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民间年画的社会意义——国共两党的不同年画政策及民众的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画论文,近代论文,民众论文,中国民间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中国民间年画是从人民生活中产生的。一般来说，年画有各方面的研究价值：美术、文学、经济、历史、庶民生活、风俗习惯、教育等。
以我的研究领域国际交流来看，年画具有特殊的意义，可以说年画是宣传媒介，并且是执政者和人民之间联系手段之一。
在我看来，在两个国家或两种民族之间有着不同的文化和习惯。所以在这样的环境里，在进行交往时，一定会存在交流上的问题。各种关系上的交流所发生的问题比较容易受到研究者的注意。然而我以为最后存在着的社会上的关系是执政者（支配者）和人民（被支配者）之间的关系。执政者推行他们的政策之时，如果得不到人民的理解的话，就不能达成统一民心的“团结”。我认为在像中国这样的人口过多，幅原辽扩，民族众多，教育普及尚存不足的国家，人民的“团结”是建设新国家的必要条件。
本文探讨了近代中国执政者以年画作为推行政策的工具，特别是比较讨论了国民党统治下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年画的产生。虽然两执政者有各具特点的年画政策，但结果是共产党深入地了解年画和人民的关系而成功。这里以实例研究两种年画政策，年画政策成功的要素，并试图探索年画的特色。
一、年画的发展略史及特征
为了解执政者重视年画的过程，首先说明年画的发展历史和特征。
在汉朝前后，产生了年画的雏形。到了宋朝后期战乱结束而社会恢复稳定，由于发展了印刷技术及整顿了交通运输结构，年画更广泛地普及于中国社会。以后继续发展至今，与此同时人民和年画的连系也逐渐加深。
清朝末期鸦片战争爆发，中国遭受诸国列强的侵略。人民开始表现出反帝、反封建的意识。并且这种意识也开始表现在与民众生活密切的年画上。值得一提的是，民众在表现他们的意识时，不用直接描写法，而是间接地以讽刺、幽默的方式表示。因此，近代中国执政者也开始干涉年画制作。一方面也开始把年画作为政策推行手段。
我认为到现代中国为止，把年画不断地用于政治是年画具有的特征。可以说年画发展的最大原因是解决了印刷技术上的和运输上的问题，同时能够适应时节性的需要，即在同一时期（春节）能够满足人民对年画的需要。年画的要素，换言之，在同一时候，具有把同一信息广泛传达的机能。另外，其意义的根据是所谓以吉祥的“同音异字”的描写法。也就是说，用吉祥语言和吉祥题材的音韵而变换出其它意思的汉字〔1〕，使人一看画面就想起音韵， 一听音韵就联想到其它意思的汉字（标题等）。可以说，在识字率很低，普及教育不完全的社会里，以年画的方式推行政策确实具有相当的效果。
二、近代中国的年画政策及人民意识
在这里想以比较国民党统治下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年画制作，来证实具有成效的年画政策，并阐述执政者和人民的关系对年画政策的影响。特别是本文以中华民国时期的具体年画审查记录，明确证实国民党的民心操纵痕迹，而阐明年画政策的事实。同时，对于国民党、共产党以举行“年画展览会”作为政策推行的手段，分析展览会的效果。
1.国民党统治下的年画政策
中华民国时期的年画反映了人民的反帝、抗日意识，由此被民国政府（国民党）加以注意，并采取了审查、统一管理年画生产的政策。为防止以年画加强人民互相的团结，他们在政策上加以限制。
天津民众教育馆作成的民国时代的《审查年画登记及意见》（抄录），以及天津市档案馆保存着的当时的原文〔2〕， 是民国政府的审查的例证。根据分析这些文献，可以证明国民党对年画的操纵及限制，并可以了解当时政府的限制年画政策的着重点。
另一方面，国民党的审查事实不仅反映了年画具有鼓励民众和安定民心的意义，同时也具有年画所具有的积极反映民心的意义。因而可以说，根据这个意义，执政者重视年画并以此作为政策推行工具之一。
在天津档案馆保存着一个宝贵的文献，是关于当时举办“展览会”的指令及日程表。除了国民党的审查年画以外，有关展览会的资料也表示了年画操纵的显著的事实。为此下一节将论述国民党的年画展览的意义。
a）关于天津民众教育馆的《审查年画登记及意见》
