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语变异研究的理论框架：继承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框架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0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100(2004)03-0088-08
1 引言
过渡语(interlanguage)是一种结构上介于母语和目的语之间的二语学习者语言系统（参见Corder,1971;Nemser,1971;Selinker,1972）。不同学者对过渡语的性质理解不同，但大都承认系统性(systematicity)和可变性(variability)是它最重要的两个性质。系统性指过渡语在任何发展阶段都具有内部系统性，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发展也是规则有序的。过渡语的可变性同样在共时维度和历时维度上都有所反映，分别被称为共时可变性和历时可变性(Ellis,1985a:118-121)。
国外学者在其论著中常常混淆variability和variation（变异）。例如Ellis(1985a,1985b,1994)既用variability指性质，又用它来指现象；同时也用variation指现象。笔者认为，variability应译作“可变性”，指过渡语的内在性质；variation应译作“变异”，指的是具体的语言现象。变异是过渡语可变性的具体表现形式。其实，过渡语可变性是一个实证研究问题，它的作用必须通过对过渡语中变异的分析来解决(Eckman,1994:12)。
本文中的变异指二语学习者在不同语境中用不同语言形式表达同一个语言功能或意义。变异分为分别处于共时平面和历时平面上的两种(Ellis,1994:134-151)，两个平面上的变异都可能是系统的，也可能是自由的。系统变异是可以预测的，能通过规则描述；自由变异不能预测，无法通过规则描述。
要对过渡语变异进行实证研究，就需要科学的理论框架。本文先从宏观上对Ellis(1994)总结的所谓过渡语变异研究的各种模型进行简要分析。然后重点对属于动态范式的拉波夫范式进行讨论，指出它们的不足。最后，在拉波夫范式的基础上提出过渡语变异模型(interlanguage variation model)。笔者还将用一项大型实证研究的结果证明这个理论框架的实用价值。
2 前人对过渡语变异框架的理论探讨
Ellis(1994:121-133)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过渡语(learner language)可变性（注：Ellis没有区分可变性和变异这两个概念，他的“可变性”实际上指性质和现象两重意思。）的解释模型，并进行了简要的评论。这些模型分为社会语言学模型（拉波夫范式、动态范式、社会心理范式）和心理语言学模型（言语计划模型和言语监控模型）。笔者认为，Ellis所说的心理语言学模型最多只是对可变性的解释，不能算是变异框架。Ellis对言语计划模型的介绍比较详细，我们从中能大致明白它们的主要思想。Ellis(1994:130)首先转引Crookes(1991:115)的观点，指出大部分言语计划模型都区分宏观计划和微观计划，然后特别介绍了Levelt(1989)的模型，指出可能造成可变性的4个心理语言学起源：1)在概念化部中，根据情景因素决定使用哪一种语言变体，以及实现哪些具体的交际意图；2)在表达部中，把概念化部提供的前言语信息(pre-verbal message)通过挑选合适词语和应用语法与音系规则转换为言语计划；3)在发音部中，把言语计划转换为实际的言语；4)在言语理解系统中，提供给说话者关于语音计划和实际言语中出现错误的反馈，使说话者能够在概念化部中做出调整。
笔者认为，Levelt的模型的确能部分地解释过渡语的可变性。但是造成可变性的原因还有社会因素、语言因素等等，因此这个模型的解释远远算不上全面。另外，Ellis(1994:131-132)还介绍了言语监控模型，但过于简单。在整段的介绍中，没有出现任何关于“可变性”或者“变异”的字眼。可以说，这里所说的言语监控模型根本没有有效地解释可变性的成因。
