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北现代工业起步的历史机遇与战略选择_苏北论文

苏北近代工业起步的历史机遇与战略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北论文,近代论文,机遇论文,战略论文,工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近代苏北工业是借助洋务运动高潮和维新运动失败后兴起“实业救国”运动的历史机遇兴起和发展的,并奠定了苏北近代工业基础,其主要特点是起步早、规模大、技术先进、机械化程度高,但部门结构单一,阶段性明显,近代苏北工业主要是煤矿和农副产品加工,对苏北地区经济近代化的推动作用十分有限。由于对发展苏北近代工业的战略选择的失误,重工业得到发展,而轻工业一直停步不前,加之本地区资金短缺,市场发育程度低,交通落后,劳动力市场素质低等诸因素的制约,使苏北近代工业虽起步较早,但后来落后于苏南地区。今天发展苏北经济,我们更应记住这一历史教训。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把握机遇,加快发展成为人们的共识。但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有良好的机遇,而且还要有正确的战略选择,历史是一面镜子,对历史进行反思,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的经验教训,本着这一宗旨,我们对晚清苏北(指徐州、淮阴、连云港三地区)近代工业的起步阶段进行了历史的考察,我们发现,由于对历史机遇的较好把握,和全国其它地区包括苏南(由于上海情况特殊不包括在内)相比,苏北近代工业的起步并不算晚,但由于战略选择的失误,苏北地区近代工业在起步之后却一波三折,发展缓慢,不久就落在了江苏其它地区的后面。本文将通过晚清苏北与江苏其它地区近代工业发展的不同轨迹的比较分析揭示战略选择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从而为加快苏北乃至全国其它类似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苏北近代工业起步的历史机遇。

清代苏北地区的近代工业企业绝大部分都诞生于洋务运动的高潮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民办资本主义发展的高潮之中,起步并不太迟。参见下表。

苏北近代工业创办情况一览表(表一)

企业名称 创办时间 地点 资本额创办人

徐州利国煤矿铜山 1882年 铜山 21万元胡恩燮

徐州贾汪煤矿 1898年 铜山 80万元吴昧熊

临洪油饼厂1898年 海州 28万元沈云沛

源丰实业公司 1901年 淮安4.2万元陈琴堂

新丰机器面粉公司 1904年 清江8.4万元刘寿琪

耀徐玻璃厂1904年 宿迁140万元许鼎霖

张謇

华兴织布厂1905年 清江 2万元胡少章

张符元

赣丰饼油厂1906年 海州 42万元许鼎霖

永丰机器面粉公司 1908年 宿迁 28万元窦以藩

刘更年

徐州利国煤矿创办于1882年,可以算得上是江苏第一家民用企业,苏北的榨油、面粉、玻璃等行业的创办也都早于江苏其它地区,其中玻璃制造业在全国名列前茅。

苏北地区能够和条件相对优越的江苏其它地区包括苏南一道,较早地创办起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原因是复杂的,但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对历史机遇的较好把握。

首先是洋务运动的高潮时期。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迫使清政府从维护其统治的需要出发,制定了倡办近代工业的政策,近代工业从一向为人所耻的“奇技淫巧”摇身一变为朝野所公认的“自强之基”,这就为近代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社会环境。洋务运动创办的近代军事工业急需原料、燃料、运输、通讯、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加以口岸的开放,对各贸易的发展,为近代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市场环境;国门开放后,外国资本的大量涌入及在华投资的迅速发展,既对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起了示范效应,也在客观上造就了一批中国最早的近代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加以洋务运动对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和科技人员的引进,对中国科技人员的培养,这就为近代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技术环境;最后,洋务运动所打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旗帜,社会各界“重理转利”、“重义轻艺”思想观念的逐步转变,为近代工业的发展奠定了较好的社会心态环境。以上四种因素相辅相成,孕育并形成了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第一次机遇。

其次是20世纪初。清政府在洋务运动受挫的打击下,在日本扶植、奖励民营获得成功的触动和启发下,决定放宽对民营工商业的限制,实行扶植、奖励民营工商业的政策1903年设立商部,并相继制定了《公司律》、《破产律》、《奖励公司章程》、《奖励华商公司章程》等。从限制民营工商业到提倡、奖励发展民营工商业的政策转变,从客观上讲是清政府内界交困,局势严重的无奈选择,但却为近代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和法律保证。同时,这一时期在全国各地新掀起的抵制美洋货的进口,为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市场环境,也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为倡导“实业救国”的近代工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从而孕育并形成了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第二次机遇。

