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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文学六十年代轰轰烈烈的“爆炸”使之阔步走向了世界。七八十年代涌现的“爆炸后”文学的“小字辈”也显示了他们的实力和水平。进入九十年代后拉美文学的现状又如何呢？这里仅据掌握的情况综述如下。
卡洛斯·富恩特斯的“宏伟计划”
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1928-)是当前拉丁美洲著名多产作家之一。自出版第一部作品短篇小说集《戴假面具的日子》(1954)和第一部长篇小说《最明净的地区》(1958)后，至少已有10部长篇小说、5部中篇小说和3部短篇小说集问世。此外还有三个剧本，五本文学专著或文学评论集。他的造诣，他的成就，他的学识和他的多才多艺，早已使他闻名遐迩，不仅为拉美文学界所公认，而且亦为世界文坛所瞩目。他曾先后获得西班牙“简明丛书”文学奖(1967)、委内瑞拉“罗慕洛·加列戈斯”国际小说奖(1977)、墨西哥“阿尔本索·雷耶斯”文学奖(1979)和西班牙“塞万提斯”文学奖(1987)，以及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授予他的名誉博士称号。几年来，他连续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成为世界范围内获得这一殊荣呼声最高的作家之一。
如今，他虽已年逾花甲，但宝刀不老，依然精力充沛，雄心勃勃。据悉，目前他还在致力于他的小说系列《时间的年龄》的创作。批评家称之为“一项宏伟的计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富恩特斯说：“时间是把我的文学作品连接起来的关键因素。我想象了它，我用一个总题目《时间的年龄》把我的作品串联起来，总共有数十个题目，其中14个已经完成。这是一部《人间喜剧》，在历史上早有先例，不足为奇。”他说的先例，自然是指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包括90部长篇、中篇、短篇和随笔集，被称为“一部伟大的作品”）。富恩特斯的《人间喜剧》虽然不如巴尔扎克的恢宏，但作为一项包括几十部作品，而且多为中长篇小说的创作计划，也够伟大的了。
富恩特斯今年六十六岁，他宣布在有生之年实现这项计划颇为引人注目。
富恩特斯感到时间紧迫，总担心完不成他的计划，心情既快乐又痛苦。几年来他一直在争分夺秒写作。他的近作《甜橙树》是一本中篇小说集，包括五篇作品，即《两岸》（借助西班牙征服者、远征军司令埃尔南·科尔特斯的译员阿吉拉尔之口，描述了征服墨西哥、攻占墨西哥城的情景）、《征服者之子》（通过科尔特斯的两个儿子大马丁和小马丁的讲述和交谈，揭露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勾心斗角与争权夺利）、《两个努曼西亚》（用多人称、从不同的侧面或角度描述了西班牙和罗马帝国在曼努西亚之役中势不两立的争斗）、《阿波罗与妓女》（以嘲弄的笔调描写一个现代的美国人在墨西哥名城阿卡普尔科逗留时的遭遇）、《两个美洲》（采用日记形式追述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和返回旧大陆的情形）。五篇作品各自讲述一个不同的故事，但是彼此有着内在的联系。其联系的纽带就是那棵橙树。它既具有象征意义，又是贯串五篇作品的线索。富恩特斯的新作《迪安娜》的出版，使作家深受鼓舞。小说印数达15000册，非同小可。它写的是著名女演员迪安娜·索伦既美丽又孤独、时而坚强时而脆弱的一生，是她的热情和理想把她推向了人生的终点。评论家说：“在对幸福的追求中，人物找到了情人的天堂，即时间的永恒，同时也找到了他们的地狱，即永恒爱情的短暂。”全书分为38章，各章无题，长短不一。长者数千言，短者几百字。各章的叙述，交替使用单数和复数第一人称，从不同角度叙述主人公的家世、经历、幸福、遭际及社会事件等，表现了作家不囿俗套、尝试新的表现形式的精神。
