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狄更斯小说中人物的地位_小说论文

论狄更斯小说中人物的地位_小说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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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艾略特认为:“狄更斯塑造人物出色,柯林斯以情节擅长。”①人物是狄更斯长篇小说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它在狄更斯的小说中究竟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这是研究狄更斯小说人物首先应该明确的。本章试图从人物与情节、主题、环境相互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探讨这一问题。

从结构的角度看,叙事作品的两个基本要素是人物与情节。高尔基说,情节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这个论断强调情节与人物之间的联系,有一定的道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则不一定正确。情节是事件的组合。固然,事件里面少不了人物,但人物在事件里起什么作用,事件与人物有什么关系,却是非常复杂的。事件可以完全围绕人物,为表现人物服务,也可以“独自行动”,把人物当做客观物体,在事件中只起道具的作用。因此,把它们合二而一是不妥的。

叙事作品或者是以情节为中心结构故事,或者是以人物为中心结构故事,或者是二者并重。狄更斯的小说属于第二种,是典型的人物中心型。

从总体上看,狄更斯的小说一般篇幅庞大,内容繁复,但许多并没有一个有完整的事件或事件之间有逻辑联系的情节。很多叙事单元的情节是破碎的、不完整的,是由一系列缺乏内在联系的事件组合而成的。如《艰难时世》中的庞得贝单元。这个单元主要包含了四个事件,一是庞得贝对罢工工人的处理,二是庞得贝与斯蒂芬的谈话,三是庞得贝与露意莎的婚姻,四是庞得贝的母亲被人发现和他的反应。这四个事件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它们的前后出现并不是由于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而是因为塑造庞得贝这个人物,揭示他的性格特点的需要。第一个事件侧重从与工人的角度,揭示庞得贝的粗鲁、缺乏仁慈;第二个事件侧重揭示庞得贝的狡诈与有钱人的高傲,他试图拉拢斯蒂芬,对工人分而治之;第三个事件侧重从婚姻的角度揭示庞得贝的卑劣与自高自大。他以卑鄙的手段娶了露意莎,却说是她看上了他的什么。第四个事件侧重揭示庞得贝的撒谎与厚颜无耻。他自称是个孤儿,从阴沟里爬出来,白手起家,成为富翁,然而他却有慈爱的父亲和母亲,受过一定的教育。四个事件从四个不同角度显示出庞得贝性格的不同的侧面,从而使这个人物栩栩如生。

为了刻划人物,狄更斯可以暂时停下情节的叙述,转而对某个人物进行跟踪描写。这种描写,有的是系统性的,有的是片断性的。前者如《荒凉山庄》中的斯纳斯比先生,这个法律文具店的老板只在两点上与小说的主要情节之一的德洛克夫人的秘密有所联系。一是德洛克夫人过去的情人霍顿潦倒之前曾在他那里接受过一些抄写法律文件的工作;一是在霍顿死后,化过装的德洛克夫人在穷孩子乔的引导下凭吊情人生活过的地方时曾到过他的店子。单从情节的角度看,完全是个无关紧要的人物,只要稍微交代一下便可以了。但作者却对他的家庭生活、夫妻关系、日常交往、人际关系等作了详细的描写、刻划。很明显,作者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情节的需要,而是为了刻划这个人物——一个厚道、然而又非常惧内的受气丈夫的形象。后者如《双城记》中那个戴小帽的修路工人。从情节的角度看,这完全是个工具性的人物,但作者并不因此而忽略对他的性格刻划,每当涉及到他的时候,总要把笔墨在他身上停留一会,细细地描写他的个性特点和习惯动作,特别是那顶富于表现力的蓝色小帽,使这个在小说中极其次要的人物也同样地鲜明生动。

为了刻划人物,狄更斯还常常在情节中插入一些从结构上看可有可无的事件。如《大卫·科波菲尔》中,大卫从布兰德斯通到伦敦去读书。作者完全可以写他一直坐到伦敦,或者干脆去掉旅程这一段,一下到了伦敦。但作者却让他中途停了下来,在一个路旁旅店吃了饭,被一个殷勤的茶房骗去了不少饭菜和一先令的现金。很明显,这个插曲也并不是情节所需要的,而是为了刻划人物,塑造性格。那个茶房,虽然一闪而过,却很鲜明,令人久久难忘,而大卫本人小时的幼稚、天真,也活灵活现地突现了出来。有时,这种插入的事件出现得过于频繁,甚至对情节发展的节奏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但在刻划人物和去掉这种不利影响之间,作者权衡的结果,常常是选择了刻划人物。

