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生态·
广西石漠化地区土地利用空间变化的生态风险研究 *
谢 玲1， 2， 3，邓晓军4，卢月燕1，严土强1，李孝坤5※
(1.广西师范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桂林 541004； 2.广西师范大学，岩溶生态与环境变化研究广西高校重点实验室，桂林 541004； 3.新疆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乌鲁木齐 830046； 4.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杭州 310018； 5.重庆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重庆 401331)
摘 要 [目的] 利用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广西轻度及以上石漠化的69个区/县土地利用数据，分析其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点，揭示其变化对该区域土地生态风险的影响。[方法] 基于GIS支持，采用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度、土地转移流、土地生态风险指数(RSI)等对研究区土地生态风险的异质性特征进行定量分析。[结果] (1)2000—2015年广西石漠化地区土地利用动态度呈逐渐增大趋势，土地利用动态度变化，反映出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较频繁。(2)耕地、林地、草地、建设用地4类用地转移的数量与方向决定着广西石漠化地区土地利用变化的特征。(3)2000—2015年广西石漠化各区/县土地生态风险程度略微增大，南部的贵港、南宁是生态重警区，研究区的土地生态安全有待进一步改善。(4)土地生态风险指数与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活跃程度呈正相关。[结论] 研究区未来土地利用，应进一步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高土地利用综合效益。
关键词 石漠化 土地利用 时空变化 生态风险 广西
0 引言
土地资源生态安全是指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土地生态系统能保持其结构与功能的健康、平衡、可持续状态，并为社会经济与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稳定保障[1]。因此，土地生态安全是土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和基石。人类对土地利用的方式和变化，直接影响着土地生态系统的健康[2]，尤其岩溶强烈发育的喀斯特地区，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石漠化便是其土地生态系统破坏的表现形式之一[3-4]。研究土地利用变化对土地生态安全的影响，为进一步实现土地生态系统的平衡、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具有重要意义[5]。广西区位于我国西南喀斯特地区，属于世界三大连片岩溶发育区之一的东亚片区中心，是世界上面积分布最大、发育最为强烈的一片[6]。该区石漠化(轻度石漠化及其以上)土地面积多达2.729 457万km2，占广西区总国土面积的11.5%[7]。石漠化对该区的土地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出现了可耕地面积减少，水源涵养能力下降，洪涝灾害加剧，土地生产能力降低，岩溶区生态系统植被结构简单化等问题，这也严重阻碍了该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石漠化的产生与发展有自然因素的影响也受人为因素影响[8]，因此，在双重因素作用下石漠化地区的土地利用，直接关系着石漠化地区土地生态系统的安全与健康程度。石漠化地区的土地利用生态安全问题的研究，是在当前土地资源过度开发和利用、土地生态系统协调失衡背景下产生的，文章从分析土地利用的时空变化角度，探索土地空间转移变化与土地生态风险之间的关系，以揭示2000—2015年广西石漠化地区土地生态风险演变趋势，通过采取相应措施，实现土地生态环境的动态平衡。
随着人类对土地资源开发强度的增加，尤其是石漠化地区土地资源的生态风险与土地利用方式及其变化之间的关系如何，及其生态风险的量化已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前人就土地生态安全的研究在方法上多采用生态足迹模型[9]、SD[10]和CLUE-S模型[11]、景观生态模型[12]、土地利用变化测度模型[13]，构建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14]，采用主成分分析[15]、多元线性回归和主成分分析[16]、地学统计分析及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17]。研究涉及区域干旱区、沿海海岸、黄土台塬、流域、城市等，但针对石漠化地区的土地利用空间变化及土地生态风险的研究却极少，在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中，研究尺度以石漠化地区中的县域为单位，并不能代表石漠化地区土地利用空间变化下的土地生态风险演变趋势，因此该文选取广西轻度石漠化以上的区域(包括轻度、中度、重度)作为研究区，以下简称石漠化地区，对其土地利用变化和土地生态风险进行时空分析，为研究区的土地利用生态安全保护、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决策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广西是喀斯特地貌发育的典型地区，是我国石漠化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广西喀斯特地貌主要分布在桂西、桂西北的左江、右江流域，桂中的红水河、柳江流域及桂东北的漓江流域中下游，以河池、百色、崇左、桂林、南宁发育最为普遍，轻度及以上石漠化地区面积各市分别占8 277.34km2、5 574.46km2、2 791.55km2、2 742.79km2、2 410.2km2。