加西亚·马尔克斯新作联翩而至
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1928-)不仅是著名小说家和新闻工作者，而且是有名的文艺评论家、散文作家、电影工作者和社会活动家。他获得的奖项相当多：哥伦比亚作家与艺术家协会奖(1955)、美国“埃索”石油公司主办的“埃索”长篇小说奖(1961)、委内瑞拉“罗索洛·加列戈斯”国际长篇小说奖(1972)、古巴新闻工作者奖(1977)、诺贝尔文学奖(1982)等等。他是一位多产作家，迄今为止已出版长篇小说七八部，中篇小说四五部，短篇小说集五六本，以及众多的电影脚本、报告文学、文艺评论集和大量散载于报刊上的各类文章。《百年孤独》(1965)、《家长的没落》(1974)和诺贝尔文学奖使他成了全球性的风云人物。
获得诺贝尔奖后，他没有高枕而卧，而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1982年后出版《霍乱时期的爱情》(1985)和《迷宫中的将军》(1989)；进入九十年代后又相继推出两部作品：一部是风格独特的短篇小说集《十二篇异国旅行的故事》(1992)，另一部是具有悲剧色彩的长篇小说《爱情和其他魔鬼》(1994)。前者的十二篇小说是在出版前的十八年间陆续写成的，表现的是旅行或侨居欧洲的拉丁美洲人的生活和境遇，其主题主要是孤独和死亡。在这些短篇中，人物的命运往往十分悲惨。《圣女》写的是一个死去11年的小女孩。《17个中毒的英国人》写了17个因中毒而不幸丧生的英国人。《北风》中的看门人绝望地系绳自缢，那个受胁迫的男孩为死里逃生而跳车跌入悬崖丧命。《似水的光辉》中37个小学生溺死在一幢五层楼上。《玛丽亚·多斯·普拉塞雷斯》中女主人公是个年逾古稀的妓女，早已丧失女人的魅力，独居楼中不堪凄凉。为了求得一时快乐，她和一个老头儿暗中往来；为排解心中的烦闷，她养了一只狗，并加以训练，好让它以后及时去报告她的死讯，并能到坟上为她哭泣。《我只想来这儿打电话》中的女演员途中车子出了毛病，为给表演魔术的丈夫打电话而搭上一辆过路的汽车，结果被送进精神病院。值班人不容分辩，硬把她作为精神病人看管，使她受尽折磨，最后丧失理智，成了真正的精神病患者。《一路顺风，总统先生》中的马提尼国总统流亡日内瓦，由于病魔缠身而面临死亡的威胁。为了治病他不得不变卖仅有的首饰。他到处遭到冷遇，且毫无安全感，只有他的一个好心的老部下肯帮助他，承认他的尊严。作者怀着深切的同情表现他的这些同胞的命运。在对人生的审视和对死亡的探索上表现了他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这部作品中的故事，虽然不像《百年孤独》那么多姿多彩，神奇之至，但是异曲同工，仍然不乏魔幻色彩。《八月的鬼怪》中的客人原本睡在楼下新装修的房间里，第二天早晨醒来却发现躺在最高层那个房间里，那是过世的主人杀死情妇的地方，本来干燥的血迹居然变成了浸透床单、依然温热的鲜血，如此等等。这些亦真亦幻、扑朔迷离的描述体现了作者一贯的创作倾向——令人难以置信的魔幻现实主义。
