统的纯洁，各王朝实行内部通婚，托勒密朝、塞琉古朝甚至把在埃及、波斯、小亚细亚早有传统的兄妹婚引入宫廷。为了更有效地控制庞大的王国，也为了使王位继承人真正得到王位并积累统治经验，各希腊化王朝还吸收了埃及的“二王共治”制，即将继承人或王后定为共治者，父子、夫妻均为或实际或名义。王友集团源于腓力、亚历山大时代的战友(Hatairoi)。各王国建立之初，马其顿武夫们急需各方面的人才。希腊大陆的衰败，东方帝国的建立，使原城邦的一部分人纷纷出走，追名逐利。一方需，一方求，王友集团(Philoi)应运而生。他们先为临时录用，后来成为固定的官僚阶层。军队是希腊化王朝统治的支柱，其主力由希腊—马其顿人组成。军队的将领常担任地方行省的总督。军队中不乏当地人参加，这是兵源不足之故。塞琉古王朝军队中有一半是亚洲人，托勒密朝军队中有1/3是埃及人与利比亚人。（注：V·Ehrenberg,The Greek State.Oxford,1960,P225)从以上所述不难看出：希腊化时期的政治制度与古时期的城邦制度相去甚远，与具有军事民主制遗风的马其顿王权和传统悠久的东方君主制形式有所似又有所不似，实际上是这三种因素的有机结合。
希腊化时期的社会经济也呈现出两种文明传统的交错现象。一方面，希腊化诸王继承了东方原有的土地制度。土地在法理上归国家也即国王所有，国王的所有权通过税收、贡赋等形式确认。广大农村的经济结构、生活方式没有明显的变化。另一方面，商业经济非常繁荣和活跃。商路的开通，统一货币的使用，新兴商业都市的出现，使希腊化时期的社会经济具有了国际性的意义。当时东西方商路主要有三条。北路从巴克特拉沿阿姆河一线，跨里海，抵黑海。中路从印度由海上到波斯湾，溯底格里斯河而上，抵塞琉西亚。中路还有一陆路，即从印度经兴都库什、伊朗达塞琉西亚，水陆两路汇合后再到安条克、以弗所。南路从印度沿海到南阿拉伯、经陆路到培特拉，再由北转向安条克、大马士革、亚历山大里亚等地。（注：Strabo,Geography.C·71,73.Pliny,Natural History.VI,52,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详见W.W.Tarn,Hellenstic Civilization.London,1952.P241～244）即使北路如塔恩所言从未存在过，中、南两路的存在也足以将希腊化世界连成一个整体。城市既是政治、文化中心，也是经济中心。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底格里斯河上的塞琉西亚，东地中海中的罗得斯、奥伦特河上的安条克都因商业而迅速发展，成为国际性大城市。公元前225年，罗得斯岛发生强烈地震，整个希腊化世界伸出援助之手。托勒密三世、安提克三世、塞琉古三世都慷慨解囊，赠钱捐物。（注：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7卷，台湾幼狮译本，第163页。）这是因为罗得斯城商业地位的重要使大家感到失去它的可惜。希腊化世界统一市场的存在及商业的纽带作用，由此可见一斑。经济的发展，商业的繁荣，离不开交换媒介的统一。这时主要流行两种币制。一是阿提卡制，它为亚历山大采纳，流行于马其顿本土、塞琉古王国以至远东的巴克特里亚、印度西北部，另一种是腓尼基制，流行于埃及、罗得斯以西以至迦太基、西西里。阿提卡制最为流行，实际成为国际通用货币的基础。统一市场、统一货币的形成加速了各地产品的交换和贸易范围的扩大。在亚历山大里亚的市场上，可以看到阿拉伯的香料，塞浦路斯的铜，印度的金、胡椒，不列颠的锡，努比亚的大象，北爱琴海上西班牙的银，小亚的地毯甚至中国的丝。（注：E·M·Burns,World Civilization.New York,1982,P215）商业经济的发展除仰赖于希腊化世界大市场的形成外，还得力于希腊商业冒险精神的推动。塞琉古一世曾派人考察里海海岸，调查将印度商品运往黑海的可能性。（注：保罗·佩迪什：《古代希腊人的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6～77页。）托勒密朝在公元前2世纪末开通了经江海直达印度的海上商路，马赛的希腊人彼提亚斯为探寻锡和琥珀的产地，沿大西洋海岸北行，几乎到达北极圈。他带回了关于那些地区居民、生产、市场的报告。（注：Glotz,Ancient Greece at Work.1926,P375～376）这些探险的主要驱动力就是追求商业利益。当然这一时期的经济属于消费型或奢侈型，本质是为希腊—马其顿人为主的上流社会服务的。它没有先进的生产力为先导，也不可能带来生产方式的变革，但它毕竟构成了希腊化时期社会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
