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界关于建国初期的“一边倒”外交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学术界论文,中国论文,外交论文,建国初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被动”与“主动”
关于“一边倒”的成因，中国学术界一直存在着“被动”与“主动”或者“客观”与“主观”的讨论。
一部分学者更多注重在“一边倒”形成过程中外部环境的影响和外部力量的作用。中美关系史专家陶文钊将“一边倒”放到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演变的大视野下去考察，认为，“‘一边倒’并不是中共的一贯方针”，而是中美关系演变的产物。他回顾了美国对华政策演变的历程，指出：抗战期间，美国为了它在中国和亚太地区的利益，是主张中国一切抗日派别团结抗日、不赞成蒋介石进攻共产党的。到了战争末期，国共矛盾逐渐成为美国对华政策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美国仍然主张成立联合政府，并一度与中共建立了半官方的联系。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一方面要扶持蒋介石阻止中共壮大，另一方面又不希望中国爆发大规模内战，更不愿意美国卷入其中。随着美苏冷战格局的出现和杜鲁门主义的出台，美国一步步走向扶蒋反共的道路，直到中国局势已经明朗化时，美国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对中共和中国革命仍持敌视态度。作为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回应，中共对美立场也经历了复杂的演变。在一个相当长时间里，中共曾寄希望于美国能运用其影响制止蒋介石发动反人民的内战，但是美国扶蒋反共的立场却使中共的种种努力付诸东流。正是为了打破美国对中国政治上的孤立和经济上的封锁，为了新中国的安全和国家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中共不得不选择了“一边倒”。陶文钊的结论是：“一边倒”是“被美国逼出来的”。（注：陶文钊.美国对华政策与新中国“一边倒”决策[J].党的文献，1991,(5).）
郑晓国、李万青、蒋建农、杨公素、徐小明等学者都与陶文钊持相近的观点。（注：郑晓国.“一边倒”外交方针的产生和转变[J].党史研究，1991,(1)；李万青.对建国前后我国“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历史分析[J].求索，1995,(2)；蒋建农.关于新中国外交方针的几个问题[J].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2)；杨公素.“一边倒”——毛泽东为新中国制定的一项外交战略决策[J].外交学院学报，1993,(4)；徐小明.我国建国前后的“一边倒”外交策略与美国的对华政策[J].浙江师大学报，1998(4).）其中郑晓国强调，在美苏两极对抗的格局中，中国选择什么样的立场，“并不主要取决于自己的意愿，关键还在于美苏的态度”。他依据所查阅的中共内部文件和公开发表的文告指出，战后初期中共在美苏两方中并没有马上偏向哪一方，“而是想独立自主地奉行同两方友好的政策”，然而，“由于美国在战后公然采取了援蒋反共的政策”，使得中共“不得不现实地接受国际形势所能容许的选择，放弃中立的打算，寻求苏联的支持”。即便如此，中共除了从最坏的角度对美可能的军事干涉和外交上的不承认预筹对策，也还曾采取灵活、积极的姿态，同美国进行试探性的接触，然而仍然没有获得美国方面的积极响应。他认为，面对美国错误的对华政策，以及所强加于中国的对抗，中国除了联合以苏联为代表的一切反帝力量奋起反击外，别无选择。由此他也认定，“‘一边倒’抉择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对美国自抗日战争末期以来顽固地坚持扶蒋反共政策所作出的必然反应”。（注：郑晓国.“一边倒”外交方针的产生和转变[J].党史研究，1991,(1).）
谢益显也认为，中共“虽然具有坚定的反帝性质，但这并不意味着排斥与美英等国家打交道的可能”。实际上，中共主观上也不希望成为美国的对立面，并且主张只要美国能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问题是，“美国出于偏执的反共意识形态”，始终没有放弃与中共为敌的立场，这就使得“美国与新中国之间已很难有正常的国家关系”，从而也使得“中国共产党对美国政策已不抱任何幻想”。他强调，从中美关系演变的进程看，“不是中国共产党不愿意与美国发生关系，而是美国一次又一次地以中国共产党为敌，并从而排除了中国共产党在美苏之间走‘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注：谢益显.当代中国外交思想史[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6；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1)[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7；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7.）
苏联对华关系考量也是主张“被动说”的学者经常引证的依据之一。他们通常认为，长期以来苏联对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总的说来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苏联理想中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以王明等人为代表的‘国际派’”，内战期间苏联两度提出企图影响中共重大战略决策的建议均为中共所抵制，因此“当时中苏关系十分微妙”，“一边倒”向苏联实际上也是获得苏联认可和援助的必要条件。（注：谢益显.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1)[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7.）
不同意“被动说”的学者更多注重中国内部需求的考量。孙其明认为，说“一边倒”是“被美国逼出来的”，或者说是针对美国对华政策而“作出的必然反应”，虽然不无道理，但“似乎不太全面”，而且“容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觉”，认为“一边倒”只是中共领导人对美苏对华政策的被动的“反应”。他强调，“一边倒”的提出固然确实考虑到了美苏对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态度，也可以说是对美苏两国对华政策作出的“反应”，但这种“反应”却不是“被动的”，而是中共领导人“根据自己的利益和原则主动作出的抉择”。他认为，新中国成立前后首先面临的并不是在两大阵营中站队和表态的问题，而是如何巩固革命成果和维护国家利益的问题，其中包括：保障新中国的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争取外国对新中国的外交承认；为新中国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及为新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争取必要的国际援助等。正是从如何维护新中国的利益出发，中共领导人对美苏的动向以及对华态度和政策作了认真的分析，进而“独立自主地、主动地”选择了“一边倒”。也就是说，美国和苏联这些外部因素只是为新中国的外交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选择“一边倒”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考虑，还是为了巩固中国的革命成果和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注：孙其明.试论建国前后“一边倒”政策形成的主要原因[J].党史研究与教学，1996,(2).）
