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发现看隋末唐初于阗与中原的关系——大唐毗沙郡将军叶和墓表考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墓表论文,于阗论文,大唐论文,中原论文,将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疆和田地处古代中西交通孔道，古称“于阗”。本世纪初，欧美和日本探险队在此发掘出数以万计的精美文物。这些文物再现了于阗古国昔日的辉煌以及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盛况。近年来于阗考古不断取得重要进展，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大唐于阗将军叶和墓表的发现。据说这个墓表发现于30年代，历经周折，迟至1996年才公诸于世。（注：薛宗正：《〈大唐毗沙郡将军叶和之墓〉考释》，《新疆文物》1996年第3期第1—2页。）从表文看，墓主人即便不是于阗王， 也是唐初于阗国的显赫人物。于阗出土唐代纪年文物原以策勒县达玛沟遗址出土开元十八年于阗语佛教律部残文书（ Hedin22 ）年代最早， （ 注： H.W.Bailey,Khotanese Texts,vol.Ⅳ,1961,P.129 ）而大唐于阗将军叶和墓表的发现，则将唐文化西传于阗提前到贞观十年。不仅如此，这个发现还有助于探讨隋末唐初于阗史上许多关键问题。
众所周知，隋末唐初于阗国相继产生过两位艺术大师，时称大小尉迟氏（于阗语
＼梵语vijiya）。大尉迟名叫尉迟跋质那， 小尉迟名叫尉迟乙僧。（注：有学者以为乙僧其名译自于阗语irasamga- （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54页），疑不确。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记载：“又云其国尚有兄甲僧，未见其画踪也。”故知乙僧和甲僧之名皆非音译。尉迟乙僧之名或来自于阗语
（尉迟第二僧），其兄尉迟甲僧之名疑来自于阗语
（尉迟第一僧）。）他们将西域绘画新技法传入长安，不仅改变了中国绘画艺术的传统风格，而且对朝鲜半岛乃至日本美术的发展也有影响。可惜史籍失载，这个时期于阗与中原关系史一直如坠五里雾之中，以致大小尉迟氏的众多名作究竟是隋画抑或唐画，迄今仍是中国美术史研究的疑案。所以本文以此作为切入点，在前人与时贤研究的基础上，对隋末唐初于阗与中原的关系作初步探讨。
一、碑文讨论
于阗将军叶和墓表只有拓本传世，我们的考释据山东高唐县侯立中先生藏拓。这个拓本最初由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薛宗正先生刊于《新疆文物》1996年第3期（以下简称“薛文”）。 拓本有题跋曰：“碑高90厘米，碑宽40厘米，碑字8厘米平方”。关于此碑若干细节， 薛文语焉不详，因此我们写信直接向侯立中先生请教。不久收到他的热情来信，并随信寄赠此碑拓本彩色照片一张。我们从这张照片上意外发现，拓本题跋的“阿克苏河下游发见二倒唐代墓碑”被薛文误录为“阿克苏河下游发见已倒唐代墓碑”。这个记录相当重要，说明当年在新疆阿克苏河下游一共发现两块唐碑。我们从拓本所见唐碑是块残碑，这两块扑倒在地的唐碑疑是一碑断为两段，现存墓碑拓本大概是原碑上半段，下半段似即跋文所言“二倒唐碑”中第二块。发现者马君所拓“十数份”拓本中想必有第二块唐碑。如果这块唐碑拓本仍在世间流传，并能与我们讨论的这块珠联璧合，将是于阗古代文明史研究之幸事。
