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生育率下降后果的理论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育率论文,中国论文,后果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对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进行描述，并提出生育率下降也会带来一系列后果，将生育率下降后果划分成直接和间接两大类，对其产生的具体问题进行了描述。提出解决生育率下降过程中出现的新人口问题，同解决我国人口过多的问题一样，也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自70年代初期开始对人口增长进行控制以来，生育率已经大幅度下降，甚至开始低于总和生育率2.1的更替水平。 控制人口增长固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中国人口过多、人口增长过快的压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所有的人口问题都解决了。从辩证的角度看，生育率下降在缓解中国人口规模压力的同时，必然带来人口结构的变化，并伴随一系列新问题的出现，或使某些隐性问题变得显性化。为此我们应该勇于面对现实，及早研究新问题，尽可能地减轻由于生育率过快下降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生育率下降及其后果的实际背景
西方发达国家生育率的下降并达到比较低的水平，已经成为人所共知的事实，在对这一实际过程的研究中，西方人口学者建立了“人口转变理论”，并试图以此来解释人口转变总体过程的转变原因，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具体，人们对人口转变规律又有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近年来学者们对发展中国家生育率的下降开始进行研究和解释。
生育率下降在中国已经成为事实。70年代初期中国的生育率已经有所下降，特别是在全面地计划生育以来，妇女的生育水平在70年代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近年来又有所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下降到1990年的2.31，1994年达到更低的水平，总和生育率已接近甚至低于更替水平。根据人口转变理论，生育率下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从中国生育率下降这样一个定性事实来说并没有任何特殊之处，但是从下降的速度或时间跨度这样一个定量事实上看，中国生育率下降速度是非常快的，即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生育率下降到了一个比较低的水平，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还不是很高，人们的生育意愿还没能得到根本的转变之前，生育率能够迅速下降，这是一个较为特殊的事实。中国生育率下降的速度与世界上生育率下降最快的日本不相上下，但它却快于世界上已经完成人口转变的发达国家和生育率正在转变的所有发展中国家。
中国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国计划生育效果显著的表现，它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减慢了总人口增长的速度，从而间接地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人口过多对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压力，使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趋于良性循环，也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生育率下降的另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带来了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这是所有生育率下降的国家所经历的事实。中国生育率下降也自然要带来人口老化。1964年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只占总人口的3.56%，1982年这一比例上升到4.91%，1990年又上升到5.58%。由于人口老化较之生育率下降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因此根据对我国人口发展趋势的预测，到2000年左右，中国老年人口比例将超过7%，并开始进入老年型人口的行列，到下世纪30年代这一比例将达到14%，下世纪后半叶将接近30%。〔1 〕无论人口老化水平多高，充其量也只能是一种统计事实，单就这一事实本身来说并不存在什么问题，因此“人口老化问题”的提法是不准确的，只有将人口老化放在社会经济环境背景之下，我们才能发现问题，这类问题有些可称为“老年人口问题”。人口老化不是产生老年人口问题原因，但是人口老化速度的快慢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老年人口问题”严重的程度。