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及其与当代生态学思路的一致性——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诘难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学论文,恩格斯论文,诘难论文,自然观论文,马克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口爆炸、环境污染、生态失调、能源资源危机、核战争的威胁等全球性问题在当代的凸现，引起人们对传统自然观的反思。反思中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新趋向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反对人类主体能力过度滥用，要求人类限制工业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对生态的根本性破坏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物质生产力和科技进步推动社会发展的理论进行了诘难。本文试图从这一诘难出发，通过分析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阐明其与当代生态学思路的一致性，以期为我国正确处理生产力发展、科技进步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奠定理论基础。
一
生态学这一概念，自德国科学家恩斯特·海克尔1866年首创以来，迄今已有一个多世纪。但作为一门新的学科是在本世纪60年代才凸现出来，可以说，它是人类对自己施加给自然界的过度“改造”所产生的恶果——“生态危机”进行反思的结果。西方生态学以系统科学的关联原则为哲学前提，以整个地球生命物质层圈的整体性为基点，关注生态环境系统的内在关联和相互依存性，对人类主体能动的过度滥用进行了批判，提出人类只有限制现代工业发展特别是科技对生态基础的根本性破坏，才能克服人类业已造成的“无家可归”与自掘坟墓的悲剧。这种生态学思想在本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国家严重的经济危机、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突发为一种激进的社会改革要求，即“生态革命”，并逐步形成了当今西方世界颇有影响的“绿色运动”。从70年代开始，以鲁道夫·巴罗、亚当·沙夫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加入到绿色运动之中，成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80年代以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队伍不断壮大，在西方迅速崛起。他们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当代生态问题，为克服人类生存危机寻找一条通向新社会的现实出路。因此，其理论特征表现为一个“由红到绿”、“红绿交融”、“绿色红化”的演变过程。在对生态危机的性质、根源及解救的手段和方式进行探讨的过程中，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物质生产力和科技进步推动社会发展的理论进行了诘难。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在19世纪的社会发展中，自然还呈现出一幅拥有取之不尽资源的虚假现象，这使马克思沿袭了那种人类主体支配和征服自然的非生态学的传统思路。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的无限发展被看作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条基本主线，在发展生产（技术）以统治自然这一点上，马克思引导现代社会主义犯下了与资本主义相同的错误。马克思对发展技术、发展生产力满怀希望，他相信生产资料作为公有财产交到工人手中就可以消除剥削与异化。可是他并没有想到“技术在要求统治”，在当代生产的发展中，人类主体的生产力丧失了自己的“贞操”，由于技术和过度生产的发展，已暴露出对生态环境日益严重的损害，造成了整体上的生态危机（注：乌尔里希：《技术与统治》第11页，法兰克福，1979年版。）。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不得不进行补充和修正。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重新评价控制自然”（注：莱斯：《自然的控制》第76页，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
他们提出，立足于社会发展的现实，人们必须尊重自然界限，承认生态环境的统一系统，纠正马克思那种强调征服自然的失误，重新建立一个以生态学视角为基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观。在这里，“我们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在自然界之上；我们赖以进行交往的群众性机构以及生命本身，都取决于我们和生物圈之间的明智的、毕恭毕敬的相互作用”（注：卡普拉：《绿色政治》第57页，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有限度的良性再生性生产及与环境相互促进的“适当技术”，将成为新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这种所谓新历史观的本质就是主张“人类的利益高于阶级利益”，“向人们提供非异化的创造性的劳动，使人们从不必要的有害于生态系统的消费心理中摆脱出来”，从而使社会的发展“真正植根于人与自然的完全和谐之中”。他们甚至认为，历史的变化已经使原来“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注：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第420-430、499页，人大出版社，1991年版。）。他们要建立一种符合生态学意识的、不同于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工业无增长的稳态的资本主义。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这些观点，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否定，因为不承认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历史进步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点就不复存在。如果发展科技成为哲学否定的主题，我们的“科教兴国”战略就失去了合理性。马克思、恩格斯到底是如何从物质生产力和科技进步对社会起推动作用的角度阐述人与自然的关系、看待自然的呢？
二
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然的认识有一个历史的过程。在大学毕业论文中，马克思将人与动物的不同点规定为对自然限定性的超越；博士论文中，他又强调人类主体对外部物质自然必然性的扬弃，这说明马克思将自然视作人努力克服的并带有贬意的对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自然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马克思开始发现人的非主体状态不是自然造成的，而是人自己创造的经济怪物，提出了劳动异化理论。另一方面，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就是自然，自然人化与人自然化同步进行，“历史就是一部真正的自然史”。1845年之后，马克思将人类社会历史的基础回归于人类改造外部对象的主体性物质活动——实践，将自然界的优先性与人的主体性有机统一起来，无疑，这是他们说明人与自然关系的唯一科学立足点。
