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能否促进出口结构的优化——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面板论文,结构论文,数据模型论文,金融论文,动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贸易开放和金融发展呈现出“贸易先行，金融滞后”的发展特质。中国企业受制于当前较低的金融发展水平，难以突破融资约束，仍然局限于传统优势行业，对外贸易的大规模增长更多是依赖于低端的加工贸易。中国需要优化生产结构进而促进对外贸易模式的调整和升级。金融部门发展的相对滞后是制约中国贸易模式转变的重要因素。因此，在产业结构调整的基础上应该通过金融发展来提升中国的出口结构。基于此，本文以现有文献为基础，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金融发展与出口贸易结构的内在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并通过对发达国家贸易和金融发展关系的经验分析，提出适用于中国结构调整与贸易转型的政策建议。
一、相关文献综述
金融发展除了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之外，对分工模式、生产模式以及出口贸易结构的调整也有着重要意义。已有文献从不同方面探讨了金融发展对一国贸易结构的影响，认为金融发展能够促进一国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Kletzer和Bardhan（1986）首次提出金融发展影响一国比较优势的理论分析框架，认为资金借贷的成本差异会影响一国的比较优势，进而影响一国的生产分工及贸易模式。Beck（2002）运用两部门分析框架，指出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会促使该国在规模经济部门形成比较优势，并且成为该部门产品的净出口国。完善的金融市场能够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进而提升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比较优势，促进该行业产品的出口。由此可见，金融体系优势能够促进出口结构的优化。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齐俊妍（2005）将金融因素引入H-O理论框架，从理论上探讨金融发展对一国资本存量转化为投资的促进作用，由此影响一国要素禀赋和国家间技术差异，最终对该国比较优势和贸易结构产生影响。Ju和Wei（2008）建立一般均衡分析框架，认为金融体系质量和要素禀赋共同决定了生产和贸易模式。和红（2009）在Hechscher-Ohlin-Samuelson模型的基础上，引入金融制度因素，认为中国金融体制的欠缺导致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总体低下，因此完善金融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对于中国产业技术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升级与变迁极为重要。
金融发展对贸易结构的影响作用还得到了实证检验结论的支持。Beck（2003）、Svaleryd和Vlachos（2005）从事实上验证了Kletzer和Bardhan（1987）的理论假说。Beck（2002）选取65个国家30年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认为金融体系的有效运作能够使企业克服融资约束，从而可改善一国的生产和贸易结构；在此基础上，Beck还进一步探讨了金融发展和制造业贸易模式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会促使一国制造业出口占GDP的比重提高。孙兆斌（2004）以中国1978～2002年的金融发展与出口商品结构为研究对象，运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证明了金融发展水平对一国出口商品结构的长期影响效应，而出口商品结构的升级和优化有赖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同时，陈建国、杨涛（2005）、余佳阳（2006）等人的实证研究也都支持了这一观点。Hur，Raj和Riyanto（2006）以42个国家的27个产业为研究对象，研究结果显示，那些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经济体其出口份额相对较高。Bao和Yang（2009）采用中国29个省份的1990～2004年的数据，探讨金融发展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显示，金融效率在决定贸易模式和比较优势上，比金融规模更为重要；金融发展程度高低受金融体系规模和金融体系效率共同影响，但金融体系效率的影响效果更为重要。齐俊妍（2010）选取中国2001～2006年30余个行业的数据，考察中国金融发展与不同行业出口竞争力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滞后是制约中国出口贸易结构优化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金融发展对出口结构的影响作用已经得到理论及实证研究结论的支持。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在考察一国金融发展对不同类型产品出口影响的基础上，探讨并强调了一国金融结构对出口结构的影响；此外，本文还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金融发展对出口结构影响的内生性问题。
二、金融发展与出口结构关系的初步描述
本文通过散点图对金融发展与出口商品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初步分析。这里选取三类金融发展代理指标，即私人信贷占GDP比重表示的金融中介发展指标、以股市市值占GDP比重表示的金融市场发展指标和以二者之比作为金融结构的代理指标，并对样本国就金融结构类型进行区分；同时，本文将BEC五分类产品各自的出口份额视为一国出口商品的结构①。
