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享功臣：盖棺未必论定——略说宋朝官方的历史人物评价操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人物论文,宋朝论文,功臣论文,评价论文,操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个皇帝逝去，意味着一个王朝自然段的终结，逝去的人与事便都成为历史，对终结后自然段的整理也随即开始。这种整理，不仅有政策的继承与调整，还包括对人物的评价。
先皇乘鹤西去，或者说是飞升天庭，一去不返。活着的君臣担心他过于孤寂，让他生前过从最为亲密的过世大臣也陪伴在身边，构筑起一个冥界的政体，这就是功臣配享。不过，选择谁来配享，并非是先皇在世时的指定，而是后来君臣的意志。这里，便有一个对历史人物评价的问题。功臣配享所体现的历史人物评价主要是朝廷官方的认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普遍的客观认识。这种认识也影响到后世对这些历史人物的评价。功臣配享皇帝，是官方对该大臣予以的最高评价，泽被大臣家族子孙，引以无尚荣耀。然而功臣配享如果仅止于此，那么意义就过于狭小了。
功臣配享的人物选择，还反映了现朝廷对先朝政治的取舍，肯定什么，否定什么。多数的功臣配享可以说是盖棺论定，异议甚少。但也有一些功臣配享，却在配享当初便有争议，还有的功臣配享在过后出现变动反复。这些都透过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反映了当时朝野的政治认知，折射了当时的政治风波。
在今人看来，功臣配享似乎是一个不足关注的小问题，但小问题有时亦可揭示大认识、大变化，甚或是大秘密。因具论如下。
一、宋朝功臣配享之发轫
功臣配享之礼俗仪制，古已有之。《尚书·盘庚》载“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周礼·夏官司勋》载：“凡有功者，铭书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实际实行，可从《三国志》的记载中看到。①
宋朝也继承前代的传统，建立有功臣配享制度。
本来，前朝君主过世，在继任君主的在位其间，应当在进入太庙的先朝君主旁边指定功臣配享。不过，这种事情在第二代君主太宗皇帝在位时期并未进行。这大概也折射出非正常即位的太宗的一些政治异常。当然，这也反映出忙于政权建设的太宗朝君臣未遑务虚的一面。
宋朝的功臣配享，发轫于真宗即位改元的第二年。咸平二年(999)二月十二日，真宗发出一道诏书：
朕听政之暇，观书益专，遂见国初始经王业，我太祖皇帝将膺帝箓，已肇人谋。当或跃之秋，属艰难之际，周微吕望，安能定不拔之基；汉匪萧何，无以佐勃兴之运。时则有故太师、赠尚书令、追封韩王、谥忠献赵普，蕴负鼎之雄才，畜经邦之大略。首参密画，力赞沉机。辅弼两朝，出入三纪。茂岩廓之硕望，分屏翰之剧权。正直不回，始终无玷。播为巨美，勒在丰碑。实千载之伟人，庶九原之可作。烈魄未陪于严祀，彝章曷称于有知！遂俾缙绅，详求典故。考行既闻于余裕，出纶必叶于通规。义着幽明，道符今古。宜以普配飨太祖庙庭，仍遣官奏告本室。②
是为宋朝配享功臣之始。赵普以一介小吏，风云际会，辅佐太祖、太宗两朝，结束五代战乱，完成宋朝中国主要区域的再度统一，其功甚伟。在功臣如林的太祖朝，以赵普配享太祖，亦属当之无愧。不过，在真宗即位风波消弭、政权走向安定之后，宋朝君臣发为此行，当亦有其隐微。
是时主政者，已由顾命元老吕端转为新任宰相李沆。李沆受知于太宗，在真宗为太子时曾担任太子宾客，是真宗名副其实的老师，也是其最为信任的心腹大臣。真宗朝为后世的创制，大多出于李沆之手。李沆行事，多在深思熟虑之后。太宗在位二十一年。太宗的逝去标志着一代人的离去。由于太宗是在“烛影斧声”下不清不楚即的位，在太宗在时，便有大胆如王禹偁之辈发出异样的声音，为太宗所压制。③当太宗去世后，沉默的记忆会再度泛起。出于为太宗回护，受知于太宗的李沆，便想起了赵普。
赵普在太祖、太宗两朝任相，主要作用发挥于太祖时期，与太祖关系密切，拥有通家之好。太祖在世时，与太宗的关系颇为微妙。当太祖去世后，赵普遭受过太宗的打击。审时度势，赵普转而投靠太宗，设计了子虚乌有的“金匮之盟”，来证明太宗承继大统的合法性，并为保证太宗子孙的继统出谋献策。所以，当历史的记忆再度泛起之际，能为太祖、太宗两朝所共同认同的上层人物，还非赵普莫属。因此，在冥界的赵普，便担负了新的使命，沟通太祖、太宗两兄弟，再顺其自然地连接到正常继统的真宗。这是以赵普配享太祖的一个政治隐衷。
选择赵普配享太祖，还有另一个政治目的。受惠于太宗朝科举规模扩大，李沆、寇准、王旦等一批科举官僚的精英，在太宗末、真宗初终于攀上政界的金字塔顶峰，开始大展拳脚，有所作为，终于在真宗一朝，让前所未有的士大夫政治得以形成。太庙中，有先主太祖皇帝，但那只是皇帝的偶像，士大夫政治要求有自己的偶像，这也使以李沆为首的执政集团选择了位极人臣的文人宰相赵普。
此外，选择赵普配享太祖，李沆还可能有自己的偏爱。对赵普，素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由此亦可见赵普对《论语》一书的重视与喜爱。④尽管许多人质疑“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真伪，⑤但战乱后的重民与安民的认识，的确让《论语》再度获得了实用意义。李沆没有发为大言“半部《论语》治天下”，但史籍也记载李沆“常喜读《论语》，或问之。沆曰：为宰相，如《论语》中‘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两句尚未能行，圣人之言，终身诵之可也。”⑥是否李沆是受赵普的影响已无从考证，但完全两人异语同工的言说中，可以窥见他们共同的思想倾向。这也可以视为李沆选择赵普配享太祖的个人因素。顺便指出的是，李沆的言论也可以成为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真实性的一个旁证。