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发布了《审查年画法》，当时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创立了延安根据地，抗日战争开始后，在表面上成立了国共统一战线。
国民党既怕共产党势力扩大，又怕日本军侵略。因为最初国民党对日本军侵略持观望态度，所以他们很重视控制人民的反帝、抗日意识。当然他们也很注意年画表现民心，高扬气氛的功效。这些政治状况通过当时的审查登记的分析可以看出。根据在文献中所记载的年画审查标准，当时除了教育意义的内容以外，年画很难制作。根据所登记的193 张年画的审查意见和标量来分析，可以看出创作范围已经被限制。因为，在收集来的年画之中，没有批评政府、抗议外国势力等题材年画。并且，在被限制题材范围之内而创作的年画再按照审查标准进行限制，结果政府可以进一步操纵年画生产。
从审查登记来看，审查的过程既复杂又严密，并且可以发现审查本身即异常细致而严密。
这些事实一方面表明国民党政府为对付年画花费的人力、物力，另一方面也证明他们对年画宣传威力的重视。
国民党十分了解人民团结所形成的强大力量，因为他们看到了共产党以人民团结为基础而强大起来的事实。并且对国民党来说，以加强民众思想教育而增加民众力量，为将来统一国家所必需。因为民国政府了解年画对人民的巨大影响，所以处在抗日战争日趋激化的微妙时期，他们就开始重视年画。
在《审查年画法》中，所制定的《审查规准的三项目》明确表示了以控制年画作为教育人民思想工具的年画的功效。
（1）有无教育意义。
（2）有无迷信神怪。
（3）是否适于美术标准及情理。
根据上述的审查标准及其审查结果（意见）来分析，政府的意图是以重视教育意义（识字教育、勤劳等），提高人民的知性和物质的生活。并且由于除弃迷信、非现实性而使之符合事实，重视现实生活统一管理人民思想以促进开化。
下面，根据审查标准及意见的分析，具体例示。
在审查结果可以发行的年画中，因第1 项“有无教育意义”的标准获得好评的年画，特别在意见里明确地写到“有教育意义”的文字的年画有24张（可以发行的年画共有177张）。 事实上几乎所有获准都得到了诸如历史教育意义、思想教育等的方面的评价。这些评价显示了政府把年画的意义作为教育人民的工具。
除此之外，关于题材被要求修正的共有30张，插话、标题的文字则有33张要改正。这是与第2页重视现实相吻合的。
并且为促进第1、2项的功效，审查强调符合人民的鉴赏习惯。这也就是设定第3项是否合于美术标准及情理的一个例证：
“（略）给写创业之艰难及守城之不易。含有教育意义。核与
审查年画标准第1项。（略）首固定主角，然后对其面貌、 年
纪、服装等力求先后吻合，始可令观众易了解。（略）所绘主
角年纪面貌，即与先后不甚吻合，改绘年轻，并留分发。（略）
再第6幅告贷时之面貌带有饥寒之色则可，不能过苍老。第7幅
第2段衣服宜改短小，以示贫寒之意。请此如类均——填加修
改法可。”
（第8次审查第1图《创业艰难图》）
另外，按照第3项的观点来看，具有吉祥性， 自古以来人民欢迎的题材也受到政府的良好评价。获准发行的共有37张。并且涉及戏剧性和故事性等的题材的有55张。这就是说，受到发行许可的是具传统吉祥意义的器皿、人物动植物等题材，其它如历史戏、神话故事、乡土戏等题材也都来源于人民生活，因此人民容易了解这些年画，执政者的意图也明确而自然地传达给人民。
b）展览会的举办记录
在档案馆的记录当中还发现了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前后举办的年画展览的日程表和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为举行展览而下达至各画商的作品征集指令。在展览会的日程表《天津特别市社教机关办年画巡回展览次序表》上，贴着“送出年画大小228张，第七民教馆，1月24日”的纸片。共有一套228 张的年画和展览会的日程表被转送到第七民众教育馆。
另外，这里还要出示一些向画商征集年画的文献。这张文献说明展览的年画被事先审查以后， 再分配给下部机关巡回展出的事实。 并且228张作品的数量之大也表示执政者很期待展览效果。
展览地共分为八个地区四个组（两个民教馆一对），要同时巡回展出。政府指示位置相近的民教馆之相互参考审查意见相互学习。这个方法有利于均等地统治年画。
展览的意义是把欣赏年画的地方从关闭的家庭里转移到国民党政府可以管理的地方。
2.共产党的活动和人民的年画
鸦片战争以后批评社会的年画发展了。在另一个执政者共产党的根据地里，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用木刻来制作年画。特别是把在国民党统治下不会作为题材对象的斗争生活、激烈的战斗场面等的年画，人民一起来描绘创作了。