从形制和内容看，这块残碑似为墓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发现过许多类似的墓表。表文直书3行，现存21字， 薛先生释出前19字，第三行第四字照录原文，后面用括号注“年”字，并加问号以示存疑。这个有疑问的字当释“季”字。《正字通》曰：“季，本‘年’字也。”西藏吉隆县近年发现的《大唐天竺使出铭》亦用该字表示“年”。（注：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吉隆县境内发现〈大唐天竺使出铭〉》，《考古》1994年第7期，第619—623页； 霍巍：《〈大唐天竺使出铭〉及其相关问题研究》，《东方学报》第66册，1994年，第270—253页。）这个唐碑特殊用字可证此墓表必为唐代真品无疑。侯先生还在信中建议，碑文第三行“日”字后面的两个字当释“立石”。从拓本照片看，“石”字相当清楚，而“立”字仅存最上面的一点。侯先生的建议无疑是正确的。据以上研究，这个墓表残文读作：
1.大唐毗沙郡将军／／／……
2.叶和之墓／
3.贞观十季九月三日（立）石／／／……（注：阿拉伯数字表示行数；／表示换行；／／／……表示下残。）
正如法国汉学家沙畹所考，“毗沙”一词系古代印度神祇“毗沙门”的省译。（注：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商务印书馆，1932年，第95页注二。）两词皆译自于阗语
，相当于梵文
，印度俗语作vesamana，意为“多闻”。毗沙门是印度古代宗教中守护北方之神，后被佛教徒奉为四大天王之一，汉译佛教译作“毗沙门天”或“多闻天”。佛教传入于阗后，毗沙门被尊为于阗国的创世主和保护神，因此唐朝在于阗设立行政机构皆以“毗沙”为名。那么，大唐毗沙郡将军就是唐朝于阗郡将军。
二、唐太宗设毗沙郡问题
在以往的研究中， 一般认为唐朝正式用兵西域始于贞观十四年（640年）太宗平高昌。唐朝经营于阗较晚，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初设毗沙州，上元二年（675年）改置毗沙都督府。 于阗将军叶和墓表首次披露，早在贞观十年（636年）唐朝已在于阗设毗沙郡。 这个发现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隋末唐初中原与于阗关系史。
其实，文献对唐初设毗沙郡之事并非一无所述。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以下简称《名画记》）卷8云：“尉迟乙僧，于阗国人。 父跋质那。乙僧，国初授宿卫官，袭封郡公，善画外国及佛像。”乙僧姓于阗王族姓氏，并“授宿卫，袭封郡公”等，说明其地位显赫。所以向达先生早年疑其为于阗质子。他说：“跋质那，《名画记》列之隋代，则跋质那及乙僧乃父子同为质子而久居长安者也。”（注：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若依此说，跋质那父子是以于阗国质子身份入侍隋朝，由隋入唐，继为唐朝于阗国质子。这个问题是事关隋末唐初于阗国史之大事，不可不辨。
据张彦远自序，《名画记》写于唐宣宗大中元年。他所谓“国初”自然指唐朝初年。与张彦远同时代的朱景玄也提到尉迟乙僧。他在《唐朝名画记·神品下》说：“尉迟乙僧者……贞观初，其国王以丹青奇妙，荐之阙下。”（注：据《全唐文》卷547， 朱景玄为唐武宗会昌时（841—846年）人，生平时代早于《历代名画记》成书年代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凡此表明， 尉迟乙僧入侍长安在唐贞观初年而非隋代。
于阗王在贞观初年遣使朝唐有如下背景：贞观二年，西域霸主统叶护可汗被伯父莫贺咄谋杀，国内大乱，西突厥对塔里木盆地的统治骤然削弱。贞观四年，唐军大破东突厥，生擒颉利可汗，在伊吾设西伊州，从而打开了通往西域的门户。于是西域诸国纷纷遣使者到长安，太宗随即在西域列置州县。《新唐书·地理志》羁縻州条详述此事曰：“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唐太宗在西域初置州县似乎包括于阗将军叶和墓表提到的“毗沙郡”。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吴焯先生研究，唐朝的宿卫制度始于贞观四年。