此例一开，便成创制。在同一年咸平二年的八月，翰林学士承旨宋白等又提案，“请以故枢密使、兼侍中、赠中书令、追封济阳郡王曹彬配飨太祖庙庭”。这一提案也得到了落实。除了竖立文臣的偶像，还有必要竖立武将的偶像，这不仅是为了对承五代余绪尚犹强盛的武将加以安慰，还有面对北方契丹的军事压力，显示重视军备的需要。尽管有学者认为曹彬是“庸将负盛名”，⑦但选择不滥杀的曹彬配享太祖庙庭，无疑也是奉行和平主义的宋代士大夫们的抉择。
在真宗朝，宋朝终于与相互厮杀数十年的辽朝通过缔结“澶渊之盟”而达成和解，为两国带来百年和平。宋朝君臣的这一举措，从配享曹彬的行动中也可观察到一脉相承的必然性端倪。
二、宋朝功臣配享概观
综合《宋会要辑稿》礼11-1、《宋史》卷一○九《礼志》“功臣配享”与《文献通考》卷一○三《宗庙考》“宋配享功臣”记载，现将有宋一朝功臣配享列为表1。
按，宁宗以后之南宋理宗、度宗、恭帝以及流亡二王之配享均不见上述诸书记载，亦不见载于其他文献，因付之阙如。此外，上表所示功臣人名为最终配享，其间变动情况详见后述。
三、宋朝功臣配享解析
太宗庙庭配享为薛居正、石熙载、潘美三人，是在咸平二年(999)八月追加曹彬配享太祖庙庭的同时，由翰林学士承旨宋白等提案而获通过的。⑧不过，这三人均业绩平平。太宗朝长期连续任相的官员不多。以任相时间看，达六年以上，与薛居正相仿佛的尚有卢多逊。不过在与赵普的政治角力中，卢多逊被冠以交通秦王廷美的叛逆罪名败北，失去了得以配享的资格。潘美为武将，官至宣徽使。选择潘美，只是作为武将的代表。石熙载在枢府不过五年，远远少于同样担任过枢密副使、枢密使将近十年的楚昭辅。但石熙载是以进士出身的文人。选择石熙载，则反映了翰林学士承旨宋白等士大夫精英的重文轻武倾向。
选择潘美配享太宗庙庭，也可以窥见当时官方对潘美的正面评价甚高。这种正面评价，完全不同于杨家将故事流传之后以民间戏曲为主的负面评价。
史籍记载赵普配享是直接出于诏令，因此可以推断，在制度形成的初期，功臣配享只是宰相等少数人与真宗商议的结果。不过，是年八月的太宗庙庭功臣配享，则是记载为“翰林学士承旨宋白等议”。这表明功臣配享一事已经纳入集体讨论的日程。而集体讨论的背后，则反映了在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如何树立政治偶像上士大夫掌控话语权的事实。
真宗庙庭配享的李沆、王旦、李继隆，则人望甚佳。按照太宗庙庭配享的商议惯例，真宗庙庭配享也是由翰林学士的首席翰林学士承旨李维等人提案。《宋会要辑稿》礼11-2载有提案的奏议原文：
伏以真宗文明章圣元孝皇帝绍隆景业，驯至治平。睿圣之功，诚超踰于邃古；忠贤之佐，亦协赞于大猷。爰举礼经，用陪庙食。有若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赠太尉、中书令李沆，往以硕望，宾于东朝；洎翊天飞，首登宰府。咸平之治，实总着嘉谋。以方正端朝，以严重镇俗。始终待遇，冠于一时。太尉、赠太师、尚书令王旦，践历台枢，将二十载。赞弭兵之论，兴旷世之仪。纪律用张，方夏咸
。蔼然令德，洽于民瞻。忠武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赠中书令李继隆，旧勋之门，克嗣前烈。沉毅有勇，倜傥好谋。从幸澶渊，实总兵要，奋威却敌，厥功茂焉。并宜列大室之庭，预大烝之享。冀昭盛烈，允协旧章。伏请并配享真宗皇帝庙庭。
对于这一提案，仁宗“诏礼官参议”。这表明功臣配享制度已走上由礼官集体讨论的正常轨道。经过礼官参议后，仁宗“诏可”，批准了这一提案。
真宗朝是宋代士大夫政治开始真正形成的时代。同为太宗朝进士、又同在真宗朝前后担任宰相的李沆、王旦，正是引导士大夫政治的正面典型代表。由这两个人来配享真宗庙庭，正可反映出这一时代的特征。奏议中对这两个人的评价，亦多中肯綮。如说李沆“咸平之治，实总着嘉谋。以方正端朝，以严重镇俗”。我们看一下《宋史·李沆传》之后的元人论赞：“宋至真宗之世，号为盛治，而得人亦多。李沆为相，正大光明。其焚封妃之诏，以格人主之私；请迁灵州之民，以夺西夏之谋，无愧宰相之任矣。沆尝谓王旦，边患既息，人主侈心必生，声色、土木、神仙祠祷之事将作。后王钦若、丁谓之徒，果售其佞。又告真宗不可用新进喜事之人，中外所陈利害，皆报罢之。后神宗信用安石变更之言，驯致纷扰。世称沆为‘圣相’，其言虽过，诚有先知者乎？”⑨以如此圣相来配享真宗庙庭，不亦宜乎？重要的是，李沆的言行还极大地影响了在他之后担任执政和宰相长达近二十年的王旦。这两个人的行为，再加上其他如寇准等士大夫的作为，为宋代皇权重新造型，引导士大夫政治下的皇权走向，意义极为深远。
选择的李继隆，是武将的代表。从提案看，“从幸澶渊，实总兵要，奋威却敌，厥功茂焉”，则是看重李继隆在澶渊之盟的作用。而评价王旦，提案中也有一句“赞弭兵之论”。可见宋人对给宋朝带来百年和平的澶渊之盟是多么重视和欢欣。这也与后世的人看待澶渊之盟有着视角上的差异。
仁宗庙庭配享为王曾、吕夷简、曹玮三人。仁宗在位时间为宋朝皇帝之最，达四十一年之久。因此名臣辈出。光是宰相，除去再任、三任的重复，亦达二十一人，枢密之臣则更是多达数十人。从位极人臣的近百人中选出这样三个人，也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朝廷的评价立场。对此三人配享，翰林学士王珪等在议案中述说了理由：