该文所选研究区域为广西轻度及以上石漠化区域，共涉及10地市69个区县占地18.3km2。地理位置北纬23°22 ′～26°24′，东经104°26′ ～112°04′，年均气温16 ～23℃，年平均降水1 500mm，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研究区地表受红水河、郁江、柳江及其支流的强烈切割，属于黔桂溶洼、粤桂溶原侵蚀山区，岩溶发育典型，石漠化程度较深，地表出现干旱缺水，岩石裸露，植被覆盖较少，伴随水土流失、土地生产能力衰退或丧失。
2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2 .1 数据来源
该研究数据来源于中科院资源环境数据中心的广西1∶10万土地利用现状遥感监测数据库。从中共获取4期(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1km×1km土地利用栅格数据，并以中科院资源环境数据中心配套数据的土地利用类型分类系统为基准，参照GB/T21010-2007《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将广西轻度及以上石漠化地区的69个区/县的土地利用类型划分为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未利用地6类。2000—2015年分类后生成的广西石漠化地区4期土地利用现状见图1。
图1 2000—2015年土地利用现状
2 .2 研究方法
2.2.1 土地利用动态度
土地利用的相对变化度用以刻画广西石漠化地区在研究期内各地类的变化速度。该文利用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指数(K )表征研究区土地利用年变化率，即各土地类型在研究期内变化的剧烈程度。K 值越大，表示在研究期间土地利用变化程度越活跃，反之，土地利用变化程度越缓慢[14-15]。
式(1)中，K 为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U (i ，t 0)为研究区i 种土地利用类型初期面积，U (i -，t 1)为研究区第i 种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从初期至末期向其他用地类型转移的面积，T 为研究初期和末期的间隔年限。
(1)
《剡录》，宋代学者高似孙著，成书于宋嘉定七年(1214)。因高氏为嵊县本地名士[8]，从今之《真诰》书前有高氏所作的序看来[9]，他对《会稽志》引用《真诰》之说和《真诰》对本地名山所记，不会是人云亦云，如没调查就难以说出墨池书楼、王右军宅、丹池等古金庭遗迹的细节来。他的《夜宿金庭洞》诗，即为实地调查的记录，所以《剡录》之记是可以采信的。
2.2.2 土地利用转移流
进入21世纪以来，山东聊城历届市委、市政府紧紧抓住发展机遇，挖掘水的内涵，做足水的文章，努力打造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的优美环境，为改善聊城人民居住环境条件，提高城市竞争力，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次，研究区的土地生态安全风险也具有明显的区域性，西南和东北的区/县形成对称，贵港、南宁两地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处于高风险状态，可能与城市化、工业化建设、城市建成区范围的不断扩展有关； 在对高生态风险区土地利用特点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加强土地利用管理，合理规划城市发展空间，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避免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减少土地利用格局的破碎度和分离度，通过建设城市绿道，构建城乡之间的生态走廊，将会是提高该区土地用安全的有效措施。河池、百色两地轻度石漠化面积虽高居我区石漠化面积的榜首，但其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指数却处于较低水平，可能其因社会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人类活动对土地利用干预程度较低。因此生态风险指数相对较低，而且在整个研究时段内变化较小，在以后土地利用中，应加强林地、草地等生态用地的保护，避免人为因素造成的石漠化加剧，发挥其区域生态屏障作用。
生态风险指数计算为：
ΔL =L (in) +L (out)
沥青公路路面施工过程中的技术应用，决定着工程施工的成果。为了达成施工目标，文章主要针对公路沥青路面出现不平整的原因以及养护的措施进行了思考，这是对于施工质量的保障，有利于提升结构整体的稳定性，延长工程的使用寿命，维护交通出行及运输安全。
(2)
式(2)中，ΔL 为某种土地利用的变化量，L (in) 代表其他类型的土地转换为该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数量，L (out) 代表该土地利用类型转变为其他类型的土地面积数量。土地转移流净值为土地转入流与转出流之差。
2.2.3 土地生态风险指数
在四川工商学院，德育放在学校的首位。学校采取寝室走访、学生谈话和课堂教学等多方位形式进行德育，培养具有良好德行的当代大学生。
为探寻土地利用转移面积的大小类型变化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该文根据研究区的实际情况对区域生态安全指数[20-21](Ecological Risk Index，ERI)进行修正，用以表征石漠化地区各土地利用类型数量转换对区域生态安全影响的大小。通过研究区各地级市不同类型的土地转移面积，计算不同地区土地生态风险综合指数，用以比较各地区土地综合生态损失风险的大小及全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空间演化，从而建立土利用类型与区域生态风险的经验联系。
