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松芳[1]2004年在《英语本土化现象与实质实证研究》文中认为本文旨在通过实证研究来分析英语本土化的现象与实质。目前英语全球化趋势不可避免地导致英语本土化倾向。本土化英语表现在语言的各个层面，而且各不相同。为了深入了解英语本土化的现象与实质，本文首先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以下假设：(1)英语本土化反映了英语语言层面的变化；(2)英语本土化有其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3)本土化英语体现了不同国家的地域和文化特征，它不但不会阻碍交际，相反，会促进跨文化交际；(4)本土化英语应该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可理解性。然后，作者综合运用社会语言学、语言学、文体学、第二语言习得和跨文化交际学等学科的理论知识，采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方法，以新加坡英语、马来西亚英语和中国英语为实例来检验假设。根据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假设基本成立。作者还验证了文秋芳提出的“双层英语”的假设(文秋芳，2003)。在文章结尾，作者阐述了本文讨论的问题带来的启示和未来的研究方向，指出只要跨文化交际双方都能采取理解、宽容和合作的态度，就会成功实现跨文化交际。
文秋芳, 俞希[2]2003年在《英语的国际化与本土化》文中指出本文讨论了全球化背景下英语的国际化和本土化能否和谐共存的问题。全文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概述了众学者对这一问题针锋相对的两种看法。第二部分提出了可以实现英语国际化与本土化共存的“双层英语”假设,并说明该假设的关键是可理解度。第叁部分以《21世纪》英文报纸为实例,检验“双层英语”假设。第四部分根据实证研究结果得出结论:只要跨文化交际双方能采取合作、宽容的态度,英语的国际化和本土化就能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陈艳君[3]2015年在《基于本土视角的中国英语教学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外语作为一门学科引入我国教学场域以来,关于外语教学法的研究与运用就成为人们聚焦的议题。人们想要追寻他国外语教学法在理论建构与实践开展上的兴盛与繁茂,更希冀教学法能在本土的文化环境里开结出适合本国土壤的花果,让外语教学法不只停留在对外来教学法的移植与改造上,而是要形成从培土到浇灌、从开枝到结果的教学法体系。唯有在本土情境下开结出的教学法花果方可真正适应和满足我国文化语境下的外语教学需求。从本土视角开展中国外语教学法的研究成为一种必然。庄启、周越然、陆殿扬、恽代英、张士一、林语堂、章兼中、王才仁、李筱菊、王初明等教学法专家在不同时期都对外来外语教学法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本土化研究与探讨。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基于我国教育教学改革发展不同阶段的英语教学要求,张正东、张思中、马承、包天仁等一批教学研究人员和一线教师或从理论出发,或以自身教学实践为基础,对英语教学法的不同层面做了一定的摸索与探究。基于本土视角的中国英语教学法在我国的土壤里得以生发、成长。但是,通过综述相关研究,我们发现我国外语教育界对从本土视角开展中国英语教学法的系统研究还比较零散且不成系统,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本土英语教学体系的建立,也与我国英语教学现状和需求不相吻合。基于此,本文试图从本土的视角,通过管窥十九世纪末以来我国学人对西方传来的各种外语教学法进行的本土化改造和对本土的英语教学法进行的启蒙性探索,揭示融合型国际化背景与中华独特文化背景下我国学者对中国的英语教学法所做的历史探究与实践探索；并通过具体的教学法案例分析,探讨本土英语教学法的内涵、特征和价值；对本土英语教学法的形成路径、理论体系与操作模式尝试进行综合性建构；进而思索我国本土英语教学法未来的发展。文章首先对英语教学法研究的理论依据和相关概念进行了学理分析。本土理论、语言学理论、心理学理论和教育学理论成为本研究的主要理论依据。