苏北近代工业正是在这两次机遇中起步,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以创办时间最早,规模较大,对苏北经济影响最大的徐州煤矿为例,徐州煤矿所以能够迅速设局开办,关键就在于它的创办者较好地把握住了清未近代工业发展的第一次机遇。他们利用了洋务派自强求富的急迫心情和政策,得到了左宗棠、李鸿章的关心和支持,左宗棠曾亲自上疏清廷”请开办江苏利国驿煤铁”。②李鸿章也明确地表示:“所呈开采煤铁章程十二条,甚为周妥。”③从1882年5月胡思燮拟订《招集商股采练煤铁章程》,到1882年8月清政府批准,仅仅用了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可谓迅捷。此外他们还先后得到了地方和中央政府的支持,在徐州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他们以认领官地和无主荒地的方式,划定了十座矿山,1178亩土地,奠定了煤矿的基础,并节省了大量资金,使矿局逐得于1882年10月10日正式成立。④矿局成立之后,他们又得到了减免税收方面的支持,使徐州煤矿之煤“每吨完税银一钱”,大大降低了煤炭成本。⑤显然,如果没有当时自强求富的政策环境,徐州煤矿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创办起来。

徐州煤矿从一开始兴办,就具有不同于传统手工业的近代工业企业性质,企业的现代性质得益于创办者较好地利用了当时的技术环境。首先,他们从国外购买并使用了当时较为先进的生产设备,包括钻探机、抽水机、提煤机、蒸汽机、鼓风机,及预报井下瓦斯爆炸的安全灯等,并筹划购买成套的炼铁设备;其次,他们比较重视引进和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矿山的最早勘探就是由英国工程师主持完成的。矿山章程中也明文规定雇佣洋人技师管理机器并筹划招集童子学习机器,派遣人员出国学习采矿技术。此外,他们借鉴并采用了近代股份公司的管理方式,提出了“仿用西法办理”,“不请官本”,“招商集资”,由股董派人“在局司事”。⑥

采掘工业耗资巨大,且投资回收期长,尤其是前期创建阶段,只有投入,没有产出,因此,筹集资金历来是采掘工业的一大难题,而徐州煤矿却能在短时间内成功地筹集到10余万两资金,这主要得益于创办者较好地利用了当时“兴办实业、挽救危亡”的社会心态环境。在招商集资的过程中,他们除宣传徐州煤铁资源丰富、质量优越外,特别强调了两条:一是“利”,“一经得手,获利无涯”,一是“义”,“煤铁有利于国家”,以取得社会各界的支持,从而在一定时期内获得了成功,曾一度出现“认股纷然”,原定五千股不够分配的局面,⑦上海股市上徐州煤矿的百两面额股票,也曾上涨到108两。⑧

固然,左宗棠、胡恩燮他们个人对徐州煤矿的创办起了重要作用,功不可没,他们对历史机遇的较好把握,对具有近代工业性质的徐州煤矿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

苏北地区的其他近代工业企业大都创办于20世纪初的第二次机遇中。当清政府提倡奖励民办工业的政策刚露端倪,近代著名企业家张謇便以敏锐的目光,察觉到被戊戌政变一度打断的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时机又已到来。1904年,他上书清廷,建议在徐州设行省,以阻断德、英侵略势力的不断深入,他认为只有发展包括苏北在内的淮海地区经济,才能遏制德、英侵略势力的不断渗透和延伸,为此,他提出“建省四要”。一要训农,提出用“大办农场”的方法,促进近代耕作方法的推广;二要劝工,除继续发展苏北地区的煤炭工业以外,还要“用麦以磨面,用豆以榨油,用粱粟以酿酒,用油腊以制烛皂,用牛羊皮以练革,用蚕以良绸帛,用砂以为玻璃”;三要通商,主张筑铁路、造轮船,建电报,设银行;四要奖学,计划从建立师范学校入手,造就优良之国民。⑨应该说这是一个颇有见地的周密的区域开发计划。

张謇等人不仅提出了发展苏北经济的倡议和计划,而且迅速地付诸于行动。东海进士沈云沛,曾任翰林院编修,为了实业救国,繁荣乡梓,19世纪70年代便开始创办实验农场、织布厂、榨油厂,1903年商部一设立,《公司律》一颁布,他便立刻与张謇等人着手筹办公司,将10万余两资金投入近代工业。赣榆许鼎霖,曾任清政府驻秘鲁领事,这时也弃官为商,投身于近代工业。⑩从商部设立,到苏北几家重要企业的创办,前后大约只有一年,反应可谓迅速。