《新唐书·魏徵传》记载：“至是，天下大治。蛮夷君长袭衣冠，带刀剑宿卫。”这段文字系于贞观四至七年间，故疑尉迟乙僧到长安“授宿卫”就在这个时间。《新唐书·于阗传》又载：“于阗国……先臣于西突厥。其王姓尉迟氏，名屈密。贞观六年，遣使献玉带，太宗优诏答之。后三年，遣子入侍”。于阗国两次朝献与尉迟乙僧入侍长安的时间相近。尽管乙僧姓于阗王族姓氏，但他毕竟不是于阗王子，而入质唐廷者非于阗王子所不能。所以贞观九年到长安的于阗王子当为唐初于阗王尉迟屈密之子。既然乙僧在“贞观初，其国王以丹青奇妙，荐之阙下”，他大概是贞观六年随于阗使团献玉带而入侍长安的。太宗贞观六年诏不得其详，无非是些封官许愿之类的辞令。估计太宗在于阗设毗沙郡以及授于阗王公贵族将军衔位均在贞观六年，而尉迟乙僧“袭封郡公”之“郡”似即毗沙郡。
唐初许多制度沿袭隋制，太宗在西域初置郡县亦然。《隋书·炀帝纪》记大业五年六月“癸丑，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四郡。”同书《地理志》和敦煌写本《沙州图经》卷5 提到隋朝西域四郡的若干镇县名称。（注：池田温：《沙州图经略考》，《回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山川出版社，1975年，第90—91页。）然而，文献既未提到隋朝在于阗设郡，亦未载于阗王向隋朝遣子入侍。相反，《新唐书·于阗传》却说：“于阗国……先臣于西突厥。其王姓尉迟氏，名屈密。贞观六年，遣使献玉带，太宗优诏答之。”可见贞观六年以前于阗国一直在西突厥统治之下。慑于西突厥的威胁，于阗王未必能向隋朝遣子入侍。《隋书·于阗传》记当朝于阗王名曰卑示闭练，“大业（605—618年）中，频遣使朝贡”。仅此而已，未曾遣子入侍。所以，就现有资料而言，我们只能认为尉迟跋质那以于阗使臣身份朝隋，尔后滞留长安。张彦远说尉迟乙僧“授宿位，袭封郡公”，恐怕仅指尉迟乙僧一人而言，只能理解为尉迟乙僧本人及其后人世代相袭毗沙郡公爵位。
关于贞观初年塔里木盆地的归属问题，文献记载不一。《新唐书·突厥下》记贞观二十年西突厥可汗乙毗射匮遣使向唐朝请婚，“帝令割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葱岭五国为聘礼”。由于西突厥可汗拒绝了唐朝的附加条件，这次联姻最终没有成功。研究者对这条史料的真实性深表怀疑。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崔瑞德（D.Twitchett）主编的《剑桥隋唐史》就认为：“其中龟兹（库车）、于阗（和田）和疏勒（喀什噶尔）大概不是可汗给的。”（注：崔瑞德主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国隋唐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23页。 ）因为贞观初年于阗国很可能已在唐朝管辖之下。例如：玄奘西行求法归国，贞观十八年抵达于阗。他一边上书太宗，一边在于阗讲经，“时间经七八月，使还，蒙恩敕降使迎劳曰：‘闻师访道殊域，今得归还，欢喜无量，可即速来与朕相见。其国僧解梵语及经义者，亦任将来，朕已敕于阗等道使诸国送师，人力鞍乘应不少乏，令敦煌官司于流沙迎接，鄯善于沮沫迎接。’法师奉敕已，即进发，于阗王资钱甚丰”。（注：慧立等：《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3 年， 第124页。 ）这个事件说明唐朝设毗沙州以前已在于阗设有行政管理机构。这个机构不仅帮助玄奘遣使上书太宗，而且奉太宗之令护送玄奘回长安。于阗将军叶和墓表再次证明，贞观十年唐朝已在于阗设置行政机构，名曰“毗沙郡”。这个机构绝非虚设，而是唐朝经营于阗的行之有效的行政管理机构。
三、大唐于阗将军叶和之谜
