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共产党与执政联盟关系嬗变及其态势
王建礼
摘 要: 南非共产党是非国大领导的执政联盟的重要成员。近年来，由于非国大内部的腐败、金钱庇护以及派系纷争，非国大选情呈现下滑态势，加之政府治理失误，引发了联盟内部的激烈斗争。南非共产党作为联盟最重要伙伴，其战略目标却与非国大及其政府的经济社会政策产生了直接冲突。非国大在联盟关系上对南非共产党的边缘化做法，最终使南非共产党对非国大能否一如既往地承担起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在执政联盟面临破裂的严峻情势下，南非共产党基于自身的政党性质和阶级导向，为了继续推进民族民主革命进程，实现南非经济社会的真正转型，提出了重组联盟的原则和方针。
关键词: 南非共产党；非国大；执政联盟
一、南非执政联盟构成及其相互关系
1994年南非推翻种族隔离政权，实现了 “民主突破”，非国大领导的联盟登上政治舞台，开启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执政历程。执政联盟主要包括非国大、南非共产党、南非工会大会和南非全国公民组织等。其中，非国大、南非共产党和南非工会大会构成的 “三方联盟”处于核心地位。联盟成员都是拥有自己章程、纲领和成员的独立组织，推进南非民族民主革命是联盟各方合作的政治基础。非国大在联盟中居于领导地位，其他联盟伙伴在政治选举中以一个党 (非国大)的形式出场，在非国大的旗帜下参选，为非国大造势，以非国大的名义参政，逐渐形成了 “一党主政，多党参政”的执政模式。
(一)执政联盟各方政党性质、阶级立场和战略目标的差异
非国大是南非最大的黑人民族主义政党和不分种族、性别的民族解放运动，也是一个“选举主义政党”。它在性质上已经从 “民族解放运动”逐渐演变为选举民主中的政党。它抛弃了作为民族解放运动的大部分特征，逐步摆脱了变革意识形态的束缚，向外部力量开放，丧失了原有的普遍阶级性。从姆贝基到祖马，非国大变成了一个政党机器①。其战略目标是推翻一切形式的种族隔离制度，将南非建设成为一个统一的、不分种族和性别的、以 《自由宪章》原则为基础的民主国家，推进民族民主革命。
南非共产党是植根于南非革命现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以实现 “工人阶级领导权”为导向，并且寻求成为工人阶级最先进部分的政治组织形式。南非共产党以推翻资本主义，终结人对人的剥削，实现社会主义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南非共产党不是执政联盟中的机会主义派系，它以一种积极革命参与者的姿态投入南非民族民主革命进程中。
(2)研究区土壤中各重金属元素单因子指数平均值表现为Cd>Ni>As>Cu>Zn>Cr>Hg>Pb。Cd属于轻度污染等级，其他重金属属于无污染等级。Cd、As和Ni的单因子指数较高，污染面积和污染程度较高。内梅罗综合指数平均值为1.02，超过了警戒线，处于轻度污染等级，Cd和As为内梅罗综合指数主要贡献元素。
南非工会大会拥有200多万会员，其中至少有180万付费会员① Brief history of COSATU，http://www.cosatu.org.za/show.php?ID＝925. 。南非工会大会认为，当前由新自由主义和狭隘的民粹主义势力主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进程，使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工人阶级的状况持续恶化。南非工会大会必须以工人阶级的观点和立场为导向，捍卫和推进民族民主革命，用自己的思想和政治纲领教育工人阶级，使其认清 “垄断资本”是民族民主革命的主要战略敌人，工人阶级是民族民主革命的主要动力和胜利的唯一保障。一个由多阶级联盟推动的民族民主革命仍然是通往社会主义的最科学最便捷的路径② Cosatu 13th National Congress，Consolidated Resolutions Adopted By the National Congress And Resolutions Deferred to the CEC，http://www.cosatu.org.za/docs/resolutions/2018/resolutions.pdf. 。
南非全国公民组织为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1994年新南非成立后，南非全国公民组织继续与非国大、南非共产党和南非工会大会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实际上成为联盟的重要伙伴。2002年非国大第五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明确了南非全国公民组织作为联盟重要伙伴的身份。南非全国公民组织多次强调联盟团结的重要性，明确支持非国大在联盟中的领导地位，宣称决不会成为削弱和分裂非国大和联盟的力量③ Tao Tao，“Impressions on South Africa National Civic Organization，”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No.1，2007. 。
