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0年来文艺界三次论争的回顾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界论文,年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10年，文艺界围绕文学的精神价值取向问题有过三次较大的论战。第一次是关于文学的人文精神问题，第二次是关于作家的“聪明”问题，第三次是关于文学的批判精神问题。这三次论争表面上经过三个不同的阶段，在理论上似乎是有较大的发展和进步，但实质上对立的双方在理论思维上是停滞不前的。也就是说，对立的双方都没有在论争中汲取对方的合理的东西，超越自身的局限，向更高的阶段发展，而是停留在同一层次上来回地揉搓。
这三次论争尽管每次争论的话题不同，但焦点都是理想（要求）和现实（存在）的冲突和对立。
一、关于文学的人文精神问题
这个问题是1993年王晓明等人首先提出来的。与王蒙等人高度肯定王朔消解神圣、躲避崇高的创作倾向相反，王晓明等人坚决反对。他们在《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一文中指出，作家王朔的作品总的基调是“调侃”。这种调侃是取消生存的任何严肃性，将人生化为轻松的一笑，它的背后是一种无奈和无谓。王朔调侃大众的虚伪，也调侃人生的价值和严肃性，最后更干脆调侃一切。在这种调侃一切的姿态中，从调侃对象方面看，是一种无意志、无情感的非生命状态，对象只是无谓的笑料的载体。从调侃者本身看，也同样是一种非生命状态。调侃者一如看客，他置身于人生的局外，既不肯定什么，也不否定什么，只图一时的轻松和快意。调侃的态度冲淡了生存的严肃性和严酷性。它取消了生命的批判意识，不承担任何东西，无论是乐还是痛苦，并且，还把承担本身化为笑料加以嘲弄。这只能算作是一种卑下和孱弱的生命表征。在调侃中，人们通过遗忘和取消自身生命的方式来逃避对生存重负的承担。然而，现实生存并不因这种逃避而有丝毫改变。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国人生存境况之不堪和生命力的孱弱。（见《世纪之交的冲撞——王蒙现象争鸣录》，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1月）这不是孤立的创作现象。王晓明进一步指出：“1987年以来，小说创作中一直有一种倾向，就是把写作的重心从‘内容’移向‘形式’，从故事、主题和意义移向叙述、结构和技巧，产生出一大批被称为‘先锋’或‘前卫’的作品。这个现象的产生，除了小说观念的革新、创作者主观感受的变化之外，是不是也暗合了知识界从追究生存价值的理想主义目标后撤的思想潮流呢？再比方说，那批所谓‘新写实主义’作家的平静冷漠的叙述态度，真如有的论者所言，是一种有意为之的姿态呢？是否也同样反映出作者精神信仰的破碎，他已经丧失了对人生作价值判断的依据呢？至于这两年流行的以嘲讽亵渎为特色的小说和诗歌，就更是赤裸裸地显露出对我前面所说的那种文学的神圣性的背叛。当然，近几年中国文学的状况相当复杂，造成这些状况的原因是多种多样，远不能一概而论。但是，从一些似乎并不相关的现象，我却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共同的后退倾向，一种精神立足点的不由自主的后退，从‘文学应该帮助人强化和发展对生活的感应能力’这个立场的后退，甚至是从‘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着精神价值’这个立场的后退。”（同上）他们认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文精神的日见萎缩和危机。