相关概念辨析包括教学法与教学方法、外语教学法与二语教学法、英语教学法本土化与本土英语教学法等。英语教学法在中国是一种外语教学法。对英语教学法进行本土化探究和建立本土英语教学法是我国关于英语教学法研究的两条途径和两种任务。本文着重从本土英语教学法的角度进行研究。本土英语教学法,就中国来说,即中国的英语教学法,主要是指新中国成立后由从事英语教学的教师或专家所创立的我国现代英语教学法。构成本土英语教学法需具备叁个特征：本土(中国)生长的；适应本土英语教学实际的；本国人原创的(带有本国特色的国外没有的)教学法。随后,文章以本土为视角,对我国英语教学法在各个阶段的零散探索进行串联成珠式的梳理与整合。这主要有以丁韪良、弗赛特等为代表的传教士外语教育家的教学活动对中国英语教学法的启蒙,有以恽代英、朱光潜等为代表的早期一批综合型外语教育家的“自学辅导法”实验、“道尔顿制”实验等对英语教学法进行本土化研究而带来的对中国英语教学法的启发,有以张士一、林语堂等为代表的独创型外语教育家的“情境教学理论”和“意念-功能教学理论”探索对中国英语教学法研究的先声尝试。文章还从历次课程与教学改革对英语教学的影响、英语教学法的理论与实践探索运用两个层面对中国英语教学法的实践基础进行了论述。文章接着以新时期以来我国基础教育界四种英语教学法——十六字外语教学法、外语立体化教学法、英语叁位一体教学法和英语四位一体教学法为研究对象,对我国本土的英语教学法的形成路径、理论体系和操作模式做了系统的阐述与论析。从形成路径来看,四种教学法的形成路径各有不同,但都经过了基本相同的发展阶段：反思批判—理性思考—实验探索—理论总结—实践检验。从理论来看,“外语学得”的英语教学本质观、“以人为本”的英语教学主体观、“工具与素养合一”的英语教学目的观、“语文并行、精泛结合”的英语教学内容观和“知行结合”的英语教学过程观是本土英语教学法理论体系的构成要素。文章还对中国英语教学法的操作模式结合具体的课堂案例进行了探究。通过分析四种英语教学法在操作模式上的不同做法,文章认为中国英语教学法在实施原则、教学步骤和教学技巧等上具有一定的特点,都是对中国英语教学法理论体系的实践化,同样可以体现本土的特征。文章还对本土英语教学法的特征与评价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中国的英语教学法具有如下共性特征：一是本土原创；二是体系完备；叁是理论支撑；四是方法多元。进而,文章从理论贡献、实践影响、历史地位叁个角度对中国英语教学法的影响进行了提炼和论证。文章认为,中国英语教学法研究对我国英语教学实验和教学改革的开展、对英语教材的编写、对英语师资的培训等发挥了一定的指导作用。中国的英语教学法研究不但可以深化本土情境下的特色外语教学法研究,还可以推动我国英语教学走向更合适、更理性的发展。中国英语教学法研究充实和完善了我国本土教学论的研究,对外语学科教学论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综合全文对基于本土的英语教学法在渊源、基础、形成、体系、特征、影响等上的分析,文章最后从实验研究、理论探索、队伍建设、文化环境四个角度对中国本土英语教学法的未来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与思考。
王飞[4]2013年在《教学论与课程论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尽管我国历史上拥有非常丰富和灿烂的教育思想文化遗产,但是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领域却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日本引入的,作为教育学一级学科下的教学论和课程论两门学科同样也是从国外引入的。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以教学论或课程论一种教育范式为主的,而中国却同时存在着源自于不同文化传统和话语体系的教学论和课程论范式。因此,在其他国家并不成为教育领域核心关注点的教学论与课程论的关系问题成为了我国教育领域的一个核心问题。由于我国对教学论和课程论这两门源自于不同文化传统和话语体系的教育范式所处的历史、文化、哲学等背景和这两门学科自身特点的认识不够深入,导致我国在引入这两门学科的过程中存在一些误读和误解。这造成了我国在对教学论与课程论关系的认识上存在着诸多不同的见解和争论,由于这些有关教学论与课程论关系的论述未能充分认识到教学论和课程论是分别源自于不同文化传统和话语体系的两种不同的教育范式,因此这些所谓的有关教学论与课程论关系的主张本身是缺乏合理依据的。