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崛起的国内外环境制约（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崛起论文,国内外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3）01-0005-07
一、中国的国际环境演变的现存结构
这里所讨论的“中国崛起的国内外环境”是一个特殊的命题。其一，它不是指100年到几百年的历史过程，而是指50年以内、特别是20年左右中国崛起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国际力量对比和国内结构变化。其二，它不是考察诸如“和平与发展”之类对时代特征的高度概括，而是研究中国崛起过程中主要矛盾和具体条件的变化，特别是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的转化。其三，它不是以往所注重的“国际环境”即中国的外部环境，而是注重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的两个环境的互动，或者说是“国际环境中的中国因素”和“国内环境中的国际因素”。其四，无论是国际或国内环境都是动态分析和静态分析的结合，长期和中短期的结合，特别是从偶然中观察必然因素。通过这种研究和分析，我们力图说明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遏止的，同时这个过程是极为艰难复杂的。
为了说明今后20-50年中国内外环境变化的趋势，仍有必要非常概括地说明中国近现代史以来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变化的基本特征。
从鸦片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70年间，中国对国际环境的影响力几乎等于零，因为只有西方列强步步进逼，打开中国门户，迫使中国政府割地赔款，几乎所有丧权辱国的历史痕迹都是这个时期遗留下来的。相反，这个时期的国内环境却发生了几千年所没有的变化，中国被外部强力推进了世界殖民体系，其基础仍然保留了封建社会结构，但是外来经济文化要素与中国先进分子的结合，产生了中国现代化和强国理想的最初动力。
从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30年，中国的国内环境变化同国际环境变化之间出现了相当同步的变化，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瓜分世界的斗争同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斗争紧密结合，中国的政治走向成为亚洲国际环境变化以至世界大国力量对比的重要指征。特别是中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场之一，既改变了亚洲国际环境的基本结构，也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新中国建立成为中国现代化和强国进程的重要起点。
1949-1979年的30年，由于冷战中西方对华封锁遏制政策和中国国内经济政治的相对封闭，这个时期中国国内环境与国际环境变化只是间接的互动。在此期间，中国同美国在朝鲜半岛、台湾海峡以及印度支那的军事对抗，确定了东亚国际环境的基本走势，同时也打乱了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以及西方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同时，中国对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霸权地位提出挑战，在国际环境方面，导致中美苏战略大三角形成；在国内环境方面，则成为十年动乱的直接起因和后来改革开放的间接动因。总体上，中国作为国际政治的大国地位在这个时期已基本确立。
1980-2000年的20年间，中国以改革开放的姿态重新回到世界经济体系和国际社会中来，同时中国也经受了冷战终结和苏联东欧集团解体的严峻挑战。这个时期中国国内环境的深刻变化和国际环境的历史性变化同步展开，不仅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提出的全新课题，也是对国际体系和大国关系的重大检验。原有的战略大三角已不存在，中国崛起的势头开始显露，中国如何调整国内的制度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以承受这种变化带来的巨大压力，这些都是罢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历史课题。中国崛起的进程在世纪之交才真正地开始了。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出现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是由于全球化趋势和美国保持单极优势这两个基本因素决定的。在今后20年时间里，这两个基本因素仍将起主导作用。这个趋势对中国崛起的国际国内环境制约体现在下列方面。
第一，中国崛起于国际政治经济力量对比极不平衡、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占有绝对优势的国际格局背景之下。
美国在经济总量、战略资源、高新技术、国际资金、信息输出、人才流动和国际组织等方面的实力明显高于其他大国。美国拥有世界经济总量的1/4以上；高新技术的2/3以上；国际流动资本的60％以上；国际流行信息的80％以上。美国的军费开支已达到3800亿美元，可能在3年内达到5000亿美元，超过其他军事大国军费开支的总和。美国通过高技术移民和教育科研体制，吸纳了各国最优秀的人才，并拥有大部分诺贝尔奖的获得者。美国保持并扩大冷战时期的盟国体系，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上占据制高点，对其战略对手构成牵制和包围态势。美国在大部分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中拥有重大的影响力，并依靠其文化、传媒和价值观的优势，控制着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变化的主要进程。它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独霸”格局仍有可能维持较长时期。美国作为当代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把维持其霸权不受挑战作为其根本的战略目标。无论是美国的强硬派或温和派，都不会容忍出现另一个超级大国动摇其霸权的前景。美国出于维护其霸权地位的战略考虑，以我为“潜在的竞争对手”，实行“接触加遏制”的对华策略将长期不变。同时，美国在经济贸易和国际安全领域与我共同利益也在增长，在国际事务中双边和多边合作的基础和机遇仍然存在。这是我们在未来20-30年国际环境的基本力量对比和最主要的制约因素。