这种批判首先遭到了王朔等人的反击。王朔等人认为，在选择的机会越来越多、选择的方式越来越多的社会里，需要重视的不是人文精神失落不失落的问题，而是要不要尊重别人的选择的问题。今天应当确立人际关系的一个基本准则，就是谁也无权干涉他人的选择，有的人可以选择做哲人，有的人可以选择做隐士，有的人可以选择当小市民。应当尊重少数人的权利，哪怕是犯错误的权利，我们过去老是讲“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但有时可能还需要坚持在别人看来是错误的东西，而在某种情况下，坚持错误比坚持真理更为不易，更需要勇气，也更有意义。在怎么活的问题上，没有应当怎样不应当怎样的模式，谁也不能强求谁。别弄得跟精神上的“党卫军”一样，觉得别人都是犹太人，现在这种精神上和文化上的“纳粹”好像并不少。（见《自由的选择与文学态势》，1994年《上海文学》第4期）随后，是王蒙的辩护。王蒙把王朔等人的这些思想理论化了，提出了粗鄙生存观。王蒙在《人文精神问题偶感》一文中认为：“王朔只是一个作家，他远远不是作家的样板或最高标竿。要求作家人人成为样板，其结果只能是消灭大部分作家。”“而寻找或建立一种中国式的人文精神的前提是对于人的承认。我们耳熟能详的天经地义是‘世上没有抽象的人，只有具体的人’。……具体的人也是人，这就如白马也是马。坚持白马非马的高论与坚持具体的人不是（抽象的）如出一辙。从这个意义上说‘痞子’或被认为是痞子或自己做痞状也仍然是人。有真痞子也有佯痞子，正像有真崇高也有伪崇高。毛泽东就曾经热情洋溢地为“痞子运动”其实是农民运动做过辩护。动不动把某些人排除于‘人’之外，这未免太缺少人文精神了。我们太熟悉这种逻辑了。例如一提到‘爱’他就问你是不是爱结核菌，似乎爱是结核菌之属的专利。如果真的致力于人文精神的寻找与建设，恐怕应该从承认人的存在做起。”“人文精神应该承认人的差别而又承认人的平等，承认人的力量也承认人的弱点，尊重少数的‘巨人’，也尊重大多数人的合理的与哪怕是平庸的需求。”（见《世纪之交的冲撞——王蒙现象争鸣录》）
的确，我们应该尊重他人自由选择的权利，但是绝不能放弃对不同的自由选择作出真假判断和价值高下判断。
即使是主张自由选择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尔，也要求一个人必须为自己的选择结果负责。他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这篇著名论文中指出：“只要我承担责任，我就非得同时把别人的自由当作自己的自由追求不可。”萨特尔认为，当我们说人对自己负责时，我们并不是指他仅仅对自己的个性负责，而是对所有的人负责。所以，“人为自己作出选择时，也为所有的人作出选择。因为实际上，人为了把自己造成他愿意成为的那种人而可能采取的一切行为中，没有一个行动不是同时在创造一个他认为自己应当如此的人的形象。在这一形象或那一形象之间作出选择的同时，他也就肯定了所选择的形象的价值；因为我们不能选择更坏的。”在萨特尔看来，“我们选择的总是更好的；而且对我们来说，如果不是对大家都是更好的，那还有什么是更好的呢？”
因此，我们不能回避自由选择的真假判断和价值高下判断。
事实上，任何一种选择都有一个是否符合实际的问题，也就是有一个现实问题。对于每个人体来说，不是所有的选择都有可能实现，都有可能转化为现实。这就有一个选择在其现实性上的真假问题。即使一些不同的选择都可以实现，那么也有价值高下优劣的问题。《水浒传》与《荡寇志》，《红楼梦》的原作与续书，难道没有价值高下优劣的分别？《红楼梦》原作与续书在情节、结构上是不同的，一是由欢而悲，一是由悲而欢，其根本原因在对小说所展现的基本冲突的性质及其解决方式的不同看法。曹雪芹写的是叛逆者与封建礼教之间冲突，其结局是叛逆者被黑暗势力所窒息、扼杀，续书大多写的是黛玉与宝钗爱情上的争夺，结局是有情人成眷属，贾府也兴旺繁盛。所以，两种写法、两种观念之间存在巨大的分歧。显然，这里就有一个正确与错误、进步与落后的价值判断。
因此，对不同的选择不作价值判断，或放弃价值判断，不但是漠视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且是不负责任的（参见拙作《调侃人生和价值判断》，《文艺报》，1995年1月14日）。
二、关于作家的“聪明”问题
王蒙这种粗鄙生存观，在王彬彬看来，这是过于聪明。在1994年《文艺争鸣》第6期上，王彬彬以《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为题，指出：“中国当代一些作家，一些文人，实在是过于聪明了。这里的聪明，是指一种做人之道，一种生存策略，一种活命智慧，一种处世技术，是指‘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是指一种形而下的立身手段……中国当代那些极聪明的作家、文人，虽是书生，却没有一点书生气。”王蒙成为王彬彬首当其冲的批判对象。王彬彬说，王蒙在1993年《读书》第1期上发表《躲避崇高》一文，对王朔表示了赞赏。