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不同来源体的相关因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外商论文,直接投资论文,因素论文,来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日趋活跃，直接投资成为主要的资本流动方式，也成为发展中国家获取外部资源的主要渠道。自1993年以来，中国一直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外资投入国。到了2002年，中国引进外资的数量达到527亿美元，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外资投入国。外国直接投资为我国缓解了外汇缺口，带来了大量的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竞争意识，对促进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文从东道国的角度出发，考查了对华直接投资最多的20个国家，通过分析这些国家的经济、贸易、技术、文化等因素，以客观统计数据为基础，借助于一个简明的数量模型，对FDI进入中国的相关性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这将有利于充分了解不同来源体企业投资动机差异，既有助于验证有关对外投资动因和影响因素的理论，也有助于不同国家根据自身的经济发展特点，制定相应的战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一、FDI相关性因素的经验分析
在西方学者提出的一系列的直接投资理论中，最具综合性的莫过于英国经济学家邓宁（Dunning）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在这一理论模型中，邓宁给出了导致跨国公司投资行为的三组基本变量：企业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正是这些优势的综合作用，推动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同地区区位优势的大小决定了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
关于FDI区位分布相关性因素的实证研究，国际上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他们主要是针对欧美等发达国家FDI的区域差异，选择典型解释变量建立多元线性或非线性统计模型来分析决定FDI的区域差异因素。对中国FDI的区位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如Leonard K.Cheng等利用统计模型研究了中国FDI与一些关键区位因素间的定量关系，如基础设施、政策刺激等。[1]（P379-400）贺灿飞、陈颖等对港澳地区在中国内地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实证分析[2]（P193-200），鲁明泓的经济计量模型分析[3]（P37-44）及魏后凯等人用调查表的方法对外商区位选择动机的研究[4]（P65-73）等。江小涓的研究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利用外资不仅增加了中国的投资能力，更重要的是改善了中国的增长质量。[5]（P5-12）何洁通过实证分析认为外资企业对内资工业部门的总体正向外溢效应是现实存在的，并随FDI增加速度的加快有不断加强的趋势。[6]（P29-36）崔新健曾对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有关研究作了较为系统的归纳，选取了诸多比较有“中国特色”的变量，如政治稳定性（POL）、国有工业企业产值、工业总产值 （SAT）、第三产业产值GDP（TER）等等，提出了相应的模型。[7]（P1-6）朱玉杰分析了中国区域因素对吸引 FDI的影响。[8]（P17-19）李立新、金润圭分析了在华外商不同来源体FDI区位因素。[9]（P89-94）此外，还有不少文献对中国境内FDI的影响作了不同的分析。
截至目前，国内外对FDI相关性因素的大多数研究主要集中在从投资国的角度出发，分析区位因素如何影响跨国公司选择东道国。这些研究表明， FDI与东道国的市场容量、基础设施建设、政治稳定性、对外政策等等因素有关，东道国应在政策、基础建设、教育投资等方面作积极调整，以迎合投资国的要求，从而引进更多直接投资。但是，从东道国的角度出发，在各种经济、政治、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环境既定的条件下，母国的哪些因素影响了跨国公司对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东道国应该主要向哪些国家招商引资？这种从东道国的角度出发，分析母国的FDI相关性因素的实证研究尚不多见。
二、回归模型的设计
本文考查了在中国进行直接投资较多，经济往来比较密切，在全球比较有影响力的主要国家，并对这些国家的经济、贸易、文化、技术等相关因素作了一一分析。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计量经济模型，结合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对投资母国的经济、贸易、文化、技术等因素对FDI的影响作了定量分析。
现建立计量模型如下：
ln（FDI）=β[，0]+β[，1]ln（EXPORT）+β[，2]TECHNOLOGY +β[，3]CULTURE+β[，4]EXCHANGE+ε
1.FDI：世界各国（地区）对中国直接投资。
2.EXPORT：中国对世界各国（地区）的出口额。
目前，拉动出口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积极吸引FDI的主要政策目标之一。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西方学者M.布洛斯特姆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促进对东道国对外贸易。直接效应表现为外资企业直接出口产品而对东道国对外贸易的贡献，间接效应则表现为外资企业进入所引起的东道国本土企业出口的增加。吴江对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作了量化研究后指出，我国引进的FDI与出口贸易之间成正相关，且每引进1亿美元的FDI，就可以增加3.033亿美元的出口。[10]（P8-10）