〔2 〕中国生育率的急剧下降意味着未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速度将是非常快的，而少年儿童的比例将下降，独生子女家庭增多，同时劳动力年龄结构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与此相应，有些人口问题已经显现出来，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比如独生子女问题，老年人的赡养问题，“四、二、一”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问题，以及部分发达地区出现的劳动力短缺和劳动力老化问题等。
不仅生育水平的下降导致了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中国人口政策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来了人口其它方面结构的变化。生育政策在城市和农村地区，在发达和落后的地区，在汉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差异导致不同地区、不同人口的出生率、自然增长率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再加上中国长期以来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形成了特定的城乡结构、地域结构和民族人口结构，并派生出人口文化教育结构、人口就业结构、人口的婚姻结构、人口身体素质结构的差异性，从而又出现了一系列新的人口问题，比如某些地区的人口负增长问题，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调问题，人口素质的相对逆淘汰问题等。
在中国计划生育取得巨大成效的基础上，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中国人口问题将从以往与高生育率带来的人口多、增长速度快的单一问题，向伴随生育下降而出现的多重性问题转化，人口问题的转型客观上要求人口研究也将转型，未来中国人口问题和人口研究则正处在这一转型期。
二、生育率下降后果与人口转变理论
人口转变理论是本世纪后半叶西方人口学界研究的最重要问题之一。以往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转变的统计描述，即把出生率、死亡率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长期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导致人口增长处于均衡状态；第二阶段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决定人口处于高速增长状态；第三阶段出生率和死亡都很低，人口增长再次处于均衡状态。另一方面是对这种转变原因的理论解释，即认为人口转变是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必然产物。第一方面似乎已得到人口学者的公认，但对第二方面问题的研究还存在着比较大的争论，可以说对第二方面的研究几乎是人口转变理论研究的全部。
对人口转变原因的解释实际上是研究了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相互关系的一个方面，即社会经济发展采取了何种形式，在何种程度上作用于人口的发展，以及这种作用如何使生育率和死亡率从高向低转变。这方面的研究实际上是在社会经济因素和人口发展因素的函数关系中，将社会经济因素作为自变量，人口因素作为因变量来考虑的。
虽然人口转变的统计描述是以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互动为基础的，但是对人口转变原因的解释几乎是集中在对生育率下降的解释上。因为死亡率的下降，寿命的延长是人们的共同愿望，不是观念的问题，即愿望本身是单向的，不存在转变的问题，那么死亡率的下降最终取决于新的发明和引进，属纯技术性问题，而不是社会性问题。生育率转变的决定性因素则是社会性的，而不是技术性的。虽然技术因素可以作为生育率转变的条件之一，但它并不起决定作用。而人口转变理论研究中更多的是对转变的社会因素的解释，自然就要把注意力集中到对生育率下降原因的解释上。事实上，生育率转变在人口转变中的作用也是带有根本性的。
综上所述，人口学界对人口发展一般规律——人口转变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生育率方面进行研究，二是对转变原因进行解释，三是将社会经济作为人口发展的原因来考虑。
如果承认人口发展最终会从高出生率向低出生率转变的话，那么对生育率下降后果的研究恰恰是对人口转变理论的对应方面进行的讨论。它也存在三个方面，第一方面与人口转变理论研究的角度相同，即集中在生育率方面；第二方面与前面相反——对生育率转变后果进行讨论；第三方面同样与人口转变研究相反——将人口发展作为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因来考虑。