其中有几句关于王朔的话也很耐人寻味：“他不像有多少学问，但智商满高，十分机智，敢砍敢抡，而又适当搂着——不往枪口上碰……他开了一些大话空话的玩笑，但他基本上不写任何大人物（哪怕是一个团支部书记或者处长），或者写了也是他们的哥儿们他们的朋友，绝无任何不敬非礼。”王朔的确是高智商的，是极识时务的，是太有现实感的，是过人的聪明的，王朔看起来什么都敢骂，什么都敢亵渎，但其实他是很懂得分寸，很善于掌握火候，很能够认清对象的，他是先估量了对手再行事的。他明白什么东西可以骂可以亵渎时要“适当搂着”，什么东西骂时亵渎时不妨任意尽兴。例如，在碰到知识分子时，碰到书生时，则像阿Q碰到尼姑一样，不妨痛痛快快地骂，痛痛快快地亵渎，嘲弄，挖苦，因为这些人，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是原本就可以被任意欺侮的。王蒙对王朔的肯定，其实可以看成是对自身的肯定，王蒙与王朔之间，其实有着许多或内在或外在的相通之处。王蒙当然是极聪明的人。上文所引的王蒙说王朔的那段话，移到王蒙身上，也几乎是合适的，《躲避崇高》一文中，王蒙对王朔的不少评析，都大体可用于王蒙自身。在王蒙与王朔的小说之间，的确可找出不少相同、相通、相近、相似之处，那种机智，那种调侃，那种油滑，那种极度膨胀的叙事话语……都是二者共有的。王蒙成为王朔的知音，的确并非偶然。
王朔消解神圣的危害是巨大的。张德祥在解剖王蒙的误区时指出，王朔的问题不仅仅是“躲避崇高”或“撕破伪崇高的假面”，而是把“伪崇高”与“崇高”一勺烩，把“崇高”当作“伪崇高”进行亵渎、嘲弄，不承认世界上有什么崇高、高尚，正如王蒙所说：“不歌颂真善美也不鞭挞假恶丑乃至不大承认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区别”，取消了是非原则，如同戴上墨镜观世界，不仅天下乌鸦一般黑，天下人都一般黑了。如果说这不是一叶障目的虚无主义，那只能是不辨是非，混淆黑白的色盲主义了，否则，会是什么呢？会是“倒孩子”主义么？“脏水”是要倒的，但如此的以“倒孩子”为能事的“倒法”是不足称道的，因为事情可能会弄得更糟糕。王蒙告诉我们，“痞子”也是人，因为“痞子”身上也包含着与其他人“共同的——普遍的与抽象的本质”（人性），一般是个别的共性、具体的差异性，并以这种“抽象的本质”取代了对具体差异性的价值判断。白马当然是马，黑马也是马，骏马、驽马都是马，它们都是马的生理上的类属特征，但承认它们都是马并不能掩盖这些具体的马所表现出来的“马性”的差异，不能取代对于具体的马的“价值”（马性价值）的具体判断了，不能因为它们都是马就无视价值的高下之分。“人性”与“马性”一样，是一种抽象的意义上的“存在”，它虽然是从具体的人身上抽象出来的“一般”，但“人性”在具体的人身上的表现是不尽相同的，甚至差异很大。任何一种人、一类人、一个人，当然都是人，正如强盗、侵略者、法西斯主义者、暴君、奴才、英雄、懦夫、平民、无赖、科学家、艺术家、君子、小人、痴呆症患者等等具体的人都是人，都属于人“类”，因为他们在生物、动物的意义上属于一类，有着相同的生理特征。但是，不同的人身上表现出来的“人性”特征不同，其价值和意义也不同。从“类”的意义上来说，任何人都是人，但在“价值”的意义上来说，却常常可能把一些人或一类人排除于“人”之外，因为他所体现出来的“人性”是一种残暴的兽性，给他人、社会、人类带来危害或灾难。因此，人在价值层面上是有区别的，有差异的。如果说“伪崇高”是通过“虚伪”的手段和方式、通过以假乱真从内部瓦解了崇高，那么，王朔小说中的那些“痞子”则是通过所谓戳穿“伪崇高”而又真假不分地在崇高背后捅了一刀。崇高之死，良知之灭，人的动物本能不能向着“人”的目标向上升华，就必然会沿着本能欲望而下滚下堕，除了“金钱”名利之外目空一切，任何精神、伦理、人格的尊严都可以踩在脚下，“一点正经没有”，“过把瘾就死”，在一片虚无中放纵与亵渎。如果说“伪崇高”是对人的一种瓦解，“真痞子”也不过与“伪崇高”殊途同归，所以有言在先：“千万别把我当人”。如果自己不把自己当作人，自我糟践、自我践踏，呼吁“千万别把我当人”，那么，别人也没有义务把这种不把自己当人的人当作人，同时还必须清楚，这种不把自己当人是一种不把人当人的另一种表现方式，通过自我亵渎方式表现出来的对人的亵渎，同样是对人的瓦解。（见《世纪之交的冲撞——王蒙现象争鸣录》）如果说王朔是消解神圣，那么王蒙则是真正的躲避崇高。这种躲避崇高的危害也是相当大的。如果一个作家因为感受、领悟能力的局限，和受到某种偏见和观点的束缚，那么，他还有可能像巴尔扎克那样，取得现实主义的胜利。但是，如果一个作家在文艺创作中老于世故或过于聪明，就绝不可能创作出震撼人心的不朽之作。
