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粮食发展问题的再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粮食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山东经济》1996年第2 期曾刊发本人拙文《我国粮食发展的哲学思考》，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反响，表明了社会各界对我国粮食问题的重视。笔者对我国粮食发展一直比较关注，现再就这一问题发表点粗浅看法。
一、一个最突出的问题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问题，说到底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利益”问题。农民是最看重实际的。战争年代，共产党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闹翻身，农民在政治上得到解放，经济上得到利益。所以，农民拥护共产党，全力支持革命战争。改革开放，我们党一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给农民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二靠提高农产品价格给农民以实际利益，使大多数农民解决了温饱并开始走上小康之路。农民衷心地拥护改革开放政策。但近几年来，我国粮食发展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而农民反映最强烈的问题是“一高、二低、三重”。一高是农业生产资料特别是化肥价格高，1996年以来化肥价格普遍上涨30%～40%，正如农民说的那样：“化肥价格比庄稼长得还快”；二低是粮食定购价偏低，定购价和市场价差距较大，农民按市场价购进农用生产资料生产粮食，而按低于市场价的定购价把粮食卖给国家，农民成为市场经济的投入者，计划经济的产出者，农民说，他们是“两头受气”；三重是农民负担过重。“一高、二低、三重”的直接后果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用农民自己的话说“增产不增收”。农民辛辛苦苦忙活一年，到头来所剩无几，甚至入不敷出，农民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这便是我国粮食发展中所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
据统计，1993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增长3.2%，但低于1992 年的5.9%。90年代以来，农民年人均收入增长率不到2%， 因而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1993年为2.53∶1，1995 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已达到2.73∶1。
经济专家认为，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至少产生以下不良后果：一是影响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制约农民向粮食生产的投入。据农业部对全国100个产粮大县的调查，1993年农民用于种粮的生产性投资比1992 年下降15%，而且越是经济发达地区，农民对粮食生产投入的增长就越慢。农业投入特别是对粮食生产的投入受比较利益的驱动向高资金回报率产业流动，是市场经济和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这本来无可非议，但这种情况如长此下去，势必导致粮食生产偏离国家宏观目标，最终制约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无农不稳，无粮则乱”。二是影响农民购买力的提高，不利于开拓农村市场。在我国农民收入中，货币收入已达到70%，而且农村市场约占国内市场的一半。农民的货币收入增加或减少一个百分点，对整个经济的运作都会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三是形成“消费断层”。有资料表明，目前占总人口84%的农村市场社会商品消费量仅占社会商品销售总量的一半左右，也就是说，我国目前10亿多农民的消费量抵不上2亿城市居民的消费量。这样， 一方面许多工业消费品积压卖不出去，资金不能周转，另一方面，农民想买又买不起：手中没钱。四是影响农民小康目标的顺利实现。我国的小康能不能实现，关键是看农民能否实现小康，而农民到本世纪末实现小康，农民收入每年至少要增长5%。
二、增产缘何不增收
研究我国农村经济问题的专家，对改革中出现的农民种粮“增产不增收”的问题十分关注，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增产不增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集中在价格、规模、结构三个方面。
导致种粮“增产不增收”的价格因素，包括粮食的“产成品价格”和“投入品价格”两方面。前者决定农民所得到的毛收入，后者决定粮食生产成本，前者减去后者等于农民的实际收入。一般而言，粮食的价格过低以及生产成本过高都会导致“增产不增收”。如果粮食生产成本变动不大，而粮价过低无疑是粮食增产不增收的根本原因；相反粮价基本合理，而粮食生产成本增长，也会造成增产不增收。粮食生产成本的高低取决于工业品特别是农用生产资料价格的高低。近年来，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持续攀升，在我国曾一度缩小了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又有逐步扩大的趋势，从而不断加大了粮食生产的成本，使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给农民带来的利益，又被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所抵销，这不能不是粮食生产增产不增收的直接原因。农用生产资料价格涨幅过大与工农业产品比价体系不合理有关。对此，笔者已在《我国粮食发展的哲学思考》中进行了论述。