大唐于阗将军叶和究竟是何许人？薛宗正就此问题作过深入讨论。他说：“叶和非人名而是爵号，叶和即叶护，乃古突厥语yabγu的译音……于阗归唐前本西突厥蕃属，故其王族要员授予西突厥爵号。”我们的意见有所不同。我们知道，汉语“叶”字有两个读音，古音或读“涉”。叶公好龙之“叶”即读此音，河南叶县之“叶”也保存了这个古音。我们怀疑“叶和”其名译自于阗语ssau（于阗王公爵号）。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印欧语官号。据英国语言学家贝利考证，这个官号相当于古代伊朗语
（统治者或郡守），犍陀罗语的cojhbo（州长），贵霜碑铭的yava-（翕侯）、大夏语碑铭的
（国王）。（注：H. W.Bailey,Dictionary of Khotan Sak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412—413）讲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匈奴和突厥人也有这个官号，汉代文献译作“翕侯”（《后汉书·西域传》），唐代文献译作“洒”（《旧唐书·罽宾传》）。匈奴官号“翕侯”后来被突厥人继承，也即薛先生说的vabγu（叶护）。这个突厥语官号似从中亚塞人所操东伊朗语借入，因为塞人有时将／sa／或／za／读作／ya／， 如中亚塞王Azes（阿泽斯）在贵霜碑铭中写作Ayasa（阿耶斯）。由此可见，于阗官号ssau或“叶和”由来以久，未必是西突厥所封。
关于贞观初年的于阗史，《旧唐书·于阗传》记载：“于阗国……先臣于西突厥。其王姓尉迟氏，名屈密。贞观六年，遣使献玉带，太宗优诏答之。”同书《西突厥传》又载：“统叶护可汗，勇而有谋，善攻战。遂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罽宾，悉归之，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据乌孙之地，又移庭于石国之千泉。其西域诸王，悉授颉利发，并遣吐屯一人监统之。”所谓“颉利发”译自突厥语
，或作“希利发”。（注：A.Bombachi,"On the Ancient Turkictitle,"Proceedings
of
the
lxth Meeting of the PermanentInternational Altaistic Conference,Naples,1970,P.1—66）吐鲁番文书和碑铭所见高昌王祏宝茂和麹乾固的一连串封号中就有“希利发”。正如马雍先生指出的，高昌王的这个封号应是突厥可汗授予之官称。（注：马雍：《突厥与高昌王朝始建交考》，原载《向达先生纪念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收入马雍：《西域史地文物丛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49页。 ）贞观初年于阗在西突厥统叶护可汗（619—628年）统治下，如果西突厥授予于阗王封号，那么这个称号当为“颉利发”而非“叶护”。薛先生以“叶和”为于阗王族爵号是正确的，只是该词既非突厥语词，亦非西突厥所封。
东汉末年,贵霜帝国一度控制塔里木盆地。于阗王公称“叶护”或ssau最初可能是贵霜王所封，后来逐渐演变为于阗王族世袭的爵号。唐代文献屡次提到塔里木盆地诸国王子或王兄以“叶护”为号。例如：于阗王伏阇信之子名曰“叶护玷”，于阗王尉迟胜之弟名叫“叶护曜”，龟兹王诃黎布失毕之弟名为“叶护”，焉耆王突骑支之弟名叫“颉鼻叶护”。那么于阗将军叶和有可能是于阗王尉迟屈密之子或兄弟。据于阗文书记载，于阗王本人也以ssau（叶护）为号。既然如此，于阗将军叶和的身份当有三种可能性：其一，当朝于阗王之子；其二，当朝于阗王之弟；其三，当朝于阗王本人。