二、苏北近代工业起步阶段的主要特点

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苏北近代工业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在起步阶段,苏北近代工业较之江苏其他地区有以下特点。

第一,起步较早,企业规模较大。

从行业上看,凡苏北创办的近代工业企业,大多要早于江苏其他地区,居各行业之先,且规模最大,投资最多的是徐州贾汪矿,面粉业投资最多的是海州海丰面粉厂及宿迁永丰公司,榨油业投资最多的是海州赣丰饼油厂,耀徐玻璃厂的创办费不仅在江苏是最多的,而且居全国玻璃行业之冠,在以上行业中,苏北企业的规模都远远超过江苏其他地区。

苏北企业和江苏其他地区企业规模比较表(表二)(11)

第二,技术设备比较先进,机械化程度较高。

由于苏北各项近代工业企业资本相对雄厚因此和江苏其他地区相比较,固定资产特别是机器设备方面投资较多,机械化程度也较高。徐州煤矿一开始创办,就引进了钻探机,抽水机、蒸汽机,鼓风机等先进的机器设备;在江苏其他地区普通采用象南通大兴面粉厂,无锡保兴面厂那样简易机器磨坊生产的时候,苏北地区的农副产品加工业大都采用了从国外引进的机器设备进行生产;耀徐玻璃厂更是引进了“工速费省,巧妙绝伦……实为各国所无有”的“新发明专利玻璃机器”。(12)

第三,部门结构较为单一。

苏北近代工业企业几乎全部集中于采煤,农产品加工和建材三大行业,对于门类众多包括纺纱、织布、缫丝、丝织、服装的纺织行业,苏北只有清江华兴织布厂一家,而同期江苏其他地区的纺织企业已发展到34家,资本额达到707.50万元;至于火柴,卷烟、造纸、印刷、皂烛、搪瓷等行业,苏北地区还没有资本超过1万元的企业,而同期江苏其他地区已有这类企业8家,资本额达43.4万元;其他诸如水电、机械、运输、金融等行业、苏北地区除徐州煤矿内部的小水电及修配厂外,几乎是一片空白,而同期江苏其他地区的这类企业已有32家,资本额达70万元左右。苏北地区这种单一的资源指向型工业和江苏其他地区工业的资源指向、市场指向、运输指向等多种类型的同时并存,百花齐放的格局,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第四,阶段性明显。

苏北近代工业企业绝大部分都诞生于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两次机遇中。1882年徐州煤矿的创办,揭开了苏北近代工业发展的第一页,在这之后,苏北近代工业沉寂了近二十年,直到1898年才增加了临洪油饼厂等二家企业,1904年清政府奖励提倡民办工商业政策的出台,才迎来苏北近代工业的又一次高潮。这与江苏其他地区近代工业的相对持续发展相比,也明显不同。

当我们进一步深入对晚清苏北工业起步的发展状况进行动态分析时,便会发现苏北工业的发展态势与苏南截然不同,在运行中很快便落后于江苏其他地区,也没有实现企业倡办者兴办工业,“升利源而济贫黎”,(13)带动苏北经济全面发展的初衷。其发展态势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经济效益普遍较差。徐州煤矿是苏北地区创办最早,投资也较多的重要企业,徐州煤矿的经营者虽数易其主,但经济效益却始终令人扼腕。在胡恩燮、胡碧父子经营的1882-1898年间,由于苏北本地需求有限,长途运输困难,经常出现“存煤山积”的现象,为了维持矿局的运转,胡氏父子只得“典当家中值钱之物”,但最终仍无法避免“坐亏成本”的结局,不得不于1887年向清政府请求“将全矿归公”。(14)胡恩燮办矿十年,殚精竭虑,于1892年去世,临终前还留下“彼苍天者,岂以余德薄,不足以任此艰巨耶?”(15)的遗憾。1898年粤商吴昧熊挟巨资怀雄心接办徐州煤矿,更名贾汪煤矿公司,也没能扭转徐州煤矿的不利局面,经过短暂的繁荣又重新陷入困境,吴氏也只以依靠多方借贷勉强支撑,终于1906年,“以运销生滞,亏耗成本,忙劳成疾而逝”。(16)

