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极端化研究
阿尔及利亚去极端化模式：手段、成效与困境*
张楚楚
摘 要： 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阿尔及利亚采取去极端化与其他反恐措施并举、矫正极端分子与预防高危群体并重、个体去极端化与集体去极端化相结合、政府与社会共治,以及针对不同人群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治方案等策略开展去极端化工作。至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阿尔及利亚的去极端化行动取得显著成效，长达十年的内战宣告结束，国内环境出现极端宗教派别温和化、温和宗教派别世俗化、社会思想多元化等趋势。然而，由于存在对投诚极端分子的善后工作不足、缺乏对极端分子之间人脉网络发展的有效遏制,以及在不同宗教派别之间“拉一派、打一派”导致管理失控等问题，加之国际极端主义的兴起与周边局势出现动荡，近年来阿尔及利亚极端主义出现回潮之势。针对阿尔及利亚的个案考察可以为研究去极端化的效果并防止极端主义复发提供有益借鉴与启示。
关 键 词： 阿尔及利亚；极端主义；去极端化；反恐措施
21世纪初，阿尔及利亚的去极端化措施曾倍受政界、军界和学界的称赞。2002年底，时任美国国务院北非事务副国务卿威廉·伯恩斯在访问阿尔及尔时指出，“阿尔及利亚的反恐方法有许多值得美国学习的地方”(1) Keith Somerville, “US Military Aid for Algeria,” BBC December 10, 2002, http://news.bbc.co.uk/1/hi/world/africa/2561163.stm, 登录时间：2019年5月19日。。还有文献将该国的去极端化视为一种成功模式，认为该国的相关经验值得被推广到更多的中东国家。(2) Geoff D. Porter, “AQIM Pleads for Relevance in Algeria,” CTC Sentinel , Vol. 12, No. 3, 2019, pp. 1-36, https://ctc.usma.edu/app/uploads/2019/03/CTC-SENTINEL-032019.pdf, 登录时间：2019年5月19日; Chuchu Zhang, “Asses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arrot and Stick Counter-terrorist Measure: A Comparison of Algeria and Yemen,”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and Islamic Studies (in Asia ), Vol. 10, No. 4, 2016, pp. 66-85.
然而，近年来，极端行为和极端主义思想在阿尔及利亚悄然复发。一方面，尽管内战后该国的恐怖活动势头总体上得到遏制，但2011年以来恐袭显著反弹。从2013年因阿迈纳斯天然气田绑架案(3) 2013年1月16日，阿尔及利亚的极端组织“蒙面旅”攻击了阿东部伊利济省的因阿迈纳斯天然气田，劫持大批人质。阿军方展开4天解救行动，击毙32名武装人员，同时也致使38名人质丧生，包括37名外国人。 到2014年法国游客惨遭“斩首”等引发国际恐慌的几起袭击案件表明，该国的安全局势面临新的威胁。另一方面，“阿拉伯晴雨表”(Arab Barometer)2007年、2011年、2013年与2016年在阿尔及利亚的四次民调结果显示(见表1)，尽管2007年到2011年间越来越多的阿尔及利亚人在如何对待非穆斯林的问题上变得包容，但2011年后这一趋势出现逆转。该国民众思想观念的转变，意味着极端思想在该国的群众基础在不断扩大。
表1 阿尔及利亚民众对宗教问题的看法
*注： “—”表示在阿拉伯晴雨表的此次民调中没有提出此问题。
资料来源：Arab Barometer , http://www.arabbarometer.org/survey-data/data-analysis-tool/, 登录时间：2019年5月19日。
本文探讨的极端化主要指宗教极端化，即为了实现特定目标，个人或组织将宗教异化，打着宗教旗号从事极端活动的过程。虽然极端化早已成为新闻热词，但关于极端化的概念诠释，学界尚未形成一致看法。多数学者在研究极端化与去极端化时，将极端化划分为行为上与意识形态上的极端化。(4) Peter R. Neumann, “The Trouble with Radicalizat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 Vol. 89, No. 4, July 2013, pp. 873-893; Anthony Richards, “From Terrorism to ‘Radicalization’ to ‘Extremism’: Counterterrorism Imperative or Loss of Focus?,” International Affairs , Vol. 91, No. 2, March 2015, pp. 371-80.意大利政治学者多纳特拉·德拉·波塔(Donatella Della Porta)与美国犯罪学专家加里·拉夫里(Gary LaFree)等学者的研究侧重于行为上的极端化，并将其视为导致更多使用政治暴力的过程。(5) Donatella Della Porta and Gary LaFree, “Guest Editorial: Processes of Radicalization and De-Radicaliz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flict and Violence , Vol. 6, No. 1, 2012, pp. 4-10; Shane Brighton, “British Muslims, Multiculturalism and UK Foreign Policy: ‘Integration’ and ‘Cohesion’ in and beyond the State,” International Affairs , Vol. 83, No. 1, 2007, pp. 1-17; Erin Jenne, “A Bargaining Theory of Minority Demands: Explaining the Dog That Did Not Bite in 1990s Yugoslavi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 Vol. 48, No. 4, 2004, pp. 729-754.在意识形态极端化的问题上，各学者意见不一。意大利公共政策学者马里奥·费列罗(Mario Ferrero)将此概念等同于原教旨主义，认为极端化就是以革命方式复兴已经衰落的力量。(6) Mario Ferrero, “Radicalization as a Reaction to Failure: An Economic Model of Islamic Extremism,” Public Choice , Vol. 122, No. 1-2, 2005, pp. 199-220.