准诏，下两制定议，仁宗祔庙当以何人配享。臣等伏以仁宗享国长久，励精政治。以知人之明，得驭臣之体。是以豪英材杰，乐为之用，外宣威灵，内经庙略。臣主感会，驯致太平。辅相则有故尚书右仆射、赠尚书令、谥文正王曾，忠允清亮，履德经哲，致位上宰，燮和大政。乾兴之初，辅翊两宫，仗正持重，中外以安。所谓以道事君，无愧前哲。故太尉、赠尚书令、谥文靖吕夷简，聪明亮达，规模宏远。服在大僚，历登三事，左右皇极，勤劳王家，二十余年，厥功茂焉。将帅则有故彰武军节度使、赠侍中、谥武穆曹玮，敦诗阅礼，秉义经武。参谋帷幄，折冲万里，镇绥方面，隐如长城。加以恂恂循道，有古名将之风焉。皆有功迹，见称于世，伏请并配享仁宗庙庭。
对于王珪等的提案，史籍记载英宗皇帝“从之”，予以认可。⑩
奏议中评价王曾“乾兴之初，辅翊两宫，仗正持重，中外以安，所谓以道事君，无愧前哲”，与事实相符。科举状元出身的王曾，当章献太后临朝听政之仁宗初年非常时期，以智谋翦除权臣丁谓，取代其为相，顺利将政权过渡到仁宗亲政。十余年间，拔擢了包括范仲淹在内的一大批名臣，为仁宗朝的士大夫政治积蓄了人才资源。在其去世后，仁宗创例题写神道碑额。
奏议中评价吕夷简“服在大僚，历登三事，左右皇极，勤劳王家，二十余年，厥功茂焉”，也是允当的评价。吕夷简与王曾协力，除掉权相丁谓后，开始走向政治核心。在王曾的拔擢下，担任宰相。尽管后来与王曾并不协调，不过吕夷简足智多谋，在政治中枢变动频繁的仁宗朝，居然可以三度入相，长期为政。晚年弥留之际，仁宗甚至为其剪髭疗病，可见厚爱之深。当世和后世由于他与范仲淹等人的恩怨纠葛，大多评价过低。其实，这并不代表当时的朝廷评价。平心而论，吕夷简一生功大于过，甚至范仲淹等人的功绩都有吕夷简成就的成分在内。
在武将方面，仁宗朝犹如狄青之辈虽多，但无争议而有德望者，无出曹玮。曹彬与曹玮，父子两代武臣进入太庙，配享皇帝，这在宋代为史无前例。
英宗庙庭配享为韩琦和曾公亮。《宋大诏令集》卷一四二载有《韩琦配享英宗庙廷制》：
功茂者赏惟其称，德厚者报不可忘。故命册褒崇，旧史有追封之典；祀祧跻配，前书存与飨之文。盖君臣之义，不独欲荣宠之于其生；抑邦家之光，实亦冀显扬之于不朽。惟时故老，翼我前朝，式敷诰于治庭，肆仪图于典礼。故永兴军节度使、守司徒、检校太师、兼侍中、魏国公、赠尚书令韩琦，才资沈伟，宇量恢宏。勇义出于至诚，朴忠可以大受。尽瘁于国，利无知而不为；任重于时，事虽难而必济。惠泽有加于四海，谋猷实纪于三朝。缅怀弼亮之勤，重起沦亡之痛。是用进登烈考之清鹢，俾序功臣于大烝。上以慰祖宗之灵，下以为忠义之劝。于戏！为臣至此，可无愧于前良；与国同休，庶永传于茂烈。慈惟盛美，以答元勋。可配享英宗庙庭。
据制词题下所记，时为熙宁八年(1075)七月丁巳。(11)从制词看，英宗庙庭配享仅为韩琦一人。《宋会要辑稿》礼11-3所记亦同。不过，《宋会要辑稿》礼11-3的《配享杂录》在此后又可以见到一条记载：“(元丰元年闰正月)二十八日，诏赠太师、中书令曾公亮配享英宗庙庭。”(12)据此可知，曾公亮配享英宗庙庭，当是在确定韩琦配享的三年后的增补。英宗在位不足四年，其间宰相只有韩琦和曾公亮。因此，以此二人配享英宗庙庭，也是不二人选。在熙宁八年时仅以韩琦一人享英宗庙庭的原因则很简单，那就是长寿的曾公亮当时还在世，直到元丰元年去世，才终于从人间走进神殿。
值得注意的是，从熙宁年间的英宗庙庭功臣配享开始，不见了武臣的踪影。或许这与当时宋朝已经消除西夏的威胁有关。总之，这一现象表明，士大夫政治开始不再顾及文武平衡，只树立自己这一阶层的楷模。不过，连务虚的功臣配享都显示出了重文轻武，说明在其他务实的方面则会更有甚焉。武备弛废，军事不振，北宋终于不经女真金朝的突然一击而灭亡。从深层检讨，是不是也与宋代士大夫政治的导向偏颇有关呢？
神宗庙庭配享仅为富弼一人。《宋会要辑稿》礼11-4载：
哲宗元祐元年六月二十一日，吏部尚书孙永等议：按《商书》：“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周官》：“凡有功者，铭书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勋诏之。”恭惟神宗皇帝以上主之资，恢累圣之业，尊礼故老，共图大治。辅相之臣有若司徒、赠太尉、谥文忠富弼，秉心直亮，操术闳远。历事三世，计安宗社。熙宁访落，眷遇特隆。匪躬正色，进退以道。爱君之志，虽没不忘。以配享神宗皇帝庙庭，实为宜称。诏从之。
神宗朝变法风波激荡，余绪涟漪直至南宋未息。风波的印记深深刻上了历史的岩石，政治事件、文献载籍以及人物评价等方方面面，这种印记无处不在。当事人即使盖棺也难以论定。神宗朝为相未满一年的富弼能膺是选，享此配享神宗庙庭之荣耀，而不是主持变法的宰相王安石，实与当时党争息息相关。既而富弼被罢黜配享而后又予以恢复，亦实基于有如此之政治隐情。关于这一点，详见后述。
哲宗庙庭配享初为蔡确，后罢黜，改为司马光。此亦与神宗庙庭的配享变动出于同样的党争原因。亦请详后述。
徽宗庙庭配享亦仅一人，为韩忠彦。《宋会要辑稿》礼11-5载：
