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特稿
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下驾驭资本的探索与实践
严海波
(清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4)
摘 要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资本仍是社会生产的核心要素。资本的二重性使其表现为两面性特征。利用资本，驾驭资本，避免资本的负面作用，引导其服务社会服务人民，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面临的重要理论和现实课题。社会主义实践中对待资本有着不同的态度和利用方法，苏维埃俄国的新经济政策和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都是一定历史时期利用和驾驭资本的典型经验。从社会发展规律看，驾驭资本需要把握的理论要点是要以过渡时期的判断为依据、要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要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
关键词 ：资本； 驾驭资本； 新经济政策； 新民主主义； 社会主义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资本存在的必然性，现阶段我国需要利用资本发展现代经济，实现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在政策驱动和资本自我增值扩展中，公有资本和私有资本都获得了快速增长，私有资本的总量和所占的比重都在提高，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也不同程度呈现出来。
党的十八大之后，新的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发起的反腐败斗争中，敏锐地发现了资本利益集团对领导干部的“围猎”问题，强调领导干部必须严格自律，“要注重防范被利益集团‘围猎’”[1]。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上所作报告中论述关于党的政治建设时强调：“自觉抵制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生活的侵蚀，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2]党中央先后严厉地查处了具有“金钱政治”特征的衡阳贿选案和更高级别的辽宁贿选案，在经济领域查处了资本市场上“明天系”、安邦集团等系列案件，整顿资本集团通过市场对传统媒体和互联网媒体的意识形态和舆论操控。2018年，以中美贸易战为开端引发的西方资本主义大国从经济发展、地缘政治和社会制度等诸多方面的对抗，各个国际资本利益集团暗流涌动。一方面，“利益集团”、“商品交换原则”这样的表述，就是在提醒我们要防止资本以各种形式对党及其政治原则的渗透和侵蚀，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放宽视野，冷静分析国际资本的目标指向和运行规律，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利用和驾驭国际资本。历史与现实，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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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中资本就似一把“双刃剑”，正负效应都很明显。作为资本主义的核心要素，资本对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及其赢得稳固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私有制强化下的资本也给资本主义带来了生产力发展停滞、政治民主虚伪化、精神文化空洞化和社会利益固定化，进而压制了社会大多数人的生存空间和幸福感。
以地形图为基础，实地采集研究范围内建筑物层数、位置等数据，构建三维模型。实际情况中，观察城市天际线的视点是多方位的、动态化的，但考虑到城市建设发展的现实需要，无法将所有的视点位置——纳入考量。由于研究主要针对天际线本身的普遍特征，因此直接通过对三维模型立面的平行透视（图4），生成天津海河沿岸天际线轮廓（图5）。
驾驭资本问题是我党执政和我国发展面临的重要理论和现实课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资本表现出两面性，如何利用资本，如何驾驭资本，防范资本运行带来的市场失灵，引导资本服务社会、服务人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行，是我们前进道路上需要有思想准备和理论和实践探索的重要问题。
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研究资本的本质属性，梳理资本产生、发展、演变脉络，总结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对驾驭资本的有益探索，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提供理论思考。
一、资本的本质及其社会形态演变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资本二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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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本的自然属性
资本是来自于劳动创造的物的构成。用于生产的各种原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是以前劳动创造成果的积累，它们构成了资本。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说：“作为进行新生产的手段的积累起来的劳动就是资本。”[5]723
资本是个生产性的范畴。资本是与商品经济相联系，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是一种增值的手段。资本的功能是增值，而且增值的同时带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的循环过程不仅是物的循环过程，也是价值的增值过程。从价值角度看，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是资本价值属性的表现形式。当货币作为预付资本购买各种生产要素进入生产过程，那么各种生产要素就是价值的存在形式，生产完成形成各种商品，商品再销售出去，又收回增值的货币，“原预付价值不仅在流通中保存下来，而且在流通中改变了自己的价值量，加上了一个剩余价值，或者说增值了。这是这种运动使价值转化为资本。”这个价值运动必须是一种价值增值的运动，货币方转化为资本。
在不同经济制度的社会中，资本的自然属性是相同的。资本不管掌握在谁手中，都要实现价值的增值及资本运营利润最大化，遵循财富的逻辑，不会因所处的社会制度的性质所改变。
因此，在实际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对于基本经济制度的选择应当与一定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毛泽东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无法超越历史阶段搞社会主义，要容许资本主义的东西存在，但是公有制地位一直没有放松，有了公有制和公有资本，社会主义才有经济基础，才可以引导其它资本平衡和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建国初期，解放区原有的公有资本和对官僚资本的剥夺所建立起来的公有资本一起构成了新生社会主义政权的经济基础，具备了有效打击非法奸商和破坏性资本力量的能力，进而能够快速稳定全国市场的基本盘。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立足中国实际，调整所有制结构，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鼓励、引导私有资本发展，引进和利用外国资本，以市场竞争的方式提升经济效率。