本文在综合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提出宗教极端化具有四个重要特征：一是信仰排他化，即动辄对他人的信仰加以评判，且无法包容那些信仰或表达信仰的方式与自己不同的人；二是思想复古化，即认为只有严格遵守宗教经典中的教义，才能实现宗教复兴，并反对根据新的时代背景阐释教义；三是宗教政治化，即认为宗教应当干预政治，且主张教法高于国法；四是行为暴力化，即主张采用暴力而非和平方式达到目的。有学者在谈到去极端化问题时指出，“去极端化可视为极端化的逆向机制或相反过程”(7) 胡雨：《国际反恐斗争中的去极端化研究》，载《国际论坛》2012年第5期，第19页。 。基于此看法，本文认为，去极端化是否定上述四个趋势的一种逆向过程。尽管国内外不乏关于去极端化的研究，但有关去极端化措施长期效果的评估与极端主义回潮的分析尚显不足。本文试图通过对阿尔及利亚的案例剖析，为这一问题的研究做出贡献。探讨阿尔及利亚去极端化策略的制定背景、基本内容与利弊得失，可为遭受极端主义威胁的国家提供政策启示。
一、 阿尔及利亚去极端化模式的主要特征
1991年底，阿尔及利亚举行解放后首次多党议会选举。首轮结果显示，全国最大的伊斯兰主义政党——“伊斯兰拯救阵线”(Front Islamique du Salut)获得压倒性胜利，这引起了政界、军界人士的恐慌。为阻止伊斯兰主义势力掌权，该国军方于次年年初发动军事政变，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伊斯兰拯救阵线遭到取缔。“伊斯兰拯救阵线”通过“票箱革命”实现正本清源的努力失败后，“伊斯兰拯救阵线”部分成员及其他阿尔及利亚伊斯兰主义流派中的激进分子走上了“枪炮革命”的道路。他们与政府军展开了十余年的拉锯战，期间全国伤亡人数累计超过16万。(8) Benjamin Stora, Algeria ,1830-2000 :A Short History ,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 110.
在鼓励极端分子重返社会的“拉力”方面，阿尔及利亚采取多种反恐措施综合治理。1999年以来，该国的柔性反恐措施主要是在民族和解的框架下开展的。1999年和2005年，以“民族调解人”自居的布特弗利卡组织两次全民公投，通过了《国内和谐法》(La Concorde Civile )与《和平与民族和解宪章》(Charte pour la Paix et la R éconciliation Nationale )，旨在停止内战、实现袭击者与受害者的和解、防止极端主义复发，并为此规定了主动降服的极端分子获得减免刑的特赦办法。(10) John Douglas Ruedy, Modern Algeria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a Nation .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p. 276; Journal Officiel de la R épublique Alg érienne D émocratique et Populaire , No. 55, 2005, http://www.joradp.dz, 登录时间：2019年5月19日。
由于人员流失严重、招募新兵困难，“伊斯兰武装组织”等极端组织的作战能力急剧下降，在国家人民军、反恐专业部队与国际反恐力量的打击下日益衰弱，逐渐放弃了抵抗策略。2005年阿尔及利亚内政部工作报告显示，“伊斯兰武装组织”在阿尔及利亚中西部和首都阿尔及尔周边地区的诸多分支机构已被完全荡平。该组织在阿尔及利亚境内仅存有两个据点，分别位于提塞姆西勒特(Tissemsilt)和谢里夫(Chlef)省交界处及什里阿-塔拉阿沙(Chréa-Tala Acha)的周边地带，各有约30名武装分子，并处于游勇散兵的状态(29) Reda Bekkat, “Démantèlement du GIA,” El Watan , January 5, 2005.。至此，“伊斯兰武装组织”已无法对阿尔及利亚的安全局势构成严重威胁。至于“萨拉菲宣教与战斗组织”，从2001年至2008年，其发动袭击的地理分布从人口密集的北部地中海沿岸地区缩小至东北地带(30) 李意：《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萨赫勒化及其对阿尔及利亚的影响》，载《国际论坛》2011年第6期， 第72页。 。据该国情报部门估计，2006年，该国境内的恐怖分子仅有300人至500人(31) A. Benchabane, “Quel Est le Véritable Nombre de Terroristes?,” El Watan , March 20, 2006.。
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尽管阿尔及利亚不再将军事打击作为反恐的唯一手段，但该国政府始终没有放弃使用武力来打压极端分子，以此增强极端分子放弃暴力的“推力”。为此，泽鲁阿勒与布特弗利卡在加强训练反恐专业部队的同时，也通过购置先进夜视装备与航空器、雷达等设备来侦察与追踪极端分子。(9) Mohamed Gharib, “The Algerian Islamist Movement,” in Reza Shah-Kazemi, ed., Algeria :Revolution Revisited , London: I.B. Tauris, 1998, p. 91.