薛先生主张第一种可能性。他认为：“贞观十年死葬故里之叶和应即贞观九年入唐为侍子的于阗王尉迟屈密之子，后王尉迟伏阇信之弟。”然而，贞观九年入侍唐廷的于阗质子一直在长安城安居乐业，此人就是《宋高僧传·智严传》提到的智严法师。其文曰：“释智严姓尉迟，本于阗国质子也，名乐。受性聪利，隶鸿胪寺，授左领军卫大将军、上柱国，封金满郡公……神龙二年五月，奏乞以所居宅为寺……景龙元年十一月五日，孝和帝诞节剃染。”《贞元新定释教目录·智严传》亦载：智严“自惟生居异域，长自中华，幸得侍奉四朝，班荣宠极”。可知智严法师本为于阗国质子，生于西域，长于长安，历经唐初四朝。唐中宗景龙年间智严尚在世。上溯四朝，适为中宗、武则天、高宗和太宗四朝。从时间推算，智严法师尉迟乐似即贞观九年入朝的于阗国质子。既然毗沙郡公许给了贞观六年“以丹青奇妙”入侍长安的尉迟乙僧，那么贞观九年入朝为质的尉迟乐只能许以他地。尉迟乐受封的“金满郡”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城北20公里的护堡子古城，当时尚在麹氏高昌王朝统治下。贞观十四年太宗平高昌，始于高昌国北设庭州，下设金满诸县。因此，尉迟乐的“金满郡公”和尉迟乙僧的“（毗沙）郡公”一样，不过是个虚衔。于阗将军叶和于贞观十年身亡，自然不是景龙年间仍在世的尉迟乐。所以，第一种可能性似应排除。
我们再看第二种可能性，于阗将军叶和是否为当朝于阗王之弟。据《新唐书·于阗传》，贞观六至九年尉迟屈密执掌于阗大权，《旧唐书·于阗传》称之为“尉迟屈密”。两名之中当似以《旧唐书》所记为是。汉语“密”字是个以／t／收尾的入声字。 故疑“屈密”译自于阗语
，相当于梵语
（多牛的），或译“瞿摩帝”。于阗名刹瞿摩帝寺就以此为名。敦煌写本Ch00296和P.2958 两份于阗语使臣报告分别提到了于阗王瞿摩帝太子和太师。（注：H.W.Bailey,"The Seven Princes,"BSOAS,Ⅶ.3-4,1948,P.621;H.W.Bailey,Saka Documents,Text Volume,London,1968,P.110-111；张广达和荣新江：《于阗史丛考》，上海书店，1993年，第284页。）从时间看， 尉迟跋质那似为于阗王尉迟屈密之弟，兄弟二人皆为隋代于阗王卑示闭练之子。 《名画记》卷8云：洛阳毓材坊“大云寺东门两壁《鬼神》、佛殿上《菩萨》六躯、《净土经变》、阁上《婆叟仙》并尉迟画，《黄犬》及《鹰》最妙。”有学者认为，这几幅尉迟画出自尉迟跋质那的手笔。（注：李吟屏：《佛国于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 第116页。）然而，大云寺乃武周天授元年所置，至开元二十六年易名开元寺。大云寺的尉迟画只能作于公元690—738年间。这时尉迟跋质那恐怕早已不食人间烟火。跋质那的艺海生涯主要在隋代，所以《名画记》卷2 说“尉迟跋质那在隋朝”。同书卷跋质那本传又云：“尉迟跋质那，西国人。 善画外国及佛像，当时擅名，今谓之大尉迟（其《六番图》、《外国宝树图》，又有《婆罗门图》，传于世）。”这几幅画才是跋质那的作品。 《名画记》卷8尉迟乙僧本传说“时人以跋质那为大尉迟， 乙僧为小尉迟”。（注：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八大尉迟本传。）既然唐初跋质那仍有画作问世，人们不禁要问，贞观十年身亡的于阗将军叶和是否为这位于阗画师。我们以为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大唐毗沙郡将军一职是个实衔，和尉迟乙僧及智严法师所封“（毗沙）郡公”或“金满郡公”等虚衔不同。尉迟跋质那不爱江山好丹青，因而登上隋唐绘画艺术巅峰。他未必愿意担任这种职务而把人生消磨在官场上。所以，第二种可能性似乎也要排除。
这样，我们就不得不考虑第三种可能性。大唐毗沙郡将军叶和即当朝于阗王。据《新唐书·于阗传》，贞观六至九年于阗王尉迟屈密当朝，贞观九年遣子入侍。如果说贞观六年尉迟屈密被授予毗沙郡将军仅是名义上归顺唐朝，那么贞观九年尉迟屈密遣子入侍无疑标志着唐朝与于阗正式确立了君臣关系。毗沙郡将军是唐朝专为外族首领设置的职官，可能相当于后来所谓“归化将军”。唐显庆三年，高宗“置怀化大将军，正三品；归化将军，从三品；以授初附首领，仍分隶诸卫”。（注：《旧唐书·高宗纪》。）究其渊源，这个制度始于贞观初太宗向外族首领授毗沙将军之类的衔位。唐朝归化制度正式建立后，使归化将军地位降低。在此之前，归化将军必为高官，很可能专门授予外族首领。我们甚至怀疑，大唐毗沙郡将军相当于后来毗沙都督府最高行政长官——都督，当由于阗王本人亲自出任。
