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新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进展论文,微观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世纪30年代以后，相对于宏观经济学而言，微观经济学曾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发展缓慢。这是因为，一方面，当张伯伦和琼·罗宾逊补充了垄断竞争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厂商理论后，现代微观经济学已初步确立了它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也是最为重要的是，以凯恩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创立了宏观经济学，其目的就是要针对市场调节的缺陷，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理论基础。而正统的微观经济学则始终强调市场价格机制对于经济的调节作用。结果，二战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在各主要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强调政府干预的环境下，微观经济学自然就难以获得进展。然而，60年代中后期以来，政府干预宏观经济所招致的问题愈来愈突出，这就使得经济学家开始重新审视和探究政府与市场调节经济的作用。正是在这种探究中，微观经济学获得了长足的进展。
现代微观经济学不仅象传统所做的那样分析市场价格机制的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也分析市场的失效及其对策。总体上来说，现代微观理论的发展包括很多方面。从内容方面看，几乎在传统理论框架内的每一领域（消费者理论、生产者理论、市场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和福利经济学）都进行了重塑和补充；从分析方法看，数学分析工具不断加深（除微积分和线性规划外，集合论、拓扑学、博弈论等也被成功地引入和应用）；在使用范畴上，呈现出一系列新的表达。例如，交易成本、产权、X效率、资产组合、资产定价、合同或契约、非对称信息、次优、 显示偏好、对偶性，等等。微观经济学的这些新发展，不仅拓宽了微观经济学研究的范围，也为有效解决经济运行中所出现的实际经济问题提供了系统而又丰富的理论。80年代中期以后，这些内容已相继写入现代微观经济学教程中，从90年代开始，诺贝尔经济学奖相继授予在微观领域里作出贡献的人。鉴于微观理论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西方有一些学者甚至希望以微观分析来重新构造宏观经济学，以至于使经济学回复到单一体系中。不管今后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是合还是分，但有一点我们已愈来愈明显地感觉到：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地位正在不断加强。为了较好地把握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新进展，我们认为：大体上可以从如下四大方面来考察。
一、消费者行为和企业行为研究的新进展
关于消费者行为和企业行为的新近研究是从清理经济活动者行为假定开始的。从检验消费者行为是否符合效用最大化或偏好最大化开始，相继出现了显示偏好理论、时间偏好与跨时期选择理论、风险条件下的选择理论、以及选择理论在家庭、婚姻、罪与罚、政治市场等领域的广泛应用；从考察企业行为是否符合利润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入手，经济学家们发展了各种企业理论。
（一）显示偏好理论
在传统的需求理论中，通常假定消费者具有一个性质良好的效用函数（效用理论）或偏好序列（偏好理论），在给定的价格和收入约束条件下，从已知商品集合中选择一个使效用或偏好最大化的商品组合。这种分析只有在消费者的效用函数或偏好序列已知且具有若干良好性质时，才有意义。但在实际生活中，效用或偏好不能被直接观察，能直接观察的只是消费者的选择行为。如果能找到选择行为与偏好之间的某种关系，进而言之，如果消费者的“选择”显示“偏好”，那么，需求理论和偏好理论就可以建立在可观察的消费者行为基础上，这就为检验消费者行为与最大化公理的一致性提供了可能，这就是“显示偏好理论”的基本思想。萨缪尔逊（P·Samuelson）率先提出了这一理论，并经霍撒克（H·S·Houthakker）、里克特（M·K·Richter）等人补充， 建立起一套公理体系，重新证明了需求定律、推导无差异曲线、证明竞争性均衡的存在和稳定性，证明复合商品定理，证明关于社会选择函数的定理，等等，从而使“显示性概念”成为检验各类行为理性的重要方法。此外，“显示偏好理论”也被用于考察经济政策或价格变化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目前国外教科书介绍较多的是它在指数方面的应用。
（二）时间偏好与跨时期选择
传统消费者理论所考察的主要是在确定性条件下消费者的静态选择问题，而在现实中，消费者面对的是不确定性环境下进行跨时期的选择。例如，人们对当前消费胜过对未来消费的评价，这就是时间偏好，在这种观念下，消费者面临着在消费和储蓄之间的选择，即跨时期选择。从现有文献来看，拉姆齐（Frank P·Ramsey）在1928 年发表的论文《储蓄的数学理论》，无疑是第一次从动态最优化角度，探讨了“时际福利”最大化问题，并在一定假设条件下推导了导致最优经济增长的最优储蓄率。顺着这一脉络，阿莱（M·Allais）、萨缪尔逊、戴蒙德（P·A·Diamond）等提出了与拉姆齐的“无限期界模型”（Unlimited Horizon Model）不同的“交叠世代模型”（Intergenerational Model），目前，动态的“跨时期选择”已在现代经济学中有普遍的应用。