另一方面，他们将从古代继承下来的传统年画绘画方式（如插入吉祥物和用同音异字的描写法等）创造性地发展了。因而现实主义和传统题材的年画都可以创作。
抗日、解放战争期间的年画是领导者和人民一起为团结抗战而制作的，是尊重作家个性的，没有强制而操纵，可独立制作。这可以说，是年画政策的成功。
a）抗日、解放战争时期的年画。
现举一些实际的年画例子加以说明。这些年画在根据地、解放区首创了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穿插进传统手法。
以下的实例为巧妙地揉进新旧要素的年画。
《参军图》：避免出现“抗日”、“反国民党”的语言，而用红旗高扬并特意不让完全地看见。构图也用传统手法的“之”字，造成了跃动感而进深的效果。
《识一千字》：表示在根据地、解放区提倡勤奋学习，重视识字教育。但，从孩子所写的文字“生产”来看，也可理解到提倡勤劳生活。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年画的优点，并显示了国共年画政策的明确区别。因为虽然国民党统治下只重视教育意义，但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勤劳和学习都被奖励了。
而且，在《儿童劳军》中，孩子们在一起写字、计算。从画面上，可以看到团结劳动，并且加进一把牙刷，以示提倡讲卫生。并且从画面上所写的“劳军箱”、“慰劳品”的文字和孩子们的表情，就体现出热烈的抗战气氛。另一方面在孩子们的上衣上置“寿”字，并且以瓢箪、猫等的传统表现吉祥的东西作为题材插进画面。结果表达出丰富多彩的新年气氛。
《讲究卫生、人兴财旺》：采取门神画的形态，而且运用了古来受欢迎的构图题材。不过，中心人物不是门神和仕女，是生气勃勃的男女儿童。更在头上插入标题的文字。
解放战争时期的1947年创作的《喜气临门》，表现出很适合节日的明朗气氛。因为当时已是抗日胜利之后，在国内战争中国共产党保持优势，与人民的团结越来越加强了。
《娃娃戏》：也用传统样式。这张画表示反美、反蒋介石及共产党的优势。孩子把角色名牌都别在胸口上：“蒋介石”、“美帝国主义”、“人民解放军”。过去以戏剧作为题材的年画在背景鲜明地加入角色名字。所以，跟过去的比起来的话，这些插入法可以软化画面的效果。
共产党跟群众一起进行年画生产活动，加强了领导和人民的团结。作为共产党的年画生产法之一，1939年延安鲁迅艺术院的文艺院的文艺工作者开始慰问农村等，领导者自身去人民中间积极推行学习活动。在这样状况下，1942年共产党最高领导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在《讲话》中说：文艺工作的对象是老百姓，又提倡继承传统的民族文化，重视推行为人民的文艺活动。这些政策为领导、人民制作者打成一片具有显著效果。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国内战争的优势，解放区从农村扩大到城市。从而印刷条件也得到了改良能够大量生产。年画能够给农村的困难苦劳生活以慰劳和希望，又满足了人民对艺术的欲求。为这些目的年画采用了多彩的胖娃娃和神仙等室内装饰。但是为什么在当时根据地、解放区的人民在困难的条件下，还要承担战斗和生产的任务，却没有产生像过去那样的祈祷性的年画，反而创作面对悲痛而苛酷的现实生活的年画，并且欢迎这种年画呢？这种正视现实生活的年画的需要对增加领导者和人民（都可以说是制作者）关系是很重要的因素。因为，只有领导和人民完全同心合力，才能够面对同一目标一往直前，也就是说信赖的对象从过去的“神仙”和“祈念”变成“指导者”。我想这表示人民体会到了把团结作为表现自己意识的办法。因此，又可以说在苛酷的条件下表示“祈念”那样的、消极意识的年画，已经不合适人民的需要了。
从而，在当时高扬反帝、抗战意识，而进行强化人民团结的社会，即使国民党的年画重视了自古以来受到人民的欢迎的传统鉴赏习惯，也未能和人民打成一片，而离开了民众意识。国民党不顾民众意识提供年画，只能在表面上统治民众意识，而达不到与执政者同心同力。
b）“年画展览会”的效果
国民党教育部在表面上的“为艺术而艺术”之下，1929年4 月在上海，1937年在南京，1942年12月在重庆的三个要地举行了大规模的年画展览。
国民党在关系国家存亡之战时，在脱离时代的理念之下，举办展览。而共产党军队在抗战同时，和人民团结开展了展览活动。共产党的美术家把开展展览活动作为抗日、解放战争的武器。与此相对，因为国民党的展览活动是以欣赏艺术作为趣旨的，所以在当时的抗战气氛沸腾的状况中，人民不需要这些东西。
