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人眼中的数据新闻实践：价值、路径与前景_大数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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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数据新闻”也称“数据驱动新闻”，其概念兴起于英美的新闻圈。2013年以来，“数据新闻”“大数据”成为国内新闻传播界的热门话题。同时，伴随网易、搜狐、《新京报》、财新、新华网等媒体推出相应的数据新闻栏目，国内媒体开始系统探索数据新闻本土化发展，而一些优秀的数据新闻作品的发布也逐渐引发了用户和研究者对之的关注。

       数据新闻在英美等国的产生与兴起得益于相应的媒体历史传统和独特的政治文化背景。与之相比，中国媒体的发展历史和面临的环境迥异。因此，本文的研究问题是：在当下的大数据时代，中国的数据新闻实践呈现出怎样的生态图景，是什么因素在推动或阻碍这场社会实践？本文试图将这个问题进一步细化为三个具体的问题：其一是中国媒体人如何看待大数据和数据新闻的价值，其对媒体有哪些影响？其二是国内的数据新闻已发展出哪些不同类型的实践路径？其三是媒体人如何看待这种新闻业态遭遇的阻碍和前景？

       一、文献综述

       “数据新闻”的兴起得益于多种因素的促动，而在错综复杂的影响因素中有两条清晰的脉络值得关注。

       其一是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促使西方社会掀起了开放数据运动，数据新闻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是新闻界呼应这场社会民主运动的重要举措。Rogers(2013)在对《卫报》数据新闻所做的经验总结中提及，从华盛顿到悉尼，从加利福尼亚到伦敦、巴黎、西班牙，数据新闻代表着一场信息透明化的新运动。英、美、澳、新、西、法等国政府纷纷推出了数据门户网站，并发布了大量数据集，这为新闻界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新闻来源。Coddington(2015)也提及数据新闻的兴起与西方社会的民主传统息息相关，因为诸多此类报道都与支持政府开放的主张和行动相联系，并遵循调查性报道为公众服务的传统。他在对数据新闻特征进行辨析的研究中特别强调开放性和公众的地位，他认为，开放新闻生产过程与新闻产品本身就是数据新闻的核心理念。公众在数据新闻中处于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另一项通过深访英、美和芬兰等国六位知名的数据记者的研究中，Uskali和Kuutti(2015)发现数据新闻正发展出两种模式，即“调查型数据新闻”(investigative data journalism)和“常规型数据新闻”(general data journalism)。而调查型数据新闻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西方调查性报道的模式，并推动了媒体对政府的监督，也为媒体赢得了诸多荣誉。

       其二则是伴随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更迭，有着计算机辅助新闻报道传统的西方新闻界正兴起“一种朝着量化方向转变的趋势”(Petre，2013)，这在美国表现尤为明显，这种趋势正被视为新闻界转型的一大方向。Uskali和Kuutti(20]5)在一项研究中指出数据新闻的兴起与计算机辅助报道等传播技术在新闻报道中的运用不无联系，并强调美国在这个方面相比欧洲具有更深厚的历史底蕴。20世纪60、70年代开始，美国开始逐步普及计算机辅助新闻报道(CAR)，同时以社会科学方法获取报道资料，并采用量化方法对事实或现象进行调查和解读的“精确新闻学”也随之诞生。“大数据”时代来临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交织影响，使采集、分析、计算量化数据的便利程度和可开发程度大幅度提升，这成为新闻报道的一种必要的方式，并催生了数据新闻实践。反过来，数据新闻实践也构成了媒体转型变革的有机组成部分，推动媒体拓展报道的方式和形态，为公众提供更富有价值的信息和服务。

       对比国外的数据新闻实践，国内媒体推行数据新闻并不滞后。但限于不同的媒介传统和媒介环境，国内的数据新闻实践在经历了此前如火如荼兴起的热潮后开始进入一个发展的瓶颈期，各种掣肘因素逐步显现。刘义昆(2014)分析国内尝试数据新闻的多是并无采编权的网络媒体，缺乏采编权影响了这些媒体对数据新闻能量的开掘与未来的发展。而《南方都市报》数据记者邹莹(2015)也曾感慨，“发现在国内做数据新闻，最痛苦的莫过于数据缺失，太多数据未公开。这类选题，一旦碰壁，倍感无力”。方洁、高璐(2015)的研究发现国内的数据新闻领域并未建立较为完整、全面和具体的专业规范，一些做法并不符合数据新闻兴起的基本理念。这些使观察国内数据新闻实践的生态图景成为研究者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研究方法