在工程实时测绘过程中，工作人员可在已经测绘完毕的点上设置全新机站，并在机转子上安装相应的GPS装置，确保装置内接收天线可更好的接受到卫星信号，实现高精度工程测绘[3]。不仅如此，通过利用无线传输技术，也可将测绘信息快速的传输到信息接收中心，通过无线设备等实现对信息数据的接受，利用相对定位原则，准确分析基准站及流动站数据，最后获得到基准站及流动站相对位置及平面特征等信息。不仅如此，在将GPS测绘技术应用在测绘中时，工作人员也需依据工程实际施工情况选择适当的测绘点，保障测绘点周边无明显障碍物，对安装设备进行定期的运维，降低因设备接收信号不良出现的测绘误差。
从表2中可以看出，经湿热处理后，YF和YJ的双螺旋含量均有明显降低，且 YJ降低的程度更为显著，表明湿热处理破坏了淀粉颗粒内双螺旋分子间的氢键，从而降低了大米淀粉颗粒内部双螺旋结构的含量，且直链淀粉含量越低，破坏作用更显著。而由单螺旋结构含量的变化可知，湿热处理有利于促进单螺旋结构的形成。
(3)
式(3)中，ERI 为土地生态风险指数，n 为土地利用类型数，ΔA i 为i 种土地利用类型转入—转出量(变化量)的面积，A 为研究区总面积，W i 为i 种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风险强度系数，参考相关文献，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风险强度指数系数为[19-20]：耕地0.32，林地0.14，草地0.16，水域0.45，建设用地0.72，未利用地0.82。其中ERI 值越高，则生态安全指数则越低，区域生态风险指数同生态安全指数呈相反的变化趋势。
3 结果分析
3 .1 土地利用动态度分析
2000—2015年来看土地利用转入转出的方向更加多样化、复杂化，从变化量上来说，变化幅度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剧烈，同时，不同时期土地转移流在数量上也表现出差异性。因此由上述，耕地、林地、草地、建设用地的转移数量与方向决定着广西石漠化地区土地利用变化的特征。
3 .2 土地利用转移流变化分析
基于ArcGIS10.1的Generalization-Dissolve工具分别融合4期(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广西石漠化地区土地利用矢量数据，再利用ArcGIS10.1的Overlay-Intersect工具，进而得出广西石漠化地区4个时间点、期间3次的土地利用转移数据，根据各类用地的转移量，得出研究区15年间各类土地的转移状况如表1。
表1 2000—2015年广西石漠化地区土地利用转移面积 km2
图2 2000—2015年不同时期土地系统 关键转移流贡献率
15年广西石漠化地区土地利用中共存在24种土地转移关系，并且各年份间土地转移关系数量及类型均有差异，其中2000—2005年19种， 2005—2010年20种， 2010—2015年24种。做出不同时期土地系统关键转移流贡献率，见图2，在各类土地利用转移流中，其中以耕地、林地、建设用地、草地4种用地类型的转移占绝对优势。由研究区4期各土地利用类型转移数据可得，3个时段的耕地面积呈现持续减少的态势，耕地表现出逐年向建设用地转移显著增多； 林地表现出先增大后略有减小； 草地表现出先减小后增大，林、草地向建设用地持续增多的趋势； 水域和建设用地面积都强烈的表现为增加， 15年分别增加了117.25km2、722.73km2，两个主要流入方向为耕地与林地，其中建设用地的逐年增加也与城市化进程相关。
易非躺在中铺，想象着这时节家乡的槐花该开花了吧，应该正是花香浓郁的时候，一阵风起，那洁白又轻盈的花瓣片刻就落了满头满脸。
2005—2010年草地向林地的转移、耕地向建设用地的转移仍然是该阶段的主要转移流，高达113.18km2和91.95km2，以上两种流向作为当期土地利用转移的最大流向，分别占当期土地利用转移流的26.1%和21.2%。该期以南宁、来宾、柳州、桂林4市土地利用的转换较为剧烈，武鸣、南宁市辖区、柳江县等地最为典型。其次，耕地、林地、草地、建设用地之间的转移流占当期土地系统总转移流的83.1%，较前一阶段有所下降，说明该阶段土地利用类型的转移较前一阶段更多样化。同时，在此阶段，其他用地类型向林地的转移面积可达183km2，这也是2000年以来研究区林地面积逐年持续增大的原因。
其中， 2000—2005年耕地、林地、草地、建设用地，4种土地利用类型间的转移流占该期土地利用类型总转移流的85.5%，研究区土地类型间的转换表现出：草地向林地的转换，耕地向建设用地的转换，耕地向林地的转换，面积共达292.876km2，其中以河池、百色、柳州、崇左、南宁5地的转化最为明显。
2010—2015年研究区土地类型间的转换表现出：各类用地向建设用地的转化最为剧烈，达537.619km2之多，除此之外，林地向草地的转入，林地向耕地的转入数量也超过100km2，且林地在上两个阶段转入累积量小于该阶段的转出量，因此该期林地面积出现锐减。与前两期不同的是， 2010—2015年各用地类型出现了向未利用地的转入，突出地表现为林地向未利用地的转入的3.565km2。究其原因，可能与人工薪炭林大面积的采收相关。其次，耕地、林地、草地、建设用地之间的转移流占整个土地系统转移流的91.5%，较前两期4类用地转换数量更大，因此，以上4类用地变化是当期土地转移的主要形式。其中桂林、南宁两地草地向建设用地类型的转入，贺州市林地向草地的转入较为剧烈。
根据式(1)计算出广西石漠化区/县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指数，结果表明： 2000—2005年，广西石漠化地区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为0.42%； 2005—2010年研究区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为0.44%； 2010—2015年研究区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为0.88%。从研究区土地利用动态度的变化来看，第三阶段的相较于前两阶段土地利用变化频繁，且2010—2015年研究区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是前两阶段的两倍，总体来说研究区土地利用的变化情况较为剧烈。另从广西石漠化地区土地利用转移面积表1也可看出，单方向的转移量在前后5年的时间内均未超过500km2，其中以建设用地和耕地两种地类的转移变化最为剧烈。