本文认为，流通体制的不合理、多环节同样是造成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大幅上涨从而造成粮食生产成本不断增大的重要原因。据1996年1月20日《经济日报》报道， 农业部赴安徽蹲点调查组进行了化肥“一笔账”的调查，结论是“加价八道关，化肥价翻番”。被调查的是国家指定的17家大化肥厂，每吨尿素的中准价格为1000元，允许上浮15%。但是1150元的化肥出厂价经8 种加价环节到了农民手中则变成了2200元。流通领域中的混乱无序，使得大笔差额利润落到中间商手中。这样，生产厂家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利益，更重要的是给农民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因这一切加价最终都要掏农民的“腰包”。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降低粮食生产成本，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流通体制已到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报告中进一步强调要“改革粮棉购销体制，实行合理的价格政策”，建立“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使广大农民从党的政策和工作中得到实惠”。这是符合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实际要求的正确方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放开了计划经济体制下被管得过死的农产品价格，并逐步提高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价格，农民因此得到了实惠，这是在当前条件下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也是促使我国农业特别是粮食发展的一项卓有成效的政策。
农业要走向市场，但农业又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弱质产业，在市场竞争中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世界各国包括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无一不是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来支持和保护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在我国，农村经济结构中非农产业比重较低，农民收入增长主要靠种植业，而且近几年来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又有扩大的趋势，因而，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仍然应是进一步放开尚未放开的农产品价格，并对粮食等关乎国计民生的大宗农产品，按照完全成本加适当利润（15%—20%）的原则继续实行保护价政策。如市场价低于保护价，国家要按保护价收购农产品。这一政策不能动摇。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扩大粮食生产。但也有的论者认为，“通过提价为农民增收的思路是不现实的”，甚至是“反市场经济的”。其主要根据是：一是，现在发达国家，美国和英国等都在修改农业法，从1996年开始减少对粮食生产的“补贴”，并要在近5～6年内完全取消粮价“补贴”。但我们决不能忘记，我国粮食发展和发达国家根本不在一个起跑线上。从本世纪30年代，发达国家就开始对农产品特别是对粮食进行“价格补贴”，到现在已将近70年，今天发达国家农业的高度发展，可以说和这一政策是分不开的。不然的话，发达国家起初为什么要对粮食生产进行支持和保护呢？或者说，他们为什么不在5年、 10年前减少或取消对粮价的“补贴”呢？二是，我国目前粮价已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言外之意是“种粮不如买粮”。这种观点也是不全面的。不错，我国的粮价已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如小麦价格1991年按官方汇率计算高出世界市场价格24%。尽管如此，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生产粮食以满足12亿人的吃饭和其他用粮。靠买粮过日子，一是办不到，二是靠不住。三是我国粮食产量已稳定在4250亿公斤以上，而国家定购粮食仅有1／4，约1000亿公斤。即使这样， 国家也需要拿出大批资金进行粮价补贴。但由于农业人口多，靠提高粮价增加农民收入近乎“撒胡椒面”。这的确是事实，但决不能因为是“撒胡椒面”就取消对粮价的保护政策。有这样一笔账。1994年，我国几种粮食的综合提价幅度是30%，由原来平均每斤0.40元，提高到0.52元。国家定购粮1000亿公斤，农民当年就可从粮食提价中增加240亿元的收入。以10亿农民算， 每个农民增加收入24元，这确近乎是“撒胡椒面”。但对农民的一碗汤来说有没有这点“胡椒面”喝起来味道是不一样的。因农民看到的不只是几十元钱，而是党和政府对农民对粮食生产的重视和关怀，即政治问题中蕴含着大力发展粮食生产的经济问题。
农业经营规模也是决定农民种粮增产不增收入的一个重要原因。一项研究成果表明，我国农业的经营规模以户均耕地1.3～2.0公顷土地为适度，但我国目前户均耕地只有0.4公顷。人多地少， 大多数农户是“6个月种田，4个月休闲，2个月过年”。劳动力就业很不充分。 这种“超小型”的经营规模，一方面制约了农业科技的推广，加大了粮食生产的成本，另一方面也从根本上减弱了提高粮价对农民的增收效应。此问题解决出路有两个：一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非农产业；二是有条件的地方推行适度规模经营。我国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远不适应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农民收入中来自纯农业的比重仍占六七成左右。因此，农村产业结构不合理制约着农民收入不能很快增长。有关专家认为，农民收入增长越来越依赖于非农产业的发展速度和效益。非农产业的发展是增加农民收入、解决农村劳力就业不充分、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的重要途径。当然，适度规模经营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一定非要改变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家庭为基础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村政策的核心。稳定、发展、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方针长期不变，是广大农民根本利益所在，是关乎稳定民心、稳定大局的问题。