《爱情和其他魔鬼》的故事发生在哥伦比亚某海滨城市。主要人物西埃尔瓦·玛丽亚为庆祝她十二岁的生日随女佣人去市场买一串铃铛，不料被闯进市场的疯狗咬伤。由于伤势不重，全家人都没在乎。但此事传入教区神甫耳中，他立刻召见孩子的父亲，劝他把女儿送进修道院，并准备为她“驱邪”。理由是她已被魔鬼缠身。玛丽亚于是被关进修道院的单人牢房，经受着肉体的精神上的非人折磨。后来对她举行“驱邪”仪式时，让她赤身裸体躺在石台子上，神甫的大叫大嚷吓坏早已孱弱不堪的小女孩，终于使她在交织着幻想的恍惚状态中死去。小说以令人信服的描述对那个时代盛行的迷信思想、落后风俗和愚昧的宗教观念做了无情的嘲讽和鞭鞑。在表现手法上，作者也采用了一些魔幻描写，如写小女孩的头发从来不剪，如果不是每天编成辫子在脖子上绕许多圈儿，她连路也走不得了。她死后人们发现，她那被剃光的头上，“头发根儿像气泡一样突突地冒，眼看着往上长。”再如，小女孩进了修道院后，“有一头猪说过话”，“六只公鸡的叫声像一百只”，“花园充满了生机，有些花的大小和色彩亦真亦幻，有些花的气味难以忍受”等。在语言方面，作者刻意追求质朴淡雅的基调，舍弃了那些娇揉造作的形容词和那些过分雕琢的比喻，采用了一种符合历史的风格，使之更加和时代气氛水乳交融。
目前加西亚·马尔克斯还在写回忆录，准备写够350页就出一卷。他将不按时间顺序叙述，而是按题材的异同铺陈展开，如童年、记者生涯、朋友等等，这样陆续写下去，直到把他一生的故事讲完。
巴尔加斯·略萨时来运转在当代拉丁美洲文学界，人生道路最坎坷的恐怕要算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1936-)了。他还没有出世父母就离了婚；几乎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进军校接受严酷的军事训练，饱尝纪律森严的军校生活的滋味。但是这段生活经历成了他后来创作他的名著《城市与狗》(1962)的素材。在这部小说中，他无情地揭露了军事当局的腐败、人与人之间弱肉强食的关系和士官生的黑暗生活。小说一举赢得好几项文学奖。可是由于作品触怒了秘鲁军事当局，一千多册书在军校被当从焚毁，略萨也被宣布为“秘鲁的敌人”。年轻时，略萨和胡利娅姨妈相爱，与之私奔，结果吃尽众叛亲离的苦果；二人虽然结成眷属，但最终还是离异分手。五年前，他雄心勃勃地竞选秘鲁总统，由于“寡不敌众”而被日本后裔滕森击败。但近几年来，他得到幸运之神保佑，终于时来运转。1993年他出版了两部作品：回忆录《如鱼得水》和长篇小说《安第斯山的利图马》。后者获得了金额高达38万美元的西班牙“普拉内塔”小说奖。1994年他更是多喜临门：这年7月他取得西班牙国籍，从此摆脱了总是使他备感恼火的种种麻烦和不快；不久后他被授予西班牙皇家学院院士称号；他在西班牙《国家报》上发表的文章专集《向自由挑战》出版；年底，他荣获西班牙语世界声誉最高的塞万提斯文学奖。获奖后他对记者说：“作为获奖者，我很激动……西班牙给了我许多荣誉，支持和鼓励我的写作活动，这对我至关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是我从1958年去巴塞罗那出版第一本书时开始的文学历程中最辉煌的时期。”
他的新作《安第斯山的利图马》是以秘鲁激进的“光辉道路”游击队的活动和山区盛行的野蛮宗教信仰为背景创作的，具有很强的纪实性。
在艺术上，小说采用了多种表现手段，如设问、对话、内心独白、改变人物活动舞台、变换时空、叙事线索平行或交叉等，再次证明巴尔加斯·略萨拿手的结构现实主义是一种反映现实生活的成功的创作方法。在人物性格与形象的刻划方面，小说也有其特色。如朴实、热情、善良、钟情的青年托马斯，忠于职守、不畏难险的队长利杜马，知识渊博、乐于助人的人类学家斯廷森，狡诈、圆滑、助纣为虐的酒店老板迪奥尼西奥夫妇等等，都塑造得真实、生动、丰满、可信。鉴于小说表现的具有时代特点的内容和运用的多种现代表现技巧，被认可是当前拉美文坛颇具代表性的优秀作品之一。