王志民则引用邓小平1949年7月19日给华东局信中的一段话——“我们提出的外交政策的一面倒，愈早表现于行动，则对我愈有利”，以及信中转述的毛泽东的话——“这样是主动的倒，免得将来被动的倒”，论证了自己的观点，即“‘一边倒’对外政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动提出的，不是来自外部压力下被动提出的，是为维护本国主权，反对外来干涉和侵略的必要措施”。（注：王志民.再谈“一边倒”对外政策[J].党史研究与教学，1996,(6).）
笔者认为，在“一边倒”确立的过程中，既有被动的成份，也有主动的成份，既有美国对华考量的作用，也有中国对美考量的作用，同时又有中国对苏考量和苏联对华考量的作用，在全球层面上还有美苏考量的作用。也就是说，“一边倒”不只是“被动”的产物，也不只是“主动”的产物，而是中美苏三边关系互动的产物。
二、“国家利益主导”与“意识形态主导”
对于影响“一边倒”抉择的众多因素，一些学者主张“国家利益主导说”，金春明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者。在评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对“一边倒”所作的种种解读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一边倒’是新中国国家利益的需要”。他主要从三个层面也是三个不同的层次阐述了国家利益对于“一边倒”的主导作用。
第一，是新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需要。他强调，安全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基础，只有在安全利益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时，其它的国家利益才可能实现。新中国成立前后，摆在中共领导人面前最为迫切的问题是，为新中国的生存与发展选择最有利的政策。而当时的安全态势是，美苏两大阵营严峻对立，对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目标的中国革命所持态度又截然不同。美国长期站在中国人民的对立面，在中国革命即将成功时，不但继续坚持这一立场，而且竭力要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他还指出，自1948年10月美国又开始扶持日本、武装日本，把日本纳入“孤立”、“遏制”中国与苏联的轨道。在这种情况下，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不但面临着内部巨大的生存压力，而且面临着来自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可能性。而当时世界上有力量同美国相抗衡并且愿意为新中国的国家安全提供保障的，只有苏联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为了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选择“一边倒”是“势之必然”。
第二，是新中国国家经济利益的需要。他认为，经济利益是最经常性的利益，当国家生存有了一定保障时，经济利益就成了国家对外政策所追求的最主要利益。而在当时，经济利益虽然不是“一边倒”的根本原因，但在国家利益考量中也占有重要位置。他强调，旧中国经济极为落后，要想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进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单单依靠中国自身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得到别国的帮助和支持。而在当时，美国不但在军事上威胁中国，在政治上孤立中国，而且在经济上封锁中国，有能力并且愿意帮助中国的，也只有苏联。正是中国国家经济利益的客观紧迫需要，使得新中国选择了“一边倒”。
第三，意识形态的吸引。在这里，金春明并没有否认意识形态的作用，但在排序上已经放在了第三位也就是说不是主导的地位。而在具体评论意识形态对“一边倒”的作用时，他又对这一作用较多地作了现实主义的解读。他强调，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使得中苏之间的“向心力远远大于离心力”，而在建国前后，中共的国外朋友还很少，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也很不够，在这种情况下，苏联、苏共成了当时中国了解外部世界的一条主渠道。在信息来源单一化的客观条件下，苏联、苏共及其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成了“一边倒”的重要因素之一。（注：金春明.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10.）
时殷弘、张小明、孙其明等也都是主张“国家利益主导说”的。时殷弘认为，决定中共对美国持敌对态度的有三大因素：第一个决定因素是美国对华政策的现状，第二个决定因素是中共的指导思想，第三个决定因素是中共所理解的中国革命现实需要。这里第一点强调的是现实利益的考求；第二点强调的是意识形态的作用；第三点则既强调了现实利益考求，即“中国革命现实需要”，又强调了意识形态的影响，即中共的理解，从排序上看，时殷弘显然是将国家利益放在了主导地位。（注：时殷弘.敌对与冲突的由来——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与中美关系(1949～1950)[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9.）张小明认为，“‘一边倒’是新中国领导人面对当时的国际环境，从维护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出发，经过慎重考虑而提出的对外战略指导思想”。这里面既强调了外部因素，即当时的国际环境，也强调了内部因素，即国家利益取向和意识形态取向，但在具体论述时，他更多注重的也是外部环境的分析和国家利益的分析。（注：张小明.冷战时期新中国的四次对外战略抉择[J].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5).）孙其明在解释“一边倒”的成因时首先指出，中共在建国前后之所以作出“一边倒”的抉择，最重要最根本的是出于现实利益的考求，因为在当时“中共领导人压倒一切的考虑”，是巩固革命胜利成果和维护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其次才是中共领导人所奉行的意识形态以及由此确定的新中国的政治发展方向。（注：孙其明.试论建国前后“一边倒”政策形成的主要原因[J].党史研究与教学，1996,(2).）
