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精神”政府对我国机构改革的启示
王 嫚
（河南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摘 要： 20世纪90年代，被誉为“政府再造大师”的戴维·奥斯本和主张“政府需要改革”的特德·盖布勒的著作《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共部门》针对美国官僚主义政府存在的累积已久的问题，提出了让美国政府更好运行的十项原则，希望通过改革将企业管理的精髓移植到政府中，用“企业家精神”来克服官僚主义，建立具有“企业家精神”的高效政府，重塑政府形象。该书作者把政府看作一个企业，从经营的视角重新定义了政府的精神，为重新审视政府角色定位、正确认识政府职能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该书一问世便产生了巨大影响，对我国当前的机构改革中政府的职能定位、绩效考核、治理体制等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政府职能；绩效考核；体制改革
一、“企业家精神”政府的内涵
戴维·奥斯本被誉为“政府再造大师”，特德·盖布勒主张“政府需要改革”，他们的著作《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共部门》（以下简称“《改革政府》”）开头部分就对美国的官僚体制进行了细致、全面、客观的论述。作者从美国官僚主义产生的背景谈起，在充分肯定了官僚主义对工业大发展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之后指出，在现行社会大发展大变动背景下，官僚主义已经不再适用。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官僚主义对西方社会的发展确确实实起到了非常关键的推动作用，但这并不是由于官僚主义政府办事效率高，而是因为当时的官僚主义恰好可以解决民众所希望得到解决的问题[1]（98）。但后来的环境已经变了，人们生活在全球性市场时代，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不仅需要政府部门能够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而且还要求在应对不同人们的不同需求时可以快速做出回应，政府机构不是简单地为社会大众提供服务，而应把权力赋予公民。简单来说，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政府就是在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过程中使用企业家管理企业的思维方式，以企业运营模式来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追求高效率、低投入，敢于创新和冒险；愿意同私营企业和非营利性机构合作，以更好履行自己的职责；讲究实际，作风扎实；以市场为导向；注重对绩效评估。“企业家精神”政府即指在“企业家精神”的指导下，参考或借鉴企业的运行体制和机制，对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和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使其成为具有创新动力、为民众所需要并获得民众支持以及具有节约意识和成本意识的政府[2]（19）。
在完成6点部位的连弧焊操作后，到达5点和7点位置，为了减少熔池过渡坠瘤，改为断弧焊工艺。由于镍基材料熔池流动性差、冷却速度快等特点，因此断弧打底时的频率要快，再起弧的位置要准，通常在上一熔池冷却到二分之一时，进行下一弧的引燃，并在熔池温度最高的地方再起弧（即熔池最亮的地方）。打底时熔池易往焊缝中间聚集、两侧易夹沟，因此焊条要做左右摆动，使熔池能够到达焊缝坡口的两侧，分散熔池中间的温度，确保背面焊缝两侧熔合良好。
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家精神”政府的运行模式不能完全照搬企业的运行模式。首先，政府和企业在性质上根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组织，政府的行为动机和利益取向与企业是不同的，政府的本质是追求长远利益与公共利益，而企业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得到盈利。其次，由于性质的不同也就直接决定了政府和企业有着截然不同的激励方式。最后，政府的主要收入是依靠税收，而企业则在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交易中获得盈利[3]（32）。虽然政府的运作模式不能照搬企业的运作模式，但政府依然可以具有“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的很多理念对于目前我国的机构改革依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我国机构改革的难点问题
（一）政府职能定位不清晰
当前我国机构改革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政府职能定位不清晰，“大政府、小社会”的现象依然存在，政府既要全权“掌舵”，还要全力“划桨”，政府职能存在越位、缺位和错位现象。政府事无巨细地对公共事务进行全方位管理，全权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这不仅容易造成垄断，也会造成政府官僚机构无限制膨胀，寻租情况将会更加严重，甚至会造成政府失灵，最终导致社会本身自我管理、自我调节和服务机制被压抑，严重阻碍政府自身和社会的良性发展。
（二）绩效考核机制不合理
不论是法治型政府、责任型政府还是服务型政府，对政府绩效进行评估都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当前，由于受过去计划体制的影响，政府还普遍存在一定程度的官僚主义，缺乏绩效考核意识[4]（15），政府部门只管投入，忽视结果，成效低下，造成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巨大浪费。随着我国民主化建设的逐步推进，政府虽然建立起了绩效考核框架，但是考核指标设置不尽合理，部分地方政府把经济发展作为绩效考核的首要甚至唯一指标，一味追求经济发展，忽视了对其他指标的考核，引发了经济与社会、文化、资源环境的关系的严重失衡，贫富差距逐步加大，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反过来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负面影响，最终导致恶性循环。
《改革政府》的观点对我国政府职能定位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在过去，政府的角色一直被认定为是单方面的，即提供服务和收税。而《改革政府》用大量事实案例展示了政府应集中精力去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决策，也就是所谓的“掌舵”，而把具体的服务性工作，也就是“划桨”的操作权下放给私营企业与非营利性机构，将“掌舵”与“划桨”二者分离开来，让政府只提供决策和政策方面的支持与保障，加大力度推动社会组织的自主发展。当前，我国政府如何合理下放权力，提高“掌舵”的能力，理顺与私营组织的关系，是政府机构改革的一个重点。要建立高效的服务型政府，要认真研究哪些职能中央政府应该和可以下放给地方政府，下放到何种程度，并保证接手的地方政府或者社会组织可以有效有组织地履行这些职能，把政府的精力从一些不用事必躬亲的职能中转移出来，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和行政质量[6]（107）。值得注意的是，从我国目前情况看，政府还不能完全只“掌舵”而不“划桨”，因为我国仍处在改革时期，公共事务存在较多变数，政府的各种职能与职责都还十分繁重；同时，我们的市场基础还比较薄弱，而政府职能的社会化程度较低。诸多方面的因素决定了目前我国政府不仅要掌好舵，还要划好桨，但要逐渐向以掌舵为主业过渡。