人口研究应该既包括解释人口发展的原因，也应该包括探讨人口发展的后果。以往人口研究的重心放在对生育率转变原因上的解释，是由于全球性人口问题是面临解决人口过多、增长过快、人口发展对资源环境造成压力等问题，并为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下降提供可借鉴的理论和经验。目前全球的人口态势正在发生转变，人口增长率已开始放慢，尤其是对一些生育率迅速下降或已下降到比较低水平的一些国家（包括全部的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目前面临的已不是人口多或主张限制人口增长的问题，而是由于生育率下降而相应出现的一些新人口问题，而这些新问题的产生和激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伴随生育率的快速下降而出现的，因此对生育率下降后果的研究是今后人口发展的客观要求，它将使传统的人口研究面临新的挑战，也将使人口研究重心发生根本性的转移，它将填补以往研究的空白，使人口学研究更完整、更全面，并将其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
另外，生育率转变的原因和后果的研究还蕴含着一个不同的问题。它可能会影响到对研究指导思想的把握。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主要侧重于对人口数量方面的考虑，因为社会经济因素是作为人口规模的自变量，其落脚点在人口数量上。而生育率下降后果的研究更侧重于人口结构方面，它是在控制数量增长的同时，伴随而来的是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而人口结构的变化直接作用于社会经济因素的各个方面。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发现：对原因的研究更多地落在生育率和人口规模方面，因此它更侧重于在人口学领域进行探讨；而对后果的研究最终落到社会经济方面，所以它将更多地促进人口与多学科的交叉和融合，使人口研究的领域进一步拓宽。
三、生育率下降的理论假设
根据人口转变的一般规律，生育率转变是一个由高向低运动的过程：即经过长期的持续高生育率以后，生育率开始下降，在一个相对比较短的时间内，生育率下降到一个比较低的水平，最后稳定在某一低生育水平上。在理论描述上，这种生育率的下降是单调的、连续的和稳定的。由于我们研究的是生育率下降的实际问题，自然要考虑到实际的生育率下降过程是否一定如此。
在对中国和日本生育率转变的比较中，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共同规律：即生育率在从高向低转变的最初阶段，往往存在一个短期的、自发的缓慢下降过程，它既是生育率下降的开始，又是生育率快速下降的前兆。紧接着生育率出现高速下降，日本的高速下降持续了10年，中国中国持续了8年。当生育率下降达到或接近更替水平时，生育下降停止，并出现较长时期的波动或徘徊期，这一时期日本持续了18年，中国到目前为止已持续波动了10年，估计波动还会进一步持续下去。徘徊期过后生育率再一次开始下降，而且下降为单调、持续和稳定的，通常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日本到目前为止已持续了20年。这次下降的速度通常要慢于第一次生育率下降。〔3〕
除日本和中国生育率下降有这样的规律外，我们对已完成转变的发达国家和正在发生转变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进行观察发现，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转变过程在一定程度上都存在着这样一种规律，只是有的国家表现明显，有的表现不够明显而已。再加上特定事件的干扰（如战争、灾害等），某些国家生育率变化在时间上也存在偶然性。
这样我们可以把实际的生育率下降分为4个阶段：第1阶段是缓慢下降期，第2阶段为快速下降期，第3阶段为徘徊期，第4 阶段为低生育率下降期。我们称第1、2阶段为第一次生育率转变，第4 阶段为第二次生育率转变。我们这里定义的第一、二次生育率转变与Coale 提出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转变不是一个概念。Coale 第一次人口转变也叫马尔萨斯转变（Malthusian Transition）， 它是指由婚姻所引起的结婚指数Im的下降所导致生育水平If的下降。第二次人口转变也叫新马尔萨斯转（变New－Malthusian Transition），它是指由生育指数Ig的下降所导致的IF的下降。〔4〕如果把Coale的两次人口转变与我们所定义的生育率转变阶段相对应的话，第一次人口转变更接近于我们定义的第1阶段，第二次人口转变则接近于第2阶段。第4 阶段的生育率下降很可能是Im 和Ig共同作用的结果。
生育率转变或下降过程指的是第1阶段的开始到第4阶段的结束。生育率的下降往往带来人口结构的变化，二者之间存在着比较严格的关系：（1）生育率下降必然带来人口结构（主要是年龄结构）的变化； （2）人口结构的变化滞后于生育率的变化；（3）生育率下降的速度决定着人口结构变化的速度；（4 ）生育率下降的幅度决定着人口结构变化的程度。鉴于对人口结构的度量直接与生育率的度量有关，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有关生育率的一些提法给出明确的定义。
