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我国经济学研究的世纪末回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末论文,中国论文,经济学论文,需要什么样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构建，呼唤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理论的出现和中国经济学的构建。不管“中国经济学”这一提法是否科学，探讨一种既反映客观经济规律、又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学理论，使之既是对我国经济实践的总结、又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指导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也许人们不能直接感受到经济学理论的巨大作用，但诚如凯恩斯所言，“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自认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注：[英]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版，第330页。）
要探讨中国的经济学的研究和构建，必须首先对外来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作一世纪的回眸。
一、经济学研究的历史回顾
经济学理论作为人类社会整个文明成果的一部分，历来是与其它人文学科密不可分的。因此，探讨外来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也就必然需要考虑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历程。自从上世纪中叶东西方世界在血与火的交汇中开始了摩擦和交流后，无数的有志之士开始了这项史无前例的工作。同西方多数国家的实际历史进程一样，我国在引进西方文化的过程中也大致走过了类似的道路：西方宗教与中国传统的结合（太平天国运动）；对异族文化的困惑与反抗（义和团运动）；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推崇（洋务运动）；民主平等意识的追求（辛亥革命）；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新中国）；开放式思维和世界整体性的认知（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在不同的国度再次展示了惊人的相似性！
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学理论作为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局部到整体的过程。最早在大学里系统讲述国外经济学理论的是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早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京师大学堂就开设了由日本教授讲授的西方经济学，讲授的重点是边际效用学派。本世纪初，在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兼容并蓄”办学方针的指导下，北大迎来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局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亦被引入中国。整个二、三十年代是经济学理论大发展的时期，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神州学社等纷纷致力于西方经济学名著的翻译出版（注：对于西方经济学著作的翻译，最早的当推原北大校长严复先生对亚当·斯密《国富论》一书的翻译（译为《原富》）（1902年出版）。），其中尤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为主（马歇尔经济学在大学的讲坛上占据支配地位）。值得一提的是，郭大力和王亚南先生在翻译马克思主义著述的同时，为了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而翻译了一些古典经济学名著（包括重新翻译亚当·斯密《国富论》），为外来经济学的引介作了许多有价值的工作。如果进行比较的话，中国在这个阶段恰似欧洲国家以伊斯坦布尔的陷落和古希腊古罗马的文献大量涌入意大利等国家为契机，以人文主义的复兴为标志的“文艺复兴”运动，可视为经济学研究的童年时代。
新中国建立以后，正如其它学科一样，经济学理论的引介和研究从童年的天真和热情转向了青年人的激情，经济学的研究亦步入第二个阶段（1949—1978年）。然而，与欧洲青年时代的“启蒙运动”不同，我们的激情由于一系列的原因而变成了老年人的痴迷：在理论研究和课程设置上向前苏联的一边倒；各类权威所导致的理论争论的匮乏；以有色眼镜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等。当然，我们在这一阶段的理论研究绝不是空白的，而必须承认所取得的客观成绩！只是如果没有那些不利因素，我们的收获应该更大而已！此外，为了更好地吸取经验教训，我们不能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而应该客观地分析其成绩与代价，努力寻找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和必然性。至少就经济建设实践而言，我们在这一阶段由一个几乎没有民族工业独立体系的农业大国，变成了工业体系相对完善和独立的工农业国家。