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和跨学科视角下的亚裔美国文学——《亚裔美国文学研究》评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裔论文,美国论文,文学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三十年来，随着亚裔美国文学地位的巨大提升，关于亚裔美国文学的研究也逐渐蓬勃发展起来。如何界定亚裔美国文学以及采用何种视角去分析亚裔文学的文化和族性书写，一直是评论界讨论的热点话题。2005年，由爱丁堡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亚裔美国文学研究》(Asian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一书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这些问题做出了解答。
这部专著由美国圣托马斯大学的黄贵友教授主编，由来自德国、日本、新加坡和美国等多个国家的学者联合撰写而成，无论其内容还是理论深度都堪称前沿。全书共分十个章节，每个章节结合相应的文学或影视作品，对一个特定的话题进行论述。编者又根据论述的主题把十个章节归纳为文学与历史、性别角色及其表现、语言与文化视角三个部分。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收录的每篇文章都体现着跨学科研究的精神，内容涉及社会政治思想、影视学、社会学、历史、语言学、通俗文化和文学等多个学科。同时，作者们又把这些跨学科话题置于全球化和多种社会思潮的语境之中加以分析。正是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多元的全球视角，为人们更好地解读亚裔美国文学打开了方便之门。
研究亚裔美国文学，首先要界定什么是“亚裔美国人”。在全书的开篇处，黄贵友就谈到了“亚裔美国人”的定义。他认为：“生活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亚裔作家都是亚裔美国文学研究的对象，其中包括来自东亚、南亚和东南亚的移民的后代以及太平洋岛屿，尤其是夏威夷群岛的居民。”把加拿大裔和夏威夷移民的文学囊括在讨论之列，是本书的创新和独到之处。
自从第一代移民起，亚裔始终面临文化身份的困境，在亚美这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之间摆荡，无法找到自己的身份定位。因此，力求反映亚裔美国人生存经验的亚裔作家们积极投身于亚裔文化身份的书写，走进重构历史的文学热潮之中，试图通过对历史的追溯和重构去定义亚裔美国人的文化身份，理解并寻找亚裔在美国这片土地上最终的生存根据。第一部分《文学和历史视角》探讨了历史、战争对自我和文化主体形成的重要影响。在亚裔的传记书写中，战争的记忆反复出现，成为文化身份建构的基础。尽管日裔、韩裔和越南裔作家对于战争各有不同的认知，但无论这些认知之间存在怎样的差异，战争记忆的文学再现都是亚裔美国人的文化记忆的承载和组成部分。另外，战争还给小说中的主人公打上了“离散”的烙印。因为战争他们远离故土，心灵却始终无法割舍与故国的联系，他们的文化身份始终停留在源文化之上，难以融入美国的主流文化之中。在这些带有明显离散倾向的作品当中，文学和历史糅合在一起，构成一幅幅关于伤痛记忆和身份诉求的人类心理图画。
在部分自传作品中，文学和历史的交融更为明显。亚裔作家们打破过去以“我”为中心的单一叙事传统，力图表现“关联性的自我”。在这种新的叙事策略中，叙事者是由其他人物的叙述构建起来的综合体。著名华裔女作家汤亭亭的代表作《女勇士》就是采用这种叙事结构的杰出范例。汤亭亭把家族中其他女性的故事和自己的想象串联起来，组成一个看似支离破碎，实则内在联系的整体，叙述者“我”的个性和体悟从而得以彰显。这种由汤亭亭首创的关联性叙事法对后来的亚裔自传作品影响深远，其他亚裔传记作家据此发展了“协作型自传体”和“短篇故事序列”等关联性自传手法。通过对这些创新手法的分析，作者旨在表明是这些亚裔作家的跨文化处境为他们提供了自我表现的新途径。
如果说第一部分讨论的是历史在身份构建中的作用，那么第二部分《性别角色及其表现》则触及到了性别呈现这个当下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在第四章《全球化、男子气概和好莱坞电影》中，方凯伦从电影入手，回顾了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亚洲人，尤其是亚洲男性在主流电影中的形象从刻板印象演变到真实呈现的历史过程。尽管在以往的主流电影中，亚裔男性和女性都无法占有一席之地，亚裔女性却显然更受欢迎。她们被描绘成温良顺从、充满异国情调的性感尤物。而亚裔男性却被刻画成毫无男子气概的懦夫，成为种族主义和边缘化的牺牲品。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这种带有偏见的做法逐步改观。美国与亚洲国家经济联系的加强，亚裔人口的激增等等因素都迫使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主流电影改变以往刻板化的做法，真实地表现亚裔形象，尤其是亚裔男子的形象。这些成效与亚裔族群的不懈努力也是分不开的，华裔导演贾斯廷·林执导的电影《明日好运到》是其中的佼佼者。这部2002年的热门电影超越了种族划分的狭隘概念，在表现过程中没有丝毫的偏见和明显的差异。因此，电影《明日好运到》可以说是亚裔群体寻求身份构建的一个里程碑。