所以,厘清这些争论的根源,并探讨教学论与课程论的关系是解决目前纷纷扰扰的有关教学论与课程论关系争论的根本出路,同时,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是我国教育学科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全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叁个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介绍课题的缘起、研究问题、研究方法、研究意义、文献综述等。文献综述部分详细分析了我国教育领域存在的有关教学论与课程论关系的四种典型观点,并指出其问题所在。既然目前我国教育领域存在的有关教学论与课程论关系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并且其问题的根源在于没有认清教学论与课程论是分别源自于两种不同文化传统和话语体系的教育范式。那么,在构建我国的教学论与课程论关系时,就需要追本溯源认清二者的异同及形成二者异同的缘由,并在此基础上建构我国的教学论与课程论体系。这就是正文部分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正文部分包括六章。第一章追本溯源探讨德国教学论和美国课程论的异同,了解到尽管二者在研究范围上比较接近,但是在对待相似问题的视角、出发点、侧重点、根本目的等方面却有所不同。第二章主要论述德国教学论的核心概念化育(Bildung)的发展历史、化育的主要内涵及其对德国教学论的影响等内容。第叁章从教育、文化、哲学、宗教等角度探寻造成教学论与课程论差异的缘由,从而更深入地了解教学论与课程论及其差异。第四章重点阐述20世纪下半叶德国教学论和美国课程论的相互借鉴和学习的历程,以及二者在20世纪60年代后的一些重要变化,教学论与课程论的相互对话及其发展趋势等内容。这些可以为建构我国的教学论与课程论关系提供一些借鉴意义和启示价值。第四章探寻教学论和课程论这两种异域文化下的教育范式在本土化过程中发生了哪些误读和误解,并寻求形成误读和误解的缘由。本土化的根本目的在于根据本土实践的需求对异域理论进行一定的变革以更好地解决实践中的问题。但是,本土化并不意味着对异域理论任意进行修改,更不意味着可以在没有充分理解异域理论的基础上片面地引入某种理论。科学的本土化是应该建基于对异域理论充分认识基础上,根据本土实践的需求,并参照本土教育文化遗产等基础上对异域理论进行借鉴、吸收、运用和创新的过程。澄清教学论和课程论本土化过程中的误读和误解,不仅可以明了我国存在的有关教学论与课程论关系的几种观点的问题所在,而且也为正确和科学地建构我国的教学论与课程论关系奠定了基础。第六章在厘清了教学论和课程论二者之间的异同及其所植根的文化、哲学、宗教等深层次原因,以及国外对二者关系和相互对话的研究与讨论及二者在本土化过程中的误读与误解之后,根据“和而不同”的原则,在尊重教学论和课程论各自优点,充分吸收我国教育思想文化遗产,并参照我国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建构我国的“课程-教学论”。结语部分则再次重申“课程-教学论”并不是将教学论与课程论进行简单杂糅或拼凑的结果,而是充分考虑了二者各自的优势,并积极吸收我国教育文化遗产基础上建构的科学、合理的教育分支学科。其根本目的和任务在于促进人的发展,它必须以人的完整人格的培养为根本旨归,为此“课程-教学论”必须充分体现出人文价值情怀,应该将怎样培养人、怎样成人的问题放于首位。
麻彦坤[5]2005年在《维果茨基对现代西方心理学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维果茨基的一生短暂而辉煌,他创立的文化历史理论与独特的研究方法成为心理学知识宝库中的珍品,不但在当时产生了一定影响而且对当代心理学的发展依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西方出现的“维果茨基现象”就是有力明证。