       本文对七个来自不同机构的媒体人进行深度访谈，希望通过这种研究方法来解答之前的疑问。我们认为这种基于个体经验的研究虽然不可避免地具有代表性上的缺憾，但是宏观的媒介变迁会以不同的方式投射到不同的媒体人身上，从而影响媒体人的职业历程，反过来，媒体人的个体历程也体现出了这种媒介变迁的共性。因此通过微观层面的深度访谈，能提供更为多元的个体体验，为我们描绘更全面的媒体实践的图景。

       在访谈对象的选择上，我们尽量覆盖具有代表性的媒体人(见表1)，他们来自不同性质、不同形态的媒体，他们在媒体中所处的职位和角色也有所差异。

      

       围绕研究问题设计了相应的访谈提纲，访谈提纲确定了主要的问题和框架，在正式访谈前，采访者根据被访者所在媒体、从事的工作与职位做了相应的调整。

       三、研究发现

       (一)价值认知与观念变革

       大数据给媒体带来转型机遇。商艳青认为，大数据给人类生活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可量化的维度，“大数据时代到来，是一个趋势，媒体应该去进化，去应用它，去拥抱它”。①

       在大数据时代，媒体拥有更好的手段去发现新闻事实和表达观点，这是大数据带给媒体的重要价值。在发现事实层面，新华网马轶群认为：大数据有两种用法，一种是从巨量数据中发现趋势，发现一些商业的、社会的秘密；另一种是将庞杂的大数据通过清理、提纯，舍弃无意义的脏数据，变成更有价值、有意义的“小数据”，直接面向用户。②

       在表达观点层面，对数据的处理与分析有助于对已有的新闻事件进行解释，更好地表达观点。对这一点，戴玉感触颇深。她曾是《南风窗》的时政记者，创建了图政数据工作室，这个成立于2014年7月的机构是国内第一家时政数据新闻自媒体。除了供稿旗下的微信公号“一图观政”以外，工作室还供稿给《南方周末》、腾讯等多家媒体。“数据新闻的尺度比普通新闻报道稍微大一点。因为数据新闻它是确凿无疑的。我们在做的时候并不是空口去说，而且我们有时候也不需要去做评论，我们就把我们自己做出来的数据拿给你们看。很多时候政府管理媒体是希望媒体不要乱说，但是如果你拿出证据来的话，它可能网开一面”。③

       除了内容层面，大数据对媒体的价值还在于提供了新的表达形式。网易闻烜认为，数据新闻是大数据时代新闻的新形式，“一种更方便的形式已经产生，如果还不采用，那被淘汰就是必然的”。④也有媒体人认为数据新闻作为新的表达形式，只是一种提升用户阅读体验的途径，其主要起辅助报道的作用，让报道更易被人接受。⑤

       大数据对于媒体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影响其产品的内容与形式，还在于运营维度上的数据收集更加精细，有助于媒体获取更加精准的用户反馈数据。《新京报》的陈璐在提及该报拓展众多渠道传播时表示，“相比报纸，这些渠道的点击量、阅读量等数据，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得到用户的反馈，知道哪些新闻是重要的，是用户真正关心的，哪种形式是合适的”。⑥而《北京青年报》的于晓蓉把这称为大数据带给媒体业的“颠覆性影响”，在她看来，媒体以前是生产内容的，不能决定内容的走向，也没办法收集读者的反馈，因此传播是单向度的。如今大数据打破了这种单向度传播，其影响不容小觑。⑦

       “大数据”概念的流行也影响了当下的数据新闻走向，很多报道都言必称“大数据”。对此，被访者们并不赞同。财新网黄晨认为，大数据一定不是一个电脑或者笔记本能放得下的。媒体能拿到的只是企业跑出来的数据结果。从这个角度看，对于媒体而言，大数据和以前的小数据没有本质区别，媒体能得到的都是一张数据表。⑧“这些有数据新闻的栏目其实跟大数据并没有什么关系。很多都是从国外的数据机构、智库找到一些数据，然后拿这些数据来做一些东西。”⑨“我们数据新闻和大数据还不太一样，我们主要是集中于一些研究成果和分析报告。大数据的数据量太大了，一个是记者的能力处理不了，另外大数据不一定会公开，它是放在一些企业或者地方的内部的。就算它公开了，你只能确定其中的相关关系。一旦你报道出来以后，就相当于你暗示它是个因果关系，这可能产生误导。”⑩