从1932年起，尤其是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到瑞金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对中央苏区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加紧了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这使苏区急需的布匹、棉花、煤油、电池、医药器材、军火原料，特别是食盐严重短缺，直接影响军民日常生活与健康，影响红军战斗力。而苏区盛产的稻谷、茶油、土纸、竹木等农林产品又销不出去，以致减少了工农群众的经济收入，抑制了苏区生产和经济文化建设。为此，中央苏区各级党组织、苏维埃政府和群众团体紧急动员，带领广大群众投入反封锁斗争。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雷厉风行，刘少奇亲自抓这项工作。
1992年至1994年，阿尔及利亚过渡政权采取“无差别反恐”政策，对本国恐怖主义采取“赶尽杀绝”的高压措施。但由于恐怖组织数量众多、分散于全国各地，且大量失业与贫困青年源源不断加入恐怖组织，血腥镇压的反恐策略成效不佳，恐怖袭击案件不减反增。为早日结束战祸，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利亚米纳·泽鲁阿勒(Liamine Zéroual)和阿卜杜勒-阿齐兹·布特弗利卡(Abdelaziz Bouteflika)两位总统执政期间对过渡政权的反恐措施做出改进，将此前以暴制暴的单一反恐策略，转变为以去极端化措施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多层次反恐策略。与其他国家相比，内战后阿尔及利亚的去极端化模式主要呈现以下特征。
除特赦政策外，去极端化也是阿尔及利亚民族和解框架下柔性反恐措施的核心内容。具体来说，泽鲁阿勒与布特弗利卡主要从宗教、教育、媒体与互联网三大领域遏制极端思想的传播途径。在宗教领域，该国政府加强对清真寺的统一管理，革除思想较为极端的教职人员的宗教职务。在教育领域，该国加强从幼儿园到大学的舆论引导，提高学校师生的反渗透意识。同时，该国教育部门改革了课程内容与教学方式，例如中小学的宗教课程由以学生记忆伊斯兰教经典内容为主，改为以学生批判性思考宗教经典中的概念为主。(11) Michael Slackman, “In Algeria, a Tug of War for Young Minds,” The New York Times , June 23, 2008, https://www.nytimes.com/2008/06/23/world/africa/23algeria.html, 登录时间：2019年5月19日。在媒体与互联网领域，阿国政府一手加强监管，打击境内非法宗教网络，一手组织专人在互联网与社交媒体批驳极端思想观念，旨在“使阿尔及利亚社会对(极端思想)免疫”(12) “Algeria: Extremism and Counter-Extremism,” Counter Extremism Project , 2018, https://www.counterextremism.com/sites/default/files/country_pdf/DZ-12142018.pdf, 登录时间：2019年5月19日。。
采用SPSS 18.0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料（±s）选择 F 检验，计数资料[n（%）]选择 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第二，矫正极端分子与预防高危群体并重。
阿尔及利亚的去极端化措施既包括对极端分子的矫正与遏制，也包括对潜在高危群体的预防性举措，从而防止后者在前者的影响下走上极端化道路。为遏制极端思想在监狱的传播，阿尔及利亚将极端组织头目与协从罪犯隔离。阿政府一方面加强对受到宗教极端思想影响较小的罪犯开展思想引导，另一方面邀请思想温和的宗教学者前往监狱引导深陷极端主义泥沼的罪犯迷途知返。(13) “De-Radicalization in Algeria: A Success Story,” Society for Policy Studies (SPS )Brief , May 2016, http://www.algerianembassy.co.in/Magzine/Magazine.pdf, 登录时间：2019年5月19日。
同时，泽鲁阿勒与布特弗利卡政府注重对极端分子家属的监管、安抚与教育，避免该群体被极端组织洗脑与拉拢。政府首先将极端分子家属纳入去极端化教育群体，防止其受到极端分子的影响，并且鼓励家属向走上极端化道路的家庭成员传播温和的宗教思想，发挥家庭在去极端化中的参与作用。其次，由于在内战过程中大量极端分子与极端主义的同情者被军队与情报部门逮捕，其中不少人下落不明，这些失踪群体的家属对阿尔及利亚政府与军队颇为怨恨。为消解失踪群体家属的不满情绪，政府在加强对该群体心理辅导的同时，向他们承诺“国家将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确保失踪群体的尊严”(14) Ibid; Hamed El-Said, “De-Radicalising Islamists: Programmes and Their Impact in Muslim Majority States,” Th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Radicalisation and Political Violence , 2012, https://icsr.info/wp-content/uploads/2012/02/1328200569ElSaidDeradicalisation1.pdf, 登录时间：2019年5月19日。，并为失踪群体家属提供经济补偿。据半岛电视台报道，2005年阿尔及利亚每月为每个失踪家庭提供926美元的赔偿金(15) Djamila Ould Khettab, “The ‘Black Decade’ Still Weighs Heavily on Algeria,” Al Jazeera , November 3, 2015,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15/11/black-decade-weighs-heavily-algeria-151102100541203.html, 登录时间：2019年5月19日。。
第三，个体去极端化与集体去极端化相结合。