维果茨基与皮亚杰的论争代表了发展心理学两条迥然不同的研究路线,开创了两种不同形式的建构主义——认知建构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两者互动互补,见证了20世纪发展心理学前进的轨迹;维果茨基的代表性理论——最近发展区历经时间和经验的考验步入了当代教育心理学的话语中心,在动态评估、同伴合作等方面启发了当代的教育教学改革,融入了支架式教学、合作性教学、互惠式教学、情景性教学等一系列当代教学模式;维果茨基对心理学危机的阐述与分析在今天依然具有现实的意义,他所描述的危机症状及原因在当代心理学的发展中依然存在,他对心理学危机的解决与处理为当代主流心理学摆脱危机、走出困境提供了借鉴与启发;维果茨基对文化因素的关注在当代心理学的文化转向中得到了有力诠释,文化历史理论的复兴为心理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契机,为心理学的统一提供了一种新思路,直接影响、催生了跨文化心理学、文化心理学、本土心理学、多元文化论心理学等多种重视文化影响的心理学研究取向;作为社会建构论的先驱维果茨基为社会建构论心理学奠定了认识论、方法论、工具论基础,社会建构论心理学继承了维果茨基的反叛精神,动摇了现代心理学的基本预设。当下的“维果茨基现象”方兴未艾,维果茨基的理论与思想抹去历史的尘埃,散发出时代的光辉。西方出现“维果茨基现象”决非偶然,西方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在积极寻找新的理论框架,而维果茨基的思想提出了许多见解促进了他们的探索。在这种意义上,维果茨基不仅走在了他所处的时代的前面,而且走在了我们时代的前面,当前研究维果茨基决不是研究历史人物的历史作用,而是在研究一位活生生的现代人对现代心理学的现实意义。
刘玉新[6]2012年在《高中理科资优生学业自我概念的特点及影响因素的研究》文中认为学业是学生生活的主体，是学校教学的核心任务，在学校中，学业成绩是学生发展及成长的一个重要评估指标，成为学校、家庭和学生关注的重点，与学业相伴随的内心体验──学业自我成为研究焦点。选取在家庭与学校寄予厚望，双重认可的理科资优生作为研究对象，编制立足于本土文化的一般学业自我概念量表，对高中理科资优生的学业自我概念的特点及影响因素进行系统研究对中学的教育教学实践及中国的家庭教育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际意义。采用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对高中理科资优生的学业自我概念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首先，通过开放式调研问卷，并依据国际国内的相关量表编制中学生一般学业自我概念量表，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到学业情感、学业行为、学业能力和学业成就四个因素。其次，使用自编的一般学业自我概念量表，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EMBU）和中学生心理健康诊断测验（MHT），以吉林、黑龙江两省的高中生为样本，将理科资优生与普通学生进行对比，探索理科资优生的一般学业自我概念的特点及家庭、心理素质因素对学业自我概念的影响。最后采用相关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探讨学业自我概念、家庭教养方式与心理素质的相互关系。研究的目的是发现理科资优生学业自我概念特点的独特性和普遍性，以及家庭教养方式和心理素质两个因素对学业自我概念的影响，期望对基础教育领域内资优学生的培养提供启示作用，为资优儿童的可持续发展探索规律，为常态教育中的学生培养及发展提供借鉴。研究结果表明:1．本研究自编的高中生一般学业自我概念量表信、效度基本达到测验编制的要求，一般学业自我概念主要包含学业能力、学业情感、学业行为和学业成就四个因素。2．理科资优生的学业自我概念水平不高，基本上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支持了“大鱼小池”效应。性别因素对理科资优生的学业自我概念水平影响并不明显。将理科资优生与普通学生的一般学业自我概念进行比较，理科资优生具有较高水平的学业自我概念，更喜欢学习、投入更多、能力更强，并且学习行为更主动。3．理科资优生与普通学生母亲教养方式无显着差别，但是父亲教养方式对理科资优生的影响更明显。理科资优生与普通学生相比，理科资优生一般自我学业概念与父母教养方式积极关系更多，父母教养方式的作用比普通学生父母教养方式的作用更大。4．通过父母教养方式的聚类分析，出现了叁种家庭教养类型：一是民主教养型，二是控制型教养方式，叁是严厉型教养方式。叁种教养方式对学生的一般学业自我概念具有显着影响。无论是理科资优组还是普通学生组，控制型父母教养方式作用最好，严厉型父母教养方式作用最差，民主型介于二者之间。