罗亚·巴斯托斯完成三部曲
奥古斯托·罗亚·巴斯托斯(1917-)是当代乌拉圭最重要的作家，以其名著《人子》(1960)和《我，至高无上者》(1974)为拉美文学的崛起做出了贡献。1989年获塞万提斯文学奖。目前，他侨居法国，作为流亡者在那里孜孜不倦地坚持文学创作。他于1993年出版第三部小说《检查官》。这样，他几十年苦心经营、执着写作的长篇小说三部曲终于大功告成。
《人子》、《我，至高无上者》和《检查官》都是面对现当代巴拉圭的政治社会问题，把抨击的锋芒指向为民族、为国家带来沉重灾难的独裁统治。《人子》以巴拉圭和玻利维亚之间持续三年之久的格兰·查科战争(1932-1935)为背景，描写了巴拉圭人民付出的巨大牺牲：一方面描述一场场激烈战斗的场景，一方面把人民的苦难付诸笔端，对暴政进行了无情的谴责，再现了巴拉圭人民近百年来遭受的压迫、战乱和其他不幸，及其对解放和自由的渴望。作品巧妙地采用神话和象征，从不同的角度刻划人物性格，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和乡土气息。其生动有力、开放式的叙事结构为当时的拉美文学带来生机，被称为一部“真正的史诗。”《我，至高无上者》以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即统治巴拉圭长达26年的独裁者弗朗西亚为原型，以独裁者写的或口授的记录即所谓的“国家文件”（简报、审理记录、会议通知等）为主线写成。同时不断插入独裁者与秘书的谈话要点，另外还有一个无所不知的叙述者出面解释小说，再加上一个“编纂者”的注释、引文和补充，就使得作品的结构像迷宫一般。在表现手法上，作者采用意识流、内心独白等手段，提示人物复杂、病态的内心世界。小说被认为是拉丁美洲70年代最优秀的反独裁小说之一。《检察官》写的是一位巴拉圭流亡者在法国大学任教的故事。作品以近似书信体的文字满怀感情地讲述了主人公的生活。小说在叙述主要故事的过程中常常插入长篇题外话，试图探索主人公的身世和在他身上表现的道德内容：最重要的是关于流亡问题的思考。“流亡把他引向精神失常，为非作歹，以及政治上的发疯，直至精神上和肉体上的自杀。”小说表现了一位富有责任心和爱国心的作家对民族及其历史与命运的关注，对国家长期处于独裁统治下的历史进程的不满和谴责，同时反映了作家在现代社会中的处境：他被抛在一个角落里，受到冷落，被迫流亡。流亡成了每天的悲剧，使他渐渐疏远了祖国的语言和生动的文化，丧失了对本国现实的了解和同读者的联系，留给他的只有对历史的追忆和对往事的回顾。评论界普遍认为，“这是一部容易理解的作品，对拉美文学的传统来说，是一部值得注意的佳作，因为它不但提出了流亡作家及其创作应担负的社会政治责任问题，而且指出了写作和现实、思想和行动之间的脱节问题”，“是作者为表现复杂的棘手的问题所做的成功尝试”，“他创作了一部正直的、忠于他的忧国忧民思想的作品。”
除了《检察官》外，巴斯托斯还出版一部为纪念美洲新大陆发现五百周年而写的小说，即《海军上将的不眠之夜》(1992)。作品的主人公是著名航海家、新大陆的发现者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巴斯托斯笔下的海军上将哥伦布是个十分特别、十分固执的人，除了他的计划，别的任何事情他都置之度外。为展示发现美洲的伟大历史事件和哥伦布本人的奇特经历，作者采用了多角度的叙述形式；讲述者有作品的创作者、有隐士、史料编纂人、评论者等。在小说结束时，赫罗尼莫教徒拉蒙·帕内讲述了一个印第安妇女如何用自己的乳汗喂养哥伦布，使之脱离高烧和昏迷状态的感人故事。上将也是讲述者之一。