(绍兴)八年三月十七日，左朝奉大夫、试刑部尚书、兼侍读胡交修，翰林学士、左朝奉大夫、知制诰、兼侍讲、资善堂翊善朱震，左奉议郎、试御史中丞周秘，右朝奉大夫、试户部侍郎梁汝嘉，左朝请大夫、试工部侍郎、兼侍讲赵霈，左朝散大夫、试给事中、兼直学士院、兼侍讲胡世将，左朝散郎、试中书舍人张焘，左朝奉大夫、权户部侍郎、兼详定一司敕令王俣，左朝请郎、权礼部侍郎、兼侍讲吴表臣，左朝奉大夫、权礼部侍郎陈公辅，左朝请郎、守起居郎、兼权中书舍人楼照状：“准尚书省札子，奉圣旨，令侍从官详议徽宗皇帝祔庙配飨功臣。伏以徽宗皇帝在位二十有六年，席盛大之时，包富有之业，虚中屈体以来天下之英，聚精会神以成天下之务，用能上下一心，同底于道。于时辅相有故左光禄大夫、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赠太师、魏国公、谥文定韩忠彦，明允笃诚，公忠亮达，至仕上宰，无愧前人。建中之初，左右厥辟，招徕俊，列于庶位，除苛解娆，厥功茂焉。虽居位日浅，而始终无疵，允所谓以道事君者欤！实有显效，至今称之。伏请配飨。”奉圣旨依，令学士院降诏曰：“古之有功于国者，书于太常，祭于大烝，凡与飨于先王，则司勋诏之，所以善于无穷也。故左光禄大夫、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赠太帅、魏国公、谥文定韩忠彦，纯诚端亮，始终如一，德业之盛，不忝前人。建中之初，入践冢司，损益施设，成天下之务。开不讳之门，塞私邪之路，选贤任能，各当其职。一时忠鲠之士，遂能击强御凶，所向摧折，当乎人心。后世赖之，以克有济。朕览旧史，慨然嘉孍，允所谓世济其美，不损其名。其以忠彦配飨徽宗皇帝庙庭。”
《宋会要辑稿》礼11-5于此后记载：“先是，礼部侍郎吴表臣言：‘本朝自祖宗以来，推择将臣相臣始终有令德者，以庙食列圣。恭惟道君皇帝道恢在宥，德合高明，统御宸极二十有六载，天下归仁焉。弼亮之贤，固有其人矣。望命官详议，取当时辅佐厚德重望，为天下公论所属者，用配清鹢，序于大烝。’有旨令侍从官详议奏闻。”据此可知，上述众多官僚的奏议与下达的诏书是出自礼部侍郎吴表臣的提议。其实，在徽宗朝，韩忠彦仅在徽宗即位初期任相两年多，长期主持政治的是宰相蔡京。庙庭配享选择了韩忠彦，跟神宗朝选择富弼而不是王安石一样，主要与党争的历史评价背景有关。
与武臣曹彬配享太祖，子曹玮配享仁宗一样，文臣士大夫父子配享皇帝庙庭，韩琦、韩忠彦也是绝无仅有。《挥麈录》前集卷一云：“本朝曹武惠配享太祖，武穆配享仁宗，韩忠献配享英宗，文定配享徽宗。父子配享，自昔所无也。”
钦宗是北宋的最后一位皇帝，在其父徽宗躲避国内政治责任与女真军事压力退位后，临危即位，后来同其父一道被女真人作为俘虏押往北方，惨死在异乡。钦宗在位仅一年多，庙庭找不出德望俱佳的重臣配享，所以钦宗的庙庭只是孤家寡人，无人陪伴。这是宋朝皇帝庙庭配享的异例。在南宋孝宗朝，群臣在讨论之后，做出了不为钦宗庙庭配享的决定。讨论与决定俱见《宋会要辑稿》礼11-6记载：
乾道五年九月十一日，太常少卿林栗等言：“孟冬祫飨在近，所有钦宗皇帝庙庭配飨臣僚尚虚其位。当时遭值艰难，莫救沦胥，臣僚罕可称述，而以身殉国、名节暴著者不无其人。虽生前官品不应配飨之科，然变出非常，难拘定制。乞特诏侍从、台谏集议以闻，预于十月三日夆飨以前降付有司施行。”从之。侍右郎官曾逮言：“昔元祐中，神宗未有配飨庙庭，依例权塑二侍臣。”吏部尚书汪应辰言：“钦宗所图共政之臣，皆未有能胜其任者，若应故事，姑令备数，上非所以尊宗庙，下非所以劝有功。诚如太常所言，当时死事之臣非一，建炎以后，皆次第褒赠，今欲令配飨钦庙，典故所无。如创行之，又当考究本末，差次轻重，有所取舍，尤不可以轻易。昔唐文宗、武宗皆无配飨功臣，本朝太祖、英宗既无御集，亦不建阁。盖崇奉祖宗，必审其实，必当于理，不虚尚文饰，以苟塞人情而已。既无可配飨者，乞更不集议。”从之，遂罢。
《宋史》卷一○九《礼志》亦节略叙此事如上，但在最后，用一句话记载了讨论的结果：“乃罢集议，钦宗一庙遂无配享。”
南宋初建的高宗朝，对北宋的政治历史做了清理，在皇帝庙庭功臣配享上也有动作。然而，唯独钦宗庙庭配享在高宗朝没有成为议题，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绍兴二十六年去世的钦宗死讯，在高宗退位的前一年才传到南宋。钦宗之死，让一直处于担心金人送还钦宗取代其皇位这样紧张之中的高宗着实松了口气。推测高宗内心，似乎也有不愿为他这个哥哥庙庭配享的隐衷。
宋中兴之主高宗的庙庭功臣配享人数，创宋朝配享史上之最，为四人。《宋会要辑稿》礼11-9载：
淳熙十五年三月十七日，礼部尚书宇文价等言：“奉诏令臣等详议高宗皇帝祔庙配飨功臣者。恭惟高宗圣神武文宪孝皇帝天锡勇智，绍开中兴。拨乱之勋，同符于艺祖；揖逊之德，光媲于唐尧。一时将相名臣，着在彝鼎，宜列侍太室，序于大烝，丕昭隽声，式叶旧典。伏见故宰臣太师、秦国公、谥忠穆吕颐浩，再登鼎司，能断大事。主盟义举，取日虞渊，讫于瀛海无波，复安宗社。艰难之际，厥功茂焉！特进、观文殿大学士、谥忠简赵鼎，智虑湛明，学识醇固。北边受敌，力赞亲征。国本末正，建万世之长策。望实高劭，斯民具瞻。太师、蕲王、谥忠武韩世忠，身更百战，义勇横秋。建炎勤王，投袂奋发，连营淮楚，虎视无前，名闻羌夷，至今落胆。太师、循王、谥忠烈张俊，策翊霸府，披荆棘以立朝庭。御侮鄞川，靖寇江左。功名之盛，溢于旗常。而秉心忠勤，终始一节。四人皆有名绩见称于世，宜如明诏，伏请并配飨高宗庙庭。”从之。
淳熙十五年(1188)为高宗去世的第二年。配享人数是根据南宋第二代皇帝孝宗的两次旨意。《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编卷二《高宗孝宗功臣配享》记载有提案经纬：“永思陵复土，翰林学士洪迈言：圣神文武宪孝皇帝祔庙有期，所有配食臣僚，先期议定。臣两蒙宣谕，欲用文武臣各两人。文臣：故宰相赠太师秦国公谥忠穆吕颐浩、特进观文殿大学士谥忠简赵鼎；武臣：太师蕲王谥忠武韩世忠、太师鲁王谥忠烈张俊。此四人皆一时名将相，合于天下公论，望付侍臣详议以闻。议者皆以为宜。遂从之。”
孝宗庙庭配享初为陈康伯，后又增补史浩。《宋会要辑稿》礼11-10、礼11-11载：
绍熙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吏部尚书、兼侍读郑侨等言：“奉诏令臣等详议孝宗皇帝祔庙配飨功臣。恭惟孝宗哲文神武成孝皇帝以聪明不世出之资，奋恢复大有为之志，英武同符于艺祖，神器亲受于高宗。励精九闰之余，致治百王之上。今因山讫事，祔庙有期，宜定功臣，侑食大室。伏见宰臣，赠太师、鲁国公、谥文恭陈康伯，德量宽博，能服众心。器资凝重，足任大事。当绍熙授受之际，密赞神谟，光辅初政，纲纪修举，朝廷清明。再还鼎司，人望愈重，始终无玷，有古贤相之风。式承明诏，伏请配飨孝宗庙庭。”从之。