3.TECHNOLOGY：世界各国（地区）综合技术水平。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技术转移的梯度理论，FDI母国往往具有技术优势，与东道国之间存在技术差距。新产品的技术研发活动具有较高的风险，是一种昂贵的经济行为。一般来说，研发成功的产品带来的收益还必须用来弥补失败的产品开发所导致的损失。东道国会意识到，直接购买FDI母国的新技术要比独立进行开发更廉价。而FDI母国也乐于收回固定成本中较大的一部分，通过直接投资进行技术转移，并从中获益。因此，FDI母国技术的先进与否对直接投资本身有较强的相关性。
4.EXCHANGE：世界各国（地区）的汇率稳定性。尽管大家都认为汇率波动对FDI有重要影响，但是，对汇率波动对FDI产生什么影响，不同的学者却有不同的结论。有的学者认为，汇率的频繁波动对贸易的影响大于对跨国投资的影响，因此海外投资将有利于规避汇率风险。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汇率的频繁波动使得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时更多地考虑投资的不可逆性。换句话说，大的汇率波动将增加外国直接投资的风险，而风险增大时投资者将要求更高的投资溢价以抵消可能出现的损失，于是放弃部分项目。比如Aizenman指出，固定汇率体制比浮动汇率体制更能促进国外直接投资[11]；Summary和Summary（1995）的实证研究表明，汇率的波动对FDI有显著的负面影响。[2]（P80-93）
5.CULTURE：世界各国（地区）与中国的文化差异。文化差异对跨国公司的影响是近年来的一个热门课题。Hofstede（1980）提出了四维文化模型。这四个文化维度是权利化程度，不确定性规避，个人主义和男性主义。[13]后来这个四维文化模型在分析文化差异时被学者广泛采用。Grosse和Trevino（1996）的研究也表明，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对 FDI有显著影响，并呈负相关。[14]（P139-155）
6.β[，0]，β[，1]，β[，2]，β[，3]，β[，4]为待估参数。ε为扰动项。
三、统计回归和结果分析
（一）统计回归
结合《中国统计年鉴2002》的数据，我们选取了2001年对华直接投资最多的20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中国对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出口贸易的数据也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2》。综合技术排名及汇率稳定性的数据来自《世界发展指标2002》。文化差异的数据是由Hofstede四维文化模型的数据计算而来。
将以上数据代入方程，通过SPSS11.5统计软件包的线性回归功能，估计出FDI和各解释变量参数（结果见表1）。可以看出上述所列变量都对FDI有显著影响，各解释变量均可以通过在5％水平以内显著。R[2]和调整后的R[2]分别为0.931和0.913。 Culture与FDI呈负相关关系，其余变量均与FDI呈正相关关系。
表1 回归相关分析结果
Unstandardized Standardized
VariablesCoefficients
Coefficients t Sig.
BStd.Error
Beta
（Constant）-3.2461.099 -2.954 0.010
TECH 0.5440.1460.435 3.712 0.002
CULTURE -0.0140.003
-0.466-4.291 0.001
EXCHANGE 0.2690.1170.173 2.297 0.036
EXPORT
0.8810.0790.80011.181 0.000
注：回归分析所用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2》，《世界发展指标2002》和《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software of the mind》。[15]（P23-32）
从回归结果分析，拟合优度R[2]、F值较高，方程对真实关系式的整体拟合质量较好，方程可信，且在5％的显著水平上方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 FDI与解释变量EXPORT、TECHNOLOGY、CULTURE、EXCHANGE之间存在真实关系式表示的关系。
因此，得出如下模型：
lnFDI=-3.246+0.881[*]ln（EXPORT）
+0.544[*]TECHNOLOGY
+0.269[*]EXCHANGE
-0.014[*]CULTURE
（样本区间为2001年对华FDI最多的20个国家和地区）
（二）结果分析
结合经济学含义，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东道国对母国的出口贸易对FDI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对出口和海外直接投资的关系中的代替效果和补充效果存有争论。从以上实证分析可知，FDI和我国的对外贸易之间不是替代关系，而是表现出较强的相关性。FDI不仅促进了我国进出口贸易的不断增长，而且优化、改善了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提高了我国外贸商品的国际竞争力。这一点在过去的很多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弗农的生命周期理论告诉我们，母国在东道国投资的一种产品从进口替代到返销到扩张到第三国市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国的FDI投入产业处在产品生命周期不同的阶段，因而在一段共同的时间内，FDI的贸易替代、贸易与投资的互补、市场扩张等多种效应是同时并存的，共同影响着贸易的具体渠道、贸易增长和贸易的平衡。