全球化的进程不仅使得主流影视作品发生改变，还要求亚裔对性别和文化的观点做出调整。著名亚裔文学研究者金惠经曾指出，自七十年代以来，亚裔群体在构建自身民族身份时可分为民族主义和女性主义两大阵营。以赵健秀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指责汤亭亭、谭恩美等女作家贩卖异国情调、背离中国传统，而汤亭亭和支持女性主义的学者们则不甘示弱地予以反击。双方唇枪舌剑的交锋持续了十多年之久，这就是亚裔美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赵汤论争”。在第五章《性别和解和亚裔美国文学想象》中，作者李文新以客观冷静的态度回顾了这段被称作“两性战争”的历史。但作者的意图并不在于判断是非，而是以当下的性别研究理论为支撑，倡导两性的协调及合作。作者认为，除了明显的对抗之外，两性之间还存在许多相互依存的地方，应该互相学习、彼此借鉴，共同推进亚裔民族和文化身份的构建。这种协调的精神和宽容的态度是对偏执的文化观点的一次超越，与文化相对主义的论点十分合拍，作者意在表明，求同存异是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两性的地位和角色在谭恩美的小说《灶神之妻》里得到进一步的阐释。小说的女主人公温妮不堪忍受丈夫的虐待和凌辱，远赴美国，最终摆脱伤痛的记忆，找到了自我。从浅层意义上看，这是一本显而易见的女性主义宣言。谭恩美运用灶神和灶神妻子的比喻，将中国男女地位相差悬殊的现象暴露无遗，有力地鞭挞了中国的父权制度。实际上，谭恩美通过隐喻和暗示把中美文化加以并置和比较，赋予文本更深刻的内涵。
无论谭恩美还是汤亭亭，都习惯于在作品中把在中国的过去和在美国的经历并置起来，使两条叙事主线分别进行。这种被称作“双情节小说”的写作样式是中美文化的并置和比较在叙事结构上的表现，已取得了巨大成功，被许多亚裔作家效仿。从个案的角度来看，谭恩美的《灶神之妻》和《灵感女孩》是采用双情节叙述手法的典范。这两部小说以其特殊的性别关注和文化视角，超越了东西方主义的固有模式，把双情节叙事推向了新的高度。此外，谭恩美在描写发生在家庭中的文化冲突时，添加了自我解嘲式的戏仿，使小说呈现出喜剧因素，从而冲淡了其中的感伤主义色彩。这样，小说的表现更加趋于多元化，其艺术价值也随之提升。
性别角色的定位是身份政治的重要标尺，语言与文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亚裔民族和文化身份的构成。印裔第二代移民身份政治的复杂性是第八章的作者文森特·梅洛蒙主要的着眼点。他观看了由北卡罗来纳州印裔学生组织和表演的一系列或传统或现代的文化节目，做了详细周到的采访，并从中搜集到数据。他试图通过人类学和社会学理论去分析这些数据和文化现象，探寻年轻的印裔第二代对自身的定位。而且他还观察到印裔两代人对这些节目的态度迥然不同，究其根本是他们不同的成长环境导致了文化认同观的巨大差异。
梅洛蒙从文化节目入手，探寻到深层的本质。同样，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语言也可作为文化研究的切入点。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可以被看作是文化身份的表征。夏威夷混杂英语的产生和流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混杂英语的全名叫做夏威夷克里奥尔英语，由二十世纪初生活在夏威夷的下层阶级的口语发展而来，是夏威夷这个多语言社会的本土化产物。尽管如此，人们长久以来一直对混杂英语抱有成见，认为不用标准英语写作和交谈就是违反语言规则，是十分不可取的做法。夏威夷的本土作家们大胆创新，摒弃这种先入之见，坚持用混杂语写作，进而形成自己的文学传统。更重要的是，混杂英语进入文学领域，这个开端标志看夏威夷本土身份的最终形成。
虽然本书讨论的焦点是小说，但是研究文学就不能不谈到戏剧，全书的最后一章《舞台上的异质性：当代亚裔美国戏剧》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作者克里斯蒂娜·施洛特从身份政治和种族关系着眼，以三部亚裔戏剧作品为蓝本，探究了亚裔剧作家们超越狭隘的种族观念，为建构亚裔共同的文化身份所做出的努力。在亚裔戏剧的发展中，女性剧作家的贡献固然令人瞩目，但男性作家仍然功不可没。赵健秀、黄哲伦等男性剧作家以他们大胆的尝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亚裔群体意识的形成。然而，赵健秀等人所提倡的“亚裔感性”的标准似乎显得过于单一和强权，远不足以表达多元的亚裔文化，更不可能促进亚裔文学朝同一性的方向发展。鉴于这一点，作者把亚裔戏剧的发展放在亚裔美国文化研究这个宏观语境中进行分析，认为亚裔戏剧作家必须认识到美国的多个亚裔群体之间存在异质性的本质，只有在差异性的基础上寻求共通之处才能推动亚裔戏剧乃至整个亚裔美国文学的发展。
通观全书的各个章节，无论是讨论性别角色，还是美国主流文化对亚洲人的固有成见，以及文学、历史、家庭和自我在文本中的交叉，该书始终围绕身份政治这个中心，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的精神贯穿全书始末。在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下和多种社会思潮的兴起之时，开放的态度和宽松的环境显得尤为重要。因此亚裔美国文学应当反映和推动不同民族、不同性别和不同阶级之间的共生、协作和融合。该书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气候，以其流畅的叙述和翔实的背景资料，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关于亚裔形象转变和身份诉求过程的概貌，并对亚裔文学书写和文学批评的多元化发展做出了预测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