嘉定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诏：“故太师、追封越王、谥文惠史浩，系孝宗皇帝旧学，首跻相位。君臣一德，始终三纪，备罄忠诚，辅成孝治。侑食清庙，久未举行，赐谥易名，弗称厥实，非所以仰副烈祖眷礼师臣之意，朕深念焉。可配飨孝宗庙庭，特改谥忠定。”
绍熙五年(1194)为孝宗去世的当年，而嘉定十四年(1221)则为孝宗去世的二十七年后。孝宗庙庭功臣配享的陈康伯为正常程序群臣集议上奏的结果，史浩则是出于宁宗直接的诏令。
光宗庙庭配享为葛邲。《宋会要辑稿》礼11-11载：
嘉泰元年正月十九日，礼部尚书张釜等言：“奉诏令臣等详议光宗皇帝祔庙配飨功臣。恭惟光宗宪仁圣哲慈孝皇帝以神圣之资，承熙洽之运，体尧蹈舜，临御六年。勤俭之懿，敻高于古；揖逊之风，克绍于前。厚泽庞恩，渗漉夷夏。是虽光宗皇帝生知天纵，道备德全，有以致此，考之当时，弥缝翊赞，岂无其人？今者宾空弗反，升祔礼成，必有一代辅臣侑食大室，式协旧典。伏见故右丞相、赠太师葛邲，操履静重，议论正平。淳厚之文，驰骋乎百代；渊源之学，根本乎六经。辅导初潜，蔚有成绩，经纶大政，济登丕平。虽居相位，历时不长，而履正奉公之节，爱君忧国之诚，无踰于邲者。恭承明诏，伏请配飨光宗皇帝庙庭。”从之。
嘉泰元年(1201)为光宗去世的第二年。光宗在位期间很短，只有五年多，后因精神不正常而被迫让位于宁宗。功臣配享没有选择与光宗在位相始终的留正，却选择了任相仅九个月的葛邲，自亦有其内情。
宁宗庙庭配享为赵汝愚。关于赵汝愚配享史籍议论阙载。《宋史》卷四二《理宗纪》于端平二年八月癸巳载：“乙卯，以太师赵汝愚配享宁宗庙庭，仍图像于昭勲崇德之阁。”《宋史》本传仅记：“理宗诏配享宁宗庙廷，追封福王。其后进封周王。”端平二年(1235)，其时已为理宗即位十年之后。此时决定先帝功臣配享，以南宋前例观之，于时已迟。其中亦有隐情在。
度宗即位以后，南宋进入行将灭亡之晚期，愈加内窘外迫，已无暇行配享之事，故再无功臣配享。这一客观原因，使得后期显赫一时的权臣史弥远和贾似道都无缘进入庙庭，在冥界继续作威作福。
四、功臣配享之际的曲折
历史难以近视，只适远观。人们都有这样的体验，对十几年前、几十年前、甚至是百年以内的人物都很难进行结论性评价，即使做出了，也很难成为定论。许多被称为定论的评价，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发生变化。这是因为许多当事人还在，当事人的子孙还在，牵涉的利益关系、人际关系实在太多。因此说盖棺实在难以论定。历史在多数时候，要拉开距离来眺望，反而才会更清晰。
然而，皇帝的庙庭功臣配享，按规定却要在先朝结束后立刻进行。这便给新朝的君臣出了难题。因此，在以上概述宋朝功臣配享的背后，还隐藏有许多曲折。这些曲折，折射出时局变化以及当时人对历史人物评价的不同认识。对此，我们在以下略加观察。
先看北宋。北宋庙庭功臣配享，太祖为赵普、曹彬，太宗为薛居正、石熙载、潘美。从史籍记载看，几乎人无间言。尽管受民间传说影响，后世对潘美印象不佳，但这并不代表当时朝廷的立场。真宗为李沆、王旦、李继隆，亦多所认同。不过，在讨论真宗庙庭功臣配享时，担任枢密使的钱惟演则曾企图将其父前吴越国主钱俶增补进太宗庙庭。《宋会要辑稿》礼11-2载：“天圣元年二月，枢密使钱惟演上言：真宗皇帝将祔大宫，有司议以功臣配享。臣先臣尚父、秦国忠懿王俶，勋隆奕叶，位重累朝。亲率王徒，平百年之僭伪；躬持国籍，献千里之封疆。忠诚格于皇天，茂续标于惇史。所以太祖、太宗命无下拜，赐以不名。洎先圣之纂承，念遗勋而益厚。举诸殊渥，萃此一门，在乎皇朝，诚居第一。至今清庙之内，未预配享。况吴芮归汉，甲令书勋；窦融入朝，云台画像。隋唐而下，侯王配食，方册之内，往例甚明。伏望依礼降诏，配享祖宗庙庭。”对于钱惟演请求，“诏两制与崇文院检讨、礼官同共详议以闻”。这等于是走了正常的审议程序。审议结果是“翰林学士承旨李维等奏议，请钱俶配享太宗庙庭。”不过，最终结果却出乎意外：“奏入不下。”是时，仁宗尚未亲政，章献太后临朝听政，正值王曾击败权臣丁谓出任宰相之时。因此可以说是王曾与同为宰相的冯拯阻止了这项议案，成为一次流产的配享提名。
真正对庙庭功臣配享开始产生微词的，是第四代君主仁宗庙庭的功臣配享。仁宗庙庭功臣配享为王曾、吕夷简、曹玮。有争议的人物为吕夷简。史籍中留下了后来也成为配享功臣的韩琦所流露的不满微词：“公尝言仁庙议配享，清议皆与沂公，而不与申公。诚意不可欺如此。”(13)沂公为封为沂国公的王曾，申公为封为申国公的吕夷简。在这里，韩琦用了“清议”二字，来表示当时士大夫舆论对吕夷简配享仁宗庙庭的异议。这或许是事实。不过，我觉得主要反映的当是韩琦本人的不满。
仁宗朝以范仲淹为首的一批少壮派士大夫，与长期任相的吕夷简因政事发生了多次激烈的冲突，使得宋代党争从此开始泾渭分明地展开。韩琦在上述的话之后又说：“申公以进贤自任，恩归于己，时士皆出其笼络。独欧、范、尹旋收旋失之，终不受其笼络。”此语表明了当事人韩琦对范、吕之争的认识。然而，在用人方面，韩琦还是承认吕夷简“以进贤自任”的良好动机，只不过拥有“恩归于己”的私心。韩琦是范仲淹最为亲密的盟友，他对吕夷简颇有微词极为自然。