他用的语言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寓意。这是作者赋予他的语言。在患病时，他经常抱怨自己缺乏用来表达新事物的词语。面对一个新发现的世界，作者让他讲的语言充满生动的比喻。他原本讲的是一种混杂着意大利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的语言，现在让他讲的是单一的美洲西班牙语。在这个意义上说，作家就成了一个复制者，他借助哥伦布之口讲述了发现新大陆的壮举。小说描写的是历史事件，采用的笔调自然是追溯，通过文学形象和语言手段展示历史事件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同时表现了两种不同的文化（西班牙文化和美洲文化）的猛烈撞击和融合。
女才子伊莎贝尔·阿连德
伊莎贝尔·阿连德(1942)是八十年初登上文坛的智利女作家。她的成就愈来愈引世注目。她的第一部小说《幽灵之家》(1982)出版时曾轰动文坛，小说通过两个家庭四代人的恩怨纠葛的描述，生动再现了一个拉美国家从本世纪初到七十年代初的风云变幻，被称为一部气势恢宏的全景式小说。第二部作品《爱情与阴影》(1984)再次展露这位女作家善于讲述故事和刻划人物的才能；第三部作品《月亮部落的夏娃》(1987)描述女主人公从一个受歧视的私生子成长为一位有名的女作家的不平凡的经历。小说采用了“双线并行，互相交叉”的结构形式，把一个个或缠绵、或荒诞、或惊险、或可笑的故事讲得有条不紊。由于她的风格类似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故她被戏称为“穿裙子的加西亚·马尔克斯。”
但是，对“魔幻现实”，伊莎贝尔·阿连德有自己的感受。1994年4月她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认为自己的生活中有许多魔幻现实因素。我来自一个这样的家庭，老祖母是个非常聪明的老人。在生活中我简直难以分辨哪些是魔幻，哪些是现实，我觉得魔幻交织在一切事物之中。我像上帝一样生活在一个魔幻世界里……”她的创作也许受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或启发，但是拉丁美洲的现实本身的魔幻性对任何一个敏感的拉美作家来说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指出的那样，“我们生活在这样一块大陆上，这里每日每时的现实生活全都和神话羼杂。我们诞生和生活在一个虚幻的现实世界上……拉丁美洲的生活就是这样，即使是最平常的生活也光怪陆离。这是一块放浪形骸又极富想象的土地，因孤独而耽于幻想和种种错觉的土地。我们的作品在表现这种神奇的现实时是真实的。”（1982年1月对苏联《青春》杂志记者的谈话）。事实上，面对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采用魔幻现实主义方法写作的作家相当多，其中有年老的也有年轻的，很难说谁受到谁的影响。如果说在对拉丁美洲具有魔幻色彩的日常生活和现实的感受与认识下他们在创作上自出机杼、不谋而合，也许更确切些。
目前，伊莎贝尔·阿连德旅居美国加利福尼亚洲。她还是从那块默默无闻的流亡之地闯入文坛，引人注目的。流亡为她带来客观地思考、观察和认识现实的条件及创作的动力。正如她自己说的，“如果不离开智利，就不能有《幽灵之家》和《爱情与阴影》的问世；如果没有在委内瑞拉加勒比海边13年的流亡经历，就不会构思出《月亮部落的夏娃》和《月亮部落的夏娃故事集》。现在，又是加利福尼亚的生活使我能够写出《无限的计划》(1991)。”
