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后的林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19年9月13日、14日，林纾发表了一篇题为《某生》的小说， 谈及五四运动：“今年五月，京畿学校以掊击国贼，悉罢课。余校中生徒三百余人，屹然山立不动。”寥寥数语，既点明此乃“掊击国贼”，又对他所从教的正志学校学生“屹然山立不动”感到自傲，其态度颇值玩味。接着他借与“某生”的对话深化自己的看法：
又七月三日，某生忽造余家。余曰：“外间罢课，力争青岛，其有济乎？”生曰：“先生以为如何？”余曰：“是非义心所激耶？”生曰：“学生如新嫁娘耳。……名曰保家，为时不岂早耶？”余曰：“既为人妇，则产为其产，家为其家。即贡忠款，亦复何碍？”生曰：“……学生尚为处子，处子尚有父兄，宜秉礼自重，胡能强预人事？”余笑曰：“国事耳！今人恒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学生为国复仇，即出位而言，心犹可谅。”
对话双方其实都表达了林纾的立场，“某生”批评“出位而言”，对学生行为本身持有异议；“余”则强调“心犹可谅”，所谓“以蠡、种为心”。所以五四期间，林纾既约束生徒不要参与，也不曾对这场运动发表议论。毋宁说，他是同情参与者的举动的，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符合林纾心中的价值标准。
五四运动期间优游于事件之外的林纾，其实刚刚从一场大论战的漩涡中抽身出来。发轫于1917年的新文学运动一直将林纾作为主要批判对象，此在1918年3 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的《复王敬轩书》中达到高潮。两年间林纾基本上未予正面回答，这只能说是自重身份。1919年2月4日起，上海《新申报》以“蠡叟丛谈”为名替林纾辟了一个专栏，按日发表短篇小说。也许他觉得在这种“不严肃”的文体中教训一下对手是合适的，于是便有了本月17、18两日的《荆生》。
《荆生》批判“去孔子灭伦常”和“废文字以白话行之”，这在林纾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本尽可以长篇大论，但他偏要游戏于小说之中，而且生造出“皖人田其美”、“浙人金心异”和“不知其何许人”的“狄莫”，最后被“伟丈夫”“荆生”一通拳脚打得落花流水。局中人一眼就能认出那三人即是陈独秀、钱玄同和胡适，而荆生则是会武术、写过《技击余闻》的林纾本人，这与1913年的《剑腥录》以会剑术的主人公邴仲光自况如出一辙。现在当然很难猜测林纾何以出此下策，或许“木强多怒”的他被打击压抑得太久了，乘机在文字中好好发泄一通，甚至可能他以为这只是“性滑稽”的表现。但毕竟这种影射显得非常恶意，遭到反击是必然的。
也就在《荆生》发表后的几天里，北京开始有政府将驱逐甚至逮捕陈胡等四人的传言，虽然没有证据表明与林纾有关，但这两件事还是很快被联系起来。3月2日，《每周评论》11期有署名“独应”（周作人）的《旧党的罪恶》，其中谈到：“若利用政府权势，来压迫异己的新思潮，这乃是古今中外旧思想家的罪恶，这也就是他们历来失败的根源。至于够不上利用政府来压迫异己，只好造谣吓人，那更是卑劣无耻了。”此乃《新青年》集团对谣言的最初反应，并未牵涉这篇小说。但一周后第12期“杂录”刊发《荆生》全文，并定性为“想用强权压倒公理的表示”，按语指出“甚至于有人想借用武人政治威权来禁压这种鼓吹。前几天上海新申报上祭出一篇古文家林纾的梦想小说就是代表这种武力压制的政策的”，已将林纾与北洋政府搁在一起。不过该按语点明小说中人物的影射对象，仍指“荆生”为“著者自己”。