祖马为巩固权力而推行愈益民粹化的政策，南非共产党因此将先前反对姆贝基的联盟看作是 “一个不合时宜的联盟”，认为它实际上是祖马煽动民粹力量以取代姆贝基，推动更加咄咄逼人的寄生性寻租议程② SACP 14th National Congress，Political Report，https://www.sacp.org.za/docs/conf/2017/political-report.pdf. 。2017年3月31日，祖马总统宣布了大规模的内阁改组计划，任命了10位新部长和10位新副部长。祖马对内阁 “大换血”尤其是对财政部长戈尔丹和副部长乔纳斯的撤换，使南非共产党对祖马的不满情绪进一步上升。南非共产党强调，这是一个鲁莽的行为，再一次使非国大领导的民族民主运动和南非来之不易的民主制度以及整个国家陷入深刻危机。祖马总统享有宪法赋予的改组内阁的权力，但是他必须执行非国大的政策，不能无视联盟伙伴的意见而一意孤行。非国大应当行使执政党的权力，罢免祖马③ 2017年12月，在非国大第五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拉马福萨以2440票对2261票的微弱优势击败祖马的前妻德拉米尼，当选非国大新党首。2018年2月7日，拉马福萨同祖马总统进行了近五天的以权力交接为内容的协商对话，祖马拒绝辞职。2月12日非国大全国执行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祖马去留问题。其间，拉马福萨前往祖马官邸，当面要求祖马主动辞职。经过13个小时马拉松式的 “详尽讨论”，非国大全国执行委员会作出了 “召回”祖马的决定。14日晚祖马在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发表了约三十分钟的全国电视讲话，宣布 “立即辞职，即刻生效”。祖马时代落下帷幕。翌日，拉马福萨接替祖马，成为南非新总统。 。在2017年南非共产党的 “红十月”活动中，恩齐曼迪对祖马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认为祖马 “似乎忘记了南非共产党为他上台所付出的努力”。南非共产党员要为扩大党的影响而努力，不能总是为非国大开展宣传活动。他甚至认为联盟内部关系的破裂可以追溯到曼德拉时期。
(三)非国大领导人的政治品质和执政风格加剧了南非共产党对非国大的不满情绪，由姆贝基时期的党内斗争转向祖马时期的公开对立
南非共产党和南非工会大会作为联盟伙伴直接参与政府决策，但是非国大处于执政地位，在联盟中起主导作用，较之民族解放斗争时期，它对联盟伙伴的依赖程度逐渐下降，在政府决策和制定经济发展规划中，非国大往往撇开联盟伙伴。例如，非国大在没有与南非共产党和南非工会大会谈判协商的情况下制定的 《增长、就业和再分配计划》，遭到了南非共产党和南非工会大会的强烈反对。南非共产党认为它是基于新自由主义的 “新公共管理”理念进行的结构重组，破坏了国家的发展潜力，导致国家治理能力弱化。
在执政联盟运转中，南非共产党和南非工会大会基于共同理念而结成了更为紧密的关系，共同对非国大内部的新自由主义倾向和狭隘的民粹主义势力进行不留情面、公开而坦承的斗争。南非共产党和南非工会大会认为民族民主革命是通往社会主义的最直接道路，不仅强调自身的工人阶级立场，而且将工人阶级看作是推进民族民主革命的主要动力，进而实现工人阶级领导权。南非工会大会提出，南非工会大会和南非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必须付出异常的努力来确保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并且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承担起民族民主革命的全部责任。南非共产党一贯倡导在联盟内部构建 “南非共产党和南非工会大会轴心”。正如南非共产党总书记恩齐曼迪所说:“在南非广泛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南非共产党与南非工会大会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主义轴心。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两个组织是完全一样的。两个组织各有自己的无法被对方替代的独特角色，二者是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关系。这个合作关系对于南非通往社会主义的斗争来说是非常关键的。”① 于洪君:《当代世界政党文献 (2011)》，党建读物出版社2012年版，第4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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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非共产党与非国大关系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南非共产党将推进民族民主革命看作是联盟的政治基石。它与非国大的关系及其对非国大政府和主要领导人的态度变化，始终着眼于 “捍卫、推进和深化第二阶段激进民族民主革命”的战略目标。