3 .3 土地生态风险空间异质性分析
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指数，主要用以表征在土地利用过程中可能发生或者面临生态问题的概率大小，该指数的计算旨在为广西石漠化地区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决策依据[22]。根据各地区土地利用类型和面积，利用式(3)以各地级市为单位，计算出广西石漠化地区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土地生态风险指数表2和生态风险空间分布图3，鉴于2000—2010年研究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指数变化不大，在此，只做出首(2000年)、末(2015年)两期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空间分布图。结果表明研究区生态风险指数介于0.165～0.255之间，借鉴相关文献[23]，利用Natural breaks将研究区生态风险指数划分成5个级别，依次为： 0.165<ERI ≤0.170(低生态风险级)0.170<ERI ≤0.181(较低生态风险级)0.181<ERI ≤0.202(中等生态风险级)0.202<ERI ≤0.229(较高生态风险级)0.229<ERI ≤0.253(高生态风险级)。
表2 2000—2015年广西石漠化地区各地级市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指数
图3 2000年、2015年广西石漠化地区土地生态风险空间分级
由表2数据可知，总体来说，近15年来广西石漠化各区/县土地生态风险程度略微增大， 2000—2015年研究区土地生态风险值仅上升0.002，土地生态风险指数保持在较稳定水平，研究区土地生态风险指数地区平均水平处于中等生态风险级，从土地生态风险值的略微增大，说明研究区在整体上土地生态风险可能发生的综合性概率略有所上升，这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1）这样在其中一组数前加负号，则两组数的和为0。这样的问题可归纳为找到几个和为18的数。（2）找到了一组和为18的数，则余下的数和必为18，这两数具有对偶性，在任一组数前加负号，它们的和都为0。（3）在8个数中，添加负号的数至少为3个，至多为5个，（因为8+7+3=18,1+2+3+4+8=18），循着规律去分析，大家终于得出这一问题的所有答案。
由图3可知广西石漠化地区土地生态风险以贵港、南宁、来宾3地最高，到2015年研究区低生态风险指数的地区仅有河池一市，生态风险指数的变化表明广西石漠化地区土地利用变化视角下的生态环境整体上有恶化的趋势。研究区南部属于生态风险重警区，且面积逐渐扩大，较高生态风险区也围绕高生态风险区向周边蔓延。
利用ArcToolbox中的Dissolve和Intersect工具，得出广西石漠化区/县各种类型土地转移互换的面积(表1)。该文引入“土地利用转移流”[18-19]用来表示该土地利用类型中所有参与土地利用变化的总量，并借助ArcGIS10.1用可视化的方式实现土地利用转移的方向及强度表达，该方法更能直观显示研究区所有土地利用类型在时间上的演化过程。
但总体来说，随着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干扰强度的增强，致使研究区整体生态环境趋于退化、林草耕地的不断减少，建设用地的增加，土地生态系统恶化的风险略有增高，也说明广西石漠化地区土地的生态安全状况有待进一步提高。鉴于此，今后应避免城市无序扩张的影响，积极增加耕地、园地和林地总量，加强建设用地的有效利用和整理，应在适度开发的基础上保护生态环境，同时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平衡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避免生态高风险区域的扩展。
3 .4 土地生态风险与土地转移流分析
图4 2000—2015年土地系统关键转移流空间分布
通过分析土地类型的转移方向和数量，做出2000—2015年土地系统关键转移流空间分布图4所示，以探讨土地转移流与土地生态风险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比图3和图4，体现出区域内土地利用空间结构变化对区域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带来的明显变化。其中贵港、南宁、来宾、崇左、桂林、贺州等地的土地利用空间结构变化较为明显，同时这些地区的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指数也较高。由图4可知， 2000—2005年土地利用转移流中，贵港、南宁两地的林地向建设用地的转移数量较多，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促使原有土地利用空间结构的变化，其土地生态风险指数上升，这也可能是导致研究区土地生态风险提高的主要原因[24]。相对来说，处于低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区的百色、河池两地，不难发现其土地利用转移流中以林地向耕地、林地向草地的转移为数较多，因建设用地的生态脆弱度较林地、草地高[25]，故河池、百色两地的生态风险仍处于较低等级。2010—2015年研究区土地利用转移流的流向和流量都比2000—2005年更为剧烈，仅有河池一地属于低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级，土地利用转移流的数量也较其他地区小，随着土地利用转移量的增大，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等级也转向更高等级。