而同期“选论”转载 5日《晨报》上守常（李大钊）的《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则是另一种说法：“……想抱着那位伟丈夫的大腿，拿强暴的势力压倒你们所反对的人。或是作篇鬼话妄想的小说快快口，造段谣宽宽心，那真是极无聊的举动。须知中国今日如果有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你们的伟丈夫，也断不能摧残这些青年的精神。”此处的“伟丈夫”则成了当权者的代名词，以后荆生被认为是安福系的徐树铮大概就源于此。
论战主题迅速转为追究林纾的官方背景还源于另一个人在此期间的举动，此君即当时就学于北京大学的张厚载，张厚载是林纾在五城学堂时的老学生，被认为是林纾在北大的心腹。他在上海的《神州日报》上主持一个不定期的“半谷通信”栏目，传递些北京方面的消息，其间时不时也炒点“学海要闻”，内容十有八九与他所在的北大有关。2 月26日，他把陈独秀等将去职的传言也弄了进去：
近来北京学界忽盛传一种风说，谓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即将卸职，因有人在东海面前报告文科学长教员等言论思想多有过于激烈浮躁者，于学界前途大有影响，东海即面谕教育总长傅沅叔令其核办，傅氏遂讽令陈学长辞职，陈亦不安于位，故即将引退。又一说闻，谓东海近据某方面之呈告，对于陈独秀及大学文科各教授如陶履恭胡适之刘半农等均极不满意，拟令一律辞职云云。然陶胡两君品学优异，何至牵连在内，彼主张废弃汉文之钱玄同反得逃避于外，当局有此种意思诚不能不谓其失察也。……凡此种种风说果系属实，北京学界自不免有一番大变动也。颇闻陈独秀将卸文科学长职之说最为可靠，昨大学校曾开一极重大讨论会，讨论大学改组问题，欲请某科某门改为某系，如是即可以不用学长，此种讨论亦必与陈学长辞职之说大有关系，可断言也。
将学校的事情捅到社会上，这还罢了，要命的是，他把事件的背景直接和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徐世昌以及主管学界的傅增湘联系起来。而到了一周以后的3月3日，他变本加厉，进一步扩大宣传：
前次通信报告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教授将有更动消息。兹闻文科学长陈独秀已决计自行辞职，并闻已往天津，态度亦颇消极。大约文科学长一席在势必将易人，而陈独秀之即将卸职，已无疑义，不过时间迟早之问题。
10日《北京大学日刊》刊出《胡适教授致本日刊函》，“将我写给神州日报通信员本校学生张厚载君的信及张君的信及张君的回信送登日刊，以释群疑”。选择被张厚载认为“品学优异”并代为打抱不平的胡适出面显然是最合适的，他在信中软中带硬地质问：“不知这种消息你从何处得来，我们竟不知有这么一回事。此种全无根据的谣言，在外人尚可说，你是大学的学生，何以竟不调查一番。”张厚载的回信写于7日，除了解释“通信”栏是“有闻必录”并为未向当事人证实道歉外，主要还是替自己开脱：“神州通信所说的话，是同学方面一般的传言，同班的陈达才君他也告诉我这话，而且法政学校里头，也有许多人这么说……这些传说，绝非我杜撰，也绝非神州报一家里有的话，”
张厚载大概没料到胡适会把他的信件公开发表，只好在次日《日刊》上声明此事与“陈达才君”无关。但麻烦不止于此，9 日的《神州日报》又出现了一则“学海要闻”，考虑到当时的邮递速度，应是撰写于他收到胡适质问函前，而报纸恰恰在这一天被送到北京：
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近有辞职之说，日前记者往访该校校长蔡孑民先生，询以此事。蔡校长对于陈学长辞职，并无否认之表示。且谓该校评议会议决，文科自下学期或署假后与理科合并，设一教授会主任，统辖文理两科，教务学长一席即当裁去云云。则记者前函报告，信而有征矣……