       (二)融合报道与产品运营

       大数据时代的影响和数据新闻实践的推进，除了引发媒体人的观念变革以外，更在实践过程中加速了融合报道机制的形成，催生多元化的产品运营路径。

       (1)加速融合报道机制的形成

       在数据新闻领域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数据”等同于“数字”。然而数据新闻的英文表述中的“data”(即数据)并不限于“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极大地延展了“数据”的外延，包括图片、视频、信息图、地图、数据分析图、关系图等一切资料都可被纳入数据的范畴。所以“万物皆数据。互联网时代和大数据时代是一个交叉的概念，互联网就是连接，连接之后产生数据，变成了数据流。”(11)“互联网技术使得融合媒体报道成为可能，你可以加一些视频、音频可交互的，可以带动更多感官的东西，所以数据新闻未来的发展方向是融合报道或者沉浸式报道”。(12)

       “融合新闻”或“融合报道”在新闻传播学界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词汇，我们认为数据新闻和融合报道的确存在概念交叉的空间，但是两者的差异也比较明显，前者更强调数据在报道中的驱动作用，而后者则更强调报道中的多媒体形态的结合；前者更倾向于量化报道，后者则外延更宽广。总的看来，数据新闻属于新形势下融合报道的一种，但是未必所有的融合报道都能称为数据新闻。

       数据新闻这种独特的融合报道方式兴起正成为一种媒体变革机制的内驱力，加速了融合报道机制的构建和形成。在这一点上，国内媒体具有和西方媒体相似的发展逻辑。

       这种融合报道机制的形成首先体现在团队构建上。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数字新闻中心发布的报告(2014)中指出数据新闻最基本的形式中必须包含三个要素，其一把数据视为消息来源，采集和印证数据；其二是运用统计方法质询数据；其三是运用可视化呈现数据。这三个要素的工作都有别于传统新闻从业人员所擅长的叙事报道，因而促使数据新闻团队构建时必须考虑纳入相关人员。以新华网数据新闻部为例，目前该部门共有15人(不含实习生)，文字编辑(也称策划编辑)4人，主要负责内容选题、策划，数据分析、梳理等工作；平面设计8人，分为可视化设计师和网页设计师，前者主要负责数据新闻产品的可视化设计，后者主要负责大型数据专题的网页设计；前端工程师3人，主要负责各类交互式数据产品前端开发、可视化呈现。(13)无界传媒智能媒体实验室则配备了产品经理1名，记者加编辑4名，前端和设计各1名，且团队仍在人员扩充中。(14)而作为老牌数据新闻栏目，网易数读编制是4到5个人，2到3个编辑，负责内容和数据查找；2到3个设计师，负责平面设计，涉及交互式设计的报道则会提交给设计部门帮忙。网易负责原创和创新内容的原生内容中心仍在招聘好的前端或者好的交互设计人员，以扩充设计的团队。(15)设计人员和技术人员正成为数据新闻团队人员组合中的标配，他们和传统记者编辑构成这个团队中不可或缺的“铁三角”。

       不同背景人员的结合有助于新闻生产突破原有的视阈阀限，向更多元的媒体形态拓展。这也加强了媒体内部的交流沟通，为融合新闻生产创造了更为扁平化的管理和沟通氛围。如无界传媒智能媒体实验室采用的就是非常灵活的扁平式管理。(16)

       值得关注的是，大型数据新闻的生产和发布经常需要跨媒体和跨领域的合作。媒体未必能驾驭整个选题的操作，需要借助外部合作。这已成为融合报道发展的一种趋势。一些企业和研究机构比媒体拥有更多数据，也更具数据分析能力，他们经常成为媒体合作的对象。财新、无界、新华网的被访者都提到了跨媒体、跨领域合作这一点。

       (2)催生多元化的产品运营路径

       在数据新闻实践中，媒体人认识到当下的媒体已经不具有渠道优势，面临着“众媒”的竞争，媒体不再局限于生产信息，还存在了多种发展路径。从这个角度看，数据不只驱动报道，还在驱动媒体。综合访谈，以下三种路径值得关注：