b.H型钢桁架结构安装：第一个滑移单元安装就位后及时加设揽风绳，进行校正，临时固定；用同样的方法进行第二个滑移单元、第……个滑移单元的安装，在H型钢桁架单元安装完毕后，及时进行连续横梁的安装。
(一)民族民主革命战略目标上的分歧，导致南非共产党和非国大由反对种族隔离制度斗争时期的精诚团结演变为联合执政中的政策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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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对种族隔离制度斗争时期，南非共产党和非国大在民族民主革命的战略目标上有着高度共识:团结各民族民主运动，推翻种族隔离政权，实现南非社会的根本变革，建立一个统一、民主和非种族歧视的南非。非国大将南非共产党看作完全可以信赖的盟友，南非共产党则向非国大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干部支持，协助非国大确立斗争方针，健全党的领导机构和基层组织。南非共产党和非国大在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相互信赖、相互学习、相互影响和相互支持的 “亲如一家的兄弟姐妹关系”⑤ Gwede Mantashe，“ANC and SACP:a shared history of struggle，”African Communist，Vol.1，No.185，2013，pp.11－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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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非成立后，南非共产党和非国大由于对 “民族民主革命”内涵的不同理解而出现了战略上的激进和退却之争。非国大逐渐抹去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激进色彩，认为当前南非处于“通往民族民主社会的第二阶段民族民主革命过渡”时期。南非共产党 “果断放弃”民族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关系的 “两阶段论”，提出 “未来属于社会主义，在当前持续的斗争中积极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① SACP 14th National Congress，Political Report，https://www.sacp.org.za/docs/conf/2017/political-report.pdf. 。非国大从战略上将民族民主革命看成是 “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即对资本主义所有制进行 “去种族化”，而不是迅速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从而将社会主义推向遥远的未来。南非共产党则认为，新南非的诞生并不意味着民族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而是为迅速推进和巩固民族民主转型、扫除民族压迫遗毒、实现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推进、深化和捍卫民主是南非工人阶级直接的广泛的战略利益，它既不是 “拖延”，也不是 “绕道”，而是南非通往社会主义的最直接道路。南非应该利用民主突破的 “桥头堡”，立即开启 “第二阶段激进民族民主革命”进程。
当前南非社会矛盾日益突出，经济陷入 “技术性衰退”，非国大要兼顾各方利益，而南非共产党和南非工会大会更加关注社会公平。特别是在土地改革和矿业政策等问题上，联盟内部政策协调一致的难度越来越大，这引发了政治的不稳定和经济社会的混乱，致使联盟各方之间的分歧进一步加大。南非共产党和南非工会大会围绕 “政府俘获”② 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于1971年在 《经济管制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 “政府俘获”这一概念。它主要指利益集团或垄断企业通过与权力部门及人员的相互勾结，使政府制定有利于个别企业或利益集团的法律政策，以损害公共利益为代价获取垄断利润的现象。