胡适、鲁迅对中国作家过于聪明或“成熟”对文艺创作的伤害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批判。尽管他们的这种批判有的是就某个具体问题（如大团圆）来说的，但也击中了要害。
胡适说：“做书的人明知世上的真事都是不如意的居大部分，他明知世上的事不是颠倒是非，便是生离死别”，却“闭着眼睛不肯看天下的悲剧惨剧，不肯老老实实写天工的颠倒残酷”，而是说谎。这便是说谎的文学。鲁迅也说：“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没有正视的勇气”，“从他们的作品上来看，有些人确也早已感到不满，可是一到快要显露缺陷的危机一发之际，他们总要即刻连说‘并无其事’，同时闭上眼睛。这闭着的眼睛便看见一切圆满……于是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因为凡事总要‘圆满’，正无需我们急躁。”这便是“瞒和骗”的文学。
这种说谎的文学、瞒和骗的文学绝不能叫人有深沉的感动，绝不能引入到彻底的觉悟，绝不能使人起根本的思量反省。（参见拙作《反抗妥协》，1995年《文艺争鸣》第3期。）
可是，王朔、王蒙等人却认为这种批判是扼杀多样性，王蒙说：“承认多样性有时也很困难。你发表自己的看法可能是从最好的动机出发，想让大家都变成你这个式样的最好，这实际上也取消了多样性。文学上常有这样一种理论，这种理论很可能是正确的：凡是杰出的作家，凡是留在文学史上的巨著都是关怀着人民的命运，反映着时代的精神等等。但我们不妨想一想，四千名作协会员能不能都成为杰出作家；现在我国一年出九万种书，其中文学书占有很大比例，这些文学书能不能都成为纪念碑？……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动机也可能抹杀多样性，抹杀多样性的结果最后把最好的东西也抹杀了，因为最好的东西恰恰是在多样性的条件下出现的。你要以最好为标准，要大家向最好看齐，那必然导致把通俗文化通通砍杀。最好的作曲家是贝多芬，最好的歌唱家是帕瓦罗蒂，你毛阿敏离帕瓦罗蒂远着呢，蔡国庆就更远。要用帕瓦罗蒂这把刀子来砍我们的歌手，那结果是什么呢？”（见《道德乌托邦和价值标准》，《世纪之交的冲撞——王蒙现象争鸣录》）其实，王彬彬等人不是否认多样性存在，而是为了克服多种多样的存在的局限性。显然，王蒙鼓吹粗鄙存在观掩盖自身的局限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而不是追求更高的发展和超越了。
三、关于文学的批判精神问题
提倡文学的批判精神，就是要求作家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从这个尺度出发，余杰、葛红兵等人重新审视了20世纪的中国文学。余杰在《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一文中指出：“昆德拉是‘智者’，哈维尔是‘圣人’。”昆德拉是一充满智慧的人，他采取的是冷眼看人间的方式。他在观看自己祖国的时候也是如此。昆德拉流亡到西欧之后，再反观国内一切荒谬透顶的事件，因而具有了“距离的美感”。这种“距离的美感”使他的作品洋溢着压抑不住的幽默和反讽。昆德拉的幽默是迷人的幽默，昆德拉的反讽是惊人的反讽，它们征服了无数长期按照一元化模式进行思维的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困惑中的青年人。昆德拉看透了历史的烽烟，历史已然如此，他得出的结论是：不参与才是真正的参与。因而他有一种很强烈的置身于事外的“游戏”的态度。而哈维尔是一个知行合一的“圣人”，他是贞德、扬·胡斯、布鲁诺和甘地这一谱系的人。对外，他用行动证明自己的理论，进行着“警戒地、深思地、专注地抗拒”；对内，他深入到心灵深处去，发掘出灵魂里崇高的因子，摒弃那些卑劣的因子。哈维尔坚持认为，心灵比智慧更加重要，承担比回避更加重要，参与比置身事外更加重要。哈维尔绝不离开自己的祖国，他与自己的同胞共同承担历史的苦难。他觉得，只有承担了历史的苦难，才能拥有对祖国的未来发言的权利。余杰认为：“灵魂比智慧更重要。