社会语言学模型的3个范式是针对变异而提出的。另外，有些学者（Preston,1993,1996；武波，1996）都探讨过拉波夫范式和动态范式作为变异研究理论框架的可能性。并且还有一些学者在这两个框架内做过一些实证研究。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他们的基本观点、应用价值等做详细讨论（见本文第3、4部分）。另外，社会心理范式的目的是解释语言使用的变异。Ellis(1994:127-129)只介绍了一种社会心理范式中的言语适应理论（参阅刘正光，2001）。这种理论从说话对象因素着手解释了二语学习者如何在交际环境中改变他们的语言使用方式。这种理论根据学习者调节言语的本质确认了3种主要变异。言语趋同(convergence)指在言语交际过程中，说话者改变自己原有的言语习惯或语体，以更接近说话对象的言语或语体。一般来说，言语趋同追求的是获得对方的赞同、接受、喜欢或爱好，增进理解和交际效果以及相互间的吸引力等。言语趋异(divergence)指交际中的一方使自己的言语或语体变得与说话对象的言语或语体不同。言语趋异主要是为了保持说话人自己的社会身份特征和群体特征。言语保持(maintenance)指未作出任何改变，也就是说没有趋同。言语适应理论把说话对象置于解释变异的中心位置。有些研究（如Beebe，1981）证明了说话对象因素的确影响二语学习者语言使用的变异情况。但是，目前尚无法证明说话对象因素的作用一定比其它因素大，即居于影响变异的中心位置。这种理论的另外一个明显的不足是它无法解释所有的系统变异(Ellis,1994:129)。
总起来看，Ellis所提到的社会语言学模型中的社会心理范式和两个心理语言学模型都只是试图解释过渡语的可变性或部分变异，没有也不可能对过渡语变异做出全面彻底的解释。下文，将讨论其它模型作为变异研究理论框架的可能性。
后来，又有两位学者讨论了过渡语变异的理论框架问题。Preston(1993,1996)详细总结了拉波夫范式和动态范式基本理论观点和它们在二语习得中的应用。从中可以看出，Preston本人比较倾向于拉波夫范式，因为利用这个范式获得了代表性的高水平成果（如Bayley,1994;Yong,1996）。另外，武波(1996)详细介绍了动态范式，认为它在描述及解释过渡语变异方面潜力较大。同时，他还批评了拉波夫范式，认为它采取静止的观点，因而是片面的和错误的，已经不再可能有大的发展。
笔者认为，武波(1996)对动态范式的理解是准确的，但他对动态范式和拉波夫范式的作用和前途预测是错误的。导致这种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没有掌握拉波夫范式的改进和发展，特别是利用改进的拉波夫范式的重要研究成果。下文将分别介绍和评价动态范式和拉波夫范式，试图说明拉波夫范式具有较强的应用价值。但是，它也有自身的缺陷，须要改进。因此，作者提出了过渡语变异模型，并用实际研究证明其价值。
3 动态范式
3.1 动态范式理论及其在过渡语研究中的应用
动态范式是由Bickerton(1975)和Bailey(1973)提出的，起源于语言学家对皮钦语和克里奥尔语的研究。Bailey为了用语言变化理论解释语言使用中的共时变异提出了波浪模型(the wave theory)。根据这种理论，一组人先引进某种语言新特点。当第二组人使用这个语言新特点时，第一组人又引入了另一种语言新特点。这样，随着旧规则的扩展，新规则也不断产生。语言新规则的扩散也以另一种方式进行。Bailey通过引入权重(weight)的概念区分不同语言环境。不同的环境可以对变异产生不同的影响。有利于使用某个具体变体的环境被称为重环境(heavy environments)，不利于使用这个变体的环境被称为轻环境(light environments)。简单地说，波浪理论认为，任何语言变化都是先从重环境开始，经由中间环境发展到轻环境中去。