于阗王首次遣子入侍唐廷事出有因，似与唐太宗平定吐谷浑有一定关系。贞观九年，太宗命李靖和侯君集兴兵讨伐吐谷浑。吐谷浑可汗伏允亡走西域。唐军追击伏允“至沮沫西境。或传伏允西走，渡图伦碛，欲入于阗。将军薛万钧率轻锐追奔，入碛数百里，及其余党，破之。碛中乏水，将士皆刺马血而饮之……伏允大惧，与千余骑遁于碛中，众稍亡散，能属之者才百余骑，乃自缢而死。”（注：参见《旧唐书·吐谷浑传》。）《资治通鉴》卷194将此事系于贞观九年五月。 沮沫在今新疆且末县，其西“数百里”显然已进入于阗境域。对于唐军追击吐谷浑可汗是否远及于阗，《通鉴》注家胡三省表示怀疑，不过有迹象表明，薛万钧追击吐谷浑可汗确实远及于阗，并极大地震慑了塔里木盆地诸国。正因为如此，西域诸国纷纷于贞观九年来朝。疏勒国遣子入侍，西突厥两次遣使来朝，大秦景教僧阿罗本来长安均在是年。于阗王选择这年遣子入侍想必与唐太宗平定吐谷浑、西域门户进一步开放有一定联系。
《旧唐书·于阗传》记贞观十三年，于阗王“又遣子入侍。及阿史那社尔伐龟兹，其王伏阇信大惧……伏阇信于是随万均来朝。高宗嗣位，拜右骁骑大将军，又授其子叶护玷为右骁卫将军”。以前读唐史一直不明贞观十三年遣子入侍的究竟是哪一位于阗王？如果是尉迟屈密，他为什么时隔四年再次遣子入侍。如今见到大唐毗沙郡将军叶和墓表，恍然醒悟，于阗国再次遣子入侍可能意味着于阗国的改朝换代。这次遣子入侍的于阗王大概不再是老王尉迟屈密，而是新王伏阇信之子叶护玷。“玷”字中古音读作
。（注：敦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09 页。 ）这位于阗王子的名讳疑为于阗语tumna（强大的）的音译。叶护玷就是后来继承伏阇信王位的伏阇雄。伏阇雄之“雄”似为前引于阗语词的意译。
关于唐代于阗王的各种称号，于阗语文献有所记述。 于阗文献（V.2.6392.2.1）记有“于阗王、尉迟曜（
）、 沙尼罗叶护（
）在位第……年”；于阗文献（Ⅱ7.8.1—2）还提到“于阗王、尉迟说（
）、刺史、阿摩支、尉迟罗叶护（
）在位第17年”。（注：H.W.Bailey,Dictionary of Khotan Sak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413）由此推测， 于阗将军叶护墓表残缺部分大概是“于阗王、尉迟屈密、阿摩支”之类的称号。为便于今后的研究，我们将隋末唐初于阗王世系列表于下（参见表一），并提出胡语名称复原方案，供研究者参考。（注：“──”表示王位继承关系；“│”表示父子关系。）
表一：隋末唐初于阗王尉迟氏族系表
四、大唐于阗将军叶和墓表与于阗王陵
如果大唐于阗将军叶和墓表的主人真是于阗王尉迟屈密，这个墓表原来应在于阗王陵园。这个墓表究竟如何发现，值得深究。
侯立中藏拓本有题跋，对墓表来龙去脉作了简述。文中说：“余友马君于民国二十二年随欧人赴西北考查生物，在新疆天山南路葱岭迤东，与土耳其交界阿克苏河下游发现二倒唐代墓碑，丰草蓊翳，坟迹湮没无存。马君素嗜碑帖，当自手拓得十数份。又二年，马君返平，赠余二份，虽非珍品，殊堪欣慰，远在数千里外，人迹罕到之处确系难碑拓。按唐代征服和阗后改称毗沙君，置督府镇守，惟唐史无叶和之名，想系时一裨将耳。乙亥仲夏野凫谨识□（阴刻朱印）。”侯立中还介绍说：野凫原名王瀛，清光绪年间翰林王景禧（？—1922年）的次子。山东费县人。当年住在北京，60年代末去世。（注：薛宗正，前揭文，第1—2页。）据此，马君于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随某个欧洲西北考察团从北京到新疆考察生物，在阿克苏河下游发现这个墓表。1935年马君返京，将拓片分赠友人。同年（即乙亥年），马君友人野凫为这个墓表作跋。
