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与中国的选择”笔谈——无政府文化与国际暴力——大国的强行崛起与和平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国论文,笔谈论文,无政府论文,中国论文,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和平崛起问题引发了两种对立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已经具备和平崛起的条件；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只能强行崛起，国际政治的核心就是争夺霸权。实际上，这两种观点都涉及一个国际政治的根本问题：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由于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当国际体系中存在一个超强国家，而另外一个大国又在迅速上升的时候，国际暴力就成为特别关注的问题。追根究底，需要考虑的仍然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是否必然导致冲突这一核心问题。
无政府性与国际暴力
国际暴力是国际体系的必然现象吗？强行崛起论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是国际政治的第一推动力。并且，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只有一种逻辑：霍布斯无政府状态。它是由敌人的角色结构确立的，核心内容是“敌意”。国家之间的敌对使它们表现出以下行为取向：摧毁、消灭或改变对方；任何事件都会与敌意联在一起；军事实力被视为至关重要；无限制使用暴力，直至消灭对方或被对方所消灭。（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28-331页。）在这里，丛林法则主导一切，暴力是惟一的逻辑。强行崛起论视其为国际政治的实质和客观事实，并从中衍生出两点：第一，无政府性使得国际体系是必然的自助体系（注：肯尼斯·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2-124页。），第二，它还使国家必然寻求和推行权力政治，所以导致了国家间的竞争与冲突，即无政府性必然产生暴力。这一推理甚至被视为无政府性的“元法则”。
霍布斯无政府状态到底是客观事实还是社会建构？如果是客观事实，国际暴力就不可避免；若是社会建构，就可以被解构和重构，国际暴力就不是必然的。国际政治社会学研究发现，国际体系的自助性质和权力政治的产生是体系成员的互动和实践建构起来的，与无政府性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是否具有敌意是双方在互动过程中通过共有知识建构起来的，是文化，不是物质性事实。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
既然无政府状态取决于国家的互动，就没有惟一的无政府逻辑。国家的互动可以造就多种无政府文化，即除了霍布斯文化之外，还有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6章。）洛克文化是由竞争对手的角色结构建立的，核心内容是竞争，竞争双方相互承认生存和财产权利，不以消灭对方为终极目的。其逻辑是“生存和允许生存”。康德无政府文化则是由朋友的角色结构确立的，核心是友善。国家相互视为朋友，并遵循非暴力规则和互助规则。这不是说朋友之间没有利益冲突，而是他们不使用暴力解决利益冲突问题，其逻辑是安全共同体。
表中总结了国际文化类型、无政府性强度、国际秩序状态和暴力程度之间的关系：
霍布斯状态是国家的社会建构，不是国际体系的惟一文化形态，更不是国际政治的元法则。
强行崛起与和平发展的条件
无政府性不必然导致暴力的发生，强行崛起与和平发展都是国家发展中可能的路径。强行崛起指国家在发展过程中试图改变国际权力结构和国际制度体系，并将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冲突的有效手段。反之，则呈现一个和平发展或曰“软崛起”的过程。可以假定，霍布斯无政府性越是弱化，国际暴力的可能性就越小，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就越大。具体来说，国际权力结构、国际经济相互依存、国际制度体系和国家战略文化是与国际暴力有关的四个重要条件。
文化类型、无政府性、国际秩序和国际暴力
文化类型 无政府性
秩序状态
国际秩序 国际暴力
霍布斯文化 高强度 无序状态
国际体系 绝对暴力
洛克文化 中强度 准秩序状态 国际社会 有限暴力
康德文化低强度 有序状态
安全共同体
非暴力
国际权力结构指国际体系中主要国家之间的实力分配格局。如果一个上升大国有能力打破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配格局，并也刻意打破这种格局的话，强行崛起的可能性就会加大。最极端的强行崛起理论是进攻性现实主义。（注：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根据这种理论，大国之间的暴力冲突不可避免。它几乎完全忽略了上升国家意图这一变量，而其他强行崛起理论，如权力过渡论和霸权稳定论，则基本注意了实力和意图两个变量。从国际权力结构来看，强行崛起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实力，二是意图。单一因素不能构成强行崛起的充分条件。
经济高度相互依存是弱化霍布斯无政府性的重要力量，它提高了暴力成本，降低了军事力量的效用。一个国家与世界经济体系具有高度依存的经济关系，其经济利益就与他国的情势有着重大关联。如果经济交往的数量、速度、范围等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削弱无政府性的结构性效应。并且，经济相互依存加大国家之间对国际制度的需求，加强国家之间的交流和来往，这些功能进一步弱化霍布斯无政府性。
国际制度指国际规则体系，可以界定行为规范，制约国家行为，因而维持了国际秩序。国际制度之所以能够加强国际合作，弱化霍布斯无政府性，是因为它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是权威性，第二是制约性，第三是关联性。国际制度的不断发展与健全使得军事力量的重要性相对下降，而国际制度本身也成为软权力资源。国际体系中的国家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没有政府的国际社会，主要原因就是具有国际制度和国际规范。
战略文化是指一整套宏观战略观念系统，国家决策者据此建立起较长时期的战略选择取向。（注：Alastair Iain Johnston,Cultural.Realism.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p.ix.）战略文化大致可以划分为冲突型与合作型战略文化。进一步可将其定义为对战争、冲突和暴力功效的认识，内容包括：怎样认识战争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怎样认识冲突的性质，怎样认识使用暴力所产生的效用。如果认为战争是人类事务中不可避免和不必避免的现象、冲突具有必然的零和性质、暴力是有效的政策工具，则行为主体的战略文化属于冲突型文化。反之则是合作型文化。合作型战略文化削弱霍布斯无政府性，冲突型战略文化则相反。
中国的战略选择
可以假设，如果中国刻意改变国际权力结构，改变国际秩序以及国际制度体系，并以武力作为主要对外政策手段，就说明具有暴力崛起的倾向；否则，则表明了和平发展的战略。
首先来看中国与国际权力结构的关系。实力和意图是两个基本参数。一方面，中国现在并不具备强行崛起的物质力量。同时，在国际体系层面，中国对美国的基本政策也是合作，在地区层面，中国在过去迅速发展的10年里，更多地参与到区域合作之中，这反映中国没有打破现有国际体系权力分配的意图。其次，中国与世界经济已经具有相当高的相互依存程度。这加大了暴力崛起的成本，加强了和平发展的条件。第三，从整体趋势来看，中国越来越融入国际制度，越来越成为国际体制内国家，而不是挑战和试图改变国际制度体系。第四，战略文化。过去20多年里，中国的主导战略文化明显朝合作型战略文化转化。1979年前中国的基本看法是，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强调对手本质的不可改变、战略意图的不可改变和战略冲突的零和性质。1970年代末，邓小平初步提出战争可以延缓的想法。1982年，中共十二大明确指出世界和平是可能的。1985年，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到1987年，明确指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至此，中国的战略文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对于战争的性质，中国更多地意识到战争不是人类事务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对于对手的性质，中国的态度是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共同对付人类面临的挑战。关于暴力问题，其反应是主张坚持对话，不搞对抗。所以，战争的可避免性、对手的可合作性、暴力效用的明显降低是中国新型战略文化的重要特征。
国际暴力不是客观必然，大国发展也不是必然的强行崛起。中国的发展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改革开放的历程也表明中国实际走过的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世界主导战略文化正发生深刻变化，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持高度赞扬态度，在经济发展和参与国际制度等重要方面，中国和国际社会经历了一种良性博弈，这就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