       第一种是做优质报道提供商。“内容为王”的思路仍然影响着众多媒体和媒体人，但是媒体人也意识到内容与形式的结合很重要，必须通过新平台去传播和扩散。这种路径的典型特征是依然保留传统新闻价值判断观念，在实践中仍以记者编辑为主导力量，并且追求生产和传播优质的新闻报道，做最出色的内容提供商。如《新京报》近年来除了推出多平台报道，还创建了“动新闻”等新栏目。陈璐认为：“对新闻媒体来说，再怎样转，也是要落到新闻内容和报道形式上。我目前的工作经验是，语言和报道形式要更适合传播：比如更快、更即时、更生动。更好地利用网络平台、移动平台，把我们优质的独家新闻传播出去。……我们选择数据的标准不是这个数据做出来是不是够炫，而是这些数据对受众生活、对社会进步是否有意义。”(17)

       第二种是做垂直细分的数据媒体，这种路径反“大而全”的思路，以提供精准和深度的细分信息和服务为目标。在戴玉看来，数据新闻投入高，产出低，不适合大众媒体。她认为图政数据工作室与大众媒体没有竞争关系，而是开拓了一个细分市场，做数据新闻的人员应该形成类似她所建立的专门的数据新闻生产机构，为不同的媒体供稿，而不是在传统媒体的某个数据新闻部门中。(18)

       第三种是做智能媒体平台。这种路径中渗透着“产品思维”，媒体将转型为服务平台。这对媒体自身的数据化和信息化、媒体挖掘和处理数据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将成为“数据驱动媒体”，而不仅仅是“数据驱动新闻”。《北京青年报》目前正在主推社区报项目，目的就是抓住北京的核心用户群，并积累这个平台的数据流进行进一步的商业开发。(19)而商艳青规划的无界数据新闻的发展路径就是从数据新闻到数据产品，再到数据咨询和数据预测。在此基础上，她希望将无界新闻打造成一个集新闻、社交、应用、本地化服务为一体的智能型平台。这个机构由人、机器和大数据构成，人创造有温度的原创内容，机器和大数据则提供智能化的技术支持。(20)

       (三)桎梏因素与前景预测

       在国内媒体的数据新闻实践中，尚存在诸多桎梏因素。最显著的阻碍在于中国缺乏数据文化的环境，从政府到社会，对于开放数据的认可度偏低，且对数据处理的科学性、专业性的要求不高。

       在媒体人看来，政府开放数据的程度不深，政府数据不够准确会阻碍数据新闻实践的推进。闻烜坦言对国内的数据不信任，指出不少政府部门发布的数据也存在失真的情况。(21)于晓蓉也提出了相似的忧虑，“说到大数据，那么政府的大数据首先要开放，涉及到国家安全的东西可以不开放，但是很多东西是不涉及国家安全的。在我们国家你要查一个东西是很困难的”。(22)不仅是政府，研究机构也缺乏利用数据研究中国问题的氛围，戴玉谈到自己的一个经历，她曾和一些做时政类的量化研究的老师联系，但没有找到用数据来研究中国时政的。(23)

       尽管媒体是大数据时代的受益者，但是媒体并不是大数据时代的主宰。商业企业具有比媒体更丰富的数据资源，也逐步成为媒介市场的竞争者。“大数据不掌握在媒体手里，大数据掌握在企业手里。归根结底是掌握在BAT手里的。”(24)“在中国大数据用得最好的估计也就是互联网公司，更具体地说就是电商了，他们分析用户数据，匹配用户需求，真正发现了大数据的商业价值”。(25)“现在数据流掌握在谁手里，谁就可能是这个时代的主宰。可能是国家，也可能是阿里、腾讯这样的企业”。(26)

       国内的新闻教育传统使媒体的大多数记者编辑缺乏数据素养，而具有写代码能力的新闻从业人员的匮乏已经成为突出的问题。“有一个比较显著的问题是，新闻院校中大部分都是文科生。我们正式的记者都是理工科出身，他们的数据敏感度会好一些，他们对数据不抵触不害怕。而有的文科生就对数学很恐惧，基本的数据概念不太有，数据处理的能力比较差。你没有数据处理能力，你就没办法从中发现你想找的新闻点。”(27)而其他几位被访者也提到了招聘兼具写代码技术和懂新闻传播规律的人非常难。

       尽管桎梏因素令人沮丧，但被访者对中国的数据新闻前景普遍持乐观态度。首先受到关注的是通过数据新闻开拓报道空间，揭示事实真相，“我个人觉得中国舆论界过往缺少一些对精确的较真精神，大数据是一个契机，让更多的人注意用事实说话、让数据说话，而不是自说自话。这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所以那些为了数据而找数据的炫技型页面、制图可能是一阵风，会渐渐失宠，但好的、有实际意义的数据报道不会只是一阵风，通过数据追寻真相的做法会持续下去”。(28)其次，有媒体人也指出数据新闻的跨界运用会越来越普遍，结合传感器、VR等新技术应用的报道将走向日常化。(29)数据与音乐、娱乐等领域的结合将拓宽新闻故事的维度。再次，数据新闻实践的发展也将推动这个领域的垂直化和细分化，专业的数据新闻领域的内容提供商和服务平台将成为未来市场的重要角色。(30)