5．理科资优生的心理素质对其学业自我概念的四个维度均有较大的影响，但是理科资优生的学业自我概念相对稳定，只有身体症状较差时才会对学业能力与学业成就两个维度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普通学生的心理素质影响到学业自我概念维度少一些，但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谭芳[7]2012年在《巴赫金理论视域下的外语对话课堂理论探究》文中研究指明进入新世纪，我国外语教与学的理论研究进入到发展创新的新阶段。虽然外语教与学的理论研究成果斐然，但是多数理论研究都是对学习者因素的关注，具体而言，即对学习策略、学习动机、自主学习等外语学习理论的建构与验证，却少有对中国外语教育的宏观理论的建构与探究。外语课堂是中国学生外语学习的最主要场所，对于外语课堂的宏观理论进行建构符合中国本土化外语教学的实际。理论是我们分析问题的起点，对于外语课堂的具体问题的研究只有上升到理论的应然层面，才能使教育者与研究者对外语课堂有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也才能使外语课堂实践更具指导性。因此，外语课堂教学的宏观理论在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任何理论都不是凭空建构的。西方哲学的研究焦点从认识论转向语言哲学对于主体间性的对话教育提出诉求，巴赫金的语言符号理论成为二语研究领域备受推崇的对话理论之一。国外学者对巴赫金的理论与教育/教学展开了很多研究。作为二语习得对话研究传统的重要代表，巴赫金的理论也为二语研究者所重视。本研究正是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之下，参考大量国外二语习得领域的研究文献，结合国内外语教育理论研究实际，拟对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进行探究：1.对话应用于课堂的研究现状、存在问题及解决办法；2.外语对话课堂理论建构的理论及实证依据；3.外语对话课堂理论建构、理论构成要素及各要素之间的关系；4.外语对话课堂理论建构的方法论取向。本研究首先通过对对话理论和课堂话语研究现状的综述，以“对话”的多维定义为切入点，指出已有研究存在着“对话”在理论与实证层面的定义不一致、对话与对话性的理解混同；相关研究缺乏整体系统的理论建构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研究论证了外语对话课堂理论建构的必要性，并描述了外语对话课堂理论建构的研究设计与研究步骤。然后本研究对巴赫金对话理论应用于二语习得中的理论性研究和实证性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反思，为外语对话课堂理论的建构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证参数。在确定了外语对话课堂理论建构的理论依据与实证参数之后，对巴赫金与维果斯基的理论在“语言、文化、自我”叁个层面进行深入探析，从而为外语对话课堂理论建构提供了必要的哲学思想源泉。按照本研究提出的外语对话课堂理论建构的研究步骤，对国内外的课堂话语研究现状进行了总结与反思，进而为外语对话课堂理论建构提供启示。在论证了外语对话课堂理论建构的哲学思想源泉，界定了其建构的理论依据与实证参数之后，对外语对话课堂理论的构成要素进行阐释，并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说明，提出了外语对话课堂理论的五个(组)概念、四个简化命题、多个变量与一个假设，最终完成了外语对话课堂理论的建构。然而，任何理论建构均应具有与之匹配的方法论取向，所以本研究随后对外语对话课堂理论的方法论展开讨论，根据国外理论建构与方法论的研究文献，本研究认为外语对话课堂理论的研究方法论应采用定性为主、定量为辅的研究范式；提出其方法论取向的五个原则：层级性原则、多变量原则、开放性原则、差异性原则、二维原则；并认为批评性话语分析，特别是费尔克劳的批评性话语分析与巴赫金的理论相匹配，有助于研究者对实然课堂对话进行研究。而访谈法作为研究者与师生的一种对话，可以帮助研究者倾听师生主位声音，从而找出影响某种课堂实践的潜在因素与背后声音。本研究是针对外语课堂宏观理论建构的探索性研究，希望该理论研究不仅会对我国本土化外语课堂理论建构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扩大国内学界对巴赫金对话理论与课堂话语的认识与研究，也希望本研究可以对外语课堂教学实践具有启示意义。