下页图1为反映金融发展水平与一国出口结构之间关系的散点图。其中，图1—1反映的是金融中介发展水平与出口结构之间关系的散点图，图1—2反映的是金融市场与出口结构之间关系的散点图，图1—3反映的是金融结构与出口结构之间关系的散点图，图中直线为反映二者线性关系的拟合线。由图1—1和图1—2可知，金融中介发展水平与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对商品出口结构的影响并无显著差异，它们与资本品和零部件产品的出口存在显著正向相关关系，而与其他三类产品出口显示出不同程度的负向相关关系，这其中与初级品出口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这表明，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倾向于出口资本密集型的资本品和零部件，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则倾向于出口其他三类产品。而金融发展水平与初级品出口之间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也表明，以初级品出口为主的资源禀赋型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低于其他出口结构类型的国家。
以上两类指标是对各国金融发展绝对水平的描述，下页图1—3所反映的是两类指标相对发展水平的描述，也即金融结构与出口结构之间关系的描述。由图可见，金融结构与资本品、零部件和消费品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而与初级品和加工品之间的相关关系则不显著。其中，金融结构与资本品和零部件之间有明显负向相关性，而与消费品之间则存在正向相关性。由此可知，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倾向于出口资本密集型的资本品和零部件，金融中介发展相对较高的国家倾向于出口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初级品和加工品的出口则不受金融结构的发展变化的影响。
由上述分析结论可知，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绝对发展水平对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方向一致，但金融结构对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方向和前两者相比截然不同。这说明，在强调金融发展绝对水平对出口商品结构影响的同时不可忽略金融结构对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这涉及金融发展方向选择的问题，将会在实证分析部分展开论述，这里仅就各国当前金融结构的分布进行简单描述，以为后续实证分析所用。
图2显示的是各国金融结构的分布，金融结构值越大，表明该国金融发展越倾向于以金融中介主导。由图可知，发达国家更倾向于以金融市场为主导的金融结构，而发展中国家则倾向于以金融中介为主导的金融结构。换言之，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一国越倾向于以金融市场为主导的金融结构；反之，一国则倾向于金融中介为主导的金融结构。
三、指标选取、数据来源与实证模型的构建
本文运用计量模型就金融发展对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首先，构建静态面板数据模型，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其次，考虑到上一期的出口行为会对当期出口产生影响，导致使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有偏，因此选择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进一步分析。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本文所选取的样本数据为大N小T型，选择广义矩估计方法（GMM）对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当模型中解释变量包含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时，模型会出现内生性问题进而导致与传统方法的估计结果非一致，Arellano和Bond（1991）提出一阶差分矩估计方法，用水平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来克服模型内生性问题。但是由于水平滞后项是差分方程中内生变量的弱工具变量，因此需要寻求更好的工具变量。同时，考虑到核心解释变量金融发展可能会存在内生性，本文选用Blundell和Bond（1998）提出的系统GMM估计方法，将金融发展视为内生变量，其他控制变量视为外生变量进行估计。
本文选取BEC数据五分类产品各自占总出口的比重作为反映一国出口结构的指标。关于金融发展指标的选取，相关学者已经做出较为详尽的研究。Do和Levchenko（2007）将私人信贷规模占GDP比重作为衡量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齐俊妍（2011）选取私人信贷占GDP比重、金融流动资产占GDP比重、股市市值占GDP比重、股票市场交易额占GDP比重这四类指标作为金融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此外，Love（2006）借鉴Demirguc-Kunt和Ievine（1996）的方法，将表示金融发展水平的代理指标区分为金融中介发展指数、股票市场发展指数，并将二者之和作为反映一国金融发展总体水平的指标。本文综合以上方法，分别选取私人信贷规模占GDP比重、股市市值占GDP比重作为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变量，其中前者为金融中介发展指标，后者为金融市场发展指标，并将私人信贷规模与股市市值相除作为金融结构指标的代理变量。
表1为本文中所用变量名称及数据来源。此外，本文将人均GDP、入学率、贸易开放度以及FDI比重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分别对不同类型的出口商品结构进行回归，通过对比分析考察金融发展水平对一国出口结构的影响。
四、实证结果分析
1.静态模型结果分析