第二，中国崛起于经济全球化和新经济革命迅速发展的世界市场背景之下。
从全球化进程和新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处于参与全球市场资源重新配置和产业链结构重新组合的交叉点上。这给了我们实现跳跃式发展的历史性机遇。中国人力资源的巨大供应和潜在素质的不断提升，使我们不仅可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长期保持国际竞争力，而且可能在科技密集型产业和研发力量方面获得后发效应。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一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比较优势和市场潜力，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国际资本和国际产业加速向中国转移是全球经济资源重新配置的需要。另一方面，中国的出口竞争力上升可能同时引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双重压力，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反倾销诉讼力度加大；发展中国家则对中国同类产品的竞争和外资加速流向中国日益不满，甚至可能在政治上疏远中国。在资源能源短缺、金融安全、农业成本等领域，我们将面临长期问题。尤其是在能源越来越依赖石油进口的情况下，我们经济发展的瓶颈将受到国际安全因素的影响。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造成“赢者”进入“核心圈”和“输者”被“边缘化”的两极分化，这同样影响到中国内部的财富集聚和分配过程。中国能否通过沿海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带动广大内地一起进入全球化的快车道，将成为中国崛起的另一个主要制约因素。今后20-30年内，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速度和规模对我们发展战略将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也将改变国际经济环境的构成和走向。
第三，随着中国加入WTO和其他多边国际机制，我国的国家制度建设和市场化国际化进程将进一步加速。
这对于中国树立“负责任的大国”的国际形象，减少与现行国际体系的摩擦和冲突是积极有利的。同时，国际体制和国际规则对我国体制和法制的约束力也“由软变硬”，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超出我们的能力可以承受的限度。WTO过渡期内的市场体制融合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相当艰巨，可能出现较大范围的就业和再就业问题；完成WTO过渡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将持续加大；国民待遇和市场透明度也改变了国内企业的竞争环境。在非经济领域，各种非政府组织和外部敌对势力向我境内渗透的通道更多，原有的社会控制系统以外出现越来越大的空白区。国内宗教民族分裂因素与国际背景相互呼应的联动性更加明显。国际犯罪组织（以毒品和人口走私为最）与境内的黑社会势力勾结，可能成为社会治安的主要破坏因素之一。中国并不是国际恐怖主义的真空地带，跨国恐怖活动正在向我境内蔓延。跨国疾病传播和跨国环境破坏可能束缚国内某些地区的发展，甚至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成本支付上升的重要因素。各种破坏性因素在全球化背景下影响我国发展，其程度和速度都超出了我们原来的预料和可控能力。总之，原来属于国际环境的大量外部因素现在越来越转化为国内因素，将成为中国崛起的重要制约因素。
第四，“软力量”竞争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是中国崛起的必要条件。
随着全球网络化数字化的迅速发展，高科技竞争和人才争夺日趋激烈，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和传统文化也面临严峻挑战。由于网络设施的普遍化，因特网提供的信息资源对官方媒体构成了冲击和威胁。由于大规模外来文化和信息的广泛渗透，也由于人民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的深刻变化，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受到削弱和动摇。在市场大潮和商品交换的冲击下，党和政府的肌体受到严重侵蚀。人才争夺不仅表现在高级人才继续向发达国家流失，而且国际人才争夺已经直接在国内市场上展开，跨国公司同国内企业的竞争最终是人才资源的竞争。我们长期培养和拥有的宝贵精神财富，曾经支持我们党和国家度过最残酷最艰苦的国内外斗争。如果一旦丢失，就会导致整个民族的道德沦丧，整个国家的精神支柱崩溃，在国家安危关键时刻年轻一代会缺乏斗志而不战自败，中国崛起更是无从谈起。当前国内意识形态的主要危险不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制度之争，而是核心价值观和传统文化的存废之争。提升软力量和文化竞争力，在开放条件下保持我们党和民族的精神力量，从长远看对于中国崛起可能比物质力量更具有决定意义。