       四、结论与讨论

       根据研究，我们发现与西方相比，国内的数据新闻实践所展现的生态图景存在较多差异。

       虽然国内外数据新闻实践的推进都离不开“大数据”概念的介入，但是对于西方新闻界而言，数据新闻实践被视为组成大数据时代社会民主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且由于这种实践不限于媒体机构，它也向个人和非媒体机构开放，更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这些国家的量化报道、计算机辅助报道的传统优势，它已成为促使政府和商业机构开放数据，加速政府和企业透明化的重要力量。与国外相比，一方面国内政府开放数据的程度不高，导致许多核心数据集无法公开获取，另一方面，即使媒体圈在上世纪90年代曾一度探索“精确新闻报道”，但其推行的规模和深度都不足以形成计算机辅助新闻报道的媒介传统。驱动国内数据新闻实践的因素主要来自媒介市场的商业因素和部分媒体人的专业诉求，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这场新闻实践朝着社会民主运动的深度和广度拓展。

       访谈中可以获知，国内的数据新闻实践与开放的市场环境下互联网科技的发展、媒体市场竞争的压力和媒体人的国际视野不无联系。对于国内的媒体人而言，“大数据”虽然存在“过热”的嫌疑，但是它仍是不可阻挡的趋势，而“数据新闻”恰恰出现在合适的时机，成为一种可以被接受和运用的报道工具，似乎搭上这班车，就在一定程度上不会落伍。另一方面，调查性报道在国内的式微使媒体人急于寻找运用新手段的调查方式和表现形式来规避叙事报道可能引发的审查和舆论压力，“数据新闻”的出现也部分满足了这些媒体人的需求，让他们看到了另一种依靠技术和数据进行调查的可能。然而，比较这两者的影响，商业理性的驱动明显强于专业诉求。国内数据新闻实践将重点放在了更吸引眼球和点击率的“可视化”操作上，而非探索如何运用“数据驱动”作用，制作专业性强的量化报道和深度调查。

       这一点从实践路径的层面也可以得到证实，在商业理性的驱使下，媒体的数据新闻实践不仅仅局限于报道层面，也在向运营层面拓展。新闻报道也越来越成为产品，数据新闻实践延展出多种差异化路径，媒体除了做内容提供商，还可以从事专业化的数据媒体或是智能媒体平台。可见，应用数据和开发数据将使媒体本身数据化，成为“数据驱动媒体”，而不仅仅是“数据驱动新闻”。这是国内数据新闻实践展现出的生命力。值得关注的是，在大数据时代，主宰大数据的商业机构、具有分析能力的研究机构在报道中的介入不容忽视，这将会带来新的话题，例如如何保证用户对数据收集的知情权，如何监督数据的使用等。

       数据新闻实践在国内的推进虽然受到政治、文化和环境因素的制约，但是一边是渴望通过新形式拓展报道空间的媒体人，一边是热情拥抱数据商业价值的媒体人，他们共同的努力，或许能带给中国数据新闻实践一个值得乐观以对的未来。

       [致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高璐、刘轶欧对本文的材料收集工作亦有贡献。

       注释：

       ①商艳青访谈实录，访谈日期2016年1月26日.

       ②马轶群访谈实录，访谈日期2015年12月9日.

       ③戴玉访谈实录，访谈日期2016年1月6日.

       ④闻烜访谈实录，访谈日期2016年12月18日.

       ⑤黄晨访谈实录，访谈日期2016年1月15日.

       ⑥陈璐访谈实录，访谈日期2015年12月28日.

       ⑦于晓蓉访谈实录，访谈日期2015年11月23日.

       ⑧同⑤.

       ⑨同④.

       ⑩同③.

       (11)同⑦.

       (12)同⑤.

       (13)同②.

       (14)同①.

       (15)同④.

       (16)同①.

       (17)同⑥.

       (18)同③.

       (19)同⑦.

       (20)同①.

       (21)同④.

       (22)同⑦.

       (23)同③.

       (24)同⑤.

       (25)同②.

       (26)同⑦.

       (27)同⑤.

       (28)同⑥.

       (29）同④.

       (30)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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