平心而论，吕夷简极得仁宗的信任，在仁宗朝任相时间最长，仁宗朝的政治稳定与建树，同吕夷简的作为无法截然分开。不过，后来范仲淹的盟友们或是占据政治优势，如韩琦、富弼等，或是占据文字优势，如欧阳修及其门生，过世的吕夷简无法拥有话语权来自辩，所以宋代以来大量史料传递的，多为不利于吕夷简的声音。其实，这并不代表当时朝廷的立场。甚至后来处于变法论争漩涡的王安石，也当着神宗的面表示过对范仲淹的不满：“其好广名誉，结游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14)然而，充满变法苦恼与党争感慨的王安石，也不过是私下对神宗说说而已，他并没有勇气公开指斥他曾赞颂过的范仲淹。(15)范仲淹过世后，逐渐被理想化，成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圣人。范仲淹没有成为配享功臣，当世与后世都会有人觉得不公，但这实在与朝廷的评价无关，而是由于范仲淹生前没能有机会坐上宰相的位置。不过，自然而然，曾是圣人对立面的吕夷简便成为了恶人。
正如韩琦在说这段话时拿寇准与丁谓做的比喻一样：“顷时丁寇立朝，闻天下一善言，皆归之莱公。未必尽出莱公也。闻一不善事，必归之晋公，未必尽出晋公也。盖天下之善恶争归焉。”古往今来，这种状况比比皆是，于是，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便被同一种声音所充斥，很少有人去认真思索这种声音的正确与否。
英宗庙庭功臣配享为韩琦、曾公亮。英宗朝仅短短四年，二人有定策之功，又是贯穿四年的两个宰相，庙庭配享，似无非议。
神宗朝过后，由谁来陪伴在冥界的神宗？这是北宋庙庭功臣配享最具争议的事件。
在仁宗朝，对吕夷简，韩琦不过是略致微词，并没有什么公开的反对行动。但在神宗庙庭功臣配享问题上，党争所带来的政局变化，则反映得非常明显。神宗庙庭功臣配享最初是指定为富弼，时期是在哲宗元祐元年(1086)六月。此时正值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旧法党人执政时期，代表人物司马光刚刚在前一年死去，担任宰相的文彦博与吕公着还在延续着旧法党的政治路线，打压新法党。于是，在王安石变法时期针锋相对反对变法的富弼，尽管仅仅担任了几个月的宰相，远远不是神宗朝有代表性的宰相，但依然出于政治需要，走进了神宗庙庭。
不过，这种政治色彩浓厚的选择，比之平庸入选者，更无安定性，随政局变化而变化，势所必然。绍圣元年(1094)三月，旧法党代表人物吕大防罢相，苏辙罢门下侍郎，四月范纯仁罢相，同时新法党章惇出任宰相。随后安焘、曾布等新法党都涌进执政集团，政局为之一变。在政局变化的当月四月，富有象征性意义的是，年号也由元祐改为绍圣。所谓绍圣，一说是绍继神宗，二说绍继王安石。因为王安石在新法时期被视为是宋代的孔子。总之，年号的改变就等于是公然宣言全面恢复新法政治。四月癸丑十二日改元，翌日十三日首先做的就是，把王安石送进了神宗庙庭。《宋会要辑稿》礼11-4载：“绍圣元年四月十三日，诏故观文殿大学士、集禧观使、守司空、荆国公、赠太傅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庙庭。”
王安石配享后，短期内，在神宗庙庭，其还同富弼处于和平共处状态。不过，让生前对立的人来陪伴神宗，叫人觉得别扭，不知是不是也吵得神宗不得安宁。所以随着新党势力的张大，不过两年，就将富弼逐出了神宗庙庭。《宋会要辑稿》礼11-4载：“(绍圣)三年二月十二日，诏富弼罢配享神宗庙庭。”
以上所述并不是最后的结局，配享风波还远未中止。南宋建立，痛中思痛，将北宋灭亡的原因归结为王安石变法，所以政策陡然一变，对王安石等新法党予以否定性的评价。这种政策转变也波及神宗庙庭配享。《宋会要辑稿》礼11-4载：“(建炎)三年夏，久阴不解，诏百执事赴都堂，给札条具时政阙失。司勋员外郎赵鼎言：自绍圣以来，学术政事败坏残酷，致祸社稷，其源实出于安石。今安石之患未除，不足以言政。于是，罢安石配飨神宗庙庭。寻诏以富弼配飨神宗庙庭。”
政治的风云变幻，也让逝者不得安宁，盖棺难以论定。
哲宗庙庭的功臣配享，前面的表格所示为司马光，那是最终结果。其实，最初为蔡确。《宋会要辑稿》礼11-4载：“徽宗崇宁元年二月九日，诏观文殿大学士、赠太师蔡确配享哲宗庙庭。”此后所引《政和会要》载：“上谓韩忠彦等曰：确于哲庙甚有功。方皇太后当从神宗灵驾西行，确密有文字，令第硕属内臣阎守懃达太后，请留保护，太后以故辍行，保佑哲庙，晨夕常与之俱，食以铜匕箸，至于饮水，亦为之亲尝，为德甚厚。确文字今尚在。故有是诏。”
最终的变化随着王朝的重建到来。南宋高宗在宣布承继大统的当月建炎元年(1127)五月，就迫不及待地拨乱反正，以收拢士大夫人心。《宋会要辑稿》礼11-4载：“高宗皇帝建炎元年五月八日，诏曰：朕惟宣仁圣烈皇后当元丰末，立哲宗皇帝为皇太子，遂嗣大统，藩王初无觊觎，大臣未尝异论。其事载于《神宗实录》。及垂帘听政，保佑哲宗，有安社稷之功。二王出居外第，所以别嫌明微，德意深远。比者奸臣钩党附会，敢以空造之言，仰诬盛德，着于史谍，以欺天下后世，闻者莫不愤惋。《神宗皇帝实录》，章惇提举修撰，审有建立之功，不应乃自刊削不载，参考其事，本末甚明。可令国史院别差官摭实刊修，播告天下。其蔡确、蔡卞、邢恕、蔡懋，三省取旨行遣，仍不得引用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赦文。十七日，蔡确追所赠太师、汝南郡王，责授武康军节度副使；蔡卞追所赠太师、卫国公，责授宁国军节度副使；邢恕追所赠少师，责授常德军节度副使；蔡懋责授单州团练副使，英州安置。寻有诏，以司马光配飨哲宗庙庭。”
徽宗庙庭配享，进行于得知掳于金国的徽宗驾崩之后，为绍兴八年(1138)。是时，王安石的新法及其追随者的新法党人已经被彻底清算否定。所以，庙庭配享根本轮不到徽宗朝的政治舞台主角蔡京，于是倾向旧法的韩忠彦便被选中。
再看南宋。南宋高宗的庙庭配享是在高宗去世的第二年淳熙十五年(1188)。最后确定为吕颐浩、赵鼎、韩世忠、张俊，文武各二人。不过，人选在确定前后颇有争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四《高庙配享议》载：