作为“希腊化”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混合因素最为明显。希腊人对名目繁多的东方神祗欣然接受，或把他们与希腊神等同，或赋予其新的功能与特性，作为与当地人共同崇拜的对象。托勒密朝创立的萨拉皮斯崇拜，就是从埃及的奥西里斯—阿皮斯崇拜发展而来，他的塑像显示了埃及神奥西里斯与希腊神宙斯、哈得斯的特征。（注：M·Hadas,Hellenistic Culture.New York,1992,P189）阿育王曾派人到5个希腊化地区传播佛教。（注：崔连仲等译：《古印度帝国时代史料选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88页。）在印度为王的希腊人米南德竟皈依了佛门。（注：《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2卷论集部《那先比丘经下》记米南德向那先探讨佛教奥义后，“欲弃国去而行道”。他是佛经上唯一留下名字的希腊人。）巴比伦的占星术，在公元前2世纪传遍了地中海地区。犹太教的“弥赛亚”思想也在埃及、叙利亚、小亚产生。埃及的伊西斯女神传到希腊本土。这一时期的科学成就辉煌，主要原因就是希腊人吸收了东方的研究成果。巴比伦的天文观测资料与观测手段，六十进位制，埃及的几何数学，印度的草药都为希腊人采用。造型艺术虽以希腊为主，但东方式的柱头、拱形结构也应用于希腊式的建筑中。犍陀罗艺术以希腊雕塑艺术之形表达印度佛教之神，更是希、印艺术与宗教的巧妙结合。哲学上斯多亚派最为流行，但唯其“更少希腊性”（注：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19页。）。它的大师多来自东方不能不令人猜测他们受到了巴比伦“天人对应”观与占星术思想的影响。文学上出现了一批用希腊语撰写本国历史的当地人学者，他们的编年体式著作给希腊化史学思想增添了新的血液——历史感。多元显然是希腊化文化的主要特征。
文化上的多元如同政治制度、社会经济上的多元一样，源于希腊化世界的多元构成，然而多元并不意味着诸元均等。以文化为例，在宗教、科学以外的文化分支中，希腊文化的因素（特别在形式上）明显占着主导地位，而且文化的创造者绝大多数是希腊人。以地区为例，埃及与西亚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都更具希腊化文明的特征。此外，多元并不意味着各种文明因素的杂然堆积。它们构成的文明混合现象固然因时因地有较大的差异，但统一性还是明显存在。政治上，马其顿、东方、希腊城邦三流合一，希腊—马其顿人占主导地位的统治机制；社会经济上世界性商业贸易与农村原有经济结构的并存；文化上希腊因素为主的文化形式以及内含于诸文化领域中的混合主义、世界主义与个人主义；（注：这里的世界主义与个人主义是相对于古典时代狭隘的城邦主义和公民集体意识而言，参见拙作《论希腊化文化的多元与统一》（载《世界历史》1992年第3期），这里不再就此展开论述。）就是这种统一性在外在形式与内在精神上的具体体现。它标志着一个新文明即“希腊化”文明的诞生与形成。这个文明在地域范围和内容形式上与以前的希腊古典文明和东方诸文明均明显不同，然而这些文明的交叉渗透却是它赖以产生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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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不会孤寂存在，“希腊化”文明也不例外，它在本身形成发展的同时，同样与周边世界其他文明发生了联系。如果把“希腊化”文明的范围限于希腊—马其顿人长期直接控制之地，那么西地中海的罗马，黑海地区的博斯普鲁、斯基泰人，小亚的本都、俾提尼亚、卡帕多西亚、亚美尼亚，里海东南的帕提亚，东亚的中国，西亚比非一线的阿拉伯、努比亚等，都是“希腊化”文明的毗邻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希腊化”文明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的规模、深度都难以与希腊化世界内部的交流渗透相比，它主要是通过和平的、潜移默化的、由近及远的、纵横交错的方式来进行。这里主要以“希腊化”文明的西邻罗马与东邻中国为例来加以说明。