尽管潜伏了不少问题，但比之“空白”总是一种进步！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经济学研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可谓第三个阶段），我们仿佛已经嗅到了一点成年人的气息：一方面，我们开始了对传统理论的反思，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的出现就是这种发展的一个重要反映之一！另一方面，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也进入了全新的阶段，新的理论体系不断引入、深入的研究和思考不断展开——尽管不乏“囫囵吞枣”的感觉！尤其是近年来从欧美国家归国的年青经济学家，对于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引入和介绍贡献颇大，有助于人们了解到西方最新的经济学理论。当然，对于它们的评价以及同中国文化的融合，目前还为时过早、亦不太可能。
二、经济学研究的现状
历经百年沧桑，现代经济学终于在中国这片广漠的大地上占据了一席之地。然而我们目前拥有的只是丰富的建筑材料，经济学理论大厦还远没有建造完毕！对此不能过于乐观。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我们首先必须承认曾经取得的巨大成绩——任何一个国家的都没有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达到如此的认知水平。然而也必须承认，我们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从总体上讲，目前仍有一些同志用热情或激情来对待外来经济学，就象我们在孩提时代用崇敬的眼光看待我们“全能”的父母一样！正如已故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先生所指出：“在过去一段相当长的时期，我们对西方经济学采取盲目批判、全盘否定的作法……事实证明，这种倾向和作法也是不科学的，后果也是不好的。但近年来产生了另一种倾向，即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照抄照搬的倾向……将西方新自由主义那一套奉为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金科玉律，在理论上造成严重混乱，在实践上造成严重后果。”（注：陈岱孙：《关于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问题》，载于《现代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商务印书馆 1996年，第5页。）然而，这种状况的出现也是有其必然性的，正如我们不能苛求孩童象成人那样理智客观地对待其父母一样。我所反对的，是把孩童的童稚和幻想视为成年人的判断——把不成熟的经济理论视为真知灼见而轻率地运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实践！这种幻觉和盲目自信，在不少同志那里是存在的。
西方经济学奠基者亚当·斯密在论述宗教的作用时曾经指出，宗教“对人类的幸福来说太重要了，因而人的天性没有将人类的幸福寄托于缓慢而含糊的哲学（科学）研究”（注：[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00页。）。如果说， 在早期阶段我们因经济理论研究的“缓慢而含糊”而不得不求助于宗教式热情的话，那么，在我们的经济建设已有充分发展的今天仍满足于宗教式的信仰（不论是对西方经济学还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不是应该的了。
引进和掌握国外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也许在短期内是可以实现的，但寻找和构建适合本国特色的、将西方经济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融为一体的、能够有效地指导我国经济建设的经济理论，却绝非象有些同志想的那样轻松和简单。对于某些同志想凭一己之力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的梦幻，浇一点冷水是有必要的：它也许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经历无数的挫折、付出无数的代价才可能实现。
三、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Ⅰ）：经济学的时代特征
如果把经济学理论视为纯学术的东西，那么上述的盲目自信作为研究方法的一种是无可厚非的，“为学术而学术”或“学术本身是学术的目的”本来就是学术的真谛；然而，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们必须牢记：你所从事的是学术研究，不要去冒然谈论现实经济问题，否则是对学术的亵渎和对社会的不负责任！相反，如果把经济学理论视为致用之学，是来自于经济实践并用于指导经济实践的东西，那么它就永远脱离不开具体的国情和特定的历史条件，其本身的绝对真理性就要大打折扣！持有此观点的学者，如果真的想用理论来指导经济实践，就必须对理论的真理性持审慎态度。
任何一门学科的建设和理论的发展，都离不开学术争论。可以说，学术争论是学术繁荣的根本原因和基本条件。因此，上述两种观点——它们都有必要性和存在的理由。但就现在急功近利的现实经济生活而言，我们需要的是作为“致用之学”的经济学理论。（注：目前整个社会的浮躁，使得纯学术研究在夹缝中生存：同时我也相信，目前大多数的学者都有一种对经济实践指手划脚的渴望——甚至“学而优则仕”的情结。精神家园的丧失，是整个二十世纪的失落——不独我们中国人！我对精神世界是悲观的，正如对物质界世的乐观一样。）既然是致用之学，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就不得不去探讨经济理论的时代特征和不同国情的特殊性。