现有文献大多从微观层面关注个体的去极端化过程，包括认知层面的良性转变与行为上的“脱离接触(disengagement)”(16) 胡雨：《国际反恐斗争中的去极端化研究》，第19页；张帆：《试析欧盟及其成员国对“外籍战士”威胁的反应》，载《欧洲研究》2016年第2期，第52-76页。 。但由于某一组织放弃武力往往意味着组织内众多个体将重返社会，因此从中观层面研究集体去极端化同样重要。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阿尔及利亚在制定去极端化政策时，除鼓励个体脱离极端组织外，也制定了促进各极端组织放弃暴力的策略。由于各极端组织的内部结构截然不同，针对各极端组织的集体去极端化措施成效迥异。在阿尔及利亚众多极端组织中，去极端化最成功的是“伊斯兰拯救军”(Armée Islamique du Salut)。该组织头目为迈达尼·梅兹拉格(Madani Mezrag)，组织在内部管理与决策方面呈现自上而下与逐级落实的特征。由于该组织活跃于吉杰勒(Jijel)等阿尔及利亚东部省份，阿国政府派驻扎在东部地区的中层军官与该组织领导层谈判。1997年10月，“伊斯兰拯救军”与军队达成停战协议。由于“伊斯兰拯救军”实行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该组织约7,000名武装分子在梅兹拉格的领导下主动放弃暴力。(17) Omar Ashour, “Islamist De-Radicalization in Algeria: Successes and Failures,” Middle East Institute , November 1, 2008, https://www.mei.edu/publications/islamist-de-radicalization-algeria-successes-and-failures, 登录时间：2019年5月19日。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阿尔及利亚也对“伊斯兰武装组织”(Groupe Islamique Armé)等其他极端组织进行了集体去极端化的尝试。与“伊斯兰拯救军”不同， “伊斯兰武装组织”内部结构呈现自下而上的特征，领导层内部意见不一，且缺乏对组织成员的绝对控制力。尽管该国的去极端化政策在“伊斯兰武装组织“内部引起了西德·阿里·本哈扎尔(Sid Ali Benhadjar)等部分领导人的响应，但由于组织内部强硬势力的阻挠，本哈扎尔不得不带领部分成员脱离组织，另外组建“伊斯兰宣教与圣战组织”(Ligue Islamique pour la Da
wa et le Djihad)，同政府开展和谈。(18) “Algeria: Interview with Jean-Michel Salgon, Specialist on Algerian Armed Groups,” Immigration and Refugee Board of Canada , September 26, 2000, https://www.refworld.org/docid/3ae6ad543c.html, 登录时间：2019年5月19日。即便如此，部分武装分子的去极端化也有助于分化“伊斯兰武装组织”，从而削弱其抵抗军事打击的能力。
第四，政府与社会共治。
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阿尔及利亚的去极端化工作在突出国家主导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以期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共治。首先，政府鼓励非政府组织，特别是女权组织同保守的宗教派别抗衡。由于内战期间许多女性遭到极端组织的绑架与强奸，阿尔及利亚女性的自我意识迅速觉醒。(19) Cherifa Bouatta, “Evolution of the Women’s Movement in Contemporary Algeria: Organization, Objectives and Prospects,” UNU /WIDER Working Papers , No. 124, February 1997, https://www.wider.unu.edu/sites/default/files/WP124.pdf, 登录时间：2019年5月19日。在此背景下，政府扶植全国女性传播协会等女权组织谴责宗教极端组织的暴力行径，并批判宗教保守势力的极端思想。21世纪初，阿尔及利亚的女权主义者成为支持政府修订1984年《家庭法》(20) 阿尔及利亚于1984年颁布《家庭法》。该法令较为保守，规定妇女结婚需经男性监护人同意，男性拥有一夫多妻的权利等。2004年，阿尔及利亚政府试图修订《家庭法》，赋予女性更多权利，但法律修订草案遭到宗教保守势力的阻碍。 、对抗宗教反对势力的关键性力量。(21) Zahia Smail Salhi, “Algerian Women, Citizenship, and the ‘Family Code’,” Gender and Development , Vol. 11, No. 3, 2003, p. 34.
其次，阿尔及利亚赋予温和的宗教团体合法地位，试图利用其对抗极端宗教势力。与突尼斯本·阿里政权剥夺一切宗教政党的合法地位不同，泽鲁阿勒与布特弗利卡将“哈马斯”等温和的伊斯兰政党纳入政坛。在对伊斯兰政党加以限制的前提下，促进温和伊斯兰政党宣扬开放、包容与和平的宗教思想，并与极端思想展开辩论。(22) Greg Noakes, “An Algerian Advocate of Dialogue: Sheikh Mahfoud Nahnah,” Washington Report on Middle East Affairs , November/December 1994, https://www.wrmea.org/1994-november-december/personality-an-algerian-advocate-of-dialogue-sheikh-mahfoud-nahnah.html, 登录时间：2019年5月19日。同时，该国政府默许崇尚冥想与禁欲的苏菲主义及强调个人修行、反对政治参与的经文萨拉菲主义团体发展壮大。(23) George Joffé, “Political Dynamics in North Africa,” International Affairs , Vol. 85, No. 5, 2009, p. 947; Amel Boubekeur, “Salafism and Radical Politics in Postconflict Algeria,” Carnegie Papers , No. 11. September, 2008.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salafism_radical_politics_algeria.pdf, 登录时间：2019年5月19日。政府扶植苏菲主义与经文萨拉菲主义，旨在挤压圣战萨拉菲主义等极端宗教思潮与伊斯兰政党的生存空间。
第二，阿尔及利亚去极端化政策的不足。
除从宏观层面制定整治方案外，阿尔及利亚政府也根据不同人群的实际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治措施。例如在女性去极端化问题上，政府对清真寺中的“训导员”(murshid )进行培训，要求其关注女性的思想状况与家庭情况。(24) “De-Radicalization in Algeria: A Success Story”. 在阿尔及利亚，清真寺中的伊玛目均由男性宗教学者担任，“训导员”是最常见的女性教职人员。笔者于2015年8月30日在奥兰采访教职人员时了解到，“训导员”通过定期组织本社区女性开展思想交流与慈善活动，增强女性穆斯林的社区融入感和归属感。此外，该国也制定了青年去极端化的专项措施。例如，政府为年轻人打造了“新一代电台”(Jil FM)广播频道，该频道通过制作生动有趣的节目传播温和与和平的宗教理念。(25) Ibid.