生育率转变或下降发生在生育转变期，这是一个动态过程。而对高生育率和低生育率的定义则是一个静态标准。往往不同国家或不同时间对高生育率和低生育率的定义标准不一样。比如，联合国1965年所做的研究将高低生育率的划分标准定为粗再生产率为2.0， 总和生育率则近似为4.1；联合国1990年的研究将总和生育率为2.5作为划分标准。也有的国家把更替水平（即TFR＝2.1）作为标准，联合国1991的一项研究则将标准定为1.9，而1992年的另一项研究则取TFR为2.1。 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认为低生育率应该具备两个条件：（1 ）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2）低于更替水平的总和生育率具有持续下降的趋势。 在我们前面定义的生育率转变阶段中，当生育率进入第4 个阶段时才能被称为“低生育水平”或“低生育率”。
中国从进入80年代直到1990年，总和生育率基本在更替水平以上波动，实际上还未达到“低生育水平”。90年代初虽然人们普遍能感受到生育在下降，但是由于实际统计数据的可信度比较差，人们很难给出确切的生育率数值，所以很难说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一定下到了更替水平以下，
如果说中国已完成了人口转变，也是不准确的。因为中国生育率的波动期并未结束，而且这种波动基本在更替水平以上，因此说中国人口转变并未完成，计划生育还必须坚持下去。客观上的“完成人口转变”应该在第4阶段的结束， 而主观上认为“完成人口转变”则应该在生育率进入第4个阶段以后，即达到了“低生育水平期”。
四、中国生育率下降的直接后果：人口学后果
生育率变化反映的是人口运动过程，而生育率的下降必然导致少年儿童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下降，而相应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会有所上升，从而导致人口年龄结构的高龄化或老化。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反映的是生育率下降的宏观人口学后果。由于它是一种人口学变量直接导致另一种人口学变量的统计变化，所以被称为直接后果。虽然生育率下降是人口老化的直接后果，但它只满足充分条件，并不满足必要条件。也就是说人口老化不仅仅是由生育率下降所导致的，而人类平均寿命的延长也会导致老年人口相对增加，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上升。但是研究中发现，在我国现实人口发展过程中，导致人口老化的主要原因是生育率的下降，而死亡率变化对人口老化的作用还很微弱，〔5 〕但是随着未来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死亡率的变化对人口老化的作用会有所加大。〔6〕
生育率下降的微观人口学后果则是家庭规模的缩小，如果按照血缘关系来考虑代际之间或家庭（不是户）人口的数量规模的话，生育率的下降自然要导致血缘家庭规模的缩小。同宏观后果一样，虽然生育率下降是导致家庭规模缩小的直接原因，但它却不是唯一的原因。因为平均家庭规模的大小除了与家庭所生孩子的数量有关外，还与家庭中平均死亡水平有关，在生育率一定的情况下，死亡率越高家庭规模同样也会越小。
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和家庭规模的核心化分别是生育率下降的宏观和现行微观后果，这两种后果很明显是由生育率下降这样一个结果所导致的，也就是说只要生育率下降了，就要出现人口老化和家庭规模缩小，是一种必然的结果，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两种后果看成是客观后果。但是在现实的中国，在通过某种行为导致生育率下降的同时，却伴随着出生人口性别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最终导致中国出生婴儿性别比高于正常范围，出现偏高的趋势，虽然这也是一种人口学后果，但它不是一般规律，而是一种特殊的现象。之所以是特殊的就是因为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并不直接由生育率下降本身或统计结果所导致的，而是由促进生育率下降的行为所导致的。在中国，这种行为不完全是自发的和诱导的，更多的是由主观上对生育率下降的要求和期望过高造成的，所以可以认为出生婴儿性别比升高是生育率下降所伴随的主观后果。中国生育率转变已经经历了第1、2、3个阶段，第1阶段生育率的缓慢下降是自发式的；第2阶段的快速下降是诱导式的，而第3阶段的生育率（波动）采取的则是强制式的。〔7 〕而事实上中国出生婴儿性别比的上升是由导致生育率下降的主观行为（或政府行为）所致，而不是生育率下降本身所致。
生育率下降的人口学后果充其量反映的只是统计事实，是一种中性结果，对这一结果本身的评价无所谓好与坏，更不能称其为“问题”，而只有将其放在社会经济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将它们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相结合，才反映出问题。人口学后果只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这些问题，或者使这些问题更为严重。因此所谓人口老化问题、出生婴儿性别比问题的提法则不够确切。
五、中国生育率下降的间接后果：社会经济后果
生育率下降的社会经济后果指的是伴随生育率下降而出现的人口与社会经济问题。从理论上来说，生育率下降的社会经济后果实际上是通过直接的人口学后果来作用于社会经济过程，进而出现的人口学后果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并表现为一定的人口问题。