主张“意识形态主导”最力的是刘建飞。他也从三个方面对此作出阐述。第一，“新中国领导人之所以作出‘一边倒’的抉择，是与他们的革命理想和当时的客观环境分不开的”。他强调，中共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诞生的，从一开始它就抱着“以俄为师”的态度，并且始终坚持在国际斗争中“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核心的共产主义力量一边”。他认为，中共的这一革命理想“决定了他们要实行亲苏的政策”，而建国前夕已经形成的美苏对抗局面，“又决定亲苏不可避免地要反美”。第二，“一边倒”的理论支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中共长期以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马列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奉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首先就意味着要同苏联站在一起，坚决反对反苏反共的美帝国主义”。因此，刘建飞强调：“不管中国共产党在发展中苏关系时怎样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也不管它在处理中美关系时在策略上有多大的灵活性，只要它不放弃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只要它认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只要美苏处于对立状态，它就不会改变联苏反美这一基本立场”。（注：时殷弘.敌对与冲突的由来——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与中美关系(1949～1950)[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9.）(p.57)第三，“一边倒”是由中共所奉行的“反帝民族主义”决定的。刘建飞强调，中共一直将帝国主义作为自己的革命目标，在它所要推翻的“三座大山”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帝国主义，而在帝国主义中，敌视中国革命的美国也难免首当其冲，当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后，“采取激烈的反帝政策也就在所难免”。（注：刘建飞.敌人 朋友 还是伙伴——中美日战略关系演变(1899～199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1.）
牛军在解释“一边倒”的成因时没有使用“意识形态”的字眼，而是用“革命性”表达了与刘建飞类似的看法。他认为，“一边倒”“既是在中国革命的理论思想指导下产生的”，“也是同中国革命运动后期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密切相关的”。他强调，在一场持续了二十多年的革命运动即将取得胜利时，中共决策层仍然“是从革命者的角度，或者说主要是从革命者的角度，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认识世界和未来新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之所以选择倒向苏联，一方面反映了中共对当时世界政治力量的分野和发展趋势的总看法，即美苏“两大阵营的冲突是根本的冲突；两大集团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共领导人在考虑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是以认识中国革命运动和世界的关系为出发点的，即“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联合苏联阵营和各国的无产阶级，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于是便成了中共领导人的必然选择。同样，他认为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承认”，也显示了“处于形成期的新中国外交的革命性”。一方面，“彻底结束百年来屈辱的外交”是中国革命的必然追求；另一方面，不彻底反对帝国主义，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就有可能重蹈辛亥革命和大革命失败的覆辙。他因此得出结论：“‘一边倒’方针从本质上说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产物。”（注：牛军.新中国外交的形成及主要特征[J].历史研究，1995,(5).）
刘建飞和牛军的解释无疑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然而笔者仍然认为，意识形态固然是国家对外关系考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意识形态的对立不一定必然导致国家关系的对立。影响国家对外关系的因素错综复杂，意识形态的对立是否导致国家关系的对立，更多取决于意识形态以外的其它因素，首先是国家利益因素。当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相冲突时，意识形态的对立有可能被弱化、淡化；反之，则有可能被强化、浓化。就中美关系而言，意识形态是其中长期起作用的因素，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中美意识形态对立的状况一直没有改变，中美国家关系却经历了复杂的演变。新中国成立前后，中美之间的对立首先表现在国家利益上，意识形态的考量则进一步促使中共选择了“一边倒”。而到了70年代初，刘建飞所说三个前提中的两个而且是最重要的两个（即“只要它不放弃马列意识形态”、“只要美苏处于对立状态”）并没有改变，只是其中的一个（即“只要它认定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共看来已发生了变化（事实上也很难说已发生变化），中共已经改变了联苏反美这一基本立场。导致中共实行这一国际战略转变的首要因素，显然不是意识形态考量，而是国家利益追求。牛军在他的论文中关于中共从“革命外交”向“国家外交”转变的论述，也恰恰表明在意识形态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外交上是可能从“一边倒”转向“和平共处”的。
三、“唯一选择”与“一种选择”
在中国，在外国，都曾经有人提出，“‘一边倒’未必是对中国最有利的政策”，“新中国当时完全可以既不倒向苏联，也不倒向美国，这样就可以在外交上争得主动而游刃有余”。（注：谢益显.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1)[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7.）（注：王志民.再谈“一边倒”对外政策[J].党史研究与教学，1996,(6).）中国学术界，无论是持“被动说”，还是持“主动说”，是主张“国家利益主导论”，还是坚持“意识形态主导论”，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基本上是否定的。他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一边倒”在当时是“必然选择”，“唯一选择”，或者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张小明认为，在理论层面，“一边倒”似乎并不是必然的选择，因为在处理同美国和苏联的关系时，新中国至少可以有以下三种不同的选择，即：同美国友好，与苏联疏远；在美国和苏联之间保持中立；同苏联结盟，联苏抗美。但在实际上，新中国难以作出前两种选择。就第一种选择而言，建国前后中国方面确实考虑过与美国建交的可能性，美国也有过通过改善对华关系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的意图，但从更深层次考虑，无论是从国家安全利益角度，还是从意识形态角度，美国均被视为新中国的主要威胁，这就决定了新中国不可能选择同美国友好与苏联疏远。第二种选择虽然类似于尼赫鲁等所倡导的和平、中立与不结盟，但印度可能做到，中国却不可能做到。这是因为：第一，在两大阵营冷战对抗的格局中，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又具有极大军事和经济潜力的大国，“对外战略选择余地实际上是很小的，东西方两大阵营都不会允许中国保持中立，都会将中国极力拉入自己的营垒。第二，中国“国力很弱，其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增强国力，都有赖于外部大国的支持和帮助”，也就是说，中国在建国初期尚不具备中立和不结盟的条件，因为自主的前提是自强。第三，主观上中苏两国对世界格局的认识是一致的，中共既然以“两个阵营”理论作为新中国外交的重要依据，也就排斥了在东西冷战中中立和不结盟的可能。与前两种选择相比，中苏两国无论是在各自的国家利益层面，意识形态层面，还是在双边关系层面，都有着共同之处，与苏联结盟因此也就成了中共决策层的必然选择。（注：张小明.冷战时期新中国的四次对外战略抉择[J].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5).）