从自己的内心里生发出来的信仰，是坚不可摧的信仰。而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的恰恰是这样一种信仰。生存是他们的最高信仰，为了生存可以放弃所有的原则和所有的承担。因为是为了生存，所以无论作出多少违心的选择都是不可以指责的，谁指责就是苛求、就是不‘设身处地’。”“我们欣赏智慧，但是我们放逐心灵。20世纪90年代大部分的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专家’这种职业化的身份，不再对社会发言，不再关注‘沉默的大多数’的生存状况，并且把这种选择当作进步。是不是真正的进步呢？放弃了承担的中国知识分子，即使生产出‘与国际接轨’的知识来，这样的知识对于特定的时空内的‘中国’来说，是不是一种‘有机’的知识呢？”（见《文论报》，1998年11月26日）余杰对这说了“不”，要求作家从昆德拉走向哈维尔。
葛红兵等人重新审视了中国20世纪的文学，则得出了极为悲观的结论。葛红兵在《为20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一文中说：“在这个叫20世纪的时间段里，我们能找到一个无懈可击的作家吗？能找到一种伟岸的人格吗？谁能让我们从内心感到钦佩？谁能成为我们精神上的导师？很遗憾，我找不到。我宁可认为这个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家是王实味、遇罗克、张志新、顾准……虽然他们当中有的人可能一生都没有写什么文学作品，可是他们的人生就是一篇完美的诗章，他们写出这样的作品，难道不能叫文学大师吗？相比较而言，那些在各种各样的文学史书上流光溢彩的人倒是应当感到汗颜，他们应当羞愧而死。”（见《中华文学选刊》，2000年第1期）葛红兵按照这个理想的要求对鲁迅、钱钟书等中国现代作家下了极为苛刻的判词。葛红兵认为，鲁迅既然爱国，他为什么要拒绝回国刺杀清廷走狗的任务？徐锡麟，他的同乡能做的，秋瑾，一个女子能做的，他为什么不能做？难道他不是怯懦吗？钱钟书现在仿佛已经是中国的“文化昆仑”了，甚至有人专门穿凿附会了一门神圣“钱学”，可是钱钟书这样的人，他在“文革”中到底做了些什么呢？他实行的是乌龟哲学、舵鸟策略，他假装专心于学术，对周遭正在发生的惨无人道的事情视而不见，强权之下，不反抗就意味着同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人格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他有什么资格做“文化昆仑”？
张志忠等人对这种批判倾向进行了质疑。张志忠在《道德并非万能》一文中指出：“时代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不拘一格降人才，既需要秋瑾，也需要鲁迅，既需要张志新，也需要钱钟书，指责钱钟书没有去作张志新，如同批评鲁迅没有去作秋瑾一样，都过于单一和刻板，道德至上的激情淹没了理性和智慧。”（见《文论报》，2001年4月15日）张志忠认为这场争论是过去几次争论的延续。他说，前几年，曾经有人指责中国作家“太聪明”，在严峻的历史面前只求自保，不敢说真话。后来，有人在评价钱钟书的时候，也提出了“乌龟哲学”和“舵鸟策略”的问题，批评他不反抗暴政而借学术以避世，并且判定“不反抗就意味着同谋”。晚近出现的“我们有罪，我们忏悔”，也是循着这条思路演进的。张志忠认为，人应该为了追求真理而献身，人应当及时发出自己的真实的声音，何况是自命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和代民立言的作家呢。这是一种最高的标准，是最为圣洁的选择，这样的要求，经常是作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取法其上，得乎其中”的理想标高而存在，只有极少数圣徒可以做得到；具体到大多数人，是无法强行要求，也不必强行要求的。已故指挥大师卡拉扬曾经为纳粹演出，海德格尔曾经率领德国教授宣誓效忠希特勒，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嗜赌如命，污点和过失不必避讳，瑕不掩瑜却是常理，他们各自的专业成就和地位不可动摇。金钱不是万能的，道德也不是万能的，它只适用于有限的领域，却不能霸占一切、衡量一切。
