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市场化进程：方法讨论与若干地区比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程论文,地区论文,方法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市场化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是基本目标。经过20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经济市场化进程如何，或者说，我国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还有很多远，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问题。不少研究者为此作出了努力，提出了一些评价的方法和相关结论。这些方法和结论有何意义？存在哪些问题？浙江的市场化进程一向被认为处于全国前列，然而事实上究竟如何？本文将对这些问题作一简要探讨。
一、有关评价与比较方法的讨论
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课题组刘树杰等先后分别对包括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的商品市场化程度、劳动和资金的要素市场化程度进行加权计算。其中，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在商品市场化程度中的权重依据商业与非商业创造的增加值在物质生产部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分别确定为85%和15%，劳动和资金在要素市场化程度中的权重依据二者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份额均确定为50%。计算结果是，商品市场化程度和要素市场化程度分别为80%和50%。然后各为50%的权重对商品和要素的市场化进行综合加权计算，得出我国1994年的总体经济市场化程度为65%的结论。（注：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课题组：《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判断》，《宏观经济管理》1996年第2期。）
国家计委国民经济综合司的江晓薇和宋红旭建立了一套包括企业自主度、市场国外开放度、市场国内开放度和宏观调控度在内的指标体系，先将四类指标内的数据合成，再将合成后的四类指标平均，计算出我国1994年前后的市场经济度为37%。（注：江晓薇、宋红旭：《中国市场经济度的探索》，《管理世界》1995年第6期。）
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管理系顾海兵教授利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判断方法，分别对劳动、资金、生产、价格等方面的市场化程度进行分析判断，认为1996年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不会超过40%。他并且预测，依我国过去20年年均提高1到1.5个百分点的市场速度，到2020年，我国的市场化程度可达到65%，进入相对成熟或欠发达市场经济；2030年我国市场化程度可达到75%，进入发达市场经济。（注：顾海兵：《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最新估计与预测》，《管理世界》1997年第2期。）
南开大学南开经济研究所课题组陈宗胜等则分别通过“社会总产值流量构成加权”市场化、“投入要素价格几何加权”市场化、“三次产业构成加权”市场化、“GNP构成综合加权”市场化、 “市场参数简单平均”市场化5种方法计算出1994年我国总体市场化程度为60%左右。（注：陈宗胜等：《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47页。）
不同学者计算出的结果之所以不同，显然是由于各人所用的方法不同。然而，差距之大不禁让人对这类计算的意义产生疑惑。我们认为，计算一个经济市场化程度的绝对值并不是一个很科学的方法，也不能完全从绝对值的意义上理解一个经济的市场化程度。首先，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市场化程度达到了一个百分数，似乎意味着存在一个100 %的市场化经济，然而我们知道无论现实中还是理想中都并不存在。其次，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之间在市场调控手段、方式、程度，以及市场运行、市场机制等诸方面也存在诸多不同之处，因此，并不存在一个市场经济的典范或标准。第三，即使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市场运行的很多方面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市场在不断深化，因此也不存在静态不变的市场经济标准。第四，市场经济不仅包括生产中的投入与产出、交易中的买入与卖出等物品的流通与交换方面的扩展，更包括市场秩序、观念、法制等方面的建立与健全，因此，仅仅从某几个领域或环节的物品交换与流通的方式和机制来衡量一个经济的总体市场化程度是很难得出全面正确的结论的。也正因为如此，陈宗胜也承认，“测算的数值一般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因为人们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指标进行测算。因此，重要的不是数值本身，而是这些数值序列所反映出来的变动趋势。”（注：陈宗胜等：《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在评价浙江经济市场化进程时，将不作绝对评价，而是侧重于相对的比较，即选取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福建、山东和广东等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市场化程度都相对处于前列的8个省市作为比较对象，从所有制结构、 政府职能转变与政府效率等几个方面进行横向比较与评价，得出浙江省的相对位次与水平。