“展览会”的名称也显示了两党展览活动的意义区别。国民党主办的展览叫“全国美术展览”，为一般性展览。共产党的是《鲁迅艺术学院成立纪念》、《反侵略》、《抗战八年》、《卫生》等，具有具体的展览主题。即共产党的展览活动是为求得广范的人民的理解并鼓励民心。
虽然国民党的展览地都在政权控制下的大城市，但是共产党随着抗战激化，在更靠近人民的身边的农村、山区举办展览。并且在共产党军队进入国民党军的战领区后，也在那里举行了展览。尤其是在抗日胜利之后，共产党一旦解放了比较大的城市，就在那儿举行展览。对新解放区的人民用绘画鲜明的对比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稳定的生活和抗日时的困苦，由此掌握民心。
同时，在根据地、解放区频繁举行了“街头展览”等。跟人民打成一片，与人民共同欣赏，更加强了抗战团结。
在国民党统治下进行这么频繁而激烈的展览，一定很危险。只有领导和各地人民同心协力举办展览才能获得成功。
因此，在这个时期共产党的举办展览意义是为了更加了解民众意识，为了跟人民加强团结，并解决作品创作上的问题等；为了互相确认意识，高扬抗战气氛。并且可以说在这个时期展览活动的成功，与建国以后的国家建设中，频繁积极的举行展览有密切关系。
三、结语
国民党政府为了以“审查”统治人民思想，极端地控制年画生产，这个办法能够体现执政者的意图，却没能达成到“统一民心”。而共产党的年画生产活动明确表示了以共产党的年画政策相呼应的民众意识，换言之，在领导者共产党和人民意识一致的状况下，跟人民一起创作年画的方法是为了实现领导者的意图——团结，很有成效。然后，这些政策的成功被证明了达成跟人民团结的共产党的胜利的史实。
领导者和民众的共同意识：“抗日、解放”，在祖国和民族的危机（特别的状况）到来时被创造了。所以在当时的一般关系上，支配（执政者）、被支配（民众），不是被不自然地造成的意识。并且虽然表现技巧的木刻是物质上条件限制所至，但一方面，谁也可以创作，随时随地想刻就刻。所以一刻一画的描写能够直截地反映创作者的意识。即所谓在领导者和人民意识是同一的状况下，木刻年画不是“推行政策的工具”，而是自己的“创造物”。从而，人民很自然地能够接受年画。
通过抗日、解放期的经验，新中国的领导者更加强采用作为政策手段的年画，明文规定了年画政策。这就是说，年画是在文化上和思想上都传达了丰富的信息（绘画具有视听觉的机能，使用文字的识字机能等），“已经习惯而渗透到人们生活中之艺术”。是把这个年画明确导入“政策”的。
另外，像已经言及的那样，年画的描写法采取文字、题材等间接表现手法，所以年画比宣传画能间接而灵活的表现，可以适应建国初期的复杂社会变化。
文革以前的年画政策中，领导为了保证民众艺术（年画）的价值，发了各种各样的指示。同时整顿出版事业而促进了年画生产。而且，提高年画制作者的社会地位，从而也就提高了年画的价值。（如年画家当了人民代表，领导者访问年画作坊、鼓励制作者等。）
结果随着领导者的协力，在领导者和人民共有的“建设新中国”之下，制作者所生产的年画，一面表现领导意志，一面包含传统的要素，满足人民的需要。这说明人民的需要（年画的发行量）的增加〔3〕。 民众的“需要”能够反映人民的意识。这一事实表明，年画创作和发行不是支配者或被支配者单方面的事情，而是可以把双方的意识交换的良好形式。
注释：
〔1〕“连年有余”在画面画着“莲花”、“鱼”、“胖娃娃”。 莲→连（连续），鱼→余（余裕
的富裕生活）。胖娃娃＝未来的希望，多子发财。
〔2〕民国时代的天津民众教育馆的资料保存于天津市档案馆。 但是经过无数的战乱和水灾等它们的保存状态不好。并且用毛笔行书体写着，因此许多地方不清楚。所以这里的例证，不用原文而用1992年的《审查年画登记及意见》（抄录）。原文是民国当时的审查的证据，用于这里是为了解审查程序和把握文书形式。
〔3〕建国时期的年画发行以下面的数据而年年递增。1950年为6,760,000张，1955年为92,958,000张，1956年为112,811,000张，1957 年为136,132,000张。（据中国文艺年鉴社编《中国文艺年鉴》， 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年，511页； 中国美术协会美术编辑委员会编《美术》，人民美术出版社，1958年4月号，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