据我们调查，1933至1935年在新疆进行科学考察的西方学者只有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A.Hedin）。 他被南京政府聘为铁道部顾问，乘汽车到新疆勘察道路交通。可是斯文·赫定此行向西最远到焉耆和库尔勒一线，没有去阿克苏。随同斯文·赫定考察的中国学者有尤寅照、陈宗器、杨钟健、龚继成、黄文弼和两名蒙古族司机，并无马君其人。（注：关于斯文·赫定的最后一次新疆考察，参见Jack A.Dabbs,History of the Discovery and Bxploration of Chinese Turkestan,theHague,1963；斯文·赫定著、徐十周等译：《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35）》，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29—430页。）
这个时期的中亚探险史还发生过一件事，似与马君西行有关。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瑞典天文学家安博特（N.Ambolt）本来定于1932 年末返回北京，但他却长达8个月没有任何消息。为此， 斯文·赫定派瑞典地质学家那林（E.Norin）等人到新疆寻找安博特。不久斯文·赫定接到安博特从和田打来的电报，说他正准备取道印度返回北京。赫定电令寻找安博特的人员立即返京。这时那林已从北京乘飞机到肃州，然后西行新疆寻找安博特。（注：王忱：《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大事记》，中国地质学会编：《开创中外科技合作的先驱》，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102—103页；斯文·赫定著，徐十周等译：《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35）》，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26页。）马君也许是1933年5至10月随那林到新疆寻找安博特的中国随员。那么马君的新疆之行应遵循安博特考察路线，也即阿克苏—和田—昆仑山一线。这将有助于解释马君为什么在阿克苏河下游发现了这个墓表。令人不解的是，这件事发生在1933 年下半年， 马君为什么拖到1935年才从新疆返京？切望知情者能向学界释疑。
这个墓表的发现地点也令人扑朔迷离。阿克苏河发源于西部天山，今新疆与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交界处。这条河的上游称“托什干河”，下游称“阿克苏河”，最后与西来的叶尔羌河、南来的和田河共同汇入塔里木河。阿克苏于唐代属龟兹国领地，时称“拔换”。我们很难想象于阗王会把自己的陵园建在邻国龟兹境内，马君之说颇有疑问。所以，这个于阗王室的墓表未必是在阿克苏河下游发现的。即便真在这里发现，也是后人从于阗王陵园盗运此地。无论如何，阿克苏河下游不是于阗将军叶和墓表的原生地。
关于于阗王陵，60年代以来不断发现重要线索。和田有个叫伊玛姆木沙·卡孜木麻扎的地方，位于和田市附近约特干遗址东南的阿拉勒巴格以南15里处，今属和田县布扎克乡阿孜那巴扎尔村。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杨镰调查，60年代末有人在此地挖出一具古尸，身裹绫罗绸缎，是个10岁左右的女童。（注：这具古尸原在于阗地区群众艺术馆库房内，今已下落不明。参见杨镰：《荒漠独行》，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第264页。）据考古发现，于阗人本来实行土葬， 和田洛普县山普拉发现的先秦两汉于阗人墓地即为土葬墓。佛教传入于阗之后，于阗人开始实行火葬。公元3世纪中叶， 中原高僧朱士行在于阗去世，“依西方法阇维之，薪尽火灭，尸犹能全……因敛骨起塔焉”。