看来，张志忠等人和余杰、葛红兵等人的交锋在理论思维上仍然没有多少进步。
其实，余杰、葛红兵等人提出一种理想，一种要求，都是不过分的。价值有高下优劣，有是非。有的是需要否定的。鲁迅成为无产阶级伟大战士，周作人堕落成为汉奸，难道他们各自的道路和行为是偶然的吗？难道不是他们各自的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张志忠企图将周作人等人的堕落行为视为偶然的附带进行“清洗”，对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作为完全肯定。恐怕是令人难以接受的。的确，有些文化的现象的存在是不能一棍子打死的。但是，它们是有价值高下优劣的，是不能等量齐观的。
余杰、葛红兵等人的问题并不在于他们对有些作家和知识分子提出了过高的要求，指出了他们的局限，而在于他们没有准确地、全面地把握批判对象，并对不同对象进行不同分析。例如，他们在重新审视鲁迅和钱钟书等现代作家时就犯了这种形而上学的错误。鲁迅是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封建阶级逆子贰臣成为无产阶级的友人以至于战士的。葛红兵等人要求鲁迅一出生就是战士是相当可笑和幼稚的。鲁迅成为无产阶级战士后，不但是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战士，而且是现实斗争中的战士。否则，就不会有梁实秋等人诬陷鲁迅领取卢布了。鲁迅的这些战斗，随时都有可能坐牢和杀头。鲁迅在激烈的现实斗争中还写下了令反动派胆颤心惊的战斗檄文。余杰、葛红兵等人不要说像鲁迅这样参与同邪恶势力的现实斗争，哪怕是写出像《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友邦”惊诧》等战斗檄文之一也做不到。钱钟书在批判白专道路的狂热政治气候下坚持自己的独立道路，这岂是葛红兵等心浮气躁之辈所能理解的？抗争有不同的方式，面对面的鱼死网破是抗争，拒绝也是抗争，这两种抗争是没有价值高下之别的。
同时，我们要求作家和知识分子成为真正的战士与这些作家和知识分子在实现这个理想时达到了什么程度是两回事。我们绝不能因为有些作家和知识分子没有完全达到这种要求就全盘否定他们的努力。否则，就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窠臼。余杰、葛红兵等在臧否一些作家和知识分子的时候，只看到了他们离理想要求的距离，而没有看到他们为实现理想目标所作的努力并取得的成就，就犯了历史虚无主义错误。至于极个别人从狭隘的政治需要出发，抱有极其阴暗的心理，大肆地否定这个，打倒那个，就不具有从理论深究的价值。回顾近10年来文艺界这三次较大的论战，可以看出，无论是批判王朔等人，追寻文学的人文精神，批判王蒙等人，反对文学的粗鄙实用主义，还是批判20世纪中国重要作家和作品，提倡文学的批判精神，都是有益于文学健康发展的。但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
一是不能历史地把握鲁迅、钱钟书、贺敬之、浩然等现代作家。有的批判既不准确，也不全面，甚至有的批判是过火的，影响了所提出的理论问题的积极深入地展开。
二是对所批判的对象的反击缺乏应有的理论超越，尤其是对王朔、王蒙等人不在同一层面反击缺乏有力的揭露和批判，致使这场颇有价值的思想理论交锋没有取得丰硕的文化成果。
因此，尽管这近10年来文艺界提出了追寻文学的人文精神、反对文学的粗鄙实用主义、提倡文学的批判精神等相当有价值的思想理论问题，但是在理论思维上没有更高的发展和展开。这些有价值的理论问题不过是同一类型问题的不同提法。而对立的一方既不能也不敢正面正视这些理论问题，反思自身的局限，而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结果是不断地重复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什么发展。可以说是以不应应万变。
因此，如果提出的理论问题没有理论上的展开和解决，即使在某种压力下暂时中断了，也将在一定的时候换个形式重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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