首先，在实践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了自然与历史的统一。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自然被理解为人的批判的、革命的“感性的活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要求我们要从自然对象“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认识自然，人改造自然的活动被视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质的规定性。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费尔巴哈抽象自然观之后指出，自然界起初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对立，人慑服于自然，人与自然处于“狭隘的关系”中，因为“自然界几乎还没有被历史的进程所改变”（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4-25页。），面对强大的自然，人只好在神话想象中支配自然，“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13页。）。只有后来随着物质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历史地被改变了的自然环境方成为人类得以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在人类历史——人类社会的产生活动——中生成着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1页，单行本，79年版。）。所以说，人类生存所依赖的自然不是那种天然的自然，而是经过人的实践中介了的自然、人化的自然，人的生存环境（即包含周围自然在内的“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5页。）。总之，在实践的基础上，自然与历史实现了统一。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将自然视为人类征服和改造的对象，并将这种改造自然的生产劳动的现实历史发展，视为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本质和一般基础。作为人类社会发展本质的生产力就是人改造自然界、“支配自然界的实际能力”（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36页。），物质生产就是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对自然的占有。“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由他自己的活动，来引起、来调节、来统治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71页。）这种以非天然而且是人化自然为对象的生产劳动，“哪怕只停顿一年”，人类就会丧失自己的全部的生存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8页。）在马克斯恩格斯看来，人类“直接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历史的真正起点，是全部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最终基础，人正是在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中确立起自己的主体性而由此超出动物界开始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并在物质生产中不断创造出丰富的社会生活的。社会发展的最后结果将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交换”（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927页。）。可以说，没有人对外部自然界的改造、没有物质生产力的现实发展，也就没有人的存在与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也就谈不上人与自然的和谐与伙伴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这种发展生产力以推动人类社会历史进步的观点，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说明。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视科学技术为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内驱力。
作为“一种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科学技术是人类改造自然对象在近代工业生产的产物，它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生产力发展史上一次最伟大的革命性飞跃。马克思说：“蒸汽机、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3页。）恩格斯将蒸汽机的利用视为18世纪中叶工业用来震撼旧世界基础的一种伟大杠杆，“蒸汽机和新的工具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注：恩格斯：《反杜林论》第258页，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两人高度赞誉了科技的巨大进步，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9-50页。）历史也已证明，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中，“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与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4页。）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在肯定科技对物质生产力具有极大推动作用的同时，也注意到科技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已转移到主导性的地位上来。
三
马克思、恩格斯所主张的人类征服自然的物质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本质的观点，以及科技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观点，是否与当代生态意识相背离而到了应该进行“补充和修正”的程度呢？否。尽管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的确没有生态学的视角，他们也的确没有提出将自然作为人类自身发展的伙伴关系这样明确的生态意识，但只要人类继续生存与发展，就需要发展生产力，人们也就永远将自然作为改造的对象和提供物质生活条件的基础。我们以为，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然的认识与当代生态学的思路，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从生态学的思路看，当代生态学并不否定人类物质生产力（包括现代科技）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推动作用。生态学只反对当代的人类技术系统对自然环境的过度开掘，反对今天人与自然关系上的某种严重失衡。德国哲学家汉斯·萨克塞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和转换的论述，显现了当代生态学的思路。他认为，人与自然之间是一个“从敌人到榜样，从榜样到对象，从对象到伙伴”的历史的动态关系（注：萨克塞：《生态哲学》第33页，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人在从自然界脱生而出之时，面对强大神秘的自然，在不断的经受自然的打击与伤害中，对自然充满了敌意；随着人类的成长，在对自然规律的探索学习中，人们将自然作为摹仿学习的榜样，以求得更好的生存，体现为人类历史上的图腾崇拜与原始农业文化；但人类的真正成熟是建立在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之上的，这也就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可见，生态学是承认人对自然的这一历史的对象性关系的，只是在这一对象性关系中，发现了科学技术推动的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倾斜，发现了人对自然改造能力（技术）的过度滥用，并在对此种滥用反对的基础上，提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第4种形态——“伙伴”关系。德国生态学家格仑德曼则坚决主张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解决全球生态危机问题。他认为，马克思关于人类改造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是正确的，人对自然的支配不是生态问题的原因，生态问题是由对待自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引起的。因此，只有彻底否定资本主义利润最大化的固有逻辑，才能彻底解决生态危机。这就是说，生态学并没有抽象否定生产力的发展，而只是在纠正生产力发展中的某种偏差，特别是克服资本主义生产对自然的过度滥用，这与马克思、恩格斯的主张在逻辑上并不相悖。
从马克思、恩格斯对发展生产力、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具体论述看，他们也反对人对自然的“破坏性”的关系，有一种大自然观和维护生态环境的思想。