乔治·奥威尔认为:“狄更斯讲故事要花很长时间”,因为其中充满了细节,“一样东西上面又堆上另一样东西,一个细节上面又加上一个细节,绣花装饰上面又来一层装饰。”②这是事实。单就情节来说,狄更斯小说的篇幅完全可以压缩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不会伤筋动骨。但他小说中的人物正是通过这些繁复的细节塑造出来的。如《荒凉山庄》中的志特维德洛甫先生。如果去掉了对他的穿着打扮的种种琐碎描写,这位“风度大师”还剩下什么呢?

在小说中,人物与主题哪个更重要,这是一个不能一概而论的问题。

概括地说,小说主题与人物的关系,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人物服从表达主题的需要,人物的活动严格地控制在主题表达的需要的范围之内。一种是主题不制约人物,人物有很强的独立自主性,主题随着人物的活动而有所变化或侧重。在这两种类型中,前一种的主题一般比较单一集中,后一种的主题则比较繁复分散。自然,两种类型本身没有优劣之分,作品是否成功取决于作者的具体处理。

狄更斯小说的主题一般是比较繁复的,思想内容的分枝很多,很难用一个基本的主题统一起来。如《匹克威克外传》,人们认为,《匹》书表现了“古老快乐的英格兰”,但这只是一种含糊的印象,不是对其主题的明晰概括。何况,《匹克威克外传》的基调虽是乐观的,但丑恶黑暗的东西也时刻呈现在读者眼前,如债务人监狱的凄惨,使好心的匹克威克先生心情沉重,闭门不出。道逊、福格两个律师的卑劣,在小说的结尾也没有任何变化。再如《尼古拉斯·尼克尔贝》,评论者在分析其思想内容时,总要提到小说对教育制度的批判,对金钱罪恶的揭示和对伦理道德的宣扬,我们还可以加上小资产阶级的个人奋斗,对封建贵族的批判,等等。这些方面没有一个像《高老头》中的“金钱的威力与罪恶”那样能把各个方面统一起来的基本主题。也许有人会提到道德,但道德是狄更斯小说创作的基础,人物塑造的出发点之一,很难作为具体小说的基本主题。

笔者以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之一是狄更斯小说反映的生活面十分广阔,众多的生活内容难以用某种主题的狭窄之网一一筛选。另一个基本原因就是狄更斯并没有有意识地用某种主题来规范笔下的人物。在他的小说中,主题没有处于中心位置,处于中心位置的是人物。总体上看,狄更斯小说中的人物很少循规蹈矩地在某一主题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他们过于活跃,常常冲破主题的界限。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物的设置。狄更斯小说人物的设置是依据其小说的整体构思,而不是依据某一具体的主题。比如《马丁·朱述尔维特》,作者的目的是要批判“自私”,然而他却让主要人物小马丁来到美国,引出一大批新的人物。这些人物更多地是与批判美国的主题联系着,而不是与“自私”的主题联系着。另一方面,狄更斯笔下人物的活动与性格发展依据的是自身的逻辑。普希金曾对自己的一个朋友说:“你想,达吉亚娜使我多么惊异!她竟然出嫁了,这是我怎么也料想不到的。”托尔斯泰也曾说过安娜的卧轨自杀是他没有预料到的。”③无论是普希金的达吉雅娜还是托尔斯泰的安娜,都是作者在清醒状态下写出来的,不可能脱离作者的控制。只能说,作者原来的设想是人物向某个方向发展,后来发现人物向另一个方向发展更符合人物性格的内在逻辑,于是改变初衷,对人物作了调整,整个过程仍在作者的控制之下。不过,人物不受作品主题控制的现象却是很普遍的。在狄更斯的小说中,有时便出现主题的“漂移”现象,即小说的思想内容前后有所变动,或者是侧重点的改变,或者是隐显的不同。如《董贝父子》处理的主题是“傲慢”。董贝是傲慢者,他相信金钱万能,以自己拥有大量的金钱而蔑视一切。艾迪丝是傲慢者,她除了美貌与出身一无所有,不得不提起自己的骄傲来反抗自己所感到的凌辱。卡尔克也是傲慢者。他不甘心自己在董贝的专横下面屈辱地过日子,想方设法挖董贝父子公司的墙脚,最终促使其破产,达到了报复的目的。这些都是与小说的基本主题密切相关的。但在写到卡尔克与艾迪丝私奔之后,作者的注意力便主要不在“傲慢”上面了,而是转而讨论妇女的道德与家庭的稳定之间的关系,小说的思想内容也有所变动。