此则文字没有涉及胡适，却牵扯出了蔡元培，真是擦不完的屁股。其实“蔡校长”所大谈者尽在学校系科的调整建设，对于涉及陈独秀的问题，只是“并无否认之表示”，张厚载自作联系，以为“信而有征”，并忍不住歌颂“蔡校长对于校务经营擘画，不遗余力，洵吾国教育界之功人也”。但站在校长的立场看，这简直是净添乱子。
蔡元培并不理会张厚载，3月18日正式致函《神州日报》， 一一作了“否认之表示”。《神州日报》动作则快得多，此前两天就以报社名义刊出一则“更正”，曰：“据闻前此北京通信中所载北京大学陈独秀辞职，胡适、钱玄同等受教育部干涉等不确，特此更正。”这以后“半谷通信”虽仍正常维持，“学海要闻”却完全消失了。显然，他们已经发现形势不妙，就报社立场而言，即使并不中立，也不能把自我形象和一个通讯记者的命运捆在一起。
张厚载确已难脱干系，同日出版的《每周评论》13期只限（陈独秀）《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广泛摘录京海两地报纸的声援文字，抨击“有‘倚靠权势’‘暗地造谣’两种恶根性”的“国故党”，并指名道姓说：“这班国故党中，现在我们知道的，只有新申报里《荆生》的著者林琴南，和神州日报的通信记者张厚载两人。”对于林纾，告之曰：“他所崇拜所希望的那位伟丈夫荆生，正是孔夫子不愿会见的阳货一流人物。”终于将荆生与徐树铮之流挂起钩来；对于张厚载，则有诛心之论：“张厚载因为旧戏问题，和新青年反对，这事尽可从容辩论，不必藉传播谣言来中伤异己。”同期“通讯”栏刊发《评林蝟庐最近所撰〈荆生〉短篇小说》，作者二古自称中学教员，该文逐段点评《荆生》，亟称其文章不通，这已是从《复王敬轩书》发展起来的战法了。而就在本期《每周评论》出版之时，林纾的《妖梦》正寄往《新申报》发排，刊于19至23日的“蠡叟丛谈”中，双方终成乱战。
《妖梦》主旨和《荆生》相同，但如果《荆生》还可算是逞一时之快的话，《妖梦》则是道道地地的恶语中伤。小说讲到阴曹有一白话学堂，“校长元绪，教务长田恒，副教务长秦二世”，“田恒二目如猫头鹰，长喙如狗；秦二世似欧西之种，深目而高鼻”，分别指陈独秀和胡适，而“谦谦一书生”的元绪影射的竟是一直置身事外的蔡元培，最后罗睺罗阿修罗王“直扑白话学堂，攫人而食，食已大下，积粪如丘，臭不可近”。
凑巧的是，这边《妖梦》寄往《新申报》馆，那边他却收到蔡元培的来函，有一个叫赵体孟的人，想出版“明遗老刘应秋先生遗著”，求托蔡元培“介绍任公太炎又陵琴南诸先生代为品题”。林纾接信后大概有点手忙脚乱，一面让张厚载追回《妖梦》，一面赶写复函，从正面立论，诚恳进言，“尤有望于公者，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今全国父老，以子弟托公，愿公留意以守常为是”，所论仍以伦常问题和白话问题为主。此文以公开信的方式刊于3月18日的《公言报》上，并且在该报所附《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中，赶紧顺带声明：“日前喧传教育部有训令达大学，令其将陈钱胡三氏辞退，但经记者之详细调查，知尚无其事。”
《致蔡鹤卿书》总算及时发表，但张厚载那儿却出了麻烦，《妖梦》覆水难收，来不及追回，结果言之谆谆的《致蔡鹤卿书》今天在北京刊发，含沙射影的《妖梦》明天在上海连载，时间的凑巧更显得林纾的行为异常恶劣。可能是张厚载自作主张，给蔡元培去信解释，不料马上被发在《北京大学日刊》上：