语言变化和共时变异的关系在克里奥尔语中是很明显的。一种克里奥尔语有几种变体（被称为“方言”）：1)基础方言具有的克里奥尔语特征最强；2)中间方言有中等层次的克里奥尔语特征；3)高级方言最接近于标准语言。这3种变体构成一个连续体，从最基本的基础方言向高级方言发展。Bickerton(1975)研究了圭亚那克里奥尔语，发现可以用蕴含量表(implicational scale)确定不同说话者在克里奥尔语连续体上的具体位置（表1）。表1报告了6位说话者对4个语言特征的掌握情况。说话者1和2只掌握了一个语法特征，因此他们说的是基础方言；说话者3和4掌握了两到3个语言特征，因此处于中间方言阶段；说话者5和6全部掌握了4个语言特征，已经到达了高级方言阶段。在表1中，说话者对语言特征的掌握情况形成了蕴含量表，在每一行中如果说话者掌握了左边的一个特征就表示他已经掌握了此特征右边的所有特征。例如，如果说话者5掌握了特征Ving，那么他肯定也已经掌握了另外3个特征Ning,doz,a.Bicketon提出，可以创立出只包含绝对规则的分离语法用来解释每一种方言，即多方言语法。
表1 6位说话者言语中的圭亚那克里奥尔语的变体
说话者 语言特征
VingNing doz
a
1 0 00 ×
2 0 00×
3 0 0×
×
4 0 ×
×
×
5 × ×
×
×
6 × ×
×
×
×＝出现 0＝没有出现 （Bickerton,1975：79的简化表，转引自Ellis1994：126）
Ellis(1994:126)认为，Bickerton的模型可以解释不同种类的变异。1)说话者间变异。不同说话者可能掌握不同的语言变体。2)说话者内变异。当说话者掌握几种语言变体时，他们会根据情景因素（话题、目的、说话对象等）的变化进行语码转换，选择不同的语言变体。3)自由变异。当说话者刚学会一个新的语言特征时，它可能和原有的特征都用来表达相同的意思。Bickerton指出，自由变异只发生在语言系统尚未固着化的说话者群体身上，并且存在的时间很短。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些二语习得研究者开始在过渡语研究中应用动态范式（Preston,1996:18-19；武波，1996:26-27)。首次将动态范式应用于描述过渡语的变异规律的是Gatbonton(1978)。她研究了说法语的加拿大人在不同语境中使用英语
时的变异行为。一般的趋势是，这些英语学习者经常把替换成/d/。研究发现处于不同方言阶段的学习者在5种语境中对的使用情况形成一个蕴含量表。说话者先在最重环境中使用正确的，然后逐步向最轻环境扩展。在此过程中／为／和/d/共存，即存在变异。换言之，如果说话者能在较轻环境中使用，那么他肯定能在较重环境中使用它。Gatbonton的研究结果支持动态范式的观点。后来，Huebner(1983,1985)就形态—句法现象进一步检验了动态范式。他对一名移民到夏威夷的老挝苗族英语学习者进行了长达一年的历时研究。研究发现，这个名叫Ge的学生在外语学习中的早期阶段对语言形式和功能根本不加区别。只是到了后来，随着他在目的语中经验的不断积累，Ge的过渡语（比如在句法上）变得与标准英语越来越接近。例如，他将is(a)的作用从众多语言结构中简化成了一个主题标志。而后再演变成越来越标准的目的语结构（例如：He's a driver）。简而言之，Heubner应用动态范式进一步发展了过渡语变异问题上形式与功能的关系。首先，学习者不加区别地全部学会各种语言形式，后来才逐渐发现并掌握形式与功能之间的确切关系。
3.2 对动态范式的评价
动态范式在克里奥尔语研究中的成功及其在过渡语变异研究中的初步应用说明，它的确有值得肯定之处。首先，它证明了语言变化能引起共时变异，建立了语言共时和历时两个维度之间的联系。其次，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力的理论建构（如环境权重、方言、语码转换等）和研究第二语言（本文中的过渡语）的有用工具（如蕴含量表和形式—功能分析）(Ellis,1994:127)。但是，它也存在一些问题，至少有以下3个方面。第一，除去语言变化以外，难道没有其它引起变异的原因吗？研究表明，语言因素、情景因素、心理语言学因素都可能引起变异（例如，Wolfram,1989;Beebe,1981;Hulstijn & Hulstijn,1984)。因此，动态范式在考虑变异原因时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第二，动态范式的支持者把变异看成是在相似语言环境里两个互相竞争的语言规则作用的结果。