黄海洋[8]2018年在《消费者文化定位：全球元素与中国元素运用的有效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实践界广泛地在产品或品牌设计上采用象征全球文化的元素或象征中国文化的元素以吸引消费者。但实际上,企业在如何有效地利用文化元素塑造产品和品牌形象这一基本问题上缺乏明确且坚实的理论指引,导致其在实践中经常遭遇滑铁卢,甚至引发消费者的反感和抵制。比如,某些产品或品牌融入中国元素,却通常遭遇水土不服;而某些产品或品牌融入全球元素,却落入不伦不类的境地。反观全球品牌化研究领域,全球消费者文化定位(Global Consumer Culture Positioning)与本土消费者文化定位(Local Consumer Culture Positioning)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在产品和品牌层面,则体现为选择合适的文化元素以强化这两种定位。但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相对不足,甚至存在截然相反的观点,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支撑和系统性的实证分析。从学术的角度看,一个基本的学术问题是何时应选择中国元素以构建本土消费者文化定位,何时应选择全球元素以构建全球消费者文化定位。具体而言,学界需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包括:在什么条件下采用中国元素更为有效?在什么条件下采用全球元素更为有效?其中的机制是什么?文化元素的有效性是否与产品或品牌本身的特性相关?进一步思考,如果文化元素的有效性与产品或品牌本身的特性相关。那么,全球品牌在中国市场上,融入中国元素以吸引认同本土文化的消费者,这种本土化战略的效果是否受到该特性的约束?探究上述问题对中国品牌实现全球化和理解品牌跨文化定位十分关键。为此,本研究基于文化动态建构理论、可及性-可诊断性框架和全球品牌化等相关研究,首次从文化象征性这个全新的视角分析文化元素在消费者文化定位中的有效性,并引入信息处理流畅性作为其中的核心解释机制。作者在梳理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逐层深入的研究假设,对上述问题展开剖析。具体研究假设包括:文化象征性与文化元素联想的关系;文化元素有效性的边界条件(基本影响效应);文化元素有效性的中介机理(直接论证中介机理);融入中国元素的全球品牌有效吸引认同本土文化的消费者所依赖的边界条件(从侧面进一步论证中介机理,并拓展和深化全球品牌化研究领域与本土认同相关的研究)。为检验研究假设,作者设计了四个逐层深入的正式研究(同时还包括六个前测性研究)进行论证。具体地,(1)研究一以产品和品牌作为分析对象,分析结果表明:当提到象征中国文化的产品或品牌时,相比于全球元素,个体更容易联想到中国元素。与此相反,当提到象征全球文化的产品或品牌时,相比于中国元素,个体更容易联想到全球元素;(2)研究二以产品作为分析对象,研究结果表明:文化象征性与文化元素的交互效应显着影响个体对产品的评价。对于具有中国文化象征性的产品,与融入全球元素相比,融入中国元素更能引发个体的正面评价。与此相反,对于具有全球文化象征性的产品,与融入中国元素相比,融入全球元素更能引发个体的正面评价;(3)研究叁以产品作为分析对象,研究结果表明:文化象征性与文化元素的交互效应通过信息处理流畅性影响个体对产品的评价。当产品象征全球文化时,相比于融入中国元素,融入全球元素更能提高个体的信息处理流畅性,进而提高他们对产品的评价。与此相反,当产品象征中国文化时,相比于融入全球元素,融入中国元素更能提高个体的信息处理流畅性,进而提高他们对产品的评价;(4)研究四以融入中国元素的全球品牌作为分析对象,研究结果表明:只有在个体感知到这类品牌保留全球性低的情况下(信息处理流畅性高),本土认同才能通过品牌本土象征价值正向影响个体对这类品牌的行为意向。反之,在个体感知到这类品牌保留全球性高的情况下(信息处理流畅性低),本土认同不能通过品牌本土象征价值正向影响个体对这类品牌的行为意向。值得指出的是,为提高研究的可靠性和外部效度,上述每个研究在文化象征性操纵方式(通过不同的产品和品牌进行操纵)和文化元素操纵方式(通过美学风格、故事主题和语言进行操纵)上均有所差异。