本文首先运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通过Hausman检验对模型进行筛选，核心解释变量估计结果汇总于表2（见下页）。从表2的结果中可以看到，单就系数的符号而言，其表示的金融发展对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与图l中所展示的关系基本一致。从估计系数的显著性来看，金融结构对资本品和零部件存在显著负效应，对消费品和加工品存在显著正效应，这说明金融中介的发展有利于消费品和加工品出口，而金融市场的发展有利于资本品和零部件的出口。但就金融中介（BPC）与金融市场（SMC）这两个指标的情况来看，对出口商品结构的作用效果不一致。笔者认为问题可能出在以下两方面，一是模型设定方面还存在问题，二是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就第二个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修正解决，而模型设定方面存在的问题仍需后续研究深入探讨。
2.动态模型估计结果
本文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GMM）和两步法对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通过模型二阶序列相关检验和sargan检验可知本文设定的模型全部通过了二阶序列相关性检验，即残差项不存在显著的二阶序列相关性；从sargan统计值及其P值来看，本文设定模型的工具变量选取合理，不存在工具变量过度识别问题③。
这里需要就本文设定模型的内生性问题进行简要说明。齐俊妍等（2011）在就金融发展对出口影响的研究中，仅考虑了前一期出口行为对当期出口行为影响的内生性，并未考虑金融发展的内生性问题。但从已有金融发展对一国比较优势影响的研究成果来看，金融发展不仅是一国贸易比较优势的来源，反过来也受一国贸易发展的影响，即金融发展内生于一国贸易比较优势发展变化的过程中（赵春明、郭界秀，2010）④。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在运用动态模型进行估计时将金融发展指标设定为内生变量，以便能够更好地解决模型内生性问题，为研究金融发展对一国出口结构的影响提供更可靠的估计结果。
接下来就动态模型估计结果进行分析，表3为模型估计结果⑤。表3中模型I、Ⅱ、Ⅲ、Ⅳ分别表示将不同控制变量纳入模型时，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模型I表示控制变量选取人均GDP（GDPPER）、FDI流入占GDP比重（FDI/GDP）、入学率（SE）以及贸易开放度（TRADE）时，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模型Ⅱ表示去除人均GDP（GDPPER）这一控制变量后，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模型Ⅲ表示去除人均GDP（GDPPER）和贸易开放度（TRADE）这两个控制变量后，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模型Ⅳ表示去除人均GDP（GDPPER）、贸易开放度（TRADE）与入学率（SE）这三个控制变量后，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⑥。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出选择不同的控制变量纳入模型时，除STR之外BPC、SMC的估计结果与表3中模型I基本一致，说明模型较为稳健。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基本与预期相符。
由表3所列结果可知，和其他几类产品相比，初级产品模型的估计结果显著性和稳健型较差，且初级产品出口对外部融资的依赖性也较弱，其生产更多地依赖于一国自身的资源禀赋，故本文将重点分析其他四类产品的模型结果。总体来看，较静态模型估计结果而言，动态模型估计结果显著性明显好于静态模型，结果的稳健性也优于静态模型，这也进一步验证了动态模型估计的必要性；其次，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项的回归系数显著大于其他解释变量，其结果更为显著和稳健，这表明各类产品的出口具有较强的连续性，前期出口行为对当期行为影响较大；并且，金融发展指标当期系数的符号与滞后一期系数的符号基本全部相反，当期系数为正时表明金融发展对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仅限当期即存在短期效应，当期系数为负时则表明金融发展对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存在滞后效应。
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为各类产品的出口份额，这就意味着一类产品出口份额的增加将会使另一类或几类产品出口份额减少，仅就某一个金融发展指标来看，其对各类产品出口份额的影响方向不会全部一致。换言之，一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动是相对变化的，即此消彼长。具体到每一个金融发展指标来说就是，其对不同产品出口的影响作用将会有差异。本文将资本品和零部件视为资本密集型产品，消费品和加工品则视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并分别将各分类产品估计系数按类别加和后作为资本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估计系数。具体到各个产品的模型，当期金融中介发展水平（BPC）对当期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CAP+PAC）存在抑制作用，对当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CON+PRO）存在促进作用，滞后一期金融中介发展水平（L.BPC）对当期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CAP+PAC）存在促进作用，这说明金融中介发展对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存在滞后效应，金融中介发展水平的提高在短期内不会促进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当期金融市场发展水平（SMC）对当期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