因此，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值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与土地利用转移流流向地类的数量与流向地类的生态脆弱度决定的。同时，处于低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等级的地区往往土地利用变化不是非常活跃，即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活跃程度与土地生态风险指数呈正相关。
4 结论
该文基于ArcGIS平台，以遥感数据为基础，探讨了广西石漠化区域土地利用空间结构变化规律，并利用土地生态风险指数，将人类干扰下的土地利用与区域生态风险组成有机联系体，得出如下结论。
信用经济时代，信用正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财富。基于此，本文就如何保障产品质量信用展开了研究，具体表现在如何区分产品质量信用与企业质量信用的关系，针对性地构建产品质量信用评价指标。通过对产品质量信用构建模型的路径进行系统分析，建立了产品质量信用评价理论模型和产品质量信用评价函数关系表达式，为研究产品质量信用各级评价指标函数、评价指标权重因子奠定了基础。
(1)2000—2015年广西石漠化地区土地利用动态度呈逐渐增大趋势，由2000年0.42%增大到2015年的0.84%。15年增长1倍之多，可见，研究区土地利用的变化较为活跃。
(2)不同时期土地转移流在数量上也表现出差异性。随着时间的推近，广西石漠化地区各类土地利用转入转出量越来越大，转入转出方向也更加多样化。15年突出的表现为耕地向建设用地的转化最为明显，且累计转移量最大，同时，耕地、林地、草地、建设用地的转移数量与方向决定着广西石漠化地区土地利用变化。
(3)2000—2015年广西石漠化各区/县土地生态风险程度略有增大，土地生态风险值仅上升0.002，说明研究区土地生态系统恶化的风险略有增高，也说明广西石漠化地区土地的生态安全状况有待进一步提高。土地生态安全风险也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南部的贵港、南宁两地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处于高风险状态，西北的河池、百色两地处于低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级。
(4)土地生态风险指数与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活跃程度呈正相关，同时也与转移流流向地类的数量与生态脆弱性相关。
本研究经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二组养育者接受问卷调查前均征得其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该项目研究不仅为区域土地生态环境管理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可量化的决策支持，还为广西石漠化地区土地生态安全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5 讨论
土地生态安全问题具有系统性和复杂性，土地生态安全也是一项系统工程，影响因素涉及较多方面，该文在借鉴国内外学者对土地生态安全研究的基础上，以广西石漠化地区为研究区，结合生态风险强度指数与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客观从土地利用转移流的方向及数量计算出土地生态风险指数(RSI)，以反映出研究区、研究期内土地生态风险变化趋势，实现了土地生态风险的空间化和可视化，因此，该研究的研究结论能够较好地定量评价研究区土地生态系统健康风险状况。后续的研究中，将通过构建土地生态安全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权法确定权重，运用生态安全综合模型的方法对研究区土地生态安全进行评估，其评价结果因所选指标及评价分级阈值的差异不近完全一致，但两种结果同时表明研究区土地生态安全差异空间分布的一致性，这将有利为研究区制定不同土地生态风险值的分级分区预防及治理措施，为土地生态建设提供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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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 RISKS CAUSED BY LAND USE VARIATIONS IN THE ROCKY DESERTIFICATION MOUNTAINOUS AREA IN GUANGXI PROVINCE *
Xie Ling 1,2,3,Deng Xiaojun 4,Lu Yueyan 1,Yan Tuqiang 1,Li Xiaokun 5※
(1.School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Guangxi 541004, China;2.Key Laboratory of Karst 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of Guangxi Provinc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541004, China;3.