生育率下降与社会经济后果之间的联系有其自身的规律和性质。人口问题实质上表现为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适应，而伴随生育率下降而出现的一系列人口问题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在人口与经济关系正常情况下，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发是相适应的，但是通常来说不适应是一般的，而相适应则是特殊的。从客观要求上看，生育率的变化与社会经济的变化要相互协调，相互适应，但是由于二者的发展不可能同步，自然要出现问题。生育率下降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通常表现为：在生育率转变阶段生育率的变化相对要比以往快，甚至要快得很多（比如像日本、中国等），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将导致人口结构，特别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巨大变化，年龄结构迅速老化，从而导致社会人口结构在短期内发生转型。而另一方面现实的社会经济结构、经济体制、传统观念和生活习惯则是在以往人口结构的基础上形成的，并已长期与传统的人口结构相适应。事实上，新的人口结构却处在旧的社会结构之中，出现了社会机制的转变跟不上人口结构的转变，使人口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矛盾更为突出，并表现为一定的或新的人口问题。一般来说，人口结构的转变越快、越突然，人口结构与社会体制之间的不协调性、不适应性就越大，由此所产生的人口问题也会越严重。
对生育率下降社会经济后果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搞清社会体制与人口结构不相适应之处，并对如何使之相适应进行探讨并提出建议，从而通过主观努力加速社会体制与新的人口结构相适应的过程，使人口问题的严重程度尽可能地小，存在时间尽可能地短，并使二者更快地相互协调和相互适应。
对生育率下降社会经济后果的讨论，与计划生育的客观依据的讨论具有不同的性质。对计划生育理论依据的解释主要是把经济发展作为目的或核心，研究人口发展是否适应于经济的发展，如果人口发展不适应经济发展，则提出从人口方面入手（即控制人口增长）来解决相适应的问题，而不是从经济方面解决相适应的问题。而对生育率下降社会经济后果的研究则是假定人口转变的结果是即定的事实，而社会经济体制与人口发展不相适应，从而要从社会经济体制入手来解决相适应的问题。从这一点上说对生育率下降社会经济后果的研究要比对计划生育理论依据的研究需要更多的社会经济背景，甚至需要在社会经济有关领域内进行讨论，从而将开拓人口研究的新视野。
生育率下降的社会经济后果主要包括以下几大方面的问题：
1.通过年龄结构引出的后果
（1）老年人口问题。随着人口老化的日益严重， 老年人口问题将不断突出，从最基本的方面来看，老年人口问题主要有老年人的经济支持（或赡养）和老年人的照料问题。除此之外老年人的心理方面、老年人的健康和医疗方面、老年妇女的单身和再婚方面、老年人与子女的关系方面等都需要进行研究。
（2）独生子女问题。伴随着生育率的下降， 独生子女家庭日益增多，目前独生子女至少达到5000万个。与此同时，家庭结构将向“四、二、一”类型转变。家庭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将发生巨大变化，独生子女家庭中的地位，以及如何对待、如何培养教育好独生子女等问题已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这里既包括独生子女家庭关系的研究，也包括独生子女自身问题的研究。
（3）劳动力人口问题。 生育率的下降往往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密切的关系，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往往生育率下降的速度也越快，对这类地区一方面生育率的长期下降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需要更多的适龄劳动力，从而导致劳动力短缺。这是一种地区性问题，从全国来看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不会成为问题。
2.通过性别结构引出的后果
（1）性别鉴定与溺婴问题。 性别偏好是现代中国社会必然存在的一种现象。在生育数量不加控制时，自然生育的结果大多可以满足性别偏好的需要；但是在严格控制生育数量时，自然选择大多不会使性别偏好得到满足，偏好的动机转化为偏好的行动，于是乎性别鉴定、选择性人工流产、溺弃女婴的问题应运而生。
（2）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的后果问题。 如果中国出生婴儿性别比确实偏高，那么所存的偏高程度会对未来人口的婚姻选择带来什么影响，对中国的稳定会产生哪些问题。
3.通过地域结构引出的后果
人口相对逆淘汰问题。由于中国生育政策在城乡上的差异和执行效果的不同，导致农村人口的增长率大大高于城市；又由于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客观上加速了农村人口比例的增长速度；尤其在现行的二元经济体制中，城市、农村相互隔离的条件下，在一定的地区，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人口的身体和文化教育素质的相对下降。这是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素质的一个大问题。