也有学者将其称为 “企业通过向公职人员提供非法的个人所得来制定有利于自身的法律、政策和规章”。即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 (特定利益集团)相互勾结，共同剥夺公共财富和资源。因此它是一种组织性和制度性的腐败，其主要特征表现为贿赂、裙带关系和盗用公共财产。参见刘燕:《转轨国家政府俘获的产生、特点与对抗策略》，载 《人文杂志》2013年第9期。 和 “古普塔家族”③ 古普塔兄弟1993年从印度移民到南非，商业利益遍及矿产、能源、军事装备、民航和媒体业。2002年他们与祖马相识，在2009年大选中帮助祖马成功竞选总统。由此古普塔家族和祖马家族建立了紧密的政商关系，大搞利益输送，从2010年起插手祖马对内阁官员的任命，以部长职位为诱饵，要求候选人在就任后将政府或国有企业的采购订单或像民航航线这样的特许经营权交给古普塔兄弟控制的企业。2017年3月祖马改组内阁名义上是“为推动激进社会经济转型铺平道路，以改善穷人和工人阶级的处境”，实际上是为从俄罗斯引进核电技术清理绊脚石，而这将让古普塔兄弟的铀矿利益得以兑现。正因如此，恩齐曼迪认为祖马和古普塔家族联手建立了一个“平行的影子国家”。一些南非民众将他们合起来称作 “祖普塔”。 以及失业、暴力和性别歧视等问题，通过罢工、群众集会和游行示威等极端方式向政府施压。非国大政府出台的以《2030年国家发展规划》为核心的 “第二阶段转型”战略，也遭到了南非共产党和南非工会大会的质疑。南非工会大会认为它不能解决失业、贫穷和不平等的痼疾，并明确反对政府出台的一些具体政策。恩齐曼迪则认为非国大不是社会主义组织，南非共产党和非国大之间的分歧在所难免，但是在完成民主过渡之前联盟必不可少④ 郭业洲:《当代世界研究报告 (2015－2016)》，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174页。 。在后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社会，频繁发生的大规模罢工潮凸显了联盟内部关系整体上呈现一种波动状态，时而紧张，时而缓和。
南非共产党在民族解放斗争中虽然处于非国大领导的联盟中，但它实际上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甚至可以说，非国大在理论方针和干部队伍上对南非共产党存在着很大的依赖性。例如，在同国民党政权的制宪谈判中，南非共产党总书记斯洛沃不仅是主要参与者之一，而且他提出的 “权力分享方案”作为谈判的政治基础，“使各界打消了对非国大独家掌权的担忧，减少了谈判的障碍，最终促成了制宪谈判协议的达成”① 万是明:《乔·斯洛沃的政治思想及其影响》，载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7年第4期。 。非国大成为执政党后，不仅对南非共产党的依赖程度大幅下降，而且将其作为非国大党内派系斗争和政治选举的工具。非国大更愿意南非共产党成为联盟中的 “思想领导者”，以便吸引有较强思想倾向的活动家。南非共产党著名理论家、曾任党第一副总书记的杰里米·克罗宁指出，党面临的重大问题是作为联盟伙伴，由于技术官僚的幻想和国家中心主义的观念，除了选举期间党一直没能动员起自己的群众基础。这对于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以来党的工作可能会构成根本性限制② David P.Thomas，“The South African Communist Party(SACP)in the Post-apartheid Period，”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Vol.34，No.111，2007，p.135. 。
微通道要保持内部多相流的流动状态为层流,实现细胞在微通道中的有序排布。在粘性力远大于惯性力,或者雷诺数Re≤2 300时处于层流状态。在微通道中处于层流状态下的流体可以借助N-S方程得知流体压力损失情况。雷诺数方程和N-S方程具体公式为:
但是，无论是曼德拉还是姆贝基，都对南非共产党的立场提出过不同看法④ 艾平:《双洲记:政党国际交往亲历》，当代世界出版社2018年版，第94页。 。在南非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曼德拉在讲话中强调，如果南非共产党在自己的党代会上嘲笑、攻击政府的根本政策，那就要受到警告，要认真考虑后果。非国大不仅代表工人，而且代表整个国家。他相信政府的经济政策最终可以提高南非的国际竞争力。而姆贝基在讲话中再次强调了非国大政府的经济政策没有违背联盟伙伴共同制定的纲领 《重建与发展计划》，指责非国大背叛人民是言过其实，别有用心。
(二)政治地位和力量对比上的落差，使南非共产党由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的中坚力量逐渐滑向国家权力的边缘