二、 阿尔及利亚去极端化模式的早期成效
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阿尔及利亚多管齐下的去极端化措施与刚柔并济的反恐策略初显成效，内战烽火逐渐平息，曾经盛极一时的极端主义势力日益衰微。具体来说，该国的去极端化工作在以下三个方面的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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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极端宗教派别的温和化。
其二，缩小伊斯兰主义与世俗民主制之间的差异和对立，这主要体现在对乌玛和伊斯兰教法(沙里亚)的全新阐释上。根据传统伊斯兰教的理论，乌玛是凝聚穆斯林的宗教政治共同体，伊斯兰教法则是乌玛中规范穆斯林行为的法律章程。受传统宗教观念的影响，温和的伊斯兰政党起初并不接受否定宗教的世俗民族国家的概念，同时排斥现代立法，认为只有伊斯兰教法才是国家立法之源。近年来，在与世俗政党竞争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成员认识到与时俱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为保持政党的生命力，他们开始寻找伊斯兰教与世俗民主制的契合点。首先，温和伊斯兰政党逐渐接受民族国家的理念，趋于将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阿尔及利亚而非全体穆斯林的乌玛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其次，“争取和平社会运动”主席博格拉·苏尔塔尼(Bouguerra Soltani)等温和伊斯兰政党的领袖公开承认现代立法，认为传统的伊斯兰教法中不合理的内容也可以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而进行删改。(35) Michael Driessen, Religion and Democratization :Framing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Identities in Muslim and Catholic Societies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157-163.
从广义叙述学的视角来看，无论是新闻还是电影，都是一种由符号组合构成的叙述文本。如果从一般意义的叙述分类来说，以事实报道为主的新闻体裁属于纪实型叙述，以反映剧情为主的电影体裁(非纪录片)属于虚构型叙述。
随着泽鲁阿勒与布特弗利卡的民族和解政策的实施，思想较为极端与保守的伊斯兰主义组织也出现温和化趋势。例如，曾经宣扬“以暴易暴”的“伊斯兰拯救阵线”的骨干拉巴·克比尔(Rabah Kebir)在1999 年总统竞选前夕，一改早先抵制选举的做法，而是设法参加到现存的政治游戏中来，试图通过合法的参政途径实现其政治目的。他以“伊斯兰拯救阵线”海外行政机构的名义发布公告，呼吁阿尔及利亚民众参加投票并选塔勒卜·伊布哈伊米为总统(26) Communiqué du Front Islamique du Salut Instance Exécutive 
l’étranger, April 6, 1999, http://www,algeria-watch.org/farticle/presid/presid990.htm, 登录时间：2019年5月19日。 。又如，“伊斯兰拯救阵线”中的鹰派领导人阿里·贝勒哈吉(Ali Belhadj)，也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生转变。1999年，贝勒哈吉发表声明，支持布特弗里卡在民族和解方面做出的努力(27) Miriam R. Lowi, Oil Wealth and The Poverty of Politics :Algeria Compared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36.。
在建筑工程施工现场，受高强钢筋产品特点的影响，对高强钢筋的加工、焊接等技术还存在一定的难度，工人操作有困难，特别是细晶钢筋焊接区域的强度降低较多。这就需要钢材生产企业与建筑施工企业共同加快技术研发，在施工技术和管理水平上逐渐改进和适应[1]。当然由此还会带来相关钢筋加工设备的更新换代、施工人员的技术培训等问题。
同时，阿尔及利亚在不放弃军事打击的基础上实行和平谈判、思想教育等去极端化措施，以及经济援助与特赦等其他柔性反恐措施，这不仅成功促使“伊斯兰拯救军”缴械投降，而且导致大量其他极端组织的成员脱离组织和主动投诚。截至21世纪初，该国约1万名极端分子自动放弃暴力，与原组织脱离关系(28) Audra Grant, “The Algerian 2005 Amnesty: The Path to Peace?,” Terrorism Monitor , Vol. 3, No. 22, 2005,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the-algerian-2005-amnesty-the-path-to-peace/, 登录时间：2019年5月19日。。
第一，去极端化与其他反恐措施并举。
第二，温和宗教派别的世俗化。
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阿尔及利亚政府的舆论引导及世俗政党与非政府组织对宗教势力的连番挑战，温和的伊斯兰政党逐渐更新政治理念，呈现出世俗化趋势。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淡化宗教色彩。1997 年，“伊斯兰社会运动”更名为“争取和平社会运动”(Mouvement de la Société pour la Paix)，并将政党的口号由“伊斯兰是出路”改为“和平是出路”(32) M.A. Mohamed Salih, Interpreting Islamic Political Parties ,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 169.，试图在政党的外部特征上消除宗教痕迹。进入 21 世纪以来，“民族改革运动”也竭力弥合伊斯兰政党与世俗政党的裂痕。该党宣称：“‘伊斯兰主义’的说法是欧洲人无知的表现，在他们眼中，似乎只有世俗政党才是民主的，而所谓的宗教政党则需要民主化。我们有权拒绝这种舶来的观点。(事实上，)伊斯兰的政治思想并未造成世俗政党和伊斯兰政党的鸿沟。”(33) Ibid., p. 167. 另外，近年来温和的伊斯兰政党逐渐放宽对于组织成员的限制，不再要求所有成员必须为伊斯兰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欢迎世俗主义者的加入。2011年 9 月，“正义与发展阵线”(Front de la Justice et du Développement)主席阿卜杜拉·贾巴拉(Abdallah Djaballah)表示：“‘正义与发展阵线’欢迎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社会各界人士的加入。”(34) Mehdi Bsikri, “‘ll N’y A Pas d’Éléments du FIS dans Le FJD,’ Souligne Dhaballah,” El Watan , Septembre 7，2011.