4.综合性问题
（1）与人口负增长有关的地区性问题。人口出现负增长的地区，必然经历了生育率快速转变期，人口年龄结构会迅速老化，这是与全国性的生育率下降后果相一致的问题，它只是在部分负增长地区问题更为严重而已。
（2）生育健康问题。 生育健康好坏程度并不直接取决于生育率的下降，但是伴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人们对生育健康的要求越来越强烈。而要求的强烈程度往往导致实现的条件无法满足这样的要求，从而改善现实客观条件是研究的目的和努力的方向。
归纳以下所列问题，我们会发现所有问题都不是单纯的人口学后果所导致的，人口因素只是问题的某一个自变量而已，而其它方面的原因可能比人口因素更为重要。如果对以上问题的研究只限于人口学领域，则研究必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六、生育率下降后果与控制人口增长的关系
根据人口转变规律，生育率下降是必然的，自然人口老化、人口结构的变化也是必然的，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的。由于控制人口增长，降低生育率是顺应于人口转变规律的，而且有利于解决中国人口过多所造成的一系列问题，缓解了人口过多对社会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压力。
研究生育率下降的后果与计划生育不矛盾。主要表现在：
1.二者的目的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使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二者相互适应，从而既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2.计划生育的直接效果是解决了人口数量过快增长的问题，这是中国人口与经济矛盾之中的主要矛盾，从而可以解决中国最重要的人口问题，其正面效果也是显著的。生育率下降的直接后果是人口结构的改变，并未带来所谓的人口问题。
3.生育率下降伴随而来的人口问题从本质上看不是生育率下降本身造成的，而是社会体制转型未能跟上人口结构转型的步伐，从而导致社会体制所提供的服务不能满足新型的人口结构的需要，解决问题的方法主要是改进或调节社会体制，而不应该是片面强调改变人口结构，即主要改变矛盾的一方，而不是另一方，这意味着新的人口结构的形成是必然的、合理的，从而也可推断：计划生育也是合理的。如果有人要单纯通过调整人口结构来使人口结构与社会体制相适应，那么思路就错了，按照这种思路，必然要把解决生育率的问题与计划生育对立起来。
总之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要认识和解决我国目前或即将面临的新人口问题。对于人口控制问题，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失误，导致人口规模急剧膨胀，以致出现目前的“低生育率和高增长量”并存的局面。以往的失误在于我们对人口规律的认识，或者说对问题的研究不够，从而在我们真正意识到问题时，则已丧失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不得不用“急刹车”的被动手段来抑制人口的过快增长。人口运动规律往往表现在：当你亲身意识或感受到某一人口问题，并要采取措施的时候，往往为时已晚。因此对人口问题的研究必须有一定的超前意识，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如果说解决人口过多的问题是为了减轻人口对经济的压力，最终会促进经济发展的话，那么解决生育率下降后果问题，则是为了造福人类本身，最终使人们的生活条件有大幅度的改善。
*本文研究得到国家教委“八五”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的资助。
注释：
〔1〕参见乔晓春：《中日人口发展比较：生育率下降过程、 后果与对策研究》：《中国人口科学》1995年第2期。
〔2〕参见乔晓春：《重议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 《中国人口科学》1995年第3期。
〔3〕参见乔晓春：《对〈加速人口老化， 促进经济发展〉一文的几点看法》，《中国人口科学》1988年第2期。
〔4〕参见乔晓春：《中日人口发展比较：生育率下降过程、后果与对策研究》。
〔5〕参见Ansley J.Coale:"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in IVSSP,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Conference 1973,Vol.1.
〔6〕参见乔晓春：《人口老化模型与解释》，《人口研究》1980年第6期。
〔7〕参见杜鹏：《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1992年）， 博士论文。
〔8〕参见乔晓春：《中日人口发展比较：生育率下降过程、 后果与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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