罗马的西西里、南意大利从殖民时代以来就一直是希腊人的活动范围。应该说，这两个文明早有接触。罗马人是希腊人的学生，这一点连罗马人也不否认，但“教育罗马的不是旧日的希腊，而是同代的希腊主义”，（注：W·W·Tarn.Hellenistic Civilization.London,1952,P1.卡里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说：“通常以为罗马是希腊的学生，但人们经常忘了恰恰是希腊化时的希腊而非古典的希腊，才是罗马的真正老师。”M·Cary.A History of the Greek World from 323 to 146 BC.London,1972,P375）也即希腊化时代的“希腊化”文明。从公元前3世纪起，罗马开始对南意大利、西西里、东地中海征服。公元前2世纪到前1世纪，马其顿、拍加马、塞琉古、托勒密4个希腊化王国相继沦入罗马军团之手。罗马文明与“希腊化”文明发生了长期的、直接的冲突。在高度发展的“希腊化”文明面前，罗马人自愧弗如。他们采取了拿来主义，为己所用。罗马将军的个人崇拜在公元前2世纪初就已出现。（注：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Flaminlnus.1949）希腊语在上流社会风行一时，亚历山大里亚的诗歌成了罗马诗人的创作典范，雅典的悲剧、喜剧经过改编在罗马上演。罗马哲学实则是希腊化哲学的一部分，斯多亚派哲学、伊壁鸠鲁哲学都被罗马人继承发扬。罗马城出现了来自叙利亚、小亚、埃及的神祗。当然，罗马人并非机械模仿，照搬因袭，而是根据自己的传统和需要有所选择。罗马的喜剧吸收了希腊化新喜剧的情节，体现的却是罗马社会的特征。罗马采用了希腊建筑中的柱式结构，但只把其当作一种装饰。罗马人建了不少剧场，却不像希腊人那样依山兴建，而是一个独立的建筑。罗马人在军事上征服了希腊化王国，但在文化上却被“希腊化”文明所俘虏。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诗人贺拉西对此深有感触。（注：Horace,To Augustus.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P156～157）
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王国由于孤悬远东，一度被古史学家置之不顾。然而本世纪以来的考古发掘与深入研究，证明这里及他们后来统治过的印度西北部都是希腊化世界的组成部分，同样属于“希腊化”文明的范畴。（注：关于印度—希腊人的历史地位，有两种意见截然相反。塔恩认为：印度—希腊人的历史是希腊化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纳拉因则认为“是印度史的一部分”。Tarn,The Greeks in Baotria and India.Cambrige,1951年版“导言”；A·K·Narain,Indo-Greeks.Oxford,1957,P10～11）如前所述，他们具有与其他希腊化王朝大致相似的特征。巴克特里亚—印度—希腊人在这些地区3个世纪的活动在世界文明史上意义重大。正是通过他们，中国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才能在亚洲腹地相逢，尽管这种接触珊珊来迟。斯特拉波认为，巴克特里亚国王尤赛德姆斯（?—公元前196）曾向Seres 和Phryni扩展。（注：Strabo,Geography.C.516）对这两地之所指古代作家说法不一，今人多认为Seres泛指中国。Phryni，有人认为指匈奴，但匈奴此时还未发展到天山南北，离巴克特利亚尚远。故有学者认为Phryni可能是喀什—叶尔羌或和阗地区各民族的总称。（注：Tarn,The Greeks is Bactria and India.P85）这次扩展的结果使巴克特里亚得到了中国的镍。究竟它是如何得到，不得而知。按他扩展的方向与他控制的东界（弗尔干纳），巴克特里亚与中国西汉的疆域趋于接近，这可视为此地的希腊人向中国方面靠拢的尝试。公元前138年，中国的张骞受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10年后辗转到达月氏、大夏（即巴克特里亚）。此时大夏的希腊人王朝已不存在，且此地已成为月氏的藩属。张骞此行联系月氏抵抗匈奴的目的虽未达到，但他带回了关于西域诸国的第一手资料。据张骞，“大夏……有城邑，与大宛同俗，无大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其都蓝氏城，有市贩贾诸物。”（《史记·大宛列传》）由此可知，此时大夏已非统一王国，各城分立，力量弱小，但商业繁荣。这些城邑当为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统治时所建。一般认为，巴克特里亚王国亡于公元前140至前130年之间，这距张骞到达为时不远。而且1966年在阿姆河畔的阿伊·卡努姆城市遗址的发掘已证明希腊式城市的存在。（注：F·W·Walbank,Hellenistic World Glasgow,1981,P60～61）大夏位于印度与西方商路要道。此时商业贸易的继续说明它并未因希腊人转向印度而中断。张骞在大夏见到了经印度而来的中国的邛竹杖、蜀布，从而发现了中印之间早就存在的西南商路。印度西北部此时已被来自大夏的希腊人控制近达1个世纪，中国物产经印度到大夏，西北部是必经之地，希腊人对此不会无所知晓。因此，到公元前2世纪末，中国的物产已先于中国的官方使者到了希腊人的控制区域。