新南非的成立标志着非国大和南非共产党实现了由流亡国外的民族解放运动向合法的政治组织过渡，以及从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手段争取政权的政治组织向执政党过渡这两大历史性转变。在这一过程中，非国大成为南非执政党，而且继续维持在联盟中的主导地位。虽然非国大的党员数量近年来出现了一定波动，由2012年的1220057人降至2017年的989736人，但在南非政坛仍然占据绝对优势，社会影响力巨大。南非共产党作为联盟伙伴参与执政，并且将支持非国大和联盟看作自己的政治责任和义务，认为一个团结、强大的联盟是应对南非社会失业、贫穷和不平等危机，推进未来南非经济社会变革不可替代的政治力量。南非共产党的党员数量近年来增长迅速，由2012年的165953人增至2017年的284554人，但是与非国大的社会影响力仍然不可同日而语。
南非共产党与非国大对民族民主革命战略目标理解的差异，使其对非国大政府经济和社会转型的诸多政策法案颇多微词，甚至认为是新自由主义的缺乏实质性阶级内容的 “虚假的激进经济转型”② SACP CC Statement，“Beware fake‘radic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Umsebenzi，April 2017，pp.2－3. 。在南非共产党看来，虽然非国大政府主导推行的 《黑人经济赋权法案》通过扩大黑人或妇女在董事会、股东大会和高级管理层中的 “代表性”实现了经济结构的 “去种族化”，但它并未触及经济结构中深层次的系统性问题，反而成为后种族隔离制度时期南非社会资本原始积累的变种，产生了新的资本家阶层。从祖马政府第二任期开始，资本原始积累的新变种 “政府俘获”出现，对公共部门特别是主要国有企业、发展型金融机构和公共投资基金进行日益猖獗的野蛮的寄生性洗劫③ SACP CC Report，“Towards a Marxist analysis of‘State Capture’，”African Communist，Vol.4，No.196，2017，pp.14－19. 。非国大政府所谓的激进经济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推进狭隘的黑人精英的资本积累，完全蜕变成为黑人私有企业对经济的所有权、控制权和管理权问题，而社会所有权、人民控制以及工人所有权和管理权的理念则被打入冷宫。南非民族民主斗争的“革命性”不是简单地将大多数黑人的权利 “融入”现存的权力结构，也不是使种族隔离制度的权力结构变得 “更有代表性”，而是要彻底变革种族、阶级和父权制的权力结构。
1994年南非实现 “民主突破”以来，数以万计的南非共产党员作为各级行政官员和立法机构成员承担起了治理国家的责任，南非共产党成为 “治理党”，但不是执政党。南非共产党与非国大无论在反对种族隔离制度斗争中，还是新南非成立后，都是基于 “双重党籍原则”进行合作，双方成员互有交叉。南非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非国大，以非国大候选人的身份参加选举竞争，担任非国大各级领导职务，参加非国大政府。但是在非国大政党性质和战略目标发生嬗变，以及双方政治地位和力量对比存在巨大落差的情势下，这一合作机制制约了南非共产党发挥联盟最重要伙伴的作用。
南非共产党一直将维持与非国大领导的联盟的关系置于优先地位，这必然意味着它在后种族隔离时期争取政治空间的努力被其对非国大坚定不移的承诺所弱化。南非共产党的注意力不断地远离群众性动员而试图从内部去影响非国大，这恰恰是其面临的矛盾之处。南非共产党坦承在祖马政府第一任期内逐渐在推动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动员上 “丧失了动力”。例如，南非共产党没有持续进行一场成功地推动金融部门转型的运动③ SACP 14th National Congress，Political Report，https://www.sacp.org.za/docs/conf/2017/political-report.pdf. 。正因如此，有论者指出:“执政的非国大—南非工会大会—南非共产党 ‘三方联盟’成为了追名逐利、腐败和官商勾结的温床。”④ Marty Goodman，General strike in South Africa，https://socialistaction.org/2018/05/31/general-strike-insouth-africa. 入阁参政的南非共产党员在非国大推行的具有新自由主义倾向的经济社会政策制定过程中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例如，艾力克·欧文是 《增长、就业和再分配计划》的设计者之一；杰弗里·拉德贝负责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工作。南非国内其他左翼力量认为，后种族隔离时期南非共产党的立场应该是反对新自由主义，但是由于它与非国大之间特殊的盟友关系，这种批判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南非共产党不仅没有明确反对非国大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反而与其合作，希望从内部推动非国大 “向左转”。这是以牺牲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群众支持基础为代价的，其最终结果便是同非国大及其新自由主义政策达成妥协① David P.Thomas，“The South African Communist Party(SACP)in the Post-apartheid Period，”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Vol.34，No.111，2007，pp.123－138. 。
