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卢作孚“乡村现代化”建设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村论文,模式论文,论卢作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大地上曾出现过一场规模大、时间长、波及面广、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当时，全国曾涌现出大大小小600个左右的乡村建设团体和1000个左右的实验基地。然而它们大都集中在中国的东部和中部，且大都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夭折，惟有卢作孚主持的以重庆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地区的乡村建设一直持续到解放前夕，并取得了中外瞩目的成就。究其原因，可以说，卢作孚与众不同的“乡村现代化”建设模式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卢作孚是何许人，如今的年轻人也许对他有些陌生了。卢作孚是我国著名爱国实业家，是旧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民生实业有限公司创始人，是蜚声海内外的“中国船王”，是毛泽东赞誉为发展我国民族工业不能忘记的四位实业界人士之一（其他三位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纺织工业的张謇），然而除了办实业外，他还在教育、社会改革，特别是乡村建设方面很有建树，他又是我国著名的乡村建设理论家和实践家。
1927年3月，卢作孚出任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四县特组峡防团务局局长。按道理说，这个峡防局，只是一个“治安联防机构，不具有地方政权性质”。[1](p1)但卢作孚却借此机会有这里开展了以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地区30多个乡镇的乡村建设运动。仅十数年间，就使北碚这样一个昔日贫穷落后、交通闭塞、盗匪横行的小山乡，变成了一个名震中外的美丽城市。
这样瞩目的成绩是如何得来的？它有何独特之处呢？1939年，即卢作孚推行嘉陵江三峡地区乡村建设12年后，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来到北碚参观。所见所闻，令他十分激动。他说：“我在北碚参观了一周，看到了你们创办的经济事业、文化事业和社会事业，一派生机勃勃的奋发景象，……北碚的建设，……可谓将来如何建设新中国的缩影”。[2]陶行知也是推行乡村建设运动的杰出人士之一。请注意，陶行知这段话，他是把“经济事业”，放在了“文化事业”、“社会事业”之前，可见卢作孚的乡村建设事业，给他印象最深的，首先是“经济事业”。
几乎在同一时间，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倡导者之一晏阳初也应邀来到北碚参观，回去后他在演讲中说：“重庆的北碚有卢作孚先生所热心经营的乡村建设区。……我看那里的工矿经济建设事业，都很有成绩，将来希望本会（指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能和那边合作。使他们的经济建设，与我们的教育政治工作，有一个联系。”[3]晏阳初这段话大有深意，一是参观后给他印象最深且“很有成绩”的是北碚的“工矿经济建设事业”，二是他发现卢作孚和自己的乡村建设不同之处在于：卢作孚是重在“经济建设”，而自己则是重在“教育政治工作”。
耐人寻味的是，另一位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倡导者梁漱溟，当时也曾多次到北碚参观。在他94岁高龄的1987年，还写了《怀念卢作孚先生》一文，盛赞卢作孚在北碚推行的乡村建设是“从清除匪患，整顿治安入手，进而发展农业工业生产，建立北碚乡村建设实验区。终于将原是一个匪盗猖獗，人民生命财产无保障，工农业落后的地区，改造成后来的生产发展，文教事业发达，环境优美的重庆市郊的重要城镇。”[4]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虽然时间已过去五十年了，然而留给梁漱溟印象最深的，仍是卢作孚在乡村建设中首先注重“发展农业工业生产”。[4]
事实正是如此。卢作孚推行的乡村建设，与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人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卢作孚不像他们那样，把乡村建设的重点放在教育上，而是把经济建设放在各项建设的首位，这正是卢作孚“乡村现代化”思想的重要体现。