杨公素进一步指出，“如果中国当时不宣布‘一边倒’政策，采取一方面与苏联加深联系，一方面又与美国保持若即若离的态度，那将在外交上是中立政策，但实际上是孤立政策”，因为除非中共接受美国条件，否则与美国就不可能若即若离；如果与美国若即若离，则很难与苏联加深关系。（注：杨公素.“一边倒”——毛泽东为新中国制定的一项外交战略决策[J].外交学院学报，1993,(4).）
王志民则强调，既不倒向美国，也不倒向苏联，这只是一厢情愿，实际上不可能做到。从中国方面看，中共始终认定帝国主义不是要帮助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是要把中国变成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而中共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其首要目标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争取民族独立，中国对美国在这方面没有调和的余地。至于美国，虽然内部对华政策有过不同声音，决策层也有过不同的政策考虑，但美国对华政策的基调始终是政治上孤立、军事上遏制、经济上封锁，“中国政府应该面对的是现实，而不是把极小的可能性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注：王志民.再谈“一边倒”对外政策[J].党史研究与教学，1996,(6).）
近些年来，有些学者开始发出不同声音。孙其明认为，对于“一边倒”是不是当时的“唯一选择”以及新中国能否在美苏之间采用“中立”政策的问题，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他指出，从理论上讲，美苏冷战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只能在美苏之间“一边倒”，这两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从实践上看，二战以后确实有许多民族独立国家在美苏之间采取了“中立”政策或基本上处于“中立”状态。从历史演变的进程看，战后美苏对立持续了许多年，而新中国的“一边倒”并没有与美苏对立相终始，相反仅到了50年代后期就逐渐地被抛弃了。基于以上理由，他认为“一边倒”是当时的“一种选择”，而不是“唯一选择”。而中共之所以在美苏之间没有选择“中立”而是选择了“一边倒”，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中共领导人认为，“中立”不但不能改变西方阵营敌视中国的政策，反而可能使新中国陷入外交上的孤立；意识形态取向也使得他们既不愿意也不可能在美苏之间走中间道路。（注：孙其明.试论建国前后“一边倒”政策形成的主要原因[J].党史研究与教学，1996,(2).）
刘建飞罗列了学者们强调的种种导致“一边倒”的内部和外部因素，指出这些因素虽然对于“一边倒”起了推动作用，但都“不是根本性的因素”，就当时的形势来讲，采取其它外交政策也可能解决所面临的问题。比如，扫清国内残余的敌对势力的需要，“并不足以促使新中国去寻求苏联的支持”；寻求外援“也不一定必须通过与某一个强国结盟的方式去获取”；从国家的安全利益角度看，“当两个大国对抗时，不偏不倚更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就国际形势而言，面对中共已夺取政权的既成事实，美国实际上已在对对华政策进行调整，其中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尽可能地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他认为，上述情况表明，当时的中国不是没有其它的选择，也不是不得不作出这样的选择，其根本原因仍在于，中共决策层的革命理想色彩决定了他们除了“一边倒”，不可能作出其它选择。（注：刘建飞.敌人 朋友 还是伙伴——中美日战略关系演变(1899～199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1.）
刘建飞的分析虽不无可取之处，但笔者仍然认为，在世界已经形成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以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辽阔国土、众多人口、重要战略地位和地缘影响的大国，中共这样一个有着鲜明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长期斗争经历的大党，事实上很难像其它一些民族独立国家那样，自主地选择在东西方之间走中立的道路。
四、“外交含义”与“内政含义”
中国学术界给“一边倒”所下的定义有点混杂。有的学者将“一边倒”称之为“外交战略”，也有的学者称之为“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方针”。比较多的学者将“一边倒”称之为与“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并行的新中国的“三大外交方针”。也有一批学者将“一边倒”定义为新中国的“外交政策”。还有学者认为“一边倒”只是新中国外交中的一项“具体原则”，一种“外交策略”。
不同的定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对“一边倒”内涵的不同认定。
主张从战略层面解读“一边倒”的学者通常都认定，“一边倒”在中国外交全局中拥有统领和核心的地位，对具体的外交方针、政策和策略具有决定性意义，并且对于中国的外交走向和国际格局有着深远的影响。
张小明在对冷战时期的中国外交进行宏观考察时，将“一边倒”定位为与“两条线”、“一条线”、“独立自主”先后出现的新中国对外四次战略调整中的第一次抉择，认为它是“新中国领导人面对当时的国际环境，从维护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出发，经过慎重考虑而提出的对外战略指导思想”，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基本性质和特点，即中国与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一道，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阵营作斗争，进而回答了冷战期间中国外交中具有首要和核心地位的问题——即与美苏关系的定位问题，并因此“奠定了大约十年（指1949年——50年代末）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格局”，“确定了这个时期中国在东西方冷战中的地位与作用”。（注：张小明.冷战时期新中国的四次对外战略抉择[J].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5).）