洪景庐初建高庙配享之议，首采本朝故事，谓议者当出于翰苑。上亦尝谕以文武欲各用两人。景庐因即以吕、赵、韩、张四人为请，乞付侍从官详议。从之。十五年三月庚戍也。后三日，从官议上。时韩子文彦质权工部尚书，以嫌不预议。而兵部尚书宇文子英为议首，遂言四人皆有名绩，见称于世，宜如明诏，配享庙廷。议者葛楚辅、叶叔羽、刘国瑞、王诚之、陈安行、李献之、谢昌国、吴子居、章德茂、林黄中、郑惠叔皆无异议，奏上报可。其日癸丑也。是时，识者多谓吕元直不压人望，当以张、赵两公同配。又谓张俊晚附秦桧，力主和议，诬杀岳飞，不宜在预享之列。而诏旨已下，莫敢有言。
本来，事情至此，似乎就已经结束，但杨万里又上奏反对。《朝野杂记》接着记载道：“后三日丙辰，秘书少监杨廷秀独上书争其事。谓今者建议之臣，曰欺曰专曰私而已。”杨万里认为应当以张浚配享高宗庙庭，他列举“张公有社稷大功者五”。过了两天，孝宗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朝野杂记》载：“后二日戊午，辅臣进呈次。上谕以臣僚言张浚有复辟之功，卿等可检照文册，询访事实。上因言魏公两败事，又昧于知人，却是有志。盖上意犹有以庭秀之言为未可也。而王、周二相略无开陈，但唯唯而已。”
从这一记载看，杨万里的提案既没有得到孝宗的支持，也没有得到当时的宰相王淮、周必大的支持。如果说孝宗的这一发言还只是带有倾向性，那么又过了一天孝宗的发言则明确了意见。《朝野杂记》载：“上谕大臣曰：吕颐浩等四人配享，正合公论，杨万里乃谓洪迈专与私事。迈虽是轻率，万里未免浮薄。上又曰：靖共尔位，好是正直。惟其先能靖共，而后正直乃可贵耳。于是二人皆乞补外。后十一日，诏景庐以见官正奉大夫知镇江府，廷秀以朝奉大夫知筠州。”
配享人选争执的结果，让提案者和反对者都离开了朝廷。张浚是否该列入功臣配享另当别论，杨万里说洪迈的提案出于私意也无从认证。不过，杨万里提议加入张浚，亦并非绝无私谊在内。杨万里在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及第后，结识了贬谪中的张浚，后来张浚重新出山，提携了作为门生的杨万里。杨万里跟张浚之子张栻的关系也极好。所以杨万里提议张浚配享，既出于公心，亦包含报恩的私谊。世传有同乡之谊的宰相周必大与杨万里晚年不甚相得。如果属实的话，争配享事件也是原因之一。
据《宋史》卷四二《理宗纪》记载，吏部侍郎章森还提议以张浚、岳飞配享，也未被采纳。
孝宗庙庭配享最初只是陈康伯一人。当时，有人企图将曾是强大地方势力的吴璘推进孝宗庙庭。《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二《高宗孝宗配享功臣》载：“宝文阁待制吴总上疏，请以其父璘配飨庙庭。不报。”吴璘没有作为配享功臣成功进入孝宗庙庭，那是因为提议者吴总的能量不足。而在孝宗去世二十七年后的嘉定十四年(1221)，史浩则成功地进入了孝宗庙庭，堂而皇之地成为配享功臣。我们翻检嘉定十四年的史册，当时正是史浩之子南宋有名权臣史弥远的专权时期，因此以对金主和派出名的史浩居然得以成为主战君主孝宗的配享功臣。历史的讽刺实在不敌现实的势力，活人不在乎死人的尴尬。
绍定六年(1233)，长期专权的史弥远死去，即位已达十年的理宗终于得以亲政。是时，寂寞的宁宗庙庭方迎来配享功臣赵汝愚。《宋史》及《宋会要辑稿》均失载有关的赵汝愚配享议案。不过，我在魏了翁的《鹤山集》卷二○却找到了《奏乞将赵汝愚配享宁宗庙廷》札子。札子的开头写道：
臣诚不佞，陛下过听，使之待罪大宗，俾典邦礼。重惟国之大事，无先宗庙。今祫享在即，有当先事奏陈者。倘犹以婴祸触讳为疑，喑不一言，臣为旷官。窃见先帝未祔庙之时，尝下礼寺，集侍从、两省、台谏、礼官、馆职议功臣之配食者。臣时忝备从臣之末，为故相史弥远言，此无出于赵汝愚。弥远既是臣言，而同列异心，未及集议，遂使庙食乏侑十有余年。陛下始亲大政，李心传在外上封首陈此议，王遂又一再言之。先后异时，中外殊方，而三人之词，如出一喙，亦足以见人心之同然。
由魏了翁的奏札可知，在理宗祔庙前，朝廷曾经讨论过宁宗庙庭功臣配享之事，因意见未能一致而延宕。魏了翁的奏札虽然提及史弥远同意以赵汝愚配享宁宗庙庭的意见，但我怀疑还是权相史弥远阻挠了此事。不然，以史弥远之权势，既然可以动用一通诏书就让其父配享孝宗庙庭，让赵汝愚配享宁宗庙庭也并非难事。可见，历史与现实的复杂纠结，也使历史人物难以安息。
五、功臣的余泽
功臣配享先皇庙庭，不仅显示了朝廷主事者的历史人物评价立场，还给进入庙庭的逝者罩上了最辉煌的荣誉光环。此外，给这些功臣的子孙家族也带来很多实惠。《宋史·礼志》记载：
初，仁宗天圣中郊祀，诏录故相李昉、宋琪、吕端、张齐贤、毕士安、王旦、执政李至、王沔、温仲舒及陈洪进等子孙以官。元丰中，诏景灵宫绘像旧臣推恩本支下两房以上，取不食禄者，均有无，取齿长者。若子孙亦绘像，本房不食禄，更不取别房。绍圣初，林希请稽考庆历以后未经编次臣僚，其子孙应录用者以次编定。寻诏：赵普社稷殊勋，其诸孤有无食禄者，各官其一子，以长幼为序，毋过三人。崇宁初，诏：哲宗绘像文武臣僚，并与子若孙一人初品官，若子孙众多，无过家一人。又录录艺祖功臣吕余庆族孙伟及司徒富弼孙直柔、直道以官，使奉其祀。靖康初，臣僚言司马光之后再绝，复立族子稹，稹亦卒。今虽有子，而光遗表恩泽已五十年，不可复奏，请许移奏见存曾孙，使之世禄。从之。
可谓是功在史册，泽及子孙。《宋史·礼志》的记载仅止于北宋，不及南宋。这当是元人编纂《宋史》时宋朝国史的阙如。不过，可以推测，既然功臣配享的制度被延续下来，对功臣家族子孙的优待政策亦不会改变。
以上，考述了迄今为止不大为研究者所注目的宋代功臣配享制度的由来，概述了历朝功臣配享，并将功臣配享置于彼时彼处的政治背景之下，考察了功臣配享的曲折反复。(16)