但所得结论具有很强的一致性和稳定性,每个结论均建立在前一研究的基础上,层层递进,论证了文化元素有效性的内在逻辑,并拓展和深化了全球品牌化研究领域与本土认同相关的研究。总体而言,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本研究首次从实证角度把中国元素和全球元素的有效性研究整合起来。需要明确指出的是,尽管已有研究对中国元素和全球元素的有效性进行了定性分析或定量分析。但目前为止,尚未有实证研究把两者整合起来,致使两者呈现分离状态。基于这一考虑,本研究在整合学界关于中国元素和全球元素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同时探究两者在消费者文化定位中的有效性,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文化元素有效性和全球品牌化等相关研究。第二,本研究综合文化动态建构理论、可及性—可诊断性框架、信息处理流畅性和文化象征性,首次明确地为文化元素在消费者文化定位中的有效性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揭示了其中的影响机制和边界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厘清了学界关于文化元素有效性冲突的观点。此外,学界有部分研究指出文化元素有效性随品类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本研究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深化和扩展,并明确提出品类对文化元素有效性的调节效应体现在产品本身所蕴含的文化象征性上,而非品类本身。第叁,本研究通过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厘清了本土认同影响消费者对本土化全球品牌产生正面行为意向的内在逻辑(研究四)。需要指出的是,该模型不仅进一步从侧面验证了文化元素有效性的解释机理,同时也深化和拓展了全球品牌化研究领域亟待深入探究消费者心理倾向的研究取向。事实上,尽管学界在全球品牌化研究领域发展了一系列理解全球品牌定位有效性的心理构念,但少有实证研究剖析其中的内在逻辑,导致这些构念在预测消费者行为意向上存在不一致的结论。而本研究首次厘清了本土认同通过品牌本土象征价值这个中介影响消费者的行为意向,且进一步论证了这一中介变量发挥效应需要依赖个体感知全球性差异这个边界条件。因而,本研究补充了以往研究所忽略的基本点。第四,本研究结合Alden等(1999)所提出的关于消费者文化定位的基本框架,首次在实证研究中以美学风格、语言和故事主题叁种方式操纵全球元素和中国元素,进一步丰富了文化元素内涵和操纵方式的基本研究。此外,本研究梳理了大量与全球品牌化、全球元素和中国元素相关的研究,凝练出若干研究主题,在一定程度上为以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了研究基础与研究方向。在实践意义上,本研究明确提出:(1)营销人员应从文化象征性这个视角,考虑运用文化元素以构建消费者文化定位,否则将导致不伦不类和水土不服。对于具有中国文化象征性的产品或品牌,营销人员应考虑融入中国元素以构建本土消费者文化定位。而对于具有全球文化象征性的产品或品牌,营销人员应考虑应融入全球元素以构建全球消费者文化定位;(2)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企业不应急于摆脱原产国效应和热衷于弱化与中国的联系,以融入全球元素构建全球消费者文化定位来塑造全球性文化资本。相反,应以文化象征性作为基础,考虑融入何种元素才能契合其内蕴的文化特性,否则有可能导致信息理解不流畅,只能适得其反;(3)进入中国市场的跨国品牌并不均适合采用本土化战略,融入中国元素以吸引认同本土文化的中国消费者。对于具有高度全球性文化资本的品牌,融入中国元素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相反,对于全球性文化资本低的品牌,融入中国元素可有效吸引认同本土文化的中国消费者。