杨公素强调，“一边倒”是毛泽东为新中国制定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外交战略决策，这一战略决策是建立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统一战线基础上的，是当时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核心，是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反对外来侵略，建设国家的一项重大外交决策。（注：杨公素.“一边倒”——毛泽东为新中国制定的一项外交战略决策[J].外交学院学报，1993,(4).）
刘建飞也是将“一边倒”放在战略高度考量的，认为 “一边倒”虽然与“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并称新中国的三大外交方针，但在其中却“具有核心地位”。（注：刘建飞.敌人 朋友 还是伙伴——中美日战略关系演变(1899～199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1.）
相反，主张将“一边倒”定位为外交方针和外交政策的学者大多认为，“一边倒”所表明的只是在两大阵营对峙的国际格局中中国的基本立场和政治倾向性，或只是适用于美苏两大阵营的特定政策，而不能包容其它具体的外交方针和政策，更不能超越更高层次的外交纲领和外交原则。
谢益显指出，建国前夕宣布的《共同纲领》规定了中国外交的总目标（即“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和总原则（即“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这个总目标和总原则在新中国外交中具有统领全局的地位，其它的方针、政策、原则，都是这个总目标和总原则的具体体现和具体运用。当新中国产生对外关系、接触国际事务并参与到国际社会中后，“必然产生一个立场问题”，“一边倒”即旗帜鲜明地表达了新中国的基本立场，也就是“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一边，反对帝国主义阵营”。在他的论著中，“一边倒”与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反帝反殖等一起，构成了新中国外交的整体框架。（注：谢益显.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1)[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7.）
陶文钊认为，“一边倒”是在世界上存在两大阵营这样一种特定的国际条件下作出的抉择，它表明的只是新中国坚定不移地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的“政治倾向性”，而不是具体的外交政策。（注：陶文钊.美国对华政策与新中国“一边倒”决策[J].党的文献，1991,(5).）
郑晓国也认为，“‘一边倒’只是说明了新中国在外交上面对两大阵营所作的倾向性选择”，并没有直接回答如何处理同资本主义阵营各国以及同社会主义各国尤其苏联的关系问题。（注：郑晓国.“一边倒”外交方针的产生和转变[J].党史研究，1991,(1).）
还有一些学者强调，“一边倒”并不能包容新中国与两大阵营之外的国家以及西方阵营中所有国家的外交政策。如鲁振祥认为，“一边倒”主要是一种国际斗争中的阵线选择，这种倒向决不意味着中国对所有非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一概排斥。（注：鲁振祥.关于新中国三条外交方针的制定——读〈毛泽东外交文选〉[J].党的文献，1995,(1).）王志民具体考察了新中国与一些民族独立国家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交往的历史，认为说“一边倒”就是“除了倒向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外，似乎对其它国家不予理睬”是一种“片面理解”。（注：王志民.再谈“一边倒”对外政策[J].党史研究与教学，1996,(6).）许毅和隆武华则通过对新中国与西方国家贸易状况的个案研究，证实了“一边倒”并没有切断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经济联系。（注：许毅，隆武华.论中国共产党“一边倒”的外交政策[J].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1).）
牛军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进一步深化了上述见解。他指出，新中国在确立“一边倒”的同时，也确立了处理与世界上不同类型和性质国家关系的准则，即“平等、互利、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些原则在当时与“一边倒”是“并行不悖”的，“在实践上并没有呈现出矛盾之处”，在理论上由于超越了“两大阵营”的局限，深化了对国家间关系的认识，因而更具有生命力，并且很快取代“一边倒”发展成为中国和所有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注：牛军.新中国外交的形成及主要特征[J].历史研究，1995,(5).）
蒋建农更倾向于将“一边倒”解读成外交策略，他从四个方面阐释了自己的观点：第一，“一边倒”并不是一开始就具有外交意义，只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彻底地关闭了同新中国合作的大门并转而对之进行封锁甚至企图武装干涉之后（具体指1949年6月25日美英等国支持并直接参与国民党政权对已解放的中国口岸全面封锁之后），中共才作出了“一边倒”的决定。第二，前文已引用的邓小平在1949年7月19日的一份文件中所说的话以及邓小平转述的毛泽东的那段话都清楚地表明，在外交上实行“一边倒”是“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对我封锁的一种策略”。第三，对苏联等国实行“一边倒”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是建立在独立自主基础上的，实行平等互利原则的。第四，“一边倒”并不排斥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或进行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注：蒋建农.关于新中国外交方针的几个问题[J].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2).）
近年些来，一些学者注意到了外交和内政的联系，从不同层面提出“一边倒”并不是单纯的外交方针，也是内政方针，甚至首先和主要是作为国内政策提出来的；其含义也不只是“倒向苏联”，而主要是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倒向社会主义。”
