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成长：政治关联还是能力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能力建设论文,政治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自1978年开始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已经获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然而遗憾的是至今却没有塑造出一批具有强大核心竞争力的、有国际影响力的企业；相反，印度自1991年改革以来在IT和生物制药等行业中已有相当数量的企业成为全球领导者。尽管该现象似乎还未引起学术界太多思考，但我们必须严肃地考察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是否会深刻影响企业的生存发展策略，因为企业的质量和生命力是一个经济体的质量和竞争力的微观基础。
到底是什么因素阻碍了中国企业的成长，流行的观点是依据经典委托代理理论而相信公有制是企业无效率的根本原因。可是，尽管大多数国企在20世纪末完成了产权改革且财务绩效得到了改善（刘小玄，2004；胡一帆等，2005,2006），但经验研究也发现：企业利润率提高的现象主要发生在改制初期，而且其主要来源是管理费用率和财务费用率的降低而非单位生产成本的下降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至于产权改革所带来的能量释放只是一次性的（宋立刚、姚洋，2005；白重恩等，2006）。与此同时，一些学者意识到现代企业的产权结构和委托关系必然是复杂的，从而强调中国（国有）企业发展不好的根本原因是缺乏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高鸿业，1994；林毅夫等，1995）①，并认为所有制歧视和地方保护主义是导致不公平竞争的主要原因。可问题在于，如果把公平竞争环境理解为这样一种制度环境，即每个企业被赋予与政府打交道的公平机会，那么，公平竞争环境只是保证了企业在竞争之初站在一条起跑线，但并不能保证企业只会专注于积极的市场竞争。
随着产业组织理论的传播，一些学者开始在混合寡头的理论框架中讨论国企改革与民企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得到一个有吸引力的基本结论：② 民营企业的发展推动了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而这又反过来为民营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樊纲，2000；平新乔，2000；张军等，2003；张晖、曲延芬，2006）。可是这些模型主要关注于“民营企业”整体的规模扩张而不是单个企业是如何成长的，而且将企业的成长理解为生产规模的扩张而非内在能力的提升。具体而言，在这些模型中，企业不仅边际生产成本外生给定，而且还被赋予了生产某种相同品质产品的天然能力；进而，企业只能消极地将自己的命运交给市场需求的变化和其他企业针对产量的策略性行为。③ 然而，现实中的企业为了赢得生存和成长的机会，不仅会在降低生产成本和提升产品品质方面有所作为，而且更多的是通过价格策略而不是数量策略参与竞争。
更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文献主要关注政府应该怎么做才是社会最优的，而缺乏对政府行为及其对企业决策的影响的实证分析。与之不同，联邦主义文献对后者做了大量研究并形成如下基本观点：分权体制所形成的辖区间竞争会促使地方政府向工商企业伸出帮助之手而约束自己的攫取之手。比如，辖区竞争会促使地方政府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减少对国企的补贴并加快其市场化改革（Qian and Roland,1998; Li et al.,2000），或者刺激地方政府降低环境保护标准（Oates and Schwab,1988），甚至向企业提供廉价生产要素（杨其静，2010a），从而有利于吸引投资和促进企业成长。尽管这些模型对于政府帮助企业的动力和途径做了较为合理的解释，但却或明或暗地假设政府总是以效率为导向、无歧视地向所有企业无偿地伸出帮助之手。这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尽管辖区间竞争可以减低政府“掠夺之手”的强度，但这并不能保证官员们不会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公共资源来获得租金收益。尤其在以“政治集中、经济分权”为基本制度特征的中国：政府掌握着大量公共资源及其处置权，但社会还缺乏对政府有效监督的机制。因此，一个更合理的假设应该是：只有投入资源与政府建立某种特殊的政治关联（political connections），企业才更有可能赢得政府的帮助之手，比如某种非正式的产权保护，被管制市场或者行业的进入权，税收优惠和廉价资源（包括土地、环境、国企资产、财政补贴、融资通道、政府信用）等等。
在给企业带来诸多好处的同时，政治关联也会干扰和削弱企业在核心能力建设方面的努力：（一）为了建立和维护特殊的政治关联，企业家和高管必须耗费大量的精力和资源，从而减少了在企业能力建设上的投入；（二）诱使企业进入非核心业务的领域，导致过度的“非关联多元化”经营而侵蚀核心能力；（三）软化了企业的预算约束和市场竞争压力，从而弱化了企业进行能力建设的动力；（四）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政府官员往往迫使企业形成特殊的治理结构以维护其利益，从而对企业的组织、激励机制和文化建设造成持久的负面影响。④