然而，卢作孚的“乡村现代化”思想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它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卢作孚在推行乡村建设之初，即1930年1月所写《乡村建设》一文中，也强调“乡村第一重要的建设事业是教育”。[5](p89)然而当他通过乡村建设实践之后，则思想有了很大改变，第一次提出了“乡村现代化”的主张。他强调自己在嘉陵江三峡地区推行乡村建设运动的“目的不只是乡村教育方面，如何去改善或推进这乡村的教育事业”；因为“中华民国根本的要求是赶快将这一个国家现代化起来。所以我们的要求是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以供中国“小至乡村，大至国家的经营的参考”。[5](p385)可以说，“乡村现代化”才是他推行乡村建设运动的根本目的。为此，1934年10月，卢作孚在《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一文中，就为其乡村建设设计了一个“现代化”的建设蓝图：
“我们如何将这一个乡村——嘉陵江三峡——现代化呢？请看将来的三峡：
1、经济方面：
一、矿业 有煤厂，有铁厂，有磺厂。
二、农业 有大的农场，有大的果园，大的森林，大的牧场。
三、工业 有发电厂，有炼焦厂，有水门汀厂，有造纸，有制碱厂，有制酸厂，有大规模的织造厂。
四、交通事业 山上山下都有轻便铁道，汽车路，任何村落都可以通电话，可通邮政，较重要的地方可通电报。
2、文化方面：
一、研究事业 注意应用的方面，有生物的研究，有地质的研究，有理化的研究，有农林的研究，有医药的研究，有社会科学的研究。
二、教育事业 学校有实验的小学校，职业的中学校，完全的大学校；社会有伟大而且普及的图书馆，博物馆，运动场和民众教育的运动。
3、人民 皆有职业，皆受教育，皆能为公众服务，皆无［不良］的嗜好，皆无不良的习惯。
4、地方 皆清洁，皆美丽，皆有秩序，皆可居住，皆可游览”[4](p359-360)。
在今天看来。这幅“将来的三峡”蓝图，也只是一个很基本的建设，但当时他所面对的，毕竟是一个荒僻的山乡，这已是十分难得了。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幅蓝图中，卢作孚明确地把“经济方面”包括矿业、农业、工业、交通的建设放在第一位，而把“文化方面”的建设放在第二位。
如何实现的“乡村现代化”蓝图呢？卢作孚采取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交通建设为先行，以乡村城市化为带动，以文化教育为重点的“现代化”建设模式，从而获得了与众不同的重大成就。1944年，即在他设计“将来的三峡”蓝图十年后，他不无自豪地说：“从这小小地方的经营，可以证明：可爱的中国是可以建设起来的，是能够建设起来的，使别的国家也认识中国，必决有希望，必决有前途。”[6]
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难能可贵的是，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卢作孚就明确提出了“建设应以经济为中心”[5](p602)的主张。卢作孚认为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必须进行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而“这三方面的建设诚当并重，但更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当集中一切力量于经济建设”，而其他一切建设都应为经济建设服务：“政府机关是用以管理经济建设的，法律是用以保障经济建设的，教育是用以培养经济建设所需要的人才的，科学研究是用以克服经济建设所遭遇的困难的”。[5](p603)对于“为什么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的回答是：“第一，任何建设，政治的或文化的，皆应以经济建设为基础……第二，必须增进人民的富力，乃能增进人民对于国家完纳赋税的负担力……故必须先致力于经济建设，增进人民的负担能力，而后其他建设乃能追随或并驾齐驱。第三，经济活动为国家最大多数人所必须参加的活动，一个国家只需最少数的人作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管理的效率愈高，运输和通讯的设备愈进步，愈可减少政治活动的人数，有了广播、幻灯、电影的便利，愈可减少文化活动的人数。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数将愈加多。政治应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幸福，对于最大多数人从事的经济活动，应首先予以帮助，故应先致全力于经济建设的运动”[5](p602-604)为此，卢作孚在嘉陵江三峡地区推行乡村建设，计划要“将嘉陵江三峡布置成功一个生产的区域，文化的区域，游览的区域”。[5](p35-336)他把“生产的区域”放在首位，也正是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的体现。而如何使其成为“生产的区域”呢？他的设想是：