从宋代的功臣配享历史看，功臣配享于先皇庙庭，尽管是模仿人间王朝，在冥界构筑起另一座显示无上权威的政治金字塔，但宋代已不同于以往的时代。至高无上的皇权逐渐开始向权威化、象征化转变，前所未有地崛起的士大夫阶层对政治形成全面的主宰。与皇帝共治天下，分享权力的士大夫，也必然会产生树立自己政治偶像的需求。因此，宋代的功臣配享，伴随着士大夫政治的发展，也从文武搭配逐渐形成文臣独占。
虽然南宋的高宗配享也选择了文武搭配，但这种形式止此一朝。这样做既有主战的孝宗安抚军队的意图，也有将高宗模仿塑造成新的太祖以强调正统的考虑。不过，当以上这些不需要再过于凸显，士大夫政治以宰相专权的形式获得极致发展的以后历朝，配享又成为文臣的专利。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正如洪迈在高宗配享议案中所说“本朝故事，谓议者当出于翰苑”。出于翰苑，表明配享功臣的话语权也在士大夫精英的掌握之中。
由于功臣配享的人数极少，似乎入选配享者似乎不足以全面囊括该朝的一流人物。然而这多是后世人们的观感。固然，出于关系考虑与利益权衡，还有政治势态的制约、政局变化的曲折，成为配享功臣的代表性往往被当时和后世所质疑。然而，这毕竟反映的是当时朝廷官方的历史人物评价。而后来的撤换反复，则又反映了彼时的政治变化所带来的评价标准的变化。后世的认知不同则是历史的时间差所带来的差异。治史者必须要留意到这种时间差。
注释：
①《三国志·魏书》卷三《明帝纪》载：“(青龙元年)夏五月壬申，诏祀故大将军夏侯惇、大司马曹仁、车骑将军程昱于太祖庙庭。”其后裴松之注云：“《魏书》载诏曰：昔先王之礼，于功臣存则显其爵禄，没则祭于大蒸，故汉氏功臣，祀于庙庭。大魏元功之臣功勋优著，终始休明者，其皆依礼祀之。于是以惇等配享。”(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9页)
②(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礼11-1，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541页。按，(宋)佚名编：《宋大诏令集》卷一四○所载《赵普配享太祖庙廷制》与上述诏书颁发于二月十二日(即《宋大诏令集》所记之“二月丙申”)，然文字迥异，现具录如下，以供比勘：“故太师、尚书令、追封韩王赵普，识冠人彝，才高王佐，翊戴兴运，光启鸿图，虽吕望四伐之勋，萧何指踪之效，殆无以过也。而自辅弼两朝，周旋三纪。茂岩廊之硕望，分屏翰之剧权。正直不回，始终无玷。谟猷可复，风烈如生。宜预享于大烝，同休于宗祏。兹为茂典，以答旧勋。其以赵普配飨太祖庙庭。”(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③《宋史》卷二九三《王禹偁传》载，至道元年，太祖皇后去世，“群臣不成服，禹偁与客言，后尝母仪天下，当遵用旧礼。坐谤讪，罢为工部郎中、知滁州。”(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795页)
④“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较早见于(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一《论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8页。
⑤质疑说见张其凡：《“半部〈论语〉治天下”探索》，《宋代人物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4页。
⑥(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略称《长编》)卷五六，景德元年六月丙戌条，中华书局2004年版。
⑦张其凡：《庸将负盛名——略论曹彬》，《宋代人物论稿》，第410页。
⑧按，太宗朝功臣配享，《宋大诏令集》于卷一四○仅载有《故枢密使检校太师兼侍中中书令济阳郡王曹彬配享太祖庙廷，故司空兼门下侍郎平章事赠太尉中书令薛居正、故忠武节度检校太师同平章事赠中书令潘美、故右仆射赠侍中石熙载配享太宗庙廷制》之制词题目，而阙佚正文。
⑨《宋史》卷二八二《李沆传》，第9557页。
⑩《宋会要辑稿》礼11-2，第541页。
(11)按，《宋会要辑稿》礼11-3亦载此制词，然记在是年六月二十七日。
(12)《宋史》卷一○九《礼志》亦载：“元丰元年，又以赠太师、中书令曾公亮配焉。”(第2629页)
(13)(宋)朱熹：《宋名臣言行录》后集卷一《韩琦》，《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
(14)(宋)李焘撰：《长编》卷二七五，熙宁九年五月癸酉条。
(15)(宋)范仲淹：《范文正公集》附录《祭文》，《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
(16)本文撰写之后，承友人见教，关于宋朝功臣配享研究，已有袁良勇氏《宋代功臣配享述论》(《史学月刊》2007年第5期)一文。袁文是迄今为止唯一概观论述宋朝功臣配享的论著，开辟草莱，其功匪浅。然与对照之下，拙文所发亦有袁文所未发者。成岭成峰，风景各异。盲人摸象，各得其形。有鉴于此，踌躇之后，决定将拙文刊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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