换句话说，变异只存在于某一特征的绝对出现与绝对消失的转换之际。笔者认为，变异虽然与变化有关，但在过渡语的某一阶段也是相对稳定的。许多学者在共时平面上发现了大量存在的过渡语变异，例如Tarone(1985)。第三，忽视了变项规则(variable rule)（注：关于变项规则的详细介绍见拉波夫范式部分。）的作用。在很多情况下，某个语言特征在某种环境中并不是绝对地出现和消失的问题，而是有多大可能出现的问题。对这种现象就必须使用变项规则，而不是对绝对规则进行描述。从实证研究角度来看，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没有人使用动态范式做理论框架研究变异问题。这也说明，学者们在认识到动态范式的缺陷后，它已经失去生命力。总起来看，笔者认为，动态范式虽有长处，但有许多缺陷，不是很好的过渡语变异研究框架。
4 拉波夫范式
4.1 拉波夫范式理论及其在过渡语变异方面的应用
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在一系列的研究中，拉波夫建立了一种定量研究语言变异的方法，被称为拉波夫范式。其中心观点是语言要素的形式交替（变异）不是任意的。说话者对可变语言形式的选择是受多种语言因素和社会因素系统制约的，这些因素反映深层的语法系统和它们所归属的社区社会组织(Bayley,2002)。
拉波夫范式有两个概念非常重要：言语语体和变项规则(Ellis,1994:121-122)。拉波夫(Labov,1970)列举了与言语语体相关的研究的5个公理：1)“……没有单一语体的说话者”。当社会语境和话题变化时，所有说话者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他们的语言。2)语体可以按照一个单一维度分类，即给予话语的注意程度。语言使用者在不同场景中会调整对自已言语的监控程度。3)说话者对随意语体的话语给予的监控注意最少。这种语体与非正式的、日常的话语相联系，并且为语言研究提供最系统性的语料。4)通过系统的观察语言使用者在正式语境（如实验）中的表现不可能发现随意语体。5)获得关于语言使用者话语的“好数据”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系统观察。
第一条公理说明的现象，拉波夫称为语体转换(style shifting)。它是系统性的，因此也是可预测的。系统性有绝对系统性和概率系统性两种。当说话者总是在一种语体中使用一个特征而在另一种语体中使用另一个特征时，它们表现的是绝对系统性，通常用绝对规则来描述这种言语行为。然而，拉波夫的研究对象的实际行为通常不能由绝对规则预测。他们倾向于在一种语体中用一个特征的变体，在另一种语体中用另一个变体。为了解释这种情况，拉波夫提出使用变项规则。
变项规则不是完全，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概率）适用于一个场景。现在有很多阐释变项规则的论文(Preston 1993,1996)。根据定义，这些规则不是完全地应用于一种情况，而是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一定的概率实现的。以删除-t/d这条规则为例(Wolfram & Fasold 1974:132)，当后边是辅音时，采用这条规则的概率为0.77；而后边是元音时，采用这条规则的概率是0.36。概率的范围是从0到1,1表示最有利于某条规则的应用，0表示最不利于这条规则的使用。在这个范围之内，概率值越高表示这条规则适用的程度越高。变项规则可以表达出一种特定形式在一定的语境中出现的概率。
