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驱动力转型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驱动力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中国经济在经历连续20多年持续的高增长之后，2003年以来，又出现了一系列所谓“过热”的迹象，主要表现包括：一是部分行业投资增长过快，如钢铁、房地产等行业；二是物价普遍上涨，通货膨胀压力越来越大；三是能源供应紧张，尤其是煤炭和电能供应紧张。于是2004年以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包括：适当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坚决遏制部分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国务院于2004年4月发出通知，提高钢铁、电解铝、水泥、房地产开发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同时中国人民银行从2004年4月25日起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提高0.5个百分点；并且从2004年10月28日起提高人民币基准利率；最后年末财政部宣布将调整实施多年的积极财政政策，转而实施稳健财政政策。然而即便是国家从生产要素和财税、金融等政策方面切实有力的实行宏观调控，以进行经济增长结构的调整，而2005年我国的GDP增长速度仍然达到了9.9％。于是2006年以来，政府部门、经济学界和实业家们纷纷发出了“中国经济背离式增长”的感叹和迷惑。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走上了内生性增长的规模报酬递增的阶段，进入了规模经济驱动的经济增长阶段，经济发展走上自我加强的循环累积经济增长的道路。因此，即便有外界的投入要素和资金的扼制，在这种报酬递增的循环累积作用下，经济仍将保持高速持续的增长。
虽然学术界普遍认为内生增长理论使得我们离真实世界更进了一步，但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是否还停留在大家所默认的规模报酬不变阶段①，还是已经发生了改变，并没有相应的实证研究：尤其中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快的经济增长是否已经呈现出增长模式的差异，及其具体差异表现是什么，在我国的体现是怎样的？理论界并没有过探讨和研究。因此本文就从新经济内生增长理论所描述的经济特征入手，探讨我国经济增长是否进入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并研究中国内部经济增长驱动力的差异和具体表现。
一、现有研究理论和方法简述
有关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有不同的观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带来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理论发展到内生经济增长阶段，将技术创新引入模型，改变了新古典模型报酬递减的假设，认为通过生产要素外部效应实现了收益递增，就会使经济发展走上持续增长的道路；即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是技术和创新带来的资本和劳动力边际报酬稳定的增长。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认为是相对成本优势②，新贸易理论用不完全竞争下规模报酬递增产生的规模经济来解释资源条件相同国家间的贸易；经济地理学向新经济地理理论的发展中，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经历了从相对成本优势③ 向规模报酬驱动的转变。但总的来说，各学科的认识基本都认可成本驱动型增长和规模报酬驱动型的增长两种类型。林毅夫的“比较优势”理论就是从成本驱动的角度进行的。
新增长理论对报酬递增的讨论集中在规模报酬产生的根源及其作用方式上。新经济地理学对报酬递增的讨论借鉴了新增长理论的研究，但其研究倾向于从产业和区域等空间尺度的不平衡增长中报酬递增产生的机理和形成的收益角度进行。通过D—S垄断竞争模型的引入，解决了经济中消费多样化偏好和生产中对规模经济要求冲突的两难问题，强调市场规模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认为通过规模效应和投入—产出联系产生的集聚过程，会使经济走上一条全新的增长道路。虽然新经济地理学进行了理论的推理，勾画了一种具有活力和持续增长能力的经济增长模式，为我们研究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提供了理论依据。但目前学术界直接研究经济增长规模报酬的文章较少，只是在进行生产率测度中，有对规模报酬的要素研究。单从研究方法来看，具有代表性的方法有计量经济学方法、数据包络法(DEA)、指数法和随机边界法。