2资本的社会属性
二是垄断金融资本为了巩固地位、获取更大的资本权力，必然要向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渗透。“垄断既然已经形成，而且操纵着几十亿资本，它就绝对不可避免地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去，而不管政治制度或其他任何‘细节’如何。”[9]147
诚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构成资本的生产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难道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不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生产和积累起来的吗?这一切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内被用来进行新生产的吗?并且，难道不正是这种一定的社会性质把那些用来进行新生产的产品变成资本的吗?”[5]726
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是一种不平等的交换。马克思从资本运动的表象深入到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揭了资本增值的秘密，即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体现了资本家无偿占有雇佣工人剩余劳动的关系。揭示了资本家总体如何瓜分雇佣工人剩余价值的秘密，从而第一次明确指出资本不是简单的物，而是以物为媒介的经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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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社会属性主要与一定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相联系。资本能够带来价值增加，这个增加的价值来自于劳动力的使用所带来的剩余价值，但剩余价值却被资本所有者——资本家占有了。扩展到全社会，资本总是要为一定的社会经济主体服务，有某种占统治阶级地位生产关系的印记，反映着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因此资本的社会属性就是资本的特殊性。
资本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成为社会生产过程的支配力量。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都是生产要素，只有将二者结合才能产生现实生产力。一些商品成为资本，“是由于它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即作为一种属于社会一部分的力量，通过交换直接的活的劳动力而保存并增大自身。除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的阶级的存在是资本的必要前提。”[5]726这个条件就是雇佣劳动，就是有一无所有的、人身自由的劳动者存在。
资本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是同一个客观实在不同制度条件下的不同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私人占有资本，生产资料所有权集中在有一小部分人所组成的资产阶级手里，无产阶级却没有，两者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资本是维护和巩固资本主义这种阶级关系基础性要素。资本的产生和发展与近代资本主义历程相伴随。马克思恩格斯对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的研究最为深刻，对资本在那个时代扮演的角色，充满了矛盾的心态：资本发展了生产力又限制了生产力,占有了自然又破坏了自然，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又排斥了大多数人对物质财富的分享，否定了人的主体性。此后的各国马克思主义者所进行的理论研究和政治斗争，都是对日渐突出的私有资本的剥削和危害，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落后制度压迫的革命性反抗。
(二)资本的社会形态演变
1.资本主义与资本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既是“物品”，也是一种“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也就是说，资本具有二重性：一是它具有自然属性，二是具有社会属性。资本的自然属性，即“资本一般”。马克思指出：“资本一般，这是每一种资本作为资本所共有的规定，或者说是使任何一定量的价值成为资本的那种规定。”[3]资本的自然属性与商品经济相联系，规定了资本运行的基本规律。资本的社会属性，也即“资本特殊”，是指资本的自然属性背后所隐藏的社会生产关系。“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4]。资本的社会属性与其所处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相联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所反映的是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关系。
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资本统治的社会形态。资本作为一种主导性力量走向发展舞台的中央，也意味着资本主义登场了。资本是理解资本主义的一把钥匙，“正如资本本身——它的抽象反映就是它的概念——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一样”[3]293。我们有必要从资本的具体历史过程来分析资本主义中的资本。
由白雾形成的热力过程可知，要避免湿法脱硫后排放烟气的白雾现象，必须将烟气和大气混合后的气体状态保持在非饱和区域内。
资本形态的历史变化表现为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资本只有处于运动状态才有意义，运动着的资本在其每一时代都有着具体的表现方式。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处于中心地位的资本，其活动的方向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社会的性质和走向。“资本不是一个固定事物，而是一种只在动态中存在的过程。当资本循环终止时，资本的机制就消失了，而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就会崩溃。”[7]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中，资本实现自身本性的方式、途径、手段、条件都不同，导致资本不得不调节和改变自身的存在方式，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
诚然，明确数量关系是列方程的关键步骤。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也非常重视数量关系的教学。但是，重要步骤是否就是方程的本质？反过来想，在运用算术方法求解问题的过程中是否也存在数量关系的识别与运用？在运用算术方法求解问题的过程中，实质上是对原来的数量关系结合具体情境进行了推理，使得未知量可以直接表示成已知量的某种或某几种运算的结果。但是，运用方程方法求解问题，却只要直接写出数量关系式，不必对数量关系本身的情境进行推理（实际上是延后到了解方程中）。由此看来，数量关系的存在与否并不是构成方程的核心或本质。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及国际国内市场环境的变化，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场从制造到创造、从数量到质量、从产品到品牌的转变。在这场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所有的要素最终都会归结于品牌。小到人们日常生活中对快销产品的购买，企业、机构对耗材的消费，大到国家对高铁、飞机的采购，人们开始习惯从品牌的角度来决定消费意愿和购买决策。品牌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一种对产品和公司的认知，在情感上建立一种认同。所以说，品牌建设在当前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企业而言，无论是产品创新还是产品质量都与品牌直接相关。