对各个领域或方面的市场化程度进行加权平均得出总体市场化程度，是不少研究者常用的方法。各领域的权重是依据各领域对经济增长或产出的贡献份额确定的，这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即各领域指标值的大小既受各领域市场化程度的影响，又受各个领域的发展程度即产值比重的影响，其结果就会产生偏差。比如，某一领域的市场化程度很高，但由于产值的比重很小，结果其得分并不高甚至较低；或者相反，某一领域的市场化程度很低，但由于其产值比重很高，结果其得分却并不低甚至很高。这两种情形的不可避免都显示了加权平均方法本身的缺陷性。特别是当我们对不同地区的市场化进程进行比较评价时，由于各地区对市场化内涵理解的不同因而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措施，或者由于各地区初始条件和经济结构的不同，因此各地区在各领域的发展程度上是不可能一致的，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采取统一的权重对不同地区进行评价与比较显然是不合适的，而如果分别采用不同的权重则既存在确定多种权重的烦琐，又存在多重标准之嫌。利用权数计算还存在一个问题：要对不同的数值进行转换处理，比如50%的非公有制经济的产值比重相当于什么水平的市场化程度，这种转换处理是非常困难的，而且也会遇到上面提到的各地区经济结构不一致的麻烦。
基于上述考虑，我们在对各地区市场化进程进行比较时，将不采用加权计算绝对值的方法，而是采取简单的积分法，即将各地区在不同领域的市场化程度的排序值相加，最后得出各地区的相对位次，排序值小，位次越靠前。积分法简单易算，并且能避免上述加权平均法的缺陷。但积分法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即它忽略数值上的微小差别，只能反映大概情况。比如，甲乙两地在两个领域的综合排序分别为第1、第2 和第2、第1，那么两地两个领域的综合排序相同， 但实际上若按加权法计算绝对值，一般来说是不可能相同的。为了降低这一缺陷造成的误差，我们尽可能选择更多的指标，包含更多的领域，这样就有可能因为各个领域误差的相互抵消，从而使总体上的误差不大，确保结论的可靠性。此外，为了避免统计口径不同引起的误差，我们的数据全部取自《中国统计年鉴》（1998）。
二、若干地区各领域市场化进程比较分析
1、所有制结构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即由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一统天下转变为包括个体私营经济、外商投资经济等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实际上，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也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因此，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程度就成为衡量市场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而从我国所有制结构的演变进程看，实际上是一个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不断发挥作用的过程，因此，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程度基本上反映了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程度。相应地，我们选取了工业总产值中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资产中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独立核算公路和水路以及港口企业资产中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批发零售贸易业网点中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5个指标进行衡量，这5个指标基本上反映了除农业以外的大部分领域的非公有制经济发育情况。从表1 可以看出，浙江省有3个指标位次靠前，2个指标位处中游，总体上名列第3位。
表1 非公有制经济发育程度
A1排序
A2排序
A3排序
A4排序
A5
北京 31.7725.17 4.7882.3735.9
天津 38.6637.3420.4388.6448.3
辽宁 39.9521.2812.1689.2355.2
上海 47.3444.6315.4467.3949.7
江苏 28.2830.45 5.5785.5677.9
浙江 49.9327.4613.4592.2283.7
福建 50.9257.1122.6287.3582.8
山东 26 920.39 1.6993.9181.2
广东 54.6156.7229.5180.6880.5
全国 36.4 26.9 13.7 88.7 80.0
排序 ΣA 总排序
北京
9389
天津
8254
辽宁
6286
上海
7275
江苏
5317
浙江
1173
福建
2121
山东
3317
广东
4162
注：A1——工业总产值中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A2——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资产中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A3——独立核算公路、水路和港口企业资产中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A4——批发零售贸易业网点中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A5——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的比重；∑A——A1－A5排序值之和。
资料来源：本文所用数据全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8）计算所得。
2、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效率