第五，中国崛起在一定时期内可能引起周边国家和其他大国的不安，甚至可能同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发生同构竞争。
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力量结构中，在我周围的大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向美国靠拢的战略趋向。除了他们利用美国来提高自己的战略地位以外，牵制中国的上升势头显然是他们的又一动机。东盟国家同美国的安全合作也在逐步深化，这同样也有双重动机，既防范东南亚地区内部的不稳定因素增长，又要依靠美国的力量来与中国保持均势。在中亚和南亚地区，反恐战争给了美国在这些地区获得军事准入的机会，同时中亚南亚国家在战略上依附美国的倾向也在发展。显然，美国在我周边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影响力都明显上升。稳定周边国家与我国的关系，防止美国在周边构筑针对中国的“预防性遏制网”，是保持有利于我国的国际环境的主要任务。
在分析上述主要制约因素后，我们发现中国崛起的国内外环境具有深刻的两重性特点，即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交叉并存在一起；时间因素对中国崛起相对有利，而空间因素则相对不利；经济发展因素比较有利，政治安全因素则比较不利；在国际环境中的有利因素（如参与国际机制）进入国内环境中可以转化为不利因素，在国内环境中的有利因素（如现行的政治体制）在国际环境中则可能是比较不利的。这种有利与不利的并存和转换，需要我们进一步冷静地思考中国崛起过程中各种主要因素的排列组合，从中找出符合中国人民根本利益和中国国家利益，同时也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利益和绝大多数国家共同利益的中国崛起之路。
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不利因素与有利因素将如何转换，我们很难作出准确的判断和预测。但是我们可以对各种要素组合、各种相互关系的权重进行总体分析和深层次思考，从中可能得出个别案例和局部研究所没有的观点。
二、经济总量、综合国力与国家安全系数的关系
中国崛起的最初指标就是以GDP为代表的经济总量增长。到2001年，中国已经在GDP（第6位）、贸易总量（第8位）、外汇储备（第2位）以及许多单项产品产量达到世界前列。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小国”的状况尚未得到根本改变，人均GDP仅1000多美元，在世界各国仍排列居后；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在大部分产业和地区仍居主导地位；发展极不平衡，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压力增大。中国经济发展指标的两极化特点表明，社会经济二元结构还将长期存在，提高国民经济素质的任务极为艰巨，中国在综合国力上赶超发达先进国家将是一个很漫长的历史过程。这种大与小、强与弱并存的结构，使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具有明显的脆弱性，并且可以转化为中国在国际经济竞争和国际安全对抗中的严重劣势。因此，我们在考虑中国崛起国内外环境互动时把这个因素放在首位。
然而，经济总量与综合国力之间的差距，还伴随着另一个重要现象即综合国力上升和国家安全系数相对下降并存。发展和安全应当是国家大战略的两大组成部分。在一个落后国家崛起的过程中，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综合国力和国家安全系数并不是同步上升的，或者说发展不会自动地带来安全，甚至会出现反比关系。例如，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也有较高速度的增长，但是由于起点很低，尚不足以改变世界市场的份额和竞争态势。因此，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没有把中国的增长视作威胁，也不会带来外部对中国的威胁增加。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明显上升，商品出口在各国市场中所占份额日趋扩大，各国对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开始警惕，并联手防范和打击的情况可能增加。近年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中国产品展开大规模反倾销，就是例证。同时，这个阶段也是中国国内经济社会结构变动最大，不稳定因素有潜在转化为现实，出现不稳定性概率较高的时期。又由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因素，外部敌对势力完全可能利用中国经济结构的不平衡性和脆弱性，在中国内部制造社会动乱，对现行政治制度构成挑战。这就是“成长中的不安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就是在这个阶段上中断的。
当我们在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并且把经济因素作为保持国际环境稳定的主要手段时，美国右翼势力也把注意力集中到中国经济增长对美国的安全影响，并且设法运用经济技术手段对中国的经济增长造成障碍，如控制高技术向中国转移、利用WTO机制削弱中国政府的经济调控能力、防止中国在美国资本市场融资以及促使中国人才大规模外流等。美国战略界也在考虑利用中国可能出现的能源短缺，在今后长期战略中迫使中国在政治和战略上让步。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扩大开放、高速增长的同时，也是经济安全威胁增大的时期。金融安全和科技安全是在全球化条件下国家安全的两大重点。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此后的俄罗斯、阿根廷等国的金融危机，无不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造成重创，有些国家的财富损失甚至超过一场局部战争。