耀徐玻璃厂是苏北地区投资最多的近代工业企业,由于建设周期过长,从1902年置地到1908年部分投产,前后达六年之久,加以引进技术设备缺乏经验,受到外国技师的欺骗,熔炉与机器不能配套,大大影响了生产能力和投资效益,以至出现“重大之亏损”,被迫挪用海丰面粉厂和赣丰面粉厂的资金,到1901年,积欠两厂资金达28万元,许鼎霖本人也“不免意冷心灰”,“至宣统二年(1910年),即告停顿”。(17)

农产品加工是苏北近代工业中较为成功的行业,但与江苏其它地区的同行业相比,仍相形见绌,直到清末民初,苏北的面粉工业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在效益上都无法和苏南相提并论,特别在资金利润率上,两者差距更为明显。

第二,发展普遍较慢。由于苏北近代工业以采矿、建材为主,投资回收期较长,再加上经济效益低下,当地市场狭小,运输条件较差等原因,极大地制约了苏北近代工业的发展。徐州煤矿曾于1882年、1890年和20世纪初三度设想煤铁兼营,终因资金短缺而未能如愿,开采中心从利国迁至青山泉,再迁至贾汪,煤炭年产量却始终徘徊在3万吨左右,矿工人数也只有500人左右,而创办仅比徐州煤矿早两年的开平煤矿,其年产量却已由最初的10万吨左右增加到40-80万吨,矿工人数也达到4000人左右,并且拥有了自己的船队、专用铁路线和港口。(18)

苏北的农产品加工业虽有所发展,但由于资金不足,再加上对耀徐玻璃厂的资金支持,其生产规模的扩大,设备的更新都远赶不上无锡的荣氏面粉集团。至于轻纺工业则基本停步不前。

第三,对苏北地区经济近代化的推动作用十分有限。由于苏北近代工业企业大都各自为政、各行其事,彼此间缺乏必要的内在联系,没有形成一个相互依托的循环体系,加以经济效益较低,故基本上没有连带产生新的工业企业,没有推动所在城市近代工业的全面发展,这同苏南地区各企业相辅相成,相互依托的发展状况形成鲜明的对比。无锡的荣氏集团以茂新面粉厂为开端,相继建立了振兴纱厂等企业,为民国时期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南通的大生集团则以大兴纱厂为笼头,相继设立了包括纺织、面粉、机器制造、运输、造纸、印刷等近十家企业,初步具备了企业集团的规模,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以通州师范为核心的南通教育体系,以通海垦牧公司为起点的黄海垦殖事业,并开始着手创办包括医院、图书馆、养老院等内容的社会福利事业。所有这些都大都推进了所在城市的近代化过程。

此外,在对周围地区的经济辐射和影响方面,苏北近代工业也无法与苏南相比。直到清朝末年,苏北地区只有极少数县份建立起为数不多的近代工业企业,绝大多数县份都没有完成零的突破;而同期苏南各县已先后建立近代工业企业50多家,相继形成了松江、常熟、武进等新的经济城镇,仅武进一县就有5家企业,到清末,苏南的近代工业企业已发展到105家,是苏北的10.5倍,资本额达1200万元以上,是苏北的4倍。

起步较早的苏北近代工业,仅仅经过30年的发展,就已经明显地落在了江苏其它地区的后面。

三、清末苏北近代工业战略选择的失误

苏北工业起步较早,却明显落后于苏南,原因十分复杂。其中,在抢抓机遇的同时,没有认真分析苏北的客观情况,在战略选择上的重大失误是关键性原因之一。为此,有必要弄清当时苏北地区工业发展客观环境的主要特征。

资源丰富是苏北的特征之一。苏北的矿产丰富,煤炭储量占全省的90%以上,铁、铜、钛、石灰岩、石英砂都是有相当的储量和较好的品质。苏北的农副产品也很丰富,小麦、大豆、花生、烟叶、皮革等均占全省产量的一半以上。棉花、蚕丝也有一定的规模。

资金短缺是苏北的特征之二。清末,苏北地区无论是在货币财富总量上,还是在人均占有的货币财富上,都已大大低于苏南。因此,苏北近代工业的创办资金,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江苏其他地区,徐州煤矿的投资者多为苏州、扬州、南京一带的商人,耀徐玻璃厂的大股东之一便是南通的张謇。

市场发育程度低,交通运输落后是苏北的特征之三。首先,苏北参加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循环比较困难。苏北无论是南距上海,还是北距天津都有千里之遥,在当时运河失修,铁路未建的条件下,肩挑车拉,往返经月,无法同地处水网,背靠长江黄金水道,紧邻上海的苏南相比。