主题的“漂移”现象在《荒凉山庄》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小说的基本主题是批判法律制度和法律机构。小说的前半部分基本上是扣住这一主题写的。但到小说的后半部分,随着德洛克夫人的“秘密”的逐渐暴露,把德洛克夫妇这单元推到小说的前台,小说的主题的重心就逐渐转到对妇女、家庭、婚姻等问题的探讨上去了。

应该说明的是,狄更斯小说中主题的“漂移”现象并没有影响狄更斯小说思想内容的完整。因为这种漂移归根结底只是小说思想内容的内部调整。主题的全部因素都有机地存在于作品之中,只是由于人物的活动、变化使主题的各种因素发生或显或隐、或轻或重的变化。比如《荒凉山庄》,贾迪斯控贾迪斯案与德洛克夫人的婚前失贞的秘密在小说中贯穿始终,对法律的批判和对婚姻、家庭、妇德的探讨同为小说主题的基本因素。只是在小说的前半部,描写的主要是贾迪斯控贾迪斯案,法律批判的主题表现得十分明显,到小说后半部,德洛克夫人的秘密成为描写的重点,与此相关的主题就突出在台前;而法律批判的主题则相应地退后一点,显得没有前者重要了。因此,看似主题发生了变化,其实总体上并没有变,只是内部的各种因素有所调整,或者说侧重点发生了转移。

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两个部分。它与人物是密不可分的。环境影响人物,人物又改造环境。

狄更斯小说中的环境对人物有一定的影响,作者看到了环境对人物的作用。在谈到《大卫·科波菲尔》中希普性格形成的原因时,乔治·吉辛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站着时看不见一点前途,只有爬下时才能有一点机会。”④低下的出身与社会的等级制度形成了希普自甘卑贱的性格,同时也扭曲了他的灵魂,使他变得卑鄙龌龊,满腔怨恨。他披着卑贱的外衣,不顾一切地企图爬到社会上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没有任何道德顾忌,不惜一切手段。

环境对人物的影响在一人称小说中,也有较明显的表现。如《大卫·科波菲尔》中的同名主人公,《远大前程》中的匹普。大卫从一个天真、幼稚的儿童逐渐成长为一个著名作家,幼时的家庭环境,当童工的经历,到姨婆家后所接触到的人物事件,都对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匹普也是如此。他本是一个纯朴的孩子,生活为他安排了一条辛苦然而充实的生活道路,他也以此为满足。然而他到郝薇香家拜访,见到美丽的艾丝黛拉之后,他的内心便逐渐起了变化。他开始厌恶自己的铁匠生涯,希望进入上流社会,以便能够娶艾丝黛拉为妻。这种念头在一个不知名的恩主惠顾他,决定把他培养成体面的绅士之后发展到顶点,他开始变得轻浮、虚荣甚至自私起来。等到恩主被捕,“远大前程”成为镜花水月,他重新落到身无分文的境地,他开始反省自己,认真改正自己的缺点,重新回复过去美好的品德。这里,环境的作用是很明显的。