金融危机引发的社会动乱和政治危机同样极其严重，如印度尼西亚的社会政治问题至今仍影响到东南亚地区安全。有些国家在发生金融危机后得到西方大国的全力援助，在较短的时间里得到恢复，如韩国和墨西哥。因为它们如果出现秩序崩溃，将威胁美国的安全利益。但是，另外一些国家的金融混乱却迟迟得不到外部支持。如果中国发生这种金融危机，将对我们的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产生如何严重的冲击。而西方国家是否可能伸出援助之手，还是乘火打劫落井下石，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因此，越是扩大开放，越是参与全球化进程，我们越是要高度重视防范各种经济要素对国家安全的破坏力量。美国如此强大，仍在警惕别国可能对它的金融和高科技构成威胁。况且我们在崛起过程中，经济总量增长与经济安全预警机制很不配套，可以引发混乱的隐患甚多。一个国家能否抗衡外来的经济风波冲击，是这个国家强大和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总之，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国家安全系数并不是随着经济实力的上升而上升，相反却可能出现下降趋势。在今后10-20年间，这种增长和安全系数的反比关系可能达到最大值。因此，在这个阶段上，必须特别注意经济结构转型的稳定性、外部竞争和破坏性因素的冲击、发展的可持续性和体制性腐败对政权的威胁。只有当中国综合国力上升到相对平衡稳定的结构，可以其增长和市场容量改变世界市场曲线，并对其他大国造成力量均势和利益相互依存时，我们的发展和安全系数才可能回归到正比关系。把安全战略和发展战略有机地结合起来，应当是我们的长期任务。
三、全球化、国际产业转移和中国市场潜力的关系
进入世纪之交以来，中国连续两次顶住国际经济衰退的冲击波（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1年美国经济衰退），在亚洲邻国和西方大国经济下滑的时候，中国经济保持了强劲的增长。中国加入WTO后的市场准入加大，中国连续多年成为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纷纷把中国作为全球生产基地。中国出口在世界贸易中所占比重从1990年的1.9％上升到2000年的4.4％，净增2.5个百分点；进口则从占世界的1.5％上升到2000年的3.6％，净增2.1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在东亚地区开始成为主要的增长发动机。日本在这个10年中基本上维持在零增长的水平，对亚洲经济的带动能力明显削弱。尤其在1997年金融危机后，日本难以刺激东亚经济复苏，但是中国却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这些数据和事实简单而明了地告诉人们，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分。
从深层次看，这个时期中国经济持续上升和世界经济加快全球化进程几乎是同步的，而中国加入WTO的进程也同这个时期世界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同步。这些重要的同步发展使中国通过市场化国际化，抓住了世界经济结构重组的历史机遇，实现了比较优势和市场要素流入的结合，从而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发展机遇。中国崛起和经济全球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就如此清晰地显示出来：中国崛起是经济全球化的组成部分，经济全球化不能没有中国的崛起。
以往10年国际资本流向中国和国际产业向中国转移，仅仅是世界产业分工体系的新一轮历史性重组的开端，以信息产业和网络技术为核心的新经济在美国完成了它的第一阶段，即IT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和网络消费市场的形成。空前规模的IT产品定单已经成为过去，由此造成大量技术堆积和风险投资难以获得高回报。美国的信息产业必须找到新的巨大市场来支撑它的下一个阶段发展。这个市场的真空可以由中国对IT技术和产品的巨大需求来填补。中国正处在信息化的第一阶段，相当于美国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大量美国的成熟技术可以在中国找到出路。美国信息技术向中国的转移触发了欧洲、日本、东亚（韩国、我国台湾省、新加坡）的相关产业竞相投入中国的高潮。这就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从发达经济向中国转移制造基地的一轮周期，从而可能打破旧的世界产业链，建立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体系。这种世界范围的产业链被打破、转移和重新建立平衡，在历史上，只有两次。一次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从英国转移到美国，另一次是在20世纪50-60年代从美国转移到日本。每次转移的时间间隔大约半个世纪左右，与康德拉基耶夫长周期几乎相当，而且都是发生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之后，因此，这次世界产业转移是前两次的逻辑继续，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中国处在这轮转移的旋涡中心，实在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如果我们考虑到这次美国经济衰退后已难以恢复以往10年的高速增长（年平均增长率4％以上），包括纳斯达克指数的泡沫破灭和金融服务业的连锁债务可能造成美国资本市场的资金链阻断；如果我们考虑到欧洲经济由于欧元流通带来的结构性变化将需要10年以上的消化和调速，理论上的欧元优势需要更长时间才能体现出来；如果我们考虑到日本经济结构出现致命缺陷（人口老龄化、出口竞争力下降、金融资产恶化等），刺激内需和日元贬值都难以使之恢复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辉煌；那么，对世界经济的大环境可以预测，世界经济的三大火车头它们同时熄火或减速，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具有双重影响。从近期看，可能对中国的外贸出口产生滞效，因为这三个发达经济体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3/4以上。但是从中长期看，美欧日转向中国的产业速度还会进一步加快，中国与发达经济的相互依存将更加深化。