（注：梁慧皎：《高僧传·朱士行传》。）北魏高僧宋云西行求法途中曾访问于阗。他在游记中说：于阗人“死者以火焚烧，收骨葬之，上起浮图……唯王死不烧，置之棺中，远葬于野，立庙祭祀，以时思之”。（注：参见《洛阳伽蓝记》卷五引《宋云家记》。）伊玛姆木沙·卡孜木麻扎附近发现的于阗女童死后未焚，若按于阗葬俗，或为于阗公主。1984年，伊玛姆木沙·卡孜木麻扎附近相继出土三具大型彩棺。一具绘有精美的菱格纹图案；另外两具用赭色和黑色线条在彩棺四面绘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方神灵和对鸭图案。其中一位墓主人头裹白绫，墨书“夫人信附宰相李枉儿”。于阗王本姓尉迟氏，后得李唐王朝颁赐，改姓李氏。和田博物馆的李吟屏先生据此提出，伊玛姆木沙·卡孜木麻扎一带应是于阗王陵园所在地。（注：李吟屏：《古代于阗国都再研究》，《西北史地》1990年第3期，第23—36页。 ）其说颇有见地。这个问题已经引起新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1996年5—6月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发掘了这个墓地中的12座墓，据说“均为竖穴墓，出土箱式木棺和木槽棺，部分绘有精美的纹饰。单人葬，尸体、服饰保存较好，随葬唐代钱币、木器等。其时代约在唐代”。（注：王炳华和杜根成主编：《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续）1990—1996》，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7年，第753页。 ）考虑到唐以后于阗王室仍袭用李唐姓氏，这座于阗王陵园或许要沿用到五代时期。于阗将军叶和墓表本该在于阗王陵园内，不知何时被人盗运到阿克苏河下游。
英人斯坦因（M.A.Stein）多次到于阗考察。据他调查， 于阗故都在今和田市西南约特千古城。该城东南13英里（约41华里）有座佛教塔庙遗址，当地人俗称chalmakazan。研究者注意到的， 其名当即于阗语tcarma之音译，也即于阗名刹——赞摩寺。《魏书·西域传》说于阗“城南五十里有赞摩寺”当为信史。在斯坦因的考古报告中，伊玛姆木沙·卡孜木麻扎被称作Imam Musa Kasim圣地， 约在约特干古城与赞摩寺遗址之间。（注：M.A.Stein,Serindia,vol.1,Oxford,1921,P.94 ）斯坦因据《大唐西域记》卷12有关记载，认为伊玛姆木沙·卡孜木麻扎就是于阗都城南十余里大伽蓝所在地。《水经·河水注》记于阗国“城南十五里有利刹寺，中有石靴，石上有足迹，彼俗是辟支佛迹”。据此，唐代于阗都城南十余里的大伽蓝疑为北魏时期于阗国的利刹寺。据北魏高僧宋云介绍，于阗王自有一套陵寝制度。国王安葬后，“立庙祭祀，以时思之”。受印度和中亚佛教建筑艺术影响，于阗王祖庙完全可能采用塔庙形式，而辟支佛寺即为塔庙形式。那么北魏于阗国利刹寺和玄奘所见大伽蓝完全可能是于阗国太庙所在地，我们应立即采取保护措施。
单凭现有资料尚难以对如此复杂的问题得出确切结论，但是本文的讨论似可说明以下几个问题：其一，30年代在新疆发现的大唐毗沙郡将军叶和墓表相当重要，可能是唐初于阗王尉迟屈密陵墓前标记物。发现地点阿克苏河下游不是这个墓表的原生地，它原来应在于阗王祖庙或陵园，很可能在新疆和田县布扎克乡阿孜那巴扎尔村的伊玛姆木沙·卡孜木麻扎一带。其二，从时间看，墓主人似为唐初于阗质子尉迟乐之父王及于阗大画师尉迟跋质那之王兄，他和跋质那兄弟二人可能是隋代于阗王卑示闭练之子。其三，这个墓表首次揭示唐朝设毗沙州之前唐太宗曾在于阗设置过毗沙郡。其四，这个墓表还有助于说明于阗王伏阇信继前王之位可能在贞观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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