接下来，她每天只练习两种动作，第一是朝前刺，第二是往下刺。一连好几天过去了，雪萤感到那把匕首已经有了生命，和自己融为一体了，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它。
2006年5月31日，“争取和平社会运动”在宰拉勒召开关于人类发展的学术会议，主席布杰哈·苏尔塔尼指出，阿尔及利亚未来的宪法应该赋予公民更大的自由、更多的政治参与途径，且新的宪法必须对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的分割与制衡有更明确的规定(36) Rabah Beldjema, “Révision de La Loi Fundamentale,” El Watan , June 1, 2006, http://www.elwatan.com/archives/article.php?id=43758, 登录时间：2019年5月19日。。同年年底，苏尔塔尼又表示：“‘争取和平社会运动’倡导人们参与到国家建设中，将阿尔及利亚建成一个现代的、民主的、以创新自由为基础的国家……该组织永恒的信条是伊斯兰教、阿拉伯文化和民族主义”(37) Mammeri Abdelkrim and Yacine Alim, “Bouguerra Soltani l’Ouest du Pays,” El Watan , December 16, 2006, http://www.elwatan.com/archives/article.php?id=56365, 登录时间：2019年5月19日。。2011年，贾巴拉组建“正义与发展阵线”时在演说中声明：“我们不会对其他政党构成威胁，也不会对阿尔及利亚人民和现存制度构成威胁。”(38) Madjid Makedhi, “Un Nouveau Parti pour Djaballah,” El Watan , July 31, 2011, http://www.elwatan.com/actualite/un-nouveau-parti-pour-djaballah-31-07-2011-134520_109.php, 登录时间：2019年5月19日。
第三，社会思想的多元化。
“还怕！一百个男人还不够哩！”不知谁，她的声音没有人接受，空洞地在屋中走了一周，最后声音消灭在白月的窗纸上。
由于阿尔及利亚采取政府与社会共治的去极端化策略，鼓励不同政党与非政府组织所代表的世俗思潮与宗教思潮相互竞争与辩论，并促使宗教温和派别牵制宗教极端派别，21世纪初该国出现社会思想多元化的趋势。包括左翼主义、自由主义和女性主义在内的多种世俗思潮，以及苏菲主义、经文萨拉菲主义与政治伊斯兰等诸多温和宗教思想，开始在阿尔及利亚思想文化领域兴起。
多种思潮并存不悖与百花齐放带来两个结果。一方面，阿尔及利亚民众对于与自身意识形态不同者的包容性大为增强。另一方面，由于强调个人修行的苏菲主义与经文萨拉菲主义日益兴起，加之伊斯兰政党的世俗化倾向加强，越来越多的阿尔及利亚人将宗教信仰视为个人事务，认为宗教不应介入公共领域与政治生活，这两种趋势都在“阿拉伯晴雨表”2007年与2011年的民调中有着显著反映(见表1)。
三、 阿尔及利亚去极端化模式的困境与极端主义的回潮
阿尔及利亚的去极端化实践曾取得显著成效，并使该国走出内战风暴。但2011年以来该国的极端主义出现卷土重来之势，原本式微的极端主义思想与行动出现回潮。其原因既有近年来周边恐怖主义的外溢效应，也在很大程度上与该国去极端化与其他反恐工作的疏漏，以及该国宗教环境与安全环境的双重恶化有关。
第一，周边恐怖主义泛滥的外溢效应。
作为“阿拉伯之春”的始发地，北非地区自2011年以来出现政治震荡。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北非国家因强人政权垮台，国内出现政治真空。在多种政治势力为角逐权力展开激战的背景下，阿尔及利亚周边国家的安全形势急转直下，为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的蔓延与外溢提供了沃土。由于周边国家控制力的下降，极端思想的跨国传播与武器的跨境流动日益猖獗。近年来，靠近阿尔及利亚东部边境的卡塞林(Kasserine)与舍阿奈比山(Djebel Chambi)已经成为突尼斯极端分子盘踞的重要据点，不少极端分子跨过边境线进入阿尔及利亚。(39) Querine Hanlon and Matthew M. Herbert, “Border Security Challenges in the Grand Maghreb,”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Report , No. 109, 2015, pp. 21-22, 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698451b1a5203aa7d436e17/t/5698581da2bab8378c78ce97/1452824608544/PW109-Border-Security-Challenges-in-the-Grand-Maghreb_Low+Res.pdf，登录时间：2019年5月19日。此外，诸多家庭在阿尔及利亚边境地带跨境而居，在利比亚与突尼斯等地受到极端组织影响的家庭成员极易将境外极端组织的宣传材料与武器装备带给阿尔及利亚境内的家庭成员，并进一步传播至阿尔及利亚其他家庭。(40) Ibid., p. 9. 阿尔及利亚与利比亚、突尼斯等国的边境线漫长，尚未形成保障边境安全的有效机制，因而饱受周边极端主义外溢的影响。
此外，2013年巴格达迪宣布建立“伊拉克与沙姆伊斯兰国”组织(2014年6月更名为“伊斯兰国”)，并不断攻城略地与制造大规模恐怖袭击，在西亚北非地区掀起新一轮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浪潮。阿尔及利亚的东北邻国突尼斯是“伊斯兰国”组织的头号兵源国，东南邻国利比亚则是“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以外的最重要的据点之一。“伊斯兰国”组织的兴起及其对北非地区的渗透，加剧了极端主义对阿尔及利亚的外溢效应。2014年12月，在利比亚极端分子的影响下，阿尔及利亚出现了效忠于“伊斯兰国”的极端组织“哈里发军”。近年来，在伊叙战场失利的“伊斯兰国”组织将大量人力、物力与财力资源转移到利比亚，加剧了邻国阿尔及利亚的反极端主义与反恐怖主义的压力。(41) Dario Cristiani, “Algeria’s Role in Libya: Seeking Influence Without Interference,” Terrorism Monitor , Vol. 14, No. 23, pp. 7-10, https://aw-cs.net/algerias-role-libya-seeking-influence-without-interference/, 登录时间：2019年5月19日。