（三）风险条件下的选择问题
本世纪60、70年代以来，随着认知心理学和其它心理分支的发展和成熟，人们对新古典理性假说或预期效用理论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在确定条件下，理性公理假设成立，而在模糊或不确定条件下，人的行为常常违背理性公理假设。因此，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决策，必须考察人们的复杂心态，例如选择中存在遗憾和喜悦的心理感情，也存在模糊的认知，因而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三种有代表性的理论：观望理论、遗憾理论及模糊模型。
在风险大量存在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回避风险就十分重要，因此，对保险市场、证券市场、期货合同等问题的研究，成为微观领域的一个活跃分支。最为突出的成就包括：风险资产（衍生证券）、代价理论、资产组合选择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套利定价理论等等。
（四）厂商理论的新发展
我们知道，新古典厂商理论研究的是一种原子式厂商，即把厂商当作一个黑箱，或把厂商行为等同于一个使利润最大化的个人业主行为，所有的问题都抽象在生产函数之中。这样，厂商组织规模大小似乎无关紧要，厂商内部组织效率似乎也不成其问题，厂商内各成员间的努力也似乎是无差异的。然而现实与理论的差异是巨大的，围绕着上述三个“似乎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企业理论面向现实逐步得以发展起来。
1.企业的本质和边界。这一问题最早由科斯使用“交易成本”来解释：企业存在是为了减少市场交易成本，从而把交易转移到企业内部。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5）、克莱因等（Kleinetc，1978）、格罗斯曼和哈特（Grossman，Hart，1986）、Tirole（1986）等人从资本专用性、不完全合约与纵向一体化等角度，阐述了企业存在的理由和合理规模问题。
2.企业的内部组织效率问题。在一个企业内部，如何有效地利用信息，激发雇员积极性？如何设计竞赛、晋升规则？发放奖金？等等。在这方面，阿尔钦和德姆塞茨（Alchian，Demsetz，1972）从团队生产角度解释了企业内部结构的激励问题（监督成本）。威廉姆森等人研究了不同内部组织形式将存在不同效率。
3.最大化厂商模型与委托—代理问题。如果考察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现实，则作为厂商代表的经理并不必然追求最大利润目标，而是按照个人主义的原则，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正常情况下，经理层依据其特定信息优势而独享决策权，其行为与动机必然对企业行为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在现代企业组织条件下，投资者的潜在权力大部分未经行使就丧失了，只剩下资本市场通过被接管的威胁对经理产生一种完全制约。后来发展起来的“委托—代理理论”所要解决的正是针对经理对厂商利润最大化的偏离。当然，在企业内部各个层次之间也需设计一个合理的激励机制和行为约束。这一研究就使得企业本身已不是最小的分析单位了。
4.管理行为理论与非最大化的厂商理论。管理行为研究者着重从生产者理性行为假设考察，结果发现新古典主义“个人理性假定”是值得怀疑的。西蒙（H·A·Simon ）提出了个人有限理性和追求满意而非最大化效用的假说，利本斯坦（H·Leibenstein）提出了“X—非效率理论”，形成了“非最大化厂商理论”。尽管这一研究路线目前尚未纳入主流，但是它从现实企业内部并非是有效率这一事实出发，着力研究如何提高内部效率、改进配置效率，意义十分重大，因为它关注了重要的“微观—微观问题”，成为“最大化厂商理论”的一个重要补充。
二、博弈论及其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
传统微观经济学在谈到个人决策时，通常认为这是一个在给定价格参数和收入条件下的最优选择问题，个人的选择不影响他人，也不依赖于他人。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人与人之间的选择是相互作用的，不考虑对手的反应是不理智的。从另一方面来看，博弈论或称作对策论，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的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因此，从本质上来说，现实中大量的经济活动可以用博弈论来分析。在当代，冯·诺伊曼（Von Neumann ）和摩根斯特恩（Morgenstern）是首次系统地把博弈论引入经济学的学者， 1944年他们合作出版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成为划时代的里程碑。