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地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对生产力的推进作用和桎梏作用。一方面，资本带来物质生产的扩大和生产力发展：“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一切时代所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8]资本为了追求自身的扩张，打开世界各地的商品销售市场，同时获得大规模的物质生产所需的原料来源，开创了联络世界的交通体系，构建了世界市场，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另一方面，它们更看到了资本的消极一面，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造成了资本和劳动的对立，“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就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4]136。为什么这样说呢？其一，资本家为了对工人进行最大限度的剥削，工厂主或产业经理随意延长或侵占工人的劳动时间，增加工人劳动强度。其二，生产方式的机械化、片面化、单一化，压抑了工人的生产志趣和才能。其三，由于产业劳动后备军的形成，工人自身的激烈竞争使得资本家可以随时根据种种理由和借口降低工人的工资，从而降低工人的生活标准。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基础，是资本主义一切利益冲突和一切矛盾的根源。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生产资料却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大资本家手中，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资本主义竞争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整个社会无法实现社会总供求的均衡，最终导致破坏性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要彻底消除由于生产的盲目性和竞争所导致的经济危机，消除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失业、贫困等各式各样的罪恶，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经济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所考察和论述的是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现实图景和基本规律。在自由竞争时期，资本家在市场上的自由竞争，经济的发展由市场来调节，各个生产商处于分散、孤立、无政府的状态。这一时期，工业生产占据主导的地位，商业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依附工业资本，金融部门发挥着货币发行、信用中介人的作用。生产资料的资本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所引发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迫使资本采用新的方式来继续其存在。
20世纪前后，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金融资本逐步赢得了主导地位。资本的普遍股份化，巨型企业的出现，以及商业、银行和各种信用机构等的资本联合，银行及各种信用机构开始控制产业资本，开启了金融资本的发展历程。列宁对帝国主义的金融资本有深刻研究。他指出，金融资本产生的原因在于生产的集中和银行资本的集中，以及两者的融合。“生产的集中；由集中而成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的溶合或混合生长——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9]136
列宁还指出，以金融资本垄断为特征的垄断资本主义，呈现出鲜明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垄断金融资本要赚取超常规的利润。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说：“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并且享有实际垄断权的金融资本，由于创办企业、发行有价证券、办理公债等等而获得大量的、愈来愈多的利润，巩固了金融寡头的统治，替垄断者向整个社会征收贡赋。”[9]142
资本不仅是一种生产力，更反映了一种社会关系。资本的社会属性，与一定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相联系，反映社会生产关系发展，是资本所有权及其体现的生产关系的特殊性质。马克思反复强调“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6]所以，资本的载体是各种生产要素，其本质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三是帝国主义阶段资本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列宁强调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在融合过程中产生的金融资本占据了明显强势地位，“金融资本对于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意味着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据统治地位，意味着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处于和其余一切国家不同的特殊地位。”[9]148
四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文化、军事都是在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列宁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实际上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中，被压迫群众随时随地都可以碰到这个惊人的矛盾：一方面是资本家‘民主’所标榜的形式上的平等，一方面，是使无产者成为雇佣奴隶的千百种事实上的限制和诡计。”[9]241-242
此外，1910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希法亭的著作《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对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中出现的金融资本新现象，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此时，一方面，产业资本中卡特尔和托拉斯等垄断力量形成了对自由竞争背离；另一方面，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形成越来越密切的关系。金融资本有着强烈的扩张冲动，资本输出就成为金融资本扩张的重要形式。
2.社会主义与资本