华夏文明与“希腊化”文明已有所接触。遗憾的是张骞未能留下更为详细、明确的有关记载。可以肯定的事实是：在中国河南发现了一个属于公元前2世纪的玻璃瓶，此瓶出自亚历山大里亚，上有雅典娜的头像。到公元前1世纪，印度—希腊人肯定从中国进口了他们需要的丝绸和其他物品，因为在塔克西拉发现了这时运去的中国的玉。（注：Tarn,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P85）他们对中国也一定有所了解，并试图与汉王朝接触。第一位和中国汉朝发生直接外交关系的印度—希腊人国王是赫尔迈欧斯(Hermaeus)，他即《汉书》中的阴末赴。（注：Tarn,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P363～364）在汉使关都尉文忠的策划支持下，他从塞人手中夺取了罽宾，登上王位，臣属中国。后因拘杀汉使，汉元帝（公元前48—前33年）与之断绝关系。成帝（公元前32—前7年）时，又遣使来朝谢罪，汉仍拒之。由于失去汉的依托，不久（公元前30年左右），这个希腊人小王国就被塞人灭亡。阴末赴是印度—希腊人的最后一位国王，中国与印度—希腊人的直接交往随之结束。但希腊人与印度人在约200年的共处时间中所形成的具有“希腊化”文明特征的文化仍通过中亚不断地进入中国。塔里木是两个文明的交汇之处。公元初的3个世纪，这一带出现了印度的佉卢文书和希腊神像图案的印章。甚至在一木牍文书的封泥上出现了汉文篆字与西方式头像并列的两个印记。（注：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华书局、上海书局1987年版，第63页。）这些希腊式神像与汉佉卢文一定是印度的商人或定居者带到此地的。另外，汉佉二体钱（又叫和阗马钱）也在此地发现，这种钱币以大夏—印度—希腊人的币为原型，一面汉文表明币值，一面佉卢文，表明王号、王名。佉卢文一面上多走马、骆驼图形，也有人物形象。有的汉佉二体钱显然是二次打压而成，有几枚即是从赫尔迈欧斯铜币的仿制口上再次打压的。（注：详见姚翔民编译：《和田汉佉二体钱》，月氏：《汉佉二体钱（和田马钱）研究概况》，均载《中国钱币》1987年第2期。）这种以希腊式钱币为原型的汉佉二体钱反映了中国、印度、希腊三种文明的汇合。塔里木还是犍陀罗艺术传入中国的窗口，斯坦因在此地发现了许多具有犍陀罗艺术特征的木雕、石雕、地毡、绘画。在罗布泊，他发现一块地毡上有希腊神赫尔墨斯(Hermes)的图形。有的地毡的边饰是希腊古典式的，中间却是有翼马的图案，而有翼马的图案在汉代雕刻中常见。这是中、希艺术混合的典型例证。在吐鲁番，斯坦因发现死尸的口中含有金币。置小钱币于死者口中是希腊人的古俗，类似现象在阿姆河外的游牧人遗骸中，在汉代匈奴古墓中均有发现。（注：R·L·Fox,Alexander the Great,London,1973,P490.林干编：《匈奴史论文选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19页。）从希腊到中国，东西方文明交流“路漫漫其修远兮”，但最终还是得到实现。这是中希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张骞的凿空，亚历山大的远征同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匈奴为古代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与汉王朝或战或和，关系持续了约300年。本世纪20年代，俄人科斯洛夫在外蒙诺颜山汉代匈奴古墓发掘中，不仅发现西汉末出自长安的漆耳杯，东汉时的毡子、丝织衣服，而且有希腊式的织物和图案。（注：W·P·Yetts,Links Between Ancient China and the West,Geographical Review,Vol.XVI,1926；林干：《匈奴墓葬简介》，均见《匈奴史论文选集》，第375～412页。）从历史上看，匈奴与大夏—希腊人似无接触，但它在公元前176年左右打败月氏后，曾一度控制过塔里木盆地，与康居、乌孙关系频仍。这两地都是大夏—希腊人的近邻，匈奴有可能通过这一带的游牧民族而得到希腊式物品的。中国的、希腊式的物品在北蒙古相遇，足见文明的渗透力之深。
公元前30年左右，苟延残喘于埃及与印度两端的希腊化王朝戏剧性地同时结束。“希腊化”文明作为一个实体不存在了，但它余韵犹存。如同它融汇以前欧亚非诸主要文明的遗产一样，它对后世的东西方文明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罗马、帕提亚、贵霜、中国这几大文明的此后发展中都可探寻出它的痕迹，只是有的含混，有的清晰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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