孑民校长先生大鉴：新申报所登林琴南先生小说稿悉由鄙处转寄，近更有《妖梦》一篇攻击陈胡两先生，并有牵涉先生之处。稿发后而林先生来函谓先生已乞彼为刘应秋先生文集作序，《妖梦》当可勿登。但稿已寄至上海，殊难终止，不日即可登出。倘有渎犯先生之语，务乞先生归罪于生，先生大度包容，对于林先生之游戏笔墨，当亦不甚介意也。张厚载这人大概有点愣头愣脑，自我承担责任之余竟将底细和盘托出，结果更显得林纾做事鬼鬼祟祟。而事实上“孑民校长先生”是“介意”了，复信通篇充满师长教训后生的严厉语气：
豂子兄鉴：得书，知林琴南君攻击本校教员之小说，均由兄转寄新申报。在兄与林君有师生之谊，宜爱护林君。兄为本校学生，宜爱护本校。林君作此等小说，意在毁坏本校名誉，兄徇林君之意而发布之，于兄爱护母校之心，安乎？否乎？仆生平不喜作漫骂语，轻薄语，以为受者无伤，而施者实为朱德。林君詈仆，仆将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惟兄反诸爱护本师之心，安乎？否乎？往者不可追，望以后注意！此复并候学祺。蔡元培白此信写得非常厉害，“攻击本校教员”、“意在毁坏本校名誉”、“漫骂语轻薄语”、“詈仆”等等，语语指着林纾。此为侧击，同期《答林君琴南函》则正面回应，该文堪称经心之作，逻辑严密，举证充分，站在校长立场介绍学校情况，并抓住林纾言论夸张之处，要他提供证据，对新派诸君虽有维护，但注意自己的中立身份，已是立于不败之地。两信一文同刊于21日的《日刊》，而此时《新申报》上的《妖梦》刚刚连载过半，在北京尚不能看到，也就是说，蔡元培在根本不知道“林君”如何“詈仆”的情况下就作出了反应，其真可谓迅雷不及掩耳。
林纾的动作也很快，24日《公言报》上就出现《林琴南再答蔡鹤卿书》，除对蔡元培文中他可接受的部分表示欣慰外，又说：“弟辞大学九年矣，然甚盼大学之得人，公来主持甚善。顾比年以来，恶声盈耳，至使人难忍，因于答书中孟浪进言。至于传闻失实，弟拾以为言，不无过听，幸公恕之。”毕竟，真要提供证据又是牵涉多多，倒不如道个歉落得干净。但不知为什么，接着他又声明：“然尚有关白者：弟近著蠡叟丛谈，近亦编白话新乐府，专以抨击人之有禽兽行者，与大学讲师无涉，公不必怀疑。”这可证人百思不得其解了，难道他不知道张厚载已经说过“近更有《妖梦》一篇，攻击陈胡两先生，并有牵涉先生之处”吗？
蔡元培当然不会再作理会，而林纾则马上为他的举止失度付出代价。论战结束后，《每周评论》4月13日17期、4月17日19期大幅度增扩版面，专载“特别附录”《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从中可以看出这期间对他的批评几乎形成全国性的言论合围。当然主阵地还是《每周评论》， 3月23日14期“通讯”有曼殊一函，针对上期二古文中林纾文笔退化的议论，说这是由于他为多捞钱而粗制滥造的缘故。30日15期又有郑遂平来信，叙述被林纾主持的中华编译社函授部骗钱的经历。尽管说这些都是外稿，但已近于人身攻击，今天读来并不让人感到愉快。而在4月2日《新申报》的《演归氏二孝子》中，林纾也承认“近日有友数人，纂集此辈数人之劣迹，高可半寸，属余编为传奇”，只是他“万万不忍”而作罢。
但也有忍不下去的，《每周评论》把点评《荆生》那一期送上门去，林纾只好去信表态：
大主笔先生：足下承示批斥荆生小说一段，甚佳。唯示我不如示之社会，社会见之胜我自见。后此请不必送，自有人来述尊作好处。至蠡叟小说，外间闻颇风行，弟仍继续出版，宗旨不变，想仰烦斧削之日长矣。此候箸安。林纾顿首（3月30日15期）“记者”自是要反唇相讥：“文理不通的地方，总要变变才好。前回批改大作的人，不是本报记者，乃是社外投稿，占去本报篇幅不少，实是可惜。请你以后下笔留神，免得有人‘斧削’，祸延本报。记者正经事体很多，实在无暇‘斧削’。”