50年代，是博弈论大发展的年代。合作博弈获得了空前的进展，非合作博弈也开始产生，纳什关于均衡的定义、图克（Tucker）提出的“囚犯难题”，奠定了非合作博弈的基础。到了60 年代， 泽尔腾（R ·Selten）改善了纳什均衡的概念， 引入了动态分析； 豪尔绍尼（J ·Harsanyi）则把不完全信息引入博弈研究； 到了80 年代， Kreps 、Wilson等发展了动态不完全信息博弈的模型，提出了著名的“信誉”问题模型。值得指出的是，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绝大多数应用模型都是在70年代中期之后发展起来的。大约从80年代开始，博弈论逐渐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已成为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基础。
我们知道，微观经济学的原有分析是一种局部均衡分析，而在博弈论基础上，经济分析的重点就是对经济活动参与者行为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从而使经济分析更贴近实际。除了方法论上的贡献之外，博弈论对现代微观理论乃至经济学的意义至少还有两点：
第一，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加深了经济学的分析。（1 ）从传统经济学的主流来看，微观经济学主要分析了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均衡行为，尽管张伯伦与罗宾逊夫人于30年代提出了不完全竞争，但其分析非常有限，泽尔腾把博弈论引入垄断经济分析以及豪尔绍尼提出不完全信息对策后，才使得经济学家们对市场经济有了深刻的认识，由于这一突破，也推动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人们可望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角度重新制定国家的贸易政策；（2 ）市场价格机制的分析一直是新古典理论的核心。80年代以来，信号在对策过程分析中作用日益显著，于是市场交换过程能得以仔细的考察，因此，微观机制的静态分析得到了动态化；（3）从宏观经济学领域看， 凯恩斯曾掀起了一场革命，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生活，然而这种宏观分析缺乏微观基础，因为政策的调整与微调势必引起公众的反应，显然政府与公众就构成了一个N 人对策，且是一个无限的过程；（4 ）从当前宏观经济理论的最新发展看，不完全信息博弈理论以及序列均衡博弈理论将会使理性预期宏观经济学（或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更成熟、更接近于实际；（5 ）博弈论在拍卖行为研究中、以及在经济机制设计理论（如委托人—代理人关系和激励机制等问题）与长期困扰经济学家的“免费搭车”问题（公共财政学）等方面，都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第二，突出了理性人在经济分析中的价值和地位。众所周知，承认人的私利心、并认为人们工于计算、追求最大—最小原则，这是经济分析的前提条件。事实上，对这一点的强调，博弈理论研究者有过之而无不及。非合作博弈理论的基本概念——纳什均衡，就是最小最大定理的副产品，它的存在性就是模仿了最小最大定理前已知道的证明而证得的。在颤抖手均衡、序列均衡以及不完全信息博弈分析中，个体的理性是讨论的基础。在N人合作博弈理论中，个人理性也是谈判合作的基石；在重复对策中，个人理性更是起着基本作用。纳什均衡并不一定得到帕累托最优，但在重复对策中，理性人可能会从“囚犯两难”中吸取教训，当时间贴现足够低、并且由于背信弃义而损害自己名誉所带来未来收益的减少足够大，这时，人们将合作从而实现帕累托改进。正由于博弈理论家们对理性人不厌其烦地剖析与研究，理性人背后深藏的文化问题已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从而又推动了文化—经济的深入研究。
三、市场失效和政府规制问题的深入研究
论证市场价格机制的资源配置功能，构造和完善一般均衡的理论体系，可以说是传统微观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构成了当代微观经济理论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但是从社会福利角度来看，价格机制并不是万能的，它不可能有效调节人们经济生活的所有领域，这就出现了“市场失效”。从纯经济分析角度看，导致“市场失效”的原因主要包括：外部性、公共产品、非零交易成本、市场权力（即垄断的存在或过度的竞争）以及信息问题。
（一）外部性理论
最早对“外部性”问题进行研究的是剑桥学派的两位奠基者Henry Sidgrwick和马歇尔。尤其是后者，在1890年首创了“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这一对概念。到20世纪20年代，庇古出版了《福利经济学》，补充了“内部不经济”、“外部不经济”这一对概念。1928年，阿温·杨（A·Young）在著名论文《收益递增与经济进步》中系统地阐述了动态的外部经济思想。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二战以来，外部性理论从如下三条路径进行发展：（1）遵循庇古的研究思想， 对众多的外部不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些问题包括交通拥挤（1968年，E·J·Mishan在他出版的《经济增长的代价》中关注了这一问题），石油和捕鱼区相互依赖的生产者的共同联营问题以及日益受人关注的环境污染问题。（2）针对外在性（尤其是外在不经济）问题， 提出了众多的“内在化”途径。除传统的政府干预方式外，1960年罗纳德·科斯提出了明晰产权的思路。