《无限的计划》主要写主人公格雷戈里·里夫斯坎坷不平的人生经历及其一家的故事。幼年他和父亲坐一辆旧卡车流浪四方。因父患病，全家在洛杉矶东部的墨西哥人聚居区定居下来。其父死后，他不得不自谋生计：他半工半读、擦皮鞋、当脚夫、在罐头厂做工，成年后在朋友的帮助下上了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攻读法律后取得律师资格。因不满家庭的恶劣环境而奔赴越南战场，但是战争和密林像人间地狱，使他经受了一次精神危机。后回国当了律师，开办律师事务所，经过几年努力，终于上升为中产阶级。但是他的内心却陷入忧郁、孤独、恐惧不安的状态，不得不接受精神治疗。病愈后，又经过不懈的努力，五年后重新找回了失去的心灵上的平静和安宁，几十年苦苦追求的爱情也如愿以偿。他的一生饱经磨难，充满冒险，心头经常燃着生与死、爱与恨的火焰。他是一个深深地打着现代社会和时代的烙印的人物。以这个人物为中心，作者还刻划了其他许多人物形象。如性格热情、勇敢、坚强、独立、充满幻想、喜欢过漂泊生活的卡门·莫拉莱斯，理想主义者塞勒斯，怀疑论者杜瓦内，女权主义者琼加，江湖医生奥尔加，和里夫斯的父亲卡尔斯等。卡尔斯是一个性情古怪的奥地利移民，自称是神学博士，靠一条盘在脚下的蛇和一只挂在头上的桔子宣讲其“无限的计划”。所谓“无限的计划”，是卡尔斯的一种宗教信仰，是他提出的一种哲学体系。根据这一体系，任何事情也不是凭空产生的，一切事物的产生都符合一项普遍性的计划。在“无限的计划”规定的事物的等级中，卡尔斯居最高位，这使他在信徒们的眼睛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是天意和神谕的宣传者和贯彻者。而他的信徒都要受到“无限计划”的支配，都处在相应的位置上。按照这个计划，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打算，但是如何实现自己的打算却心中无数，所以他们难免要碰钉子，走弯路，甚至会误入迷途。小说中的某些人物在走出迷宫找到自己的幸福之前都曾经受过迷茫、颓丧、愤怒和绝望等等精神上的折磨。
伊莎贝尔·阿连德的每部作品都有一定的自传成分，或和她的生命的某个阶段或和某个亲人有联系。《无限的计划》也不例外。小说的主人公里夫斯的原型就是她的丈夫。正如她自己所说，“里夫斯确有其人，他就是我丈夫。当然小说进行了文学虚构，但原型是他。同小说中的里夫斯一样，在现实生活中我丈夫也有一位女友，她叫卡门。他们每天打电话聊天。”
尽管伊莎贝尔·阿连德文学功底深厚，艺术技巧训练有素，但是批评家认为她始终未能深入她的人物的内心世界，对人物性格的挖掘缺乏深度。一个重要原因是她把作品的故事安排在陌生的美国，她对那里的人和事不够熟悉，而且创作的素材几乎全部来自第二手材料。所以从哲学体系的创始者查尔斯到那个亚洲的讲述者（一位数学魔术师），许多人物都显得刻板，千人一面。聚居美国的墨西哥人，或者善良得像天使，或者歹毒得像恶魔；越南的村民全都那么粗鄙、敦厚、热情、慷慨，而美国的白种女人却都那么可恶可憎，没有一个好的，她们的儿子也都是堕落的痞子、无赖。
虽然存在着诸种不足，但是在反映定居美国的拉美移民的困苦生活、表达那些沉默的人的心声等方面，这部小说仍不失为一部好作品。
综上所述，在今日拉美文坛上，居支配地位的依然是为拉美文学的崛起立下汗马功劳的老一代作家。他们的资格、声誉和成就占有不可压倒的优势。他们不断推出新作，和其他作家一道使拉美文学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有评论家在考察了拉美文学的现状后指出，拉美文学有可能再度发生“爆炸”。这也许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