当然，局面并不像这类斗嘴那么轻松，新的传言还在出现，这一期《每周评论》只眼《林纾的留声器》披露说：“林纾本来想藉重武力压倒新派的人，哪晓得他的伟丈夫不替他做主。他老羞成怒，听说他又去运动他同乡的国会议员，在国会提出弹劾案，来弹劾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同日出版的《申报》“二十九日下午二钟”“北京电”曰：“参议院耆老派因北京大学暗潮甚烈，傅增湘不加制裁，拟提出弹劾案。”另一条“二十九日下午五钟”的电稿说：“钱命教育部傅总长干涉北京大学，意在禁止新潮、撤换校长，傅以事实上万办不到，拟改为贻书规劝，并设法调和新旧。”到4月1日，又以《傅教育弹劾说之由来》为题详细报道：
日前张君元奇竟赴教育部方面，陈说此等出版物实为纲常名教之罪人，请教育总长加以取缔，当时携去新青年新潮等杂志为证。如教育总长无相当之制裁，则将由新国会提出弹劾教育总长案，并弹劾大学校长蔡元培氏，而尤集矢于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氏……又据新国会中人言，弹劾案之提出须得多数议员之赞成，此次弹劾傅总长之运动，乃出于参院中少数耆老派之意见，决难成为事实。张元奇向傅总长之警告，不过恫喝〔吓〕而已。像《申报》这样的大报，其威望的建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新闻的严肃和准确，尤其是涉及权力机构的消息，一般都由最有能力的记者负责。因而可以信任它对这一事件的报道，至于《每周评论》的说法，张元奇确是林纾“同乡的国会议员”，同情林纾的立场也是完全可能的，但弹劾案的提出是否出于林的“运动”，则既为“听说”，在没有确实证据之前，姑且不论。
“北京电”所谓“贻书规劝”其实已经实行了，原件今天还能见到。傅增湘去函写于3月26日，所针对者在于《新潮》，蔡元培则于4月2 日复信，据说就由《新潮》主将傅斯年代撰，两相对照，着实有趣。老傅云“自《新潮》出版，辇下耆宿，对于在事生员，不无微词”；小傅答曰，“敝校一部分学生所组之《新潮》出版以后，又有《国故》之发行，新旧共张，无所缺琦”。他大概还没想到以后是要争论的。老傅云“近顷所虑，乃在因批评而起辩难，因辩难而涉意气。倘稍逾学术范围之外，将益启党派新旧之争”；小傅答曰，“元培当即以此旨喻于在事诸生，嘱其于词气持论之间，加以检约”。
当时北京政坛，傅增湘是保护蔡元培的，详审词气，这一函件往复也是做给别人看的，一个说“利而导之，疏而沦之，毋使溃溢横决，是在经世之大君子如我公者矣”，另一个说“正赖大德如公，为之消弭局外失实之言”，都不光是说给对方听的，两人配合得十分默契。稍加注意，很容易发现蔡元培肯定是马上交代新派诸公“加以检约”，《每周评论》从3月2日11期起，对林纾的批判逐期加码，到3月30日15期， 几乎成了林纾专号，但一周后16期，对林简直只字不提，其后旁敲侧击虽在所难免，点名道姓基本上是没有了。
对手的突然隐没并没有减轻林纾的压力，整个三月份，传言中先是徐树铮，后是新国会弹劾案，都与他瓜葛不断，尽管前者并无其事，后者难以证实，但毕竟无人出面澄清，而舆论最不可饶恕的就是这类仗势欺人。蔡元培可以约束《新潮》，影响《每周评论》，却管不了也不想管天下的报社，抨击几乎铺天盖地。在这种情况下，连一向极力支持林纾的《公言报》都有点扛不住了，4月1日刊出《关于北京学界思潮之辩论》，冠冕堂皇地大谈报社立场之余，重点还在于自脱干系：
至林先生致蔡氏书及新乐府诸篇，不过代为披露，并非本报之主张，读者要当分别认明耳。昨林先生又有致神州报馆世杰君书，嘱为登载，亦系新旧辩论之余波。又蔡氏复林先生书，未经寄稿，兹从他报转录于后，以示本报对于学界思潮，但期真理以切磋而益明，固非有所容心也。此处提到的“致神州报馆世杰君书”即刊于4月5日《新申报》上的《林琴南先生致包世杰先生书》，报纸特地声明不对此函负责，林纾在信中说：“承君自神州报中指摘仆之短处……切责老朽之不慎于论说，中有过激骂詈之言，仆知过矣……仆今自承过激之斥，后此永远改过，想不为暗然。敝国伦常及孔子之道仍必力争。当敬听尊谕，以和平出之，不复谩骂。”