其次,苏北区域市场存在潜力,但发育幼稚,残缺不全。由于苏北传统手工业比较落后,致使其生产资料市场极不发达。苏北的消费品市场有一定需求潜力,该地区拥有江苏近一半的人口,其中运河的纤夫水手,沿海的渔民,盐民,军事重镇的驻军官兵等非农业人口占有一定比例,对消费品有相当的需求。历史上,徐州、海州、清江等城镇便曾经是粮食、棉纱、皮革、日用百货的集散地。然而由于本地消费工业品生产的落后以及区域交通的滞后,这些需求没有转化成对本地工业的现实市场需求,没有形成区域内的“小循环”。20世纪初,苏北地区具有商品集散功能的城镇只有80多个,仅占全省的8%左右,而苏南这类城镇已发展到上千个,占全省的80%以上,(19)两者在市场发育程度上相差甚远。

劳动力资源丰富,但素质较低是苏北特征之四。清末,苏北的人口密度虽略低于江苏其它地区,但劳动力资源总的说来还是比较丰富的。但由于长期的单一自然经济结构,和较强的重农轻商观念的影响,加之传统手工业的不发达,致使苏北地区的熟练劳动力较少,至于熟悉近代科学技术和管理技术的人才更是凤毛麟角,这同苏南,受近代工业中心——上海的影响和辐射,较早接受近代科学技术和管理技术的状况相比,相去甚远。因而才会出现徐州煤矿要聘请徐建富来徐指导,耀徐玻璃厂遭洋人愚弄,赣丰饼油厂引进的设备无法开动的现象。(20)

苏北经济的上述特征,要求苏北近代工业的决策人根据苏北地区的具体情况,按照经济规律客观要求扬长避短,为苏北近代工业的发展作出科学的战略选择,但历史却表明,他们没有完成这一历史使命,致使苏北近代工业的发展出现了种种偏差。

第一,铁路修建计划的一再延迟,未能尽快改变苏北交通的闭塞状况。市场是近代工业活动的场所,没有广阔的市场,就没有近代工业的发展。在现代信息技术产生之前,市场的发育主要取决于交通,正是近代交通和航海技术所开辟的国内和国际市场,才迎来英国近代工业革命的黎明。历史上,苏北经济繁荣与衰落也都与运输这一商业通道的兴衰密切相关。因此,要解决苏北市场发育程度低的困难,摆脱难以进入全国大市场又难以形成区域“小循环”的困境,关键在于建立与市场紧密相联的商品通道,以改变苏北的封闭状态。早在1880年刘铭传便提出著名的铁路计划,要求首先兴建从北京到清江铁路干线,但遭到顽固派的阻挠,计划搁浅。1897年容闳等筹建从天津纵贯苏北到镇江的铁路,又被德国帝国主义无理破坏。直到1911年津浦铁路才正式通车,这距刘铭传首倡筑路,已经度过了30年时光,且铁路线路也与当初计划大相径庭,从纵贯苏北全境改为仅经徐州一地,致使淮阴地区不通火车状态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苏北地区的另一条铁路——陇海路,同样是几经周折,直到1925年才通车。(21)铁路修建计划的一再延迟固然受制于各种复杂因素,但它却为苏北近代工业的战略选择带来了复杂而又深刻的影响,使苏北近代工业不得不在封闭状态下艰难起步,也使苏北近代工业的发展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第二,颠倒了轻重工业的先后顺序,未能真正发挥苏北的经济优势。从历史上看,早期的资本主义国家大都是从轻工业开始起步的,苏南地区也是从轻工业的发展走上繁荣的。工业发展的道路固然不止一条,当时苏北的矿产资源和农副产品资源都比较丰富,发展煤炭、建材、钢铁、农产品加工、纺织都有一定的条件,到底哪一个更能发挥苏北的经济优势,成为苏北的支柱产业呢?