从一定的社会形式看，生产要素是一定所有制形式实现的手段。如果说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是资本自我增值和创造剩余价值的要素，那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们的崭新作用就是为了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及其全面发展，创造最大限度的社会使用价值。社会主义生产要素的社会形式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劳动力的联合性。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使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区别开来。社会主义生产主要面向满足社会和个人的需要，不仅提高社会的福利，而且创造越来越好的劳动条件和生活环境，最终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而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追求利润、追求物质上的最大收益。
与资本主义的资本相对应的，社会主义生产的物质要素表现为生产资本。表现公有制的生产资本的社会主义形式，决定生产资本的社会经济方向和目标函数。这就是以尽可能少的耗费，创造出最大限度的社会产品，来保证社会的福利。因此，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资本首先是作为提高社会福利和生产本身进步，以及提高生产效率的手段来加以考察的。
在建立经济领导权的过程中，要区别地对待资本。既要通过强制没收官僚资本取得经济上的领导地位，引导民族资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也要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镇压一切反抗的力量。1948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报告中，毛泽东说：“我们的社会经济呢？有人说是‘新资本主义’。我看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主义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上城市私营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数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们的社会经济还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14]139这对发展社会经济、争取社会主义前途，处理好同资产阶级的合作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二、驾驭资本的社会主义探索
(一)新经济政策
1917年，刚刚诞生不久的苏维埃政权，在面临国内外反动势力围剿的紧急情况下，为了把有限的财力物力集中起来，保证战争需要，列宁开始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其主要内容是，全部工业实行国有化，剥夺剥夺者，实行余粮收集制，禁止粮食买卖，实行商业国有化，限制市场和自由贸易，实行成年人劳动义务制，推行平均共产主义分配制度。
但是，理论不可能走在实践前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脱离了当时俄国的生产力水平，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引发社会不满情绪。1921年3月，为了改变这种严峻的形势，俄共(布)十大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立足苏联的国情，就如何驾驭资本开展了初步的探索。当时，俄国生产力水平低，不具备直接建立社会主义的条件，需要承认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商品货币关系，利用市场和资本，建设并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有：一是用粮食税制取代余粮收集制，生产积极性增强；二是允许私人自由贸易，恢复商品货币关系；三是允许私人小工业企业发展，凡是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厂矿企业仍然归国家所有，由国家经营；四是采取租让制、租赁制合作制、代购代销制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利用资本主义资金和技术尽快恢复生产；五是以盈利多少作为评价企业的重要依据，改变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这样，一方面，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取得公有资本对私有资本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因生产力发展状况所限，允许私有资本的存在，在运行方式上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予以利用和控制。
在手术前，通过一般的检查很难诊断原发性输卵管癌，据统计术前诊断率只有3%～15%，通常术前易诊断为卵巢肿瘤或盆腔炎性疾病[5]。原发性输卵管癌肉瘤的诊断依靠术后病理及免疫组化检查，修改并完善该诊断标准：①肿瘤起源自输卵管内膜，镜下表现为输卵管黏膜的病变；②组织学类型是输卵管黏膜上皮；③可观察到自良性到恶性的转化区；④子宫内膜和卵巢正常亦或与输卵管癌的病理形态相似(但肿瘤体积必须小于输卵管肿瘤体积)。
目前国有企业社区内的居民存在着与社会严重脱节的问题。山东泰安煤矿机械厂也面临着大多数老工业企业同样的问题，其家属院泰煤家园因为新阶段所属企业泰煤机厂效益断崖式降低，使得泰煤家园管理维护出现资金短缺、社区建设落后于时代发展、居民生活质量低下、居住环境恶劣等问题。解决此类家属院问题，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是一项重大民生工程。
原始数据中除面状河流外、同时存在线状河流数据。其中线状河流与面状河流共有以下三种拓扑关系：相交、相接、相离。图 8（a）、（b）、（c）即为原始河流数据中线面三种状态的可视化。图 8（d）、（e）、（f）为运用本文算法、并对应三种拓扑关系的中轴线提取结果。对于原本由线状河流栅格化得到的单线条河流都能够很好的保留。当线状河流与面状河流存在重叠或相连时，面状河流提取中轴线与单线条河流在重叠或相连处仍可以保持完整连通的状态，不会对提取结果造成不良影响，实现了全自动化的中轴提取。
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为什么允许私有资本主导的资本主义存在？列宁给出了理由：“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者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9]296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在于，根据国情需要，广泛地利用商品经济货币关系，在一定时期内保留私人资本主义成份，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和其他过渡形式。
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很快在实践中取得了明显成效，对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工农关系，巩固工农联盟和苏维埃政权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我们需要认清，商品货币关系在过渡时期的作用具有矛盾性：私有资本为私营经济成分服务，容易滋生资本主义倾向，从各个方面都可能成为社会主义因素的对抗性力量。
此后，在斯大林的领导之下，苏联实现工业化的同时，也逐步完成了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30年，苏联已经基本完成对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了私有制，有效地避免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