在传统体制下，政府集所有者、管理者和生产者于一身。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政府不断从竞争性生产领域中退出，由主要生产私有产品转变为主要提供公共产品，即主要从事宏观经济管理、提供制度、规范经济秩序等，这就是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职能转变的程度一方面度量了政府行为方式主动适应市场化的程度，另一方面也度量了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因为政府职能的转变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市场经济发育的一个被动反应的结果。政府作为一个宏观经济管理者，就存在一个管理效率问题，政府效率实际上反映了政府适应市场经济的意识和行为能力，因此也是经济市场化程度的一个度量。
政府作为所有者，它的权益表现为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而在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好的情况下，政府作为所有者的责任是对国有企业的亏损进行补贴；政府作为生产者责任则主要表现为生产投资；此外，在计划体制中政府的责任还表现为基本建设投资，政府的权力则表现为各种行政性收费和罚款；然而，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主要责任则是宏观经济调控与管理，其权益主要表现为税收。因此，我们设置税收与国有企业政策性亏损补贴、国有企业上缴利润等的差额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及财政支出中基本建设、企业挖潜改造资金和政策性补贴所占的比重两个指标作为度量政府职能的转变程度。
政府作为管理者，需要一定人力覆行管理职能，并需要一定消费支出；而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与管理也是创造价值的，其结果表现为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三产业产出增加值的一部分。因此，我们设置国内生产总值与政府消费之比、政府消费占全部最终消费的比重、国家机关和党政机关以及社会团体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国家机关和党政机关以及社会团体服务产出值与从业人员之比4 个指标作为政府经济管理效率的评价指标。表2显示浙江省在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效率方面列9省市首位。
表2 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效率
B1
排序
B2排序
B3排序
B4
排序 B5
北京
8.6529.995.0 91.59
92.9
天津
9.4423.862.5 82.06
74
辽宁
7.6824.472.1 71.78
74.7
上海 11.7220.331.8 52.73
95.1
江苏 11.1320.021.2 13.71
87.4
浙江 12.0119.211.3 22.44
93.9
福建
7.9623.451.7 32.82
62.3
山东
7.3927.681.7 32.35
78.3
广东
7.8722.841.8 52.07
76.3
全国
8.6 19.3 1.6 1.574.8
排序
B6排序 ΣB 总排序
北京
322.85407
天津
831.98407
辽宁
727.87449
上海
132.69233
江苏
417.32132
浙江
216.31111
福建
917.54294
山东
517.32325
广东
623.56346
全国20.2
注：B1——国内生产总值与政府消费之比；B2——政府消费占全部最终消费的比重；B3——国家机关、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B4——国家机关、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服务产出值（第三产业中）与从业人员之比（万元／人）；B5——（税收－国有企业上缴利润－国有企业政策性亏损补贴－罚没收入和行政性收费及其他收入）／财政收入；B6——财政支出中基本建设、企业挖潜改造资金和政策性补贴支出所占的比重；∑B——B1—B6排序值之和。
3、投资的市场化
投资是经济运行中的基本活动，投资的产生方式反映了市场的发育程度。在传统体制下，政府不仅包揽所有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领域内的投资，而且作为所有者和生产者也有大量生产性投资。随着市场的发展，政府不仅从生产性投资中逐步退出，而且在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和科技发展等准公共产品领域内的投资也将引入市场机制。为此，我们设置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基本建设中非国家预算内资金的比重、教育经费中非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重3 个指标作为投资市场化的度量。表3显示， 浙江在基本建设领域中的市场化还不够发育，而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教育投资领域中的市场发育则比较靠前，总体上的排位列第3。
表3 投资的市场化
C1排序 C2排序
C3排序 ΣC 总排序
北京 33.85
80.1915.29239
天津 32.06
95.0826.75196
辽宁 31.97
93.7719.67218
上海 29.08
97.2217.48185
江苏 38.24
95.8527.04134
浙江 41.32
95.3634.12103
福建 47.51
96.8327.83 72
山东 25.69
96.1423.86196
广东 39.93
98.4137.01 51
全国 32.394.0 26.4
注：C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C2——基本建设中非国家预算内资金的比重；C3——教育经费中非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重，∑C——C1—C3排序值之和。