此外，英国经济学家、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E·米德（J·E·Meade）曾于 1972 年提出了尔后为阿罗（K·Arrow）进一步发展了的另一种方式， 即认为外在性的存在内在地等同于竞争性市场的缺乏。（3）沿着马歇尔，尤其是杨格， 关于“规模经济”（动态的外部经济）思路进行发展。1970年齐普曼（J·S ·Chipman）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规模的外在经济与竞争均衡》一文，再次继承了这一思想。1986年芝加哥大学保尔·罗默（Paul Romer）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收益递增与长期增长》，首次系统地建立了一个具有外在效应的竞争性动态均衡模型；1988年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Jr·）在《货币经济杂志》上发表了《论经济发展的机制》一文，明确地把人力资本的外在效应存在当作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总之，在以上诸人的努力下，“新增长理论”已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热点。
（二）公用产品理论
公用产品在很大程度上区别于私人产品，就在于它具有“公共性”，可以提供一种正的外部效应，而且在原则上它能使社会全体成员享受这种外部收益。如果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则永远不可能实现公用产品的有效配置，因此如何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就成为长期以来困扰经济学家的一道难题。50年代，萨缪尔逊提出并部分解决了公用产品理论的一些核心问题：（1）如何用分析的方法定义集体消费产品？（2）怎样描述生产公用产品所需资源的最佳配置的特征？（3 ）如何评价能给公共部门的支出提供财源的既有效率而又公平的税收体系的设计？70年代以后，公用产品理论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上：如何设计一种机制，使之保证公用产品的决策者贯彻效率原则，从而避免“白搭车”现象？第一种思路是将公用产品供给的决定诉诸政治程序，用公共投票方式解决；第二种思路是设计一种计划程序诱导个人会基于自己利益而真实显示其对公用产品的偏好。克拉克和格罗夫斯（Clarke，Groves，1976）等人对后一思路进行了大胆探讨。
（三）交易成本与产权理论
正统微观经济学所关注的是，在既定私有制财产结构下，如何解释市场的作用，如何建立市场行为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模型。这就意味着零交易成本。但事实上，现实世界中存在大量的经济运行费用和摩擦力，这些问题又会严重影响企业行为和市场资源配置的效果。科斯把这一问题归结为市场与组织的产权界区上出了问题，并用交易成本来解释。在交易成本学派的学者看来，在理性有限、机会主义行为以及未来不确定性几种因素综合发生作用时，市场作为交易管理机制就会失效。
当科斯把交易成本引入社会成本问题时，就引出了法与经济学的问题，即科斯问题及科斯定理。科斯定理在实际中形成了三种不同解释：产权和合同思路、公共选择思路和自由竞争思路，从而引导出产权理论的不同路线。每一路线观察角度虽不同，但结论几乎相同：市场失效问题本身可以尝试通过私人协议的方式去解决，而不必抛弃市场机制，这就涉及到将经济学运用到法律（习惯法）分析中，无疑这是微观理论发展的一个重大突破。
（四）市场权力与政府规制的理论和实践
在私人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还可能会产生另一类市场失效问题——由市场结构的缺陷或市场权力的失控而引起的失效。这就是：一方面出现了大企业的垄断；另一方面又出现了过度的市场竞争，或在信息不完全、预期不准确条件下展开的“盲目的竞争”，这一切都会使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失去效率，或者使社会消费的公正原则也遭到破坏。市场机制在这两方面的失效，构成了现代微观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构成了政府规制的一个重要理由。然而，在实践中，政府规制并不总产生预想的效果，同样会产生政府规制的失效问题。从经济理论分析的角度重视这些问题，主要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情，并由此引发了人们对竞争和垄断性质的重新认识。
关于政府规制的一个重要领域就是所谓自然垄断问题的讨论。在西方市场经济中，国家有时对某些行业的价格和进入实行全行业管制，只允许一家企业垄断全部生产。这就是自然垄断。70年代以前的传统理论认为，从全社会利益出发，政府必须对自然垄断进行管制，因为自然垄断企业存在规模经济，其平均成本随产量增加而持续下降，自由竞争可能造成低效率，因而某种程度的政府干预是必要的。7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80年代以来，W·J·鲍莫尔（W·J·Baumol）、潘哲（J ·C ·PAAzar）、威利格（R·D·Willig）等人对自然垄断有了新的认识。他们认为，即使规模经济不存在，即使平均成本上升，只要单一企业供应整个市场的成本小于多个企业分别生产的成本之和，由单一企业垄断市场的社会成本就仍然最小，该行业就仍然是自然垄断行业。因而新的结论是，对自然垄断的企业，有时要管制，有时不要管制，要根据平均成本的升降、企业承受力的有无，采取不同的对策。其中，“企业的承受力”保证垄断企业不被潜在竞争挤出市场，从而潜在的竞争可以代替管制，这就是所谓可竞争市场的作用。