第五，针对不同人群制定防治方案。
首先，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阿尔及利亚政府因急于结束内战，将去极端化的工作重心放在通过特赦、思想教育和承诺经济安抚等手段劝诱极端分子放弃暴力上，但对于投诚与获释极端分子的监管与善后工作存在较大不足。由于该国主要通过提供无息或低息贷款的方式为重返社会的极端分子提供经济援助，而缺乏职业技能培训，且没有在社会上建立起针对这一群体的反歧视机制，仅有少数极端分子在放弃暴力后通过经商成为小企业主，多数经商失败的极端分子由于缺乏一技之长或者遭遇歧视等原因无法谋生。(42) Omar Ashour, “Islamist De-Radicalization in Algeria: Successes and Failures”. 同时，该国的去极端化教育活动强调针对高危群体的预防与针对极端分子的矫治，但忽略了对重返社会的极端分子的思想复查，为阿尔及利亚极端主义的复发埋下了隐患。
其次，由于阿尔及利亚在短时期内特赦的极端分子人数众多，且未能建立起针对被特赦极端分子的信息跟踪机制，原有极端组织成员之间的人脉网络并未得到有效遏制，许多极端分子在重返社会后处于失控状态。鉴于20世纪90年代内战中极端组织的残暴行径对阿尔及利亚民众造成的集体伤痕，回归社会的极端分子即便能够自谋生路，也很难得到社区民众的接纳。因此，不少极端分子在放弃暴力后难以获得新的情感依靠，仍与其他极端分子交往甚密。同时，尽管阿尔及利亚的集体去极端化工作进展顺利，但“伊斯兰拯救军”等组织中大量极端分子在重返社会后仍保持对旧主的忠诚度。据《祖国报》报道，2014年和2015年夏天，前“伊斯兰拯救军”头目梅兹拉格在穆斯塔加奈姆(Mostaganem)、吉杰勒(Jijel)的密林中集结旧部、组织训练(43) Ali Cherarak, “La Réconciliation Nationale a Compromis La Lutte Antiterroriste,” El Watan , August 17, 2015.，似有重组恐怖组织的趋势，引起该国各界人士的担忧。
式(11)中,η为经济裕度,即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后减少的停电损失多于设备投资费用一定额度的方案可行,再从所有可行方案中选取最适合的配置方案。
最后，从长期来看，阿尔及利亚扶植经文萨拉菲主义对抗其他宗教派别的做法只能起到饮鸩止渴的效果。虽然经文萨拉菲主义的思想主张相对温和，但本质上经文萨拉菲主义也属于萨拉菲主义，认为穆斯林应当信奉未经改革的原初教义。(44) Amel Boubekeur, “Salafism and Radical Politics in Postconflict Algeria,” p. 3. 不少经文萨拉菲主义团体宣扬的思想具有复古与排外的特征。例如，该国著名经文萨拉菲主义学者谢赫阿里·费尔古斯(Sheikh Ali Ferkous)以柏柏尔人的新年与伊斯兰教无关为借口公开呼吁取消该法定假日。(45) Vish Sakthivel, “Algeria’s Religious Landscape: ‘A Balancing Act’,”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 September 14, 2018, https://www.fpri.org/article/2018/09/algerias-religious-landscape-a-balancing-act/，登录时间：2019年5月19日。毫无疑问，此类言论不利于包容性思想的传播。
尽管经文萨拉菲主义的崛起既挤压了具有暴力倾向的圣战萨拉菲主义在阿尔及利亚的生存空间，也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政治伊斯兰的发展，但目前经文萨拉菲主义不断扩张，且大有失控之势，或将对阿尔及利亚去极端化进程形成逆向效应。
第三，阿尔及利亚宗教氛围的保守化。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李某工作不到3个月的时间便从公司离职，公司并未违反“支付双倍工资”的法律规定（自用工之日起超过1个月不满1年未签劳动合同），遂依法驳回了李某的法律诉求。
近年来，阿尔及利亚的宗教氛围趋于保守化(见表1)。这既是经文萨拉菲主义兴起及周边恐怖主义外溢的表现，也与伊斯兰政党的民间宣教密切相关。由于该国政府通过限制与分化等手段削弱伊斯兰政党(46) Chuchu Zhang, Islamist Party Mobilization ,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pp. 189-191.，伊斯兰政党近年来的战略目标逐渐由通过选举动员争取政治地位，转向通过民间宣教扩大社会影响。例如，近期“争取和平社会运动”建立“太阳(Chems)”等社团组织向阿尔及利亚青年传播保守的价值观。同时，该党当前已经控制了全国将近5%的清真寺。(47) “Salafism Movements in Algeria: On the Rise or in Decline?,” Fanak , July 25, 2015, https://fanack.com/algeria/society-media-culture/society/salafism-movements-in-algeria-on-the-rise-or-in-decline/, 登录时间：2019年5月19日。
今年的感恩节是在2018年11月22日，它是美国最盛大的传统节日之一，到底它是个什么样的节日呢？让我们通过简单的复习来了解它并学习一些相关的词汇吧！