4、商品市场发育
商品市场是市场体系中最初级的市场，它不仅包括有形的交易场所的建设，也包括无形交易机制的发育，更包括商品流通机制的健全和商品对外开放的提高。具体地说，一个地区商品市场的发育既包括该地区工农业产品转化为商品并销售出去实现价值的程度，也包括商品从其他地区流入该地区和从该地区流向其他地区的情况。为此，我们设置出口总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批发零售贸易业销售总额与工农业总产值之比、批发零售贸易业购进总额与工农业总产值之比3 个指标度量商品市场的发育程度。
浙江号称“市场大省”，商品市场应该是相当发育的，然而， 表4显示浙江省商品市场发育程度排位仅并列第5。其原因也许是，第一，外省市人头脑中浙江作为“市场大省”的观念是由于浙江市场发育早、规模大、影响广造成的，而时至今日，其他省市市场也相当发育，只不过没有浙江省那么“名声在外”。第二，浙江人头脑中“市场大省”的观念部分是由于对其他省市情况不甚了解，而对浙江市场如雷贯耳造成的。第三，浙江的零售市场相对较小，影响了总量评价。例如，列前三位的北京、上海、广东都是旅游购物的热点地区，其市场空间当然要大得多。第四，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浙江未被统计进去的市场交易量相对大一些。
表4 商品市场发育程度
D1排序
D2排序
D3排序 ΣD 总排序
北京 37.72
118.31
105.61 41
天津 14.6533.9828.95185
辽宁 10.2639.6625.27198
上海 21.4461.7251.62 82
江苏
8.1740.7533.83154
浙江
7.4842.3426.26185
福建 22.0337.4723.38185
山东
7.4829.6919.79269
广东 44.2145.2333.348 2
全国 11.0 39.9 28.8
注D1——出口总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D2——批发零售贸易销售总额与工农业总产值的比例；D3——批发零售贸易业购进总额与工农业总产值的比例；∑D——D1—D3排序值之和。
5、要素市场发育
要素市场处于市场体系中的较高层次，是市场发育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通常讲的要素市场主要包括劳动、资本、技术、土地四大要素市场。限于资料，我们设置评价要素市场发育的指标有5 个：合同制职工占总职工的比重、每万人口中职业介绍机构数、技术市场成交额与工业总产值之比、第三产业中金融保险业所占比重、第三产业中房地产业所占比重等。表5显示，浙江的要素市场发育也是相对滞后的， 与广东、福建并列第7位。这与我们通常的印象也是很不一致的， 原因也许是我们这里所设置的指标仍然具有浓厚的计划体制色彩，如技术市场、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等，或者仍然停留在计划体制的框架内，或者还处于由计划向市场的初步转轨过程中，而一些真正的市场交易（主要是民间的）却没有被统计。广东、福建、浙江恰恰是个私经济相当发达，民间要素市场也相当发育的省份，反映在统计上的数值要相对低一些。不过这从另一方面可能也反映了市场的规范性和有序度要差一些。
表5 要素市场发育程度
E1排序
E2排序
E3排序 E4
排序
北京 52.07
2338.7
62.731
25.0
2
天津 62.23
1605.5
90.532
23.0
3
辽宁 59.85
3211.7
30.394
13.0
6
上海 67.62
3143.5
40.513
30.0
1
江苏 71.91
2805.0
50.236
16.6
5
浙江 55.76
3413.8
20.139
10.6
7
福建 35.59
3528.3
10.1587.2
9
山东 60.54
2203.8
70.245
18.2
4
广东 50.28
2194.0
80.167
10.1
8
全国 52.62707.30.3119.7
E5
排序 ΣE 总排序
北京
4.29255
天津
6.66234
辽宁
5.97255
上海
9.64141
江苏 10.43202
浙江
4.58327
福建
8.45327
山东 10.52223
广东 11.31327
全国
5.6
注：E1——合同制职工占总职工的比重；E2——每万人中职业介绍机构数；E3——技术市场成交额与工业总产值的比例；E4——第三产业中金融保险业所占比重；E5——第三产业中房地产业所占比重；∑E——E1—E5排序值之和。
6、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不仅反映了市场发育的广度，也反映了市场发育的深度，因为对外开放往往是市场深化、市场规范和有序化的一个结果，因此也是衡量市场发育的重要方面。限于资料，我们只设置了外贸依存度、人均实际利用外资2个指标评价一个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 评价结果（表6）表明，浙江总体水平列第8位，这与我们的印象是基本一致的。
F1排序 F2排序 ΣF 总排序
北京 139.32
131.3463
天津
69.24
264.9263
辽宁
35.5659.47
136
上海
73.63
315.9141
江苏
29.4778.36
136
浙江
25.5834.98
168
福建
50.35
128.05
105
山东
21.9931.69
189
广东 147.61
179.3341
全国
36.1 52.1
注：F1——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值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F2— —人均实际利用外资（美元／人）；∑F——F1、F2排序值之和。
7、经济活动频度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以分散化决策为基础的，市场越是深化就越是能够给人们提供更多的经济决策和经济活动的机会，因而人们的经济活动频度就越高。同时。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非公有制经济（代表市场的力量）不断成长壮大的过程，因此，相对于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在个体上往往是比较弱小的，然而总量上却是比较庞大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活动的频度高也代表了市场化程度高。因此，我们选择从业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每万人批发零售贸易业网点、每万人工业企业单位数3个指标作为经济活动频度的度量。表7显示，浙江省在这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这实际上也是浙江省在经济组织上“小”的一个结果。