三、两条腿走路
纵观世界和我国粮食发展的历史，粮食总量增长主要是靠提高单产和扩大耕地面积两条腿走路，这是一般规律。但自50年代中期后，增产途径由靠“两条腿”变成了“一条腿”，基本上是靠提高单产，并且还要补偿因耕地面积减少造成的损失。“八五”计划以来，我国人口每年净增1500万，而耕地每年减少1000万亩，至今势头不减，人地矛盾日益尖锐。而我国耕地后备资源又严重不足。因此，提高现有耕地的单产仍不可忽视。在我国现有条件下，应把主要精力放到改造中低产田特别是改造低产田上。据有关部门调查，我国总耕地中，中低产田已占70%以上，其中低产田占37%。有人算过这样一笔账，如有7 %的低产田经过改造每亩增产100斤，即可增产35亿斤粮食，潜力是很大的。 低产田的改造既有宏观问题，也有微观问题。宏观问题是指水利基本建设问题，微观问题是指农民对土地的投入问题。水利问题要由国家统筹解决。在这方面要使各级政府务必认识到利用现有载体增加产量，实际也是一个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微观上鼓励农民增加投入，归根到底是一个比较粮价的问题。为此，政府必须做两件事：一是提高成片的重点低产田的粮食收购价格；二是统一组织供给改造低产田的农用生产资料，并给予优惠的价格政策等。所以低产田的改造，根本是一个宏观调控问题，而不是农民自己能解决的问题。
扩大耕地面积提高粮食生产总量。扩大耕地面积有两种涵义：一是增加耕地绝对量，开发新的土地资源；二是增加耕地相对量，即复垦废弃土地、减少耕地受灾面积等。
开发新的土地资源，由于难度大、成本高，对此应作长远打算。现阶段应把工作重点放到增加土地相对量上。有关统计数字表明，我国各种人为因素造成的废弃土地资源约2亿亩，而我国复垦利用的面积800万亩，只占被破坏土地的4%，复垦率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据分析， 我国现有废弃土地中的60%—80%可复垦为耕地和其他农用地，有相当一部分是稳产高产田。国家土地局专家认为，我国80%的废弃土地，如能做到复垦，就可增加耕地1.5亿亩。作为农田种粮，每亩以800公斤计，每年可增加粮食280亿公斤。到2000年，土地复垦率如能达到30%， 当年复垦和破坏土地的数量就能持平，也就是说，那时人口增加和土地减少的矛盾就能适当缓和。
减少耕地受灾面积，提高有效农业面积。我国的地理条件与欧美一些国家不同。我国属季风大陆性气候，雨量不仅比欧美少得多，而在时空分布上也不均匀。我国既是一个干旱缺雨的国家，又是一个洪涝灾害频繁的国家。这故然与我国所处地理条件有关，但受灾面积不断扩大却并非仅因这种地理条件。笔者在研究中发现，受灾面积不断扩大和国家对农业特别是对水利基本建设的投资不断大幅度减少有着密切联系。山东省的材料表明：第一组材料，受灾面：1978～1989 年为461 万亩， 1989～1994年猛增为1682万亩，后5年是前10年的3倍多。第二组材料，对水利基本建设投资；1978年为3亿元、1988年猛跌为7000万元。 1989年后稍有回升，至1994年为1.63亿元，（不计物价上涨）也只有1978年的一半多一点。两组材料表明，投资增加或减少和受灾面积减少或增加并不是同步的，有一个时间差。1989年受灾面积较小，是同1982年前较高的投入有关。1982年后投入大幅下降，但不少水利工程仍发挥作用，因而受灾面积没有迅速扩大。1989年受灾面积迅速扩大，则显然是1982年后对水利基本建设投资太少，使许多水利工程年久失修，甚至报废，导致旱不能灌、涝不能排造成的。就是说山东省近5 年来受灾面积始终在1600万亩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对水利基本建设的投资大幅度减少，防灾、抗灾能力下降。全国也大体如山东省。这个问题的解决关键是提高认识，特别是各级政府的认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水利是农业的命肪。必须加大对农业特别是水利基本建设的投入，减少耕地受灾面积，增加农业有效面积，提高粮食总产量。
四、两点共识
保证粮食持续、稳定发展，并使农民收入同步增长，说到底是一个宏观调控问题。这需要各级政府在以下两个问题上形成共识：（1 ）历史的经验。从历史上看，一旦农业出了问题，经济发展速度再高也是不踏实。1953～1978年26年间农业增长率同工业增长率之比为1∶4.2 ； 1985～1990年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失误，粮食生产5年徘徊， 造成农业无法承受的工业发展的高速度；1992～1993年农业增长率同工业增长率之比竟高达1∶5。每一次比例失调都使我们被迫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不得不压低工业发展速度，从而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近年来，我国人均国民产值仍保持10%的高速增长，但人均占粮则始终未能突破400公斤。似乎人均国民产值可以完全离开粮食生产而“独往独来”，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2）高度重视粮食生产。经济越是发展， 越要重视粮食生产，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工作主动；对粮食应有忧患意识，保持清醒的头脑，切实树立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的观念。要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人心，首先稳定粮食生产这个基础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