王世红[9]2012年在《台湾九年一贯课程研究》文中指出全球性课程改革趋势使特定地区的课程改革研究有重要意义，台湾课程研究渐成为现时代华人地区研究热点，课程改革的台湾与大陆比较研究成为学界重要课题，“台湾九年一贯课程”是研究台湾课程改革的理想切入点。本研究以我国台湾为区域研究对象，以台湾九年一贯课程改革为核心视点，将九年一贯课程置入台湾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之中，并经由对台湾课程改革历史沿革的梳理与分析，全面总结九年一贯课程改革的缘起、课程目标内涵、改革的推进策略以及遇到的具体问题，适时引入课程学者在课程政策中的角色分析，藉借台湾着名课程学者欧用生的课程思想为研究个案，唤起对课程改革的理性规范与思考，深化对台湾九年一贯课程改革的理解，以为大陆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提供借鉴。本文共分七章。第一章为研究绪论。阐述研究的背景与目的、研究过程与方法、核心概念与论文内容架构、已有文献整理与分析等具体问题。第二章着重进行台湾社会发展研究。台湾社会历史文化渊源流变呈多元样貌，原住民文化、闽粤文化、殖民文化、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欧美文化、海洋文化，都作为台湾文化的有机元素，沉淀、糅合于台湾文化之中，形成台湾独有的文化风貌，成为抚育课程变革的胚基。第叁章梳理台湾课程改革史。台湾九年一贯课程的实效性验证，应从历史的视角分析，探索台湾光复以来课程改革的演进历程，是从历史的观点回答为什么要推动九年一贯课程的重要途径。第四章聚焦台湾九年一贯课程研究。九年一贯课程是继台湾九年国教之后的课程改革的里程碑，被称为台湾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课程改革。九年一贯课程撞击着台湾课程模式的既定框架，但教育改革并非一蹴而就，九年一贯课程的推进也伴生了许多问题，改革仍需努力。第五章是关于台湾课程学者课程思想与理论研究。台湾九年一贯课程走过了十几个年头，台湾教育当局对其不断地调整与修缮。教育理论来源于特定的教育实践，其功能也在于解释其源于的那些特定的题材范畴。探求台湾本土课程学者的课程思想，是关注台湾课程改革的合理路径。第六章为欧用生课程思想研究。以台湾本土着名课程学者欧用生教授课程研究的学术经历和其课程思想为个案，具体分析欧用生的课程本质观、课程价值论、课程方法论、课程转型论，更为具体地、深层次地考察台湾九年一贯课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欧用生的课程研究历程也是台湾课程研究发展历史和九年一贯课程研究历程的写照。第七章是基于上述六章研究内容提出的对大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经验启示。在本章中进行了大陆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十余年的反思，并以台湾九年一贯课程经验为启发，对课程改革做更为深入地思考。
陈新仁, 曹燕黎, 陈露[10]2014年在《中国英语的语用视角——基于央视9套《对话》节目中国英语使用状况的分析》文中提出中国英语研究长期以来吸引了很多语言研究者的关注。然而,从语用学角度开展中国英语研究至今少见。为推动相关研究的开展,本研究比较了中国成熟英语使用者与英语本族语者的语用表现,结合汉语中相关语用特征,从称呼方式、言语行为方式、话语标记语使用、会话组织方式四个方面探索了中国英语的语用特征,展示了英语在中国本土化的语用维度。
参考文献：
[1]. 英语本土化现象与实质实证研究[D]. 杨松芳. 广西大学. 2004
[2]. 英语的国际化与本土化[J]. 文秋芳, 俞希. 国外外语教学. 2003
[3]. 基于本土视角的中国英语教学法研究[D]. 陈艳君. 湖南师范大学. 2015
[4]. 教学论与课程论关系研究[D]. 王飞. 首都师范大学. 2013
[5]. 维果茨基对现代西方心理学的影响[D]. 麻彦坤. 南京师范大学. 2005
[6]. 高中理科资优生学业自我概念的特点及影响因素的研究[D]. 刘玉新. 吉林大学. 2012
[7]. 巴赫金理论视域下的外语对话课堂理论探究[D]. 谭芳. 东北师范大学. 2012
[8]. 消费者文化定位：全球元素与中国元素运用的有效性研究[D]. 黄海洋. 华东师范大学. 2018
[9]. 台湾九年一贯课程研究[D]. 王世红.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2
[10]. 中国英语的语用视角——基于央视9套《对话》节目中国英语使用状况的分析[J]. 陈新仁, 曹燕黎, 陈露. 中国外语.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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