且对中国经济增长成果的评价主要基于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情况的研究，并在分析全要素生产率中将规模效应作为分解要素进行了简单的分析④。王兵，颜鹏飞运用DEA的方法测度了1978—2001中国30个省份曼奎斯特生产率指数及其成分，并通过对技术的规模效应进行测算，认为中国绝大多数省份经济发展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⑤。肖耿运用随机前沿生产模型，将TFP的增长分解为前沿技术进步、相对前沿技术效率的提高、配置效率以及规模经济性四大因素，对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进行实证分析⑥。认为规模报酬递减依然是现阶段大中型工业企业的主要特征。
王兵，颜鹏飞在研究中将Malmqudist生产率变化指数分解为相对技术效率的变化和技术进步的变化，又将技术效率的变化指数分解为规模效率变化指数SC、要素拥挤变化指数CNC和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
作者对规模报酬的分析就是用规模效率指数来评价，得到实证研究的结论。我们看到，模型对规模报酬的内涵的界定分析与新经济地理学中所提到的规模报酬有一定的差异。新经济地理学所提到的规模报酬及包括资金的外部性，又包括技术的外部性，它是超越了技术效率的内容的。而本文是从技术的规模效应出发，并不能完全反映资本共享，知识外溢等外部经济带来的规模效应。
肖耿借鉴TFP分解技术⑦，得到如下等式：
得到中国37个两位数大中型工业行业的增长效率的趋势和特征。研究中对全要素增长率的定量分解，尤其是此式中规模报酬及其他要素的相互关系仍是我们存在疑问的核心。事实上配置效率的提高是产生经济外部性及规模报酬递增的重要原因。由于选取的研究对象不同，采集的数据集和不同，设计的模型结构不同，文章的研究结果与本文的研究结论没有可比性。
作者认为，虽然目前已经有学者开始借鉴国外理论研究，对我国经济增长规模报酬问题进行实证探索。但对于内生增长经济体系中规模报酬要素的刻画和描述并没有形成完善、科学的量化指标，使得从要素结构体系研究规模报酬问题难度较大，且研究问题难以形成结论的一致性。更重要的，使我们对我国经济增长所处的规模报酬具体阶段没有明确的认知。因此本文从实证经验的角度来度量中国经济体及其内部三大经济区块规模报酬的具体状态是必要的，也便于我们了解我国经济增长的具体模式和变化过程。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计量实证研究方法，利用面板数据进行随机系数模型回归分析。采用横截面数据不能反映中国经济增长随时间变化的动态变化特征，采用时间序列数据又不能体现区域间经济增长模式的差异，因此我们采用面板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在方法上，采用随机系数模型进行回归分析。随机系数模型假定模型个体向量是与观察个体有关的，随个体变化而变化，由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两部分组成。充分体现随机冲击对产出的影响，比固定影响模型更接近实际。
1、研究设定
本研究模型的设定采用科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形式：
2、数据来源
基础数据主要来源于《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和2000年、2001年、200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为保持口径的统一，从1996年开始的重庆市数据包括在历年四川省数据中。本文以中国30个省份为对象，分别采集1978年至2001年二十四年的GDP、资本存量、劳动投入人数数据，作基于C—D模型的面板数据分析。
模型中涉及的变量有产出增长指标、资本要素、劳动要素、人力资本要素。一般，衡量国民经济整体产出的指标是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这两项指标都可以直接从有关统计资料中获得。本文就是采用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基本指标。我国现有的国内生产总值统计是从1952年开始的，考虑研究问题的意图，我们的研究从1978年开始。
进行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时，资本投入量指标应用资本存量数据，它既包括直接生产和提供各种物质产品和劳务的各种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也包括为生活过程服务的各种服务及福利设施的资产。由于本文重点在于应用实证检验，因此资本存量数据采用已有研究结果⑧。
对于劳动投入增长指标，按照理论要求，是指一定时期内劳动要素提供的“服务流量”，就是生产过程中实际投入的劳动量，用标准劳动强度的劳动时间来衡量。目前我国还缺乏这一统计资料，因此本文采用历年社会劳动者人数作为历年劳动投入数据。
三、基于C—D模型的面板数据分析
(一)固定影响模型VS随机影响模型