（三）参与式管理体制不健全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高速发展与急剧变革的时期，社会转型从机制转换、结构转型、观念转变和利益调整等方面全方位展开，民众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以及价值体系都在发生急剧变化，公众对政府公共管理的服务质量、行政成本以及行政效率等方面的期望值越来越高，监督意识也越来越强[7]（35）。政府必须承担起改革发展时期管理与引导社会发展的重要责任，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明显不能适应变革时期政府对社会进行管理的需要[8]（27）。一个合格的政府，应该拥有科学完备的绩效评估考核体系。政府绩效不应该再单纯地以GNP、GDP总量及增长速度、通货膨胀率、投资数额等传统的数据指标来进行衡量，而应更加注重政府为公众提供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的质量与能力的考核。政府绩效考核要注重评估模式与评估指标的多样化与全面性，全方位考察与评价政府服务和管理的成果、质量、水平、能力、效率以及公众满意度和对政府的信任度等。不但要考核政府是否满足了公众的需求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公众需求，而且要考核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去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是积极主动地满足还是消极被动地应付。绩效评估是企业一种重要的管理工具，政府管理应适当引入绩效评估，运用科学的程序、标准、手段和方法，对政府的工作绩效进行鉴定并评定等级，可以推动政府绩效的提升，进而促进我国政府的全面革新。
三、“企业家精神”政府对我国机构改革的启示
（一）对我国政府职能定位的启示
政府应该学会将手中的权力合理下放，善于授权，而非事必躬亲。政府大包大揽的方式造成了公民对政府的严重依赖，也压抑了民众自我管理的意识和能力。根据《改革政府》的观点，社会大众所需要的并不是一个实干的政府，也不是一个执行的政府，而是一个治理的政府。奥斯本认为，政府并不是为了提供公共服务而存在的，它应该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它指引大方向，协调、引导和促进可以提供公共服务的私营企业和非营利性机构的健康发展，从而保证这些组织提供公共服务。政府应该集中精力做好决策工作，着眼长远，把政策和决策的具体实施交由企业和非营利性机构来承担。这样，政府可以利用政策去吸引竞争者，保持最大的灵活性，以应对不断变化着的社会，干自己该干的事[5]（61）。
食品安全数据具有空间属性，包括其地域性及统计特性，由于种养殖、生产、消费的地方，各环节数据采集点，存储数据的部门均不相同，会使食品安全数据相互独立存在，出现物理性数据孤岛现象。其次，由于各部门职能、数据采集目的、数据分析方法，以及个人思考理解的能力不同，使相同的食品安全数据具有了不同的含义，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食品安全大数据的交流互通。
（二）对我国政府绩效考核的启示
在经济国际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大环境之下，越来越多的公共管理职能已经不能仅仅依靠政府来提供，社会组织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对公共事务实施参与协作式的管理是大势所趋。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政府长期对社会组织的发展实行包办式管理，直接或间接的干预过多，政府没有在社会管理的参与者与社会管理的监督者之间找到准确的角色定位，在社会治理、公共事务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上大包大揽，进行垄断式管理，参与式管理体制发育不足，机制不健全。
全面贯彻执行“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牢固树立公共植保、绿色植保的理念；坚持以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防治为主，化学防治为辅的绿色农产品防治技术原则。
（三）对我国政府治理体制改革的启示
邓小平曾经说过，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没有办法做坏事，而坏的制度却可能让好人没有办法做好事。可见，体制的作用不容忽视。想从根本上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改善政府工作质量，改革政府的不良体制迫在眉睫。可将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机制引入政府部门，同时鼓励社会组织自主发展，以满足公众对优质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降低政府运作成本。政府则应该在加强组织和管理、消除阻力、提供培训和咨询、提高效率、保证竞争公平性等方面提供制度性保障。政府直接服务的范围不应该是无所不包的[9]（17），因为政府不可能代替市场和社会。在正常运转的社会中，政府应该是市场和社会功能空白或不足的补充，政府职能应该是辅助式或者替补性的，性质上还是属于服务的范围，而不是管理的范围。对于那些不该管、管不了或者管不好的公共事务，政府部门应该坚决放手。毕竟，面对一个充满复杂性、动态性和多元性的环境，政府根本没有办法管好一切。当前，我国政府治理体制的改革迫在眉睫，政府必须与公共组织、企业和公众一起共同治理，推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社会化和市场化，充分发挥社会各方面的作用。
《改革政府》虽然成书于20世纪90年代，但其观点却依然没有过时，大多已经过西方国家的检验。但我国有自己的国情，不可照抄照搬，应结合我国实际，合理借鉴，应在不违背机会平等和接受社会监督的前提下，适当借鉴“企业家精神”和企业的运行模式，任何时候、任何行为都要遵守公共利益至上的原则，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建设真正为民、高效的法治政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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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6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161（2019）02-0036-02
收稿日期： 2018-07-18
作者简介： 王嫚（1994-），女，河南开封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行政管理。
标签：政府职能论文; 绩效考核论文; 体制改革论文;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