客观地讲，经济学比其它人文学科带有更多的时代特征，这也许是因为它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之故罢。如果我们研究各种经济学说时同它们各自的历史背景相联系，就不难发现：经济理论总是带有深深的时代烙印，从来就不存在所谓的终结真理！
以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相互消长为例，我们对历史只要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就不难发现：干预主义总是落后国家的主旋律，而经济自由主义从来就是先进国家的呼声：每当一个国家急于谋求短期内的经济快速发展时，总是更多地倾向于采取带有干预色彩的经济政策或计划性手段，而那些遥遥领先、不紧不忙地谋求长期稳步发展的国家则更倾向于经济上的自由主义。事实上，从来就不存在绝对的干预主义或自由主义，它们更象天平中的两个托枰，根据不同的经济形势而向不同的方向倾斜。例如，重商主义盛行的时代，英法国家之所以盛行干预色彩较重的重商主义理论和政策，是因为它们面临西班牙等天主教国家的强有力的竞争。而当这些新教国家（英国、法国和荷兰等）的经济地位超过那些老牌强国后，它们则纷纷转向以经济自由主义为特征的古典经济学（法国大革命的产生虽然有许多原因，但在经济相当落后于英国的情况下，过早地采取经济自由主义政策而使得英国商品蜂拥而入对第三等级所造成的冲击，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因素）。而在先进的英法等国采取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同时，急于发展经济的后进国家（如德国和美国）则求助于干预色彩较重的政策取向（美国直到十九世纪中末叶才随着经济力量的增强逐步从干预主义走向自由主义）。就本世纪而言，凯恩斯革命同样是急于发展经济、摆脱经济萧条的内在要求和必然产物。当然，正如短期的快速发展必然导致问题的隐伏而在长期付出代价一样，滞涨的产生总或多或少地归功于凯恩斯主义。
以此来重新审视东方国家，可以找到同样的例证。正如十九世纪中叶的德国在赶超先进国家时盛行保护主义和干预主义的历史学派的经济理论一样，日本在十九世纪末谋求经济快速发展时，也更多地倾向于采取具有浓厚的重商主义意味的理论和政策。而我国的发展历程更耐人寻味，民国时期固然采取了一些保护民族产业的举措，但国内流行的仍是欧美先进国家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事实证明这种效颦是存在不足的。而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我们采取的是适合我国具体国情的、具有明显的保护主义和干预主义色彩的经济理论，这是当时的可行选择，“一五”时期的快速发展即为明证。当然，其中也存在保护主义过于极端而导致封闭主义、干预主义过于极端而扼杀活力的倾向，但这既是客观存在的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和整个国际环境的制约的结果，也是我们理论与实践的不成熟及盲目的乐观所付出的代价。不管怎么说，相对独立和完善的工业体系毕竟建立起来了，对于这段历史的功绩，我们不能抹杀！事实上，针对建国初期发展经济的急迫性和国际经济地位的落后性，这种政策取向是适宜的、必然的。
当然，干预主义或经济的计划化在短期内能够极大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它必然以矛盾的掩盖和经济发展的不协调、并导致经济活力在长期的减退为代价；正如自由主义和经济的市场化能够及时暴露和解决潜伏的矛盾与不协调、增强经济活力，但却以短期内的经济动荡为代价一样。就这两方面而言，没有绝对的判断标准和正误之别，它随历史条件的演变而不断发生变化。当我们一无所有时，问题的关键是“发展”、需要的是保护主义；当我们拥有了丰富的财富、增强了经济实力以后，问题的关键是“协调”和“稳定”、需要的是市场与自由主义。在这里，不存在唯一的真理和答案，这正是经济学理论争论不断的原因、同时也是经济学理论的魅力所在！
就我国目前而言，由于综合国力的提高和经济实力的增强，传统的计划和干预已显然有不妥之处，但象西方国家那样的市场化和自由化的时代背景还没有到来。我们只能战战兢兢、密切联系具体国情去探索，切忌过于乐观和自负！计划经济时代的自负已使我们付出了太多的代价，市场经济时代的我们应该更成熟一点，更审慎地前行。不管怎么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市场化和经济自由主义都是基本趋势，只是对过程本身应慎重为是：过快会付出代价、过慢会丧失机会！
四、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Ⅱ）：如何对待传统
进入二十世纪末后，我国经济学界的主流是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引介、研究和应用。在这一过程中，有少数学者看不到上面所说的经济学的时代特征，充满激情地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和各种经济模型去分析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有的学者能够看到西方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国情之间的距离，但多以西方经济学理论为工具，批判中国传统的落后。那么，应如何看待中国的传统？这实际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绝非一篇文章所能阐述清楚。为了论述方便，仅举例说明这个重要的、令人绞尽脑汁的问题。