在变项规则这个概念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变项规则分析，是当今拉波夫范式的主要研究方法。变项规则分析最初是分析语音变异的方法，后来被扩展运用于分析形态变异和句法变异。现在，这种分析方法可以帮助研究者解释语言使用中各层面的系统变异。在现有的研究中，变项规则分析已经被用来描述与环境因素和语言因素有关的系统变异的程度。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个强大的统计软件VARBRUL问世。它用来解释各种与情景和语境相关的因素对说话者选择语言形式的影响。(Preston,1989:14-24;Preston,1996:9-14;Young & Bayley,1996)VARBRUL软件包括在Macintosh系统和DOS系统使用共两种，目前还没有Windows版本。从互联网上可以查到它们的相关信息，并可以下载这些软件。VARBRUL软件的操作（详见Young & Bayley,1996）比较烦琐，需要专门学习方可掌握。VARBRUL软件是一个一问世就在社会语言学研究中被广泛采用的逻辑模型，它采用了最大概率估测的方法。VARBRUL软件使研究者能够估测任何言语活动中自然并现的多种独立的语言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相对强度。这个软件对数据有两个要求。首先，各因素组和因素必须相互独立，相互之间不能有交互作用(interaction)。其次，数据必须是或接近正态分布；如果数据呈明显偏态分布就会影响结果的准确度。
最早把拉波夫范式用于二语习得对变异进行定量分析的是L.Dickerson(1974)。尔后，W.Dickerson(1976)进一步清楚地阐明过渡语的发展阶段和语言变化之间的相似之处，并指出变项规则模型适合过渡语研究。这两位学者的工作说明，变项规则可以用于分析二语习得的数据。
但是，只是在变项规则分析的方法成熟以后，拉波夫范式在二语习得中的应用才展现出新的生命力。最早的研究是Admson & Kovac(1981)。他们重新分析Schumann(1978)的一个讲西班牙语的英语学习者的话语语料，发现受试对NO+VERB和DON'T+VERB的使用受讨论的主题和其他多种语言因素制约。后来，这方面的研究有Bayley(1994,1996)、Young(1991,1996)和Tajika(1999)。这些研究精确地描述了特定变异的各种变体在不同语言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出现的概率。
4.2 对拉波夫范式的评价
拉波夫范式是研究系统变异的一个比较成熟的框架。在VARBRUL软件的帮助下，它能精确地计算出各场景因素和各语言因素（包括因素组）对语言特征变异的影响程度，是真正意义上的多变量定量研究框架。Bayley(2002)甚至直接将其称为定量范式(quantitative paradigm)。20世纪90年代，二语习得研究中应用拉波夫范式在过渡语变异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这说明，拉波夫范式的确有可取之处，不失为一个重要研究过渡语变异的理论框架。像武波(1996)那样，对其全盘否定的做法是站不住脚的。
但是，拉波夫范式作为理论框架至少有4个缺陷。第一，它忽视了自由变异的地位。过渡语不仅有系统变异还有自由变异，它们都有理论价值，都值得研究。第二，未加研究，把变异假定为系统性。拉波夫范式只研究系统变异。因此，VARBRUL软件的工作假设的任何变异是系统性的，除非有语料分析证明它是自由的。这种假定在逻辑上是错误的。Ellis(1999)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尽讨论。他认为，变异研究是一个实证问题，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不能把变异假定为系统性的。以前研究的结果是系统性的，这并不能保证以后研究的变异也是系统性的。概率理论说明，一种变异现象是系统性还是自由的可能性只有50%。应该借鉴统计学建立零假设的方法，把变异的默认值定位为自由变异。第三，作为社会语言学模型，拉波夫范式不完全适合过渡语研究。拉波夫范式只考虑了影响变异的语言环境、语体环境和社会环境。但影响过渡语变异的因素更多，至少还有目的语水平、母语迁移、心理语言学因素等。第四，拉波夫范式认为影响变异的各因素是相互独立的，没有交互作用。在这个理论基础上，VARBRUL软件在计算过程中只能排除各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否则无法进行计算。事实上，各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难以避免。正因为拉波夫范式有这些不足之处，我们应该努力探索，提出新的理论框架，从而克服以上问题。