这份函件可能还在别的地方刊载过，当然在林纾看来，错只在态度而不在观点。应该说，这是出之以诚，并不是讨好或求和。事实上，也正是4月5日，他还在《公言报》发表《腐解》，重申决心，但对手已得到缄默的关照，无人再理会他。至于舆论的压力，以林纾的地位和名望，还不至于顶不住。倒霉的是张厚载，3月31 日《北京大学日刊》登出一则“本校布告”：
学生张厚载屡次通信于京沪各报，传播无根据之谣言，损坏本校名誉，依大学规程第六章第四十六条第一项，令其退学。此布。问题严重了，其时距他毕业仅差三个月。现在不清楚这项决定是在蔡元培尚未收到傅增湘来书时，还是赶在他复信前作出的，但“布告”所谓“屡次通信于京沪各报”确实其源有自。本来，自打3月16 日《神州日报》刊出《更正》后，“半谷通信”确没有半字言及北大，但这是报社不愿惹麻烦，以至22日刊发蔡元培“来函”时，也声明“此栏本报不负责任”。而张厚载很不知轻重，《神州日报》不让登“学海要闻”，他转到《新申报》，25、27两日署名豂公接连发表“学海思潮”，如25日一则，重提《妖梦》，说林纾本打算追回而不及，就颇为犯忌，又将北大分为刘师培、马叙伦、黄侃等“国故派”，陈独秀、胡适等“改革派”，蔡元培、朱逷先等“折衷派”，虽系抄袭3月18 日《公言报》上《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一文的内容，但站在校方立场，这可以说是恶意播弄乃至于屡教不改了，是对学校尊严的公然挑衅，采取措施也算顺理成章。
不料，几天后，在4月10日《晨报》和4月12日《申报》上，出现了一篇《北大文理两科改制》的文章，从行文看，是由学校寄往各报发表的：
国立北京大学去年十月间曾决议将文理两科合并，此议已经全国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通过，并经教育部认可。今年二月又经大学评议会议决，废除学长制，由各科教授会主任合组文理两科教务处，直接校长办理各事。此议原定于今年暑假后实行，今理科学长秦汾新任为教育部司长，文科学长陈独秀亦因事请假南归，蔡校长因暑假期近，改组事宜应早为筹备，特于春假期内召集各教授会主任会议，议决将改组案提前实行，即由各教授会同主任，组织教务处，公推马寅初博士为教务长。凡关于一学系之事，由本京〔系〕教授会处理之，其有全校之事，每周由教务长召集各教授会主任会议以决行之。核对《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0月8 日有“傅君斯年致校长函”《论哲学门隶属文科之流弊》，信后有“蔡元培附识”，曰：“不如破除文理两科之界限，而合组为大学本科之为适当也。”翌日刊发顾兆熊《文理两科合并之理由》。决议是19日作出的。30至31日“本校拟在专门以上各学校校长会议提出之问题”中，包括“变通现有文理两科各设学长之制，大学本科只设学长一人，由大学教授会开全体大会选举三人，由校长择一人任之”，以及“大学本科合今之文理两科即其他各科之基础科学组成之”两条。废除学长制的大学评议会召开于1919年2月22日， 也就决定了陈独秀将成为普通教授。随后即有了26日张厚载在《神州日报》上夹缠着不少传言的“通信”，由于此稿寄往上海刊发需要两三天时间，可以肯定是写于23日，所以文中说“昨大学校曾开一极重大讨论会”，有关消息当来自与会人士。空穴之来风大概就源于此。而据3 月27日《汤尔和日记》及1935年12月28日胡适致汤尔和函，当时陈独秀之“请假南归”实即离职，原因是社会上对陈“私行”的议论。此虽在3月底才决定，但这件事应该是有个过程的。现在看来，当初张厚载采访蔡元培，询及陈辞职的传闻，蔡“并无否认之表示”，正说明可能性已经存在了。