分别对数据有效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解释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分别作固定影响模型和随机影响模型；
再对数据进行横截面数据相关性检验、群组间异方差检验，发现数据具有横截面数据相关性和组间异方差，故分别采用FGLS、PCSEs回归(见附录1)。
从统计检验结果看，三个解释变量的系数之和是大于1的；由于统计上尚无法进行不等式约束的检验，于是在此采用排除法。若排除了等于1的假设，统计上又表现出大于1的特征，因此我们认为解释变量的系数和是大于1的。
检验是否规模报酬不变，结果表明：
k＋l＝1
chi2( 1)＝136.46
Prob＞chi2＝0.0000
从而统计检验表明，三个解释变量的系数之和α＋β＋γ＞1，我国经济增长已经步入了规模报酬递增的阶段。
(二)随机系数模型
在上述模型中，我们假定解释变量的系数是固定的，是不随时间和个体的变化而变化的，这可能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因为东、中、西部经济增长是存在差异性的；同时，上述模型也没有反映出我国经济增长结构随时间的变化情况。因此，我们有必要构建随机系数模型，考察函数结构随时间和个体变化的变化。
1、按东、中、西三大经济区进行分组，考察地区间经济增长模式的差异；
回归结果如下：
由固定效应的解看到，资本，劳动要素估计值的假设检验概率P＜0.1，显著地不为0，人力资本要素估计值没有通过假设检验，但考虑随机效应对它存在修正，此处仍然接受该估计值。
由上式固定效应及随机效应部分的估计值为：
由上式，东、中、西三大经济区都走上了规模报酬递增的经济增长路径；且三地区劳动要素的产出弹性相等，资本存量的产出弹性稍有差异，且表现出东部大于中部，中部地区大于西部地区的态势。
2、以时间分组，考察经济增长模式随时间的变化。
以时间为分组标准，分为4组，作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由上表，固定效应的系数估计中资本存量、劳动力投入参数估计值假设检验概率值均小于0.1，参数估计值显著。随机效应系数估计中(见附录2)，随年度变化资本存量和劳动力系数存在随时间的随机干扰。
由此得到，各阶段生产函数模型为：
根据估计结果，从全国平均的时间序列数据来看，全国经济增长确随时间发展表现出不断变化的趋势。具体考虑随机效应后的指标(K＋l)时间序列值为：
对于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发生变化的具体时段，需要进一步分析。在此，我们通过寻找规模报酬阶段变化情况来探究增长模式的变化。
通过检验分析表明，从90年代开始，我国经济结构开始走向规模报酬递增的阶段。分析结果(附录3)检验表明，在80年代中后期，k＋l仍然明显呈现出等于1的统计特征，我国经济增长是规模报酬不变的。在90年代初，k＋l开始表现出大于1的统计特征，我国经济增长开始进步规模报酬递增的阶段。
由以上分析得知，我国经济增长确是经历了由规模报酬递减到规模报酬递增的发展阶段；且自9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就表现出规模报酬递增的特征，且随着时间发展，α＋β＋γ＞1的特征更加明显。我国经济增长已经步入规模报酬递增的阶段。各模型截距项差异较大，各要素弹性随着时间变化表现出逐渐增加的趋势，表明不同阶段经济发展的差异来自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同。
(三)时间趋势模型
为了具体了解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驱动力变化的过程，本文作者通过建立含有时间趋势的面板模型进行深入分析。 假设规模报酬系数具有如下形势：
分别以东、中、西为研究对象，考察1978年至2001年东、中、西部的具体规模报酬系数值。
1、东部地区
采用普通OLS方法回归，包括全部自变量时，模型存在多重共线性，VIF检验不通过，故对模型变量进行修正；但模型没有通过以方差检验和自相关检验。故采用则采用广义的OLS回归，得到FGLS结果与OLS结果一致：
得到结果；y＝－0.254＋0.5433k＋0.30641＋0.01254lt
结果表明东部地区规模报酬系数随时间变动呈现出规模报酬由递减向不变和递增发展的趋势，且规模报酬由不变向递增的转变主要开始于90年代，与我国整个经济向报酬递增的转变时间一致，这说明东部地区是我国呈现经济增长驱动力向规模报酬递增转变的主要发生地和来源地。
2、中部地区
模型同样没有通过模型结果通过异方差B—P检验和自相关检验，采用则采用广义的OLS检验得到结果：
y＝0.7150＋0.33237k＋00300491＋0.01456lt
与我们的前期判断一致，中部地区经济增长还没有实现报酬的递增，尽管目前经济增长还没有摆脱规模报酬递减的局面，但递减的幅度正在不断减小，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增长的内生能力正在不断形成和加强。
3、西部地区
采用广义FGLS回归，排除多重共线性、异方差和自相关等问题后得到的结果为：
y＝－1.9929＋0.2063k＋0.70661＋0.11683t