这里有丰富的煤产，可以由土法开采，进而机器开采；为了运煤可以建筑铁路；为了煤的用途可以产生炼焦厂；用低温蒸馏可以产生普通用焦，电厂用的瓦斯，各种油类及其他副产品；两个山脉的石灰岩石，山上山下的黄泥，加以低廉的煤炭，可以设立水泥厂；为了一个山脉产竹长亘百余里，可以设立造纸厂；为了许多矿业、工业、交通事业的需要，可以成立电厂；如果在那山间、水间有许多生产事业，可以形成一个生产区域。[5](p336)
为了推动整个峡区经济建故，卢作孚要求峡防局身体力行，在发展经济上起带头作用。有意思的是，1928年3月，也就是在卢作孚上任的第2年，他没有去拟定维护地方治安联防计划，却拟定了峡防局“大规模的经营工业”的“新计划”：[7]1、建染织厂；2、建缫丝厂；3、建修枪厂；4、建筑、修路。从今天的眼光看，这些工业谈不上“大规模”，但作为只是一个维护地方治安，且只有600名官兵的峡防局，能够带头组织发展经济，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为了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他采取“寓兵于工”的方针，除了军训和剿匪，峡防局的官兵都根据自己的特长参加到生产中去。
卢作孚还以优惠政策引进资金和人才，以合作或合资方式修建铁路，兴办企事业和银行等。他还主张在“人口太密，分地太少的农村，亦应转移一部分人到工业或交通事业上去，或转移一部分人到东北或西北垦荒去，以减低农村人口太密的压力”[5](p614)。就这样，卢作孚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在峡区修铁路、公路，治理河滩、河道，开发矿业，架设电话，兴建工厂，建设电站，建立农场、果园等等，使峡区经济迅速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峡区能够在短短十几年间从一个穷乡僻壤建设成为“新中国缩影”的根本原因。
峡区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给当时来峡区参观的人很深印象。如爱国进步人士杜重远1931年初应邀来北碚参观，对卢作孚乡村建设成就倍加赞赏，他在给好友邹韬奋的信中，将他在北碚的所见所闻，如数家珍一一介绍后说：
北碚面积纵横一百二十里，昔称野蛮之地，今变文化之乡，以一人之力，不数年间而经营如此，敦谓中国事业之难办？党国诸公对此作何感想？卢公年四十许，思想缜密，眼光锐敏，处事勤奋，持身俭约……以全力建设经济基础，弟之来川，以得晤卢公为平生第一快事。[8]
这段话，不仅说明了北碚的大变化和杜重远对卢作孚的无比钦佩，而且这“全力建设经济基础”，更是对卢作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真实写照。
自改革开放以来，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是邓小平同志领导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和英明决策。从这一点来看，早在民国时期卢作孚就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并付诸实践，我们不能不叹服卢作孚的远见卓识。
二、以交通建设为先行
卢作孚之所以创办民生公司，发展航运事业，就是因为他深知交通建设的重要性和先行作用。他认为“交通运输是全世界的血脉”，[9](p417)“交通建设是扫除一切障碍的先头部队”，[5](p512)交通建设“应在一切建设事业之先”。[9](p423)他“坚信要繁荣市面，必须要交通”。[5](p515)他在推行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中，也同样是把发展交通建设放在了经济建设的首位。1927年2月，卢作孚来到峡区，走马上任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修建北川铁路。
峡区有最丰富的矿产资源是煤，是峡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但大大小小的煤矿都分布在深山老林之中，运输极不方便。修筑铁路以前，开采出来的煤，全靠挑夫肩挑背负运输。每天竟有6000多名挑夫穿行在山间小道上，要走20里路才能运到嘉陵江边。每年仅运费一项，就占了煤业总成本的大半。要发展煤业，改变煤炭运输的落后状况成了关键。卢作孚一上任，就看到这个问题。他说：“这里富有煤矿，产煤都在山间，运输不便，促成煤业有关的人们组织北川铁路公司，建筑一条轻便铁路在江北、西山的山间”。[5](p354)1927年8月，即他上任才半年，他就邀集当地士绅商议，决定组建“北川民业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计划筹资20万。卢作孚带头，由民生公司入股8万，修建一条从矿区到嘉陵江边，以运煤为主，以客运为辅的铁路——北川铁路。