牛军提出，“从‘一边倒’概念提出的过程看，它被赋予了双重含义”。第一重含义“回答的是在一个被认为是分裂成两大阵营的世界政治格局中，新中国将站在哪一边的问题”。在这个层面上，“一边倒”是“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方针，也是对未来新中国格局的形象概括”，而与苏联结盟以及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承认”，都是这一大格局中的具体政策。第二重含义“要回答的是比外交战略更广泛的问题，即主要是要阐明新中国的发展道路”。在这个层面上，“一边倒”是被作为“一项总揽全局的大政方针”提出来的，它的内核就是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和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认为，作为“一边倒”的两个层面，其外交战略含义和发展战略含义是密切联系、互为因果的。他强调，“如果当时中共与苏联在中共的国内政策上不能协调，要苏联接受新中国成为其盟友是相当困难的”，而在世界上已经形成两大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背景下，这两大战略高度协调的最终结果，便是“新中国一诞生便跨入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注：牛军.新中国外交的形成及主要特征[J].历史研究，1995,(5).）
蒋建农进一步指出，“一边倒”首先是中共建国的政治方针，其次才是它的外交意义。他认为，在美苏两大阵营严重对立的国际氛围里，“一边倒”往往“很容易被简单地理解为一种单纯的外交方针”。其实，它的提出主要针对的是当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企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所谓“第三条道路”，毛泽东所强调的“倒向社会主义一边”，“其本质不是指倒向苏联，而是指在中国要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他从三个方面对此作了论证：在理论上，“一边倒”是中国民主革命历史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既定的政治方针；在历史演变进程中，中共将“一边倒”的基本内涵——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作为革命纲领提出时，还不存在作为外交方针进行取舍的意义；而在实践中，“一边倒”作为政治方针，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始终没有改变，而作为外交方针它只是在新中国建国初期这一特定时期存在过。（注：蒋建农.关于新中国外交方针的几个问题[J].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2).）
笔者认为，上述见解虽然深化了对“一边倒”内涵的认识，毛泽东在提出“一边倒”时确实也强调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并且外交与内政也应该是统一体的两个方面，但是无论当事人所强调的还是后人所理解的重心，还应该是“一边倒”在外交层面的含义。
五、“一边倒”与“独立自主”
中国学术界关于“一边倒”与独立自主关系的讨论，主要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一边倒”与独立自主的关系定位，二是实行“一边倒”是否意味着丧失独立自主。唐家璇在回顾中国50年外交历程时曾撰文指出：“独立自主是新中国外交的根本方针，是区别于旧中国外交的最主要特征，它贯穿于新中国外交的各个领域”，新中国在实行“一边倒”战略的同时，始终坚持了这一方针。他的这一说法，在中国主流学术界有着较为普遍的认同。（注：唐家璇.新中国外交的光辉历程[M].1999,12.）
谢益显在给“一边倒”和独立自主的关系定位时认为，保持国家的独立自主和外交的独立自主，是“新中国外交的一项根本使命，确切地说，是它的品格和属性”。“一边倒”只是表明了新中国以独立的国家加入国际社会以后的立场，即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一边，反对帝国主义。“一边倒”与新中国其它具体的外交方针一样，在当时“都直接或间接关系到建立新中国独立自主外交的问题”，“都是独立自主外交思想的运用”。（注：谢益显.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1)[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7.）
与谢益显持类似观点的还有蒋建农。他认为，独立自主是“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方针”，“在新中国的外交事务中具有特别突出的意义，是一切外交政策的灵魂”，“对新中国的一切外交政策都具有指导作用”。相对而言，“一边倒”只是一种阶段性的针对性很强的外交政策，是外交事务某一个方面的具体原则，它与其它具体的外交政策一样，只是秉承了独立自主的精神，而“不能被视为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方针”。（注：蒋建农.关于新中国外交方针的几个问题[J].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2).）
张小明对第二个问题，即实行“一边倒”是否意味着丧失独立自主，给予了否定的回答。他认为，“一边倒”本身就是独立自主的产物，奉行“一边倒”更不意味着放弃独立自主。他强调，“一边倒”作为一项战略方针，“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从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地制定出来，而不是制约作用和影响的结果”，因此，“一边倒”并不意味着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追随苏联，亦步亦趋，丧失独立性，成为苏联的“卫星国”。相反，在建立和维护中苏友谊和同盟关系的同时，中共领导人事实上“始终坚持捍卫国家独立、主权和民族感情的原则”。（注：张小明.冷战时期新中国的四次对外战略抉择[J].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5).）
许毅和隆武华与张小明的看法一致。他们认为，“一边倒”只是表明中国站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一边，而不意味着中国依附苏联。在相当程度上，“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是中国共产党一向倡导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方针的具体运用与体现。（注：许毅，隆武华.论中国共产党“一边倒”的外交政策[J].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1).）
杨公素进一步强调，新中国所实施的“一边倒”，“决不像当时东欧一些国家那样，完全依靠苏联或跟着苏联走，而是仍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实行了“一边倒”，“在外交上自然要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但在具体政策上，中国是独立的，特别是远东与中国有关的问题，中国是完全自主的”；同样，在国内问题上，“中国更是完全自主的”。（注：杨公素.“一边倒”——毛泽东为新中国制定的一项外交战略决策[J].外交学院学报，1993,(4).）
郑晓国和陶文钊从不同的角度表述了同样的观点。前者认为，中共虽然宣布“一边倒”，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会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注：郑晓国.“一边倒”外交方针的产生和转变[J].党史研究，1991,(1).）后者强调，“一边倒”的实施，“丝毫不意味着中共放弃了独立自主的原则，也丝毫不意味着我国拒绝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建立和发展和平共处的外交关系”。（注：陶文钊.美国对华政策与新中国“一边倒”决策[J].党的文献，1991,(5).）