这次美国经济衰退标志着美国经济的信息化改造第一阶段完成，在今后10年难以出现象20世纪90年代那样的大规模技术改造，而且新一轮高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可能需要更长时间。但是，我国的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战略却可能填补美国信息化改造完成后的市场空白，使美国在前10年积累下来的研发成果和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巨大空间。中国的高科技市场需求将促使美国公司将一部分研发和制造基地转移过来，并带动欧洲和日本公司的集聚效应。这个转移过程至少可以持续20年时间。为了确保在高层次上实现这种转移，我们必须立即着手建立高科技研发的基础设施和人才储备。刺激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应向高科技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倾斜，并与创业板块的建立相结合，在东部经济中心城市和中西部若干高科技中心同时形成配套的、国际化的高科技研发和制造中心。这就是主动接受转移、实现跳跃式发展的高科技产业战略。
俄罗斯、印度经济的长远发展潜力正在显现出来，但是两国在我对外经济联系中的比重过低。东南亚、拉美、中东、中欧等地区市场的潜力也相当可观。如何顺应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的大趋势，将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度逐步转移到新兴市场上来，并配合人民币可兑换的分阶段实现，对外投资将上升到至少与对外贸易并重的地位，这些是今后10-20年国际经济战略与国内发展战略相结合的重要任务。
另一方面，中国也必须为这种大规模国际产业转移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做准备。例如，中国成为世界的制造业基地可能加重中国本来就存在的能源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问题；中国大量出口和贸易顺差激增可能引发各国联合对我展开反倾销制裁和贸易战；人民币升值压力持续上升使我出口成本提高、竞争力难以维持；跨国公司按照他们的全球产业布局进行投资，打乱了中国本身的经济体系和产业布局，由此可能形成新的不稳定；中国农业的竞争力低下难以抗衡大量廉价国外农产品的竞争，造成巨大农村人口就业压力；我们国内的社会控制系统、法律法规体系、政治体制还难以适应高度国际化的产业分工和社会变动。这就是加入全球化进程必然遇到的成本，或者选择回避全球化的风险而被经济体系“边缘化”，或者承受这些风险在全球化过程中形成中国独有的竞争优势。
我们应当看到，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和不可替代的比较优势，使中国有可能在全球化进程中成为少数几个“胜者”的发展中国家。
其一，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可以长期保持在较低水平上，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可以维持50年以上的竞争力周期。而中国人力资源的质量持续上升，高素质劳动力供应也将保持在较低成本上，这又可以保证技术密集型产业甚至研发型产业不断向中国转移。因此，中国可以吸纳由低到高的各层次产业转移，并且在中国内部相成产业梯度，形成国际产业转移和国内产业重组相结合的产业体系，从而具有较高的抗风险能力。
其二，中国的市场潜力在世界上是无可替代的。尽管目前中国人均GDP才1000多美元，但是中国的沿海地区已经上升到2000美元以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地区已达到人均3000美元以上。据预测，这3个大都市圈在2010年前人均GDP可以达到6000-7000美元。中国在住房、家用轿车、个人电脑3个市场上的消费增长率在世界上也是最高的。可以确信，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已经从潜在转变为现实，可以容纳世界上最大的生产能力。
其三，中国将产生一个巨大的民间投资主体，由此推动中国资本市场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成为世界上主要融资场所之一。中国居民的巨大储蓄能力在今后5-10年将转变为投资能力，居民收入的主体将从消费领域转向投资领域。这种投资能力将与政府投资、国际资本三位一体形成中国独有的资本市场结构。同时，人民币实际升值的趋势将增强中国人的对外投资能力，形成内外资本对流的开放系统。
从上述3个方面即劳动力、消费能力和投资能力来看，中国在今后5-10年内将具备大规模吸收全球市场要素的巨大容量。这已经不仅仅是中国本身经济增长的结果，而是世界市场新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简言之，全球化、国际产业转移和中国市场潜力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互动发展的内在联系，其基本趋向是越来越紧密、越来越深刻。这就是中国融入全球化的战略方向，它是中国崛起过程中最主要的推动力之一，也是过去任何大国崛起过程中所不具备的历史条件。中国如何最充分地利用这个历史条件，可以说是中国崛起成败的关键。
标签：中国崛起论文; 环境经济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国内经济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市场战略论文; 全球化论文; 环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