1929年10月，第一段8.4公里的铁路就通车了。不久，卢作孚又到华北、东北等地参观。所见所闻，更深深认识到“要繁荣市面，必须要交通”，“因为交通的便利了，铁路沿线，亦渐次繁荣”的道理。他看到“东北的开发繁荣，成功于铁路”；[5](p514)发现德国人对山东的经营，是以胶济铁路为中心；日本人对满蒙的经营，是以“南满铁道为中心”；俄国人对满蒙的经营，则“是以中东铁路为中心”。“综三国的经营，都是以铁路为中心”[5](p150-153)认识到铁路对经济繁荣的重要性，他更加紧了北川铁路的修建。1934年，北川铁路全线通车，虽然它只是一条轻便铁路，但却是四川第一条铁路。铁路的建成，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使矿区煤的“日运量由400吨上升到2000吨”，[1](p285)北碚煤业获得了很大发展，成了抗战时期陪都重庆的主要燃料供应基地，为支援抗战作了重大贡献，并带动了整个峡区经济的发展。
另外，他创办民生公司，首先开通的是合川到重庆的嘉陵江航运，北碚丰富的资源可以由此运往重庆、合川。另外，在公路建设方面，他开通“由合川延长台僮马路”，“由北碚场促渝简路的支路直到江津尤溪”[10]两条公路。由于卢作孚优先发展水路、铁路、公路，而大大活跃了北碚的经济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当前西部大开发是举国上下的热门话题。但早在七十多年前，卢作孚就十分关注中国西部的发展。他之所以热衷于在四川嘉陵江三峡地区发展航运、铁路、公路事业，就是着眼于发展中国西部的交通事业。1930年，他在《四川人的大梦其醒》一文中，就明确指出：“要说今天以后的交通问题，便应就四川全省着眼，尤应就中国西部着眼。”[5](p73)这种超前眼光是多么难能可贵。
“要致富，先修路”。北碚的巨大变化，雄辩地证明了卢作孚在民国时期乡村建设中以交通建设为先行的思想与实践，对今天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西部大开发有着多么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以乡村城市化为带动
乡村城市化是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必然产物。马克思说：“现代历史是乡村城市化。”[11]城市具有中心、核心的功能，它对周边地区和农村的经济文化发展起着带动作用。列宁说：“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的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进的主要动力。”[12]这些年，就如何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的大讨论中，不少专家指出要在西部开发中走城市经济之路，发挥城市的中心和带动作用，通过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城市经济的增长，来带动整个西部的大发展。
而卢作孚在中国西部嘉陵江三峡地区推行乡村建设的最大特点正是他以北碚为中心，进行乡村城市化建设，以带动整个峡区的乡村建设。卢作孚对城市的中心和核心作用有深刻认识。他说：“向来县以上的政治机关，都在城市里边，所以政治上的种种经营，往往集中于城市……形成一种城市中心的政治。不但政治机关皆在城市，举凡高级学校，皆在城市，各种工厂、商店、银行皆在城市，铁路、马路、航路亦皆力谋城市与城市间的联络，一切自来水、自来火的供给，消防卫生的设备，皆集中于城市”，[5](p335)城市现代的工业、活跃的商业、发达的文化必然会对周边地区和乡村带来影响和推动作用。
正因为如此，卢作孚在推行嘉陵江三峡地区乡村建设运动时，也要选择一个中心，起着向周边辐射的作用。卢作孚选择了北碚作这个中心。诚如他所说，“以嘉陵江三峡为范围，以巴县的北碚乡为中心”，[5](p335)而且是以“北碚乡的市场为中心”。[5](p335)他要“以北碚作第一个试验，以其比较集中，容易办，而且可以造起周围的影响来”。[5](p335)这“可以造起周围的影响来”，正是他对乡村城市化的带动作用做的最好诠释。很明显，卢作孚就是要以北碚为中心进行城市化建设，来带动整个峡区乡村建设。