与此同时，南非共产党员以非国大候选人名义参选，应该在行政机关和立法机构中获得特定的配额席位。但是问题在于，在选拔和任命南非共产党干部进入议会或政府的问题上，非国大拥有绝对权力，南非共产党只有提名共产党员的权利，具体派遣哪些党员到议会或政府中，决定权在非国大。南非共产党强调，联盟作为一个整体，联盟伙伴及其成员不仅应该对工人阶级和盟友负责，而且应该对联盟负责，受联盟的调遣，任何一方都不应该拥有独立制定、执行和解释联盟和政府政策的特权。事实上，非国大往往不同联盟伙伴协商或未经联盟伙伴同意，单方面提名、任命乃至改组行政机构领导人。南非共产党认为，党应该拥有对立法机构中党团的召回权和委任权等直接的控制权，议会工作不能代替群众工作，行政机关和立法机构中的共产党员应该积极参加群众运动，即使这些运动是反政府和反议会的，否则南非共产党不仅会逐渐被边缘化，而且会蜕变成一个只能向非国大领导层乞讨职务的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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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国大党内以姆贝基为代表的 “新自由主义”和以祖马为代表的 “民粹主义”的斗争中，姆贝基以祖马深陷巨额军购贿赂丑闻为由，罢免了祖马的副总统职务，并且 “暂停”了祖马的非国大副党首职务。南非共产党认为这是对祖马的政治陷害，全力支持祖马，并帮助其摆脱了犯罪指控。在2007年12月的非国大第五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祖马依靠南非共产党、南非工会大会和非国大青年联盟的支持，击败姆贝基，当选为非国大新党首，莫特兰蒂当选为副党首。次年，非国大以 “召回”总统的方式，迫使姆贝基辞去总统职务。在2009年4月南非大选中，祖马当选为新总统，莫特兰蒂被任命为副总统。然而南非共产党指责莫特兰蒂太 “右”，是 “老姆贝基一类的人”，并且将其排挤出了非国大全国执行委员会。从姆贝基到祖马，再到莫特兰蒂，非国大经历了激烈的内部斗争。
尽管姆贝基政府的经济社会政策与南非共产党的战略目标不尽一致，南非共产党仍然希望在联盟框架内通过非国大党内斗争的方式来影响乃至改变非国大的政策方针。南非共产党全力支持具有强烈 “民粹主义”倾向的祖马，认为祖马政府第一任期内在艾滋病防治、贸易和产业政策、基础设施投入、为推动经济转型而制定的竞争性政策以及职业培训等领域打开了进步的空间。随着在非国大党内斗争中不断巩固和扩大自身的权势，祖马表现出愈益明显的威权主义和总统至上倾向，以及对军事式的、自上而下的命令和控制的公开迷恋② SACP 14th National Congress，Political Report，https://www.sacp.org.za/docs/conf/2017/political-report.pdf. 。祖马上台不仅没有弥合党内的派系纷争，反而使其演变成了有产阶级政治代表人物的权力竞逐:一是拥有和控制产业资本的民族资产阶级，二是与西方帝国主义资本或东方帝国主义资本相联系的买办资产阶级，三是攫取国家资源用于维系权力精英而不是社会再生产的寄生资产阶级。祖马自上台以来，在政治上始终麻烦不断，面临着腐败、诈骗、逃税和强奸等多达783项指控，一直深陷 “内内门”“古普塔门”和 “恩坎德拉门”困境，这些事件犹如一把把 “达摩克利斯之剑”，将祖马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① 杨之恍:《南非总统深陷 “三重门”》，载 《世界知识》2016年第9期。 。特别是2016年非国大在第五次地方选举中遭遇“滑铁卢”，全国得票率仅为53.9%，失去了豪登省三大都市区约翰内斯堡、茨瓦尼和大曼德拉湾市的执政权。这一糟糕的选举结果在联盟内部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南非共产党认为，非国大选举失利与其说是反对党派的进攻所致，不如说是由非国大自身的严重问题造成的。这是以非国大为首的联盟面临更严峻挑战的征兆。
(二)执政联盟内部渐趋微妙的复杂关系