表7 经济活动频度
G1排序
G2 排序
G3排序 ΣG 总排序
北京 53.34177.5232.88143
天津 51.67169.1365.95154
辽宁 49.98157.7673.23177
上海 52.95117.5932.79239
江苏 52.46117.6874.32166
浙江 60.91197.91
155.71 31
福建 49.29124.2758.56228
山东 53.63165.2542.57154
广东 53.72167.9466.74102
全国 56.3 129.3 64.1
注：G1——从业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G2——每万人批发零售贸易业网点；G3——每万人工业企业单位数；∑G——G1—G3 排序值之和。
8、人的观念
人的观念应该是市场制度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实际上，只有当人们的观念已经完全与市场制度相一致或者相匹配了，我们才能够说市场经济已经深入人心了。如何衡量人们的观念？现有的统计年鉴上并没有这方面的内容。但我们可以从人们的消费观念、投资意识、就业趋向等方面给予间接的反应。为此，根据所能找到的资料，我们设置了4 个指标：每万人口中城乡个体户户数、每万人口中城乡私营企业投资者数、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中非食品、衣着和居住支出的比重、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中非食品、衣着和居住支出的比重。其中后3 个指标与人们的收入、生活水平密切相关，但也反映了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投资意识，事实上人们的观念变革与生活水平提高的趋势也是一致的。表8显示浙江省在这方面的优势也是明显的。
表8 人的观念
H1排序
H2排序
H3排序
H4ΣH
北京 199.2610.5933.5139.317
天津 25.39444.1225.6634.417
辽宁 276.9325.1522.6928.026
上海 111.2994.7130.4232.518
江苏 190.8718.2727.4432.425
浙江 345.4138.6327.3537.311
福建 161.2822.3623.9828.630
山东 288.7217.4825.0735.321
广东 200.7536.3429.1335.615
全国 230.6 16.5 23.7 32.5
总排序
北京3
天津3
辽宁8
上海5
江苏7
浙江1
福建9
山东6
广东2
注：H1——每万人口中城乡个体户户数；H2——每万人口中城乡私营企业投资者数；H3——农村居民家庭人均非食品、衣着和居住支出占总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H4——城镇居民家庭人均非食品、衣着和居住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H——H1—H4排序值之和。
三、总体比较及其它
上述8个方面的评价积分显示（表9），浙江省的总体市场化程度列广东之后，居第二位，其后分别是上海、天津、江苏、北京、福建、山东、辽宁。我们认为这个位次大致反映了真实的情形，但会有一些偏差。
在上述8个方面的评价中，每一个方面都会有些许偏差，那么8个方面累加起来的偏差就不可避免。另外，有些指标的数值与经济结构有很大关系，比如上海在经济活动频度评价中列最后一位，显然与上海大企业多这一特点相关。说小企业多代表市场化程度高对上海而言就未必正确，因为上海不仅国有大企业多，非国有大企业也很多。还有，由于各地区对市场化的认识和采取的措施以及经济运行的特征并不一致，因此某一个指标并不是对所有的地区都同等重要，这也会造成一些偏差。再者，由于主观和客观上一些不可避免的原因，我们对浙江省情况的熟悉程度要远高于其它地区，这会形成一种“先入之见”和“下意识”，使我们在指标的选择上自觉不自觉地充分挖掘了浙江的比较优势，这也会造成对浙江市场化程度的高估。一般来说，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也代表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观念，相应地它的市场化水平要高一些。
表9 综合评价
h
ΣA ΣB ΣC ΣD ΣE ΣF ΣG ΣH Σa 综合排序
北京 97
9 1
5 34
3 40 6
天津 47
6 5
4 33
3 36 4
辽宁 69
8 8
5 67
8 57 9
上海 53
5 2
1 19
5 31 3
江苏 72
4 4
2 66
7 38 5
浙江 31
3 5
7 81
1 29 2
福建 14
2 5
7 58
9 41 7
山东 75
6 9
3 94
6 49 8
广东 26
1 2
7 12
2 23 1
考虑到上述诸方面的原因，我们认为总体上说，广东由于毗邻港澳，得风气之先，具有先发展优势，而上海则具有高素质和高起点，因此两地区在市场化程度方面相对领先于其它省市；浙江、江苏、福建三省基础、起点和发展步调基本一致，处于同一档次，其中浙江可能相对领先；北京和天津则由于他们在城市化水平和素质方面的优势与苏、浙、闽的水平相当；山东和辽宁相对位次靠后。
我们的评价与比较中出现了一些有意思的结果，比如，仅就浙江而言，“市场大省”的商品市场发育却并不领先，而一向被认为“无为而治”的政府的职能转变和效率却名列前茅。这既可能是由于我们所设指标及计算方法造成的偏差，也可能反映了真实的情况，例如，“无为而治”本身就是一种效率的显示。总之，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的讨论，我们的指标设计和计算方法也有需要进一步斟酌和修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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