众所周知，“乡村城市化不是简单地把农村变为城市，更不是把城市建到农村，它应当有丰富的内涵。乡村城市化的重要任务，是把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主要部分推广到农村”。[13]卢作孚不仅在北碚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而且要“用文化事业和社会公共事业将这市场整个包围了。”为此，从1927年起，卢作孚不仅在北碚兴办工厂，发展工业，而且创办正规学校、建立图书馆、博物馆、科学院、运动场、俱乐部、医院、报社等；并且开展民众教育，大力整顿北碚市容市貌，规划城区，建立公园，扩宽街道，绿化环境，开通电讯，开办银行等等。可以说，凡是作为一个城市应该有的设施，他都逐步建设和完善起来。北碚的城市化建设，有效地带动了整个峡区的乡村建设。
仅仅十几年间。北碚发生了惊人的变化。1944年，一家外国报刊载文惊呼北碚是个“平地涌现出来的现代化市镇”。根据是“北碚现在有了博物馆和公园，有了公路和公共体育场，有了漂亮的图书馆和一些建设得很好的学校，还有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城市市容”，称赞“北碚是迄今为止中国城市规划的最杰出的例子”。[14]1948年，由中美两国专家组成的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来到北碚考察，北碚的城市风貌使他们大为吃惊：“各委员发现北碚市容，如宽广的街道，各种公共建筑，市政中心，及其他事项，都远非普通中国城市所可望其项背。”[15]北碚由一个偏僻乡场变成为一座中外知名的美丽城市。
当今，乡村城市化已成为历史发展的潮流。在我国，发展小城镇作为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已被写入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之中。在当前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中，人们普遍认识到西部开发要走城市经济之路，要发挥城市的中心作用。要以城市为中心以形成带动机制，采进行发展。乡村城市化，特别是小城镇、小城市建设，将成为21世纪初期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也是21世纪新的经济增长点。卢作孚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认识到了乡村城市化的重要意义，并努力去实践，显示了卢作孚在乡村建设和西部开发中的卓识远见。
四、以文化教育为重点
卢作孚在其青年时代，曾笃信“教育救国”，以后在嘉陵江三峡地区推行乡村建设运动中，也曾一度认为“乡村第一重要的建设事业是教育”。[5](p89)但到后来，他的思想由“教育救国”转而“实业救国”后，开始认识到乡村建设第一重要的不是教育，而应是经济建设。尽管如此，他仍然把文化教育作为“乡村现代化”建设的重点。他多次强调，要将嘉陵江三峡地区布置成功一个“文化的区域”。他的作法是：
“以职业的技能，新知识和群众的兴趣的培育为中心，作民众教育的试验；以教生产方法和创造新的社会环境为中心，作新的学校教育的试验；以调查生物——地上的出产；调查地质——地下的出产；又从而分析试验，作科学应用的研究；并设博物馆、图书馆、植物园、动物固以供参考或游览。如果在那山间、水间有这许多文化事业，可以形成一个文化区域”。[5](p336)
很明显，卢作孚是要把以北碚为中心的峡区建设成一个融教育、科研、文化设施并进的高水准的文化区域。这正是他认为“中国要建设成功一个现代的国家，使自有不亡的保障。是要……从文化上建设现代的科学研究机关，社会教育机关和学校”的思想体现。为此，卢作孚在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相继创建了学校、图书馆、科学院、博物馆、俱乐部、运动场、医院、报社。有意思的是，他把在北碚创建的科学院、博物馆，定名为“中国西部科学院”、“中国西部博物馆”，生动体现了他的西部情节。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23年，卢作孚就提出“义务教育与社会教育，以普及为度”[4](p21)的主张。为了实施社会教育，卢作孚还办了力夫学校、妇女学校、船夫学校、场期学校，在街头设置阅报栏，“在各茶社、酒店里都张贴着一切国防的、产业的、交通的、文化的和生活的、常识的照片和图画，都悬着新闻简报的挂牌。在市集正繁盛的时候都有人去作简单的报告”，[5](p356)使“每一个地方有人进出的时候，即是实施民众教育的时候”[4](p356)，从思想上文化上增进乡村里的人的现代化观念。
为了改变峡区人民的陈旧意识，使他们受到现代文化教育，卢作孚还开展了四个运动：“第一是现代生活的运动”。使峡区民众获得国防、交通、产业、科学文化等等最新知识，获得国内外、包括峡区各方面的最新消息，获得各种生活常识，来“促进现代生活的运动”；“第二是识字的运动”。用各种灵活的方式、如正规学校或民众教育的方式，用电影、戏剧、动物园、博物馆等等设施，“多方面布置一种环境去包围那不识字的人们，促使他们识字”；“第三是职业的运动”。以发展和增加工业、商业、农副业和都市需要来“增进人们谋生的机会”和“寻求职业的机会”；“第四是社会工作的运动”。发动民众“利用工余的时间做社会的工作”，让民众能积极主动参与峡区的各项建设中去，“以促起他们最后能够管理公众全部的事物，完成乡村自治的组织，担任乡村一切公共的任务。尤其是使这乡村现代化起来。”[5](p357-359)