2.母国的综合技术实力与FDI呈正相关。这说明FDI母国的技术水平对跨国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在世界综合技术排名前10名的国家中，除了以色列和冰岛外，美国、芬兰、瑞典、日本、瑞士、德国、荷兰、法国等八国对中国都有大量的直接投资，是我国引进外资的重要来源。而对中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前20个国家（地区）中，只有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两个国家的技术排名稍落后于中国，其余国家（地区）的技术排名均高于中国。国内外学者所做的同类研究中，采用了各种不同的指标来反映一个国家的技术水平，如研发经费及研发经费所占GDP的比例、申请的专利数等等，得出的结论与本文一致。
3.母国的汇率稳定性与FDI呈正相关。如上所述，中国是一个快速、稳定发展的巨大市场，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不是替代关系，而是表现出较强的相关性。因而，当母国的汇率波动较大时，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的风险会同步增加，跨国公司为了规避风险，将同时减少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反之，母国国内的政治、金融环境良好，汇率比较稳定时，跨国公司与中国的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风险降低，因而会有较大的增长。
4.母国与东道国的文化差异与FDI呈显著的负相关性。跨国公司在考虑是否进入一个新的国家时，很重要的一个考虑因素是在东道国的经营风险和成本。由于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的价值观、信念、思维方式不同，社会、法律、政治体制不同，人们对工作的预期以及惯于接受的管理方式也不同。因此，如果东道国与投资母国之间有较大的文化差异，则会给国际直接投资活动带来很大的风险，从而增加其经营成本。Johanson和Vahlne认为，社会文化相似国家比相异国家会有更多的经济交往活动，至少在企业国际化初期是这样。[16]（P23-32）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社会文化差异会产生比国内更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必然会影响企业进入方式的选择。此外，由于转移技术、市场营销技巧和人力资源方面的障碍，社会文化差异将会阻碍直接投资。企业获取信息需要弥补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差异，由此差异文化的陌生性导致获取信息的成本变得很高，通过合资方式与合作伙伴分摊，可以降低信息成本。统计数据验证了这些论点，在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中，华人投资居于主导地位，约占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实际金额的70％，而来自世界五大对外直接投资国的投资却极其有限，中国远未从这些国家吸引足够的直接投资。
四、实证检验
基于以上模型，可以计算出各个国家（地区）对中国直接投资的理论值。图1给出了2002年世界主要国家（地区）对华直接投资的理论值和实际值。
图1 2002年世界主要国家（地区）对华直接投资
说明：实际FDI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3》，理论FDI数据通过本文模型计算得出。
从图1中可知，通过理论模型计算出来的理论 FDI与实际FDI基本吻合，略有误差。但是，当仔细观察这些误差的时候发现，香港地区、台湾地区、澳门地区、日本、韩国等的实际FDI普遍超过了理论值，而美国、德国、法国、荷兰、加拿大等大多数欧美国家的实际FDI没有达到理论水平。这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模型没有将地缘因素考虑在内。而根据传统理论，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初期的区位选择遵循“就近原则”和“地区渐进原则”。例如，港、澳、台地区与大陆之间的人文亲情关系及邻近的地理关系是他们大量投资大陆的重要原因之一。大部分港、澳、台投资者与大陆居民有直接或间接的亲戚关系，他们到内地，尤其是到广东、福建等地投资几乎不存在语言、生活习惯乃至于风俗上的差异。日本、韩国以及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也是从邻近国家开始。因而这些地区对华直接投资均超过了理论值。而欧美国家由于地缘因素，相互之间的直接投资占的比例很高，而对华、对亚洲地区的直接投资较少。比如，2002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1235亿美元，但对华直接投资总额才54.23亿美元，仅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 4.4％。
五、结论
本文在东道国投资环境既定的条件下，考察了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结构，从经济、贸易、文化、技术等方面分析了FDI母国的个体特征因素，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FDI不同来源体的相关性因素理论模型，并用2001年的时间截面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表明，FDI来源国的先进技术水平、稳定的汇率体系以及FDI来源国与中国良好的进出口贸易关系均能促进跨国公司在华的直接投资，而双方的文化差异对直接投资产生较强的阻碍作用。最后利用2002年世界主要国家（地区）对中国直接投资的数据对该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该模型基本上拟合了实际的情况，但是也存在一定的误差。分析认为，地理位置上的远近所带来的渊源关系可能是这个误差的主要来源之一，这也是今后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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