(二)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
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经过长期革命实践探索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首次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概念，“它在经济上是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并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10]647
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呢？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行了明确阐释：“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10]678-679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提出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符合孙中山先生的原则和中国革命的经验，主张“中国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11]与此同时，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领导权，既要保障充分利用资本，又要保障社会主义因素的成长。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指出，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对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12]这充分体现了党对私人资本的原则性和灵活性。我们党原来设想，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10-15年的时间。但由于形势的发展，新的因素的积累，以及对社会主义改造步骤有了新的认识，促使加速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新民主主义理论还创造性提出用经济方法来驾驭资本。国家采取相应的经济政策，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限制、引导，使经济向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使大工业、有关国计民生的产业掌握在国家手里，把握社会经济的主要命脉，使它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份，以此来影响、制约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其能很好地服务于整个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减少消极作用。
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所包含的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各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思想，以及“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思想，对于正确处理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以及驾驭资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所创造并实行过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有着一定的历史联系。
三、驾驭资本需要把握的理论要点
(一)驾驭资本要以过渡时期的判断为依据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都主张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之间，要有一个过渡阶段。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13]列宁和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都认为落后国家革命成功，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需要一个特殊的过渡时期，实行特殊的过渡政策。
在这个过渡阶段，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落后的基本国情，决定了还不具备在全社会立即彻底改变资本占有方式和运行方式经济条件，私有资本在可控的情况下，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工具。一方面，对官僚资本通过强行手段来实现改变是必要的，对巩固新建立政权的经济基础起到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对民族资本的发展就需要采取不同的态度和方式，将其纳入国家经济建设的整体发展轨道。因此，在落后国情基础上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逐步消除资本垄断社会的权力，最大限度的发挥和利用资本的作用，并抑制资本负面效应。
(二)驾驭资本要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
列宁认识过渡时期利用资本的过程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他认为，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利用资本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存在。1922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9]324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是抑制资本的负面作用的坚强保证。例如，对“投机倒把”行为这种资本的负面现象，列宁主张“应当重新审查和修改关于投机倒把活动的一切法令，宣布一切盗窃公共财物行为，一切直接间接、公开或秘密地逃避国家监督、监察和计算的行为，都要受到制裁。”[9]332有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才能驾驭资本和市场，最终保持社会主义不变质。
列宁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理论，对中国的革命实践尤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产生重要影响。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后，在如何根据国情实现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无产阶级领导权要发挥新的驾驭资本的作用。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多次论述了过渡时期无产阶级领导权。比如，1953年毛泽东说：“我们是坚持无产阶级对一切问题的领导权。”[14]115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在我国目前五种经济成份中，国营经济是领导成份”，“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14]92-93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领导权不仅仅限于政治和文化领域，经济领域也需要领导权。这就要求在经济上建立起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夯实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从而有能力扩大社会主义因素，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利用资本，问题的重点在于利用资本的同时能够驾驭资本。社会主义革命在一系列国家的成功之后，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了建设实践，对待资本的态度经历了一个辩证的认识过程。就像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实践，需要根据各国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基本国情、顺应历史和社会发展规律一样，社会主义建设也同样需要根据实际来进行社会革命和社会建设，资本及其背后旧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必然要发生革命性的变革。没有这种变革，新的社会将无法建立起来，受剥削压迫的广大人民不可能真正站起来。当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对如何发挥资本作用进行了诸多设想和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和教训。