CAP+PAC）有促进作用，对当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CON+PRO）有抑制作用，但滞后一期金融市场发展水平（L.SMC）对当期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存在抑制作用，这说明金融市场发展对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存在短期效应，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在短期内促进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综合以上结论，就当期模型而言（短期内），金融中介的发展将促使出口结构倾向于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金融市场的发展将有利于出口结构倾向于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最后，金融结构指标（STR）对应模型I，Ⅱ，Ⅲ中的估计结果均存在不同程度上估计系数不显著的情况，模型Ⅳ的估计结果较为理想，验证了上述推论，即以金融中介为主导的当期金融结构（STR）促进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CON+PRO），而以金融市场为主导的当期金融结构促进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CAP+PAC）。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就金融发展能否促进出口结构的优化从理论和实现方面进行了辨析和检验，通过对不同分类出口产品的考察发现：金融发展对一国出口结构有显著影响，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出口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且金融发展对出口结构的影响具有内生性；一国的金融结构对其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也有显著影响，以金融中介为主导的金融结构对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存在抑制作用，而以金融市场为主导的金融结构则能够促进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
金融发展水平影响出口结构已经在现有理论及实证研究结论中得到支持。与现有结论相比，本文将金融发展作为内生影响变量考察其对出口结构的影响，并揭示出金融结构对一国出口结构的升级有何影响。换言之，在金融发展对出口结构影响的研究中其内生性问题不容忽视，在强调金融发展影响作用时还需考虑金融结构的影响作用。因此，在一国出口结构转型与升级的过程中，内生性问题和金融中介与市场的相对发展将会产生重要影响。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对外贸易产生了严重冲击，特别是对出口贸易产生了显著负影响。我国对外贸易模式及出口结构的转型升级已迫在眉睫。结合危机后全球经济发展变化的趋势及我国经济发展形势，本文所得结论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危机后，中国在外部需求减弱的条件下如何实现出口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将是中国经济能否实现转型的重要因素。在注重政策支持的同时，应当重视金融发展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同时注重金融结构的调整与改革。当前，中国金融结构仍以银行为主导，金融市场相对于金融中介发展滞后，特别是在以国有银行为主导的银行体系中存在的大量信息不对称问题使得融资成为很多高新技术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面临的一大难题，这都不利于中国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因此，在经济转型的背景下，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将是出口结构调整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与此同时，考虑到金融发展的内生影响，在转型与升级过程中强调金融发展及金融结构影响作用的同时，不能单纯或片面地强调金融发展的重要性，还应注意到它们同其他影响出口的因素间的相互关联及影响，孤立地重视金融发展的影响将可能会起到事倍功半的成效。由此可知，金融发展及结构性改革是危机后我国的经济转型与贸易升级中的关键，但绝非其一己之力所能实现。
注释：
①具体样本和变量描述参见后续实证分析部分。
②本文共选取55个样本国家：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玻利维亚、巴西、文莱、保加利亚、柬埔寨、加拿大、智利、中国、香港、哥伦比亚、塞浦路斯、捷克、丹麦、厄瓜多尔、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爱尔兰、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马来西亚、马耳他、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韩国、罗马尼亚、俄罗斯、新加坡、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泰国、土耳其、英国、乌拉圭、美国、委内瑞拉、越南。
③二阶序列相关检验和sargan检验结果限于篇幅未予以列出，如需要请向作者索取。
④相关研究文献可参见其中。
⑤由于篇幅所限文中仅列出核心解释变量估计结果，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⑥核心解释变量与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由于篇幅所限不在文中列出，如有需要请向作者索取。
标签：金融论文; 金融中介论文; 金融结构论文; 贸易结构论文; 控制变量论文; 贸易金融论文; 解释变量论文; 资本密集型论文; 动态模型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