5 过渡语变异新模型的提出及其应用
为了克服拉波夫范式的缺陷，笔者提出了过渡语变异模型，作为研究过渡语中变异现象的理论框架。它的基本内容如下。1)在过渡语中，因为学习者的语言水平不同，他们经常用不同的变体表达同一个语言特征或概念，这就导致了变异的产生。2)在过渡语中，共时变异和历时变异并存。3)变异的默认值是自由的，除非有证据说明它是系统性的。4)在过渡语发展的任何阶段，语言成分的变异受多种因素制约，具体包括语言因素（语言环境和母语迁移）、发展因素（目的语水平等）、场景因素（语体、任务、说话对象等）、心理语言因素（语言学能、学习风格、动机等）等其它因素。5)这些因素之间可能会有交互作用。6)如果某一个因素能预测同一语言成分的几种形式的交互使用，那么这个语言成分的变异对这个因素来说是系统的。如果这个因素不能预测同一语言成分的几种形式的交互使用，那么这个语言成分的变异对这个因素来说是自由的，但对其它因素来说仍然可能是系统的。7)系统变异的规律通过变项规则表达，这种规则不是绝对的，而是概率性的。
从过渡语变异模型的内容可看出，它虽然承认共时变异和历时变异共存，但把注意力放在前者上。之所以这么做，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历时变异以共时变异的形式存在，只要分析清楚了不同阶段的共时变异，就能够勾画出历时变异的基本规律，从这种意义上说，共时变异研究是基础。
过渡语变异模型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它明确在没有实证研究的情况下应把变异的默认值视为自由变异。这个观点与拉波夫范式中系统变异是默认值针锋相对（见观点3)。第二，考虑到过渡语的实际情况，我们在拉波夫范式的基础上增加了更多的影响变异的因素（见观点4）。第三，认为影响变异的各因素之间可能有交互作用（见观点5）。这也是一个实证问题。到底具体的研究对象呈现何种结果需要分析相应语料。第四，重新界定了系统变异和自由变异的操作定义（见观点6）。以前的学者（如Ellis，Tarone)都认为，系统变异就是可以通过规则预测或描述的变异；自由变异就是无法找出任何规则对其预测或描述的变异。在这样的定义中，两种变异受到了不平等的对待。要确认某种变异是系统变异，只需要找出某一种影响它的因素及相关的一个规则。但是，要确认某种变异是自由变异，除非对所有因素一一研究之后，无法做出。实际上，影响变异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有些我们已经了解，有些可能尚未被发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事实上根本无法确认自由变异的存在。因此，笔者调整他们的定义，把变异的自由与否都相对于具体因素而言。第五，像拉波夫范式那样，我们认为变项规则是概率性的，但我们这种概率性不一定以权重的形式体现，也可以通过百分比等体现。具体情况根据由所用的统计分析工具决定。
为了检验过渡语变异模型的科学性，笔者进行了一项时体变异研究(Cai,2002)。在此仅做简单介绍，目的是说明在此提出的理论框架不是纸上谈兵，而是有研究基础的。
该课题是一项关于时体变异的研究。为保证研究的深入，笔者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语言因素和一般过去时变异的关系上。该研究在过渡语变异模型的框架内深入分析了了6种语言因素对中国大学生在英语过渡语中使用一般过去时的影响。这里所说的一般过去时指的是一般过去时变异的变体之一。所研究的因素包括5种语言内因素：动词突显度、情状体、时间状语、小句类型和语篇结构以及一种语言间因素，即汉语体标记“了”。
该课题有6个研究问题：1)一般过去时变异对哪些语言因素来说是有规律的，对哪些语言因素是系统性的；2)5种语言内因素对英语学习者使用一般过去时分别有什么影响；3)这些语言内因素对英语学习者使用一般过去时有什么交互影响；4)一般过去时的变异对汉语的体标记“了”来说，是不是系统性的；5)汉语的体标记“了”对使用一般过去时有什么影响；6)在英语学习者使用一般过去时的时候，语言间因素与语言内因素之间有没有交互作用。