(三)驾驭资本要坚持基本经济制度
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经济秩序中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经济制度，也就是社会的所有制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得出了要用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客观必然性，对未来社会主义的设想中，要建立的是一个公有制的社会。至于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也不可能为我们制定完备的实施方案。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指出，私有制的存在，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是生产力发展不够高的结果。社会主义社会要以公有制完全取代私有制，必须以生产力高度发展为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潮交流交融交锋，国内各种矛盾和问题叠加出现，境外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一刻也没有放松，这些都对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青年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精神风貌深深地影响着一个时代的发展。所以，国家要加强对青年核心价值观的引导，将尊崇先烈的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下来，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文化观、民族观和国家观，出台英烈保护法以法治手段保护和培育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实践证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我们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既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又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从允许个体经济存在，到发展私营经济，再到引进外国资本。实质上，我们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种基本经济制度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
(四)驾驭资本要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
共同富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和一贯立场。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开展资本主义研究，投身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实践，就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明显地表现为贫富差距。他们对资本主义全方位研究之后，提出未来社会的理想目标，共同富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一方面财富极大丰富的富裕，另一方面是人人有份、社会共享共同价值实现本质。马克思指出，“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15]他们坚信，只有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基础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充满剥削和压迫的资本主义社会最终要被追求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
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同国家在不同的阶段以不同的形式，将共同富裕的作为奋斗的目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第一次将社会主义探索付诸实际的列宁明确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以便使所有劳动者过上最美好的、最幸福的生活。”
毛泽东立足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对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17]新中国建立之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生产资料归劳动人民共同所有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在城市区别对待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以及对私有资本有限制地利用，很好地实践了毛泽东的共同富裕思想。
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的多个场合讲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在利用各种资本发展生产力方面走的步子更大。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逐步扩大，基尼系数连创新高。这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关注，以至于1992年2月邓小平在巡视南方时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8]13431993年9月6日，邓小平与弟弟邓肯谈话中说：“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18]1364
2015年8月21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习近平提出：“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改革发展搞得成功不成功，最终的判断标准是人民是不是共同享受到了改革发展成果。”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所作的报告中共出现六次“共同富裕”。这些重要讲话突出了发展生产、共同富裕对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意义，将是否做到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提高为改革成败的最终判断标准，是我国深化改革须臾不可离开的基本指导思想。