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Science,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830046, China; 4. School of Economic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China;5.Chongqing Academy of Science &Technolog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By using land data in year 2000, 2005, 2010, 2015 of the 69 districts/counties containing light-to-severe rocky desertification in Guangxi province, this research aims to analyze the spatiotemporal variation of land use change and reve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 use change and the evolution of l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ith the support of GIS, this research made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racteristic of land use ecological risk by adopting the criteria of land use dynamic change, the flow of land use change and the ecological risk index (ERI). The results were showed as follows. Firstly, the dynamic degree of land use in rocky desertification area of Guangxi had increased slightly from 2000 to 2015, showing land use changes frequently. Secondly, magnitude and direction of transformation among cultivated land, forest land, grass land and construction land were the controlling factors which determin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nd use change in those areas. Thirdly, the degree of ecological risk had gradually increased from 2000 to 2015, among those areas Nanning was ecological serious warning area. And the land ecological security needed to be further improved in the study area. Finally, the ecological risk index of land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activity level of land use change. In summary, this research provides insight to the allocation of land resources and scientific guidelines to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e rocky desertification area,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benefit of land use.
Keywords rocky desertification; land use; spatial variation; ecological security; Guangxi province
doi: 10.7621/cjarrp.1005-9121.20190814
收稿日期： 2018- 02- 06
作者简介： 谢玲(1990—)，女，新疆库尔勒人，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规划与开发
※通讯作者： 李孝坤(1962—)，男，四川西充人，硕士生导师、教授。研究方向：资源环境与区域发展、乡村地理与新农村建设研究。Email：cslixk@qq.com
*资助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城市化背景下河湖水系连通的时空变化及其洪涝响应研究”(4160103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基于生态文明视角的西南贫困地区村落演变与空间优化模式研究”(15BJL110)； 广西自然科学基金“漓江流域下垫面变化对不同重现期暴雨洪水的影响研究”(2017GXNSFAA198012)； 广西自然科学基金“基于水足迹评价的桂西地区水资源合理配置研究”(2015GXNSFBA139186)； 广西高校重点实验室研究基金“广西石漠化地区土地利用/覆被变化与生态优化调控研究”(YRHJ16Z016)； 广西高校青年项目“少数民族地区多维贫困测度与减贫模式研究——以广西为例”(2018KY0059)
中图分类号： F302. 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9121[ 2019] 08113-09
标签：石漠化论文; 土地利用论文; 时空变化论文; 生态风险论文; 广西论文; 广西师范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论文; 广西师范大学岩溶生态与环境变化研究广西高校重点实验室论文; 新疆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论文; 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论文; 5.重庆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