本文所用的语料是英语学习者就3个题目所写的120篇英语记叙文和与这些英语文本对应的汉语文本。调查的受试者来自中国国内4所普通高校（大连医科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山东科技大学和莱阳农学院）的英语学习者。采集语料时，他们处于本科阶段第三学期的第一个月内。在英语记叙文中，作者选定所有一般过去时的语境作为分析的对象，标出使用的各种时体形式，特别是一般过去时的形式，包括正确的和不正确的。另一方面，我们也针对这些动词形式对所研究的6种语言因素进行了相应编码。
在进行主体研究之前，笔者先通过一项基于学习者语料库的先导研究得到了一般过去时变异的6种变体（如下所示）。在本研究中，英语学习者使用一般过去时实际包括两种情况：正确使用一般过去时（变体1）和一般过去时标记（变体1、2相加）。
1)恰当一般过去时形式；2)非目的语一般过去时形式；3)一般现在时形式；4)完成体形式，包括现在完成体形式和过去完成体形式；5)进行体形式；6)其他形式（包括省略be的情况，如I ready to return home）。
针对提出的6个问题，本研究得出的结果如下：1)一般过去时变异对动词突显度、情状体、时间状语和语篇结构来说是有系统性的，但对小句结构来说是自由的。进一步的分析发现，一般过去时变异对语言因素间的某些交互作用来说是有系统性的。具体来说，对语篇结构和动词突显度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语篇结构和情状体之间的交互作用来说，一般过去时变异同样具有系统性。2)除小句类型外，其它4个语言内因素都对使用一般过去时有显著影响(p＜.05)。第一，规则动词用作一般过去时的比例显著高于不规则动词(p＜.05)。第二，情状体类型在一般过去时的使用方面有显著差别(p＜.05)，但只有动态动词（包括活动动词、完结动词、达成动词）用于一般过去时的比例显著高于静态动词（状态动词）(p＜.05)。第三，有时间状语修饰的动词用于一般过去时的比例显著高于没有时间状语修饰的动词(p＜.05)。第四，在语篇结构中，前景部分中使用一般过去时的比例显著高于背景部分(p＜.05)。3)对数线性分析发现，动词突显度、情状体、语篇结构对一般过去时的使用有双向和3向的交互影响。针对它们的影响强度而言，语篇结构＞情状体＞动词突显度。4)一般过去时变异不仅对体标记“了”是系统的，而且当这个体标记和动词突显度、时间状语、语篇结构分别发生交互作用时，它也是系统的。5)体标记“了”能显著地帮助学习者使用一般过去时(p＜.05)。6)语言间因素体标记“了”和动词突显度、时间状语、语篇结构3个语言内因素有交互作用，但和情状体没有交互作用。
该课题是一项研究时体共时变异的多变量定量型研究。它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它在真实语料的基础上，发现了影响一般过去时变异的各因素之间有交互作用，否定了前人(Bayley,1994,1996;Tarjika,1999;Young,1996)认为变异的各因素是相互独立的观点。其次，它证明了过渡语变异模型所提出的系统变异和自由变异的操作定义是站得住脚的。第三，它首次用百分比来表达变项规则。总之，该课题的研究结果证明，过渡语变异模型是一个比较好的研究过渡语变异的理论框架。
6 结束语
本文首先区分可变性和变异两个概念，指出前者指过渡语的性质，后者则指过渡语中的现象。基于社会语言学的动态范式和拉波夫范式在变异研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笔者分别讨论了这两个理论模型，认为后者比前者实用。但是拉波夫范式也有一些无法克服的缺陷。为此，笔者在借鉴前人观点的基础上，通过深入思考，提出了过渡语变异模型作为研究过渡语变异的理论框架。然后，用在此框架内完成的一项时体变异研究证明过渡语变异模型的科学性和可应用性。
收稿日期：2003-0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