鉴于此，本文关注于如下问题：在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在不考虑辖区间竞争和所有制歧视的情况下，已存在于某个行业的企业将如何在政治关联和能力建设之间进行权衡？⑤ 由于现实中企业进行能力建设的内容和途径非常复杂，因此为了建模和行文方便，我们将企业的各种能力建设活动统称为提高产品品质的研发活动。为此，在常规的品质差异（quality/vertical differentiation）价格竞争模型基础上，本文不仅引入政治关联反映企业生存的制度环境，而且对消费群体的状况做了更精细的描述，从而对该问题做了比较系统的回答。我们发现，政府掌握资源的规模及其处置权大小、企业研发的难易程度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等都会严重影响企业在政治关联与能力建设之间的权衡，从而影响企业和国民经济长远发展的质量。
二、模型描述与均衡的一般性讨论
（一）模型的描述
1.市场需求
（1）一个经济体有N个消费者。在特定时期，每个消费者对某一种商品具有一单位的潜在需求。
从表1中很容易发现，这个博弈存在两个纯策略的纳什均衡，即（政治关联，研发）和（研发，政治关联）。尽管这意味着，若两个企业在时期0，一个选择纯政治关联投资，另一个选择纯研发投资，则它们在时期1将都能获得正的利润流，且不再有调整投资策略的动机；问题在于，企业i和j在时期0并不知道对手到底会采取哪一种纯策略。为了避免自己在时期1遭遇不利的竞争地位，每个企业有动力选择不劣于纯策略的混合策略。
总之，在一个消费者两极分化的市场中，低端消费者和高端消费者都将遭受到更高的价格，(20) 而低品质企业和高品质企业却获得了更高的利润。(21)
不仅如此，若考虑到在现实中企业降低产品品质不仅比较容易而且还可节省生产成本，那么，该命题还暗示：与经典模型相比，当行业中存在着一个超强的企业时，一个消费者两极严重分化的市场还会更加强烈地刺激低品质企业积极降低产品品质。这是因为：在中间消费群体稀少的市场中，低品质企业适度降低产品品质并不会严重损害自己的市场份额，但却可以弱化中高端消费者逆向选择低品质产品的激励；这就帮助高品质企业强化了对中高端消费群体的垄断力量，进而反过来强化了低端品质企业自己对中低端消费群体的垄断力量。这也就意味着，这样的消费者结构使得低品质企业更加没有兴趣进行能力建设，但却有动力与政府搞关系，以便政府容忍其故意降低成本来生产不太安全甚至非法的低品质产品。
五、结论
现实中的企业并不是Cournot/Stackelberg模型中的企业，因为它们绝不会在降低生产成本和改进产品品质方面无所作为，而仅仅消极地将自身的命运交给外生的需求变化和其他企业的发展。它们不仅会对内进行能力建设，而且也会对外寻求政府的帮助，以便通过提高品质或者降低成本来实现某种竞争优势。然而，无论是内部的能力建设还是与政府建立特殊的政治关联，都需要耗费企业有限的资源，因此往往需要在这两个方面进行权衡。
通过前面的分析发现，如果一个经济体的政治经济环境使得：（1）政府掌控着企业所需的大量资源且有很大的自由处置权(22)；（2）法律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力或者企业自身的能力不足而使得提升和维护品质优势很困难；（3）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使得大多数国民更看重商品的价格而非品质；（4）国内收入分配严重不均使得低端消费者比例很大而缺乏一个足够庞大的中间消费群体；（5）实力超群的高品质企业（比如，著名跨国公司）存在于行业中，那么，企业将普遍地热衷于与政府搞政治关联，甚至将其作为占优的策略选择。不仅如此，还可能存在一种恶性循环：一旦各个企业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政治关联，必然减少内在能力的建设，从而企业不太可能提供异质性的高品质产品；产品品质趋同的企业之间将展开激烈的价格竞争，而大大压缩了各自的利润空间；有限的利润大大限制了企业的研发能力，从而企业不得不寻求降低成本的方法；这进一步强化了企业对政府的依赖和对生产成本的控制，从而使得社会收入分配变得更加不平等——政府部门获得更多的租金而广大的普通劳动者收入增长缓慢；较高收入水平的中间消费群体的缺失，从而无法诱使低品质企业走上提升品质的道路，企业群体必然展开更加激烈的价格竞争。
现在，当以“政治集中、经济分权”为主要制度特征的“中国模式”取得成就时，是否应该更严肃地思考其长远影响呢？的确，很多人曾经相信通过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民营企业的发展以及加入WTO等经济开放措施而引入国际竞争，从而有可能促使中国企业更多地关注于自身能力建设而不是痴迷于政治关联。然而，本文的分析提醒我们，产权改革、竞争性市场的培育都不是保障一个经济体中的企业健康成长的充分条件，尽管是重要的必要条件。事实上，只要政府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并且其处置这些资源的权力得不到足够有效的监督，那么，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都仍然会扭曲为政府的附庸（Goldstein,1995）。这使得中国将极有可能陷入到“官僚资本主义”的陷阱中，甚至形成“政治关联盛行—收入分配严重不公—企业能力缺乏—政治关联更加盛行…”的恶性循环。就当前而言，我们希望政府能够明白，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不仅会影响社会稳定，而且还是制约中国企业长期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作者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契约与组织理论研讨班、中国金融40人（CF40）青年论坛、微观经济理论论坛参与者的有益批评，并特别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细致入微的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注释：