陈独秀的去职和改组案的提前实施反而坐实了张厚载2月26日和3月9日的“学海要闻”“信而有征”，当然这无改于对他开除令的执行。 至于不在其位的林纾，自是无可如何，唯一可做的就是写一篇《赠张生厚载序》（4月12日《公言报》），“张生厚载既除名于大学， 或曰为余故也。明日生来面余，其容充然，若无所戚戚于其中者”，等等等等，不曾有一句道歉语，满纸写来漫不在意，却难掩打肿脸充胖子的神态。
张厚载当然不可能“无所戚戚”，4月16 日《新申报》上有一篇《北京特约通信——新旧思潮冲突之余波》，披露新国会弹劾案是段书云等人搞的，反而是张元奇居间在折冲调停。该文署名“HK生”，弄不好就是这个“张生”：
近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已去职，法科学生张厚载已退学，兹事遂有风平浪静之观，新旧冲突于此可告一结束……新派中为新旧冲突牺牲一陈独秀，新派中自不能平，蔡校长为调剂双方意气起见，乃不得不令法科学生张厚载退学。其实张对于新旧向无成见，对于新文学亦极赞成，徒以京沪报纸上发生种种嫌疑之关系，而新派对于议员对于林琴南皆无可奈何，则革除一学生以为对等之牺牲，亦聊且快意之举。张自预科升至本科已七八年，去毕业才二三月，今罹此厄，一般社会多惋惜不置，林琴南亦赠一序文，中颇有慰解之意，对于大学方面亦绝无丝毫激烈之论调……新旧冲突之风潮至此已形和缓，至其顿形和缓之原因，仍为对等牺牲之效果云。这一对结局的描述颇有些荒诞色彩，而被认为“对等牺牲”的陈独秀，也有喜剧性的一笔，在新派齐刷刷的沉默中，他以特有的豪爽，在4 月13日《每周评论》17期“随感录”上署名“只眼”发表了一则《林琴南很可佩服》：
林琴南写信给各报馆，承认他自己骂人的错误，像这样勇于改过，到〔倒〕很可佩服。但是他那热心卫道、宗圣明伦和拥护古文的理由，必须要解释得十分详细明白，大家才能够相信咧！陈独秀是原谅了，其他人则未必。1924年10月，林纾逝世，12月1日， 周作人在《语丝》第三期上发表《林琴南和罗振玉》，借林的成绩批评当时译界。翌年3月30日第20期有刘半农《自巴黎致启明的信》， 认为周说得很对，“经你一说，真叫我们后悔当初之过于唐突前辈了”。接着是钱玄同《写在半农给启明的信底后面》，要“半农兀丫”“别长前辈底志气，灭自己底威风才好XY”。周作人也写了一篇《再说林琴南》，立论重点转到“世人对于林琴南称扬的太过分”，“所以我不能因为他是先辈而特别客气”——最终还是没有饶恕。
至于张厚载，此后迁转流徙，1948年以病居沪终老。不久，历尽人世沧桑的周作人开始在上海《亦报》卖文度日，时间长达两年多。1951年3月10日，他署名“十山”发表《蠡叟与荆生》，谈的是林纾， 却扯出张厚载的话题，其后一个月，从3月15日到4月15日，余苍、柳絮、杨华写了多篇有关张的文章，4月15 日余苍一文是《节录张豂子来信》，说是“节录”，实际上是转述，里面讲到当年大错已铸、回天无力的情形：
……仅差两个多月即毕业，当然心有未甘，他去找蔡校长，校长推之评议会，去找评议会负责人胡适，即又推之校长。本班全体同学替他请愿，不行，甚至于教育总长傅沅叔替他写信，也不行……特请他所担任通讯的新申报，出为辩白，列举所作的通讯篇目，证明没有一个字足以构成“破坏校誉”之罪，结果仍然不能免除处分。蔡校长给了他一纸成绩证明书，叫他去天津北洋大学转学，仍可在本学期毕业，他却心灰意懒，即此辍学了。三十多年的旧事，说起来依然是愤愤之色，溢于言表。但无论如何，他当时所作所为，也正是林纾所批评的“出位而言”。至于是不是“心犹可谅”，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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