与上述较为普遍的看法不一致的是，叶自成认为“一边倒”使中国的独立自主受到了制约。他将“一边倒”称之为一种“结盟战略”，将实行“一边倒”的1949～1960年称之为外交上的“结盟时期”。他认为，在这一时期“虽然从毛泽东的内心来说，他是始终把坚持中国的独立自主作为一个至高无上原则的”，但在“一边倒”的态势下，中国的独立自主不能不受到“中国与苏联的同盟关系的制约”，因此所谓独立自主也只能是“在与苏联结盟的条件下争取独立自主的地位”，而在实际上中国要在对外事务上与苏联保持一致，“就不能做到完全和真正的独立自主”，“中国的对外活动不能不受到当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独立自主只能说是“中国的一个目标”，而“还不是中国的对外政策的指导原则”。
叶自成还通过对具体事实的考察，论证“一边倒”对独立自主的制约在建国初期中国内外政策的制定上都有所表现。他主要考察了四件事情。一是在对内事务上，中国在建国初期几乎全盘照搬苏联的经验，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制度大体上是苏联模式的翻版，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成了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也曾经在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以及政治局与书记处的关系等许多重大问题上征询苏联的意见。二是在两国关系中，中国出于对苏联因素的考虑曾被迫承认了一些对中国不平等的条约和协定，如外蒙古独立问题、苏联在中国东北和新疆的特权问题等，这实际上影响了中国的独立自主。三是在处理国际事务以及与第三国关系（如对印度、缅甸等国的关系）时，中国方面也曾主动征求苏联的意见。四是作出出兵朝鲜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苏联态度的影响，因而很难说是“完全是独立自主地作出的”。（注：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外交思想比较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6.）
叶自成的分析使我们看到，“一边倒”虽然是中共独立自主地作出的抉择，但一旦选择了“一边倒”，就难以避免地使独立自主受到制约。忽视这一点，就很难解释“一边倒”期间中国与苏联在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上不时出现的分歧和冲突，并且在这些分歧和冲突愈演愈烈时为维护独立自主而最终终结了“一边倒”。当然，这里面还有个影响与受影响、被动与主动的区分。影响是外来的，由于外部施加影响而违心地接受原本不愿意接受的东西，比如，不得不承认中苏之间一些不平等的条约和协定，这叫做独立自主受到制约。而受影响则有个内在取舍和接受的过程，因为缺乏经验而自觉地意识到需要向苏联学习，进而受到苏联的影响，甚至事后毛泽东仍认为“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这就很难说是独立自主受到制约，因为这是受影响者的主动选择，尽管这种选择后来被证明带来了许多的负面作用。
六、“正面作用”与“负面作用”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学术界对于“一边倒”的评价，无论是总体影响的评价，还是具体作用的评价，基本上是给予充分肯定的。
就总体而言，学者们大多认为，“一边倒”是“新中国建立时一项极为重要的战略决策，是在当时国际环境下的唯一正确的抉择”，“它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所起的重大作用是不容怀疑的”；（注：杨公素.“一边倒”——毛泽东为新中国制定的一项外交战略决策[J].外交学院学报，1993,(4).）“‘一边倒’对外政策是根据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基本国情和所处的国际环境制定的唯一正确的对外政策”；（注：王志民.再谈“一边倒”对外政策[J].党史研究与教学，1996,(6).）“‘一边倒’方针的贯彻，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新中国各项事业的开展提供了重要保证”；（注：鲁振祥.关于新中国三条外交方针的制定——读〈毛泽东外交文选〉[J].党的文献，1995,(1).）在建国初期的各项外交政策中，“成效最大的就是‘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注：蒋建农.关于新中国外交方针的几个问题[J].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2).）
就具体而言，学者们较为集中地肯定“一边倒”在外交上为新中国赢得了主动地位和一个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成功地建立和巩固了同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同盟关系，突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孤立、遏制和封锁中国的图谋，并且带动一批国家与新中国建立了新型的外交关系；在经济上为新中国争取到了国际革命力量尤其是苏联的援助，进而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并奠定了中国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基础。
近些年来，随着国际格局出现巨大变动以及中国国内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一些学者开始采用“两分法”重新考量“一边倒”，除了对上述正面作用仍给予肯定外，也程度不同地注意到了它的负面作用。
刘贵丰、汤合荣撰文指出，“一边倒”对于新中国既具有积极影响，也具有消极影响。他们认为，“一边倒”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在政治方面，中苏同盟关系的确立虽然是相互的，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穷国和弱国来说却“显得特别重要”，它对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起到了威慑作用，从而“使刚刚诞生的新中国避免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干涉”，“使新中国在险象环生的国际局势中站稳了脚跟，得以巩固、发展、壮大”，使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同时也“为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提供了较为有利的和平环境”。在经济方面，“一边倒”为新中国获得了来自苏联的大规模的经济和技术援助，这些外援使新中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克服了由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和禁运造成的巨大困难，为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巩固提供了物质保证，并且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对于一穷二白的中国来说，这些援助对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关键性作用”。