综合分析表明,苏北的现实与煤炭、建材、钢铁产业发展的客观要求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而与农产品加工、纺织业发展的客观要求则基本是吻合,这也就是说,在当时资金紧张,市场狭小的情况下,苏北还不具备发展煤炭、建材、钢铁等产业的条件,丰富的矿产资源很难转化为经济优势;而农产品加工和纺织业属于轻工业,对资金条件的要求相对较低,且有一定的市场潜力,可见,当时苏北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和纺织工业的条件基本是具备的,农副产品的资源优势更容易转化为经济优势,应被确定为当时的支柱产业优先发展。而且农副产品加工业还具有投资少、见效快、资金利润率高的优点,优先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和纺织工业,既可以缓解当时苏北资金短缺的状况,又可以加快资金的积累和市场的培育,以便为将来重工业的发展创造条件。

然而,清末苏北近代工业的发展却南辕北辙,首先将稀缺资源——资金的63%投入当时难以形成优势的煤炭和建材,结果是资金利润率长期为负值,基本上没有为苏北近代工业提供资金积累。农副产品加工业由于本来就资金不足,还要向耀徐玻璃厂输送资金,结果是发展乏力,未能及时进行设备更新和扩大再生产,很快被无锡等地的面粉工业超越在前;至于门类众多的轻纺工业,在资金的困挠下,基本上无力开办。轻重工业的顺序颠倒,不仅制约了苏北轻工业的发展,而且还进一步在资金与市场等方面限制了重工业的发展,最终导致了整个苏北近代工业的步履蹒跚。

第三,部门结构单一,未能挖掘地区内部“小循环”的潜力。分工与协作是产业结构决策的基本原则,地区经济的发展必须把专业分工和协作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合理地进行资源配置,发挥投资的乘数效应。在当时苏北远离全国中心城市,交通运输不便,地区市场发育程度较低的情况下,进行综合投资,按照分工协作的原则,建立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工业部门,加强部门、企业之间的横向联系和纵向联系,这对于培育苏北地方市场、实现区域内部的良性循环就显得特别重要。从左宗棠到张謇都曾经注意到这一点,相继提出了“煤铁兼营”的设想,但是,这些设想都没有认真贯彻实施。苏北近代工业仅局限于煤炭、建材和农产品加工三大产业,其他诸多行业基本定向,没有形成一个纵向衔接、横向沟通的有机工业体系,消费品市场的潜力没有释放出来,生产资料市场又难以形成,致使市场问题长期困挠着苏北近代工业的发展。

第四,片面强调富国强兵,未能冷静地分析地区经济条件,研究客观经济规律。翻开苏北近代工业的创办历史,要求富国强兵的呼声高涨,左宗棠倡办煤矿是因为“筹办防务”、“制造船炮”,“煤铁为大宗”;张謇建议在徐州设立行省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英将由长江而北视,德将由济南而南越”。(22)许鼎霖创办耀徐玻璃厂的直接诱因是发现外商私购宿迁砂地,这种爱国热情令人钦佩,是苏北近代工业起步的直接动因。

但是,高涨的爱国热情并不能代替对经济规律的冷静研究分析,而苏北近代工业创始人只注意到煤铁对富国强兵的重要性,强调了保护利权,创办玻璃工业的紧迫性,却忽视了运输如何解决,市场如何开拓、资金如何筹措的问题;对客观经济规律的研究被“救亡”的爱国热情所取代、冲淡,致使苏北近代工业走上了一条顺序颠倒、轻重失衡、结构单一、效益低下的坎坷之路。

苏北近代工业的创始人,不失时机地把握历史的机遇,创办了苏北第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其历史功绩不可抹煞,其创业精神可歌可泣,其爱国热情令人钦佩。但他们未能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苏北的实际情况出发,为苏北近代工业的发展作出科学的战略选择,使苏北经济的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价值。教训是深刻的,在把握机遇发展经济的今天,更值得我们认真的品味和沉思。

注释:

①据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附表。《江苏实业志》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料》等整理而成。

②《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9,第72页。

③⑦⑧《申报》光绪八年十二月初六日、光绪十一年三月十八日,光绪九年二月十六日。

④阎永辉《江苏徐州利国驿铁矿纪略》。

⑤余明侠《徐州煤矿史》第79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

⑥胡恩燮《徐州利国矿务局招集商股章程》。

⑨(13)(22)张謇《徐州建行省议》《东方杂志》3期。

⑩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料》第2辑,第939页。

(11)据《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等书整理而成。

(12)(17)(20)《东方杂志》第4、5、6卷《中国大事记补遗》。

(14)(16)胡碧 《灌园撮记》。

(15)胡恩燮《煤说》。

(18)《开平矿务局报告》转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第599页。

(19)参见彭安王《近代江苏市镇化初探》《江苏社会科学》1993年4期。

(21)参见姜新《漫长序曲——江苏铁路初探》《徐州师院学报》1988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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