南非共产党内部包括恩齐曼迪，再次公开提出脱离联盟独立参选的问题④ SACP CC Discussion Document，“Now more than ever the SACP has a leadership duty in the NDR，”African Communist，Vol.3，No.193，2016，pp.22－25. 。南非共产党宣称，非国大日益远离民族民主革命，南非共产党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应该承担起社会主义和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非国大历史上曾经是民族民主运动最重要的组织形式，但是民族民主革命不能简单地等同于非国大。非国大没有上天赐予的永远领导民族民主革命的权利。非国大内部在各个层面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消极因素，至少目前来看，它进行严肃的自我纠错的能力和意愿是不确定的。现阶段非国大严重衰落的表征之一就是它没有能力对民族民主革命提出一个清晰的战略性规划。作为一个战斗的行动主义政党，南非共产党完全有权利从自身利益出发，单独参加选举竞争。但是，是否这样做以及怎样做，取决于现实情况及其与联盟伙伴的关系，既不能陷入宗派纯洁性的孤立境地，更不能在战略上犯机会主义错误。
三、南非共产党重组联盟的努力与成效
南非共产党作为联盟最重要伙伴，“在20世纪60年代末几乎接管了非国大，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党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就发现自身被边缘化了，而这时非国大却站在权力的顶端”① [南非]D.格拉泽:《非洲的马克思主义运动》，载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年第4期。 。南非共产党作为一个具有鲜明阶级导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民族民主革命的战略目标上与非国大逐渐产生了分歧。这一分歧在双方政治地位和力量对比存在巨大落差的情势下呈现愈益扩大的态势。为了突破自身困境，捍卫、深化和推进南非民族民主革命进程，南非共产党提出要以重塑 “党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为核心重组联盟。
(一) 南非共产党重组联盟的基本方针和原则
南非共产党坚持民族民主革命战略的连续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确立了重组联盟的基本方针:南非共产党现在不是、将来也不会成为一个狭隘的选举主义政党，南非共产党的选举导向是基于推进、深化和捍卫民族民主革命这一整体战略任务；在国家权力上，南非共产党的战略性目标是实现工人阶级对国家的领导权② SACP，“Towards a reconfigured Alliance!”Bua Komanisi，Vol.11，No.1，2018，pp.27－29. 。
由于小睿的转变及进步受到大家的刮目相看，他渐渐开始融入了集体。现在小睿在控制自己的不良行为上有了不小的进步，可以说是为他的转变迈出了一大步。而让他继续保持却需要在今后大量的工作中去实现。
南非共产党认为，当前南非革命面临的战略性挑战是巩固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力，以此推进第二阶段激进民族民主革命——南非通往社会主义最直接的道路。但是，非国大政府没有能够利用1994年民主突破的 “桥头堡”果断推进第二阶段激进民族民主革命，变革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制度的结构性遗产。同时由于政府和解放运动中产生的腐化堕落，南非的宪政民主存在着被腐蚀的危险，并由此导致非国大的选情呈现下降态势，这给推进、深化和捍卫民族民主革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消极影响。1994年以来，南非共产党在非国大领导的联盟中积极参与各级政府的选举，但是南非共产党强烈地感到自己在选举运动尤其是地方选举中往往被非国大利用，一旦选举结束即被边缘化。因此，南非共产党必须积极参与选举竞争，坚定地捍卫一个革命性的民族民主的联盟。为了实现选举的目标，捍卫、深化和推进第二阶段激进民族民主革命，南非共产党必须在加强工人阶级和进步力量构成的左翼人民阵线的斗争中发挥积极的领导作用。
对于联盟的运转原则，南非共产党认为，联盟在决策上必须坚持独立的、民主的原则，在理念上应该使联盟伙伴承担起推进民族民主革命的共同责任。民族民主革命属于所有联盟伙伴和全体南非人民，它不属于某一个组织、某一些人或某一个派系③ SACP 14th Congress，Declaration and Resolutions，http://www.sacp.org.za/docs/decl/2017/declarationand-resolutions.pdf. 。南非共产党和非国大应该共同努力，与南非工会大会和南非全国公民组织一道，深化联盟与人民大众之间的联合，全力、无私地服务人民④ SACP statement on the occasion of the 107th founding anniversary of the ANC，8 January 2018，http://www.sacp.org.za/main.php?ID＝6816. 。