更令人感动的是，卢作孚为了让地处偏僻闭塞的峡区乡民迅速认识现代生活，他让峡区所有的工厂、机关、学校、医院利用节假日对外开放，请乡民参观，甚至把“办公、上课、研究的地方以至于寝室、厨房、厕所，都让他们参观完”。[5](p356)他不仅要兴办现代的各项事业，而且还要让人们头脑现代化起来。诚如卢作孚所说：“一方面盼望这许多事业成功，一方面盼望乡村里的人们对这许多事业有一种认识，认识生产是应这样变成现代的”。[5](p354)可以说，卢作孚在乡村建设中不仅在经济发展上，而且在文化教育上，都调动了峡区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积极性。
今天的北碚，是国家级社会发展综合实验区，是重庆市的第一个山水园林城区，也是著名的文化科技城，这与当年卢作孚把文化教育作为“乡村现代化”建设的重点，作了大量基础性工作是分不开的。
五、结语
今天，北碚公园的“作孚园”门口，刻有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周谷城的题字“北碚开拓者卢作孚”。这是北碚人民的心声，是对卢作孚在此推行乡村建设运动，使这里发生翻天覆地大变化的肯定。
卢作孚所采取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交通运输为先行，以乡村城市化为带动，以文化教育为重点的“乡村现代化”建设模式，充分体现了他的“乡村现代化”思想的卓识远见。应该说，卢作孚这种建设模式取得的成就，在很多方面比晏阳初、梁漱溟等人的乡村建设成就要大得多。就在卢作孚推行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10年后，即1937年春，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应卢作孚之邀来北碚参观。北碚的大变化。使黄炎培感慨万端。回去后，他写了《北碚之游》一文，文中说：
历史是活动的，有许多“人”昨天还是无名小卒，今天便是鼎鼎名流，“地”何尝不这样呢？诸君从普通地图上找“北碚”两字，怕找遍四川全省还找不到，可见这小小地方，还没有资格接受地图编辑专家的注意呀！可是到了现在，“北碚”两字名满天下，几乎说到四川，别的地名很少知道，就知道有北碚，与其说因地灵而人杰，还不如说因人杰而地灵吧。[16]
黄炎培当年将耳闻目睹北碚大变化写下的文字，无疑是卢作孚乡村建设成就的历史见证。而卢作孚在乡村建设中提出“乡村现代化”思想，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交通建设“应在一切建设事业之先”，特别是他认识到乡村城市化的带动作用，都说明了卢作孚在乡村建设中与众不同之处和超前眼光。不幸的是，1952年2月，卢作孚含冤去世。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的黄炎培写下了沉痛的哀词，哀词中说：“君为何来？为的是国家，为的是人民。……识君之抱负，惊君之才，知君之心，……几十百年后，有欲之君者。其问诸水滨。”[6](p653-655)可见卢作孚的超前思想，他的人品和成就，以及他的不幸，是多么让人钦佩，又多么令人惋惜。然而不得不说，卢作孚在嘉陵江三峡地区推行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及他的“乡村现代化”思想与实践，在中国现代史上，在中国乡村建设史上，至今没有得到充分的评价和肯定。如一部名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书，洋洋洒洒近45万字，详述了民国时期晏刚初、梁漱溟等人的乡村建设，却无一言一语提到卢作孚的乡村建设，这是很不公道的。
当然，在军阀混战、政治黑暗的旧社会，卢作孚的“乡村现代化”既没有，也是不可能真正实现。但现代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进程，是中国农村发展的必由之路。卢作孚无论是开创民生实业公司，还是推行乡村建设运动，都是“根植于他对国家命运的关心”，都是“同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17]因此，认真研究卢作孚在民国时期推行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建设模式，认真研究卢作孚“乡村现代化”思想，不仅对于正确评价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有着重要意义，更重要的是，对于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西部大开发，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