即西部地区规模报酬系数值没有呈现出随时间变动的趋势，1978至2001年西部的规模报酬系数值始终为0.9128。这说明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还没有根本上的增长模式的变化。但由于本文分析年份截止到2001年，所以对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成效并不能给予判断。
四、结论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表明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已经走出了成本驱动的经济增长阶段，步入了规模报酬递增驱动的增长阶段。并随着经济发展报酬递增的幅度呈现不断增加的态势。同时，东部地区是报酬递增的来源地。而中、西部地区仍然处于社会生产报酬递减的阶段，即成本驱动仍然是地方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东、中、西部生产结构的差异主要在于资本存量产出弹性的差异，表现为东部资本存量产出弹性大于中部，中部大于西部的现象。
运用面板数据固定影响、随机影响模型和随机系数模型考察和验证我国经济增长规模报酬递增的特征，这种方法的优点表现在：通过综合数据统计回归，真实反映经济增长模式；充分考虑时间和个体差异带来的随机干扰影响，对随机干扰进行分解，了解组织内部各体结构差异。另一方面本文从研究经济增长模式的基本模型出发研究规模报酬，不是采用现在流行的对全要素增长率进行结构分解的方式，避免了主观判断带来的误差；并通过保证系统的完整性，尽可能保留研究要素的所有信息及其表达通道。
研究中对递增的规模报酬的判断是采用基于模型回归系数进行间接排除的办法⑨，因此在方法上还可以继续改进。同时，本文的研究要素与全要素增长率的理论关系的推导论证也是本文有待继续深入的地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区域城镇化管理的系统研究”(项目资助号：70433002)。
注释：
① 目前学术界关于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几乎都沿用着我国经济结构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
②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用生产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来解释国家间的贸易，但事实上，世界贸易的近一半是在要素禀赋近似的国家间进行。
③ 从杜能的农业区位到韦伯的工业区位及企业的区位选择均秉承了这一原则。
④ 钟学义(1996)发展了全要素生产率即TFP的概念，提出了纯要素生产率的概念，并认为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唯一源泉(如果认为技术进步是单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唯一源泉)；在非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全要素成产率增长率不能完全反映技术进步的作用，还必须考虑规模报酬对产出增长的损益，即规模弹性效应6。但作者并未对非规模报酬不变情况下应该怎样进行经济增长的理论评价提出建议易纲、樊纲和李岩(2003)认为中国经济存在效率的提升，现有的生产率评价体系不能够反应中国经济的增长效率。
⑤ 王兵、颜鹏飞：《技术效率，技术进步与中国生产率增长》《CCER学刊》2004年10月第3期(总第21期)。
⑥ 肖耿、涂正革：《中国的工业生产力革命—大中型工业企业随机前沿生产模型实证分析：1995—2002，2004年1月讨论稿》。
⑦ Nishinizu和Page(1982)首次提出将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分解成前沿技术变化和相对前沿技术效率后，将规模经济和规模报酬作为TFP的分界要素，进行间接研究的有一些。Fecher和Perelman(1992)用该方法分析了OECD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与前沿技术进步。姚洋(1998)及姚洋和章奇(2001)用随机前沿生产模型研究了中国工业经济的技术效率。胡鞍钢和郑京海(2004)选择常规规模报酬的非参数模型，借助中国省际数据用DEA-Malmquist支出方法对TFP的增长率进行了分解。但这一技术的应用和不同的发展，只是将规模经济性作为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分解要素进行实证研究。限于研究方法和行业范围的局限性，我们认为对于中国经济增长规模报酬问题仍然缺乏系统、全面、客观的实证研究。这一问题，我们在研究综述中还将深入论证。
⑧ 感谢刘铭新老师提供资本存量数据。
⑨ 即回归结果表现出解释变量的系数之和大于1，但我们不能确定是明显的等于1还是明显的大于1，因此通过验证是明显不等于1的，间接得出大1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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