以股份制为例，股份制在国外运行良好，而在国内的股份制改造中却不能尽如人意；目前流行的新制度经济学和产权经济学在我国的应用亦面临类似的困境。应该看到，股份制和其它制度设计一样，都是西方文化长期历史沉淀的产物：基督教的平等精神、古罗马的法制传统以及西方社会在历史演进中的人性观和内在的制约机制，而这些传统都是我们所缺乏的。我国传统的血缘关系和伦理观念，是我们在进行经济改革和制度设计时不得不认真考虑的。
有人说，西方文化是分析的文化、东方文化是综合的文化，尽管有太多简单化和武断的意味，还是部分道出了各自的特点。正象河流一样，中国四周高山或海洋的地理环境和黄河长江的肥沃塑造了国人内向型的性格特点，欧洲中间高山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他们外向型的品格。遍布欧洲各山谷或岛屿上的小城邦，因其小而导致了城邦间征服的困难和城邦内部生活的民主性；而古罗马则因其大所导致的统治困难而产生较强的法制精神；整个欧洲中世纪，宗教对世俗生活的制约使得皇权从来没有象东方国家那样膨胀过，而基督教教义所进一步强化的平等意识和生活的社会性使得家庭观念从来没有象东方国家那样几无约束过。在现代民族独立国家脱离宗教的干预而真正建立起来时，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所激发的人文主义和议会制度对皇权的约束，使得自由与民主扎下了根基。反观我国历史，在没有宗教深入社会各个角落，并提供一种权力制衡、生活的社会性和教育功能的情况下，过早的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使得社会基层的管理不得不求助于家庭和村社。以个人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始终难以建立起来。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西方社会能够肆无忌惮地畅谈人的自私自利（因为他们自始至终都有一种内在的制约机制），而中国则不可能、也不敢去宣扬个人利益的合理性。中国历史上虽然一直有“性恶论”与“性善论”之争，但占主导地位的却一直是“人之初，性本善”；而西方国家却可以用“人性恶”来构建“社会契约论”等现代社会生活的基础。
对于人的自私性这一概念，东西方国家所赋予的内涵不尽相同：西方国家更多地是在心理学层次上运用，而东方国家则更多地赋予了伦理学意义上的理解。就心理学意义上讲，由于只有个人才最了解自己的真实状况、只有自己才对自己的处境有深切体会，因此谈一个人“关心自己的利益”是有道理的、也是实事求是的。至于伦理上的利己主义，或者从心理上的关心自己到实际行动的采取，还要经过一系列中间环节，不能以简单化的方式等同之。人的自私，从心理到行动至少考虑如下几个方面：（1）人是社会的一部分，要受社会多方面的制约；（2）由于承认每个人的自私性，那么自己在采取行动时必须尊重他人的利益；（注：例如亚当·斯密曾指出“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作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多了。……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13—14页）。从而排除了掠夺、贪污、靠血缘或人情获得不属于自己东西的合理性。）；（3 ）以上述两点为基础，能够构建追求自身利益的合理性并承担其追求结果的责任，从而树立其法律意识和平等的经济秩序。事实上，西方国家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不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对个人从心理到行动的过程都提供过有力的内在约束机制，因而可以畅谈心理上的“自私”或“自利”。由于我们没能产生类似的制约机制，故干脆否定掉“自私”本身的合理性甚至合法性。
正是这种文化传统上的区别，使得以西方文化传统为背景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在我国的应用受到很大的限制，例如：股份制是根据股东、董事会和经理人员等对自身利益（作为经济主体之一，当然以经济利益为主）的关心为基础而设计的治理结构，但他们在我国的现实中未必关心其自身的经济利益（政绩、人际关系等因素参杂其中）；经理应对董事会负责，但血缘关系、战友、同学交情、老领导的威严等充斥其中；该破产的不破产、不该破产的争相破产；三角债，赢了官司赢不了钱等等。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属于自己的不能争取、不属于自己的“不拿白不拿”等等。我们承认，西方国家也存在类似现象，但绝无我们之重；同时，整个社会舆论也存在根本区别：在西方国家，儿子做州长而父亲擦皮鞋是正常的；而在中国，这位儿子必然被人们扣上“不孝”和无情无义的骂名。相反，如果县长的弟弟当了公安局局长，那么人们更多的是用羡幕而不是愤怒的眼光去看他。
毫无疑问，这种血缘文化及其衍生的“烟酒文化”是与市场经济的法制精神和平等意识背道而驰的。那么，应如何看待呢？在经济研究过程中，无视这些问题是闭目塞听；以气愤的激情怒斥一番不是严谨的研究方法。既然它存在，又历经千年而不衰，就必然有其存在的理由，也有一定的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并且，文化传统的改变绝非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够改变的。当然，我们也不能等到文化传统完全西化后（这是永远不可能的事）再进行我们的市场经济建设。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提醒乐观的理论研究者们在理论和实践之间更慎重些、提醒改革决策者们在进行制度设计时考虑得更全面些。同时，也呼唤更多的学者深入研究这一领域——我们不能永远用儿童的童稚和宗教式的热情来进行研究，而应该象成年人那样拥有独立的、属于自己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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