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阿尔及利亚社会出现宗教回潮，不少原本对宗教了解甚少的年轻人加入保守的宗教团体，主张奉行伊斯兰教的原初教义。时下阿尔及利亚的宗教环境为极端思想的传播提供了土壤。
第四，阿尔及利亚安全环境的恶化。
自2014年6月以来，随着国际油价的持续低迷，阿尔及利亚的原油出口收入急剧下降。从2014年至2016年，该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由2,138亿美元骤降至1,601亿美元。(48) “Algeria GDP,” Trading Economics ,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algeria/gdp, 登录时间：2019年5月19日。在经济萎缩和财政拮据的背景下，阿尔及利亚削减日用品与能源补贴。然而，由于上述措施加剧了民众的经济压力，加上政府的改革缓慢，该国频发反政府游行，并最终于2019年升级成“阿尔及利亚之春”。此起彼伏的抗议活动及警察与示威者之间的暴力冲突，致使该国政局持续动荡，安全形势急转直下。
由表1可知，当培养基中酒精含量为8%vol时，各株菌的菌体浓度已经受到抑制，并且随着乙醇浓度的增加，菌体浓度逐渐降低，但这19株菌在含有16%vol乙醇的培养基中依然可以生长。根据显著性分析，所得的菌株中有19株菌的乙醇耐受性跟对照菌CH35（O.oeni）相比差异不显著，而其他26株菌则差异显著（数据未列出），其耐受性明显低于商业菌株，因此选此19株菌进行后续的耐受性试验。
不仅如此，财政拮据还将阿尔及利亚政府置于两难境地。一方面，面对政局不稳等困境，该国需要增加维稳与治理投入，缓解安全风险。另一方面，由于石油收入锐减，该国已无力维持原本高昂的军警开支。从2016年至2018年，该国的军费开支由106.37亿美元降至94.59亿美元。(49) “Algeria Military Expenditure,” Trading Economics ,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algeria/military-expenditure, 登录时间：2019年5月19日。鉴于有限的军警力量疲于应对反政府活动，该国的去极端化工作出现松懈，致使恐怖活动的真空地带有所增加。
四、 结 语
本文梳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阿尔及利亚去极端化的措施与效果。尽管该国的去极端化行动曾取得显著成效，但近年来该国的极端主义出现回潮之势。通过对该国去极端化措施的研究，本文得出如下启示。
其一，经文萨拉菲主义的蔓延与失控表明，尽管“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段在短期内有利于遏制某些具有暴力倾向的极端宗教势力，但长期看来具有一定风险。政府在积极调动社会力量对抗极端主义的同时，也须对各种非政府组织加以甄别，建立完善的监督与调查机制，并在政府与社会共治的过程中保持政府的主导地位。
其二，由于放弃暴力之初的极端分子在思想上极不稳定，政府主导的去极端化工作在注重预防高危群体与矫治极端分子的同时，不应忽略对已经“去极端化”群体的善后工作。为防止该群体重返旧路，去极端化工作者既要继续关注其思想变化，也要了解其再社会化时面临的困难，帮助其早日在思想和生活上融入社会。
其三，政府在开展去极端化工作中应当看到，集体去极端化是一把双刃剑。尽管说服极端组织领袖带领组织成员投诚的方法成本低、见效快，有利于在短时间内实现大规模去极端化的目标，但鉴于集体去极端化的成功有赖于极端组织领袖对组织成员的控制力，此类领袖很可能在组织集体放弃暴力后依然保持对组织成员的影响力。为防止集体去极端化的组织在前头目的带领下死灰复燃，政府有必要加大力度监管集体放弃暴力的极端组织成员，减少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联系，且在针对组织成员开展思想再教育与心理疏导时，降低其对原先组织与头目的情感依赖。
其四，近年来周边国家极端主义外溢对阿尔及利亚的影响表明，仅仅在国家内部加强预防与矫治并不足以消除本土的极端主义。若要严防极端主义的回潮，该国需要根据边境地区的特殊情况制定边境去极端化治理方案，并密切关注周边政治环境与安全形势，积极与周边国家建立情报共享与去极端化合作机制。
总之，阿尔及利亚的案例表明，去极端化是一项长期事业，即便在短期内取得成效，也需要不断巩固去极端化成果。2019年，该国多地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导致政权更迭，目前处于脆弱的政治转型期与动荡期，或将为极端主义的抬头创造机会。如何在和平过渡的同时控制极端主义回潮，是当前阿尔及利亚政府面临的重要挑战。
综上所述，电视节目后期制作编辑工作十分重要，只有开展良好的后期制作工作，才能提高电视节目的观赏性，保证电视节目的收视率。在后期制作中，技术人员应该及时对视频画面处理、字幕处理、镜头处理、声音处理等内容进行控制，才能保证后期制作的完整性，才能保证电视节目良好的视觉效果。
继续将表2中P＞0.1的自变量 （年龄、原患疾病、化疗史、放疗史、高剂量激素治疗）去掉，再进行一次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
*本文系2016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球伊斯兰极端主义研究”(16ZDA096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楚楚，博士，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研究员(上海 200433)。
文章编号： 1673-5161(2019)06-0003-13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责任编辑： 李 意 责任校对： 包澄章)
标签：阿尔及利亚论文; 极端主义论文; 去极端化论文; 反恐措施论文;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