不过,与其他作家如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相比,狄更斯小说中环境对人物的影响显然要弱得多。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中的拉斯蒂涅从一个纯朴的南方贵族青年堕落为寡廉鲜耻的资产阶级野心家,是在巴黎的花花世界的引诱下,在上流社会自私自利的氛围中,一步步完成的。托尔斯泰笔下的渥伦斯基,虽然爱情使他抛弃了个人的辉煌前程,与安娜公开同居,然而周围的世界仍时时刺激着他,使他作出反应,这是造成两人爱情悲剧的重要原因。狄更斯小说中环境对人物的影响没有这样有力。它只能影响人物性格中的某些部分,至于性格的核心层次,则是环境无能为力的。也就是说,狄更斯人物性格的核心,是与生俱来不可改变的,环境影响的只是人物性格中的其他层次。如大卫和匹普,特别是后者,在环境的影响下,其性格发生了较大幅度的变化,但其核心的本质并没有变。匹普之所以能由坏变好,是因为其心中良善的种子一如既往,即使在他变得轻浮自私后也未消失。另一种常见的情况是把环境对人物的影响放在幕前处理,也就是说,当小说故事开始之前,环境对人物的影响已经完成了。故事开始之后,这种影响基本上不再存在。如希普,低下的地位与社会的等级制度形成了他的自认卑贱的性格和内在的勃勃野心,但这一过程在小说开始前就已发生,小说情节开始后,他便以现在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至于如何形成这种面貌的过程,小说没有交待,形成的原因也只是在书中顺笔带过。因此,在狄更斯的小说中,环境对人物的影响不是很引人注目。

再看人物对环境的影响。西方作家对这一方面比较忽视,特别在西方现代派作家笔下,人简直成了环境的逆来顺受的奴隶,渺小、毫无反抗能力。狄更斯则相反,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中,他比较肯定人的力量。他笔下的人物往往奋起与这些不可更改的环境斗争,虽然斗争有些以失败告终,如《荒凉山庄》中的那个希罗普郡的农民格里德利,但仍给人以英雄气概。环境虽然不可战胜,但他们并没有屈服。或者,像《荒凉山庄》中的贾迪斯那样,根本不受环境影响,按照自己的信念与习惯自得其乐地生活。

肯定人的力量的另一方面是强调人对环境的改造。在狄更斯的小说中,这种改造虽然一般只在小范围内进行,但它毕竟产生了作用。狄更斯小说中,常常出现一些“福星型”的人物,如中期作品《匹克威克外传》中的匹克威克先生、《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中的契里布尔兄弟,中后期作品《荒凉山庄》中的约翰·贾迪斯,《我们共同的朋友》中的鲍芬先生,等等。他们虽然生活在人欲横流的社会,但却不被社会的龌龊的影响,而是本着自己善良仁慈的天性行事,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一条光明地带,给周围的人们带来幸福与安宁。虽然他们未能改变这个世界,但在自己有限的范围内他们却获得了胜利。

除了“福星型”人物,狄更斯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也不时表现出对环境改造的一面。如狄更斯小说中的正面主人公。他们常常与社会的罪恶、黑暗作斗争。这些斗争有的失败了,如克林南姆和道伊斯就新发明与兜三绕四部的交涉,但正如前面指出的,他们并没屈服,并没被环境改变。有的则胜利了。如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与宠儿学堂惨无人道的教育方法的斗争,同封建贵族霍克之间的斗争,同以拉尔夫为代表的拜金主义的斗争,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胜利。我们看狄更斯的小说,总觉得其中有股乐观、向上的力量,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

在狄更斯的小说中,人物与环境还常常出现一种并行的情况,即人物与环境的脱节,两者各自按照自己的轨道运行,环境不影响人物,人物也无力改造环境。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奥立佛·退斯特》。主人公奥立佛是个孤儿,前后生活在孤儿院、棺材店、伦敦贼窟这样恶劣的环境,但却出污泥而不染,依旧保持着自己纯真的本性。笔者以为,这也是在人物与环境的关系中对人物的一种肯定。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人物在狄更斯的长篇小说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它是整个小说的中心,小说的整个系统基本上是围绕这个中心构建的。吉·基·杰斯特顿认为:“衡量狄更斯的作品从来就是看人物,有时是看各类人物,更多的时候是看故事片断。……狄更斯的作品单元——基本组成元素——并不是故事,而是那些影响故事的人物,或者说,更常见的是那些不影响故事的人物。”⑤他的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

注释:

①②⑤罗经国编选:《狄更斯评论集》第105页、第133-134页、第71-7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③段宝林编:《西方古典作家谈文艺创作》第549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④Gorege Gissing:Charles Dickens A Critical Study,P123,Haskell House Publisher LTD.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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