① 近年来不少经验研究也发现在同一行业中引入多个相互竞争的企业比产权改革更重要（郑世林，2010）。
② 混合寡头理论（mixed oligopoly）主要是借助Cournot/Stackelberg模型，讨论两类寡头企业（即一方是具有边际成本劣势但（部分）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国有寡头，而另一方是具有边际成本优势且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的一个或者多个私营企业）之间的博弈及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De Fraja and Dlbono,1989; Fershtman,1990）。
③ 这些模型通常忽视宏观的需求变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卢荻、郑毓盛，2000）。
④ 关于政治关联给企业所带来的益处与危害的实证性文献非常多。参见杨其静（2010b）。
⑤ 本文不讨论为获得市场进入权而产生的政治关联。因为在获得进入权之前，能力建设还排不上企业的议事日程，即还不存在两者的权衡问题。同时，本文也不讨论企业先搞政治关联而后用所获资源搞能力建设的情形，因为大量的经验研究都发现政治关联对企业的负面影响是持久的（杨其静，2010b）。
⑥ 早期的品质差异模型将消费者的支付描述为υ·（Y－p（υ）），其中Y是消费者收入（Shaked and Sutton,1982），因而很容易联想到收入分配格局会严重影响企业的品质和价格策略。遗憾的是，由于收入分配格局被普遍地假设为服从于均匀分布（即x＝y＝0），从而很难揭示其具体作用。一个例外是Yurko（2011）假设收入分配格局服从于对数正态分布。可是这也使得他无法得到显示解，而不得不通过特殊的计算机数值模拟来形成一些推测性的结论。另外，该文主要结论的正确性也令人生疑，即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基尼系数越大），就能吸引更多的企业参与品质竞争，从而越是能增进社会福利。其中的原因可能是：Yurko用基尼系数来综合反映收入差距（λ）和消费群体分布（x，y）的方法值得商榷，因为这两个因素对企业策略性行为有不同的影响。
⑦ 事实上，允许x≥0.5或者y≥0.5或者λ很大，会强化本文的基本结论。不过，这会大大增加博弈分析的复杂性而不利于行文。因此，在下文中我们只以脚注的方式给出一些极端情况下的基本结论。
⑧ 在涉及品质差异的文献中，基本上不讨论单纯降低成本的研发活动，因为：一则，普遍暗含假设每个企业已采用了最节省生产成本的技术和工艺，而使得单纯降低成本的研发活动很难发生；二则，无论是提高品质的研发还是降低成本的研发，都是通过改进技术和管理而提升了品质—成本比，因此并无本质区别。尽管如此，Lambertini & Orsini（2000）是一个例外——强调企业可同时发生这两种研发活动。不过，他们的模型与本文有着重大区别：首先，他们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垄断企业而不是相互博弈的两个企业；第二，由于他们的模型缺乏企业研发支出的预算约束线而使得这两种研发投资并不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也就不可能以企业如何权衡这两种投资作为研究内容；第三，包括该文在内的相关文献都假设研发所导致的边际生产成本下降是技术性的且下降幅度仅仅是研发投入的函数，而本文强调由政治关联这种制度因素所带来的边际成本的下降幅度不仅取决于政治关联，而且也与企业规模负相关。
⑨ 若两个企业分别位于不同的政府辖区，则假设这两个地方政府具有相同的政治经济禀赋。
⑩ 通常情况下，处于信息劣势的政府并不确定其帮助之手会帮助企业赢得多大的市场份额。因此，相对合理的假设就是：在时期0，政府主要根据企业现有的生产规模或者以此为基础的预期产量，向政治关联企业承诺一个针对单位产品的优惠政策，比如廉价的要素（土地、环境、贷款、原材料、水电气）供给、税收减免政策等。在大多数情况下，企业只能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才得以将政治关联的好处逐渐实现。
(11) a的取值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i）政府所掌握的资源的种类、数量及其与企业需求的匹配性；（ii）政府对这些资源的自由处置权；（iii）环境和社会对这种补贴行为及其后果的承受能力（比如，一个地区对环境污染的承载能力和社会的容忍程度）；（iv）社会对政企之间的政治关联及其交易的监督、惩罚机制；（v）参与竞争的企业数量；（vi）辖区间经济竞争的激烈程度。
(12) 显然，式（1）和（4）也包含了两个同质企业采取相同策略的情况。
(22) 如果政府不能大量而廉价地提供发展制造业所需的要素（比如，土地、劳动、环境、基础设施等），企业就不太可能一开始就在一般制造业中获得发展；同时，如果企业所需的主要资源，比如知识和技术是政府所不拥有的，那么，企业也不太可能热衷于政府搞关系。这可能就是印度的IT和生物医药产业能够发展迅猛的政治经济学基础。也许，一个国家发展何种产业以及企业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很可能都内生于该国家基本的政治经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