马克思在论述人被外在物质力量所奴役与驱使的现象时，指出了资本主义发展中那种人对自然的破坏性方面。他说：“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的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带来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76页。）批评了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特定状况和使用。马克思也看到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科技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同时，由于资本追求利润的盲目冲动而使科技本身成为一种对人和自然的共同伤害。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对技术应用怀有盲目性和短视性，不考虑技术应用的长久的自然影响和社会后果，甚至不惜以破坏生态平衡和自然环境作为换取利润的代价。后来，恩格斯就将技术的“资本主义的应用”和“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视为环境污染的重要的社会根源之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5页。）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要消灭资本主义工厂城市的发展及其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只有防止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和“消灭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才有可能”（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5页。），强调要把技术应用和工业发展的最直接的眼前的经济效益同长远的自然影响和社会影响协调起来。
恩格斯十分深刻地谈到人与自然的关系，谈及人对自然盲目改造的消极方面。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河流与大气的污染、工人的住处、工作场地的环境卫生情况作了充分深刻地揭露。在将劳动与自然作为“财富的两个原始形成者”的同时，恩格斯深刻指出了人过分相信对自然的“支配”、“胜利”必将导致自然的“报复”，“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6页。），并以美索不达比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居民为获得耕地而砍伐森林，结果导致耕地变为不毛之地为例。他似乎直接站在当代生态学的角度提醒“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血、肉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7页。）。在恩格斯的视野中，人类“统治”、“支配”自然，发展物质生产力，是通过认识自然规律，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实现的，而要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就必须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干涉”引发的近期与远期的后果。恩格斯认为，随着科学的进步，我们能学会支配与掌握自己行为对自然界所产生的比较深远的影响，并且随着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人类主体自身与自然界的一致，“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8、518页。）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还不能说就是当代生态学的观点，但他们的确看到了今天生态学关注的问题。因此，当代生态学对马克思主义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应该承认，当代生态学的出发点是正确的，对今天人类以科学技术为中坚的生产力对自然的伤害，以及过度的经济增长对生态平衡的破坏的批评也不错。但如果如此而否定马克思主义通过物质生产改造和利用自然这一科学原则，那就大错而特错了，那种把生态意识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发展是社会历史存在和发展的一般基础的观点非历史地对立起来的倾向，也是不正确的。
四
正确分析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诘难，从而廓清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发展、科技进步与生态保护的关系，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现实问题，特别是对于今天的中国，更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
当今中国的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是否也超出了一定限度？中国还要不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与科学技术？还应不应该将科学技术放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首位？有人认为，中国今天发展经济、利用科学技术大力加快生产力的发展，与当代的生态思考是逆向的，中国人抛弃了自己传统文化中那种与自然的伙伴式的正确关系，而误入西方人走过的“技术治国论”，正在重蹈西方资本主义在工业化发展中走过的发展经济而最终破坏自然生态的覆辙。他们推崇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要求建立主体人顺应自然的“天人合一”的“伙伴”关系。对此，我们不敢苟同。
在以太极图为文化象征的“天人合一”哲学思路中，人类主体的活动是向内而不是指向外物的实际操作。几千年来，中国人并没有从这种人与自然的伙伴关系中获得一种社会的真实进步和人类主体自身的解放，没有从内封闭的自然经济中走出来，大力改造和征服自然，有效发展物质生产力，实现民族的经济现代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再融洽，自然界的生态环境再好，都无法改变中国人落后的生存处境。诚如马克思所认为的，在生产力和现代科技进步面前，去赞美自然的直接性，维护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方式是十分可悲的一样，对一种落后的经济水平上的生态平衡或人与自然的“伙伴”关系，是不应得到称赞的。
在当今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进程中，有效地大力改造自然与征服自然对象，发展生产力是首要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社会主义优越性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能够更好地发展上”（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9页。）。因此，“发展是硬道理”，只有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相反，“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6页。），在与它国进行的综合国力竞争中，就不能使中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社会生产力要有巨大的发展，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7页。）。从历史上业已完成和正在进行的3次科技革命看，科学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大大加深了人对自然界的认识，使人类真正成为自然界的主人，特别是本世纪50年代以来，以电子信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为支柱的一系列高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和飞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世界面貌和社会生活的各领域。在科学、技术与生产三者密不可分，科技进步因素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中已高达60%-80%的情况下，任何借口科学技术给自然与社会带来负面效果而否定其作用、限制其发展的观点都是不现实的、幼稚的。在我国现阶段，科学技术发展的成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将是今后一段时期内的主要任务。当然，这并不否定在发展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将生态问题当作一个重要的非夸大的引导性和借鉴因素来看待，因为它实际地影响着生产力的近期发展和远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量与质的关系。基于此，我国已将“科教兴国”与“可持续发展”作为跨世纪发展的两大战略选择而正式提出并正逐步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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