四、不确定分析和信息经济学的理论进展
从近三十余年的发展来看，不确定性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已构成了微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领域。把不确定性和信息问题（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全）溶于经济分析中，使经济分析的环境条件向经济现实跨近了一大步，增强了经济理论对经济现实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
（一）不确定性经济学
在不确定性分析方面，美国芝加哥学派创立者弗兰克·奈特教授作出了开创性贡献，明确地把不确定性与风险作为一种经济问题来分析。他在1921年出版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一书，至今仍被认为是这一领域的经典之作。大约从20世纪50年代起，这一问题开始引起经济学界和一些数学大师的广泛关注，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有：阿罗、萨维奇（L·J·Savage）、德布勒（G·Debreu）、安斯考伯（F·J ·Anscombe）、奥曼（R·J·Aumann）、雷法（H·Raiffa）、 萨缪尔森、阿莱（Maurice Allais）等。他们的主要成就包括：运用概率论来度量风险和描述不确定性，运用数学公理化方法刻画不确定性环境下人们的经济行为（决策理论），引入精细的决策树分析，以及将不确定性分析深入一般均衡模型之中。此外，对回避风险、减少不确定性的途径等问题，也有相当多的探讨。
（二）信息经济学
在20世纪上半叶，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信息经济学的思想启蒙作过贡献。例如：凡勃伦（T·Veblen ）从知识增长作为财富主要源泉角度（1919年出版《资本的性质》），哈耶克（F·Von·Hayek ）从市场信息角度，马夏克（J·Marschak）、阿罗和西蒙（H·A·Simon）从统计决策和管理决策角度，鲍莫尔（W·J·Baumol）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等等。1959年马夏克发表了“信息经济学评论”一文，首次正式使用了“信息经济学”这一概念。几乎与此同时，西蒙的《管理决策新科学》（1960）、施蒂格勒（G·Stigler）的《信息经济学》（1961）、马赫卢普的《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1962）、阿罗的《保险、风险和资源配置）（1965）、 以及希尔（Hill ）的《经济学与信息论》（1967），分别从管理与统计决策、信息搜寻、知识产业、信息社会和信息论角度，奠定了信息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础。从近三十余年的发展来看，在微观领域，信息经济学有两个重要的研究分支：一是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经济分析，关心的是“信息成本”和最优的信息搜寻。二是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经济分析，这是现代信息经济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有人甚至把这一领域的发展称为“最近20多年以来微观经济理论的最活跃的研究领域”。〔1 〕西方学者往往把非对称信息条件下市场参与者的经济关系，称为委托人—代理人关系，因而非对称信息经济理论被称为委托人—代理人理论。〔2 〕在众多的委托人—代理人关系中，有两类现象极为典型，从而形成两类模型：一类是研究事前非对称信息条件下出现的“逆向选择”模型，另一类是研究事后非对称信息的“道德风险”模型。人们为了减少逆向选择带来的负效用，一般通过大量施放市场信息来实现；对于败德行为，则采取设计最优契约，以有效地显示信息。此外，近年来，在激励与机制设计的主题下，一些成就引起了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例如由维克里（W·S·Vickrey ）开创的拍卖问题的研究，以及由他奠基并由米尔里斯（J·Mirreless）精细化的最优税制问题的探讨，受到经济学界一些人的青睐，此二人因此荣获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与此同时，美国哈佛大学1995年出版的供该校研究生使用的《微观经济学理论》，最后一章（即第23章）花了近70页的篇幅（第857～925页），以此为题开展了讨论。
注释：
〔1〕参见A·Mas-Coleel,M·Whinston and J·Green: Microcconomic Thcory,Harvard Uni·Press.1995,P.436.
〔2〕由于这一理论关心的是非对称信息情形下的最优交易契约， 故又称作契约理论，也有人译作合同理论。这就是委托人为了使代理人在其不能观察的行为中采取与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相一致的个人行为，需要设计一种能够达到委托人目的、且代理人愿意接受的合同或契约。这也就是所谓激励一致性的信息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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