首先，在推进民族民主革命的共同纲领下，联盟在一切重大政策、人事调整和决策问责制上，坚持民主的协商一致。这是实现联盟的目标统一和行动一致的核心要素。其次，消灭南非经济的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制度特征，摆脱帝国主义的操控，终结私人垄断资本的统治，进行激进的结构转型，这是联盟面临的关键性战略任务。再次，消灭父权制、性别歧视和暴力，以及部落主义、种族歧视和地区主义。正如恩齐曼迪所说，如果经济以及更广泛社会领域中的暴力不能得到控制，它将把南非社会拖入更加深刻的危机中。无论性别、年龄，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了暴力的后果。南非必须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即每一个人，无论性别、性取向和年龄，都是安全的⑤ Blade Nzimande，“Build Socialism-wipe out gender-based violence!”Umsebenzi，October 2017，pp.3－5. 。联盟伙伴应该共同努力，推动南非民族民主革命由反对殖民主义、种族隔离制度遗产以及帝国主义的剥削和统治，进入第二阶段更加激进的时期。为此，联盟必须更加关注南非人民的诉求，从根本上缓解乃至最终消灭失业、贫穷、不平等和缺乏社会安全感，以及对包括土地在内的自然资源的垄断。
(二) 非国大新领导层的政策调整与南非共产党态度的变化
2017年6月，时任非国大副党首和南非副总统的拉马福萨在参加南非共产党组织的一次晚宴上，力劝南非共产党留在联盟中。他强调非国大与联盟伙伴的紧张关系不能再持续下去，必须慎重、真诚地解决联盟伙伴之间的分歧。在民族民主革命道路上，联盟会面临诸多困难，但是共同的信念把联盟伙伴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当下，南非共产党都对非国大提供了重要帮助和支持，即使非国大和联盟现在面临严峻挑战，南非共产党仍然一如既往地在重大的原则性问题上展现了持续的领导力① Cyril Ramaphosa，Address at the South African Communist Party Gala Dinner，23 June 2017，http://www.sacp.org.za/main.php?ID＝6229. 。非国大总书记曼塔谢② 曼塔谢在非国大第五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非国大主席。 在该党第五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组织报告中指出，当前联盟处于 “最糟糕的时期”。联盟是推进民族民主革命至关重要的组织力量，联盟团结是南非社会转型和民族民主革命胜利的保障。非国大应该将南非民族民主革命的阶段定位从先前的 “通往民族民主社会的第二阶段民族民主革命过渡”转向 “激进的经济社会转型”。
拉马福萨取代祖马成为非国大新党首和南非总统后，南非共产党与非国大的关系暂时得以缓解。拉马福萨对南非共产党提出的捍卫、推进和深化第二阶段激进民族民主革命的战略目标给予了积极回应。他在2018年4月27日的 “自由日”演讲中提出，南非要改变经济所有权、控制权和管理权等模式，并且在必要和公平的前提下以无偿征收方式推进土地改革，让黑人和妇女都能够享有平等的权益，即推行激进的经济转型。拉马福萨上台后进行的内阁重组中，充分考虑到了南非共产党的诉求。南非共产党总书记恩齐曼迪重回内阁担任交通部长，南非共产党全国主席森泽尼·佐夸纳担任农业、林业和渔业部长，非国大主席戈温德·曼塔谢 (南非共产党中央委员)担任矿业部长，南非共产党全国副主席图拉斯·恩克塞西担任公共工程部长。
南非共产党对拉马福萨公开承担领导责任以及为推动反对 “政府俘获”议程而投入的精力表示赞赏。例如，主要国有企业更换了董事会，建立了针对 “政府俘获”的调查委员会，南非税务署和情报机构等进行了重要改组。同时，南非共产党提出要加紧推进经济社会领域的激进结构转型，打击在祖马庇护下兴起的对公共资源进行寄生性掠夺的势力，大胆地推进第二阶段更加激进的民族民主革命。南非共产党强调，在新政治形势下，面对民族民主革命遭遇的持续性威胁，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基于独立性原则的、团结的联盟。
作者简介: 王建礼，信阳师范学院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教授 (信阳464000)。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当代资本主义变革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研究”(15ZDB026)；信阳师范学院 “南湖学者奖励计划”青年项目。
(责任编辑:李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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