四、结 语
驾驭资本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面临的重要理论和现实课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与时代特征，决定了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容纳的资本生存和发展空间还存在的情况下，资本作为组织生产的核心，不仅不会消灭，而且应当更好地得到利用资本、利用市场发展经济。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我们理论的源泉。马克思恩格斯倾其一生研究资本运行的规律，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寻求社会主义的实现路径。他们发现资本的二重性，从资本一般发现资本的自然属性，从资本特殊发现资本的社会属性。从社会基本制度出发，资本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属性是不同的，这种不同恰恰是我们发现藏事物表象之下的本质，清醒识别因社会制度不同，导致的资本增值的利益归属不同，从而认清资本主义的掠夺和剥削本质，进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利用资本的正面作用，防范和避免资本负面作用。
马克思主义在重要国家的光辉实践是我们探索驾驭资本的有益经验。这些国家基于对当时发展实际和发展阶段的判断，在驾驭资本方面实行有益于社会主义发展的经济政策，既提高了资本增值性所推动的经济效率，又巩固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与此同时，要警惕不负责任的机会主义倾向。若在利用资本的时候采取放任的态度，不去控制或者没有手段控制资本拉大收入差距、渗透政治、控制文化和意识形态、污染环境的不良倾向，那就容易犯方向性错误。
因此，基本理论条件上要清醒，一是要对发展阶段和历史方位有一个准确的判断，在过渡时期、在初级阶段，要承认公私资本、国内外资本、不同产业资本的存在，根据形势发展张弛有度地驾驭好这些资本。二是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个领导权包括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领导权，是驾驭资本的坚强后盾和有力保障，也是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最根本最有效地手段。三是要坚持一定发展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现阶段既要巩固公有资本的主体地位和主心骨作用，又要引导发挥好其他资本有益作用。四是要把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作为驾驭资本的目标，通过社会主义资本运作主体的目的性对资本运动的自发性加以规范和管理，最大限度的减少其负面效应，使之体现社会主义基本价值。
继续加大对临床科研工作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强将科研成果转化为临床诊疗新技术的扶持力度。通过协同创新，以科学研究反哺技术创新，不断提升医院的整体医疗技术水平。
3.2 生态效益分析 通过水产动物的养殖，消灭了稻田的杂草和虫害，并将杂草和虫害转化为高质量的蛋白；同时，减少了农药的使用，甚至不使用农药，节能环保。水稻单作模式中，化肥的过量施用会导致土壤物理化学特性发生变化，土壤板结，肥力下降，并引入大量的有毒物质。稻渔综合种养模式中，水产动物养殖过程中产生的残饵、代谢物转化为稻田的生产力，减少了肥料的使用[9-10]，生产的水稻属于无公害水稻，达到绿色食品标准，如果在水稻品质上加大宣传和推广，将会产生更好的经济效益。
驾驭资本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需要落地的实践问题。因此，需要具体而微地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国际等方面分析资本的运行机制和作用机制，综合施策、精准驾驭，让资本沿着正确高效有序的轨道，服从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那将是一项更具挑战性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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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Controlling Capit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Theory
YAN Hai-bo
(Marxism Schoo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 : The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s of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determines that capital is still the core element of social production. The duality of capital making it manifest as a two-sided character. Using capital, harnessing capital, avoiding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capital, and guiding them to serve the society and serve people are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s for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There are different attitudes and methods of using capital in the practice of socialism in various countries.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of Soviet Russia and China's new democratic economic policy are typical experiences and useful explorations of using and controlling capital in a certain historical peri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aw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e theoretical point that needs to be grasped by controlling capital is to rely on the judgment of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to uphold the leade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to adhere to the basic economic system of socialism, and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Key words :capital；controlling capital ; new economic policy ; new democracy ; socialism
中图分类号 ：F03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603(2019)01-0001-10
收稿日期 :2018-11-26
作者简介 ：严海波，男，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责任编辑：杜红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