他们同时指出，“一边倒”在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的利益”的同时，也使中国“付出了一定代价”。他们所说的代价或消极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在经济上由于照搬苏联模式，不但如同毛泽东所说使“自己的创造性比较少”，而且因此而形成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日后也严重困扰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外交上由于一边倒向苏联，进而“不能不受苏联的牵制”，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自主地和某些国家（如南斯拉夫）发展关系”。尽管如此，从总体上他们仍认为“‘一边倒’方针对中国的积极影响是主要的，消极影响是次要的”，因为它基本上达到了上述政治和经济的预期目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是一项基本成功的外交指导方针”。（注：刘贵丰，汤合荣.“一边倒”外交方针历史作用的基本评价[J].党史月刊，1997,(3)；刘贵丰.“一边倒”外交方针演变和终结的原因探讨[J].理论学刊，1998,(2).）
郑晓国在肯定“一边倒”使新中国“成功地建立和巩固了同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从而在艰难的条件下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了一个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的同时，也揭示了它所具有的“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在他看来，这些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冷战中的两大阵营是以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为基础划分的，这一基础与“一边倒”抉择本身虽然并无直接联系，但宣布“一边倒”，实际上就接受了这一基础，从而使“一边倒”作为一项外交方针“本身就包含了一种基于意识形态差异的先入为主的倾向性”。第二，在选择了“一边倒”以后，中国的外交政策就不可能不受该阵营或集团的制约和影响，这“对于中国在对美外交和其它相关问题上的自主性来说，本身就是一种制约”。第三，“一边倒”的实施，不但使得中国在外交、军事和争取经济技术援助上倚重苏联，而且还使得中国确立起了高度集中统一的苏联型政治和经济体制。（注：郑晓国.“一边倒”外交方针的产生和转变[J].党史研究，1991,(1).）
叶自成上述关于“一边倒”和独立自主关系的论断，也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了“一边倒”所具有的负面作用。（注：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外交思想比较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6.）
相对于上述学者而言，刘建飞在认定意识形态对于“一边倒”的形成具有主导作用的同时，也对“一边倒”的得失给予了更多的负面评估。他强调，“一边倒”虽然在短期内使得中国在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处于对立局面的同时，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支持，但是从长远角度看，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
他认为，选择“一边倒”虽然有其必然性，但同时又与中共领导层“对国际形势和国家利益认识有一定的局限”相关。关于国际形势，他指出中共是以列宁和斯大林所揭示的帝国主义时代的三大矛盾为依据作出判断的，但事实上当时的国际共运高潮并没有持续很久，世界资本主义经过调整重新站稳了脚跟，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大多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而且多与西方国家保持了良好关系，甚至美国和苏联为避免直接军事冲突也常常坐在了一起。关于国家利益，他认为中共认定“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成了对中国安全威胁的主要力量，为了寻求安全，中国必须依靠与美国对立的另一个军事强国”，而历史事实证明，尽管“美苏两个相互敌对的大国都曾损害过中国的利益，但是相比之下苏联更为严重”。
他强调，正是基于上述对国际形势和国家利益的判断，中共选择了“一边倒”，进而也“使中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长期处于对立、隔离的状态”，从长远看由此造成的负面影响是相当巨大的。首先，西方当时是现在仍然是世界经济和世界市场的主流，与西方对立和隔离，无疑不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第二，与美国对立也使中国的东部边境时常出现安全危机，正是由于东部缺少安全感，中国后来才在经济建设上采取了重内地轻沿海的方针，即“一、二、三线”布局，这也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第三，与美国对立也使台湾问题成了难以解决的悬案。此外，刘建飞还指出，“一边倒”也使得中国与一些亚洲民族主义国家以及某些西方国家的关系受到制约。例如，由于否定国际上存在着中立主义的力量，将亚洲一些民族国家的政府视为美国的附庸，使得中国与印度、印尼、缅甸等国的关系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样，由于将西方国家视为一个整体，使中英建交谈判受到影响，同时也妨碍了一些英联邦国家作出承认新中国的决定。（注：刘建飞.敌人 朋友 还是伙伴——中美日战略关系演变(1899～199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1.）
对于上述评价，中国学术界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仍难以认同，他们仍较多地强调“一边倒”是特定时代的产物，“离开具体的时代妄加评论，是不可取的和极为有害的”。（注：王志民.再谈“一边倒”对外政策[J].党史研究与教学，1996,(6).）（注：许毅，隆武华.论中国共产党“一边倒”的外交政策[J].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1).）（注：蒋建农.关于新中国外交方针的几个问题[J].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2).）他们尽管也看到了“一边倒”的负面作用，但仍更愿意用“主要”和“次要”、“积极”和“消极”、“时代局限性”等词汇加以表述。这与章百家所作的判定尚有距离，他曾经认为对于“一边倒”方针，大多数研究者已认同“从中短期来看，它具有积极作用；但从长期发展来看，它并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注：章百家.中共对外政策和新中国外交史研究的起步与发展[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5).）笔者相信，随着研究环境的不断改善和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国学术界对于“一边倒”的评价也将更加趋于客观和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